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处的女儿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

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

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

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

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

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

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

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

“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

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

好像拍了很多东西，有些地方没看懂。

两个小女孩怯生生真切软糯的声音不停问妈妈你要去哪，抛下孩子太残忍了。

丈夫不惜下跪也要推走孩子，问妻子她们还是小姑娘，他该怎么办。

不配为人父母，孩子是无辜的，宠物也是，他们的生命刚开始，对世界一无所知，父母是他们与世界唯一的联络，是面对世界的唯一保护伞。

脑海一闪，莫名出现三四岁的记忆，回闪复现了当时的感受，坚如磐石的内心被击中。

三四岁的孩子就知道，如果妈妈不在了自己就是孤儿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爱她了，她感觉到会面对怎样残酷的世界，所以才哭的撕心裂肺。

埃莱娜的作品改编，这位作者总能细微处让人心微微一颤，怀疑她就是后来成为文学语言教授的Elena，可能还在著名大学教书，是自己的自传。

婚外情只是一个逃离糟糕婚姻生活的出口，她和丈夫都潜心学术，丈夫对育儿不管不问，把家庭生活的所有繁杂琐碎都推给她，压力和责任将她压垮。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不能负起责任，就不要为人父母，不是所有人都配当父母，不是所有人都配有孩子。

毫无家庭责任感的丈夫，女人一开始就选错了人。

选择了错误的人，选择错误的年纪生下孩子，年轻的生命被育儿消耗。

但归根结底，这能怪谁呢？

不是被强迫的选择，自己认知不够，自己识人不清，自己不知道婚姻中要面对什么。

自己选错的人，选择去生的孩子，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为什么男人就不用付出代价？

从繁衍来说，女人无论跟谁结婚，都能确保拥有自己的后代，自然界中，本质上雌性背负着筛选种族基因的使命。

优质基因的雄性被雌性看重，挑选出来，繁衍后代，基因被延续。

劣质基因的雄性由于找不到雌性，无法繁衍后代，基因被淘汰。

物种基因在不断迭代中，不断进化，所以才能在世界长存。

历史传统上，更多的教育机会给到男性，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赚钱养家，女人顾家，是千百年来稳固普遍的家庭模式。

但是，时代不同了，女性开始接受同等的教育，开始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开始实现除了小家庭以外的自我价值，当她们在事业上变得跟男人一样，就需要男人转变思想，在家庭生活里做出分担。

要在时代的潮流中顺势而为，不愿意改变的，要么继续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要么被时代淘汰。

一个对家庭毫无责任感的男人，应找一个全职主妇，帮他承担一切家庭事务。

一个有职业追求的女人，应找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共同分担家庭生活。

彼此都选错了人，所以两人都很痛苦。

由于生理的不同，女性在生育前后，付出的体力精力成本比男性大的多，所以女性更应慎重考虑生育和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

孩子是无辜的，可怜的孩子不该为成年人愚蠢的错误买单，无论在婚姻中经历什么，都不是抛弃伤害孩子的理由。

当一个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呵护保护，关心关爱，才能比较健康茁壮的长大，父母的爱会成为幼小生命里安全感的来源和依靠，当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被父母抛下，有了这份底气，才有勇气面对成长的波折和生活的困难。

可能只是两个小女孩再次见到离开已久的母亲，隐藏在内心的缺失，眼神里的痛苦，无助的话语，让人心疼，打开了深处的感官记忆，她们连说不要走的权利都没有。

需要坚定的爱和安全感的孩子，那时的弱小，害怕，无能为力。

扔下别人的人也终会被扔下，做出选择的人也早晚会做出偿还。

近期看过最窒息的电影。

孩子如同恶魔一样吞噬、占有、破坏着母亲的一切，站在无法被丢弃的可能上恣意妄为。

没有带着审视批判的想法去看Leda拿走娃娃，就像处于彻底崩溃状态的Nina没能注意到的那句“永远不会好的”；也没有指责父亲的缺席，简直要习惯这些失踪，尤其其家族的人都带了一些不好惹的感觉（不论这部分的强调是客观还是leda从现实的延伸主观臆测），暴躁的情绪和骂人的话对身边的人更不会少，那些让Nina游走在悬崖边缘的帮凶。

