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首先来说媚俗点1. 抽烟。

汉娜抽烟的镜头不下10个吧，即使抽烟是个文艺的，有些文人可能还为之丧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个文艺女青年都要抽烟。

即使汉娜幸好是个烟鬼，也不必在慢镜头推进的时候，再拿抽烟搞个更慢的镜头，汉娜绝对有除了抽烟之外，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其他特质，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听说我们后人这样埋汰她，肯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不懂事，要学习的！

2. 绯闻。

她和海德格尔，是永久的绯闻，不灭的神话。

不得不承认，没看之前，自己也期待过，电影中会有点涉及。

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又不免失望。

海德格尔潜入她房间扑上去的时候，小心无比激动, 生怕眼睁睁地看着一朵鲜花被猪给拱了。

还好，导演也只是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大家去想象了！

3.语言。

电影语言主要是德语，辅助为英语，对我来说没啥，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主要精力用来看字幕了，可我的几个朋友受不了，说口音太怪，故意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

实际上，我还没揣摩透，为啥导演会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情节，一个是同事聚会，纠正汉娜的发音，一个是纽约时报编者？

和汉娜讨论语言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编辑部的人暗暗嘲笑汉娜的语法问题。

我不觉得这和主题有关，或者说这点不值得这么多镜头。

4. 有关艾希曼的被捕。

那个镜头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被捕。

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镜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SS重现，而不是一个恶者罪有应得。

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机构的强权。

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营文献过多而产生的后遗症。

值得推荐的地方：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

艾希曼的慢条斯理，冷静，逻辑清晰，面无表情...... 和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甚至崩溃离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长点，我估计我都承受不住。

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娜的平庸的恶的观点。

2. 汉娜的私生活。

电影中比较感人的是，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互相调侃却相看不厌，一个是贴心相助一路相随，看着她们一起欢笑一起飙泪，感觉汉娜很幸运，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身边。

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较扯皮，包括海德格尔。

3. 成书过程。

如果不看电影，不读传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本书会给汉娜带来这么多的打击和困扰，我们应该还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世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对这本经典教材一样顶礼膜拜呢。

在最困难的时刻顶住了，坚持下去了，才会成全自己。

4. 时人对该书的反应。

当校委会粗暴地决意停下汉娜的课，汉娜决定公开为自己辩解时，我既为她的勇气而鼓掌，同时也为她的无奈而气馁。

当学生为她的演讲而鼓掌的时候，我也真正为之欢呼。

在此，经常套以“幼稚”的年轻的学生，在此却远远把那些“渊博” 的教授们给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关于形而上的问题。

这个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尔老爷爷的话就是“das Denken”。

我觉得，当中插叙汉娜去质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世人不解释也好，还是汉娜说，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认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罢，还有第四条中校委会和学生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

其实这个归结到底就是“不能”还是“不愿”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勇气的问题。

用康德老爷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智，脱去蒙昧，逐步启蒙。

总体来说，在糅合了大众口味，人物传记和历史史实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还能把片子拍成这样，值得推荐。

PS： 今天看了本有关纳粹战犯心理分析的书，有讲到 1946年的时候，有人组织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请了10个心理分析师，最终没人做出任何回应。

后来分析，他们很清楚，公众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们的结果公之于众。

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个战犯8个普通人，分给15个心理分析师，匿名，要求他们说出，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人认为在其中有战犯，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有民权维护人，有艺术家，心理学家。。。

玩味之处，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支撑汉娜的观点，平庸的恶，因为他们连恶都算不上！

刚刚看了一张Adolf Eichmann的照片，问一下各位同学，在这张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恶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很多人觉得女主演讲英语时的德语口音是个问题，其实是人物设计，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阿伦特本人讲英语并不是这样（像影片中所有的R都发成小舌音，THE RIGHT FROM THE WRONG简直惨不忍闻）。

其实苏科瓦英语非常好，网上一找一堆，要讲成这样还挺刻意难为的（毕竟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应该是人物特色的一种设计吧。

比如CH一直按德语发音这个梗，在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圈聚会，闺蜜纠正她，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在接到主编催稿电话时，她说CHAT ON THE PHONE也依然是用她一贯的错误发音，保持了一致。

