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

钳工师傅胡建林是标准件厂多年的劳模，却在总公司大规模裁员之际被一纸调令调入总部，成为人事部门的一名专员。

不懂人事业务的他闹了不少笑话，却也阴错阳差地踩中了裁员的节拍，又因为被误以为是董事长的人而平步青云，连升三级。

正当胡建林志得意满时，却不知不觉被卷入公司权力斗争的漩涡。

矛盾在公司年会上集中爆发，胡建林等人用一首Rap向董事长道出真相，保住了标准件厂，也稳住了公司发展的航向。

在电影院看片时，影厅内一片欢乐，个别笑点低的观众可能全程嘴就没合上过。

我没咋笑出来，大部分时间如坐针毡。

不喜欢本片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看齐意识过于明显。

影片的中心思想就是贬低互联网大厂，追捧传统工业，精准把握住了时代风向。

既然楚王好细腰，电影创作者跟着勒一勒腰带也无可厚非，但是勒得太紧容易有内伤。

第二，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中国文艺作品自古以来的传统。

本片中出问题的是副总，作为一把手的董事长则英明决断又顾念旧情，最终拨乱反正，也是一脉相承。

当然，对于一部喜剧电影不必苛求，只是片中问题的解决方式还是依靠向青天大老爷拦轿喊冤，观念未免过于陈腐。

第三，混淆是非，将问题泛道德化。

影片把公司发展思路上的分歧与权力斗争和职务腐败搅和在一起，不问是非，只问动机。

拥抱互联网、抛弃旧产业，这样的观点由一个搞窝里斗、收受下属贿赂的家伙说出来，自然不值一驳。

最后，徐总也是在群众共审大会上被公开处刑的。

第四，戏剧冲突虚假，喜剧技巧陈旧。

片中最大的冲突来自于传统工人胡建林与现代化大公司的反差，想借胡建林这个外来者的眼睛戳破职场文化的皇帝新衣，但是影片对于这个反差的产生原因没能自圆其说——一家国际范儿的集团公司是不太可能有上个世纪90年代风格的下属工厂的。

片中其他的喜剧点也都比较老套，可能是我的笑点比较高，反正我大部分时间笑不出来。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处错位设计是胡建林初入公司时，因为无所事事而开始数人头，意图认出全公司的人，却恰逢裁员之际，一时间闹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这个误解顺势而为，设计巧妙，于是制造出了一些不错的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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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笑点都是有的，“杰克马”太经典了。

整体包袱还算密集。

大鹏的表演很到位；导演很用心，年轻大鹏还找了别的演员。

职场的迂腐、乱象找到也比较准确：打工人累死累活、人心惶惶，领导碌碌无为、贪图私利、精通抢功劳，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卑躬屈膝。

影片发展到后半段开始走向魔幻，节奏也乱了起来，黑心老板太温柔了，打人打半天电脑都没踹碎，现实中那三个人说不定都没命了。

最后强行让工人们出场，并且强行“包饺子”——在年会上唱、跳、rap、播鬼畜，并且揭露了事实真相。

这种强行阖家欢乐的结尾让人感觉虎头蛇尾，但也无可奈何。

影片这样的高潮是不负责任的，但也不得不这样做。

时局要求这样的电影题材必须走向光明，因为处在黑暗世界的众多打工人需要慰藉，需要安慰，需要有人做“嘴替”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

然而这样的美满结局却不指向任何光明的未来，这不是一部“革命”宣传片，而是一针“麻痹药剂”。

多年来对于韩国影视一直有一种论调：韩国财阀什么都敢拍，但是拍电影就是为了不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让人看到世界上已经有人注意到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样就足矣了。

从这个角度想，我为中国开始出现这样的电影感到悲哀。

但也许这样的想法过于悲观了，有人敢说话，总胜过一句反对的声音都没有。

只希望大众不要被麻痹，也不要变得麻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横竖都是一死”的年代，是谁还在对自己的公司抱有幻想呢？

另外提一句，导演董润年好像是黄渤的御用编剧，《心花路放》、《背光抓走的人》、《厨子戏子痞子》都是他编剧的，果然有水平。

但是隐约感觉大鹏应该也参与了剧本编写，毕竟最后的走向和《缝纫机乐队》那个味太像了。

影片的目标受众很精准——中国好几亿的打工人。

电影给打工人描绘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PPT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正所谓做得好不如唱得好，唱得好不如拍得好，拍得好不如生得好。

熟悉吗？

天天经历吧。

拍的真实吗？

比珍珠还真。

如何冲破这种乱象？

此时，一个认死理儿的人，阴差阳错突出重围，用自己的行动和决心将一切看似合理却腐烂到根上的运作模式彻底改变。

最后，当他们在年会上真的唱出了真心话的时候，那些歌词，几乎都是打工人的心理话啊。

一年的辛酸泪，似乎都交给了那一刻。

打工人看了都拍手称快，叫好叫座！

给咱打工人长脸了！

给咱打工人出气了！

给咱打工人争气了！

好笑，好哭，好感动。

但咱们身为打工人，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电影院哭哭笑笑，骂骂咧咧，心里暗爽看到领导出糗，可以了。

影片中的主人公，只活在电影里，说到底，最理想主义的人，是老胡。

我们大部分打工人，很像马杰克，需要谨小慎微的过活，一边干事情，一边揣摩领导心思，有时候说话做事还容易出纰漏。

潘尼，是真的叛逆。

我现在也和她差不多，以为有了本身走遍天下都不怕，结果一直是过河的卒子，撞了一身包，发现还是要韬光养晦，学会圆滑。

打工人是什么？

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是影片里的螺丝钉，往高了说，是那个锤子。

当一个工具，就要有当一个工具的样子，要让用的人觉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

这就是打工人应有的觉悟。

所以，如何让领导觉得你“趁手”，这里面的学问就很多。

我说自己像潘尼，并非乱说，前几天还顶撞了领导，犹如她在洗手间那样。

这对于职场人来说是大忌，要么被嫌弃，要么被调岗，要么脏活苦活推给你。

跟领导过不去，等于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自从我和领导吵架之后，我悟了——理顺好关系，不要单纯从公平公正公开的角度去看待工作。