娃娃被Leda翻来覆去，被涂画（如同Leda曾经的娃娃被她的女儿如此折腾）被隐藏又被擦净归还；开头与结尾和女儿的两通电话并没有明显的情绪区别，她始终在隐藏自己的情绪，只有这个被拿走的娃娃承受着——她品尝破坏的快感与痛感，又在阳光下感受Nina的崩溃，如同照镜子一般看着年轻的自己，被挤压被侵占，于是depressive于是偷情，逃离责任逃离家庭，在新的肉欲与爱欲、背叛与重构间再次膨胀起自己的灵魂。

Leda与Nina，现在的Leda（未来的Nina）与现在的Nina（过去的Leda）如同母女版的岁数差，可现在的Nina无法共情Leda，也无法预料未来的自己，于是将被赠予的温柔善意刺向成熟的腹部（细节是腹部，一方面二人处于坐姿，这是最顺手也最隐蔽的位置；二是崩溃的根源“子宫”所在。

或许是过度解读了）。

处于暗处的是母亲，道德、情绪、规范习惯的暗处——坠入黑暗的边缘，但片名却是lost daughter，身份的交错，是因为暗处的devil是女儿，或是如同宿命一般重演曾经的加害者亦是/也将成为受害者，还是女儿是处于暗处的人安全的避风的渴望的身份和位置？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

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

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

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

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

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

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

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

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

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

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

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

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

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

是惺惺相惜？

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

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

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

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

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

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

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

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

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

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

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

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

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

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

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

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

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

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

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

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

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

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

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

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

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

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

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

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

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

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

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

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

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

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

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

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

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

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

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

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

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

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

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

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

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

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

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

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

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

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

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

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

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

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但蠕虫又不止于此。

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

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

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

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

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

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

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

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

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

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

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

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暗处的女儿》是著名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她也成为近几年兴起的女演员转型做导演的潮流中的一员。

作品由埃琳娜·费兰特的同名小说改编，埃琳娜·费兰特就是现在最受瞩目的意大利剧《我的天才女友》的原著作者——一位拒绝出席任何活动、至今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匿名作家。

吉伦哈尔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埃琳娜·费兰特也非常喜欢吉伦哈尔，给予她更多的支持，她希望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平行母亲莱达，48岁，大学教授，独自一人来到希腊，享受自由的旅行。

她一开始便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状态，与身边人保持距离，想给自己留下足够空间。

在海边，莱达看到了妮娜和她的大家庭，尤其她的小女儿，活泼好动，叽叽喳喳。

莱达突然情绪激动，逃离海滩。

电影以略带悬疑感的方式推进着两个母亲的故事，大量的特写镜头，摇晃中放大着电影的不安。

莱达的情绪起起伏伏，时而焦虑，时而放松，她想放肆地享受，又被妮娜母女搅动心事。

小女孩的吵闹，小女孩跑丢引起妮娜的忧虑和紧张，小女孩的顽皮，一家人对女孩的关注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妮娜与丈夫的亲昵，妮娜与偶然认识的本地男孩的约会，这一切都被莱达看在眼里，也让她越发无所适从。

妮娜就是年轻时的莱达。

莱达曾在孩子年幼时，离开家庭三年。

这段经历一直埋在心里，耿耿于怀。

莱达也有两个女儿，在养育女儿的同时，她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她热爱文学，尤其喜欢研究叶芝。

然而家庭责任和事业追求总是相互冲撞，丈夫忙于工作无心家事，她需要独立照料家庭，而孩子们们从不安分，仿佛永动机，嬉笑声，打闹声，尖叫声，喋喋不休，甚至动手打她，让她很难有安静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丈夫的性无能问题也加剧了她的失落。

两个背包客来访给了她刺激，他们充分肯定莱达的文学研究，还骄傲地讲述了他们离开孩子、摆脱束缚，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状态，这些都启发了莱达，原来她还有这样的选择。

莱达果断地离开家庭，投身文学事业，她的文学成果甚至超越了老师，还结识了学识渊博又迷人的另一位学者，他们很快发展出感情。

莱达终于找到了人生新方向，或者说，她是找回了人生本来的方向。

她并没有和学者在一起，那只是一场宣泄式的激情，但她决定告别丈夫和女儿们，建立自己的事业。

丈夫挽留失败，不知情的女儿们还在嚷着让她把苹果皮“削出一条小蛇来”。

她注视着孩子们的笑脸，然后，突然转身，坚决地走出家门。

电影在断断续续中拼凑出了莱达的故事，一个逃离家庭、奔向自由的妈妈。

当面前出现与她年轻时的状态极为相似的妮娜时，她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她理解甚至同情妮娜，但也不敢轻易给出自己的建议。