非常棒的是阿伦特书房的再现，桌后面的书柜，和能查到的照片中的家具比例几乎完全一样。

包括布吕歇那边的烟斗等等。

然后片中的60年代纽约全景、耶路撒冷街道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

导演说剧中80%的对白都来自真实的文章、书信。

所以无论剧情如何设计，总体而言是非常靠谱的。

就好比影片末尾的演讲，实际上是虚拟的，但一字一句都来自她本人。

甚至关于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的位置，以及关于布吕歇（包括阿伦特自己）和他人半公开的多伴侣关系，影片也都有体现，留白恰到好处。

他们之间相互的昵称（戏称），Stup以及Frau Professor，包括一两句法语套话，都是忠实再现的细节。

以色列派Siegfried去找阿伦特的时候，阿伦特一认出对方就开始说德语，而对方开始则是说英语，外交使节嘛，而且有陪同的。。。

直到后来二人争执了才无缝切换到成德语，这个设计也是满分。

不过Hans Jonas的青年扮演者比中老年扮演者头发还稀少，可能算是一个小BUG。

苏科瓦本人已戒烟多年，为了这个角色，她恢复吸烟，然后竟然能在拍完之后又戒掉，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英语编剧在里面也演了一个小角色，阿伦特最后一次去看病重的 Kurt Blumenfeld 时，出门迎接她的人就是编剧Pam Katz ;-)阿伦特是我看的第二部冯·特罗塔作品，当时非常疯狂，硬头皮德语连蒙带猜看完，又找到很远的图书馆有DVD借过来，看西语字幕确认。

直到后来网上出现更多配音和原声字幕版，才有条件经常翻回去看看。

可能还有不全的，以后想到了再记。

就像电影最后，她的昔日好友所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瞧不起犹太人的德国知识分子＂。

确实，汉娜阿伦特从哲学的高度思辨Einchmann这个＂杀人机器＂的平庸之恶，写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她的总结是＂思考，不是知识，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这番演说和理论赢得满堂喝彩，放弃思考只是服从，其实放弃的是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力。

保持思考，不断思考，这也可窥探到德国的哲学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但是，从情感上来看，真的无法接受。

哪怕是在昏庸无能麻木冷血的犹太委员会。

当你真正作为第三方去评判他的时候，一堆热血，存良知的人民，第一时间还是会维护他的。

汉娜够胆魄，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也确是她一贯作风。

至少，她在思考。

我们呢？

我们，希望看了之后，能思考。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

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

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

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

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

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

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

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

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

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

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

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

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

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

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

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

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

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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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他也终其一生印证了这一句话，始终把思考作为人生于世最大的尊严。

而当我们将视线从西欧的法国转移到东亚的中国时。

现代的胡适说:“我最大的信仰就是别人有思考的自由”。

当代的王小波也讲:“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痴迷？

为什么要思考？

思考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思考，这是一个让自由人着迷的东西。

①思考，独立之精神。

思考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有志于思考，他就可以得到思考，但同时他又是最难保持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一生致力于思考的“哲人”“人神”“圣人”他们时常“反智”。

步履不停、思考不止。

在其间，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是如此的弥足珍贵，身为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时也没有“一边倒”，而是冷静的思考了为什么是犹太人，反思了犹太人的劣性根。

战后全世界批判纳粹刽子手时，她却能够从学者的立场严谨的指出，一切都是“平庸之恶”在作怪。

哪怕她的民族抛弃了她，哪怕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但只要能够不停的思考，那么一切的外在条件都不可以成为阻碍，因为思考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而将视线从德国转移到俄罗斯时，我同样也发现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位被称作“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这是一位被评价为“用一支笔战胜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家。

他因为坚持思考，敢说真话被国家机器放逐海外，囚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而在集中营疲劳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他说什么也打不倒他，因为他是这个集中营里“永远的逃狱者”。

“永远的逃狱者”——这是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思考多么浪漫的追求！

②思考，无畏之恒心。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炸分别发生在先秦、魏晋、民国，无一例外不是战乱连年、名不聊生。

