万湖会议

一部和十二怒汉很像的片子，但塑造了截然相反的叙事表达——人类文明去往何处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分。

Overy在The Second World War: A Barbarous Conflict中谈到了二战东线骇人听闻的野蛮性，并表明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双方都为各自的信仰而战”。

苏联，显而易见，是将这场战争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而对于德军来说，这是抵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红色意识形态威胁的正义战争（这种关联早在一战末德国国内工人革命时期就已出现），加之希特勒所承诺的“不追究责任的战后新秩序”加剧了士兵对国际法的僭越与漠视，反而使得1939-1940德法英之间相对“文明”的战争成为了二战中的例外。

这种观点被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所支持，Reinhard Heydrich在片中说，“谁不想生于和平？

但命运偏偏选择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措辞传达了这样一种讯息，即彻底清除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使命，他们将自己视为殉道者。

辛德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美丽人生、波斯语课、钢琴师等数不胜数的影片从正面描绘了为了信仰赴汤蹈火的狂热与血腥，但万湖会议笔锋一转，展现了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群理性人以资金财力、物流运输、权力划分、技术劳动力为博弈，以高效、可持续为宗旨，严格遵守了斡旋、协商与洽谈的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会议中，谈判桌下往往会达成比谈判桌上更多的实质内容），达成了一个条理清晰规划明确面面俱到的解决方案——种族屠杀。

在我看来，尽管诚然这种官僚层级设置确实分担了个人责任降低了心理压力，但这并非所谓恶的平庸性，也并非他们高度缜密如机器般丧失人性，而是植根于最坚定的非理性信念（这从各个角色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即排除异己，净化血统，抑或是费舍尔所论述的犹太恐惧症，这反而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最人性的。

桌上的人是军事高层，因此需要以理性高效的方式制定方案进行指导，而至于其他，则交给那群被感性支配的乌合之众——Dr Kritzinger所忧虑的德国年轻人。

这是信仰的一体两面。

大公司里干过的人对这种会议肯定无比熟悉。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多部门高层会议，来自不同派别各有各的立场。

参会者个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会议招待/组织相当高规格，会间茶歇点心、餐食酒水无可挑剔。

会上偶有唇枪舌剑，但大部分时间大家言辞优雅，语调内敛，不时穿插些活跃气氛的小笑话。

会议的目的不是真的要讨论什么，其实结论在会前早就定好了，只是借着开会把结论给各部门传达一下，表示下姿态，证明这是经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决议。

相信任何一个在职场或者体制内工作过的人对这种会议都司空见惯。

只不过这个会议的议题比较特别：怎样最终解决日益严峻的犹太人问题。

其实本片的精华就在开头的自我介绍环节，认识每个人，了解每个人的立场，才能看懂会议讨论的意义。

法学专家斯图卡特博士真是在纳粹屠杀中最典型的德国精英了。

他对犹太人的最终清除没有任何异议，对犹太人没有任何同情。

他只是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必须按照字面意义严格执行。

对于犹太混血的身份鉴定问题，海德里希观点是，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可以不算，前提是此人必须在行为和思想上没有任何犹太痕迹。

斯图卡特就受不了了，他的观点是法律不能这么依赖于主观判断来执行，这么太不严谨了！

当谈到德国人和犹太人婚姻的处理方案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处理离婚的民事法院得累死，犹太人被“清除”后他们的德国配偶要怎么处理呢，算丧偶还是算离异？

财产怎么继承？

社会关系怎么处理。

一本正经地讨论手续问题。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第275-284页，各位读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请查考《伦理学术》第13卷实体书1942年1月，纳粹德国政权的高层决策官员召开万湖会议，讨论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2022年，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的电影《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为我们呈现了会议的真实过程。

万湖会议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工作会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会前交流、开场致辞、茶歇闲聊。

可是，这场例行公事式的会议却决定了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

消灭整个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在他们口中只是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工作术语。

与会的纳粹德国官员们坚决而高效地贯彻了元首的指示，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落实。

这些政治精英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讨论各种解决方案，商讨了种族、效率、运输、人手分配等问题，冷静而不动声色。

他们是如此专业且敬业，经过细致计算与充分讨论，协调各方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灭绝方案。

整个会议严谨高效，可以说相当成功。

这个方案不仅高效而且很有秩序感，比如犹太人要在上车前签署财产放弃协议，履行手续会给他们一种安心的感觉，目的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在登车的时候还保留一种秩序感的幻觉。

在会议的整个对话中似乎没有一句流露出残暴和凶狠，却决定了所有1100万犹太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有秩序的、高效的、技术化的执行方案，使得种族灭绝成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行为，问题是，他们谈论犹太人的生命如同在讨论物资，这批物资需要怎么运输、如何隔离、如何消失、如何获得相关收益。

万湖会议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大面积消杀”，与会人员在冷静、理智的讨论氛围中，谈论“把犹太人隔离起来，进行大面积消杀”，似乎在决定如何处理病毒的健康卫生问题。

轻描淡写之下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些“政治精英”当作物品给完美处理了。

他们似乎也有普通人那样的感情，比如他们会心疼如果射杀1100万人需要用掉1100万的子弹，心疼即便昼夜不停地干活也要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甚至还担忧射杀犹太人可能给德国士兵造成心理问题，而在提出毒气室的解决方案后，一切担忧又都消除了。

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案，一切都仿佛是官僚系统的一个日常决策。

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迟疑去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在那些“政治精英”眼里，人不被当作人，人消失了而只有物的存在？

他们只会科学地工作，而对“人”视而不见？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1认知与思考谈到纳粹之恶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但“平庸的恶”影响太大，已经被滥用，且充满争议与误解，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名区分：知性是把经验直观的材料纳入范畴的框架中的认知活动，它善于分析，是把整体的世界分割为部分来研究；而理性是对整体的思考，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理性不会满足于仅仅成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它总是具有超越知识的限制去思考的倾向。

