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杀

一个以杀猪盘为题材的电影，成为了杀猪盘本身，原以为是个小号的《孤注一掷》，再不济也要比《我经过风暴》要好，谁知道竟然是《燃冬2.0》，两男一女的爱情纠葛，被骗的女孩缱绻在爱与恨的平衡木之上，这如此脱离凡尘令人大开眼界的题材，宛若把我的脑子放入洗衣机一般疯狂加水旋转。

看得浑浑噩噩出了电影院，我才意识到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新颖的诈骗形式，电影成为了意料之外的杀猪盘，而观众就是那些误入杀猪盘嗷嗷待哺的小猪崽，周冬雨每一次眼斜嘴歪梨花带雨的表情，都像是投给我们的猪饲料，然而在观众吃了足量的饲料后和周冬雨就和骗子带着歉意与纠结地小手儿一拉，小嘴儿一亲，小酒儿一喝，我们如同遭受当头棒喝一般不知所措，宛若自己也被骗了几十万的金钱与情感。

可不是嘛，100分钟的黄金时间，几十块钱的票价，还有对电影的各种预期，都被这部《鹦鹉杀》直接宰割而走，与其相信这部电影好看，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

我是多么后悔，当电影开场半小时的时候，左边的男人在章宇每说一句话时就骂一句街，然后在电影院的座椅上辗转反侧，我或许应当在那时就对这部电影警惕起来。

然而我想着，可能周冬雨的角色是要欲擒故纵，要搞一番无与伦比的复仇，但后来我才看出来，要不是为了能过审，导演和编剧怕是压根不想让两位男主认罪伏法，他们一门心思就想拍这奇异奇特奇幻奇绝的三人虐恋，什么争风吃醋，什么浪子回头，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拿杀猪盘这个题材当背景，可真是让导演您屈才了呢。

我寻思，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看完后至少要能让人意识到“杀猪盘”的危害吧，但我看完后，满脑子都是受害人和加害者甜甜蜜蜜你侬我侬的三人世界，都是章宇那装作不羁潇洒实则恶心至极的“真情流露”，都是张宥浩带着红围巾骑着小电驴带着微笑奔驰在雾气腾腾山间小道的后现代奇幻印象，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或许会意识到骑摩托要带头盔，记住这一点，也许这100分钟不算完全白瞎。

还有，就是北京爷都好有钱啊，看电影前刚刚去遥遥领先的店里看了辆电车，但苦于囊中羞涩只敢远观不敢亵玩，然而北京爷就是不一样啊，身为同传看着还以为是给大学生放电影的助教，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50多万扔给一个网上认识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

你说骗子骗了50万也不算少了吧，但骗子和受害人相见，骗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认错道歉，希望再续前缘，果然大家都是有钱人哈，骗了五十万咱就当无事发生，就此翻篇。

还有还有，张宥浩这个角色，导演可是想搞一个惊天大反转，你以为是阳光快乐大男孩，其实是心狠手辣变态又痴情的男人哦，然而这个角色惊天反转了一下有任何意义吗？

他带着满腔热忱，对着周冬雨那张冷臭的脸不断献殷勤，我翻来覆去也没看出来周冬雨的角色对他怎么感兴趣了，但他偏偏已经幻想出了祖孙三代同堂，幻想出了三室两厅的大house，幻想出了一辈子的幸福生活。

我强烈怀疑，导演拍这部影片，只是为了满足她对开群男后宫的幻想，只是凑巧往里面加了一点杀猪盘的元素而已，但偏生水平又实在平平，后宫拍得都不如郭敬明。

现已永久拉黑本片导演与编剧。

总之，就像是丁仪看到水滴后对人类喊出快跑的那句话一样，《鹦鹉杀》之于观众，就像是水滴之于地球舰队一般，是一个弥天的圈套，是一个降维的打击，奉劝大家能跑多远跑多远，毕竟杀猪盘要钱，《鹦鹉杀》不仅要钱，还要命-恶心得要命。

各位女性朋友们！！！！！

醒醒吧！！！！

现实中没有那么浪漫的杀猪盘！！！！！

不要对骗子心存幻想！！！！！

如果遭遇侵害务必留好证据寻求合法途径解决！！！！！

首先你没有错！！！！！

然后离开那个男人！！！！！

挺幸运赶上了第一场，麻赢心和周冬雨都在。

挺不幸的是脑子一热去看的首映，但凡坐观两天口碑都不至于让我从未如此理解过那些打开手机刷数独的观众，看的时候坐如针毡眉头紧皱一边忍受边上两男喋喋不休的剧情观后感一边真的很想打开手机，为什么要把自己作为诱饵再去跟♂接触???其中的感情落脚点在哪???结局究竟是不是因为过审才改成这样???巨大的月亮到底是什么鬼???为什么一场好好的戏要把镜头剪得稀碎???把观众的脑子摁在地上摩擦???讲个电影之外的故事，映后提问，一男大胆开麦义正言辞显然他小小的脑瓜不明白很多东西：“为什么女主不知道跑呢？

读这么多书这么聪明有什么用呢？

不还是被骗吗？

”，一位女性友人遂夺过麦义愤填膺引起现场大片掌声好评：“不要受害者有罪论！

错的不是她们！

是骗子太坏！

我们要做的不是指责女性而是反思社会！

” 周冬雨于是说，她拿到剧本时，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女主不跑呢，这么聪明怎么会被骗呢，后来导演跟她说，正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才会容易被骗说的就是我本人。

自以为掌握了很多道理，明白了很多事情，怎么会被骗？

但就是被骗了，还被骗得很彻底再写下去的东西大概率不会过审了。

总之，任何像本片女主一样寄希望于男性（浪漫爱）来完成所谓“复仇”的、任何看完片想要共情骗子甚至给他六十万去北方买房的，只能说，实在活该

周冬雨、章宇领衔主演，导演兼编剧麻赢心的长篇处女作《鹦鹉杀》于9月15日上映。

影片海报上的宣传语是“首部杀猪盘女性反杀电影”，似乎是想借今年诈骗和反杀的票房热点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然而，如果观众带着这种期待走进影院，大概率是要失望的：影片既没有《孤注一掷》里的全景式诈骗揭秘，更没有《消失的她》里所谓的女性复仇大戏。

然而，影片的有趣与有意义之处也正在这里，这是一个更多地从受害者的主观视角展开的故事。

1、“鹦鹉杀”：游戏越真，伤害越深因为聚焦于受害者，影片关注的并非骗与杀的过程，而是受害者的痛苦与自救。

影片开头仅用几分钟就交代完了周冉被一个自称阿昌的男性骗走了55万，周冉来到福建海边的小镇寻找阿昌，故事才由此真正展开。

从情节上看，两处关键的推进都围绕着周冉的心理活动进行。

第一次，周冉在岛上碰见了前一日谎称自己生病无法陪同她的许照。

她跟踪许照，发现了一名与之同行的男子，通过说话声音她基本断定这就是阿昌。

当天，同为诈骗受害者的庞宁与她通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去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开始，并劝她也放下过去。

周冉此时没有明确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但她本能地决定在镇上多留几天。

第二次，周冉与改称自己为阿光的男子在KTV外进行了一次正面交锋。

显然，二人对彼此的身份都已经心知肚明，然而阿光仍然十分诚恳地追忆了自己与“北京前女友”的往事，并对自己伤害了她表示歉疚。

此刻，面对阿光既肆无忌惮又滴水不漏的完美表演，周冉终于陷入崩溃。

逃跑的她在车上点开了“幸存者同盟”的群聊，群中好友正在诉说被欺骗的心理创伤。

也许是因为获得了力量，也许仅仅是因为不甘，周冉决定继续与阿光周旋。

这是一场绝妙的周旋。

从叙事技巧上看，几乎没有任何一句台词不存在着言外之意，真实与虚假相互嵌套，层层延展，找不到中止之处。

如果有观众在此刻才走入影厅，必然会以为这就是一场在海滨小镇的浪漫邂逅，就是一对陌生男女在生活常轨之外的情欲游戏。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对诈骗的浪漫化，然而演员精准的表演避免了这样的陷阱。

在每一个既是试探又是邀请的关键之处，周冬雨的言辞、语调、神态，严丝合缝又圆融流畅地搭配好了天真懵懂的暧昧试探与果然如此的冷漠虚无，以及背过身去时的脆弱与自我厌弃。

由此，“戏假情真”的情欲游戏获得了现实批判的意义，“杀猪盘”中受害人——无论男女——何以受害，受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害，都得到了清晰的说明：之所以受害，并非因为认知上智力上的无知愚蠢，只是因为对于亲密关系怀有本能的期待与渴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受到的伤害，乃是尊严感与价值感、信任感与安全感的全面崩塌。

游戏越真，意味着伤害越深。

2、Tainted love：始于游戏，终于战争实际上，对于周冉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游戏，而是一场战争——游戏里有赢家，而战争里只有死亡。

如果将周冉对阿光的追逐视为复仇，那么用最俗套的话来说，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周冉最终也成为了曾经自己最痛恨的那种人。

当然，周冉之所以能够将阿光骗上火车，并不是因为她的骗术比阿光更加炉火纯青，只不过因为她的“真心”本就无需表演。

这场战争于阿光是层层防护的心理战，于周冉却是一场赤身裸体的肉搏战。

当真实成就了浑然天成的骗术，真实也就随之毁灭。

如果将周冉对阿光的追逐视为爱情，或者说爱情的幻觉，那么锚定真实肉身的目的就在于终止幻觉，而终止却又需要周冉再次编排并重演爱情。

在此处，由周冉主动开启的这场与阿光的互相捕猎，似乎与张爱玲及李安的《色，戒》产生了微妙的共振。

不专业的演员面对极其专业的对手，唯一的胜算就在于掺杂其中的真意，而付出真意又导向了在真实与幻觉日渐模糊的界限里迷失。

周冉递给阿光银行卡，正如珠宝商递给王佳芝的鸽子蛋，坚固的物质实体构成了幻觉终止的休止符。

只不过王佳芝终止的是革命的幻觉，而周冉终止的是爱情的幻觉。

幻觉的终止带来了王佳芝的死亡，周冉虽然活着，但她已经死亡的爱与信任能否重生，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影片的英文片名“Tainted Love”才是被“鹦鹉杀”这个躯壳包裹着的丰满血肉。

然而，什么样的爱是才是未被污染的爱？

如果我们把55万从故事里摘除，它能否被“还原”为情感的骗局？

阿光/阿昌对于周冉的捕猎，与李国华对房思琪的捕猎，与《不完美受害人》里成功对赵寻的捕猎，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海王”对“鱼”的捕猎，有何不同？

又或者，再做一个也许是非常危险的类比，周冉与阿光在海边小镇的这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爱情游戏，又与豆瓣评分8.1的《装腔启示录》里男女主人公长达9集的暧昧攻防转换战，有何区别？