战乱为什么能和思考挂钩呢？

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讲起，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办法则是依靠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文牍。

因此我们的政治非常注重社会的稳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绝对公允，所以统治阶层相信牺牲少数人换来的稳定是正义的。

他们（统治阶层）奉行的是正如老子所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不敢”，文言翻译过来就是“使人们头脑简单纯朴，让他们的肚皮吃饱，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使有智慧的人不敢妄言（妄作主张）”。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号学家福柯提出的那个关于“权力”的理论——知识与权力。

从国家（延伸为邦国/部落）诞生初，知识就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部落时期的最高掌握者是神权代理人祭司和酋长，邦国时期是贵族阶层，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控制着书本的传播路径、“异端”思想的交流、学校的建立以及知识的教授，他们相信要稳定的统治那么第一要义是“愚民”。

而那些妄图思考的“异端”例如李贽、黄宗羲之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身死狱中，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但乱世由于没有稳定的统治与成型的大一统国家出现，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随之松动。

这就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耀眼的三个时代，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魏晋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民国更是思想大拿层出不穷。

新思想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阶层，“带血”的革命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思考让人不在愚昧，思考让独裁者走向末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存在，但上帝会分配绝对公平的人格散落人间。

似乎是19年，杨笠的“普信”言论出圈，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以为什么舆论要让这群“体制内弱者”背锅，为群众的不满买单?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只要关注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知道，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片面的、迅速的、极具个人（组织）观点的报道，所以往往一件事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最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其中媒介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进行环境监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果不想完全被动的卷入“沉默的螺旋”，那么请学会思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于何方立场。

请学会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而不是坚持所谓“以河为界”的正义，相信河这边杀了自己人是魔鬼，杀了河对面的人是英雄。

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发声，我们不在冰冷，我们坚信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那时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部看到片名就决定必须看的电影，所以认真地写下些东西以对得起这个决定，所以以下只是自己短暂思考的拼贴，而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影评。

影片从艾西曼审判这个点切入是极好、极聪明的，但同时也是冒风险的，因为这件事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对现代政治思想界、哲学界都是极重大的事件。

加上汉娜阿伦特本人是犹太人，要想说好这个故事并不容易。

从实际效果看，影片试图着重在汉娜发表文章后的面对压力上用力，但其实仅仅表面描写了其众叛亲离的境况，个人觉得还太肤浅。

而这就要牵涉到另一层，在影片前半部分，汉娜思考并写作纽约客这篇文章时，电影也没有很好的描写出她的思考过程。

我指得不仅是她作为亲历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思考“平庸的恶”这样开创性观点时内心的挣扎，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她在艾西曼审判的过程中，如何从观察、思考到最后得出结论来的那个推论过程。

这可能需要编导有很深的政治哲学功底并对汉娜阿伦特研究极深，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

但其后果就是在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那么轻易地横空出世之后，汉娜所受到的孤立与痛苦在观众看来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导演的难处我能理解一点，毕竟要厘清一个思想家原创性的思想形成脉络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方面，汉娜这个特殊人物在艾西曼审判这么戏剧性的事件中所可能产生的情感冲击与个人遭遇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地摆在导演面前，其避难就易的选择也便可以理解了。

但这样一来，跻身一流电影的可能性也成了泡影。

其实我发觉，导演应该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因此为了在汉娜的个人情感压力与文章（观点）发表的深层剖析之间摆摆平，导演安排了汉娜在阶梯教室的演讲。

必须承认，这个演讲非常清晰扼要的讲清楚了汉娜的思想精髓（我不清楚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次演讲），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失去了其思想本身应有的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在接近结尾时安排的这一桥段，依然让影片有着头轻脚重的感觉，这就是叙事的技术问题了。

事实上，叙事与结构在本片中一直处于很纠结的状态，比如海德格尔，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汉娜又是有着那么著名的关系，但是如何表现，在这样一个不是以他们为主线的影片里，其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就现在的结果来看，依然有些脱节和多余。

