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一谈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十左右岁的人就两眼放光，人老的标志之一是容易怀旧。

从“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全民拜金，时代的洪水将“为艺术为爱情”的八十时代迅速淹没，十年光景成追忆。

人老的另一个标志是接掌时代的话语权。

用影像书写八十年代，这是件颇有使命感的事儿，想一想都让人心潮澎湃。

因此这类怀旧电影，结结实实地楔进当下商业片与写实片的缝隙：贾樟柯的《站台》、王小帅的《青红》、庄宇新的《爱情的牙齿》、娄烨的《颐和园》、唐小白的《动词变位》、张扬的《向日葵》、李少红和曾念平的《我们》……现在又有李樯编剧、顾长卫导演的《立春》。

一、《立春》勾起了私人记忆看《立春》之前我满怀期待。

从作者访谈和点映后网友的评论得知，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小城市几位不甘庸常生活的文艺青年的故事。

我也曾经是这样的“文艺青年”，九十年代初生活和工作在一座内地小城市。

《立春》的剧情唤起了我的记忆。

就像《站台》一样，我把《立春》看成是一部拍给我们这些曾经折腾过的中年人的电影。

像王彩玲一样，那时的我住单位大院内的单身宿舍。

单身宿舍在居住区内。

居住区有两排平房，住的都是青年夫妻，跟王彩玲的邻居不同的是基本都有小孩子，从一两岁到七八岁，热闹得很。

只有一对夫妻没有小孩，每天脸色黯淡地过生活，据说一直在寻医，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孩，就欢天喜地起来。

我刚分配到这家单位，就被安排到最靠角落的平房里。

里外两间，里间是正房，外间是很久以前的住户搭建的厨房，看上去从来没有修缮过。

窗前有一块几平米的荒芜的菜园，屋顶的瓦片缝隙长满荒草，不知怎么搞的，外间的屋顶还有一个破洞，看得见天空。

洞下永远有一个破盆子，下雨的时候接雨水，下雪的时候接雪花，晚上我们就往里边撒尿。

跟王彩玲不同的是我有一个室友。

他是学电子的，管单位的雷达。

百无聊赖，就偷偷把工作间的电子管、晶体管揣兜里顺回来，自己做音箱。

音箱搞成了，院子里就时常响起崔健、唐朝和黑豹，把好几个住楼的小青年都吸引过来了。

这几个小青年是上了年纪的单位职工的孩子。

跟王彩玲的小城市像极了，我所在的城市每到春天就刮大风。

单位在南城荒郊里，我经常骑着辆二八的破自行车，顶着风穿越城市，到位于北城的图书馆借书看杂志。

北城是“文化区”，有两所大学和几所中专学校，其中一所是师范学校。

我的两位初中同学曾在这所师范学校读书，其中一位酷爱写诗。

那时候流行写信。

从高中到大学，我俩一直书信往来，信里除了讲几句“我最近生活怎样怎样了”跟对方分享外，还会夹一两首自己的诗作给对方品评，有一次他寄给我的信特别厚，贴了两张邮票，原来他写了个小说。

他师范毕业离开这座城市被分配去当乡村教师。

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被分配到这座城市工作。

我骑车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师范学校的校门，有时候就会想起他。

除了去图书馆，我的另一个去处是电影院。

九十年代初，这座小城市的三家电影院都还放电影，但做为文艺青年的我看场“艺术片”是不容易的。

档期是有的，观众没有。

当时的票价是十五元，挺贵的。

我的月工资不到两百。

影院的底线是观众不能少于7人（或者6人？

记不清了）。

少了就会取消放映。

小城市没多少人知道张艺谋，知道的也是因为巩俐。

更别提陈凯歌黄建新了。

每每有“艺术片”上映，我就得买张票站在电影院门口，盼望着有人来买票凑齐人数。

遭遇退票是经常的事。

如此艰难，那几年我仍然看了《霸王别姬》、《红粉》、《背靠背脸对脸》、《青蛇》、《画魂》……还是挺多的。

小城里有多少“文艺青年”呢？

这个问题太难了。

似乎每个“文艺青年”都孤独地淹没在所在的街区，不相往来。

就像王彩玲第一次与胡金泉见面时说的，“早就听说过群艺馆有个教跳舞的老师了，今天才见到”。

王彩玲能遇见黄四宝和胡金泉，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挺不容易。

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儿，是为了印证《立春》中的人物和故事。

因为有着似乎共同的经历，看《立春》的过程中，我就特别投入，特别想被感动一把。

看罢电影，心跳没有加快，心情却很复杂。

作为一个“过来人”，个人看法是，《立春》有它的可贵之处，也有太多的遗憾。

二、《立春》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尽管过去好多年了，我仍然记得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王迪先生在谈如何创造人物时的一句叮咛，“好的作品总是在为文艺百花园里增添新的形象。

”当时我对这条古典标准不太在意，觉得这套传统的典型人物论已经过时了。

现在换一个思路想，二十年来的哪些电影主人公还让我们记着？

我首先想到的是《秋菊打官司》里的农妇秋菊和村长、《本命年》里的刑满释放犯李慧泉、《小武》中的小偷梁小武、《孔雀》中的姐姐、《十七岁的单车》中的职高生、《站台》中王宏伟扮演的文工团员、《卡拉是条狗》中葛优扮演的工人、《手机》中道貌岸然的主持人严守一……以上影片的主人公形象在此前甚至是其后的影片中的确找不到。

一部影片能达到这个程度，好不好这个判断尽管还是不好下，但让观众记住了主人公，起码这个影片“存在”了。

王彩玲这个有点丑的执拗的大龄文艺女青年，让观众出乎意料，过目难忘，《立春》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表面看《立春》和《站台》塑造的都是文艺青年，实质完全不同。

《站台》的主人公喜欢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哼流行歌曲、搞对象、欢天喜地跑到铁轨上看火车，他们在解冻的时代里散发着肉体的温度，把满腔热血写成青春的冲动和迷惘；《立春》里的主人公则迷恋歌剧、油画、芭蕾舞和普希金的诗这些“高级舶来品”，在“为艺术为爱情”的咏叹里，艺术和爱情披上神圣的外衣，像天安门一样闪着金光，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