或许，骗局与爱情在古往今来的故事里根本就是互为隐喻。

影片的最后，周冉和阿光搭乘的绿皮火车进入隧道，两人在昏暗中互相凝视。

火车离开隧道，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了周冉的脸上。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关于骗局的故事，那么这场凝视就是受害者与施害者最后的角力：受害者周冉终于能够直视施害者阿光的眼睛，不再逃跑。

那么这个故事的力量，最终就来自于受害者如此孤绝的抵抗。

与之相比，《消失的她》里手眼通天的律师闺蜜领衔的复仇天团，才是一场空洞冷漠的游戏。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那么这一束阳光也许会让你再次想起王佳芝，想起人力车上旋转着的风车。

在那一刻，所有骗局，所有爱情，都消散在了风与光之中，而她们是自由的，即使那自由转瞬即逝。

2023-9-17※本文已于《北青艺评》公众号刊发。

《鹦鹉杀》真的好看。

看完一个电影老被问：好看吗？

好看肯定不是好电影的唯一标准，但这部电影可以让人毫不犹豫的说：好看。

麻赢心太会讲故事了。

这就是我老说的那种极有张力的故事：图即将穷匕马上现，挽弓在手箭在弦上越拉越满，呼之欲出但是并不出，叙事张力、情感张力、心理张力、性张力都拉到了最强，而且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强烈，不哭喊不嘶吼，是轻描淡写的，波涛暗涌的。

戏都是日常的，吃饭、逛街、唱歌、看电影，一步一深渊。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到了这个游戏里，两个人都得把自己当孩子，当成狼。

是局还是爱，多少是局多少是爱，谁都说不明白。

组局的同时就入了局，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是痛还是快。

喜欢看到这样的成年男女。

心智是成熟的，灰色的，足够机警和世故。

情欲的最高级也不多，蜻蜓点水的一点点，心却非常非常满。

还很喜欢麻赢心的镜头语言。

拍得不过，过是处女作的在所难免，导演意图特别想流露，但是她没有。

没有凌驾于叙事，强加于叙事。

简洁，精妙，克制。

完全是一部电影，如水般流畅，如酒般微醺，如雾般迷离。

很喜欢电影设置的雾与岛。

一个虚构的故乡，唯一的景点是一座听说很灵验的庙，但是常年有雾，偶尔的日子可以步行上岛。

所有的人物都没有抵达那个岛，那座庙，男二倒在逃往山中雾气弥漫的路上。

真相和真心，永远在雾中。

整个小城就像一个喧嚣危险的梦，像一个载浮载沉的岛，“各种话语、欲望、动机、目的如大批鱼雷潜伏水底，暗自窜流，每踩一步都是空心，每次重游都像梦游。

”喜欢看这部电影里的所有人物。

所有的两个人的戏都好看，三个人的戏都好看。

三三或两两，风平浪静，各有机心。

章宇和周冬雨，在这部戏里，是真正的势均力敌。

章宇扫掉了他以往角色的草根泥泞，显得文质彬彬，优雅，干净，很要命的坦率和暖，就是你知道这都是套路但是仍旧会觉得，很受用。

周冬雨是真的好。

人物看起来很脆，有弱点，但是并不弱。

这种角色要解决一个问题：她会上男人的当，是不是太蠢？

我很喜欢导演的把控与周冬雨的表达。

一个女人的清醒、机敏与某一个时刻的糊涂、宁可相信，并不矛盾。

我还非常喜欢章宇和张宥浩的戏。

这一组人物关系拉起来了才是真的三角成立。

这是狼与狈，也是兄与弟，在一个猎物面前，是猎人甲和乙，雄性动物的竞争本能，还是真的有点动心，灰度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包容无限解读。

结尾也好。

隧道，影像沉入另外一重，戛然而止。

没有永远，但有某个瞬间，某个断面，某个念头，某种相信的永远。

而电影，如琥珀，封存于此刻。

这好像就是我们追求的完美。

从电影《燃动》到电影《鹦鹉杀》，一如既往的主打「女性题材」，票房口碑却一部不如一部。

前者2600万，后者2393万。

而评分，均稳定在6分左右。

周冬雨的这两部电影，将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做到了极致。

01，《鹦鹉杀》这一部电影，我很不喜欢。

电影宣传的是「杀猪盘」。

在主海报上，赫然印着「她在恋爱，你在诈骗」这样的字眼。

借着缅北事件和《孤注一掷》的东风，想要再蹭一波热度。

但是事实证明，《鹦鹉杀》的主创，还是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对于杀猪盘这样的热点事件，缺乏最为系统的调查。

先来讲一下电影的内容吧。

周冬雨扮演周冉，以及她闺蜜李梦扮演的庞宁，都是大龄女青年。

在一次网恋中，女主角被骗了50多万。

于是，她想要为自己复仇，顺着蛛丝马迹，来到了沿海小镇。

小心翼翼地接近骗子，亲手将他扭送到警察身边。

电影关于「杀猪盘」的呈现，也仅仅只有开端的前十分钟。

刚一开始，女主角就发现被骗了，这是引子。

后来她的复仇计划（虚假恋爱故事）才是电影的主要叙事线。

基本上电影的内容，还是集中在女主角和两位男主角的三角关系中。

在现实生活中，杀猪盘是一个网络流行词。

是婚恋网络诈骗中的一种欺骗形式。

根据网络上的统计，从2018年开始出现。

2019年的1月到8月，境内发生的“杀猪盘”涉案金额达38.8亿元，平均每个人的损失超过18万。

在2020年上半年，我国就侦破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0.1万起。

杀猪盘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一二线城市情感空虚的单身女性。

这些女孩子，大多独立自强，有自己的事业和积蓄。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父母的催婚压力，她们的焦虑情绪增加。

这个时候，杀猪盘趁虚而入，很容易让一些女孩子丧失掉基本的判断能力。

这些罪犯，通常会打造完美人设，批量养号，物色杀猪对象。

女孩子的受骗，不仅仅是自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身边社交圈层的压力和世俗的观念影响。

父母逼得太紧，周边人不理解，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她们才会铤而走险，去搏一把（即使知道能够成功的概率极低）。

而这些，是根深蒂固，很难去改变的。

如果电影能够从这些角度展开叙事，至少像《孤注一掷》那样，讲述女孩子上当受骗的过程，揭开犯罪分子作案的冰山一角。

那么，电影都不止是6分这样的低评分了。

至少，算是有社会意义和警示意义的。

但是电影对于「杀猪盘」的描述几分钟就说完。

后来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全部都是和《燃冬》一样，三个人喝酒买醉，你来我往，无故呻吟的表达，就浪费了这么好的题材了。

02，除了「忽悠式」宣传之外，电影最大的问题，还表现在很多情节都不合逻辑。

女主角想要复仇，见到了男主。

她都非常确信，这就是当初诈骗他的人了。

你不去找警察帮忙，还等着干什么？

第二次又和男主角单独出去约会，甚至三人一起喝酒买醉，通宵唱歌。

喝醉了等着被宰吗？

被骗了感情骗了钱就算了，还要赌上命吗？

不像一个高知女性做出来的事情。

一个批量欺骗女性的恶人，是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人性的，你指望这两个东西会对你动真情？

你太少揣测人性的恶了，也太高估你自己了。

女主不像女主，两位男人的举动仍然反常到让人咋舌。

杀人如麻，以欺骗女生为生，却会对一个女生短时间内动感情？

现实中，他不像《孤注一掷》里面阿才那样，直接整死你都算仁慈了。

不知道编剧是怎么想的。

是为了凑时长，还是为了讲一个缠绵悱恻的三角恋？

总体来说，人物的行为举止，都很奇怪，不合逻辑。

编剧导演有没有去和那些遭受过伤害的女性去聊聊天，去倾听她们内心的故事，去抱一抱她们，试着同情同情她们的遭遇。

所以，全片充斥着假大空式的想象，就不难理解了。

查了一下，编剧导演麻赢心算是新人一枚，没有过代表作。

她之前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做这一部电影的初衷——「并不是希望给女性上一课，而是想要告诉女性应该如何做、不应该如何做。

」

那你觉得一个被骗的女性应该怎么做呢？

你提倡电影中女主的做法吗？

跳过警察，直接自己去报私仇吗？

麻赢心长期在西班牙从事策展和制片工作，接触西方文化过多。

能够做出这样不伦不类，毫无逻辑的电影，就不那么奇怪了。

周冬雨和章宇，包括李梦的演技都没有问题。

但是好演员，也撑不起稀碎的剧情和不走心的制作。

从《消失的她》到《我经过风暴》。

大概制片人导演都清楚了，女性受众能够贡献的票房潜力有多大了。

女性红利是很大。

但导演编剧们，请你们消费她们之前，先去学会尊重她们，了解她们。

《鹦鹉杀》这部电影拍出了两个真相。

第一个真相：爱情是一种想象。

正因为它是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

那些诈骗集团才能策划出多个剧本，甚至量身定做，让骗子也就是所谓的演员去演绎。

而被骗的一方，如周冬雨，她甚至不需要和对方真正的接触，就能爱上对方，真真切切地爱上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情是一个人的想象。

它甚至都不需要两个人的心灵震颤，只是一个人的狂欢。

从产品角度来说，只要满足了某个人的想象，爱情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这一点电影中，也有体现：在东南亚的诈骗集团内，有这些女孩子的照片、资料，有写好的剧本。

骗子们每人一部手机，跟自己的“目标”女孩聊天。

他们说出的话语是那么温柔、浪漫，就像普通恋人之间的聊天语气。

事实上却是，他们在一个容纳十几人的房间里说着如此私密的话语，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

这一点和斯派克·琼斯的电影《她》很像：当华金·菲尼克斯觉得自己真的在和一位机器人谈恋爱时，其实这个机器人同时在和641个人谈恋爱。

这很荒诞，但它确实发生了。

你以为自己在恋爱，别人只是工作而已。

第二个真相：女孩子一直被规训被爱才有价值。

为什么被“杀猪盘”的大多都是在大城市打工的高知女性？

电影中周冬雨和他爸爸之间的对话说明了这一切。

在她被骗一年后，来到临光寻找骗子的时候，她接到老家里爸爸的电话。

爸爸上来就质问“快三十了，还不结婚？

”。

然后批评她，“上学那么聪明，怎么个人生活处理的一塌糊涂？

”最后催促她“别太挑剔了，差不多得了，之前谈的那个新加坡男朋友（骗子）再处处”爸爸说这些的时候，周冬雨的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听爸爸的训斥，全身都在颤抖又在拼命控制，手指头都攥得发白。

此时，她不仅觉得委屈，还感到被羞辱。

她在爱情上被骗子羞辱了之后，在亲情上又遭受爸爸的羞辱。

这一段，周冬雨演得特别好，特别真实。

这是中国未婚女孩子们最常听到的训斥。

中国父母有时候对未婚女儿的关心，是一种侮辱性的关心，是苦口婆心地在贬低她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从小镇一路考学进入都市的女孩，小时候被父母教育要好好学习，禁止谈恋爱。

到了大学之后，父母开始督促你谈恋爱。

刚一毕业，又催促你赶紧结婚。

不管你工作多好多棒，只要你没结婚，你就是他们的耻辱。

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被男人爱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没价值的，会让他们丢脸的。