而导演又在汉娜与丈夫海因里希的恩爱感情上大动笔墨，这多少也有点莫名其妙。

同时，它更是冲淡了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思想家在这一促成其最具原创性思想产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影片主体）中所应引发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戏剧性。

说难听一点，——变得有些平庸和媚俗了。

下面还有一些看豆瓣评论后的琐碎想法。

1、豆瓣上有朋友在疑惑为什么导演要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环节。

我的理解，汉娜在德国人朋友间说德语，可吊诡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美国，甚至就有美国朋友在身边，以致他们不得不注意改为英语；同时，作为一个德国人在美国大学，用德语授课而用英语写文章发表，她的内心该是时时刻刻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他乡，对她来说自己无论怎样都是外来者。

甚至在耶路撒冷，汉娜依然是个外人。

了解一点汉娜阿伦特一生的人会知道，这种境况固然是客观造成的，但也是汉娜自己想要的一种存在状态。

因为这正是她摆脱身份、情感干扰，站在人类理性层面进行思考的先决条件。

影片里汉娜对以色列朋友说的话，大意是“我不爱任何民族的人，我只爱我认识的朋友”，就很值得玩味，影片安排语言问题的情节，也正是想说明汉娜站在人类立场而非犹太人立场上的惊人观点，其产生是其来有自的。

2、关于思考的勇气问题。

阿伦特明确指出思考的惰性和怯懦是如此有害。

“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去思考”是所有尚未自觉开始自我启蒙的蒙昧者都应警醒的问题。

回到阿伦特当时的语境中，我觉得崔卫平老师的评论是最中肯的——“对于阿伦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

只有去行动才能表明一个人是怎样的、他是谁。

她的立场与理论成果，可以看作是对于欧洲那场灾难的全部回应，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回答。

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中去，放到与他人一道的行动中去，以解决他们的“无世界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以及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命运。

”——回看当下，便可知我们正处身的是一个何其两难的神奇境地，一方面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自我启蒙）的能力；另一方面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却无法做到知行合一。

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耻、可悲的地方。

3、影片最后，阿伦特站在窗台前抽着烟说，别人都没有指出的、自己唯一的错误在于，“并没有什么又平庸又激进的恶，恶只能是极端的，只有善才会是激进的。

”——我的理解正因为恶是平庸的，因此它只可能是消极的，哪怕是极端的消极——思维的惰性和怯懦；而善正因为有道德优越感在那里，因此更容易积极作为，从而走向激进。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

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

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

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

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

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

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

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

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

”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

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

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

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

”“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

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

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

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

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漢娜出場時，已身在一個舒適的客廳，屬於新大陸，薄暮時分。

在觀眾的視野裡，中景鏡頭平行拉動，紀錄著她和美國朋友的風趣對話。

漢娜被朋友嗔怪，當然只是佯嗔，說怎麼站到了我前夫那邊，幫他說話？

而口角的前因後果隱藏在敘事之外。

漢娜，她的德腔英語總是那麼厲而溫，回答得不假思索：我怎麼會幫他說話？

别忘了我是通過你才認識他的，你是我的朋友。

類似的話語曾遙相呼應於十八世紀中國的經典小說《紅樓夢》。

故事主人公寶玉的小女友黛玉一度吃醋，迫使寶玉主動自清、說他對另一個表姊妹寶釵絕無非分之想：「你這個明白人，怎麼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

……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

」寶玉說的，是中國人自古人際關係和社會建構的基本原則。

類似的倫理教言廣泛存在于儒家文化圈。

其顯然易見的缺點是不講是非，流於鄉愿。

孔夫子說過，益友的首要條件是正直。

之所以有此一說，正因為這種人太過稀少。

更為例常的是物以類聚，個性相投而無所用心；把大家的相似點當成道德。

至於親族間互相包庇而抵抗公權力的偵查，甚至就直接被認作體現了正直本身。

沒有空間也沒必要讓哲學橫生思辨。

更古老的生物本能已經這樣在人類身上運作了十萬年，寶玉和漢娜不過是最近的兩個例子。

漢娜在紐約猶太老友的祝福和質疑中，獨自飛去以色列旁聽艾希曼的公開審判；同時訪舊。

世界電影的新世代觀眾可能會驚訝於片中猶太人都以德語交談，必須掃除歷史塵封才能認識到老輩猶太人可以看作是一群被納粹賤民化而離散的（一度）德國子民，正如那些曾經被共和國清洗除去的地主和知識份子。