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

阿伦特继承了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但进一步对康德做了新的解释：“康德也没有给信仰留下地盘，而是给思考留下了地盘。

”与康德不同的是，阿伦特认为知性是寻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理性从事的是思考活动。

认知可以形成关于世界的许多具体知识，这是一个可以不断积累和前进的过程。

知性具有生产性，其求知活动出于实用的需要，而思考探究的是意义，思考以自身为目的，并不留下特定的成果，而求知的成果则可以不断积累和增长。

知性活动是顺从现实，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适应现实，在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和权衡。

现代社会过度崇尚实用知识，往往认为思考是无用的；思考与现代社会强调进步、发展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思考容易被边缘化。

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知性取代思考，以为知性就是思考，我们推崇的是聪明和有知识的人，知性取代理性就导致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不会思考，他们善于生产知识，忙于解决问题，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知识是排斥思考的。

因为不满足于纯粹的思辨活动，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借助望远镜揭示了宇宙天体的奥秘，确证了原来只能靠假说和思辨为基础的认识，这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

同时伽利略又使得现代人有理由怀疑一切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现象和观点。

望远镜指向天空意味着人类视角的重大转换，我们从原来依赖感觉器官到从宇宙的视角来观察地球，由此便不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器官来了解世界。

随着天体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了解不再依赖感官，而是通过精确的仪器来确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世界，一切都以还原为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为目标。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自然科学开启了通过实验操纵自然的范式。

而笛卡尔通过内在的我思来确证存在，则进一步使人和现实世界疏离开来。

现代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却越来越感觉到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导致家园感的丧失越来越明显。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世界的神秘性逐渐消失，人的想象力也随之急剧萎缩，能够激发思考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人逐渐成为只会机械反应的生物。

于是，人们只能在被动反应中自得其乐，特别是随着算法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上充斥的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即是典型例证。

同样，时下流行的“小镇做题家”也是不会思考的人，他们只是具有丰富的解题技巧，能够在各种考试中取得高分，善于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和迎合出题人的想法。

“小镇做题家”只注重思维技巧的训练，以为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以事先预制好。

他们却不会质疑题目本身可能是错的，进而跳出试题的框架和逻辑来思考。

思考是超越认知的活动，也就是超越控制世界的狭隘认知，不是以操控的方式来思考。

如果离开意义的思考，人类的认知活动就很容易成为控制世界的工具，而思考能够使我们从狭隘的功利视角解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比如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活动。

诸如考虑一道数学题怎么做，如何写一篇好论文都是知性意义上的计算，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思考。

思考并不寻求真理，思考探求的是意义，比如关于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寻求意义是人类心灵的自然需要，这种探求并不形成稳固的真理或知识，而是产生不断变化的意义。

思考的重点并不考虑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其存在的意义。

比如对于上帝的思考，并不能证明上帝是否确实存在，但仍然富有意义。

因为意义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思考上帝存在对于人的意义，其实是思考超越世界的意义、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无论上帝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必然值得思考。

思考以自身为目的，不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因为看到现实中幸福的人、正义的行为、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如苏格拉底那样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

这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永远不会有固定结论。

西方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强调实践领域和思辨领域的截然分开，但阿伦特则把两个领域结合在了一起，认为思考并非纯然就是对世界的静观，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动。

“当每个人都无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裹挟而去，那些思想者就从隐藏中凸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思之所以是一种行动，因为它不害怕外在的权威，不顾忌支持或反对人数的多少。

▲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2J权体制下没有思考虽然说，思考是高于认知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强调思考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思的能力，只要有健全认知能力的人都有进行思考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和个人的教育背景或社会地位无关。

它并非少数人士的特权，比如职业思想家所垄断的能力。

而且，没有思考能力和愚笨不同，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具有较强的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但可能不会思考。

所以说，这些与会的高学历、高智商的政治精英并不会思考，因为他们只会用知性解决问题，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把大屠杀简化成了数字和流程，把一件极端罪恶的反人类的大屠杀拆解成小环节的工作流程，这样每一步似乎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因为看不到整体的罪恶，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知性的高度发达可以非常高效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没有思考解决问题本身的是非对错，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也不会去思考命令规则背后的合法性与意义。

如果我们不对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进行思考，而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来维护秩序，就会成为恶的帮凶。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万湖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对话，没有思考，只有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计算，没有撤离世界的孤独的思，也没有为他人的思考。

如此高效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在J权体制下才得以可能，如果没有沉默的大多数的合作，极权体制不可能成功运行，而且这个官僚体制会鼓励服从，使得服从上升为最高美德。

于是人们只需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也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就是说，仅仅是希特勒那样体制的最高领导者需要承担罪责，其他人好像都是受害者。

他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是因为J权主义体制自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这个体制内所有的人都变成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所有人的生命和思想。

每个人都变成了螺丝钉，变成一个机器的零件，个人成为庞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小小齿轮，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些被角色设定的人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

J权主义消灭了人们思的能力，使人成为提线木偶一样的存在，如同艾希曼那样只知道盲目服从上级命令，按照既定目标来高效地解决问题，却不会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正当性，服从命令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以艾希曼为代表的这些人工作尽责、忠于上级，认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似乎只是运气不好，碰巧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工作，本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就是一个模范公民。

艾希曼他们不是恶魔，似乎只是普通人，甚至在家庭中是个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纳粹的J权体制把家庭中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吸纳进来，成为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服从者，在复杂的官僚程序中消解了个体责任。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似乎只是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他们本身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

杀人成为一项工作，艾希曼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他知道如何高效地组织和安排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成为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完美工具。

于是，屠杀变得普通而平庸，如同完成日常的一项公务活动，这使得纳粹体制的齿轮能够顺利运转，使得“最终解决”这样恐怖的方案被转化为一个技术的操作问题。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单一的观念来完全解释一切，而且是用形式上合乎逻辑的方法提供一整套解答，但是整个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思考的。

比如对历史进行全知全能式的解释，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纳粹的种族主义典型体现了这种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