正因为这些高知都市女孩们在父母那里遭受如此暴力的羞辱和压力后，才使得她们特别渴望寻找一个温柔、体贴、爱她的男人，以挽回自己的尊严，填补自己的孤独。

而这些“杀猪盘”的骗子们，刚好及时出现满足她的这一情感需求，所以，她们很容易就被骗了。

但是《鹦鹉杀》这部电影的最大问题就是她爱上了骗子，非得让骗子也爱上她。

整部电影的剧情走向是这样的，但是整部电影别扭的点就在这里。

正常的逻辑是被骗子骗了钱之后，怎么样想方设法把钱追回来。

连被“秀才”骗的60岁大妈都知道，导演却偏不这么干，非要章宇饰演的骗子爱上周冬雨。

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没有一丁点呈现出被骗的周冬雨有想要追回钱款的心。

相比李梦的决绝和冷静，周冬雨陷入了骗子们的情感漩涡。

而她，显然位于情感漩涡的中心。

因为章宇饰演的骗子一和张宥浩饰演的骗子二最后都对她都多多少少的动心。

而章宇和张宥浩之间又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要说真感情，他们之间才是真的感情。

他们是共患难，共诈骗，过命的交情。

张宥浩望向章宇的目光，有弟弟对哥哥一样的依赖，也有情人式的撒娇。

否则，他也不会第一天约周冬雨就放她鸽子，只是为了去见章宇，也不会在得知章宇和周冬雨一起看过电影后，做出那么发疯的举动。

可是电影中他对周冬雨的感情同样不清不楚。

比如他主动接近周冬雨是在章宇到来之前。

比如，他知道章宇欠了钱，他给了章一笔钱，表示“钱给你，周冉留给我”。

最后，他得知周冬雨和章宇一起坐火车回去，打电话给周冬雨告密，然后戴着周冬雨的红围巾疯狂飞驰。

这三个人之间的暧昧关系成了这部电影的情感基调。

所以，以致于有些观众感觉这就是2.0版的《燃冬》。

不过，最主要的戏剧张力来自周冬雨和章宇之间的情感博弈。

章宇得知周冬雨卡里又60万，就想再骗她一次，让她重新爱上自己。

周冬雨识破了章宇的骗子身份，于心不甘，也想让对方爱上自己，以报复他对自己感情的愚弄。

她们都在努力地让对方爱上自己，也在努力地表演自己爱上了对方。

这里面最卖力表演的就是周冬雨，有时候你都分不清楚她是真得爱上对方了还是在表演。

因为她一直在哭泣，最后终于等到了章宇说出那句“我爱你”。

此时，你可以看到，她的表情比章宇丰富多了。

她是半信半疑，好像又得偿所愿，而章宇好像是被迫挤出一滴“鳄鱼的眼泪”，氛围到了不得不说出这样一句“我爱你”。

他是那么的勉强，正如最后他没有选择广州的火车而是回到开往厦门的火车上一样勉强。

然后两个人摊牌了之后，章宇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还要说出那句台词“这最后的15分钟，就是我们的永远”。

这是多么的做作啊。

在一个从头至尾的诈骗过程中，他们除了谈情说爱，就是谈情说爱。

电影结尾的时候，周冬雨又来了一次“反杀”。

当她看到章宇被警察抓走后，一束光打在她的脸上，她露出了释怀的微笑。

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这也太过刻意，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一个人刚经历过那么大的情感创伤和情感博弈后，怎么瞬间就能绽放出释怀的笑容的？

最后，电影，从爱情文艺片又变成了复仇爽片。

也就说，最后一秒钟电影推翻了它之前的主题。

正因为此，观众最后感受到了被愚弄。

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

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

麻赢心是电影《鹦鹉杀》的编剧和导演。

影片关于社会新闻“杀猪盘”，但重点不在奇观展示和反杀爽感，而是对准女性情感与心理——女性为什么仅凭想象就能爱上一个人？

又如何通过情感完成复仇？

电影在今年九月上映，主演是周冬雨、章宇、张宥浩。

作家双雪涛是发现麻赢心和这个故事的人，后来成为《鹦鹉杀》的监制。

曾有朋友对他说，我听说你那个戏的导演是坐轮椅的，我惊呆了好几分钟。

你告诉我，一个坐轮椅的人去登山我都能相信，但我不相信她能拍电影。

麻赢心三岁时遭遇车祸，从此开始了“椅中人”的人生。

她有诸多限制，写故事是她对生活的补充，也是她获得自由的方式。

在电影宣发期，麻赢心和团队主动回避了这一点。

有一次采访，被问到“拍电影对你来讲困难吗”，麻赢心说，对每一个人来讲，拍电影都是困难的。

制片人顿河听到后，私下对她说，这句话我同意，但不能完全同意。

这对于你自己的付出和坚持，以及他人的帮助，有一种刻意的回避。

作为创作者，特殊性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一开始面对这个故事是紧张的。

我害怕我不理解，更害怕我假装理解她真正的处境，就像麻赢心成为导演前做过的最多心理建设是，不要假装当导演。

过去一个月，我们长谈了几次。

在谈话中，麻赢心几乎不喝水，避免上厕所，也常常需要将双手撑在轮椅扶手上，抬起身体放松。

北京的深秋，日照变得短促，每次聊完我都坚持和她一起走回家（她并不需要），黑漆漆的傍晚，我一路走得心惊胆跳。

一个坐轮椅的人回家的困难，我刚刚有所察觉，而一个坐轮椅的人如何拍电影？

在麻赢心和顿河的讲述后，我才建立了这种想象。

顿河记得，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麻赢心开始发高烧，每天烧到40度，她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吗，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在里面。

我拍电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会面对这样的情景。

”顿河说。

而当影片完成，他们或许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实现无障碍拍摄的剧组。

对双雪涛和顿河的采访，我本想作为外围信息的补充，但意外发现，他们并不了解麻赢心的个人故事，也在刻意地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担心过溢的同情心，会对工作造成干扰，“我的原则是把她看作一个正常的创作者，我也强迫自己这么去认知。

”双雪涛不停地对她说，你要掌握电影的各种技术，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拍下去。

麻赢心以最大程度的自我袒露，也可以说是冒险，对我敞开讲述了这个故事。

看起来像一桩奇迹，但背后是“使之发生”的努力。

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选择跳，或许她最终还能飞起来。

在坦诚的叙述中，麻赢心说，她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故事。

我决定讲自己的故事三岁遭遇车祸后，我开始坐轮椅。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是不能走路的，对于身体状况，我没有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但人生蛮长一段时间里，我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家人和朋友也在帮我营造这种环境，无论我自己还是他们，都会避免使用残疾人这个词。

他们会使用更软性的描述，比如我有一个坐轮椅的朋友，或者我有一个朋友行动不太方便。

今年有一个挺重要的时刻，参加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一个视频采访，有个问题是，作为女性导演，你会不会倾向于拍女性题材？

我说，其实你不会问一个男性导演会不会倾向拍男性题材，就像我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就要拍残疾人。

这不会是我的创作初衷。

那天是我第一次，突然讲了这个词，而且是面对镜头。

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讲完我自己也吓一跳。

电影节对于有一个残疾人导演这件事情是没有准备的。

剧组一起走红毯，在后台我突然非常紧张，冬雨很快就注意到，和我开玩笑，分享她过往的经验。

我说，一会儿你能不能拉着我的手？

至此冬雨就当成了任务，中途偶尔有人打招呼，她都会跟我说，姐你稍等，我马上回来。

整个候场的过程，她就这样一直拉着我。

红毯走完，主持人最后说，祝导演早日康复。

下来后，宥浩很紧张，立刻问我，你还好吗？

他很怕我受伤或者心里有什么波动。

好多人见到我，第一反应都是，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大家觉得我只是暂时的状况，不会认为我是一个终身需要坐轮椅的人。

《鹦鹉杀》剧组走红毯主办方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要沟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规划无障碍路线。

我和顿河说，要不就算了，顿河说不行，这个事情不只关于你，我们需要让电影节知道有可能会有一个坐轮椅的导演，如果我们提出要求，将来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想，可能随着我的生命经验增长，我终于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个词放到自己身上。

因为这样对我自己、对其他人都可能是有意义的。

我不能再假装我不是，我就是。

某种程度上我、双雪涛、顿河我们仨都挺莽撞的。

我们迅速进入工作，没有一个过程说坐下来聊聊我的人生。

他们也没问过我的故事，演员也是如此。

我觉得他们在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合作是出于你写了一个好剧本，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特殊的人。

但我相信它一定扮演了一部分角色，因为我就是特殊的，如果我不是这个状况，也许和雪涛第一次见面，他不会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确实很少人真正了解我的故事。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过于敞开，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

我和身边的朋友也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在一起，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朋友、一个在和命运搏斗的朋友。

我有意地让自己轻盈一些，多数时候是快乐小狗的样子（笑）。

《鹦鹉杀》上映期间，宣发团队也支持了这一点。

他们没有要求说，导演你快出来讲讲自己拍摄的艰难。

只有一次他们想要发导演幕后花絮，我说我希望这个东西不要发，他们立刻说好。

在电影上映期间发布，观众无非两种反应：一种是导演好辛苦啊，我们要支持这个电影；一种是电影拍得好不好，与拍得辛不辛苦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种声音都不是我们需要的。

在决定做这次采访前，顿河稍稍劝了我一下。

顿河是第一个对我说“我希望你成功”的人。

这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表达，我更常听到的是希望你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

顿河所讲的成功，是一种体验，他坚持让我走红毯，参加一些party，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但他说，我希望你去体验一下，什么都体验一下，我希望你可以和其他人有一样的渴望和追求，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不能有这些呢？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再敞开一下？

以及你是不是做到了这些事情之后，也负有一定的公共责任？

我回想，我也受过他人诚实讲述自己故事的激励，我看过阿莫多瓦讲，他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长大，是少数群体，一无所有地到达马德里，但他想拍电影。

如果我没看到他们的故事，我可能不会觉得我也有这些可能性。

或许我的故事也有可能给大家建立一个残疾人的新形象，那么我的自尊心是不是有必要高到这个程度，高到我不能去做一些也许对他人有些意义的事？

我也有受到章宇的启发。

我和他一起工作，他不会掩饰自己对一个事情很在乎，也不会掩饰自己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一句台词，他会想很久，和我反反复复地讨论，还会告诉我整个琢磨的过程。

我过去的人生总是希望表现得很轻松，我对一件事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度过了很多忐忑的时光，但我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我没怎么努力和煎熬，我写了一个剧本，运气特别好，然后电影就拍出来了。

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倾向。

如果不表现得很努力，最后失败了就不会显得很丢脸，但勇敢的人应该像章宇那样，不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