《立春》中的“文艺青年”在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真实且大量存在并成为一景。

《立春》的价值正在于它为中国电影“百花园”增添了王彩玲、黄四宝和胡金泉这样的被所谓的艺术和所谓的爱情扭曲了的、怀抱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形象。

影片特别有意思的场面是王彩玲在宿舍里给黄四宝做人体模特，画人体就是画裸体，可裸体撇不清跟性的关系，“崇高的艺术”又不能跟性有关系。

这真是一个两难困境。

对两位主人公来讲，正面全裸想一想都是羞耻的，背面全裸呢？

也不妥，干脆拿一件衣物遮住屁股。

王彩玲就这样委出起褶的腰身侧卧在床上，黄四宝端起画板在画布上下笔——深夜的小屋里弥漫着“艺术”的味道——可就在这时，隔壁两口子做爱叫床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个场面如此精彩，让我想起唐僧在西天路上遭遇盘丝大仙。

同样地，胡金泉也被套上了“为艺术为爱情”的紧箍咒，继黄四宝之后成为另一个让王彩玲绝望的禁欲者。

影片的精彩场面之一就是胡金泉终于忍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背后议论，他决定要做一回男人，“拔掉卡在这座城市喉咙里的那根鱼刺”，可他做男人的方式不是和王彩玲结婚（尽管王彩玲小心翼翼提出来的只是假结婚），而是在群众艺术馆里把学跳舞的女性群众拖进厕所“假强奸”。

太怪诞了。

再次重点指出，影片的时代背景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一个禁锢的时代终结之后，在这座小城市里，人性的光辉被“艺术”这一新的威权阉割。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艺青年群像中，围绕在王彩玲身边的男人分属于两个极端，黄四宝和胡金泉是为了所谓的艺术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朗诵方言版《纪念碑》的周瑜却是拿艺术当通行证的现实主义者。

周瑜拜王彩玲为师拿四个大菠萝送礼，搁在窗台上一字排开。

（顺便插一句，后来出场的假白血病人高贝贝来拜师也是送菠萝。

）周瑜向王彩玲求爱，把用讹来的钱买的两个汉显呼机摆到桌面上。

影片的精彩场面之一是当周瑜用痛斥黄四宝的方式安慰王彩玲时，王彩玲让他学“狗喘气”。

“宁吃仙桃一口”的王彩玲显然讨厌周瑜这样庸俗猥琐的现实主义者，但她又与理想主义者黄四宝和胡金泉有很大不同。

如果说黄四宝和胡金泉是被艺术阉割，王彩玲则只是被艺术禁锢。

王彩玲人生悲剧的感人处在于她还有人性的挣扎。

影片有两处情节极为重要。

一处是王彩玲初见黄四宝，她一边听着周瑜的废话，一边溜号向室外看——黄四宝正在玩一个在春风中滚动的纸圈。

“风真的就不一样了”，王彩玲的爱意就在这一瞬间萌发了。

另一重要处自然是影片的情感高潮点：王彩玲和黄四宝的那一夜之后，教室里的王彩玲满面春色地一边弹琴，一边讲解和咏唱《慕春》。

镜头中，王彩玲沐浴在阳光下，眼神温暖怡然，唯有这一刻才是王彩玲对歌剧、对艺术的真正感悟，因为她把生活的美好、把人性的体验带进了咏唱。

由此情节回溯到王彩玲为黄四宝做模特的那晚，我感到王彩玲没有正面全裸只是源于女性的羞怯，感到羞耻的反倒是端着画板的黄四宝，镜头中黄四宝画出来的王彩玲干巴巴的，没有丝毫女性味道，显然他把画人体当成了必修课，当成了硬着头皮完成的任务。

黄四宝对艺术的理解扭曲到了可怜的程度。

有些评论将《立春》中的主人公统统定位为“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才”，“有才”真的那么重要吗？

艺术为何而存在？

在我看来评论者对艺术的理解跟影片中的黄四宝胡金泉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临近不惑之年回首自己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和小城工作时代那长达十几年的做为“文艺青年”的时光，“为艺术为爱情”的时光，感到无愧于青春的同时，更深深感到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是多么幼稚可笑。

《立春》塑造了一群像我一样陷入艺术牢笼的小城市“艺术青年”，让我充满敬意。

但看完《立春》后心情是复杂的。

很多创作问题无法避开不谈。

三、《立春》难看的原因解析《立春》难看完全不是因为王彩玲难看。

作者塑造的这位腰有赘肉、脸有痘痘的王彩玲恰恰非常好看。

就像《秋菊打官司》里那个眼神呆滞、大腹便便的秋菊一样好看。

王彩玲和秋菊的人物塑造都是成功的。

从这个角度讲，《孔雀》中张静初扮演的姐姐过于好看反而是失败的。

《立春》的难看首先是作者对结构全盘失去了控制。

像《城南旧事》、《小武》和《孔雀》一样，《立春》采取了明显的分段式结构。

《城南旧事》用小英子的视点将几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串起来，在时光的流逝里小英子感受着人间冷暖。

《小武》的结构技巧最为精致，几个段落相互嵌套又层层递进。

《孔雀》的分段式结构尽管也有问题（比如视点），但因为三个段落分别围绕某个主人公展开讲述，三个主人公的故事是相互交叉的，下一段的某些情节信息总是对上一段进行补充，有一点点类似《罗生门》，这一巧妙的叙事技巧使得三个段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同时新信息带来的新鲜感弥补了分段带来的观众移情效应的减退。

《立春》的分段式结构却使得影片变成了一盘散沙。

第一段讲的是王彩玲和黄四宝、周瑜的故事；第二段讲的是王彩玲和胡金泉的故事；之后是一个短短的过场：王彩玲回家过年；第四段讲的是王彩玲和高贝贝的故事；第五段，女邻居的故事冒了出来；然后收尾，王彩玲收养弃婴。

