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想了一下，转了知乎militant氏的回答，内中也包含了对这部电影的评论。。。。。。。。。。。。。。。。。。。。。。。。。。。。。。。。。。。。。。。。。。。。。。。。。。。。。。。。。。。。。。。。。。。。。。。。

https://www.zhihu.com/answer/1144462620

看到这么标题，你一定被吓坏了吧，这么一个牛逼轰轰的名字，难道我真能扯出什么道道来？

那就真让大家失望了，我还是真想不出来起什么名字好，所以就随手打出了个标题，千万别以为我被塑造成了什么社会资深评论家，或者有关部门的专家。

我还是我，还是那个文笔长脚气，并且爱到处显摆的二流偏下型，非专业电影胡扯打字员。

这片子说实话，之前我真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不管是导演，演员还是什么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啊什么的，我通通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做为一个普通影迷，首先是影迷，而不是噱头迷，（最烦那些听说片子得了什么奖，或者商业广告弄的很离谱,然后一堆人挤公交似的去看的片子）。

影迷，主要就是喜欢电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和电影无关，扯他干嘛。

话说我第一次知道这片是因为前天中午在单位休息的时候无聊的打开了迅雷看看，看到上面有在线播放，边上的标签是这样的:经典黑帮电影。

靠，作为一个喜欢看黑帮电影的人来说，这样的标题配在一个你没看过的电影旁边，那简直是耻辱，当下就开始看了。

无奈单位里看电影毕竟不是那么方便，于是看了20分钟左右就没有继续，今天恰好休息，就起个大早把这片子给看了。

说实话，其实在单位看的那20分钟给我的第一感觉相当不好，这是黑帮片么？

丫不是在反映德国政治么，政治片，战争片向来我都是很反感的。

所以本来想不看的，但我有个毛病，就是看了一段的电影你要叫我不看完就结束，那简直比杀了我还让我难受，所以今天早上一咬牙一跺脚就点了这片子继续看了。

果然不出所料，电影看完，我首先一个感触就是：你被耍了！

这根本就不是黑帮片，虽然他们也有枪，也偷汽车，抢银行，劫飞机，炸大楼，甚至像文雀一样扒了老太太的钱包，但它确实不是黑帮片，它确实只是政治片，所以我被迅雷耍了，迅雷尚且如此的不真实，利用标题来骗点击率，更何况现实社会呢，大商场里摆在外面的全场1折起，进去一看，不但看不到1折的东西，反而更多的是：本专柜不参与此次商场打折活动，好吧，商场逛累了，找个地方吃饭吧，贵的地方咱吃不起，找个快餐店吧，门口写着3元吃饱5元吃好，进去点了2个青菜，油末星子都不带一点的青菜哦，一算账，6块，一个青菜2元，另一个3元，再加一碗饭，回头再看看那个3元吃饱，5元吃好的牌子，猩红色的油漆越发显得刺眼了，敢情一叠青菜一碗饭就能吃好，真是让我恍然回到解放前！

也深刻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

民间尚且如此，更何况官方，什么东西稍微有点擦边，就被和谐，别的不说就说咱们豆瓣吧，我只要一个月不看电影，就会发现我看过的电影少去了，本来800多的，现在成700多了，原因？

那自然是有些电影被和谐掉了，这只是一个电影标签而已啊，至于这么过不去吗?其他的一些，比如牵涉到国家历史事件的，牵涉到色情的，通通绿坝了，大家都看不见摸不着，祖国江山一片好，这是进步吗？

片甲不得下海的封建政府被洋枪大炮轰的屁滚尿流才几年啊，这么快又要回到固步自封的老路子上了？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可悲的不在于我们买不起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我们最大的可悲是，觉得这些都是最正常不过了，我们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个决定，看着那些叫人民的公仆的人，肚子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大，住的是比他们主人还要好的私家别墅，抬脚就是奥迪，张手就是中华，到了主人的饭店里大吃大喝一顿后，扔下一张白条以后，接着去抱主人的女儿！

这样的公仆，必须被玉娇龙一刀而后快！

好吧，说回电影，为了对的起这个影评我还是必须说说这电影的，这电影主要向我们表现的哪几个方面呢？

具体如下：1.德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和我们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一样，都有一群为了自己的目标，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先不用关心他们的理想是对是错，至少，他们为他们的理想付出一切。

2.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在国外的影响力真的很巨大，这一点虽然毋庸置疑，但我还是被电影里的台词吓了一跳，那时候我们的领袖就更解放前我们看待大胡子老马一样神圣3.国外男女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在同一个浴缸里面洗澡，甚至当着她男朋友的面，而现在的我，给我一个女性朋友打一电话，回头就能收到她男朋友的恐吓短信。