妮娜正在遭受的孩子们的困扰、家庭的束缚是她必须面对的迷茫，如何做选择，能不能走出来，只能由她自己决定。

莱达和妮娜才更像是平行母亲，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重点其实在他一贯热衷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母亲只是故事的外壳。

莱达的故事之少见在于，电影直面了母亲角色的日常，日复一日的与孩子周旋，每分每秒的关注保护，奔跑与嚎叫，自我与任性，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小生命茁壮成长的代价可能是另一个生命的禁锢与萎靡，而这些在一代代母亲身上不断重演却无人质疑的原因只有一句“这是天职”，有了孩子以后天然的母性挥发又再为母亲们加上一道“枷锁”。

所有母亲都在过着平行的生活。

暗处的母亲电影的开端就能让人感受到莱达很享受独处。

独自来到异乡，回避所有熟人社会的问题，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她可以一个人住大房子，晒太阳，看电影，看书，喝酒，睡觉，可以和年轻帅哥吃饭，和成熟的男子推心置腹，萍水相逢，来去自在。

她喜欢看着人群，沙滩上，舞会上，餐厅里，在人群里她是欢乐的放松的，因为她依然是一个人，一个过客，与所有人没有瓜葛，不用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

她是无情的吗？

当然不。

越来越密集的回忆是她逐渐无法平静的内心，妮娜像是来提醒她，现在需要回顾并反思下自己的人生。

当初决绝的离开家庭是对的吗，这段经历会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孩子们在一起也有很多欢乐时光，回忆反复交叠，眼泪如断线。

妮娜问莱达，离家以后，没有孩子感觉怎么样？

莱达涌出眼泪，羞耻地说，感觉美妙极了！

感觉我一直努力压抑自己，然后就炸了。

妮娜说，听起来可不太美妙啊。

莱达眼泪继续流淌。

这是电影里最心酸的时刻，莱达对自我的坚持，对家庭的愧疚，对过往的纠结，全部暴露出来。

莱达是母亲，但莱达首先是莱达。

既要做好莱达又要做好母亲，对她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莱达选择了莱达，但并不意味着她不想做个好母亲。

妮娜：为什么后来又回去了？

莱达：因为我是妈妈，我想她们了，我很自私。

近年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析了女性传统社会角色的困境，如果说学术作品的视角是客观的理性的中立的，这部电影就是从生理的直觉的感性的角度给予回应。

很多优秀作品展示过“母亲”的复杂性，是枝裕和《步履不停》中厨房几处对话，显露出平日仁和慈祥的母亲也有冷峻酷烈的一面；奉俊昊《母亲》和李沧东《诗》更是塑造了两位极其复杂的母亲。

只是这些作品都是以母亲对孩子的爱为出发点，揭露人性阴暗面，对母亲角色本身没有丝毫犹疑。

《暗处的女儿》同样没有质疑母爱，甚至不断用细节证明着爱的存在，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有瑕疵的爱是不是爱，不饱和的爱是不是爱，未完成的爱是不是爱，爱与恨能否同行？

不完美的母亲是不是合格的母亲，合格的母亲是不是必须是完美的母亲？

如果伟大的代价是失去自我，我们能接受不伟大的母亲吗？

也曾是女儿电影英文名是The Lost Daughter。

The Lost Daughter可以有多重指向，可以是妮娜跑丢的女儿，或莱达离开的女儿，可以是妮娜女儿丢失的娃娃，或莱达生气时扔掉的娃娃，更可以是莱达和妮娜自己。

莱达私藏的娃娃，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她曾把自己小时候的娃娃送给女儿，同时也就送出了“女儿”的身份，变成“妈妈”，现在她重新获得了娃娃，像小女孩一样照顾娃娃，她又恢复了“女儿”的身份，这是对“妈妈”身份的抗拒，也是短暂的逃遁。