在后两段，作者让黄四宝和周瑜相继与王彩玲重逢。

将六大段落串起来的是主人公王彩玲，但前四段的王彩玲尽管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并屡遭打击，性格和命运却没有任何实质变化，换句话说，是重复。

饺子再好吃不能顿顿吃，重复是剧作的大忌，除非重复本身产生意义。

而重复本身产生意义这是艺术片的范畴，是没办法取悦大众的。

影片后两段王彩玲去征婚、收养弃婴、街头卖肉、带女儿到天安门，看上去命运有了明显的变化，节奏却乱掉了。

让黄四宝和周瑜在收尾时再次出场无可厚非，这是经典封闭式剧作结构的常规技巧。

关键是封闭式剧作结构很讲究匀称，也就是每个人的命运都得给个说法，因此不让胡金泉在收尾时出场就非常说不过去了。

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始于王彩玲和周瑜、黄四宝的相识，终于黄四宝远走、周瑜求爱被王彩玲拒绝、王彩玲孤独地借酒浇愁。

按说情节展开得比较充分，但依然不好看。

仔细分析发现，几个重场戏没有做好，情绪起伏失去了控制。

王彩玲与黄四宝的戏依次有以下几个重场：相识（王彩玲注视着在风中玩纸圈的黄四宝产生爱意）、送书、人体夜（夜里画人体遭遇查夜）、出走（火车上王彩玲的爱意被黄四宝拒绝）、败走北京、酒醉夜、校园丑闻（次日王彩玲教课、黄四宝愤怒）。

这些重场戏中，转折点、高潮点和落点是酒醉夜和校园丑闻。

但酒醉夜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略去不表，使得次日王彩玲课堂上的神采焕发让观众有点接不上情绪。

黄四宝“我感觉像被你强奸了一样”的嘶喊，甚至会让观众哄笑。

没有前边的情绪积累，后边王彩玲的自杀，也就无法震撼观众了。

电影剧作中情节进展是很讲究因果逻辑性的，酒醉夜没有处理好，使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断裂。

可能也是不断修剪的缘故吧，影片中的断裂点很多，造成观众情绪很难有效积累。

另外，开端王彩玲和黄四宝相识之前交代性质的场面有点淤，入戏慢，也使观影快感打了不小的折扣。

“凤头、猪肚、豹尾”是中国传统戏曲剧作理论常讲的，所谓豹尾是结尾要有力响亮迅速，而王彩玲自杀之后还有大段王彩玲和周瑜的戏，显得累赘，从情节结构上考虑，不如把这些戏放在败走北京之后、酒醉夜之前。

四、《立春》构思立意解析作者的上一部影片《孔雀》，时代背景被有意虚化，没有根，人物有点飘。

好在生活质感很强，浪漫气息浓厚，尤其姐姐的段落，还是挺好看的。

看得出来，跟《孔雀》相比，《立春》有意淡化诗意的成分，想突出现实感，刻意塑造了一位相貌平平的女主人公，步子迈得很大或者说风险很大。

可惜别的步子没跟上。

其一，如果写实，时代背景就必得融到主人公的情节里、生活细节里、性格里。

不仅仅是贴几个时代标签能解决的。

观众从影院的电影海报、汉显呼机、春节晚会等标签中能够推断影片的时代背景，但不能被这些标签移情。

这就问题大了。

贾樟柯的《站台》也不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但有些场面非常有力，特别能勾起过来人的记忆，比如开场的《火车向着韶山跑》、主人公的家人看不惯喇叭裤把它剪掉、卡车坏了以后一伙人在等待中去追看路过的火车，等等。

好的影片，时代背景不是交代出来的，是靠剧情展开透出来的。

这样才让观众移情过瘾。

其二，主人公的家庭关系被省略和虚化了。

王彩玲的父母出场了，可父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母亲的戏好像只有两段：一段是除夕包饺子时，王彩玲意外地回家，三口人坐在炕上看春节晚会，第二天早上母亲放鞭炮把王彩玲惊醒了。

再次出场是王彩玲和母亲谈收养个孩子。

王彩玲做为影片的核心人物，冲突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家庭关系势必要展开并深入。

可惜父女戏被人为的设定彻底虚化，母女戏只有点没有线。

即便少有的几个情节点也没有有效利用，王彩玲难得地除夕回家吃饺子，一家人坐在炕上看电视，除旧迎新，提供给母女关系拓展的空间真的很大。

现在这场母亲放鞭炮的戏不错，只不过没有铺垫显得突兀。

起到的更多的是情绪作用不是情节作用。

另外几个人物的家庭戏铺排得比王彩玲的还要弱。

黄四宝家人中只有母亲出场，一场是母亲闯进黄四宝房间摔画，一场是周瑜找到她骗钱。

周瑜和胡金泉的家人基本没有出场。

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影片在整体立意布局上陷入了两难：着重写王彩玲呢？

还是群像？

如果真把王彩玲当核心人物写，干脆就把人物删繁就简，人物关系和情节紧凑起来，把家庭、邻居的戏多写点儿成为情节线，把高贝贝的戏全部去掉，把胡金泉的戏做为背景或者做为平行的副线。

这样王彩玲的塑造空间就大了，剧情就过瘾了，主题也会得到深度揭示。

如果打定主意写群像，现在用王彩玲串众多人物的结构方式就不对。

上文之所以穷究主人公的家庭关系，意在挖掘人物前史，在更深一点的层面上探究现象后面的原因。

《立春》中的人物的确十分真实可信，但遗憾的是没有给出任何一位主人公爱上艺术的缘起。

没人知道王彩玲怎么就喜欢上歌剧了，没人知道黄四宝从哪一刻起立志要考美院，没人知道胡金泉什么时候迷上了芭蕾舞。

再进一步讲，为什么北京成为所有“外省人”争先恐后挤进来的神圣之都？

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有这么多的“文艺青年”涌现？

为什么“艺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艺术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摸摸乐器、提起画笔就得怀抱“我想成为谁谁谁”的远大理想么？