4.国家禁止枪支是多么的必要，至少法官们在胡乱的判了别人型之后不用担心被一枪毙命了，只要担心下在郊外的汽车里和女秘书运动的时候不要把窗户关死，以免一氧化碳中毒。

5完了

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至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

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

（摘自百度百科）setting a car on fire is crime, burning thounsand cars is political。

窃铢者盗，窃国者侯。

难怪人们都说政治是肮脏的。

那么为什么？

一群人以正义之名要求德国政府及美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种族屠杀，而对一些政权当局如大法官，大律师，银行家进行绑架、暗杀，甚至对平民进行无辜的射杀。

根据刑法原则，罪与罚需要行为与后果的直接因果关系。

不能因为银行家签署了提供战场资金的文件就将战场上的伤亡归到其头上。

哦，我们不是在讲法律。

好，那我们讲道德。

如果因为这些政权当局冷血地签署了一系列导致战场伤亡的文件，那么他们在道义上毋庸置疑是有责任的。

那么，谁有权力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因为打上无政府主义及正义地解放千万越南苦难人民的旗号，就被赋予这项权利吗？

我不敢苟同。

平民的死亡又如何得以合情理地解释？

他们认为，政治是残酷的，是要流血的，是要牺牲的，那么用一些无辜普通平民的性命去换的千万越南人民的生命就是正义吗？

这是狭隘极端功利主义的观念，1<100。

我亦不敢苟同。

一个无辜的生命的价值并不比千万条无辜生命价值小。

牺牲一个无辜来换回上千无辜的做法我并不认为是道德的。

我不并认为无辜的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的生命就不宝贵，只是，不能用其他无辜的生命去换回。

结果则回到这个死胡同，如何解决？

战争从来都被视为政治问题，从来都被政治解决。

发动战争的国家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可是，国家至上无主权，康德的永久和平、国家联盟只存在于我们寄予美好希望的未来。

也就是说，因为人性的贪婪和杀戮被放大至国家的贪婪和杀戮，战争的悲剧发生却无法阻止。

那我们能做什么？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吗？

对于我而言，这似乎是无奈之下的唯一选择。

回到影片中，这些被政府主流舆论称为“恐怖分子”，被支持者称为“英雄、正义者”的一群人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而战呢？

正义吗？

如果这是一场道德之战，他们在射杀平民的时候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

显然他们觉得这是必要的牺牲，那么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是否存在这种极端功利主义？

但他们是否都有暴力倾向、易怒及偏执？

飞车的快感，开枪的快感，破坏的快感是否是真正主导他们行为的原因，而正义之名只是他们用来使自己心安理得，理所应当的理由？

政治是肮脏的，杀人是错的，哪怕两者皆以正义之名义。

p.s. 记得年轻气盛时读贝卡利亚论证死刑的不必要且应废除时，心中愤愤。

我不能说现在我的想法就是对的，或是以前的想法才是对的。

只能调侃道，老了，make love，no war!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每一个人，只要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或接受教育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会关注政治、参与政治。

这样的“政治觉醒”是一个人责任感和集体感的体现，是应该被提倡和鼓励的，然而回顾历史，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参与带来了无尽的冲突和惨痛的后果。

我正处在关注政治、参与政治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看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的整个过程中的思考正好反映这个问题。

在那个红色风暴高涨、个人崇拜盛行的1970年代，反帝国主义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尤其在纳粹滋生的德国，每一个德国青年的神经都是高度敏感的，他们绝不可能接受 像Kurt Georg Kiesinger这样的前纳粹分子去领导这个国家。

他们崇拜着格瓦拉、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当格瓦拉被捕后被杀，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美国在越南越是肆虐，他们的反抗情绪就越是高涨，最终，这群“Urban Guerrilla”就开始了从关注到参与的转变。

影片开始，Meinhof还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偶尔写一些政治评论针砭时事，然而越南局势的恶化和德国政府的冷漠让年轻人渐渐丧失信心，他们自发进行了和平的抗议、示威，结果却遭到了暴力镇压。

看到这里，我对这群年轻人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并对他们所遭受的镇压无限愤慨。

这也是历史上很多政治团体能兴起的原因，比如清朝的太平天国和维新变法，他们有一个极正当、极崇高的出发点，有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领头人，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影片继续，RAF逐渐形成固定的“小团伙”，抗议不成便开始一些捣蛋性质的商店，并在约旦沙漠进行军事训练。