“母亲”是紧箍咒，“女儿”是避风港。

然而哪个母亲不是女儿？

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女儿哪一个更重要？

在电影里，中年莱达与女儿有两次通话。

第一次在海边看到妮娜的女儿，触动心事，脑海里都是女儿们童年时的画面。

回房间后，接到了女儿电话，女儿显然不知道她独自旅行了，简单聊了几句，母女便匆匆结束对话。

第二次是电影结尾，昏倒在海边的莱达醒后，主动给女儿打电话，两个女儿在一起接到了她的电话，女儿们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很担心她，她们热情地聊了起来，像久别重逢般。

两次电话，接和打，被动与主动，匆忙与热络，在首尾形成对照。

这是一次形式上的和解，也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

莱达也许不用再执着于单一的、模式化的，内向的爱。

女儿始终是放不下的牵挂，是力量的源泉，是心灵的慰藉。

虽然有遗憾，但她们都知道，女儿从未失去，妈妈也从未失去。

埃琳娜·费兰特回忆小说原著时曾说：“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虚构人物真实地反映着创作者的情绪，作者与人物都在思考，答案若隐若现，就像夜色里的海浪，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人生海海，需要更多勇者迎风踏浪。

有记者问导演吉伦哈尔，对于女性来说，看到她们在这些感受和经历中并不孤单很重要吗？

吉伦哈尔说：“当你因任何事情陷入黑暗时，当你感到羞愧时，你会欣慰地知道你并不孤单——每个人，如果他们诚实的话，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

我们被告知，尤其是女性，如果我们的母性经历包括绝望、恐惧、焦虑或黑暗，那我们就是生病了。

我想几乎每个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些感受。

如果这被认为是正常的，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

总是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导演电影，因此也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探索自己经历的边缘。

也许，进入这个世界上女性体验的角落和缝隙中，会有一些不寻常和更危险的东西。

”关于女性主义，关于男女社会分工，关于母亲角色的改变，已经谈论了很多，但依然远远不够。

就像本片主角莱达一样，她很难讨好所有人，会有很多人理解她，更会有很多人质疑她、谴责她，但每个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诚实，诚实地面对莱达，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生命的隐秘和伟大。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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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握瑜生 作为2021年世界影坛诸多名著改编电影序列当中的一部，女性电影创作大军中的一员，坦白讲《暗处的女儿》并不起眼，若不是威尼斯的青睐，这部玛吉·吉伦哈尔初出茅庐的作品恐怕还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玛吉·吉伦哈尔一直都是那种很少拍“烂片”的演员，但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仍要属大银幕上2002年的《秘书》和2006年的《雪莉宝贝》，一部让使她首提金球崭露头角，另一部标志着她首次担纲绝对主角并在表演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位出身电影世家的纽约女演员，相比弟弟杰克·吉伦哈尔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姐姐的演艺生涯显得更加从容与波澜不惊。

对于吉伦哈尔的表演天赋，鬼才诺兰不吝溢美，“天赋”、“优雅”和“知性”成为常伴玛吉的几个标签，让人下意识地联系起另一位高才女演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娜塔莉·波特曼，更值得一提的是，波特曼在2014年改编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初次担任导演。

站在这个角度，加上哥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的经历，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玛吉会在导演处女作选择改编费兰特的严肃文学作品。

“痛苦女人”的困境 《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也可直译为《被遗忘/遗落的女儿》，由于这本费兰特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至今仍没有中译本，该作品的译名首次见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附录。

很显而易见地，片名直接对应了影片叙事层面上的两次重要转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的走失和埃琳娜的洋娃娃（米娜或米妮妈妈）的丢失。

影片的整体叙述呈现为一个套层结构，以勒达在躺在海边的场景为三层叙述的最外层，依靠不断闪回的方法将朦胧扑朔的回忆串连起来，勒达近期度假过程中的见闻与年轻时的经历平行剪辑在一起。

在主人公勒达——这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女学者，参与进妮娜女儿埃琳娜的寻找行动以前，故事推进平缓而讳莫如深。

从一开始，在诸多细节上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的性格，精致挑剔、独来独往、与周遭的一切均刻意地保持距离、性格强硬甚至可以说颇具攻击性，凭借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审视、观察着外在世界，这也给她的度假之旅究竟有何目的再添迷雾。