意识形态似乎提供了所有问题的解答，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来解释一切现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并且结论具有不可妥协的极端性。

意识形态通过体系的严密性和语气上的确定性排斥了思考的必要性，逻辑的外衣代替了人的内在思考自由。

为了能够实现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需要消灭任何不确定性，因为它已经用一套思想体系解释了一切，它已经代替了个人思考，所有的人就无需思考。

而思考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思考充满不确定性，它总是以怀疑的姿态来审视一切，思考者就会常常处于徘徊和犹豫的状态之中。

思考的怀疑精神正好是对意识形态的确定性的否定。

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观察到，没有思考能力的显著标志就是只会使用陈词滥调，只会讲没有任何个性的空话和模式化的套话。

艾希曼他们使用的唯一语言是官方的语言，这种空洞的语言无法做到与他人进行真正的沟通，因为没有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

艾希曼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事先预制的套话，这是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的内在循环，他的话语严重脱离现实，与真实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他失去了用事实来修正自己观点的能力，也失去了站在他人视角上去观看、去感受的能力，以至于明显的恶，比如杀人貌似也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思考是从他人和世界的角度思考。

因为思考植根于经验，思考的对象是个体的真实经验，没有经验也就没有思考。

而陈词滥调的俗套与格式化的语言，也不可能激发任何积极的反应。

思考需要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通过想象，把经验意向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成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

但是艾希曼只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里，这使得判断变得没有必要，也无需承担思考的风险。

似乎无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只需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就可以安然度过一生，成为被称颂的好人。

陈词滥调不仅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使用J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就是与恶合作的开始，不能进行真实的言说正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体现，因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就打开了做一切事情的可能。

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只会用官方的套话和那些陈词滥调进行言说，所以，没有思考能力使他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诞，对职业行为中的是非对错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

可以说，那些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不会思考使我们非人化，也就具有了作恶的潜在可能性。

总之，思的能力与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紧密相关，没有思考能力意味着把服从规定和命令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反思的服从可以酿成严重的恶行，而思则可能会阻止恶的发生。

虽然思考不会产生具体内容的结论，但可以避免没有反思而只会服从的可怕后果。

▲ 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3.19-1962.6.1）角色海报3思考与对话思需要从世界中抽离，但并非逃避世界。

“思考虽然是孤独的事业，但又取决于他人才得以可能。

”我们在世界中从来不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单独存在。

思考需要言说，需要与他人分享，包括交谈时的表情、动作、姿势、听者的回应。

与他人一起思考，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或达成共识，而是因为他人是启动思考的契机，他人可以使我们从封闭的命令和规则中摆脱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处于开放和运动之中。

和规定、规矩、命令这些封闭我们思考空间的要求不一样，他人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变得开放与流动起来。

也就是说，思总是包含他人、关照他人，简单来说，就是使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能力。

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质疑可以激发思考，以便重新审视熟悉的现象和观点，从而避免随波逐流。

相反，没有思考能力也与人们的相互隔离的孤立状态相关。

纳粹的J权主义造成德国社会的相互隔离，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被切断，人们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取消了多样性，只剩下国家主导一切。

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崩溃，人们不可能在公共空间进行共同言说，没有互相交流。

没有思考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从他人的角度思考，无法想象他人的存在。

思考时的交谈和对话并不一定需要他人事实上的在场，而是可以让他人在精神中内在化，以假想的方式出现。

这种假想的与他人的对话可以避免思考的专断。

思考需要在与他人交往当中来进行磨练。

一个人若拥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扩展的精神”，就能够超越感知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从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识，即康德所说的共通感。

思考和想象力彼此相连，思考意味着运用想象力，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

通过想象，使得不在场的事物呈现在意识里，想象那些不在场的他人会如何言说，这样他人就能够被听到和看见。

扩展的精神需要他者的在场，需要与他人进行不断对话和交换观点，通过不同视角的比较，各种观点互相冲击和融合，从而多样化的心灵可以彼此共存。

思考不仅是一种与他人的对话，而且需要与自己对话。

思考是需要单独进行的活动，人们需要从世界中撤离转而与自己对话。

阿伦特将思考描述为“二合一”（two-in-one）的对话，即“我和我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这种“二合一”需要孤独、自我和谐，以及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的能力。

心灵内部的两个自我互相成为朋友，平时他们如朋友般相互信任，处于一种和谐关系。

思考是一种内在对话，它需要自我的内在分裂，当这个“二合一”的自我内部产生不和谐，也就是说产生差异和矛盾时才可能开启自我的内在对话。

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也是复数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思这种精神活动使我们成为复数性的存在。

不同的自我可以产生不同的声音，从不同角度进行对话。

与自己对话也就是与自己的良心相伴，听从良心的声音。

思考需要独处，免于外界干扰的时候，在安静状态下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思考，才能听见良心的声音。

“思需要独处，但并非孤单，独处（solitude）是与自我相伴的状态，孤单（loneliness）是当我一个人时，不能把自我分离为合而为一的存在，不能够与自己相伴的状态。

”良心的声音是良心不安的时候，良心说“不”的时候。

而为什么万湖会议上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因为从来没有谁质疑或反对过“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考虑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务。

这种情况下，沉睡的良心就没有机会得到唤醒。

“可以说不”的良心并不在于对纳粹J权体制的具体运行了解多少，主要在于能否听到内在良心的声音。

阿伦特把苏格拉底看作良心的典范。

苏格拉底害怕违背自己的良心，害怕与自己的良心相矛盾。

当苏格拉底从市场中撤离，与良心独处的时候，常常需要面临良心的严厉拷问。

良心常常是否定性的，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拒绝做某事，因为思考并不会直接产生具体的道德知识或价值。

良心只是告诉我们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不能这么做，比如让他人遭受极大痛苦，如果做了就不再能够和自己和谐相处。

如果这么做的话，生命将不值得一过，宁可去死，正如不能说“2+2=5”那样简单。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不可教，其实思考同样不可教，思考需要唤醒。