如果我现在决定尽可能诚实，那为什么唯独对这个部分不诚实呢？

我们现在的对话是非常私人的，某种程度上比我与生活日常里所有认识的人的对话都更私人，而且这些私人对话最终会面向公众，我也在进行着一场新的人生体验。

双身记《鹦鹉杀》是一个有趣的、但有缺憾的作品，它和我一样。

顿河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不兴奋的新人导演。

因为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没有显现出太多的兴奋，也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沮丧，但其实在我的心里，《鹦鹉杀》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我漫长的、痛苦的人生里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宥浩见过我哭，那可能是这个项目期间我唯一一次哭。

我们两个人聊剧本，聊了四个小时。

聊到最后，人放松下来，讲到自己的事情我就哭了，他也跟着哭。

麻赢心和张宥浩我对他说，我刚回国准备《鹦鹉杀》时，出了一次车祸，所以整个电影筹备到拍摄的过程，我都是骨折的状态。

那天我叫了一辆无障碍出租车，轮椅可以直接开上去，路上突然冲出一个人，司机紧急刹车，我摔下了轮椅，把腿撞骨折了。

到医院后，医生说，你可以做手术，把骨头接上，但是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正常人需要走路，你又不需要，你何必做这个手术。

医生讲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没有要伤害我，但是这个话在我听起来，它始终有一刹那让我很难过，就是客观来说这件事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说它还是有些分别。

说着说着有点伤感，我就落泪了，宥浩在旁边大哭，哭得比我还凶。

我第一次和人这么坦白地聊我的身体，我们迅速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信任和联结。

宥浩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拍《鹦鹉杀》我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利用”他柔软的部分，最终在故事里再把这份柔软毁灭掉。

我知道以我的状况，拍摄会很难，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想太多，开弓没有回头箭。

勘景时，我的制片主任和我说，导演你别担心，中国两个制片主任可以把泰坦尼克号给你打捞出来，你这个情况算什么。

麻赢心在拍摄现场他们发明了很多方法解决问题。

比如说我们拍许照家（张宥浩饰演的角色）的戏份，主场景在二楼，没有电梯，美术指导黄家伦就在楼外面搭了一个简易的电梯，我可以坐着轮椅直接上去。

但有一天拍完，天已经黑了，我怎么都不敢上那个电梯，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还特别晃，我又有点恐高，最后是导演组同事把我抱下楼的，楼梯特别窄，他们抬轮椅也很困难。

第二天开工前，我去找美术老师道歉，我知道他花了很多心力，做过很多测算，而且我相信我肯定是安全的，但人在那种境况下就是会恐惧。

他说，导演我明白，我今天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把电梯放到天井里，天井空间很小，这样你不会担心电梯倒，更有安全感一点。

拍山上的戏，山路狭窄陡峭，四五个人抬我上去，旁边就是山崖。

大家一路和我开玩笑，说平时抬机器就是这么抬的，导演没有机器重。

还有去小岛上拍摄，其他人拍完可以坐快艇回去，但我没有办法上去。

后来我是和装拍摄器材的船一起走的，船在海上不停地晃，晃到我觉得今天可能要死在这了。

当我终于到达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远远地看到有个孤零零的人影站在岸边，是顿河在等我，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说。

那其实是我们合作关系的一个缩影，他是最终站在那里等我的人，是为这个项目托底的人。

顿河没有向我提过他等在那里，但他提到一个背景信息：通常来讲，导演和演员完成拍摄，会是最早离开片场的人。

但麻赢心只能等所有工种都收拾好回撤后，再和器材一起回，“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所有人都走了，只有导演要等着。

”前期去小岛勘景，美术和摄影踩完点，麻赢心坚持要自己看一次。

顿河说，他能明白那种感受，就跟所有人说，我们想想办法。

后来他们让导演坐在船舱前，摄影指导和美术指导在后面扶着她，海浪很大，水扑打在人脸，他们只能这样减少晃动。

我35公斤，轮椅50公斤，从我落地北京到完成路演，这700多天里，我们的执行制片人赵宁无数次把我和轮椅抱上抱下。

因为他是男性，和我妈妈抱我不同，他还要确保我不会感到不适。

在找不到无障碍车的小镇上，他还买了升降台，自己改装。

后来，“无障碍”就成为了他的条件反射和工作意识，到任何地方，他都会先去看看轮椅能否通行。

除了这些困难，拍摄难度主要是体力，我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

平时在家，我可能坐一个小时，躺一个小时，身体在不断变化中舒展，但是在片场没有办法。

趴在床上是我最舒服的写作姿势。

我一直觉得我坐着写东西脑子供血不够。

如果我趴着和你采访，我可能也会说得更好（笑）。

电影拍摄到最后一周，我突然高烧，每天早上起来烧到40度，吃完退烧药，能短暂地压下去，保持几个小时的清醒，我就在酒店看监视器，通过对讲机远程指导，一般中途又会烧起来，我就再吃药压下去。

第一次拍长片，我的精神过度紧张，身体太疲倦，造成免疫力下降，还有一点是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任何进度。

整个拍摄期，我基本不喝水，因为我上厕所需要离开片场，去到专门的车里，一来一回至少20分钟。

导演暂停半小时，整个拍摄就要推迟，所以我不到极端情况不喝水，尽量每天从开拍到收工只去一次厕所。

我上学期间也是这样，我很习惯控制这些事。

那一周，顿河也很紧张。

我们在封闭的东山岛拍摄，医疗条件有限，他一直问我，要不要立刻离开去厦门，去北京。

他后来告诉我，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知道自己可以熬过去，我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时刻。

但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周，幸好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所有人非常有默契，而且因为我不在现场，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情绪，导演不在，我们得努力。

后来冬雨的妈妈告诉我，那几天，冬雨会花更长时间做准备，她说，我希望拍得快一些，这样导演可以早点休息。

杀青那天，我觉得我必须到现场，否则拍摄像在沮丧或遗憾中结束的。

我多吃了一颗退烧药。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很不舍得。

章宇在对讲机里说，喊吧喊吧，早晚要杀的。

那周，剧组还放了孔明灯为我祈福，上面写着，此刻就是永远。

投入《鹦鹉杀》两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具体去看，有很多非常痛苦和艰难的时刻，比如我有两个月腿打着石膏不能洗澡的生活，但留在记忆里的反而是喊杀青的瞬间、顿河等我的瞬间、宥浩哭的瞬间。

我觉得人生就是瞬间，我们都在想办法为自己创造一些瞬间，而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瞬间，它把那些非常美好的瞬间给凝结起来了，并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结果，我任何时候都能打开再看一看。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我的人生总体、始终是这种感受，并不会因为我做到了一些事，这种感受就发生变化，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瞬间，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我还记得，我和章宇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本他最近在看的书，我想多了解他一些。

他买了一本新的送我，那本书叫《双身记》。

他当时还写了一句话，我希望你的电影成为你的第二具身体。

中间某一版剪辑完成时，我第一次看到《鹦鹉杀》的全貌，我对章宇说，我的第二具身体还不错。

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打破它的渴望就越强烈《鹦鹉杀》上映前，李雪琴曾发过一条微博：“我小的时候，爸爸总是带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跟他们家的儿子一起玩，直到现在每次路过他们家的老房子还忍不住看一眼。

我知道他们家有个姐姐，聪明，有才华，我爸经常说你要向她学习，但是我从来没碰见过她，只跟弟弟一起偷偷玩过姐姐的电脑。

多年之后我在北京见到赢心，朋友介绍她说跟我是老乡，我非常惊喜，聊着聊着我发现她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常听闻但从未谋面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姐姐。

”还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时候，我最早的意识是，长大我可以成为作家，这也是周围人对我的未来最大胆的想象，成为张海迪，成为史铁生。

雪琴说，她从小听我是“别人家的小孩”，其实是以我的状况，我只要出现，大家就觉得你是别人家的小孩，不需要特别优秀，大家就已经默认你很棒了。

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蛮自由的，家人对我没有太高期望，我姥爷甚至一度不希望我上学。

他一直对我妈说，她这样的状况为什么非要让她上学呢，她上学好累的，让她在家里玩就好了啊。

直到有一次我们回老家，看到一个乡村小学，学生们在上课，我说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就旁听了一节课。

家人发现我在课堂的环境是舒适的，感兴趣的，回到城市后决定让我上学。

那时我已经9岁了，直接上了三年级。

上学后，我的生活半径还是很小，娱乐很少，所以我的兴趣投向了看书、看电视剧、电影。

我可以非常自由，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我会一直看到电视台都没有节目了，哪怕第二天要上学，我妈也不会管我几点睡觉。

为了看一个喜欢的电视剧，有时我会装病，而我请假又很容易，只要跟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有点不舒服”就行了。

我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对我非常慷慨。

1998年，小学六年级，我有了第一台电脑，我可能是我们那个东北小镇最早有电脑的人之一。

那时学校开了微机课，但不能上网。

回家我就提出，我想要一台电脑，我要上网，上网能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家里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大，决定商量一下，最后还是给我买了。

雪琴说她之所以一直记得她来我家玩，就是因为我家有电脑。

上网之后，我可以看任何我想看的电影。

当时有一些付费网站，几块钱看一部，和网费一起结算，我记得有一个月，我爸收到了一张两千多的帐单，他说，你真的看了很多啊，但并没有生气。

那时我还看了大量的体育比赛，在体育论坛里交到很多不同年纪、不同国家的网友。

体育比赛的戏剧性和电影很像，最终都是故事，一个人、一支球队，经历高峰、低谷、如此接近成功和失败，有无可奈何的伤病，有人生的痛苦，所有这些东西全在里面。

总体来说，我的童年是明亮的记忆。

那时，我作文写得很好，我本身的世界越狭小，想把它打破的渴望就越强烈。

我想体验更丰富的生活，而写作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体验，在房间里就能实现。

当你不能到达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个更大的世界。

写作也是我最初的、唯一能够得到的体验。

但进入高中，我开始了漫长的高烧，每天我只能上两节课，然后回家，没什么别的办法，我妈就给我打一剂退烧针，第二天又继续烧起来，这样的日子很长很长。

如今我是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很容易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或许就和我人生有大量的时间在发烧有关。

当身体不断发烧，人是没办法得到自由的，生活、学业，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反复中断，有大量的时间我只能卧床，电脑放在床前，里面是我所有的生活。

我常常烧到全身发抖，牙齿打颤。

发烧源于感染，那时起我腿上有个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自后有近十年，每天需要换药包扎。

最开始几年不停感染，后来身体好像习惯了，不再发烧，但是伤口还是不愈合。

家人带我看医生，找偏方，但一直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一直到我25岁，我下定决心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做了很多功课，最终通过一个大手术，才使创口彻底愈合。

与此同时，我还做了一个矫正脊柱的手术。

我从小坐轮椅，本身是一个反自然的成长方式，脊柱会侧弯，身体会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我现在的身体里，脊柱两边各放了一支钢管，再穿过很多钉子固定。

那次手术，我输了3000ml的血，人身体一共也就4000-5000ml，而且我输血过敏，在ICU躺了三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那三天，我好像在做梦，同时有一个模糊不真切的意识，我感觉要不要就这么走了，但一直听到我妈在喊我，我觉得我还是要回来，我得拼命醒过来。

实际上我妈并不在旁边，ICU规定家属只能每天早上探视十到二十分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求生意识。