妮娜女儿的走失带来了整个情势的变化。

这一事件引起了原本游离于外部环境的勒达的注意力，当她也开始加入到帮助寻找小女孩的行动当中，勒达从完全的观察者变成了时间积极介入者，进而影片开启了第三层次的叙述，即第一次闪回到勒达到年轻时的回忆当中去——妮娜似乎面临着与主人公作为年轻母亲时所经受的相同的痛苦，妮娜眼下所处的困境正是勒达曾称之为“粪坑”一般的地狱状况。

新手母亲妮娜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然而却不得不肩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在丈夫卡利，乃至其背后的整个男权文化社群的高压之下，妮娜始终处于被“监视”和裹挟的位置——在视听上这一点有较清晰的反映，集体活动时妮娜常处于家族群像的包裹之中，单独活动时曾常伴随着来自男性角色或男性势力的监视，以至于男性社群后来警惕妮娜与勒达的接触：“他不希望我做任何事。

”时刻处于控制之下的妮娜用愤怒向丈夫表示不满，但她最终仍无法摆脱这种没有自由、没有主动空间并被孩子“折磨”和被限制的境况。

通过多次闪回所逐渐勾勒起的第三层叙述为我们展示年轻勒达的困境：一方面是精神理想无法实现，她的学术被孩子“折磨”而大量侵占个人时间，孩子之于年轻的她来说痛苦显然多于幸福；另一方面肉体上的欲望也无法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无形地扮演了“帮凶”角色.

“受困而痛苦的女人”是费兰特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从1992年发表处女作到新世纪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均有出现，费兰特曾自述：“勒达等角色的痛苦是由失望引起的......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

波伏娃在《女性的处境和特性》中更加精当地概括了这种困境：“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成规。

时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他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所有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 费兰特受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因而她始终倡导发出女性的声音，书写“让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并建立起女性写作的广阔世界。

在揭示这种萦绕不散的困窘状态的过程中，导演玛吉以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敏感与共情能力抓住了费兰特女性书写极关键的主题：包括友谊、母女等等在内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暗处的女儿》中，勒达与妮娜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成为了影片波澜的主要推动力。

两位女性人物在平行时空之中的错位交叠，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境界，勒达的困境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在妮娜这里得到解决，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的这种困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而影片当中未点明妮娜丈夫的家族正是推崇父权至上的意大利黑手党“克莫拉”的翻版，看似被并未占据影片太大空间的“克莫拉”群像，实际上以一种强横而专制的背景形式成为整个作品内外最大的压迫力量，穹隆一般地禁锢着“妮娜们”的生活与命运。

无止息地挣脱 界限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自我的消失。

在妮娜的身上，勒达看到了一些她还未被男性势力完全同化而彻底沉沦的棱角，那上面晃动着勒达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对母亲角色禁锢的挣脱、对丈夫男性权力压制的反抗，还是在度假期间表达出的对男性主导的“克莫拉”社群势力的控诉和回击，勒达的挣脱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的，她拒绝被父权话语和父权势力裹挟，捍卫自己的精神空间，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因母亲、妻子的身份而牺牲自己书写的权利。

正是这种独立而不妥协的意志使得勒达选择并走上了一条与妮娜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她先属于她自己”。

费兰特说：“我是想说明，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

”事实上，书写不仅成为了作家费兰特确立自我的最佳手段，更成为了片中主人公勒达冲破传统禁锢与压抑、找寻自我的的最锐利武器。

可以看到在影片最开始，勒达带着墨镜在海滩的出场就奠定了她的某种反叛者基调———纯黑色的镜片后，勒达拥有了不被打扰地向外窥视的可能，进而使得她被赋予了某种“观看”的主动权。

女性主人公拒绝作为“视觉快感”的客体并自觉成为观看的主体，暗合了影片和原作欲张扬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勒达的努力结局并不完美，青年时的出走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除的痛楚，与男性势力的彻底决裂、与女儿的分离使得她常倍感孤独。

尤其是她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勒达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一切问题，她无从求助、无从获得支持。

尽管勒达在海边时本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却做出了妮娜不可理喻的事情——偷娃娃，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娃娃“米妮妈妈”填补了如此传统下长大的勒达的少女情结，更承载了勒达未能给予的那一部分母亲身份。