只有苏格拉底那样有觉醒的意识才可以唤醒他人，他并不会教具体的知识，也不是去灌输一些教条，而是帮助他人思考、启发他人思考。

就如助产士那样，帮助人们产生原本就隐含在心中的思想，又像牛虻那样刺醒沉睡的人们，唤醒他们去思考。

同时又如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

麻痹描述了思考的一种状态，一种困惑迟疑的状态。

思考从来不会让困惑停止，而是始终伴随着困惑。

思以惊讶为契机，因为对自然的现象或观念困惑就会引发思考，而且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束之后，困惑并没有消除，因为这些形而上学问题没有可以到达的最终目的地。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4思考的勇气思考是一种不断自我解构的过程，可能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也就是说思的流动性同时蕴含着危险性，它会摧毁任何已有的东西，甚至摧毁美好的价值和秩序。

极其善于思考的思想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暗合就是危险性的典型体现。

思考也会带来精神的痛苦和分裂，使人没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思考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冒险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害怕思考、抗拒思考。

所以思考也需要勇气，需要勇于冒险的意识，这种思考是不遵循先例的，是勇于打破界限的。

正如康德在《何谓启蒙》里所呼吁的，启蒙就是大胆去思考的勇气，它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的心理，以便摆脱受监护状态。

同样，思考就是对主流说“不”的勇气，进行拒绝的勇气。

不相信任何主流的教义，比如对于进步信念的质疑，对于技术崇拜的反思。

相反，不愿思考、不敢思考的人犹如时下陷入内卷的人，他们不会跳出现实的系统而陷入内部不断强化的恶性竞争中。

阿伦特又提醒我们思考需要记忆的支撑：“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一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一卷走。

”如果我们保有对极权主义的记忆、万湖会议的记忆，思考才有扎根的深度，才不会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失去方向。

勇于记住所发生的，勇于反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使我们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 《万湖会议》剧照5思想的风暴思考和生命一样，是活生生的，很难进行抽象的描述，于是阿伦特呈现了一种思考的现象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具体而生动的形态。

思考意味着我们从世界中隐退，也就是与世界保持距离，让世界变得陌生化之后，思考才得以开始，为此思考不会被现实世界具体的时空所束缚，作为表象思维，思考的对象是呈现在意识里不在场的表象。

思考是寻求理解意义和建构意义，而意义没有真假之分。

所以思考不需要固定的结论，即使有结论也是暂时的，它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思考其实是打断日常生活的惯性，与现实世界断开之后，停下来去反思的能力。

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之后，就可以对习以为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暂停与所有日常现实的关联，重新审视发生的一切。

这样就可以使人从偏见和麻木中摆脱出来，从而恢复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所以说思考不是为了寻求行动的指南，或者建立什么规范性标准，思考具有开放性，能够打开新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思考的这些特点和风吹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风吹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风的存在，思考也是运行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存在。

风吹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方向也不占有固定的地方。

因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活动可以随时开始和随时结束，如风吹一样，事先并不知道方向，充满变化。

无形的风是抓不住的，思也是一样。

这种不可预测的思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产生新的可能性。

如同著名的珀涅罗珀之网，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晚上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拆开重新编织，思考是一种永远处于自我解构状态下的活动。

可能不在于对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多问为什么，而不是下意识地欢呼或喊打喊杀。

“思想的风暴表征的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别美丑的那种能力。

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所以说，思是黑暗时代的微光，能够带来些许希望。

如果思想的风暴可以经常吹动，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思考，那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会少一些盲从、少一些暴力。

▲ 《万湖会议》出场人物6结语思考并不寻求开花结果，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的思，永远不会凝固和僵化。

思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指导行动，而是揭示意见的不可靠,揭露虚假观念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如果思考带来的是确定的结论，那往往会成为一种教义或教条，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思的活动。

思考的停止或许能够带来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我们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思考的停止就意味着人可以轻易被外力裹挟，做任何被外力要求做的事，同时也是生命力停止的体现，于是生命走向固化和萎缩。

如果没有思考的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所以说，积极思考就是活着的一种状态，没有思考就没有真正活着。

只有在思考中人才成为人，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思考就是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格。

万湖会议是一场二战中后期在纳粹首都柏林一处名为万湖别墅之地举办的一场会议，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在该别墅取景，纳粹高层在这个度假胜地开展了关于“犹太人最终解决问题”之讨论。

我理解这应该也算是一部无战场镜头的二战电影——因为讨论的内容正是二战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之一：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如果不代入讨论的议题，或者把这个议题改成关于国家发展规划或者市政建设等，似乎就是一个带一点德国特色的高层官僚密室会议。

官僚体系和密室政治的套路和流程恰恰给这场会议最大的反差感，因为他们要讨论关于1200万人的生死问题。

犹太人为什么如此被纳粹德国针对，才疏学浅的我无法解释，到底是多么强烈的恨意才需要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要清理完毕呢？

片中的高官可以看出来党卫队是更加忠诚于执行元首的任务，纳粹政府部分高层似有犹疑，甚至对在德国以外的占领区和附属国上的犹太人也要被清理，以及在柏林的犹太人（他们中一部分参加过一战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处理表示吃惊，但最后也同意了方案，用最高效地方式处理掉犹太人。

片中提到了几处地名：维也纳、捷克、布拉格、波兰、苏联、乌克兰、基辅、立陶宛、白俄罗斯、里加、克拉科夫、爱沙尼亚、柏林。

纳粹的魔爪横亘在中东欧，犹太人从历史的回望镜来看，会议举办之时距离纳粹倒台只有两年半时间了，是何等的疯狂才让他们如此不折不扣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乃至于置百万人生命与不顾，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虽然片中的高官声称“不要考虑国际影响”了，但他们还是计划设立了一个供国际人士参观的隔离区，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即便这个隔离区的犹太人最后也要被清理掉。