……仅靠一部影片揭示这么多问题当然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如果创作一部立足于历史和人性的严肃电影，创作者要做很多直觉之外的功课，有了问题思考意识，问题就会自然地带进影片里，引发观众的思考，这个观影效应以感动观众为前提，但比感动观众更重要。

【原创，纸媒《电影艺术》2008/2】

下午看Seawaver关于《立春》的评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彼岸之美，在于彼岸之无渡。

妈的，这句话一下把我的心说潮了，于是马上把打算过一段时间再看的《立春》找出来看了。

鉴于豆瓣上已经有将近500条《立春》评论，估计把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我这儿就胡诌几点我的感想吧：1.理想主义者如何与世俗生活和解？

什么是理想主义者？

有人给出这样的答案：理想主义者就是认定用玫瑰煮出来的汤比用卷心菜煮出来的汤更好喝的人。

理想主义者如何与世俗生活和解？

答案就是学会用卷心菜而不是玫瑰煮汤。

只有融入世俗生活，才有可能超越世俗生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2.艺术家是没有道德的人艺术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天悯人的人，但与此同时，艺术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德的人——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

如果你想成为艺术家，你要学的第一课就是不择手段，就像《立春》里的那个光头女孩一样不择手段。

生命最本质的真相是什么？

尼采给出的答案是：“人们一直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向第一步。

3.王彩玲说：宁尝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毛姆大概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坚持要最好的，而拒绝所有次好的，最后你就能得到最好的。

这句话我是信的，但它并不适用于搞艺术这件事儿。

对于某些人来说，搞艺术可能还不如买彩票更稳定、更有前途。

艺术这东西的确需要天赋，如果没有天赋，还将“有何胜利可言，坚持就是一切”诸如此类的话当成行动指南，那他就不是搞艺术，而是被艺术搞。

4.梦想是一个绝色的妓女做人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太励志了，可问题就是，梦想其实只是一个绝色的妓女，她总会在榨干你的一切之后，就抛弃你，然后爬到另一个人的床上。

这是所有不甘平庸者的宿命——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她还在我们的床上的时候，好好享受她。

5.文艺青年是失败者的同义词？

有人说：文艺青年是失败者的同义词——如果这句话成立，那豆瓣就是中国失败者的门户了，呵呵。

事实上，文艺青年同样有其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优势。

而他们需要的其实只是他们可能一直不屑一学的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学一点自我营销的手段。

古代的艺术家都是被贵族养着，现在没有贵族了，现在能养艺术家的，只有市场。

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艺术大师，多半都是营销天才。

另外就是让自己铁石心肠起来，就像是李敖说的那样：“铁石心肠”是意志的最成功的表现，它比任何做人的方法都来得紧要、来得有效、来得干脆，理智是不够的、感情是坏事的、冲动是胡闹的，只有“铁石心肠”才是最有劲最磅礴的人生。

当然了，做到“铁石心肠”的起步非通常之男人所能，这也就是成事的硬汉与通常之男人不同的地方，正因为难能，所以做到才可贵；正因为难能，所以必须要做到。

1、王彩玲在北京托人办户口，画面左侧出现熊猫盼盼宣传画。

此时当为1990年亚运会之前，即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

季节：冬。

2、王彩玲迷惘地站在TAM附近，几个背枪的武警走过。

「事件」之后，TAMGC加强警备。

更远处城楼上方一只模糊的风筝缓缓摇曳。

　　 3、王彩玲回家过年，电视里播春晚，赵忠祥、倪萍、杨澜主持。

这三人一起主持的春晚只有1992年一届，顾长卫在访谈中也证实，片中出现的镜头确实是1992年春晚录像。

4、1992年2月4日，十分特殊，既是春节又是立春，即王彩玲母亲放鞭炮那一天。

此处王彩玲露出罕见的幸福笑容。

季节：春。

5、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中国在89到92这三年间有一个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迷雾期。

以邓的南巡为标志，国家全面走向市场经济。

所以，片名「立春」的实际所指是非常具体的日子，即1992年2月4日。

这一天有三层含义：一年的开始（春节）、春天的开始（立春）、新时代的开始（南巡）。

为邓盖棺论定的颂歌开头就唱道：「一九九二年，那是一个春天……」。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时间标志，虽然「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然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至此已基本成定局，「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

此后社会面貌翻天覆地，黄四宝下海，王彩玲卖肉，去其初心甚远，个人对时代大潮的应激于此可见。

《立春》用一个小城背景，讲了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做自己”有多难，“实现梦想”有多难。

女主角王彩玲认为自己该在巴黎唱歌剧，现实却是她只能在小城当一个音乐老师，最终改行卖肉；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甚至对标梵高，现实却是他一再落榜，最终开起了婚介所；芭蕾舞爱好者胡老师倒没有惊天动地、“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是一心热爱芭蕾舞，最终不堪忍受闲言碎语，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三个“文艺青年”，都自认为不属于这个小城，他们看待周遭的眼光，是“清高”的，因为和艺术沾了边，便觉得自己不是庸俗之辈。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包括过去的自己：以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以为多看几本书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能逛展览看话剧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去过的地方多了点就和别人不一样了……但实际上，当兴趣爱好不能转化为产出时，它们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可是，片中的三个人倒没有止步于“以为自己不一样”。

王彩玲想办北京户口、想加入文艺组织，黄四宝年年进京报考，胡老师努力跳好芭蕾舞。

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都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可能比现实生活中许多一直在抱怨却什么行动都没有的人要强多了。

但他们最终都妥协了，向生活低头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很多人，他们曾经志气高昂、高谈阔论，我本以为和他们是同路人，却没想到，过了几年才惊然发现，他们只是晚几年妥协罢了。