两个大手术之后，我终于进入一个身体没有病痛的状态，拥有了一些自由的生活。

现在和你回忆这些，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段、一些时刻，整体来说有点像是前尘往事，我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有句话说，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

我稍稍感受不同，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只会是一个悲剧，从我车祸那天起，它就已经是一个悲剧的主调了，这个主调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它。

但是当你近看，在那些痛苦的时间里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比如在我不停发烧的那些年里，我还是有交朋友，有追星，有很多试图让生命变得开阔的努力。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最意外的是，手术由麻赢心主导解决，她去搜集资料，想办法，最后冒着极大风险，决定要做这个手术，从而赢得一些自由。

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她行走世界的方式。

使之发生我人生大部分改变都是自己决定的，21岁，我决定去西班牙读书，在我们小城这是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

我妈妈并不相信我去得成，但她觉得你想去，就让你折腾一下，不然你可能后悔。

2008年，我去北京读语言课程，同时等待办理签证。

那年十月，我一直喜欢的西班牙网球选手费雷罗来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我去看了比赛，那天我也在发烧。

结束时，我在球场外偶遇了他，我当时自学了一些西班牙语，问他，你可以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

那时我非常无所畏惧，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有多长时间，不至于说明天就会死掉，但身体确实处在一个极度糟糕的状态。

我有了他的MSN，我说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说西班牙吃得好，天气又好，你可以来。

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但我真的去了。

我和我妈落地西班牙的时候，一共只有2500欧元在身上。

我曾读到阿莫多瓦说到一个短句，翻译成中文是“使之发生”。

他说，作为没有资源的人，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你只要顺着走，你想要的就会发生。

你人生唯一能做的是“使之发生”。

我就是这种感觉，你想要让生活开阔一点，你只有使之发生。

我父母在我初中时离异，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我们的关系里，我比较像大人。

我妈妈是更天真的一个人，也更容易焦虑，我不会和她说我们现在需要多少钱，我都是自己去解决。

在西班牙，我们两个人花费很少，但每个月也要七八百欧，所以每个月我一定得赚到这么多钱。

我在国内时就写球评赚钱，到西班牙后，我筛选了几家不错的欧洲媒体，给他们老板写了一封邮件，写了我对他们体育版块的看法和建议，我说如果我来做，我会做得更好。

当晚有一场德甲的比赛，对方让我写一篇球评，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份工作。

我也做过翻译、中文老师、编辑等等。

25岁的麻赢心我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跑球赛，做采访，写球评。

舟车劳顿对我来说非常累，为了省钱，我不坐高铁，更多选择坐大巴，如果晚上跟完比赛回不来，我会在车站待一个晚上。

所有这些，我妈都陪着我，一方面她当然很辛苦，但另一方面，她也很兴奋，能现场看比赛，她非常开心，她总能找到乐趣。

我妈无可取代的地方是，我想做什么，她都支持。

她不会和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出国以后生活怎么办，她相信我总有办法。

在西班牙的头两年，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城市跑比赛。

我们会自己带饭。

最好笑的一次，我妈带了葱和蘸酱，非常东北的食物，我说简单带点面包就可以了，但她说，不，我今天中午就想要吃这个。

我妈就是这个样子，会做非常无厘头的事情。

到西班牙后，还发生了一件很梦幻的事，我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费雷罗的网球学校，开在他的家乡，一个南部小镇。

我很想去那个小镇看一看，然后我就去了。

结果那天正好遇到了他，他还记得我，他提着我的行李，邀请我一定留下来待两天。

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天，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那时候真的是小朋友，走之前我还哭了。

这一切对我来说，梦幻这个描述都有点小，不知道怎么形容，像把一种想象变成了现实，曾经它于我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我喜欢一个球员，他在一个西班牙小镇长大，我很想去那里看看，后来我真的去到了那里。

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体验，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一种持续的暗示，你可以接近你的想象，你可以不断把体验变成真实。

其实把那段时间放大，我过得非常辛苦。

没有钱，西班牙语讲得不好，身体仍然时不时出问题，对一切感到彷徨。

但是在这些彷徨的时间里，我有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而且和费雷罗见完一面，就可以回来高兴好几个月。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直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

后来我跑赛事，也经常会去他的发布会。

每次见到他，我都心绪起伏，以至于行为怪异（笑）。

比如我会假装没看到他，迅速飘走，他经常会叫住我，你在这儿啊。

有一次工作中偶遇，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他交了个女朋友，然后立刻开玩笑，你不要不开心哦（笑）。

想不想给他看《鹦鹉杀》？

如果有一天电影在西班牙上映，他偶然地走进电影院，看到是我拍的，可能这个故事会有更有意思一点。

漫长的旅程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写作，从小说到剧本，什么都写，不是为了发表而写，而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写作，我的生命常常变得无法忍受。

我有时候觉得能写作是一种幸运，它能让你偶尔离开具体的生活，一方面你需要写，另一方面除了写，你没有任何别的路径了。

在西班牙当记者的生活持续了五六年，期间我读了电影研究、表演课程，等书读完，手里有了一点钱，大概几千欧的储蓄，我就拿出来拍了第一个短片。

我只有一个剧本，和一个来西班牙读书的朋友见面时（她也是一名体育记者，我们在网上认识并成为了朋友），我提到想拍短片，她就问可不可以看看剧本。

看完之后她说，我来给你当制片吧。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制片，但她知道我非常想做这件事。

我想，当你特别想要“使之发生”，周围的人也会接收到这个信息，别人也会帮你。

按照现在流行的玄学说法，你向宇宙下了订单。

我的人生一直在发生坏的事，但一直在遇到好的人。

我们在网上发广告找人找场地，在西班牙读电影的安琪看到了广告，决定加入我们，并带来了一些她学校里的朋友，第一部短片《逝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之后，我和安琪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制片公司，慢慢接到一些活儿，我们把工作分成赚钱的和不赚钱的，我们心里隐隐有个目标：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有机会拍电影。

麻赢心和安琪20年疫情期间，她们还做了一个B站频道“周末电影派”，解读影视作品、导演和演员（曾有一期关于章宇的节目）。

后来，安琪成为了《鹦鹉杀》的声音指导。

再过了几年，我们又拍了一个短片《椅中人》，投了几个电影节，没什么水花。

直到《鹦鹉杀》，这十年里几乎都是失败的经验。

写小说，没有机会发表，写剧本，很多剧本付出的努力和《鹦鹉杀》一样多，但没有结果，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

但拍短片还是有意义，你要等待意义被兑现，又过了几年，雪涛看了《椅中人》，他觉得我当导演是有可能的，是值得一试的。

结识双雪涛是一个很像电影的故事。

那天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而双雪涛完全不记得了），关于他小说里的语句停顿问题，他听完可能觉得我真的读过他的书。

活动结束他主动走了过来，他问我在西班牙做什么，我说我写剧本、拍短片。

他说，他也有一些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如果你有写好的东西，想给人看看，也可以发给我，然后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当时我觉得是客气话，加上微信后的两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我写完《鹦鹉杀》剧本，我想也许我可以给他看一看。

我想他应该记得我，但我毫无把握他会真的看我的剧本。

麻赢心拍摄第一部短片《逝言》2019年夏天，双雪涛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书展，其中一站是和一个阿根廷作家的对话活动。

他们语言不同，也没看过对方的小说，只能聊聊梅西。

观众不多，以老头老太太为主，双雪涛马上注意到了台下的四五个中国读者，人群中心就是麻赢心，“她可以灵活地操控她的车”。

最早发到双雪涛邮箱里的剧本叫《东南亚往事》，一个挺大的名字。

通过类似情况递到他手里的小说或剧本，他都会看一看。

他最初写小说时也苦于找不到展示渠道，“但是赢心这个剧本我确实是从第一场戏开始，一点点读完了，没有速览，真的是读进去了。

”双雪涛被其中四人情感关系以及女性心理所吸引，他觉得剧本很有文学性，更像是小说的笔法，但距离实操仍有距离，更像是分场景写了一个故事，停留在一种情绪或假想。

雪涛记得，里面有一个鲸鱼嘴一样的电影院，主人公坐在里面看希区柯克的《迷魂记》，“银幕内外，都关于真与假的问题。

一个消失的女人又回来了。

但你知道不可能（用）嘛，版权费实在太贵了。

”在和麻赢心打完一通长长的电话后，双雪涛相信麻赢心可以试一试。

一半是判断，一半是直觉，“聊了几分钟我就感受到，她有领导力，非常非常tough，内心深处非常刚强，要不然她做的这些这事，出国，拍短片，都不可能。

同时她有很强的饥渴感，她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和小说观一样，双雪涛相信，电影最终是关于人的东西，这个导演是谁，TA就会拍什么样的片子。

他把剧本推荐给了与他合作过《平原上的摩西》的顿河。

顿河加入后，这个项目开始加速。

双雪涛说，麻赢心创作脉络总结起来是“大小谎言”，她写的都是小谎言，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放到银幕上，并被那么多人看到后，小谎言就成为了大谎言。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这么顺利地推进，他们在北京，我在西班牙，我和雪涛见过一次，和顿河通过一通电话。

他们的加入，这个剧本从精神性走向了现实性。

原来周冉的内心更加神秘莫测，难以捉摸。

顿河告诉我说，当你开始拍电影，一切都是物质，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物质的决定，不是一个精神的决定。

我常常用放大镜去看很小很小的情感和体验。

我认为它们非常宝贵，体验和记忆可能是人最后留下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在增加生命的维度。

林致光（章宇饰演的角色）到底爱不爱周冉（周冬雨饰演的角色），我并不觉得是复仇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我对“证明、确认了他对我有感情，我就赢了”，或是“让他爱上我，而我不爱他，我就赢了”这样的叙事没有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被摧毁了情感的女性主动再开始一次情感体验、博弈，以此重建自己的情感能力，探索自己情感和理智的边界，她甚至允许自己在某些时刻投入、体验自己创造的情境，再从这种情境中抽离。

这个复仇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

这是《鹦鹉杀》创作中的一个冒险，但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觉得周冉一半是冬雨，一半是我。

电影开拍四五天后，有一场戏，周冉在床上哭，说她找到林致光了。

那一条我们拍了好多次，冬雨一遍一遍地哭，哭到精疲力尽。

我当时觉得差不多了，就喊了停。

这时冬雨来到我看监视器的房间，说希望和我单独聊聊。

等其他人离开后，她问我，为什么不继续拍呢？

我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她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你觉得很好的时候的样子我是见过的，现在不是。

”后来我们聊了很久，她说，“我希望你100%地执行你的想法，我接这个戏来到这里，就是来让你100%执行你的想法的，我会一直支持你。

”那天我意识到，她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一直在观察。

我不是一个会有即时反应的人，但她能够分辨出我非常微妙的情绪。

后来，我在拍冬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拍摄方法，我越来越喜欢拍她的脸。

我觉得一个人的脸上能显现出如此丰富的情绪是很罕见的，这需要她非常自由才有可能。

麻赢心和周冬雨拍摄前在海边交谈雪涛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短篇小说，它应该是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你一定要做到让观众意犹未尽，而不是在某一个时刻感到有点多、有点长。