你认为合理的事情，并不一定要说出来，工作环境里也不会按照合情合理的方式展开。

而领导则一直是领导，不一定要拍马屁和当舔狗，但尽量主动的、积极的、及时的、高质量的完成领导交代的工作，是打工人的第一准则。

如此一来，即没有给领导添麻烦，同理也不会给自己添麻烦。

想减少内耗，不是制造冲突，而是消除矛盾。

自己的事情说到此处，就此打住。

我们说回电影。

电影很好，很热闹，很热血，很激情，很鼓舞人，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碗鸡汤。

老胡发现了二把手的阴谋，在年会上曝光，他之所以还能存在，第一由于董事长是站他的，第二这样安置他也属于危机公关，第三他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抱着“老子不干了”“辞职就辞职”的念头去工作，当然自己会很爽，但也要随时接受后果。

因为，第一，你的领导不见得会欣赏你的高调和能力；第二，就事论事只谈工作高效完成目标的公司，真的凤毛麟角；第三，人是社会动物，公司更是人情世故，不要觉得小公司就扁平化了，也不要觉得大公司制度就规范了，有人就有江湖，去哪里都一样。

“年会不能停”说到底，是领导给打工人的一剂强心针。

办年会，到底是办给谁看的，参与者到底是什么心情，年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彼此有数。

我们来到公司，是来工作的。

工作过程中，最好能做到的是配合顺畅，若配合不顺畅，就导致各部门间互相倾轧与甩锅。

这一年，老板画的饼没少吃吧，同事甩的锅没少背吧，自己摸的鱼也够开个鱼塘吧。

你好我好大家好，来到公司打工，完成工作、高效完成工作、高效且完美的完成工作，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如何看待你的工作，如何看待你。

这样才能继续做一个打工人。

说白了，这是一个求着人打工而不得的年代，起码对领导来说，打工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这么多，最不缺的就是打工人。

各位工友们，打快乐的工，过快乐的人生，是我们打工的目的。

不要幻想顶撞了上司之后会有大领导为你撑腰（当然你是董事长私生子除外）。

愤世嫉俗不适合打工人，该低头就低头，年底了在影院乐呵乐呵，和好友吐槽也就可以了。

祝愿各位打工人，都能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打工，打得开心，打得火热！

1月2日上班之后，还是要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哦！

2023年12月30日 星期六 20:16

1. 时代的车轮碾过，被湮没的声音《年会不能停》的成功要素绝对离不开“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的建立，除了那个让都市年轻打工人熟悉且乐道的“大厂”空间的建立功不可没之外，更是离不开角色的塑造。

主角三人组的人物小传，明显都是以代际标签为核心撰写的：胡建林（大鹏饰）是70后，在90年代参加工作，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

同时在家庭结构里，他也扮演盲信组织、“不思进取”的典型男性角色，注定在阶级跃升的浪潮里因为头脑和手脚不够灵活而被妻子嫌弃，类似《漫长的季节》里的彪子、《股疯》或《万箭穿心》里的丈夫；马杰（白客饰）是90年前后生人，被优绩主义浸润，习惯由职位逆推个人品质。

比上一代人面对着更狭窄的上升道路，化作一种拧巴的职场形态，仿佛麻花——卷得很油，油得很卷；潘妮（庄达菲饰）昵称“叛逆”，明显是社交网络上标签为“整顿职场”的00后。

如果说上升通道对马杰这样的80后、90后来说是狭窄了，那对于00后几乎就是闭锁了，所以潘妮甚至没获得过进入这个体系——哪怕是最底层——的机会：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金字塔状的关系图里，她的外包身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顶着叛逆的名头，潘妮的叛逆实际又只是一种隐形、消极的态度。

和很多Z世代年轻人一样，她太轻易地发现自己不活在“杜拉拉升职记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但她对体系价值的不认同，却从未发展成导向改变的反抗。

这种矛盾感如此明显。

很多观众都察觉到一个细节并与之共鸣：在出场片段里，潘妮嘴上说呆不下去了，身体却很诚实地干起杂活。

如今社交网路上的“发疯文学”“创飞全世界的精神状态”“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与之同根同源：表达上大开大合，行动上忍气吞声。

虽然同为螺丝钉，三个主角所成长的不同时代，锚定了他们迥异的处境、动机和价值观。

前后差异的三十年，几乎是一种最大公倍数，覆盖了城镇院线观众自身生活和其所观察、记忆的时代。

因此，主角们的一举一动，要么是观众所见所闻，要么是亲历所感。

而当这三个拥有迥异代际标签的角色阴差阳错地坐进一间办公室、形成一个团队、面对类似境遇时，《年会》实际上要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在代际之上的强大力量：它造成差异，再抹平差异。

正如《年会》中本质上最反叛和伤痛的那句笑谈所点破：“时代的车轮碾过，总有些人要在轨道里垫背。

”影片中明确提到的年份有两个：1998年，影片开头拍摄的第一场年会，喧闹的大厅里胡建林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眼酣酒热的背后是那一年汹涌的下岗潮；2019年，影片末尾的最后一场年会，“广进”计划高歌猛进，这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裁员的镰刀挥向了二十一年前年会里的人们。

这两个时间点选得特别巧妙，巧妙的点就在于它们一起框定了一个特别的时代。

从1998到2019，恰好是那只大手隐身、权威让渡给市场的十几年。

这是一个看似由资本充分主导、野蛮生长的时代，开头紧凑的蒙太奇标识着它曾经一度的高歌猛进，直至疲软、大厦崩塌。

《年会》中捕捉的1998到2019，也正是刻意使最高权力真空的二十一年。

1998年是厂长以一己之志挽大厦于将倾，2019年员工从“被遣散且没有N+1”到恢复工作也只在董事长的一念之间。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2019年末，真正的黑天鹅事件尚未发生。

往后三年，没有年会。

如果说，时间的跃进凸显了一种凌驾代际之上的统一力量，那么影片中关于空间的设置，则提供了额外的趣味，尽管这种趣味可能在创作者本意之外。

工厂和大厂，我们反复见证两个场域里的劳资关系产生同时空和跨时空的并置，而后者明显比前者更让如今年轻的观众感到熟悉。

在虚构的工厂里工人没有下岗，真实的大厂里裁员正在发生。

影片中让主流院线观众（无论他们来自国企或者互联网公司）深深共鸣的，是当代职工的生活状态、大厂伪善的福利制度、丰富的黑话体系、领导力空洞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工厂，即使它和它的工人们在2019年仍然沉默存在。