查了下资料，参加会议的十五人除了二战中死亡和自杀的，其他战后都受到了审判，并根据其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给予量刑，有几个仍在德国工作，其中最年长者活到了1987年，另外有两位似乎是被摩萨德暗杀的。

这部影片是2022年上映的，今年能在国内院线上线，似乎也暗含了什么，战争不远，殷鉴不远，集体的恶更是不远，只能言止于此了。

万湖会议 看的毛骨悚然。

故事不复杂，1943年纳粹德国在万湖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商量怎么灭绝犹太人。

这个议题就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会议过程和电影整体调度。

如海报所示，电影一共出现了16个人物，全部都在一间会议室里，电影也仅仅拍了场会议。

16个人物份量不同，主角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主持会议。

其他角色按会议进程分别负责功能性阐述，还有一位速记员稍微带一点情感线。

开会，都是台词，好在人多，可以给够反应镜头，再加上每个议题对每类人反应不同，于是还有多人反应镜头可以切出来。

过肩中景，长焦近景，大全景，景别相当丰富，节奏其实很快。

但镜头切换并不是电影要秀的主要任务，会议内容才是。

讨论灭绝1100万犹太人，像讨论一个产品执行方案，冷酷而无情。

更可怕的是会议的高效，100分钟的电影，会议过程大概有70分钟。

会议发起人提出总议题，然后各部门负责人讲述部门的实际情况，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

整个会议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发起人开会前并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参与者级别也几乎平级。

但参与者只说和自己部门有关的话，在其他人发言时没有讨论更没有拆台，有疑问也带着解决方式来提，会议极其高效，丝毫没有偏离主题。

会议主持人也没有摆出一副传达精神或者必须听我的架势，而是提出问题，协调各部门工作。

从这点看，整部电影简直是职场会议的教科书，比那些没想明白为什么开会，把工作会议当沟通感情闲聊的扯淡会高效太多。

所以电影才看的毛骨悚然，因为从技术到现实，都是现在的我们只敢想象的内容。

《万湖会议》是一部冰冷的电影。

“冷”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是电影的基调，是电影中人的态度，也是观影后的感受。

1942年1月的柏林很冷，但是最冷的还是莫斯科的冬天，相信当时的德国士兵深有体会。

正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苏联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无论对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军队都是重大的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因素下，被希特勒钦定为继承人的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国分忧”，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召集14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实施“犹太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并不长，只有108分钟，但是看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它所囊括的信息量很大，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是600万人的犹太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既定历史很难不让观众动容。

也就是说，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冷静的语言背后的残忍含义。

这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的粉饰性”。

比如“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灭绝计划”；比如“生物意义上的消除”就是“犹太大屠杀”；比如“就地解决”就是“立即枪毙”；比如“隔离区”就是“集中营”；比如“舒适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毒气杀人”……当这些纳粹高层用如此如此文明、如此优雅、如此中性的词，述说一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人心理上的不适和愤怒，因为这是对600万生命的侮辱和亵渎。

“语言的粉饰性”显然带来了“语言的罪恶感”，语言本身没有罪，是使用语言的人有罪。

不过，这些纳粹高层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德国“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有法律支持，比如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其实就是“反犹太法律”。

不得不说，德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他们尤其注重秩序感。

哪怕在做如此反人类的事情，他们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按照规章制度来。

这种秩序感，不仅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可以令犹太人心安，以便更好地管理。

比如他们会让犹太人签字自动放弃资产，让他们排队等候那一辆辆即将驶来的“死亡列车”。

可即便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还是会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尤其长时间面对“灭绝”、“屠杀”这样的字眼时。

所以，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他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文明语言。

这时“语言的粉饰性”，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自我欺骗。

他们使用一些中性的词语，比如“运输” 、“转移”、“解决”、“处理”，好像工作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货物。

没错，他们就是一遍遍通过语言洗脑，把犹太人不当人看，当做货物一样处理。

这样，他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应对自己的工作。

众所周知，德国人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

电影中，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艾希曼。

它是“犹太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代表人物。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从他与领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性格古板，没有幽默感。

整个过程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声音冷硬，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

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看得出来不管是他的直接上司海因里希·穆勒还是他的大boss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都非常重视。

他在讲述“犹太大屠杀计划”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性：不仅能说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能补充很多的细节，比如每车厢容纳多少人，每个毒气室可以杀死多少人，而这一切都是他实地考察后的结果，秉持着经济、高效、可行的原则。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是工作非常可靠的员工，在纳粹德国是非常得力的“帮凶”。

如果说，“语言的粉饰性”是一种思想上的自我欺骗，一种自我合理化，那么“技术的高效性”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自我欺骗。

人毕竟是人。

哪怕他再冷血，如果长时间地做一个刽子手，面对着鲜血和断臂残躯，也会引发生理不适和精神疾患。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用毒气室，一是这样高效省时省力省子弹，不给前线增加负担。

二是这样可以避免刽子手和受害者直接接触，也就是刽子手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远程控制别人的生死，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

这样不用看被屠杀者死前的痛苦惨状了，也就没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也就尽可能地减少精神疾患问题。

总之，不管是“语言的粉饰性”还是“技术的高效性”，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对人的异化。

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冷漠、更残忍、更疯狂。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人残忍冷漠，对自己人却细心体贴。

影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个牧师家庭出身的博士。

他习惯性地悲天悯人，看起来最富有同情心。

为此，他被年轻士兵所反感，认为他总想让人陷入到道德困境。

后来，他解释道，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担任刽子手的年轻士兵会有精神疾病。

他看起来最为年长，甚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和犹太战友并肩作战，但他也是一位坚定地反犹主义者。

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犹太人凭空消失。

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只是不想给自己国家的士兵带来精神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这些高层领导，如此坚定一致地“反犹”，才是最恐怖的。

他们如此坚定、如此认真、如此冷静去做这样一件种族灭绝的事情，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去实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利于千秋外代的事，并因为能够参与其中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他们的一致性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疯狂。