影片最后归还娃娃、与女儿通话事实上是主人公与自我、过去和历史关系的一种和缓，孤独的勒达不再刻意排斥与孩子的交流，找回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她仍然坚持孤独，这正是她“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必然代价。

令人悲哀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勒达没有发现身处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变好了，并没有自身的抗争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暗处的女儿》是残忍的，但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残忍正来自你我共同存在着的日常现实里。

玛吉·吉伦哈尔出手不凡，全片影调风格辨识度极高，画面构图精巧而内容丰富，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摄影机迫近主人公勒达的一切细微表情、神态，直逼角色内心和情感的波动，奥利维亚·科尔曼的出色演出伴随绝佳的音乐表现将这个勒达这个倔强纠结、神经敏感、略带偏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暗处的女儿》述说了这样的一群人——勒达们和妮娜们的故事，甚至也曾是费兰特与玛吉的故事，“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在今年落下帷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届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有三部影片都讨论了关于女性生育的伦理问题。

开幕电影《平行母亲》讲述了两位身份各异的母亲，在同一天诞下了自己的孩子，从此她们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正发生》拍下了在60年代的法国，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意外怀孕，为了堕胎而不得不经受极大的羞耻和痛苦的经历；《暗处的女儿》则以女主角观察他人生活和回忆自己过往经历的双重视角，为观众徐徐道来了一个抛弃女儿的母亲的故事。

《平行母亲》剧照

《正发生》剧照三部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发生》荣获金狮奖、《平行母亲》为饰演母亲的佩内洛普·克鲁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暗处的女儿》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其中，《正发生》与《暗处的女儿》分别由奥黛丽·迪万与玛吉·吉伦哈尔这两位女性导演执导，威尼斯电影节在即赵婷之后，连续第二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了女性导演。

玛吉·吉伦哈尔也是一名演员，曾经出演过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电影制作的幕后核心工作，荧幕上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变得越发立体、朝着现实主义的形象靠拢。

最早，女性角色在电影荧幕上是英雄的点缀，或终其一生为家庭奉献的母亲，女性的荧幕形象需满足社会对女性群体理想主义式的期待；现在，多元化的制作团队能够借由电影，讲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女性故事，让角色展现女性群体不曾表达、但又真实存在的一面。

女性电影的特点在于，它剥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隐藏起来的虚伪而又富有悲剧色彩的一面，用戏剧般的手法搬上荧幕，讲述的却是每个女人都感受过的普通的一生。

《暗处的女儿》在正式首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电影改编为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

埃琳娜是一名意大利作家，她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曾被HBO翻拍成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受到了广大的欢迎。

《暗处的女儿》是埃琳娜非常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专攻学术翻译的英语老师勒达独自一人前往海滨小镇度假，在那里她遇见了妮娜一家，好奇心驱使她在暗中观察妮娜和她的小女儿埃琳娜，这对年轻母女之间无意义的生活琐事却让勒达想起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过往故事，痛苦回忆的交织让勒达卷入了妮娜一家的风波当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书写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在意大利保守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和蜕变的故事奥斯卡影后奥利维娅·科尔曼饰演的勒达，在影片开始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性格乖张、我行我素、沉浸于自己学术生活的中年教师形象。

她带了整整一个行李箱的书来海边度假，每天的度假生活就是在海滩边看书写作、远离世俗的纷扰。

勒达和过去女性电影中千篇一律的独立女性形象不同，她不艳丽、没有自信到发光的气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勒达用学识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用精神物质丰满自己，偶尔也会产生寻找刺激的念头，但又不希望他人闯入自己宁静的生活。

科尔曼演过姿色各异的自信女人，职场女性、警探、皇后……男人的自信伴随着长年累月的自我肯定，而女人的自信是一段以自我否定为起点的艰难坡道，常常跟随着她们的身份背景和年龄所改变。

勒达的自信来源于她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厚度，大多数性格慢热的学者能够靠这面厚墙伪装起他们的真实情感，将他们和令人烦扰现实社会隔离，自愿在相对平静且安全的学术世界里画地为牢。