生活逼得说“我不打算在这里发生爱情”的王彩玲走进了婚介所，最终领养了孩子，改行卖肉。

三个人里最坚持不懈、最“清高”的她，最终也向生活低了头，但她已经是三个人里，最晚妥协的那一个了。

在这个社会，无论是片中的小城、还是现实中的大城市，“做自己”和“实现梦想”的门槛都太高了。

虽然我们经常受这些“毒鸡汤”的影响，渴望那个诗意的世界，但放眼生活，能不为世俗所累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见过很多一开始就没打算挣扎的人们，他们看上去毫不在意对“自我”和“存在”的叩问，从不质疑世俗生活的“理所当然”，永远在追逐社会希望他们拥有的东西，拒不承认自己的碌碌无为。

我通常觉得，他们已经骗自己到自己都相信的地步了。

后来，我认识了不少“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他们爱音乐、爱艺术、爱写作，鄙夷世俗生活。

高谈阔论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但几年过去后，他们陆续过上了曾被他们不屑的生活，交谈中不再有艺术、自由、理想，而只有婚姻、工作、孩子。

我不忍心去问他们如何评价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晚了几年妥协。

自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终究都是无用的。

当你不能把自己的“不同”转换为生产力的时候，总有一天，你的激情会被消磨殆尽，然后被生活卷入洪流。

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只能自己骗自己：“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我是相信所有人都有过不甘平庸的念头的，毕竟所有人都喜欢好的结果，如果老天给了你一个惊人的天赋，又给了你惊人的运气，相信你也不会拒绝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

只是绝大部分人得不到上天如此的垂爱，又懒到不愿意付出多少努力，甚至懒到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不平庸”的欲望，仿佛那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咸鱼。

这么一对比，《立春》倒不是一部多么令人绝望的电影。

毕竟他们不甘过、努力过、失败过、爬起来过，虽然最后向生活低头了，但好歹认真对待过梦想，也曾不可一世地做过自己。

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大约就是很多人生活的写照吧：仍然有期待，却从来不会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改变，日子就在这期望和失望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半途而废的人太多了，从不挣扎的人更多，在社会的磨练中，他们渐渐失去了年少时的那份偏执和狂热，变得没有好奇心、没有激情、不再相信“我可以”。

衰老便是从这生命力的衰退开始。

我自己也经常鼓吹“做自己”，在我心中，这确实也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我心里很清楚，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太难了。

必须足够坚定、足够有行动力、足够有毅力，还得有那么点运气和机遇。

这其中的每一点，门槛都不低，大部分人除了坚持跟风外，什么都坚持不了。

胡金泉——一个芭蕾舞者，热爱芭蕾舞的男人。

影片没有正面说他是同性恋。

只是他是那个小地方的一根鱼刺，卡在所有人喉咙里面的一根鱼刺，他让所有人都感觉不舒服。

他知道自己和王彩玲一样不是正常人，所以才提出了貌似荒谬的建议，和王彩玲假结婚。

因为他妥协了，他无法勇敢的站在被众人指点的舞台上，因为他老迈的母亲用帽子挡住了脸，他感到羞耻……他是个有理想的人，他敏感，细腻，优雅，可是因为他的性取向，饱受地方上人们的嘲讽冷眼相待。

在被王彩玲拒绝后他离开她家前说了一句话，电台上说深夜有大雪。

镜头转到他在大雪的街道上推着自行车走着，他哭着，像个小姑娘似的哭着，用手背擦拭着泪水。

他伤心，他绝望，这个晚上他死亡了。

后来的强奸未遂是很幼稚的一个计划，不过成功了，他欣喜若狂的跳起了芭蕾，计划成功的喜悦、理想死亡的伤心，他的脸上扭曲的表情让人觉得很心酸。

他锒铛入狱。

总被他打理得一丝不乱的长发被剃光了，穿着灰蓝色的囚服，脚上是黑色的棉布鞋。

他笑着对王彩玲说，这棉布鞋也能跳芭蕾。

接着他在铁栏杆的那边踮起脚慢慢的转了一个圈一个圈……王彩玲哭着跑走了，他停了下来，无法形容他当时的表情，只是缓慢的转身然后让狱警给他带上手铐……（在影片结束后与顾长卫见面会的时候，有个观众说这个场面是最让他震撼的。

）王四宝——为了北京的美术学院连续考了5年，屡败屡考。

现实中不少这样的人，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有考了3年（or4年）才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他是个有理想的人，甚至他和王彩玲是那样的相似，怀才不遇。

所以他们走到了一块，互相吸引着。

可是那不是爱情，至少对王四宝而言那仅仅是惺惺相惜的一种感情，而王彩玲却投入进去了“对女人而言最深的感情就是爱情。

”。

王四宝退缩了。

那一晚，喝醉了跑到王彩玲房间和王彩玲在床上的缠绵（影片没有这个场面，其实如果加入这个的话我想能更好的表现出王四宝后来的性格转变），第二天用厌恶自己厌恶王彩玲的表情对着王彩玲说：我感觉被你强奸了！

而其实，王四宝是感觉被现实强奸了，所以他崩溃了，他无法接受自己和一个这样丑陋的女人上床或者说无法接受自己和自己视若兄弟的女人上床，这一刻他死亡了。

后来他去了深圳，后来又回来了这个小地方开了一家骗人的婚介所。

他从里到外的改变了。

所以当王彩玲从他车前面走过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是他，接着看第二眼第三眼的时候才惊觉这是那时候想当梵高的理想青年……这时候的王四宝完全是一个庸俗的普通人了……王彩玲——一个不甘庸俗生活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长得丑，所以上帝给了她一副好嗓子。

她很明白，在一个小地方拥有才华天赋是毫无用处的，就好像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

所以她用尽办法要得到北京户口，调到北京工作。

她对所有人说的谎言都是支撑自己继续坚持理想的手段。

她看上王四宝，是因为她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才华却得不到承认。

她对他说“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懂你的女人了。

”所以她想帮他，一起离开那个小地方，去北京闯荡。

可惜王四宝退却了。

这个懦弱的男人使得王彩玲从高塔上跳落（其实跳楼这里处理得有点不够成熟，- -说实话那个画面和气氛让人发笑）她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蓝色演出服爬上那个高塔，她希望自己死的时候至少能体面一点以维持自己最后的尊严（尊严，这个词在后面的见面会的时候顾长卫导演提了好几次）。