当集体作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哪怕二战结束后他们被抓捕、被审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正如《朗读者》中的安娜一样，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们如此冷静地处理，说明他们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做的事，肯定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所以，尽管摄影机最后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镜头，你依然会觉得这种谴责和批判是无力的。

因为你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议。

这是影片最后给人带来的冰冷。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

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

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

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

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

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

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

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

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

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

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

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

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

“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

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

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

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

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

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

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

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

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

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每个人把一切都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体现了德国人的精益求精，我们应该视其为美德。

但是为了避兔让这种美德发展成为我们的阻碍，需要我们在面临问题时当机立断，化繁为简。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职责交叉”“正式的官方手续会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规范程序的意义，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能怀着一种秩序感”“三分之一是计划，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混乱，现在干脆把混乱也说成是计划的一部分了”“您是否是为了完成精彩的辦论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

又或者，因为我们的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理解成您这台火车头的刹车片……您的手下意志坚定斗志昂扬，随时准备采取极端措施。

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人们需要准则和规范，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要知道，万物皆有其序”“那我们以后或许会做邻居，孩子们可以一起跳进湖里游泳”“谁不想活在和平年代，但历史偏偏选中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确保他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谁也不要想置身事外”似乎平平无奇，跟四点的邮政局会议并无不同。

而距离这群纳粹中的人类各界精英们坐在一起，把人命去留存活当成数字加减乘除一样讨论，一场带有派系斗争，在不到两个小时的商议如何高效且根除几百万人生死的程序性会议，只过去了80年。

至于人类学会飞行，也不过就了120年。

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为什么觉得无辜？

首先是因为在群体之中。

就好像个体的责任被稀释一样———汉娜·阿伦特再看如今的寰球，所谓文明很近，文明世界很远。

近乎完美的节奏架构和剧本完成度。

被很多人诟病了缺少调度弱化视听，但我认为这不是导演和主创们的能力问题，而是跟全片无配乐一样，同real time≈screen time≈time frame这种设计和高密度的台词信息量一起，形成一种近乎“冷血”风格的吸入式的代入感。

有些艺术片也是这样，但更能让我这种感受主要是在开剧本讨论会时会如此，很烂的剧本和很好的剧本都容易有这种感受。

另外视听语言并不是差，看上去好像是电视剧一样的正反打，但实际上信息量控制的不错，多轴线的使用上也很好。

对于几乎全部坐在椅子上且缺少戏剧冲突的小场景拍摄来说已经下了很多功夫，是拍严肃会议内容的很好借鉴。

或许是如今大家已经不习惯如此频繁的固定中近景镜头使用了。

印象深刻的是关于混血犹太如何处理的讨论，在权力阶级面前，社会规范法律程序的制定和崩坏面前，“人”的存在和感受那么微薄渺小42年德国的时刻侧写结束，随着车辆驶出，聚集了恶魔的别墅变得空空荡荡，松风阵阵轻摇，房屋似乎成为坟墓遗迹，唯有鸦雀呕哑之声———这好像是除了部分台词外唯一的画外音“我真是受够开会了” “我知道柏林有几家高档的俱乐部，可以去那放松放松，愉悦身心” “听上去不错”

现存于世或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组织形态，都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状况：极少数人举行会议并决策，绝大多数人的境遇乃至命运因此被决定。

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纳粹，有些人关注自己的权力、有些人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展、有些人关注自己所谓的理想……在这样那样的目的之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在乎数百万人将因为他们的决议而丧命，即便其中的人道主义者也仅仅只是关注刽子手的精神状况。

海德里希离开前对艾希曼说：（会议记录）注意言辞表达，一切用官方用语表述，我们可不想吓到别人。

所谓官方用语，指的是将杀戮描述成最终解决方案。

并且在会议前，已经安排好，有些东西要记录，有些东西不要记录。

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是邪恶的。

但是他们用所谓的理想主义将罪恶扭曲成事业，又用特殊的语言将这些行为矫饰成无所谓正确与否的行政行为。

会议这件事情，其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当下的语境。

百度实施竞价排名前当然是经过会议讨论的，然后有人因此被出价更高的所谓医院诱骗，丢掉了性命；滴滴在针对被投诉已经有犯罪经历司机的聘用方式决定前，当然是开会决议过的，然后有人因此被侵犯杀害。

更不要说事关各类政策的、那些会对更多人产生更深刻影响的会议。

或许有不计其数的人或许会因此失业、或挨饿、或失去家园、或不得不犯罪来谋求生路。

现如今我们这样平民的命运终究要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会议定夺。

我们唯一能够祈祷的是那些参会者在进行决议时，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权力、或自己接下来工作是否辛苦、更不要放任自己狭隘的认知或傲慢的自以为是去胡言乱语，因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更多人的命运会因此被定义。

电影结尾处的字幕给了我十足的震撼——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惨遭谋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描述了数百万生命的消逝，就像那场万湖会议的形式和最终导致的结局一样。

（一年半之前对照会议记录写的短分析，今天翻文件看到所以发出来。

是搞法史的一点娱乐。

）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的会议记录（首页盖有“帝国机密！

”红章）如今已经可于德国互联网公开下载，经比较2022年德国电影《万湖会议》的内容与会议记录原文，试对电影完全符合史实的部分与创作者进行的修改与添加作简要梳理与分析。

根据记录，会议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权力归属、工作回顾、事件起因海德里希在会议刚开始时就宣布，犹太人的“最终处理”将不区分地域，统一归希特勒及海德里希领导。

（S. 3）【此处未记录其他参会者有任何异议或疑问。

】接着，海德里希回顾了对既往的犹太人处理工作。

“其任务目的是，以合法（！

）方式将犹太人从德国的生活空间里清除出去。

”在海德里希看来，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但犹太人向外移民（Auswanderung）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移民费用由犹太人自行负担，有财产的犹太人需要为无产犹太人付费，按财产数额累进式分摊。