这些行为还是能够被人理解的，无数德国青年的支持让Baader信心百倍，队伍不断壮大，自然应该把抗争推高一些层次。

但从中我也隐约察觉到这些行动中隐藏的危险，初涉政治的人容易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而这正是RAF先锋们头脑发热的开始，他们越是关注斗争的细节，他们的远大目标就越是模糊。

RAF“正义的”行动如多米诺效应一样继续，然而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袭击宣告了他们作为“恐怖组织”的开始。

到以“正当的”理由去洗劫银行后，其实已经有一些冷静的民众感到了事情的不妙而离开了RAF，Baader和Meinhof争吵也提醒着我们这个政治团体已经误入歧途。

走到这一步，虽然已觉察到危险，但理想主义者的坚持却胜过了现实主义者的冷静，我们看到的是暴力活动的继续。

死了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正义的天平早已倒向了执政者这边，所以政府对RAF第一代领导人的逮捕不会让大众觉得这是任何的不公。

如果说这次运动到此结束，那RAF的历史评价远不会排到恐怖组织里，而以后发生的一切基本都不是Baader、Meinhof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并希望看到的。

从这里也反映出领袖对于一个新兴政治团体的重要性，领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团体的未来。

RAF的第一代领导者是正义的，他们虽然也疯狂过，但面对监狱的墙壁冷静思考后，他们纠正了那些幼稚的想法，看到了RAF后来人的无知，最终选择了自杀。

此后的RAF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结果就是恐怖主义被推向极致，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看完电影，感到的是心酸。

RAF这个充满理想和生命力的团体干出了人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这是一段我们必须接受的历史，作为反例和教训，我认为这值得任何一位青年人去了解与反思。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往往是血气方刚的有志之士看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心向着理想走，却不知已远远脱离了现实。

RAF失败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采取那些恐怖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空怀抱负去追寻那个共产主义的梦，完全无视集权下东德人民的生活状态，我想只要经过冷静分析，他们就肯定不会为这样的结果去革命。

参与政治这件事情，其复杂性更加难以琢磨和应对，这就是为什么无数的先锋政治团体都是以失败收场。

批判现实、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如何能把社会变好，或是自己去参与政治就能改变现状，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在政治之外，人们容易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它，但入其内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空想和妄想，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冲突。

所以我认为，在没有冷静、客观、全面的分析社会形势之前，选择“无为”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去做一个唐吉可德式的革命领袖，毕竟政治不是儿戏。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

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

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１９７７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

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

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

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

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

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

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

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

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

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

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

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

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

”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

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

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

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

”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

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

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

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

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

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

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

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

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

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

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

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

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被开头那段街上的暴力事件震惊了。

记忆很深的一段台词：--我问自己，为什么恐怖组织层出不穷，是什么导致的？

--是个秘密。

也许第一代的RAF明白自己的目的，而随后的成员，都走错了路。

忘记了他们的目的，只是暴力。

其实也有些纳闷，为什么他们会为越南而奋起，或许这只是一个契机。

最后他们的集体自杀。

我觉得，果然，国家是暴力机器，而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

顿时觉得很可怕。

再加上最近个人遇到的某些事件，发现，社会果然很黑暗。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德国电影，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个为了声援被美国侵略的越南，以及被欺辱的巴勒斯坦人民而崛起的一支恐怖主义势力。

虽然他们的理念如此崇高，但采取的措施却是恐怖袭击，以现代的眼光看还是有些过于残暴。

影片从德国的这几个年轻人崛起开始，直到他们被逮捕，被审判，最后自杀的过程。

电影的时间长度太长，又想面面俱到，未免有些流水账以及观赏性不高。

讲的是当年德国青年RAF（Red Army Faction）的历史。

这个片子为人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它的中心思想是：当愤怒可以让一个人为了什么伟大的事业放弃家人和孩子，开始要求周围其他的人也和他作出同样的牺牲，他的对手变成了靶子，而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人的时候，他应该问问自己：他是不是也变成了他所憎恨的敌人。

关在牢笼里的躯体，是不是被自己的内心紧锁了。

紧闭的牢房能让人失去理智，而把这个世界都作为牢房，为了冲破它而活着的人，也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变成别人的牢房。