工厂只是现代化大集团的一片处境边缘的飞地，这个判断不只是影片中的反派高层做出的，也是由都市观众的生活体验默认的。

到了新时代，工厂里的工人和二十一年前同样无力、唯有等待命运的判罚。

唯一的变化是，他们的声音更加渺小而边缘。

斯皮瓦克问：Can the sublatern speak? （庶民可以说话吗？

） 《年会》给出的答案是喜忧参半的。

作为工人的代表，胡健林高声呐喊，但在戏里，他的发言权来自他被错置的、处于工厂之上的高管身份；而在戏外，所有观众都明白，这只是剧情效果，如有雷同，无须当真。

胡健林的年会陈情是剧情需要，更天然又发人深省的，是另一处台词：胡健林带人进工厂培训做锤子，其中一个高管不甚砸到手指，胡健林瞄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你这在我们厂里连工伤都不算。

”在这部目标观众为城市职工的电影中，时代大浪潮的公平洗刷之下，众多subaltern之中最subaltern的存在，仅在此处发出了真正的声音。

《玩乐时间》剧照2. 官场现形记：大公司比小人物更可笑在主角团三人之中，胡健林毫无疑问承担了喜剧作品中经典的闯入者角色。

因为调动失误，他脱离了工作数十年的工厂，进入大公司，做一份没有经验的工作，拿一份不匹配的工资。

作为闯入者，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允许观众借用他的视野观察一个扭曲僵化但习以为常的工作场域，更允许他对新环境发出直接挑战。

胡健林在新环境里的格格不入来自于剧情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也成就了喜剧效果和批判力度。

乍看之下，胡健林是这个景观化空间中的唯一活人。

他代表着唯一的真实视角，揭露大企业隐藏在美好背后的真相：福利是假的（游泳池是空的），加班是真的（办公室是满的）；扁平化是假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是真的；领导力是假的，词义污染是真的；鼓励员工“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权钱交易是真的……几乎所有角色的出场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们的职级在金字塔状图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身份远大于真实的人。

当胡健林以英文名取代真名，他也在融入职场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这正映照着现实中大厂花名文化所起的作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胡健林地住所，公司的样板房，其存在的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水杯被粘死，要喝水只能把嘴唇凑上去。

《年会》的前半段惹人发笑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亨利·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找到解释：关于笑的许多错误或不充分的理论之所以产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许多有资格成为滑稽的东西，由于连续的习惯，滑稽的性质被麻痹了，事实上就不再滑稽了。

要使这个滑稽的性质重新苏醒，必须破除这个连续的习惯，跟时尚决裂。

人们可能认为是这个连续习惯的破除产生了滑稽，事实上它不过是使我们注意到原来就存在的滑稽而已。

伯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流动、变化和适应性，而我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我们识别出了某种形式的机械性或自动化行为。

当人类的行为变得像机器一样预测和重复时，这种缺乏灵活性和自发性的行为，与生命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幽默因此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里真正好笑的不是胡健林，而是大公司，胡健林只是帮助观众发现了大公司原生的滑稽感。

这也让我想到《MONDAYS：如果不让上司注意到这个时间循环就无法结束》，这是去年上海电影节现场观影气氛最好的电影之一。

面对影片中由僵化的工作化身而成的时间循环，观众们（我们可以推测其身份与《年会》观众身份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度）因为共感，过于积极地献上自己的笑声。

如果问《年会》前半段让人印象最深的桥段是什么，大概胡健林的点名是呼声最高的选项。

既不了解自己的职能和调动真相，也不了解裁员计划，在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中，胡健林熟背其他员工的信息，并开始不分场合地点名。

这种行为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威慑力。

在员工的想象中，胡健林甚至化身金角大王，只要应和他的呼唤，就会被吸入裁员计划的葫芦之中。

胡健林当然既不拥有，也无法理解这种权力。

它是由员工的想象与恐惧所赋予的，而后者孳生于员工对所在系统的充分理解。

阿尔都塞提出询唤（interpellation）的概念。

他认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来实现的。

当个体被询唤时，个体往往不自觉地接受和内化了社会规范和期望中的角色和身份，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

例如，通过家庭、教育、宗教、法律、媒体等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人们被教导如何自然地去思考、行动和认同特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工人、公民等。

这个过程不仅传递了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而且还巩固了现存的权力关系。

在员工眼中，来自HR部门的胡健林的点名，就是一种来自权力的询唤，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恐惧。

他们逃避、僵直在原地，甚至反向谄媚。

有趣的是，比起想方设法地逃脱，他们更渴望留下——证明自己是符合这种询唤的螺丝钉。

另外一处剧情安排，也和这种孳生于结构的想象相关：当胡健林和董事长寒暄时，一束车灯让他们的影子映在墙上。

三维的情景被扭曲压缩成二维的图像，于是职员们“见证”了胡健林和董事长的“父子情谊”。

更重要的是，这印证了此前他们对于胡健林特殊身份的揣测。

这多么像一出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职员们即是洞穴的囚徒。

他们看到的影子代表他们对现实有限而片面的理解，由于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物体，他们无法认识到影子仅仅是更复杂现实的一个模糊映射。

阻止他们理解真实的，就是他们所在的洞穴，或者说，洞穴无处不在：一个现代化的巨型企业，一个父慈子孝的人情网络，一个赢家通吃的丛林社会。

3. “嘴替”的价值与“娜拉”的以后在看《年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年会不能停！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感叹号，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主张。

但认真想，却不知道它实际上指向什么方向。

片尾揭示了，“年会不能停”是时任厂长的董事长说的，大概意思是过年了还是得热闹一下。

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得保障员工的福利。

但是到了如今，有几个打工人会认为年会是福利？

公司花大价钱撑场面，每个部门强制几个名额上台“彩衣娱亲”。

实际上，这种表演是以尊严换取一种服从的证明。

年会中可能唯一会让打工人向往的是抽奖环节，所以马杰也说：要不然这事儿年会后再说，这样我们还可以参加抽奖。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更符合“情感劳动”的定义：如美国社会学家Arlie Russle Hochschild指出，情感劳动不仅要求工作者进行身体或认知劳动，还要求他们按照特定的情感规范来展现或抑制某些情感。