可是她没死。

只是伤了手脚。

生活还得继续，她认识了胡金泉，她以为那是个坚强得可以让自己找到继续撑下去的支柱（？

其实不应该说支柱，只是一时间想不出那个词了）直到他入狱后。

王彩玲放弃了，她曾经说过“宁咬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

”后来她又说“如果撑不下去了，就随便找个人家，嫁了。

”所以她去了婚介所，然后路上重遇了王四宝，接着隔壁家老汉带着钱失踪。

这些事一一刺激着王彩玲的神经。

然后接着出场的闹剧似的高贝贝让王彩玲去北京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她收养了一个同她一样不完美的孩子，她的梦想将由她的孩子来完成。

（顾长卫导演说，孩子不但会继承你的血脉你的习惯，甚至会连你的理想也一并继承下来的。

）从一个梦想着在巴黎歌剧院唱歌剧的女高音到一个在街边卖羊肉的女人，我觉得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王彩玲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女儿（对不起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她的女儿会代替她完成理想的。

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很难。

曾经某人对我说：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定要坚强，不然很容易被打垮变成虚无主义者。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

其实理想主义者都得死……因为现实很残酷很残酷……理想与现实的冲击会让理想被撞得粉身碎骨虽然我们还是得宣扬理想主义者的美好和纯洁……顾长卫导演说最后还是希望王彩玲能成功，所以最后是王彩玲在歌剧院唱歌剧的画面，至少让人有了温暖的感觉，这就是立春吧……很喜欢顾长卫导演，从他回答观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其实他并不太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口齿不算很伶俐的他让我觉得很真，很可爱。

其实很想问关于编剧李樯的问题，因为真的很喜欢李樯。

而顾长卫导演也提及说因为剧本写得好，所以演员才会演得出色。

以后一如既往的支持李樯和顾长卫。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

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

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

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

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

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

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

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

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

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

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

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

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

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

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

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

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

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

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

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

《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

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

这部电影让再次我看到了编剧李樯的自我叙述，和《孔雀》一样，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同性恋电影，一部个人的精神自传，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别的隐喻。

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是那位同性恋者舞蹈老师的挣扎和悲哀。

蒋雯丽的角色（丑陋、步入中年、没有爱、心里有对自己艺术的骄傲）是李樯对“现在时的自我”的投射，就像《孔雀》里的张静初是对“过去时的自我”的投射，寄托的是对当时的青春年华，对一个有着冲劲、美好憧憬和单恋的情感的自我的缅怀。

像《孔雀》一样，这部电影里，李樯表达了一种力图隐藏性身份的生活里非常强烈的自憎情绪。

那位舞蹈老师在小饭馆里的一幕，他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

看到一些影评感到无奈，同性恋自由是现代电影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审慎对待，怎么大家对此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

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见，还是被一些“成见”蒙住了眼睛？

我的个人观感，这部影片比《孔雀》要好一些，《孔雀》里的“爱情”都是虚假的，张冠李戴，这部电影是讲爱情的缺失，比《孔雀》要真诚得多。

本来能想把这部电影联系起来写写，但因为有些痛苦的私事，只能暂时搁下，点到即止。

贴出当年《孔雀》刚上映时，我写的评论（发在了世纪沙龙里）。

当时我并不知道《孔雀》原本的剧本里有一个同性恋，后来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了我的“臆测”，令我兴奋了许久。

这部《立春》同样令我兴奋，我从《孔雀》里解读出来的“自憎”，被作者进一步的叙事完全证实了。

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佛洛伊德当初就是这么相信。

他的很多观点被嘲笑，但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一直承继了下来，鼓舞着人们去观察和做出理性的判断。

简单说清楚《孔雀》在讲什么《孔雀》是一个同性恋者内心的外化。

某段历史也好，某个时代也好，都只是这个人向观众做内心独白时的舞台。

他需要“历史”和“时代”，只是需要一个舞台而已。

他渴望倾诉，想袒露自己的内心，同时又不希望别人洞悉他的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观众放进一个不熟悉的年代，这就更像一个“故事”，而不是“真事”。

在舞台上出于叙事的需要，必须要有“人物”的，但如果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内心型”作者，他在这方面困难重重，因为他缺少对他人的观察，他的目光主要是朝内的，观看自己，并与自己对话。

因此，“内心型”作者塑造的人物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人要怪诞、诡异、极端，显得“概念化”、“抽象化”，原因是这些人物并不来源于对他人的观察，而是来源于对自己——自己分裂的自我——的凝视。

“内心型”作者的作品有一种梦幻的性质，意象化，戏剧性，弥散着抑郁而不详的气息。

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幽暗花园，一个人通过潜入自己的内心来了解自己是很容易变得迷失、迷乱、迷狂的。

“弟弟”是画外音的“我”，影片的叙事者，实际上就是编剧的自己。

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

原剧本“弟弟”的性取向被导演顾长卫删掉了，这实际上是删掉了创作者内心秘密的重要钥匙。

不过，我们仍能通过“弟弟”与片中两个重要人物“姐姐”和“哥哥”的关系还原他的这一身份。

“弟弟”和“姐姐”感情非常好，这实际上就是编剧对“姐姐”的态度。

“弟弟”和“姐姐”共同的快乐时光都是和男人有关的。

“姐姐”想去讨好伞兵，“弟弟”毫不犹豫地自己的最后一元钱给了她。

“姐姐”找到了一个好干爹，马上叫上了“弟弟”有福同享。

“弟弟”和“姐姐”还有一个相似点，他们都迷恋制服男人。

“姐姐”最快乐的日子是碰见了一个伞兵，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而“弟弟”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公安”给他送雨伞，两人还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聊天。