所以，面对失控的愤怒，多几分警惕。

不光警惕别人，而更要警惕自己。

解放这个世界，不如先解放自己。

有了心灵的彻底解放，穿越那紧闭的四壁就不一定需要杀戮别人。

有意思的是：当年这些德国白人青年所做的恐怖主义活动和现在欧美二代少数族裔的恐怖主义活动看上去如此相近。

同志们举起右手，不要做扎堆儿派。

自说自话派万岁！

与日本纪实电影《通往浅间山庄之路》一样，德国在2008年也拍摄了一部《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描述的是德国本土（西德）左翼激进份子RAF集团，即“红军派”成长到覆灭的纪实电影。

比起日本版大多在表面略过，流水式的拍摄手法，德国版对RAF集团则把镜头调整到了室内，更多的展现在左翼激进份子的动机表现，和从对话接触上去认识和反思恐怖主义。

续俄国革丵命之后，德国在二十年代的十一月革丵命推丵翻了威廉二世，建立魏玛共和国。

不断壮大的德国共产丵党直至国会纵火案时才被纳粹取缔。

二战后东边的苏占区德国共产丵党与社会民丵主党组合，而西边的德共直到冷战加剧的1956年，才被联邦德国以阻止苏共渗透的理由取缔,1968年再度恢复。

这些足以证明德国的土壤在革丵命浪潮中同样保持着高涨的积极性。

六十年代的德国青年成长在一个社会背景复杂的年代，他们埋怨自己的父辈没有在第三帝国统治下争取抗争和默不作声的软弱（可以从小说《朗读者》中体现出来），同时夹杂两次世界大战被美国打败的复杂情绪，使得他们需要寻求洗脱纳粹笼罩德国的阴影，并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立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左翼风潮席卷全球的年代，美国那场不得人心的越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声望严重削弱，而苏联主导的匈牙利事件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引起很大争议，同一时间的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的切·格瓦拉被CIA处死、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都引起了当时社会青年极大的反响。

那个时代的特色，年轻人以重塑社会体制为己任走在一起，关心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不公、压迫和反抗。

所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从黑人、妇女权益运动、每日工作8小时，社会福利体系，左派的持续推动不能说没有巨大作用。

但停留在街头的抗争和纯粹的宣言和主张，已经不能满足个别极左份子激进的目的，因此他们认为需要制造一些轰动性的事件来吸引政丵府对他们声音的注意，于是这帮人就成了“革丵命家”，不择手段的制造恐怖来寻求社会进步（用他们的语言叫做“解放”），RAF集团（Red Army Faction，红军派）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恐怖分子，以革丵命的名义。

RAF集团在长达28年（1970年5月14日——1998年4月20日）的武装斗争中，先后刺杀了包括先后刺杀了德意志银行行长，大众汽车公司总裁，西门子公司总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机机长等34人，致伤数百人。

而在其组织首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1972年被联邦政丵府捕获关押施坦海姆监狱之后，其余党仍可组织发动1977年9至10月，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被后来称之为的“德意志之秋事件”。

和许多声噪一时的恐怖分子一样，RAF集团形成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他们当中大都出身富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RAF集团的首领之一尤里克·迈因霍夫亲身过学生运动，发表不少尖锐抨击的联邦政丵府的言论，在电影中表现的一个细节：RAF抢劫几家银行以获得活动经费，但是为了消除外界对他们行动的质疑，他们研究后发表对外宣称，表明他们抢得是资产阶级的“不义之财”，“替人民夺回被资本主义掠夺的财产”，这是“以革丵命的名义征用”。

而他们恐怖行动中提出的要求，例如要求当局“停止对第三世界斗争的诽谤”。

这些都显得耐人寻味。

舆论斗争上不让步不屈服于当局的RAF集团正是依靠鼓吹他们熟悉的革丵命理论调子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在进行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的恐怖事件后仍意外的赢得公众的欢呼。

与日本阿拉伯赤军为中东斗争参与恐怖袭击一样，RAF集团也与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团结关系，使得1972年的慕尼黑惨丵案中，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武装组织劫持人质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释放巴德尔与迈因霍夫等人。

RAF集团引起的轰动，使得当时法国哲学家萨特都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成为一时话题。

萨特在见完这批人后说道：“这个小组对左翼很危险。

它对左翼没有好处。

人们必须去区别左翼和红色旅。

”这个细节没有出现在电影中显得有些遗憾。

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看恐怖组织红军旅兴衰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1日18:11 时代周报2008年末的罗马国际电影节，一部德国影片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抗议：首映式还没开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声讨该片。

在热闹的反对声和警察的疏散下，影片终于和观众们见面。

　　事实上，早在德国本土上映前，这部片就因其浓重的历史敏感性而备受影坛关注。

作为德国2008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被德国选送去参加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并获得提名。