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中，服务行业是研究核心。

如今，情感劳动的范畴进一步扩大，成为了打工人逃不开的课题。

在大厂里，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向上管理”。

“年会不能停！

”这个主张的另一个指向，可能是打破旧习、说真话。

影片以主角三人组的年会表演为高潮和尾声。

这场原应阶级分明的年会，被转换成一个巴赫金式的嘉年华：社会的等级被暂时搁置或颠倒，闯入者尽情挑战权威。

他们尽吐自己的心声，攻击陈规旧习。

如果说观众对影片前半部分的共情是由细节塑造换来的，那么后半程的情绪价值则由“说理”的形式贡献。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经典的“嘴替”段落。

近来，我强烈地意识到“嘴替”在当下的价值。

上一部让我感受到这种功能的电影是《芭比》。

其中，最出圈的一段台词来自格洛丽亚。

在这段独白中，她历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掣肘：“你身材要苗条，但不能太瘦，而且绝对不能说自己想瘦，你要说一切都是为了健康。

你必须得有钱，但你又不能开口要，因为这很粗鲁……”最后她说：“事与愿违，我们总是一错再错。

”很多人认为，影视作品不能只满足于做观众的“嘴替”。

影视创作者应该比观众看得更远，指出原先可能并不明确的方向。

我本人也觉得，从技巧上来说，《芭比》和《年会》中的这些剖白，因为失去了一件含蓄的外衣，而影响了节奏的平衡感。

但经过了过去这较为艰难的三四年，我更加理解为什么人们——尤其是结构上的失权者——如此迫切地需要嘴替：现实太难。

失声是失权的前奏，而失权往往进一步导向失声。

那么发声就是夺回权力。

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开始在影院里听到自己心声的回声。

毫不意外的是，《年会》有一个老板来主持大局，承接这种声音。

就像豆瓣热度最高的短评所指出的：“恶只到宰相，皇帝是被蒙蔽且善的。

”很多观众对《年会》的失望来自于此：一种不彻底的反叛，更像“小骂大帮忙”。

但我并没有特别遗憾。

一方面，影片在此地唯有如此结局，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它镇痛、安抚、激励、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它比这场表演本身还更贴合此地的真实情态。

本片最终以“年会不能停！

”这一主张为标题，大概也是因为它的指向足够暧昧模糊，因而为大环境所能见容。

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观众的反馈是决定表演成败的关键部分。

如果表演本身已经完整，并不需要观众来圆满，无论后者是显著的恶，还是虚伪的善。

前文说到，《年会》对于严肃命题给出的答案，总是喜忧参半的。

实际上，这种喜忧参半的态度，反映了电影创作者对作为喜剧核心的悲剧性的体认。

《年会》的结尾，也正是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拍出了一种由坚硬的现实所带来的距离感。

关于主角团三人的关系，影片中后段有一场讨论，胡健林认为算得上朋友，马杰认为是兄弟（非常男性中心的定义），潘妮不响。

实际上，对他们关系的最准确的定位，还真的就是“同事”——不是旧时的“同志”。

他们共同面对的现代职场，在劳资关系中共处的下位，是这段关系的起源，也是这段关系可能产生的唯一原因。

创作者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安排任何办公室恋情。

同事就是同事，一旦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就是各奔前程。

最终，你在你的工厂，我在我的江湖，他在他的办公室。

桌上的相框里，不再有昔日同侪身影。

在三人的结局里，潘妮的结局最耐人寻味。

胡建林和马杰都算是得偿所愿，唯有潘妮拒绝了组织安排。

文章开头说，潘妮的叛逆是一种消极叛逆，不产生任何导向改变的行为。

那么年会演出，是她第一次为自己的反叛发声，而离开公司，则进一步体现了她的不妥协。

并且这种不妥协，不再停留在一种消极配合的状态。

潘妮离开公司以后会怎样？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鲁迅曾经的发问：娜拉出走后怎样？

不过这发问不只是在性别层面。

影片拍摄了潘妮参加选秀表演弹唱的镜头。

最后一句台词是选秀的slogan：发出你的声音。

一切都看起来很理想，但不意味着没有思索的空间。

逃离了那个由金字塔状图所主宰的大集团，面对演艺圈的潘妮是否真的被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些优绩主义、形式至上、拉帮结派的风气，又是否只存在于大集团的一隅之内？

基于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知，鲁迅的结论很明确：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我却看不穿潘妮的结局，或者说，我希望祝福她的结局。

那是Z世代的的未来，也是我们可能拥有的另一种未来。

上午得空，围绕电影《年会不能停》，再分享三点感悟: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文化语境下，将电影里呈现的公司史这一“中层”式呈现，向宏观与微观两层作延伸，会更加佩服本片团队的创作自觉。

2.所谓“元帅”与“士兵”同心、“中层”与“高层”中的部分“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当代喜剧与讽刺类现实主义作品的经典结构。

而它在自觉或不自觉意义上，跟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重大变迁的对应，是其能够击中已经历史化的中国观众接受心理的重要渊源。

3.本片故意在胡建林和董事长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营造一种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语境之间的巨大反差感。

这种反差，既是以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方式，营造电影喜剧“包袱”的重要来源，却在另一个层面而言，又是在一个反思与批判资本弊端的当下语境下，对本片主流观众心理的精准研判与迎合。

正基于此，以“杰弗瑞”（徐总）为代表的“改革派”在电影中遭遇的“脸谱化”与“妖魔化”，就更加具备当代史的文艺“范式”意义，个中百味，非常值得玩味。

截至12月17日凌晨，2023年度票房不到528亿，距离550亿的预期仍有着近23亿的数差。

而在这个有些料峭的寒冬，影院的上座率显然不大理想。

在惨淡的国庆档之后，似乎市场就一蹶不振，破5亿的只有《坚如磐石》和《涉过愤怒的海》，《三大队》在上映三天后也显得后劲不足，如果说对年底的院线市场还有什么期待的话，原本预料是《海王》或能承接前作IP余韵，但在看完董润年导演的新作《年会不能停》后，我又生发了几分意料之外的期待。

在前作也是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中，董导就表现出对高概念抓取的寓言体形式有新颖独道又有趣的见解，在一种荒诞的科幻中填充了很多现实主义的细节，没有解释，没有结局，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但明显受限于剧作上对多线叙事的把控能力不足，后端显得散乱而坍塌，但即便如此作为青年导演首作也算取得不错的口碑和成绩。