他还着重指出，为保护外汇储备，德国犹太组织指示了外国犹太金融机构处理外汇，截止到1941年10月30日，德国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了约950万美元。

(S. 3 ff.)【这一部分电影未提及。

】第一阶段结束时，开会安排新工作的原因也得到了交代——考虑到战时向外移民犹太人的危险性及东部问题【可能指苏联】，希特勒及海德里希禁止再采取移民方式处理犹太人问题，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新的解决方案。

(S. 5)二、第二阶段：任务形势、工作方案、前景展望在讨论替代方案之前，会议总结了当前的任务形势。

会议记录在此处给出了电影中的欧洲各国犹太人分布表。

(S. 6)【该表并无名称，引导语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涉及到约１１００万名犹太人，他们在各国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３３万犹太人也被列了进去。

对此，与电影不同，会议记录中无人提出疑问。

如果这说明，纳粹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已经对美国宣战的情况下，还有信心统治包含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这似乎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乐观情绪。

】然后，略微提及了解决犹太人问题在部分国家，如罗马尼亚遇到的困难——犹太人能在当地花钱买到外国身份证明。

此外，对苏联犹太人的地域及职业分部进行了尤为详细的记载。

(S. 7)任务形势总结到此结束，接下来开始研讨工作方案。

与电影完全一致的是，根据性别和工作能力对犹太人作出区分，但参与劳动的犹太人也要被“最终解决”的这一大方向很快就被确定了下来。

其中，65岁以上的犹太人不会被清除，而是要被转移到老年人犹太区。

(S. 7 f.) 【一个会议记录中值得关注的数据是，1941年10月31日东部边界的28万犹太人中，65岁以上者的占比高达30%。

这可能说明当时年轻力壮者大多已经逃亡，留下来的更多是年老或无工作能力的穷人。

】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小型权力冲突。

海德里希要求外交部在处理德占区及德国势力范围的犹太人问题上予以配合。

(S. 8) 【但未记载外交部有反对意见。

】最后，与会者展望了解决各国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前景。

(S. 8 ff.) 【过于乐观的预判在这里再次出现。

法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犹太人清除工作被认为“在所有可能性下都不会遇到大的困难”。

而外交部表示，在东南欧和西欧（未排除英国）“看不到任何困难”。

】三、第三阶段：一等与二等犹太人混血的处理方案第三模块集中讨论了犹太混血的处理。

【这也是电影修改和添加最多的部分。

】【法律及概念背景：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合法性”基础为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通过的两部法律，《帝国公民权法》与《保护德意志血统与德意志荣誉法》，它们被合称为电影中的（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

根据《帝国公民权法》第３条，对该法的具体实施与补充，由帝国内政部与元首的代表协商一致，颁布必要的法律规定与行政规章。

故此，犹太人及犹太人混血的处理，属于帝国内政部的职权范围，但希特勒可以干涉。

而根据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的《帝国公民权法条例（一）》第１、２条，犹太混血（祖父母中的一个或两个在种族上是完全犹太人）也适用德意志血统的有帝国公民权者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并未对犹太混血作等级上的区分。

所谓的“一级犹太混血”与“二级犹太混血”概念出自内政部长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的通告(Runderlass)。

“一级犹太混血”，即为二分之一犹太人（祖父母中两人为犹太人），“二级犹太混血”为四分之一犹太人（祖父母中一人为犹太人）。

(Stuckart/Schiedermair, Rassen- und Erbpflege in der Gesetzgebung des Reiches, 3. Aufl., 1942, 14 ff.) 但一方面，内容上，该通告不仅无法为将两类人在最终解决的问题上区分对待提供支持，反而明确指出，一等、二等的细分模式并未被法律采纳；另一方面，效力范围上，德国行政法中“通告”的法律性质为行政部门向其下属机构所作的指示，其拘束力也仅限于内政部及其下属部门。

因此，电影中，海德里希试图将犹太混血与完全的犹太人作一致处理的计划是违背《帝国公民权法条例（一）》的，既不合法，也确实染指了内政部的职权范围。

】与电影有极大出入的是，在会议记录中，海德里希在内政部面前表现出了一种看似谦逊的态度。

他首先承认，纽伦堡法案是最终处理的法律基础，然后根据帝国总理的一封公函，“在理论上先”提出：一级犹太混血在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上，与犹太人同视，但有例外。

被例外排除者，应接受绝育。

绝育为自愿，但只有完成绝育的一级犹太混血才能继续留在帝国内；二级犹太混血原则上被归入德意志血统。

若犹太混血与德意志血统者结婚，应被最终解决还是绝育，另有详细规定。

(S. 10 ff.) 【可见，绝育手段是海德里希提出的，并不来自内政部方面。

】接下来与会者们提出的意见，无疑是会议记录里最“精彩”的部分。

党卫军分队长Hofmann认为，绝育的范围必须再广泛一些，而且只要让犹太混血自己选被“清除”还是绝育，他们肯定会学绝育。

(S. 13 f.)国务秘书Dr. Stuckart，电影里的最重磅反对者紧接着出场了，但他的意见实际上是：海德里希的方案在实际操作中会带来“无穷无尽地行政工作”，基于生物学的考虑，他建议一律实施强制绝育。