勒达很难通过寻常的方式和周遭环境相处——就像是在吃一颗鸡蛋，需要用力将外壳打破，才能接触到内部柔软脆弱的心。

她离群索居，避免和其他游客产生虚情假意的交流，在旅馆里独立住了两三天，才头一回坐到旅馆楼下的餐吧里用餐。

旅馆管理员出自善意想陪伴独自用餐的勒达聊天，却遭到了勒达直白的拒绝。

左思右想到餐完毕，勒达才开始后悔刚才自己的举动，或许出于歉意、也或许是出于“旅游在外总是要寻找刺激”的心态，勒达还是决定径直走向管理员。

管理员正背对着她打牌，勒达鼓起勇气狠狠地拉低了自己的衣领，悄悄凑近了管理员的耳朵，亲昵地说了一句挑逗的意大利语，结果把对方吓了一大跳。

影片成功地让女性观众们在勒达身上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最别扭的一面：想要假装坚强因此拒绝别人的善意、想要放手一搏却始终无法放下自己的矜持。

导演玛吉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勒达的表情变化，让观众如密友般凑近了去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皱纹、她的情感转变。

电影中大量的借喻手段都在进一步帮助观众理解勒达的内心世界：夜晚如警笛一样不断在空房中闪烁的远灯、天亮前死在枕头上的蝉、从内部开始腐烂的果篮……这些借喻手段一再隐晦又急切地向观众表明，勒达并不是一个看起来表面简单的中年知识分子，她的真实生活一如这场表面美好的度假胜地般虚伪。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到中年还未向社会规则妥协的女人。

她们如果不是被家庭和朋友保护得太好，不用自己迎难而上去见识过世界的险恶；就是已然经历过大风大浪，在成为社会规则的奴隶之前首先成为了那个打破规则的人。

因此，在勒达见到妮娜和她的女儿埃琳娜以后，兴趣油然而生——妮娜和勒达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都在25岁的妙龄，而妮娜的女儿看起来已经三、四岁了。

妮娜显然是一个新手母亲，她在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好好照顾的年龄，需要照顾一个经常行为失控、玩具娃娃丢了就会大哭到发烧的女儿。

勒达显然没有准备给妮娜提供任何有效的育儿知识，她所做的只是终日观察妮娜和埃琳娜，在度假之旅的中后期，勒达作为一个度假带着一箱书的狂热书迷，再也没有好好仔细看过一本书（多么真实的阅读爱好者，虽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兴趣，一旦有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就会把书搁置一旁）。

观众借着镜头远景，与勒达一起观察妮娜的家庭——直到小女孩埃琳娜在沙滩上失踪了。

勒达把自己对女儿的情感投射到了妮娜的身上，同时也把妮娜看作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暗处的女儿》是玛吉的处女作，她像许多有着充沛阅片量、对电影拍摄技法和视觉感官有特殊理想化的要求的电影导演一样，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充满意象的表达方式，甚至有些堆砌过头的嫌疑。

在勒达居住的海边旅店中，玛吉模仿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拍摄上海窄楼里人物的手法，与勒达脸部特写的镜头交接，让观众始终处于一种“偷窥”与“直视”的视线交替感。

在旅店户外，勒达作为一名外来游客，不自在地与当地家族接触，半推半就地卷入了他们的风波；旅店室内，是勒达封闭内心、自我救赎的空间，她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抱着妮娜一家苦苦找寻的洋娃娃睡觉。

“《暗处的女儿/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从标题上就为观众解释了这部电影中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如果观众抱着“女儿什么时候失踪”的心情来看这部影片，就会掉入导演和编剧的圈套，就像看将近四个小时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猜测和等待，杀人情节只发生在影片的结尾一样。

“暗处的女儿”是剧情多处转折的关键，它预示了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失、埃丽娜的玩具洋娃娃丢失、以及勒达在早年抛弃自己两个女儿的经历。

“女儿”同时也指代了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勒达眼中的妮娜，有着过去自己的影子、又承载着她对与妮娜同龄的女儿们的思念。

她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女孩，拿走了埃琳娜的洋娃娃以后，将这个洋娃娃当作是她的母亲送给她的玩具，悉心照顾，像成年人照顾女儿一样照顾无声无魂的娃娃，为它沐浴更衣。

可惜勒达在过去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称职的母亲。

电影不断穿插的回忆片段，展示出勒达过去拥有的一对可爱的女儿：她们刚刚学会说话、喜欢牙牙学语模仿大人说话的语气、在行动上已经能够构成一定的破坏力、情感上却还未够到懂事的阶段。