但在《年会不能停!》中，董导应该在和大鹏导演的学习和交流中学到不少，在剧作上有了工整的书写，在节奏把控上有了精准的把控。

董导是编剧出身，也有着亮眼的戏剧作品《戏王之王》，在本片中，前作中现实主义对细节的把控被提炼为现实元素的戏剧提取，将生活变成舞台，高歌了一曲打工人之歌。

全片以年会提纲挈领，从1988年转制前的国营工厂年会到2018年的时间跨度都通过年会上一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串接起来。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在快速的时代跳接中，工厂改制、神五发射、年会场景愈发现代奢华，而一种淡淡的忧伤被恰到好处的节奏遮掩过去，但这份情绪却积蓄起来，在之后弥漫成一片苍茫。

影片由大鹏和白客两位主演，印象中这是两位网生喜剧鼻祖的首度银幕同台，当年的《万万没想到》和《屌丝男士》都有着早期网络喜剧的怪诞和抽离，而这份怪诞和抽离，又在《年会不能停!》中被予以一种秩序化的呈现。

（掺点私货：怎么孙艺洲还叫Peter，转型之路道阻且长啊）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大鹏饰演的高级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由于阴差阳错被白客饰演的人事经理调入公司总部，从“工厂”到“大厂”，改“蓝领”换“领结”，因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在等级森严的现代公司架构和裁员危机下的映照下误会进一步加深，胡建林被谣传来头不小，层层提拔，渐渐有些飘飘然。

而在误会被揭开后，在与马杰及理想主义的外包工潘怡然的相处中，尤其是在集团内部斗争波及到胡建林曾工作的零部件厂后，胡建林正视了现实的处境，并在工友、同事和下属的帮助下在年会上撕开了公司高层的丑陋面目，在一份欢悦的圆满中拉下帷幕。

然而，片中的隐喻和对“大厂”这个看上去的“乌托邦”进行解构才是喜剧外衣之下掩藏着的克制的现实批判精神。

首先是开场翻动着的时间，前后三十年的时间对照。

1988，或者说整个八十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在这份水大鱼大的激荡浪潮之下，是无数个胡建林的失意与彷徨。

在中国的国企改革历程中，1999年春晚小品《打气》中黄宏的台词深刻反映了下岗工人的处境：“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

这一时期，正值朱镕基总理推进国企改革、实施裁员减负策略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自从1998年相关改革决策出台以来，短短数月内就有数百万国企工人下岗，远超预期。

这一趋势持续至2003年，期间每年约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818万。

回顾这一改革的背景，1983年的《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国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类似终身雇佣的直接契约关系。

工人们不仅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还享有节日补贴及全面的社会福利。

然而，随着1986年劳动合同制的全国推行，这种关系开始削弱。

早期入厂的职工（固定工）与后来的合同工在劳动关系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固定工享受国家的就业保障，而合同工则是基于雇佣关系工作。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合同工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被解雇，而固定工则有更强的就业保障。

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劳动市场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

但绝不能简单潦草地将之定义为“倒退”，在劳务合同确立前，城市工人和农民同样泾渭分明，有着清晰明确的鸿沟。

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尝试，在宏观的视角看，下岗工人也不过是一份统计数字下简单的注脚，不过是一种转型所必要的牺牲。

这种认知，也就是董事长和徐总之间的矛盾的根源所在。

只是时代更易，宏观经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变了形式而已。

在开场的背景交代中就提到了公司处于实体加工产业以重资产为主导的经营模式面临新型市场的转变的冲击不得不优化四成员工以保住现金流，而刘总的野心是夺权以操导公司转向互联网金融行业。

这恰恰是当下资本市场的真实呈现，实体经济如何破局，如何在激流勇进种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

而影片回避了对此的深入，通过快节奏的套路式的矛盾的解决和高潮段笑点燃点的密集排列，在形式上完成了电影“提出问题“的使命而不作过多缠绕，在双重时间的映照对比中片中最基本的矛盾，每一个角色行为动机的矛盾得到注解。

风雨雷动一唏嘘，正是呈现出时代的宏观角度下人的渺小和随波逐流，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胡建林爽文般的晋升和反抗的光辉形象，而这份反抗和揭露，其实也是多少打工人在职场中的真实心声，尤能共情。

其次，回到胡建林，这个工人阶级形象的代表，由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进入大厂，其实这个设定有些像经典修仙爽文中小门派的外门弟子直入内门。

而胡建林“先进工作者”的表彰代表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人思维，是淳朴积极的劳动者观念，因而在进入大城市后就与资本市场主导的“大厂”思维产生错位。

朴素的工人对城市小资/中产的精致生活感到不太适应，传统工厂的人情味在等级森严的现代公司的冷漠气氛中显得格格不入。

马杰带他参观公司时休息区冷冷清清，“自愿加班”的办公室倒是对比出了城市白领光鲜外表下的苦楚和困境。

所有的人在颗粒度分明的背景下都显得冷漠无情、战战兢兢，所以在胡建林“实践”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后会引发那样荒诞的畏惧和逢迎。

在传播学中，所有的语言都会因为立场和环境的不同被无限层次的被解读，而这正是当下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正面临着的强烈的不稳定导致的极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大家都去考公，所以张雪峰说文科就是服务业会引来如此大的舆论反响。

在优化徐永森那段，35岁的程序员是被优化的典型案例，胡建林用工厂和工人的关系类比的朴素的劳动关系观固然真诚，固然因为各种原因得到称赞，但这不过是“分化”之计，这种观念实际仍是与现代管理学对冲着的。

胡建林的“成功”只不过是一个偏差的意外，是一个打破秩序生态的变量，他不懂管理学，更不懂驭下术，所以他会在把培训会开得别开生面，所以他终究是不会妥协于上层高管的利益分配，所以他做什么事都认真执着，正和“摸鱼”的员工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份严谨的工匠态度在调查残次率真相时得到最直观的呈现，正是这份自知和自尊，正是这份对实干技艺的认可和执着，才让他始终彰显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而不至沦为虚词，而与山西老板的对话也显现出在大厂“磨砺”后形成的上位者的“处世智慧”。

外包工胡怡然的角色设计也很有意思，非名校毕业但才干有余，一心想要靠实力转正，不逢迎不媚上，自然是无法在这秩序井然的小环境中得到想要的认可。

他有着很明显的理想主义特质，棱角分明，倒是很像近来常言的“零零后整顿职场”的网络生态呈现，但这其实更体现了普通年轻人在这套组织架构中的边缘和缺位，横竖都是外包工，晋升遥遥无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无论在哪里都始终在边缘晃荡，能力被埋没了，野心被磨平了，逐渐沦为秩序的一员。