他说，电影里的时间像黄金一样，是论盎司的。

在剪辑室，我们常常围绕某个镜头一两秒的长度取舍展开讨论，但他的落款永远是，赢心你觉得行吗？

他一直说，这是你的电影，我们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你的电影。

电影上映的第三天，我哭过一次。

当时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无论好的坏的，我都比较平静。

直到雪涛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有特点的电影一定有缺憾。

我一边回他一边哭，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回得很平静。

我难过的是，从剧本到剪辑，我和雪涛、顿河进行了很多很多讨论，但最终都是以我的意志为主，我在想，剧本有缺憾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意志较强，我说服了他们。

我前两部短片的剪辑指导曾经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拍重要戏份、重要时刻的时候，总是让人物坐着说话。

其实他说完我没有深想，后来拍《鹦鹉杀》，包括采访前你谈到“身体与创作的关系”时，我忽然又记起这件事，这可能是非常潜意识里的一种关系。

目前来看，可能我拍的静态的戏会超过动态的戏，这也符合《鹦鹉杀》的特质，但之后我会尝试更多动态的戏。

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我不是用42天拍了《鹦鹉杀》，是用了十年。

如果《鹦鹉杀》不够好，那我可以反思、总结、再用一个十年拍出更好的电影。

我和妈妈有一次见面，我发现麻赢心编了辫子。

出门前，她妈妈说，你上次见人家就是梳马尾，这次换个造型，然后立马给她编了辫子。

在西班牙，早期无人交流，憋得难受，她妈妈就自己跑到酒吧找人聊天，对方说西语，她说中文，夹带比划，她也要聊下去。

麻赢心正在筹备的下一部电影是一部公路片，讲述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在母亲去世后，决定安乐死。

这部戏在文本层面关于她此刻的困惑，在导演层面她要尝试一种更动态更复杂的拍摄。

我正在不断地修改这个剧本。

但有个前提一直没变，我在想我妈妈不在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

我通过写作提前面对这件事，虽然它和真的发生会不一样。

但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创作的初衷。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更接近特别亲密的朋友，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对方，我们可以无话不谈。

我和她交流过，如果我先走怎么处理，她先走怎么处理，但我们不是哀伤的，我们东北人没有哀伤的习惯，我们是比较平静的，以开玩笑地方式，严肃地讨论。

我们会想非常具体的方案。

我和我妈说，如果我先走，我会给你留下一笔钱，但是这笔钱我不能放在你那儿，因为你可能无法避免被骗或者是好好运用这笔钱，我会放在两三个我100%信任的朋友那里。

如果你需要，你去找他们，但我不能全交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责任会太大。

如果你先走的话，你肯定不用惦记我，我可以独自生活。

如果我觉得生活太痛苦了，或者不可忍受，我也有我的处理办法。

2021年西班牙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我可以去做安乐死，我觉得也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

麻赢心和妈妈我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个方案没有计划很久，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

30岁前我脑海里没有死亡，我觉得人生会无限长。

去年我姥姥去世了，我感知到这件事越来越近了。

我对死亡的恐惧小于我和妈妈分开的恐惧，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但是多数情况下它不会发生。

我的第一台电动轮椅是我姥姥买的。

有了电动轮椅，我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我可以一个人出门，去更远的地方了。

我现在这台轮椅，已经陪伴我十几年。

在拍《椅中人》时，男主角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导演，我把轮椅借给了演员。

我很喜欢轮椅后背上的单词karma，它的意思是“因果”，不是我们常说的因果，而是佛教里的“业”。

这个词很有意思，接近某种本质的东西，行动，契约和命运。

我每次出门，我妈妈都会送我下楼，送我过完第一条马路，再一直目送到她看不到我。

后来我读史铁生《我与地坛》，他写到他去地坛，“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这两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是重合的。

他写道，妈妈知道他身处巨大的痛苦中，需要给他空间让他出门，但她同时又害怕，会不会哪次出门他就了结自己了。

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的。

人在二十几岁时只能看到自己的痛苦，可能近十年，我才理解了妈妈的处境，我终于看到她的痛苦了。

我妈妈其实原封不动地和我讲过一样的话，“要是我能代替你就好了。

因为你想做的事情那么多，而我没有那么多事情想去做。

”我有时会在生活里的某个时刻突然想到史铁生写母亲的话，它时刻提醒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我看《让娜·迪尔曼》（拍摄了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也会想起我妈妈，我今年37岁，她为我做了37年的饭和家务，这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

我有时候想，某种程度上一个生命是在“吃掉”另一个生命的。

但我妈妈不是一个悲情的形象，任何时刻她都不是。

她的底色是痛苦的，日常是轻松的。

她不去想这些，她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处理。

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如果是一只受伤的小狗，她也会照顾它37年。

无论是史铁生的妈妈还是我妈妈，她们都非常乐观和勇敢。

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那个遭遇不幸的人不会有“走出来”的机会。

她们不是用观念来支撑你，而是用无条件的爱，才让后面的一切变得可能。

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叫《我丢失了我的身体》，主角是一只断掉的手，它要和一个男孩重聚。

男孩遭遇了很多厄运，他觉得一切都如命定，但到最后他突然想要跳一下，命运都不会知道他要跳，因为这是无理的动作，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喻的事情。

这一跳是他的自主意识，是他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他和命运的搏斗就完成了。

我也跳了，自不量力地，莽撞地。

稍稍再多一点理智，你就不该那么做。

但你知道你正常走，你走不到那里，你只能跳——买第一台电脑是跳去西班牙是跳拍第一个短片是跳拍《鹦鹉杀》是跳在真实发生那一刻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我不是那种很确信我一定能做到什么的人，我不确信，但是我会往前走，我总是想看看前面还有什么。

就像你刚刚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体验？

我基本上没有不想的，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放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去试一试，如果我不抓住，我的生命会变得很可怕。

如果我没有跳，我可能仍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放着蓝色电脑的房间里。

我的父母常讲，你一辈子不工作也可以，我们家还有两亩地，总能吃上饭。

想到这个，我是害怕的。

但这不是一个阶级叙事，我并不认为那是失败的生活，而是那样我能得到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是什么？

我虽然生活在家乡，但事实上我又不完全生活在那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看电影，我活在另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如果我不能够去到屏幕中的世界看一看，我会觉得很残酷，甚至比没有看到过更为残酷——你明明看到了，但身不能至。

去西班牙小镇好像是一个追星的故事，但那是我第一次企及我脑海里的世界，那个世界几乎像是虚构的，我像跳进兔子洞一样跳到了里面。

它把你的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你的生活变大了，同时你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很艰难，会摔伤，会付出代价，会过上漂泊的生活。

直到此刻我仍在犹豫要不要把下一部片子的主角写成坐轮椅的人，与我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几乎同时发生。

写之前，我没有设想过它是我的故事，写的过程中，它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故事，写到最后它一定又不是我的故事，但从根本上，它一定是我的故事。

我没有经历过杀猪盘，但《鹦鹉杀》是我的故事。

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一个剧本和我的联结是什么，而是在我不断写、拍再到剪的过程中找到的。

当电影完成了，我跟它的关系也完成了。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很远很远的世界有一种想象。

其实没有比电影能更具体地建立这种想象了，所以我最终走向了电影。

我也没想到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我的故事。

我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另一种生活召唤了，或许不是“另一种生活”，是“另外很多很多种生活”，可能在某一个平行宇宙，我去了更远的地方。

（感谢陈快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采访、撰文：康堤编辑：李纯图片：受访者提供运营编辑：Yuki看完麻赢心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鹦鹉杀》最大的特点，在于各种意义上的“反传统“。

它当然不是标准的类型化“反诈复仇”电影，也不是传统的俗套女性主义电影，而是比之更富于多面性，到了最后甚至超出了“女性主义电影“本身的范畴。

在序幕中，导演就没有将强类型化的强悬疑性作为影片的主体，而是在一开始便定义了女主角作为“受害人”的状态。

章宇对周冬雨的深情男友形象直接以短信息的形式出现，已然削弱了其真实性，而他所说的“去海里捕鱼”与画面中游泳的周冬雨形成对应，并进一步延伸到现实中章宇所处环境的“切开章鱼”画面，演进式地表明了周冬雨之于章宇的“被捕食猎物”身份。

随之，序幕的结尾也就来到了明示的阶段：周冬雨的被骗。

由此可见，本片的立意非常明确，完全聚焦于女性人物作为情感骗局中受害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事件的悬疑性、动作性等类型化元素，而序幕中周冬雨始终保持着伤情的状态，让“复仇”始终缺席，也树立了“内心追寻”对“反诈事件“的取代。

这让它确立了“人心为核“的主题定向：第一阶段的“丰富化女性主义表达”，以及第二阶段中对“广义性人心表达”的扩展---对章宇远超符号化男性反派程度的独立细部刻画，便的出于此阶段的表达目的。

在第一阶段，电影以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它聚焦女性的内心世界，在表现层面上高于普通作品。

我们看到了电影对女性内心的多面性诠释：她并非如传统同类型题材里的角色一样，执行一个非常单向的“复仇“，向男性回应以全无感情的愤怒，而是对二人的爱情存在留恋。

由此一来，她寻找章宇真人的过程，其实就成为了对这段感情的探寻过程，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

在周冬雨寻找章宇的过程中，章宇短信息中的“望月亮”与“海岛”等文字反复出现，对应着周冬雨对相应景物的凝视与想象，便是对此的表现。

而在她与父母的电话中来看，她显然对家人隐瞒了被骗的真相，也说明了自己对这段感情的留恋。

“海岛”也成为了片中非常关键的意象，它是章宇对周冬雨的许诺，出现在周冬雨的梦境中，也是周冬雨的一个持续性行动目标，“登上海岛”。

它对周冬雨的牵绊作用就代表了周冬雨对感情的留恋，她希望登上海岛的心理正是她对章宇真人持有真相的残存希冀：虽然有诸多的欺骗，是否其中有他不情愿的内情，是否也有可谅解之处。

这种感性角度出发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女性之于男性的最本质区别。

她们不会因为某一客观结果便否定性地判断一切，而是以怀有感情的方式去理解它，希望事情如自己所愿地“不完全糟糕”。

这也是这部电影里女主角“复仇“的最大独特性，周冬雨在寻找真相，却不是为了捕捉到冰冷事实并予以反击，而是期待着把握到“扭转纯粹之恶”的曙光，让自己获得希望。

她对自己的救赎与开解不来自于“解决仇人”，彻底走出感情的纯粹骗局并进入一个无感情的真相世界，而是让自己--哪怕局限性地--回到曾经的感情状态中，证明其的非骗局真实性，她的目的并非干掉欺骗自己的章宇，而是找回自己认识的“章宇”，如果失败再做后续打算。

事实上，这种情感化的特质也延伸到了李梦扮演的女二号身上，构成了对女性群体的全局概念---“海岛”概念的第一次出现，便是由李梦和高人的对话引导，随后李梦与周冬雨在海边共诉深陷情感骗局的真心，也是对海岛的延伸。