然而，围绕着这部片的批评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止。

在很多抗议者看来，这部讲述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兴衰史的片子，似乎太过于美化那些极端分子了。

　　为什么一个恐怖组织的电影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而在历史的背景下，这个恐怖组织又聚集着一群怎样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短裙、长腿、皮夹克，还有刺激的追车大战，如果去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会发现这帮“红军旅”的性感武装丝毫不亚于年度时尚大片。

然而，正是这群年轻而狂热的人，让德国人至今心有余悸。

在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们组织了袭击、绑架和谋杀，导致34人丧生。

尽管“红军旅”在1998年就宣布解散，但对那个时代的恐惧和清算，至今尚未结束。

　　从学生到恐怖分子　　“红军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

当时，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结束，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

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

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

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

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

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时，学生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抗议。

当时，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国学生的广泛支持，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歌剧院时，那里早已有一群学生在聚集抗议。

在歌剧院抗议期间，一名学生叫班诺欧。

诺所格首次参加抗议集会，然而，他却被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开枪的警察卡尔。

海因兹。

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

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逐渐化为更多暴力行动。

　　1968年，古德伦。

安司林和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

普罗和霍尔斯特。

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以示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

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

　　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

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

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　　到了1970年，“红军旅”正式成立了。

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当然，是用他们认同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实现。

　　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

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

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

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

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

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

“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和古德伦。

安司林也在关押之列。

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

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

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

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

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

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

”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

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

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

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

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

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

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

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

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

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

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

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

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

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

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

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

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

“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

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

”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

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

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

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

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

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

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

德国有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

　　那一段扭曲的历史　　时代周报记者马欢 实习生 肖素吟　　这是德国一段扭曲的历史。

　　电影根据记者斯蒂凡·奥斯特80年代畅销书改编，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兴衰史，片名就是该组织两个首领的名字。

在冷战的背景下，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为由，犯下多起暗杀、爆炸、攻击以及绑架的罪行。

当时曾引起德国一部分年轻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视为英雄。

　　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充满了炸弹袭击、谋杀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加上对渗透进内部敌人的恐惧，极大地动摇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基础。

　　深受纳粹影响的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在安德里亚斯·巴德、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艾斯林领导下，掀起一场战争，反对他们认为的新法西斯主义：美国支持扶植起来的西德政府，其中许多人历史上曾是纳粹分子。

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是采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们频繁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

他们反对西方对中东、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他们解释社会、政治和司法战争，成立了“红军旅”。

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银行，在百货公司纵火，劫持飞机，暗杀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焦点人物。

然而整个事件渐失去控制，并且以血腥恐怖结束，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无法估量。

　　电影最初强调的是飚车、身手矫捷的女人、政治雄辩和伪装，却惹来美化恐怖主义的非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扮演红军派关键人物的几个演员的演绎下—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玛天娜。

姬迪)、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莫里兹。

布雷多)和古德伦。

安司林(乔娜。

沃卡莱克)—电影剧本的瑕疵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尔，尽管他有着邪恶魅力，他被描述为一个肤浅的、重视外表的伪君子。

他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好莱坞式的亡命幻想，这样一个濒临精神病边缘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

当理想主义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责和阴险的玩弄时，“红军旅”的成员毫无帅气可言。

　　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巴德尔的真实写照，他的团伙有多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导演埃德尔和编剧艾兴格对这些中产阶级地下斗士感到着迷，但是他们仍决心不让“红军旅”轻易过关。

　　他们用公正的眼睛纪录着红军派血淋淋的恐怖袭击，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伸着整部电影：埃德尔和艾兴格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其中的对话，也是尽可能地建立在真实的演讲文件或宣传文档；档案脚本和摄影提供了视觉美感的关键。

但是相对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某些相当沉闷的情节—迈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间经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闹，针锋相对的言语也让受众难以消化。

　　该影片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通过研究并且按照真实故事导演，但却很难触动观众。

随着影片的播放，观看的热情也在慢慢冷却，而且最后“红军旅”革命热情堕落为沉闷的幻灭，这些都使电影显得冗长、残酷。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也许很难想象，如此残暴的“红军旅”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

在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

尽管他们家境良好，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极端。

在“红军旅”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甚至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领导人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　　迈因霍夫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

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

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

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迈因霍夫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

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

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

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迈因霍夫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

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迈因霍夫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

1962年，两个女儿出生，她与赖纳分道扬镳，并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

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迈因霍夫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

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

1976年5月9日，迈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古德伦·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迈因霍夫，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

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

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

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

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

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

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