就像马杰这样，平常唯唯诺诺地小心意义地在这个秩序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许心中也有些理想，但不会轻易地表露。

既要揣摩领导心思，又要主动揽下多余工作，如果没有胡建林这个变量紊乱整个方程式，想必马杰这个常量或许会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存在直到离去。

就是这样身份、性格各不相同的三个人，却被阴差阳错安排到一起，在相处的过程中由于彼此身上的理想主义特征而相互吸引，这之中固然有戏剧元素主导的一种理想的书写，但也确实做到了有逻辑有血肉的戏剧人物的描刻。

再来看看反面人物，王迅饰演的庄正直是误会的中心人物，他是零件厂的科长，是典型的小领导，为了利益不惜出卖厂房利益，这正对应了国企改制时期大量的投机分子借机变卖国有资产，他是喜剧里的小丑，却是更大概率中成功了的胡建林，是现实中的“成功者”。

而徐总更值得玩味，他自称“执棋的人”，“不在乎钱”，300人的零件厂说裁就裁撤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必然的牺牲，6000万的年会必须办的红红火火，但辞退海量的员工不过是大手一挥的决策，勤恳的打工人沦为轻描淡写的统计数字……徐总和董事长的观念冲突，放大看会不会也是一种观念的对冲。

层层追责层层压迫的公司会不会是一个缩小的模型？

“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总会有人在时代的车轮底下增加摩擦力”，巧妙地发问，却又点到为止。

而在片尾的煽情后迎来了圆满的结局，所有的“坏人”都被绳之以法，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拥抱了光明的结局。

董事长在之中仍然扮演着青天大老爷的角色，他不了解公司的实际问题，裁员这么大的问题他真的不知道吗?最终又回到了董事长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执行歪了的经典批判中，显得轻飘飘而缺乏了现实的逻辑。

片尾的“数控车间”更显幽默和妥协。

这显得那么荒诞、那么不真实，倒更像是胡建林视角的南柯一梦。

想来这过于理性化的结局一定会让一部分观众不太满意，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喜剧？

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喜剧？

亚里士多德在着重描述悲剧特性的时候，作为一种对比，也顺便谈到了喜剧的特性。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这样形容：“喜剧的模仿对象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

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

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

” 本·琼生认为喜剧与悲剧一样，要给人以教益，所以“喜剧不能总是企图使人发笑，而应使人愉快”。

但是，笑也不可忽视，喜剧要研究使人发笑的技巧，“要滑稽荒谬才可笑，要不近情理才可笑”。

喜剧本来就不应表现大的不平常的事件，而应该表现日常生活，表现普普通通地说话和行动着的人们，从中物色嘲笑对象，挖掘喜剧因素。

喜剧大师莫里哀也强调“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再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

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

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的；可是人受不了揶揄。

人宁可做恶人也不要做滑稽人。

”回顾戏剧史，德莱顿、布瓦洛、狄德罗等诸多大师都对喜剧有自我的见解，而在银幕上，卓别林的聚焦小人物，讽刺残酷现实的“小流浪汉”形象直至今日仍能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情。

而东北喜剧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电影类型，一度风靡全国观众。

从赵本山到开心麻花，国内喜剧兜兜转转总是绕不过东北元素。

而东北喜剧之所以为全国人民所认同所喜爱，正是因为它以足够朴素足够真诚的生活举重若轻地讽刺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喜剧产品的最终目的是被观看，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

《年会不能停！

》选取了一种巧妙地现实情绪共鸣的切入角度，憋了三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正需要一个长吁憋了许久的气的话题性作品，而这样的戏剧情境搭建起来的爽文剧本正是为市场所需要的。

我们不在乎大团圆的结局是否不合现实逻辑，我们也不在乎是不是有些细节譬如为什么庄正直伤人却没被追责或是是否这种乌龙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低。

市场究竟需要什么？

需要像这样扎实的剧本，需要“年会”从头至尾都穿行在故事中，需要恰到好处的包袱抖开，需要流行元素穿插在其中所彰显的讽刺和荒谬氛围的营造。

我坐在影院后排，可见可闻的全场爆笑就有六七场，在讽刺中也能将流行文化与喜剧效果兼顾，可见剧作和表演的扎实。

在年会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喜剧从网生年代以来的进一步进步，回归到商业类型的敏锐选题和现实主义的关切和讽刺，在年底，在这个有些压抑的年底，我们是需要这样一部高质量的喜剧走进影院好好笑一笑。

主观上不想打低分，因为它并没有恶毒的出发点，它一定是想通过大厂裁员这个大众关心的要害话题呼唤当下的「打工共同体」，可就是如此产生了一个略微畸形的胎儿。

让集体时代的工人穿越40年一定是不合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从工厂到写字楼的转换不是色调滤镜的转换，也不是旧口号到新教条的转换。

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把它处理得很单一，有点像二线城市繁华商场里开了家八十年代老饭盒或者钢管厂五区烧烤，那种装修就是本片penny台词里嘲笑的“做ppt还得用现成模板”，不是一种迂腐的偷懒吗？

没有想象力是其次，或许怀旧国营时代的情调已经为这十年的编剧提供了最无懈可击、最适合中国宝宝的模板。

关键在于，胡建林的穿越只呈现了二元对立的批判视角，完全无视和扭曲了这个题材背后真正值得展开的细部的经济视角。

因为有泰山压顶的审X查，就索性放弃做这类功课，所以除了段子外的部分都干巴巴的。

胡建林作为「工人有力量」的肉身代表，在写字楼喊喊口号、修修电线桌椅就阴差阳错地被提拔，对大鹏的每个特写看似是借置身事外幸运儿的面容反讽职场残酷博弈，创作者看似和随时被界面化、数据化、“优化”的普通社畜站在了一起。

但如果注意到员工们拉横幅的那场密谋，它的视听是多么浅表的喜剧处理，这种喜剧感是僵死的，暴露出至少这个情节是没有动过大脑的，显得高高在上。

这种喜剧感和大鹏若愚若智的情绪面容结合，就抵消了「共同体」的可能性，也抵消了喜剧题材背后的严肃性——本来，爆米花现实主义的严肃性，合格线的做法也应该是把叙述张力和旁枝末节技法积攒的能量还原到人的心灵或者行动。