在片中，“姐姐”被编剧赋予了最多的个光环，她勇敢、纯洁，追求独立，渴望幸福，不甘平庸，向世俗宣战。

编剧甚至无法容忍片中“姐姐”受到任何一点的“玷污”。

片中从头到尾，没有男人动了她。

在最危急的关头，编剧已经写到了“姐姐”在一个流氓面前脱下了裤子，但最后他还是不忍心，笔头一掉，结果是那个流氓拿枪往自己脚上开火。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姐姐”实际上是编剧的“理想自我”——他渴望成为的人。

这个理想自我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永不言弃地追求和男人的爱，这意味着什么是再明显不过了。

“哥哥”这个形象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弟弟”厌憎的一个形象。

编剧对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粗蠢、懦弱、依赖，不识好歹，自己被人欺负了，“姐姐”为他报仇，他居然去讨好那些欺负自己的人。

编剧的态度，当然就是“弟弟”的态度，也就直接促成了“弟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下毒”行为。

写下“弟弟”弑兄，这一幕实在太暴虐了，实在有违人伦，但编剧还是找到办法替代性的“完成”了，他安排“母亲”把“哥哥”最喜爱的鹅杀死，这时镜头一下子变得缓慢起来，鹅被毒死的全过程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一幕残酷而抒情，虽然不符合外在的逻辑（宠爱哥哥的母亲怎么忍心杀死他最心爱的鹅呢），但却绝对符合编剧的心理逻辑——他恨“哥哥”了，太恨了，这个人是自己的血亲（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人不管怎么鄙夷内心的自己，他又怎么可能杀死他呢），杀不死他本人，就替代性地杀死他。

虽然“弟弟”如此憎恨“哥哥”。

但实际上，“哥哥”和“弟弟”在性格和行为上非常相似。

他们都懦弱，都依赖，都向世俗投降。

他们选择生活的道路也如此相似，都找了一个女人，并且生活上依赖这个女人。

“弟弟”只是在感情上倾向于“姐姐”，但行为上却与“哥哥”毫无二致。

这说明什么？

“哥哥”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现实中的自我！

“弟弟”痛恨“哥哥”，就是编剧痛恨自己内心的另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是男性，却有一个粗蠢、惰性的外形，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居然依赖于女人生活。

他不爱身边的女人，却要和她在一起。

《孔雀》到底在说什么，我想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

在中国，很多同性恋者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必须借助婚姻或者伪装一段男女关系来掩饰真实的自己。

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这个。

他希望像“姐姐”那样冲出去，追求真爱，他痛恨“哥哥”向世俗低头，找一个女人苟且度日。

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中国电影就是简单的东西，但由于社会的不开放、持续的封闭，使这些简单而正当的东西也需要换一个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必须解释一下，片名《孔雀》的真正意思。

这就是同性恋身份的隐喻：只有雄孔雀才开屏，而雄孔雀开屏时露出来的是什么？

影片结尾其实表达了作者的预见，他认为观众们是无法洞悉孔雀的秘密的。

他们面无表情在栏杆前经过，他们和眼前的景象是隔离的、疏远的，孔雀是孔雀，他们是他们。

讽刺的是，在现实之中，观众们看到孔雀开屏并不激动，觉得不过尔尔，但回去转述的时候却激动万分：我看到孔雀了，我看到孔雀开屏了，我看到冬天里孔雀也开屏了。

是啊，看看周围，在中国电影的冬天，有多少人正在传达这一孔雀开屏的喜讯？

醒来吧，传达喜讯的人们。

你们如此激动时，这只孔雀正在冷笑。

这个时代有多坏，《立春》就有多好 作者：钭江明 2008-03-07 11:17:15 《立春》在新闻里看到顾长卫的这句话，“当你在月份牌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的时候，无论外面多么寒冷，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也许来自你对未来的一丝期望。

”也许可以怀着同样的心情在看完《立春》之后去期待一下未来的华语电影。

之前看到舒琪对2007华语电影的评价，正好引过来。

对比过年这一年的“大部分华语电影及其作者（又或是他们拍摄的外语电影）的虚妄、慵懒、好大喜功、狭隘、傲慢、贪婪、笨拙、势利、冷漠、放纵、自我沉溺/陶醉/剽窃/贩卖、虚张声势、蒙混、肤浅、粗鄙……（有请自行对号入座），”《立春》（原文是说五部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吴清源》、《色 | 戒》、《铁三角》、《神探》，惜《立春》公映期一再推后，如果放在2007，一定是其中佼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在这个一方面excessive、另一方面却极其贫瘠的時代，直如凤毛麟角。

”《立春》的丰富/诚恳/善良/从容与这个时代的贫瘠/虚伪/凶恶/浮躁恰成对比，这个时代有多坏，就反衬出《立春》有多好多难得。

混世于此时此地，灰头土脸似乎成了大多数国人精神面貌的写照。

同时，当祟高一再被证明虚伪，王朔式的真诚的犬儒也大概可概括这类人的基本诉求。

而《立春》里的王彩玲就这样突然扎眼地站起身来。

她完全不懂像王朔那样通过自省来自恋，通过自虐来逃避嘲笑。

这一位王彩玲既像是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又像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可笑可怜甚至可鄙（比如对歌厅的那个男孩子）。

她狂妄的理想，她可笑的骄傲，她卑微的追求，是那样不应该存在于这片似乎已然被理想抛弃的土地，却又显得那样弥足珍贵。

我会在很长时间都不能忘怀王彩玲从塔上飞跃而下自杀的那个镜头，她丑陋的面容终于可以隐藏在逆光里，光晕笼罩着这个可笑的女人的全身。

这个镜头像悖论一样美好而意味复杂，可以跟《孔雀》中那个庸常家鹅的天鹅之死媲美，将我们对生活的所有绝望与希望搅碎在一起，含着热泪绽开微笑。

王彩玲最终领养了一个兔唇的孩子。

兔唇的设置像是作者赋予王彩玲们（还有一个与她相同的角色胡金泉，自称是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的象征。