審判開始了。

被漢娜日後形容成猥瑣平庸的艾希曼，在鏡頭的取舍下更像個看透一切的（史學）老教授，重複說著「你們不懂那個時代」，而永遠帶著一句潛台詞「你們太無聊」。

當起訴官終於被激怒而厲聲喝問：你說你只是執行命令，那麼如果上級命令你殺你父親，你也執行嗎？

這時，艾希曼答道：「如果他被領袖證明是有罪的，我當然會執行。

」如果是浸潤中國文化很深的觀眾，此時該會感到強烈的憎惡和恐懼；而不只是在智性層次予以輕蔑的評語，像是漢娜加之於艾希曼的那些形容詞，例如極度愚蠢之類。

弒親屬於中國古代刑罰典律中最深重的罪惡，僅次於弒君。

但是弒君這個詞偶然還能見諸學者的議論文字，因為史鑒太多，而弒親則幾乎被放逐於言說之外，很難啟齒討論。

在一個將父子互相隱庇而抵抗國家權力奉為典則的國度裏，如果出現一個人，竟公開辯稱父亦可殺，弒親無罪，公眾怎麼能說他只是平庸愚蠢？

怎麼能不說他已被惡魔附體？

很難輕易對紀錄片剪輯出來的艾希曼投予一個「不思考」的定論。

有沒有可能艾希曼正是通過了思考（不管它多麼錯誤或被動），比如，要破除一切所謂封建陋習和個體本能而締造強大民族國家，才選擇了投身納粹體制，也同時被納粹體制選擇，而坐上了那個位置？

相反的，有沒有可能，在艾希曼眼裡，那種分别朋友新舊遠近而左右袒的言談、那種朋友之間不責善的信念、相信大家終將言歸於好的信心，才是真正平庸而拒絕思考的生物本能（和屬於東方的愚昧），而它一樣可能在任何時間地點，對任何異類和弱者犯下罪惡，只是它的罪惡更為庸常，甚至日常？

一切留給觀眾思考。

本片真是後勁十足。

提示：这是一部艰涩深刻的德语电影，所以我也没法写一篇轻松的评论。

故事开始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前党卫军“犹太人问题”科的军官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抓捕。

按理说，被摩萨德逮到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当时已经1960年，西德是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中最可靠的盟友，而摩萨德搞的大量暗杀动静太大已经引起关注。

所以，在阿根廷的谴责声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艾希曼被押解（绑架）回耶路撒冷受审。

这场世纪审判立即吸引到了汉娜•阿伦特的注意。

首先，她是《论集权主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作者，本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

其次，自己也是 “黑暗时代”里侥幸逃离集中营的一名犹太人，曾亲历邪恶。

于是，她接受《纽约客》的邀请，来到了耶路撒冷，自然感慨甚多。

从小看动画片时，我们常常会先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动画片里的好人慈眉顺目，坏人狰狞可怖，正所谓，相由心生。

而这个事件，好人坏人表面上看似乎不言而喻，一方是受迫害屠杀的犹太人，一方面是邪恶的纳粹官员。

于是审判开始了，世界听着检察官义列举着一桩桩我们早已熟知的骇人罪行，围观群众慷慨激愤，恨不能杀之而快慰人心。

而随着审判的深入， 被关在“玻璃笼子”的艾希曼面无表情，略带口吃地辩解道，自己根本不反犹人，只是纳粹官僚体制下一个奉命行事的公务员。

他对纳粹党教义从不关心，他喂流浪小狗，喜欢动物，并且希望努力工作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的一生中，不和人吵架，“从未亲手伤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换而言之，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只是你我一样，是一个最最不起眼的普通人。

<图片2>这样一个有点像大学教授般温文尔雅的普通人。

而正是他所供职的犹太人问题科学负责“公文的流传和政策的落实”，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的政策。