而本片作者欲意瞄准的人，不是脱口秀演员，不是「年会」或合家欢节目观众的亡灵，不是工人力量，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启蒙者俯瞰下的小笨蛋，小傻瓜，和他身上的傻劲儿，「蒙昧感」。

马杰消极应对保住职位的班味儿，员工被意外加薪后的喜悦倒戈，八角锤的制作培训···种种情节好像都淡淡地把这层蒙昧感融化进去了，好像失去了蒙昧感，批判就没有了批判靶子，喜剧也就没有了喜剧的动力。

问题是，正如我前面说的，没有对大厂裁员的经济学细部做足功课，导致这些情节的启蒙都是无效的，因为故事的道理本来就不是这个道理。

把山顶洞人和尼安德特人放在一起，或者把胡建林和深受市场经济下现代企业制度精神影响的打工人放在一起，就是无效的。

没有自觉的电影叙事意识，又只能把张雨生的歌词当做bgm来remix。

《我的未来不是梦》作为八十年代的招魂术，已经把胡建林的身份背景大而化之，这里没有更多可以探讨的了，它只是一个瘪瘪的象征。

唯一可以称赞的是，它调动的戏里戏外的情绪大概是真实的。

但想炮制当下的打工人挽歌，怀旧张雨生还不如扒一扒b站百大或抖茵er最常用的歌。

从这个意义上，《长安三万里》和中国古诗词反而匹配一些。

（我是在反讽。

）未来不是梦的奋斗情结早就被踏平了，躺平和剥削的故事和相信未来的故事，在当下也各自存在于不同的群体和地理空间，它过于复杂，所以用穿越过来的胡建林和张雨生打一套情感真挚且泛滥的组合拳，就是作者逃避复杂话题的真相。

最后，这些喜剧的能量，就只能靠「年会」的麦格芬和对调错人后的「补救」来泄洪。

所以，后半段的失败不是后半段的问题，是开头就注定了的。

反讽的最高点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和他身上最特殊的集体生产思想钢印面临被卸下的危机，世界是个巨大的结构，颗粒度可算是从作者到观众都对齐了。

在这个叙事基调上的悔恨、坚守、自由都图穷匕见地暴露出虚假底色，正义之下的说教味大概也只是「蒙昧感」的副产物吧。

年会不能停！

胡董事长最恨小胡！

年关将近！

杀猪过年！

胡董事长从厂长开始，用半辈子闯荡，换来一个集团公司。

人到老年，他可能想退休了。

电影里没有提到他的妻子和后代，这在民企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华为还有公主呢、思聪上了多少次热搜，哇哈哈的二代，或是联想柳家……哪个不是大名鼎鼎？

哪个不是满城风雨？

《年会不能停！

》电影里这么大个集团，就没有任何董事长妻儿的参与。

但这种独特性的背后，肯定有其必然性。

片中曾经有个情节。

主角胡建林给高管们上课，董事长现身发言，随后两人在室外交谈，里面的所有人都被光影骗到，认定胡建林就是董事长的儿子。

这说明，董事长是有儿子的。

毕竟是创业几十多年的老董事长，有没有儿子，公司高管总是清楚的。

但是，这也说明，董事长的儿子是没有进入公司的，甚至没有露面过。

公司的高管从上到下，没有人见过董事长的儿子长什么样子，以至于把一个小厂里的钳工，当过21年优秀员工的老员工，认作了董事长的儿子。

当然，另一方，这也凸显了集团公司内部的荒诞，子工厂21年的优秀员工，居然也无人知晓。

那么，董事长的儿子去哪里了？

或者说，董事长的儿子会在哪里？

以集团公司中高层舔狗的质量和能力，如果少主在中国境内，我觉得至少Peter这种人事精英肯定是知道的。

站队归站队，公司少主，那是太子，那肯定是要“了解”的。

逢年过节的，如果知道人在哪里，那肯定是要舔过去的。

所以，我们假设董事长的妻儿不在国内。

而且一直都不在国内。

这种情况并不算是太罕见，认为灯塔，甚至霓虹，日子更好，更安全的人有的是。

那么，胡建林作为假儿子出现，就正常了。

本文是讨论老董事长的心路历程，所以，年逾古稀，妻儿都在海外，他必定是有几分退休的心思。

但退休归退休，他退休了，公司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找人来接班，国内民企、国外民企大多都以亲戚、儿子、儿媳妇为主。

有人要说，职业经理人，但家族人物都在董事会里握着股份，握着反制的种种办法，不然职业经理人玩一手MBO，那这王家的集团就变成李家了。

这是古今中外大豪绅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董事长没有选择这个玩法，整个集团公司里，要么没有家族势力，要么家族势力跟着董事长做壁上观，看着徐云峰演戏玩权术。

那说明，徐云峰是“奉旨”改制。

第二，就是变现离场，把公司一卖，谁要接盘？

他带着现金去大洋彼岸养老了。

但是，买家出多少钱？

买家会各种“压价”。

所以董事长就要找一个不会压价的“买家”。

这位冤大头就是徐云峰。

徐云峰奉旨改制，怎么改？

从实体企业，把集团公司改成网络金融公司。

改制成功之后，公司会手握大把现金，做投资放贷，那么，方便谁脱身而去？

外投内贷，或者外贷内耗，董事长有大把的手段收回最大规模的现金。

他甚至可以放任徐云峰MBO，用公司的“现金流”买公司，拿到最大利益。

董事长不怕徐云峰有野心，他害怕徐云峰没有野心！

徐云峰没有野心，他怎么金蝉脱壳？

这里有两个细节的对比。

（1）工厂在多年前危机的时候，董事长开年会聚人心，拒绝裁员，挺过危机，用产品做大做强。

（2）集团数据不好看，董事长开会，徐云峰提出裁员，他拒绝了吗？

他只是推脱，而不是拒绝。

他就是让徐云峰抗雷，自己甩锅。

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董事长和徐云峰私下是协议的，集团公司要用多少钱来MBO。

徐云峰认为自己能够用剩下的公司资产运营公司，持续赚钱，所以才会推进改革。

否则，徐云峰是没有动力去推进改革的。

公司改制之后，大赚特赚，他还是拿工资，顶多拿到一点激励，凭什么要冒着进监狱的危险搞小动作？

他自己说了，他不是为这点小钱。

这点小钱完全吸引不了他这个层级的人啊！

他要的是集团公司！

哪怕被董事长狠狠砍掉一刀，他还有一层壳，有可能翻身跨越阶层的。

从天选打工人，变成无情资本家的。

董事长在整件事中，更像是幕后的座山雕，选定徐云峰之后，将大权分给他，自己看着。

我再次提醒，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创始人董事长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不是说一言九鼎，而是绝对权威。