他们是精神上的兔唇“患者”，因为不甘庸常而宛若丑闻。

尽管兔唇被称为上帝的吻痕，可往往还是被更多地认为是一种诅咒。

不妨将兔唇与王爱玲式的理想做一个同类项对比：独特，不容于世，与生俱来（或说不可放弃），以及痛苦。

其实，我们也已经无法再用浪漫主义的词汇去解释描述和美化它们，尤其是，当王爱玲的理想与人性的鄙俗混为一谈而无法自处时，如何谨慎敏感地表现它的一切，《立春》提供了一个最诚恳的最优秀的范本。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

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

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

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

”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

”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

”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

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

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

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有顾长卫和蒋雯丽这对夫妻档，对于我这类口味刁钻古怪的观众自然是极好的影片质量保证。

之前自然看过艺术青年必修影片《孔雀》，当时觉得顾长卫的叙事策略看上去与第六代很接近。

然而看过《立春》之后，才发现这并非是导演如何，而是编剧如此。

尽管顾长卫式的色调处理和镜头调度还是很明显，然而事实上观影过程中扑面而来的却全都是编剧李樯大大的气场，惊觉之前所谓顾长卫如何如何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导演中心主义作祟。

若是分析作品序列的话，显然应当把《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立春》作为李樯的作品序列进行讨论（还可以包括《被遗忘的天使》段落7《双双和小猫儿》，吴宇森导演，李樯编剧）。

这些片子里，李樯的风格太过锋利，反而挟持了导演们的表达。

很明确的一点是李樯式的底层书写的方式。

在他的作品中，最为动人且最为犀利的地方是那些“小人物”身上“卑微的善良”——《姨妈》在北大的见面会上李樯自己这样说。

这是一把很好用的手术刀，《孔雀》里的一家人各个如此，斯琴高娃姨妈如此，王彩玲如此，王彩玲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

这种感觉好像是轻轻地触了一下心脏，虽然心脏没有皮肤那般敏锐的感觉，却在触过之后以一种长久的的回声成为乐章。

李樯编剧作品中另一个风格化的特征便是非因果逻辑的情节方式。

李樯的作品中，情节大多以“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式的方式出现，而并非那种我们熟知的“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过度而死”，换言之，这些情节之间只有时间关系，而没有被强化/戏剧化的因果逻辑（当然，肯定不是没有因果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确乎是一种还原现实生活的尝试。

于是李樯的作品就变得很淡，我想看过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反映是叹口气。

这个时候，那些卑微和善良，已经打动了我。

所以《立春》之类，大可不必去追求情节的逻辑和连贯。

或许李樯试图留出一个“为艺术为爱情”的解读入口，或许事实上影片呈现的是一眼而至的关于不甘平庸和敢于梦想的解读入口（这一点，soulfly大人的《立春》——顾长卫的日常生活恐惧症，写得非常之好）。

然而正如同《孔雀》里的降落伞和《姨妈》中的月亮，《立春》里歌剧、油画和芭蕾，看的我恍如隔世。

《立春》呈现给我的是一派超现实主义式的情境，尤其是歌剧，大约歌剧配音唱得太好了，本该是一个水平有限的票友的王彩玲，一个满口方言的王彩玲，却能唱出如此华丽的歌剧（当然，我同时兼具歌剧盲油画盲和芭蕾舞盲的身份……），蒋雯丽的扮丑和她周围的环境，衬得这部片子愈发地超现实起来。

于是我恍恍惚惚地感觉到李樯是有话要说，而不仅仅是讲一个关于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

一张北京亚运会的海报、春节晚会和“深圳”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

80年代依然隐没在地平线的那头，正如影片中人物们的生活，故事开始之后，他们生活的平衡一点一点地被打破，正如中国社会的原有秩序，在90年代开始松动和瓦解，一些东西来了，一些东西消失了。

一些80年代崇尚的东西留了下来，比如那些来自西方的歌剧或者人文思潮，然而另一些东西在有力地将其改写，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如此渴望出名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贝贝同学。

王彩玲他们是80年代的人了。

90年代里，他们挣扎过，然而最终都不得不找到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生存状态。

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站在鹤阳眺望北京，一如站在中国眺望那无限美好的西方世界。

这些，都是那几年的事儿。

所以我大约知道李樯想要说些什么了。

那些王彩玲式的知识分子，八九十年代之交走过的大致心路历程，以及中国社会怎样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方式。

他试图绕过当代史书写的某些禁区，而走向一个或许可能的顺畅表达。

鹤阳这个初看有所指的城市，这一次飞过小半个中国，降落在了包头；或者，鹤阳便是浮在空中的一面镜子，它照出“这个时代”的中国。

然而鹤阳毕竟是一个浮在空中的城市，李樯的书写，大约也逃不开戴锦华所谓的“浮桥”。

“时代三部曲”头两部里李樯写完了80年代和90年代，我等待着他的第三部。

当然，看《立春》的时候我不停地想起贾樟柯的《站台》。

那就是王彩玲们的上一个十年。

至于“李樯模式”，开玩笑地说，可以归结为一个“愿望的想象性呈现”，无论是孔雀开屏还是小猫儿坐进课堂念书，还是那最后一场中国歌剧院里王彩玲的忘情演唱，都是李樯这个天平座式的冷眼看世界之后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丝温暖。

然而冷的彻骨之后，这点温暖仍然无比动人。

又及：歌剧唱词和影片文本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

就连我这个十足的歌剧盲也能看出个大概。

有哪位达人能出来做做分析考证啊……另外，豆瓣上虽有《立春》这部片子的资料，然而是搜索不到的。

联系《立春》被删减和不许大规模宣传的报道，似乎能嗅出一些什么味道。

中国电影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莫雨笙大人的评论还是精辟，写在最后跟大家分享：顾长卫真狠，用一个一年之始的节气命名一个毫无前途的希望，给一个归于绝望的故事剪了一个喜剧似的预告片。

http://www.mtime.com/my/yinxiang/blog/1082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