然而，就在海岛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电影也给出了女性群体对情感留恋的结果：走夜路已经走了太久。

她们对一切抱有善意，留恋自己曾经体验过的美好，对爱情的存在保持信仰，但男性的特质却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这就导致了女性的始终受害，一切落在两性爱情之上的期待落空。

“海岛”成为了对此的表现途径。

在周冬雨第一次踏上海岛时，她与两个男性一起身处于雾气之中，这模糊了对方在她眼中的形象。

在这里，张宥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李梦有所对等，作为男性的群体性延伸。

在开篇时，他成为了章宇的某种替代者，向周冬雨反复说着“海岛上有菩萨带你去拜拜”，并与她产生了暧昧的火花。

由此一来，他便成为了周冬雨的又一个情感投注对象。

然而，当他与章宇一起出现在海岛上时，便一并成为了周冬雨思维的推翻者---她意识到存储在手机里而作为“骗子”的章宇出现了，语调欢快，似乎并不如自己替之开解一样地“无奈被迫”，这动摇了她对其的信任，而更明显的则是她对张宥浩的失望，后者也成为了她对章宇态度的对等性表达。

事实上，在周冬雨刚刚抵达泰国时，男性的潜在“非情感性特质”就已经得到了暗示。

出租车司机说着“带你去拜菩萨”，眼神却投在了后视镜中，暗示了一种对周冬雨别有用心的观察，而张宥浩在旅行社看到周冬雨的时候，第一视角下的镜头被帘子遮掩住，也暗示了二者的本质性差异。

可见，电影强调了两性之间的客观对立，出现在男性口中的海岛停留在语言层次，这正是电影在呈现杀猪盘与“警示骗局”---周冬雨哀叹“都是假的”，李梦对周冬雨的提醒---时的表现形式，是可以编织成谎言的语言和文字，进入海岛后则呈现出负面的状态。

而真正一起抵达“海岛式环境”并达成和谐关系的则只有女性伙伴。

李梦与女性大师，周冬雨和李梦，都一起出现在海边。

当周冬雨与章宇重逢后，电影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去表现她的“希冀寻找”与“调整落地”：与章宇在实质上的“从头来过”。

这实际上等同于对此前杀猪盘的过程再现，将周冬雨接触到的章宇形象从短信息的文字拉到真人层面。

二人从头开始交往，不再是借助文字的网恋，实际的接触无疑更接近真实，真人也更难以编造谎言。

由此一来，周冬雨对章宇的“从头再来”就成为了她给予对方、也回给自己的第二次机会，通过近距离的感受去了解对方在骗局中是否存在真实的情感部分。

周冬雨与章宇的第二次交往，无疑与传统的同类题材截然不同。

她并非愤怒的复仇，而是爱意的希望，这也在形式上完成了对此前周冬雨心理的升级：文字无法了解全部，而接触其人后的体验才会是最终的真相。

同时，章宇首次以真面目出场，实际上也形成了观众与周冬雨的视角合一。

此前与文字同步出现的章宇只有背影，意味着他之于观众的“信息局限性”，并与周冬雨和章宇的第二次交往而实现“全部面貌的真相拼凑”。

在普通概念下，这个思路的终点即是“终极破灭“，而本片最妙的点便是对此设计桎梏的跳出。

值得注意的是，章宇和张宥浩的形象也确实如周冬雨希望的那样，带有一定的真实情感 ，这也将电影引领到了“第二阶段“，即对单纯女性主义表达的超越。

电影给到了很多周冬雨与章宇共处时的日常性场景，这些都是标准的约会内容，章宇在其中的真实性不明，提供给周冬雨的似乎全部是幻象。

这也在章宇独处时的状态中得到了印证。

周冬雨被他抛弃而迷茫呆立，意味着此时一切给她的不真实感，而真相则是章宇转入小路后打给犯罪团伙的电话。

随后，章宇和张宥浩“交流业务”，我们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血红色光线，让这一刻的真实形象走向了邪恶。

但是，男性也给出了有情的一面，章宇会在联络同伙后拿起准备做给周冬雨的鱼，张宥浩也会对周冬雨求爱，如章宇所说的“真的安定下来”。

非常有趣的一处场景，是三人醉酒后的畅谈。

他们都在酒后吐真言，而两个男性也都在抒发着自己的情感，他们都对彼此保持着非情感的认知，却也在此处带有诚挚的爱意。

这种复杂性正是章宇和张宥浩的全部真相，他们欺骗着女性，却不免在其中混入真情实感，因为没有人是真正冰冷到底的，于是他们的爱情也就成为了真假混合的中间性存在：短暂却真实的情感交互，随后则是持续性的骗局假象。

在电影开始对章宇和张宥浩进行回溯时，这种真假混合的男性状态得到了更具体的展开：章宇看到了无法配合欺骗的同伙被殴打，他的欺骗多少带有了被迫的无奈，而张宥浩在欺骗李梦的过程得到展示，他行走在“猪饲料”的房间中与对方甜言蜜语，却也在说话的时候带有真挚的幸福表情。

不同于传统同类电影里的落点，本片并没有制造出两性的极端对立，而是一种共有的复杂性悲剧。

女性以更加感性的状态出发，对男性的“理性倾向”抱有感性的希冀，而男性身上确实存在的感性部分也部分地回应了这种希冀，却无法为女性真正提供完美的纯粹情感。

因此，女性必须用理性去利用男性的感性部分，但主导她的感性倾向却让自己也难言“成功”，而男性出于理性的欺骗会受到感性部分的牵绊，并在女性的反抗中受到感性的打击。

骗局成为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最佳呈现形式，它让章宇处在具体的“骗子”与“真爱”之间，而二人的相处更是“局部瞬间的真情交互”与“更加持续的欺骗被骗”的完美体现。

在电影的收尾阶段，周冬雨成为了这种复杂性关系中与章宇同等的存在，二人的关系也彻底进入了双向的“欺骗与真情混杂”状态。

周冬雨与章宇走在一起返乡的路上，都在真情实感与“骗对方入局”的暧昧不清之中，这也是影片处理最好的部分。

章宇的目的似乎是“骗钱后独自逃走”，而周冬雨则是相应的“留人送警局”，但二人却又都抱有“就这样一起生活下去”的真实希冀。

落实到各处设计上，几乎所有的细节交互都带上了这种双向感，最典型的是周冬雨交给章宇银行卡的部分，这既是帮人也是“留人”，而卡的密码如同所有恋人一样地“设成对方生日”，却又在“这不是你的生日对吧”中流露了周冬雨的一种清醒意识，而章宇的回应也是“不，这是林致光的”，既承认了当时用假名字进行的欺骗，又表达了此刻真身份下的真情。

而在更关键的“章宇独自下车”时，周冬雨希望他的归来，这本身便是“希望看到真情回馈”与“向警方通报信息对应的留人”的混杂。

章宇的表现则更加有象征性：他用硬币指示自己在“欺骗”与“为爱”之间的选择，镜头对准了旋转着的硬币，却在即将落地的时刻突然切掉，象征着二选其一的不可能，章宇和周冬雨只能处在中间态之中，并饱受其苦。

这也是二人回乡阶段中反复展现出的信息：周冬雨说“此时此刻我爱你”，这种短暂的纯粹爱情是他们唯一能保有的完美，而当章宇意识到对方报警时则说出了对此的隔空回应，“距离下一站还有十五分钟，我们就将此刻当作我们的一生”，随后二人以真情的状态进入了灰蓝色的隧道，仿佛回到了海岛与海滩上的迷雾之中。

这也是海岛在最后阶段的延伸使用，充溢雾气的它不再独属于“希望获得真情，却只得到虚幻”的女性，而外扩到了男性的身上，二者在“感性”（真情）与“理性”（欺骗）之上的比重有所不同，这导致了出发状态的差异，但因二者共同的“非极端单向”也必然导致他们在夹缝中的受苦悲剧。

这种复杂性甚至独立地出现在了男性群体的内部，张宥浩对章宇的下药和告发既是阴谋，也同样包含着自己保护周冬雨不再度被骗的爱意。

在最后阶段即将开始的时刻，海岛对男女的意义投射便引领了一切。

在一个非常概念化的段落中，李梦和周冬雨仿佛是在奔向海岛，却只能在海水中沉溺，章宇也奔向了她们，一起在水中沉浮挣扎到昏迷。

他们都无法抵达彼岸的无雾气海岛，只能以一种“真情拥抱”的方式昏厥在岸边。

此外，当章宇喝下了迷药时，他在梦境中看到了比海岛更不可抵达的月亮，回想起自己与周冬雨交往时的鹦鹉故事，却只能在奔向月球的瞬间惊醒---这暗示着他在迈出下一步时的“毁灭”，既是梦境中的“跌楼”，也是醒来后与周冬雨在现实里“回乡行动”的被捕结局。

这也延伸到了张宥浩与李梦的部分，张宥浩认为自己向女性投注了真情，“放下一切安定下来”，也戴着自己与李梦真情承载的红色围巾。

他快乐地奔驰，却始终处在暗喻“现实中海岛“的雾气中，殊不知自己已经被围巾的送出者李梦报警，警察已经在身后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对章宇硬币的处理一样，导演也没有给出张宥浩在两极中其一的确切结局，而是复杂性的悲剧：他没有被抓住，从真情的欢乐中解除出来，而是在不知情的真情之中走向了意外的车祸死亡，身后的“非情之局”与他心中的“真情”混合地定义了其死亡。

而李梦走下警车，也带着复杂的表情。

这也体现在了周冬雨具备独特性的“探寻真相之路”的主体线索上：她带着“提示非情感之欺骗”的信息上路，试图寻找欺骗者身上的真情部分，也在对方的真情和欺骗之间摇摆，最终看到的真相却是“无可为继的真情”--她的希冀并非全然不存在，在火车上看到了章宇出于真情的回归，身后则响起了婴儿的哭声，象征着二人就此走向幸福家庭的未来可能性。

这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如她所想一样展开，她的反击确有支撑，却也因双方的真情而得不到痛快淋漓的释放。

她在一路上试图寻找确切性的“二者中其一“之结局，来获得自我的解放，在终点线上却反而陷入了更深度的二者混杂之复杂状态，自身甚至成为了与“真情骗子”同等程度的复杂度。

周冬雨从“对立于男性骗子”的状态出发，此时的她是海岛的唯一主人，在结局中则迎来了“与男性共有的海岛”，看到了两性共处其上的可能性，却只是雾气大海中的溺水与雾蓝色的隧道---“海岛”就在彼端，他们却或是无法游到，或是在“穿出”后迎来警察的手铐，是完全反向的“海岛”，这与她最开始在海岛看到雾气中的章宇时的状态并无差异，她的内心也依然处于当时刚刚开始寻找章宇的复杂迷茫之中，一路走来却没能得到关于爱情与两性的确定性答案。