哪怕上市了，这种董事长往往还握着大量的股份，能够一言断定生死，绝不会存在开会一帮高管否定董事长路线的……董事长只要一拍桌子，什么裁员，什么脱实向虚，立刻消失不见。

所以，徐云峰的行为，董事长是默许的，甚至是合谋的。

董事长是要退休的！

所以，他能够接受“损耗”，裁员也好，年会也好，只要最后集团股份能够变成大笔现金，他能够接受。

但是主角胡建林在年会上的行为，直接掀开了盖子，没有给董事长留下一点余地。

胡建林在年会上播放视频的行为，不是求明君斩掉佞臣，而是求法律给力，压着董事长必须处理徐云峰，并且一次性拉上全公司的人做证人，甚至所有看到相关视频的人做证人，证明法律必须实行！

董事长的内心全是骂街。

因为什么转型、裁员，现在是法律问题。

这个集团惹上的麻烦，远远大于正常经营，肯定是一堆麻烦事情！

所以，他直接把胡建林发配了。

从百万年薪，变成了年薪二十万的副厂长，“滚去，干一辈子吧！

”

《年会不能停》是一部“精神分裂”的电影。

观众冲着讽刺大厂、白领裁员的内容去看，结果发现，影片花了很大篇幅去讲主人公如何拯救大厂旗下的一个小型国营零件厂。

这是剧本在转移矛盾，偷换概念。

因为讽刺大厂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最后揭示的矛盾太尖锐，可能过不了审，所以要把矛盾转移到不那么尖锐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近几年互联网大厂频繁裁员。

原因众说纷坛，有说互联网时代过去了，有说大厂自作自受，但最有说服力、最公认的原因一定是：经济下行。

而片中的大厂，无疑是以现实中的腾讯、阿里为原型的。

如果把“讽刺大厂”这条路走到底，势必要带出“经济下行”的议题。

作为一部公映电影，肯定是不行的。

而如果生拉硬扯，把大厂衰败归结到“互联网时代过去了”“大厂自作自受”也欠缺说服力，毕竟如今的互联网大厂依然实力强劲，很多年轻人都想进，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最近几年经济下行，这样回避问题，容易惹人反感。

所以编剧兼导演董润年使用了“转移矛盾”这招，把矛盾转移到大厂公认的黑点上。

比如“破坏实体经济”、“抢底层菜贩生意”、“共享单车互殴殃及自行车厂”。

通过偷换大法，把大厂裁员偷换成大厂裁掉旗下的小型国企。

这样一变，大厂与经济环境的矛盾，变成了大厂和旗下小国企的生存博弈。

本来大厂和小国企都是经济下行的受害者，但现在“经济下行”被编剧隐去，大厂白领失业潮也被搁置一边，所有人都开始关心大厂如何夺走底层国企工人饭碗。

片中还有个情节，主张裁掉零件厂的高管说：实体经济肯定会被互联网经济取代，所以没有必要老老实实搞生产，做好互联网营销即可。

这句话又坐实了大厂的另一罪状：实体经济的破坏者。

妙的是，这三条罪名都是成立的，有说服力，还比“经济下行”更安全。

所以董润年把矛盾转移到这，引出“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实体经济VS互联网经济”这两个安全的议题。

让这部电影安全过审，顺利上映，赢得口碑和票房。

但其实，作为一个城市上班族，我并不关心一个小县城零件厂的存亡，我更关心这年轻城市白领能否保住工作。

甚至再狠点，我希望这家小零件厂赶快倒闭，这样年轻人就不用进厂了。

但电影就是不提白领裁员这事，一个劲儿演大鹏怎么拯救这个小零件厂。

很多观众没有发现影片从中间起转移了矛盾。

但百密一疏，有一个BUG暴露了这场偷天换日。

那就是：既然要抛弃实体经济，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那开场为什么要大量裁掉程序员？

难道不应该开场先裁零件厂吗？

当然不行，观众想看的就是腾讯、阿里的底裤，以及白领的存亡，精彩的内容得放在前面。

而小零件厂倒闭，其实是70、80后的记忆，属于90年代国企下岗潮那套叙事，观众其实并不想看。

所以我说《年会不能停！

》是一部“精神分裂”片。

影片结尾，大鹏和他的朋友们拯救了小零件厂，大boss承诺：那些本不应该丢掉工作的同事们，我会让大家回来的。

总之，对年轻白领的死活一句话带过，自始至终没有认真解决过这个问题。

以上就是《年会不能停！

》转移矛盾、偷换概念的方法。

我想强调的是，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批评这部电影，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创作者为了让这部电影顺利上映，做出了多少努力。

不管怎样，影片前半段对大厂生态的呈现是非常精彩的，仍然值得一看。

一句话影评如题。

为了凑字数说一下，作为前地产和现制造业社畜看完，有些问题还是很明显的：1.这里是制造业发家，转型地产，或者多元化产业，主要还是实业支撑。

但是集团总部明显对标的是互联网行业设置（高福利高配套，职级薪酬对标，还有所谓专业词汇），这是错乱的。

2.根据总部的这个规模和配置（看得出基本对标了某互联网大厂），动不动上报纸上新闻，集团市值应该已经千亿及以上，但是男主所在的厂子还是二十年前的状态。

现在制造业流水线已经很现代化了，车间都是数字化管理，不至于还那么破旧落后，也是有一定的错乱。

3.电影还是避开了锋芒，没有直面资本家，而是把问题转嫁到了企业的蛀虫和政见不合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反派是高管甚至不是合伙人）。

不巧我也是HR，想说HR真没这么呼风唤雨，其实HR的一切行动都是以老板（高层）的意志为转移。

只是背锅侠而已…很难说，我了解劳动法最多，最知道我们应得的权利，所以也最知道自己被剥削的有多惨… 以上是在99分基础上扣了一点细节。

但是夸不完真的夸不完，编剧们绝对是上过班的！！！

看完只觉得心生悲凉，最后舞台一幕我是真的跟着飙泪，因为知道现实还是这么残酷，那些草包还在，那些被资本的车轮碾压过的尊严和丢掉的饭碗不会变，但是没有胡健林，马杰克，潘妮的。

只有明天还要上班的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