此外，为了简化混血的问题，也有必要考虑立法宣布上述犹太混血和德意志血统者的婚姻“已经离婚了”。

(S. 14) 【就会议记录来看，Stuckart的确不赞同海德里希的看法，但两人的立场与电影中完全相反。

影片中，Stuckart为了保全自己亲手起草的法律，似乎雄辩地为混血犹太人留下了一线生机，他们被免于死亡，绝育即可。

但史实上，他提出了比海德里希更残忍的方案。

电影里内政部与警察之间的夺权并未出现，相反，内政部积极配合甚至更为激越地贯彻后者的要求。

Stuckart主张将犹太混血一律强制绝育，较海德里希更为严重地违反了《帝国公民权法条例（一）》第2条将混血与德意志血统者同等对待的规定。

此外，他所建议的立法宣布之前缔结的婚姻已经离婚，会导致“被离婚”的犹太人及犹太混血不再享有豁免，直接被最终解决或强制绝育。

即便不讨论建议内容本身道德上的残忍性，从法律层面，要实现Stuckart目的，该立法必然需要溯及既往。

尽管纳粹为了将镇压所谓的“罗姆政变”，早在1934年7月3日的立法中就已经公然违反了法无溯及力的原则。

但它并不能视为一种常态。

电影中Stuckart与海德里希的单独谈话及其为法律人和法律人缜密思维的辩护，完全是电影创作者的添加。

Stuckart本人不仅未表现出这一谨慎和缜密，反而更激进地求诸于简单化的处理。

影片中添加的另一情节，司法部长叫嚣法律要顺应（捏造的）人民意志而变，尽管未见于万湖会议记录，却相当符合整体的纳粹史实。

】国务秘书Ｎｅｕｍａｎｎ指出，对于那些目前在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企业中工作的犹太人，只要还没有找到替代者，就没法被“清除”掉。

海德里希作了承诺，这些犹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清除”。

(S. 14)国务秘书Dr. Bühler，电影中那个唯唯诺诺地争取先在波兰处理犹太人的与会者也出现了，这也是会议记录中唯一明显可以闻到权力斗争气息的地方。

Bühler保证，解决波兰总督府犹太问题的领导权会属于海德里希，海德里希的工作也会得到总督府的支持。

但他只有一个请求，尽快解决波兰的犹太人问题，因为犹太人作为疾病携带者是显著的危险因素，而且他们还导致了黑市的持续存在，这使得当地的经济秩序长期混乱。

(S. 14 f.) 【这一请求是否得到应允，无记载。

】省党部头目Dr. Meyer与国务秘书Dr. Bühler还提议，准备解决工作时，应该尽可能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不安。

(S. 15)【需要指出的是，在会议记录中，Eichmann的名字只出现在了与会者名单中，没有任何对他发言的记载。

片尾Eichmann对毒气室发表的演说——它相较于射杀，能以高度分工和结构化的流程将执行者与直接的杀人行为隔开，从而避免因近距离接触和同情心产生的刺激——也是电影创作者的添加，这里观众听到的实际上是阿伦特的声音。

会议记录中并未出现毒气室一词。

】到这里，１５页的会议记录就全部结束了。

“伴随着治安警察与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对与会者为他实施解决工作提供相应支持的请求，会议结束了。

” (S. 15)四、总结（一）纳粹的“办公室政治”？

电影集中展现了万湖会议中的“办公室政治”，与会者之间的预先勾兑、夺权拉锯、私下请托、地位计较，似乎展现了他们相当“人性”的一面，但只要一想到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实际上是如何残忍杀害一千多万犹太人，这一显著的“办公室政治”要素就会变得极为非人。

筹划大屠杀的嗜血者们竟然还在预先勾兑、夺权拉锯、私下请托、计较地位？

真实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出现影片中的“办公室政治”桥段，不同部门间的权力争斗也不明显。

当然，没有记录，未必代表着实际上没有发生。

万湖会议记录并非实录，只是内容总结。

会议记录人由海德里希安排，在信息取舍上也很可能偏向后者。

此外，纳粹会议记录是否可以完全等同于史实，会否如片尾海德里希所授意的一样做缓和处理，尚有疑问。

但整体而言，没有“办公室政治”的会议记录预示着另一个更为可怕的结果：能权力斗争，说明还有分权与制衡，犹太人还有可能借此侥幸获得一线生机。

没有权力斗争，帝国的国家机器只会整齐划一地加速碾过受害者。

在这一意义上，会议记录比电影更可怖。

（二）犹太人界定及血统论从会议记录及影片内容来看，纳粹对犹太人的区分标准是相当混乱的，这很让人怀疑，他们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攻击对象。

即便不考虑万湖会议中更为复杂的方案，1935年纽伦堡法案的内容也已经决定了，识别出犹太人需要投入巨量的行政工作。

该法案以祖父母的种族作为犹太人的一般判断标准，但评价结果还会受宗教、配偶种族、是否婚生、结婚时间是否在纽伦堡法案生效之后等诸多加重或减轻条件的影响。

此外，元首和帝国总理还可以有权作出豁免。

纳粹对德意志血统与犹太血统的评价也缺乏逻辑一贯性。

万湖会议的犹太混血处理方案就是一个明证——既然德意志血统是最优越的，二分之一犹太人为何必须被当做完全犹太人来处理？

这一处理方式已经暗示，二分之一的德意志血统无力抗衡同等分量的犹太血统的“不良影响”。

既然如此，那德意志血统又优越和强大在何处？

（三）把人作为手段的极端冷漠纳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表现出的极端冷漠，相当难以解释。

如果说在电影中，这一冷漠被掩盖在与会者对权力的热衷之下，只体现在了暗处。

那它在会议记录里就十分赤裸。

对于海德里希的犹太混血解决方案，几位提反对意见者的视角分别来自：实施效率、战争劳动力、占领区经济、可能的居民抗议。

这些看似理性实际荒谬的考量中的任何一个，都比一千多万条生命有更高的价值位阶。

即便纳粹早已在立法层面推翻了被斥为自由主义谬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在与会者作为个人而非国家机器代表的层面上，他们对过千万生命所展现来的似乎不存在任何内心冲突的个人道德的极端冷漠，也十分令人费解。

这种冷漠既针对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也针对作为行刑人的德意志士兵，甚至针对他们自己。

据部分党卫队成员报告，希姆莱在一次观看大规模处刑以后晕倒在椅子上，另一次在通过小孔看到毒气室的处刑情况后恶心呕吐。

但在万湖会议记录里，毫无疑问，影片中添加的担心德意志士兵因杀害犹太人导致心理障碍的讨论，是完全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