事实上，在张宥浩喝酒后的“酒后真言”段落中，所有人都第一次展现出真实一面，他对李梦红围巾的记忆便象征了一切：他珍惜着围巾，却记不清这是红色还是绿色，意味着对李梦情感的混杂。

同样地，他给章宇留下了“钱给你周冉给我”的字条，这代表着他眼中“两个男人的选择”，自己选择真情，对方选择理性（骗局）。

但到了最后，他们其实都无从选择，只能停留在混杂的状态中---章宇面对着未曾落下的硬币，与周冬雨在情与骗之间交织，张宥浩则在自以为的真情中被李梦带领的警车追捕，死于不自知的幻觉。

而作为电影标题的“鹦鹉杀”也是同样的寓意，它看似只代表了“模仿纯爱”而巧舌如簧的骗子章宇，以及用骗术还施彼身的“学舌者”周冬雨，实则是“扯动左腿和右腿时不同表达“的兼而有之，而人则无法在“左腿和右腿”之间选择。

这就带来了故事响起时章宇冲向月球瞬间的跌落。

在这里，沉陷于“鹦鹉杀”之中的既是讲述时甜蜜的周冬雨，也同样是回想起它时真情难抑的章宇。

这也是周冬雨和章宇的结局状态，当他们结束了短暂的“真情隧道”，章宇在平常的日光之下被捕，镜头聚焦在周冬雨的脸上，她却带着复杂的表情，一直带着耳机，这又是一种暧昧的复杂性表达---她似乎在听着章宇给自己的语音短信息，回味着二人的爱情，却又没有给出确切的声音，意味着她对”是否播放，是否应该播放“的无从选择。

这种复杂性的结局状态发生在日常的阳光之下，代表着它对于生活的持续性意义。

最终，周冬雨--也包括李梦---在行为上做出了选择，走出了情感的迷局，这是她们的勇气，但情感在内心中却未曾真正消失，而是与隧道中的十五分钟一样封存了起来，这种行为选择背后的内心不可选择之痛苦，是不可忽视的要素，且与章宇和张宥浩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通。

这也是本片的一大特点，它在结局中既表现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又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强调了男女相处中的某些真实状态，带来了超出“杀猪盘”的一种普世性表达。

二者都不是单向极端的，这导致了相处时“甜蜜完美”的必然短暂，而更加日常的则是复杂的悲剧性：在生活中投入真情，便必然会迎来生活对真情的挫败，男女皆是如此。

这让本片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女性主义电影，它决不对任何一方进行符号化定义，而是呈现双方作为“人”共有的复杂本性，展示双方在必然的情感诉求中迎来的不可避免之悲剧。

这让它既具有了优秀女性主义电影的特点，也超越了这一题材范畴。

同类的电影如《苹果》，刘苹果的人生始终处于被男性力量左右的被支配地位，其内在便是因无法脱离的情感化本性而生的被动。

在结局的镜头中，苹果终于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一切，离开丈夫与老板，仿佛获得了地位的逆转。

但是，李玉却在最后安排她给老板倒了一杯水，并以杯子的特写完成了电影。

显然，这是一种强调：女人终究摆脱不了内心深处对男人的感情投入，哪怕她已经决定割裂一切。

对爱情的向往，对感性的依赖，即是女性在先天本能之下的被动与弱势根源。

相比之下，《鹦鹉杀》继承了这样的表达内容，又做出了表达对象与层面上的外扩。

它不仅仅是“杀猪盘”，甚至其本身都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引子，提供了一个“二人以绝对理性开局然后又走入感性纠葛”的前提，实现比平常设定更好的主题呈现条件。

它也不仅仅是“骗局与反杀”，也不仅仅是“性别对立”，甚至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电影。

它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骗局反击”出发，却指向了更广义范畴下的男女情感生活之现实境遇，以及对普遍人性与情感悲剧的表现，是一部关于“生活”的电影。

要文艺不文艺，要商业不商业。

纯文艺片也有拍得很好看的，这部导演真得功力不到位。

对比同样题材的商业片《孤注一掷》，虽然多倍诟病像反诈宣传片、有诸多情节bug，但比起来《孤注一掷》好太多了，最重要的就是好在：清楚完整地讲一个故事。

周冬雨和章宇之间对戏的张力还是很强的，他俩单纯拍部简单俗套的爱情片都比现在这部四不像好太多。

男二张宥浩不知是哪里来的资源咖，颜值演技一样没有，却还能在多部大制作中刷脸担任重要角色。

整部电影里他的演技和他的角色一样突兀。

每当男一女一二人对手戏火花四溅自成结界的时候，男二不知从哪里突然跳出来，带着尴尬的演技、尴尬的人设左右横跳。

可能这个角色就是主打一个尬吧。

每个角色的感情都有点过于泛滥了，无法理解。

男二作为骗子不忠于职业操守专心赚钱，爱上前同事并慷慨解囊给赌徒施予援手；女二沉迷于网恋对象的甜言蜜语和高共情高敏感来缓解孤独寂寞，反复跳入网聊陷阱；男一作为资深骗子最后被女主打动，决定回老家过踏实日子；女一闭口不谈被骗的几十万积蓄，只在情感上对男一实行报复。

对工薪阶层的打工人女一来说，被骗了十年积蓄后，最迫切的反映一定是报警、千方百计找回钱，相信相比于几十万积蓄来说，这点被骗的感情显得太廉价了，孰轻孰重是一瞬间毫不犹豫就可以做好的权衡。

而女主的报复方式是骗男主让其受到感情伤害，但实际上这点感情欺骗别说对油嘴滑舌的男一骗子，即使是对普通男性可能也根本构不成任何伤害。

情节特别特别的不合逻辑，不接地气，从导演到编剧在空中飘得太久，臆想出每个角色的行为逻辑。

所有角色天天就是围绕着感情那点破事，把都市职业女性弱智化，让她们把“共情”作为生活的中最高的需求，被情感绑架；把骗子弱智化，在穷凶极恶的缅北杀猪盘圈子里企图揭示反面角色之间的那点真情和真心，或许在现实中的确有，但从观众的视角里看就是有给骗子洗白嫌疑。

观众对骗子之间的“你爱我我爱他”“男男恋”“吊桥效应”“救赎感”等等感情碎屑并不感兴趣，而这点情感和杀猪盘骗局本身的现实危害比起来如此不得一提。

在连更宏观的主要矛盾都无法把握时，还要妄图刻画不重要的细枝末节，是导演的舍本逐末和对于自身能力的过高评估。

这部片子唯一的优点是，导演的镜头、打光把周冬雨拍得太好看了，造型加大分，几套风衣、鸡心领毛衫搭配得特别漂亮，红外套，绿针织、绿衬衣，光线也把皮肤拍得白净透亮。

不愧是吃大银幕这碗饭的电影脸。

整部电影就两个字：拧巴。

导演的创作动机倒是明确，他不要拍一部犯罪类型电影，也不要拍一部简单的关于情感的电影，电影试图深入内心，去呈现出一种莫可名状难以言喻的复杂感。

庆幸的是，导演的确拍出了复杂感，但对于一般观众而言，这种复杂感很难评，只会觉得古怪和分裂。

这部电影想要进入气氛，设置了太多前提。

可以接受去娱乐化的表达，可以不在意逻辑和人物动机，可以不计较常识的匮乏，去接受导演刻意创造的悬浮感和隔离感，去容忍把太多离奇巧合当作必然，才有可能成为导演的同路人。

想想，电影如果只抽出主干，其实就是个杀猪盘里找真爱的故事。

女主角被骗后，想的不是追回钱或者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她要的是“杀人诛心”，要骗子真的爱上她再被“捅一刀”。

这么浪漫的报仇动机我以前只在古龙的小说里见到过。

周冉也好，庞宁也好，她们不为财也不为正义，就是纯粹要复仇，整个故事里，要命的根本不是什么诈骗，而是欺骗感情。

那一刻，我想起《秋菊打官司》，都是讲一根筋的执拗人拼命要个“说法”，这不是普通人的思维逻辑，也只有在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下才会发生。

当然也可能因为中二，那周冬雨就不该清冷，而应该恢复她在《心花路放》里的妆造，“葬爱家族”才要以血偿爱。

我甚至怀疑周冉这老妹儿可能看过《孤注一掷》，觉得缅甸的骗子都是孙阳那样式儿，有型有款还多情的“纯爱战神”，起码也得是个造型邋遢的码农版张艺兴。

当然，电影也很懂味地找了章宇演骗子。

至少，在有性魅力这点上，林致光表里如一，没有变成个不爱洗澡油头还口臭的抠脚胖子，否则啥乱八七糟的暧昧都不成立，再文学都不行。

这种拧巴故事可以有无比分裂离谱的精神状态，但唯独不能缺了好看的皮囊。

否则杀猪盘怎么可能会扯出爱情，人均彭于晏的想象，说明被害者根本没走出骗局，我甚至怀疑整个故事都来自女受害者的臆想和幻觉。

在臆想中，她不怎么费劲，轻易找到了骗子；骗子的样貌，和声音一样迷人；在臆想中，她步步紧逼，他慌不择路，就像猎人摆弄猎物，哪怕最后她暴露了报仇的目的，他仍然选择留下，与她有了十五分钟的永恒。

如果真这么拍，无疑会彻底改变整部电影的格局。

可惜，导演没有颠覆一切的自觉和勇气。

于是电影只剩下了古怪和分裂，这种自话自说的自我陶醉，无法打动别人。

那一刻，我好像不是在看电影，而是看着导演在对镜梳妆、孤芳自赏。

当然，电影也有些可取之处。

比如没有跟风走向流俗，拍一部抖音式的充满话题度，适合三分钟快剪的无脑电影，他有自己对故事的见解和意图；周冬雨和章宇的表演细节很多，一些气氛和状态，在局部上是成立的。

但这些所谓优点，恰恰又放大了电影的毛病。

因为想法太多，反而让电影定位模糊，顾左而言他，又言之无物，结果连基本的叙事基础都摇摇欲坠。

又因为糟糕的剧情设计，让电影陷入一种越是细腻，越显得失真、诡异的恶性循环。

周冬雨表演细节越多，这个角色的意图和逻辑越显得难以理解和违背常识，章宇的角色亦是如此，甚至其他配角也不例外。

他们越是力求表演真实，越是脱离真实，像是被文学化的抽象的符号，又被具体呈现出来，如同在芝士火锅里涮羊肉，又像是搞错方向的冲刺，越用力越错。

违和感始终横亘在电影中，挥之不去，让人困扰和不适。

总地来说，这部电影既无法娱乐观众，也难以让观众共情，或许会有些观众能与这个故事共鸣，但它注定是小众的、私人化的、抽象的，它甚至与诈骗、东南亚、爱情关系都不大，这是女主角周冉要的一个“说法”，也是导演强行塞给观众的“想法”，它如此自我又自私，那我也可以毫不客气地回应：我是真烦这种自以为是的故作深刻。

PS：整个9月，净是这种类型分裂，既要又要，结果又两头不靠的电影，《第八个嫌疑人》、《不虚此行》，加上《鹦鹉杀》，这个月我的电影院经历真是糟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