勒达在照顾女儿们的同时，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年轻的丈夫约法三章，照着日历轮流带孩子。

“称职的母亲”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对有些母亲来说，能忍住不揍孩子就是称职的表现；主流社会大多都要求一个母亲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孩子身上，用育儿的琐碎事物填补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而一个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躺在床上陪孩子玩一会的父亲，也能被称为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墨守成规的道德规则实际上是在为父亲应尽的育儿责任开脱。

勒达在家里需要专注于做听译，无暇理会女儿们的尖叫声，丈夫在家里想打电话，就要求勒达停下手中的工作，安抚女儿们的情绪。

勒达与女儿们偶尔有快乐的瞬间，但回忆碎片中更多的是女儿们对她无尽的烦扰，尖叫声、哭喊声伴随着欢笑声如影随形。

近几年来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都喜欢在海滨拍摄，用大海的浪涛声掩盖一个女人的烦躁心情。

古早的文艺作品喜欢把女人比作水——温柔、清澈、润物细无声。

女人实际上是千万注水化作为大海的整合，暗潮汹涌的内心始终在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海面上低矮的浪花随波由远及近袭来以后，也能把人狠拌一跤。

最终在两个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勒达离家出走了。

她把女儿们留给了丈夫，只身走进了学术的世界。

在她离开女儿们的三年时间里，她潜心投入学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圈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了肯定，风头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前辈；她出入学术讲座、与那些和自己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的人共事、肆无忌惮地买醉、与学术新星恋爱，再抛弃他——一切都像是她在拥有孩子之前所能想象到的完美人生。

但女儿们始终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并且在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成长，和她的罪恶感一起。

勒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无私的母爱注定意味着母亲需要消耗自己原本的人格去陪伴孩子们的成长，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现实家庭中，父亲仍然会保留着“孩子气”的那一面，而母亲身上作为“小女孩”的情感特征已经消失不见了。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面临割舍“自我”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情绪，勒达选择了极少数人走的那条路。

《暗处的女儿》挑战了大众对母性的认知，揭开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尖锐又诚实地指出了传统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道德绑架。

在威尼斯首映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始终处于两极化，而这两极化的评价无外乎归结于对“母性”的争端。

就连电影里勒达的心情都是复杂极端的：她一方面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怪罪于自己离开女儿们三年；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劝解妮娜追求自我，但妮娜看到的只有勒达痛苦之下表现出来的病态举止。

影片的最后，勒达倒在海边，海浪一层又一层地拍打在她的身体上，一个母亲在与自己内心的责问和辩解之中湿透了。

理由1：这部电影对主创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观众的。

观众观影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在看什么？

我为什么要看/在乎？

有很多作品在第二个问题上翻车，故事算是讲明白了但让人实在没兴趣看下去。

这部电影就是典型代表。

它可说是一个供主创发挥才能的理想载体（vehicle），导演通过它展示自己会拍，演员通过它展示自己能演，但观众就觉得“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很多以“探索主人公内心世界”为己任的电影都容易犯这个问题，比如《女人的碎片》《兔子洞》等，表达远远大于共鸣。

理由2：剥离了时代大背景的Elena Ferrante实在苍白。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成功，固然归功于人物和情节的设计，但居功至伟的还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战后那不勒斯的蹒跚发展，社会浪潮中个人对阶级和发展的焦虑感等。

这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都能产生共鸣和代入感，比如我看四部曲的时候就觉得当时的那不勒斯和90年代的中国城镇非常类似，油然而生亲切感。

当历史背景被淡化后，只剩下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

比如本片中Leda的婚外情其实和四部曲中莱农和尼诺的婚外情非常相似，但四部曲中你能深深体会莱农因为婚姻获得阶级跃升而产生的自满和同时想追求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而本片中，就只觉得这位女学者水性杨花。

理由3：两位母亲之间的镜像关系建立不足。

很多时候，导演觉得自己通过各种调度啊剪辑啊讲清楚了，但我没get到，要不是看了网友们的影评，这些微妙的细节就直接被我miss掉了，不知是我不够细腻还是导演太沉浸在自己的表达中呢。

整部影片极度偏向个人表达而很少考虑观众的接收度，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所以原谅我不买账。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