随着审判的开展，汉娜阿伦特以作为哲学家的敏感和冷静发现了问题远不是一开始的区分好坏，这么简单。

20世纪人类社会的邪恶已经不再像魔鬼孟菲斯托般舞着疯狂的爪子向你扑来，有一种新的邪恶产生了。

它打着“努力工作，幸福生活”的口号，通过办公室里的公文，电子邮件，通过精密的推演测算，冷静理智地去杀人。

600万犹太人，对于艾希曼来说，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

他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没有扣动过扳机。

而最大的邪恶，一桩桩“行政谋杀”却是因为有一个个像艾希曼这样不问对错奉命行事的nobody，才最终成为可能。

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新形势的邪恶，命名为“平庸之罪”。

当她向纽约客交出她并不怎么“接地气”的作品，并坚持不做改动地出版后，读者们首先是震惊，其次是困惑乃至愤怒——恶徒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想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给我们看哲学论文？

艾希曼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你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居然为他辩护？

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

一时之间，“婊子”，“卖国贼”的骂声响彻全世界。

最后，甚至以色列的摩萨德也跑来威胁她，最好的朋友在也误解她无法原谅她。

汉娜在乡间林荫道上孤独地走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众叛亲离。

思考，虽然并不一定能导致行动，但有时却比行动更需要勇气。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德语Denken，被她的恩师海德格尔诠释为对于存在的领会和铭记，思想是把握人类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唯一道路。

从哲学角度理解很复杂，此文中难以尽述。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任何权威，为自己树立独立的人格和道德。

正如影片中汉娜的闺蜜，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所言：你们这些骂她的，大多数根本没有看过她文章的人，批判她的，批判的都是些她根本没说过的话。

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受害者，能思考，能说真话，这更需要很大勇气。

影片的结尾，阿伦特来到大学课堂，以一场慷慨激扬的演讲解释了自己“平庸之罪”的哲学观点。

汉娜认为，艾希曼把自己当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罪，他的罪在于“思考的匮乏”和“拒绝行使判断力”。

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齿轮，拒绝思考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把自己“非人格化”，主动放弃了作为人的资格，从而顺应集权主义暴政，从而带来了极端恐怖的恶。

阿伦特断言，唯有思想能够对抗“平庸之罪”，在整个国家机器逼迫你去犯罪时，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以思想来行判断，指挥自己的行动，才能保持住人的尊严，来对抗集体的邪恶。

也许你问，反抗“平庸之罪”就是死，不服从怎么办？

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第一军团的风暴士兵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不会思考不会去问对错，也不会去问反抗军是不是该死。

“执行任务是军人天职”，况且背叛就意味着与整个军团为敌，螳臂挡车，no zuo no die但是构成这庞大军团的，正是他们自己，每个人成为自己觉醒的绊脚石。

一照思想之原力觉醒，才能尽破藩篱，冲散一切阴霾。

<图片1>集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国家暴力，而在于用洗脑让普通人停止思考。

只知道服从不知道反抗，最后只能被异化为“非人”，沦为国家意志行凶作恶的工具。

主动地去思考，哪怕不行动，也是对邪恶说不，保全自己的人格需要莫大的勇气（如《辛德勒的名单》），而当每个人都能尝试真正去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集权主义的根基就轰然倒塌了。

《铁皮鼓》中写到很多二战后的德国人来到杜塞尔多夫一家叫洋葱餐厅的饭店里，花钱干什么？

切洋葱。

为什么要切洋葱？

因为洋葱“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创造了人的滚圆的泪珠”，德国人终于又在体面地哭泣了。

的确，战争中，需要忏悔需要带着负罪感生活的，不仅仅有纳粹党卫军，那些逆来顺受地听任着一切发生的普通人，难道能心安理得吗？

不说德国人，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多犹太人被德国人提拔为小吏，去压迫，甚至去按下塞满自己同胞的毒气浴室的开关，活下来的人常常会在夜里一个人羞愧地自问，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日军在华屠杀时，帮忙抬尸体的是中国人，起哄围观的也是中国人。

我们建国后的30多年集体浩劫，几乎大部分人都间接参与了对“右派”的迫害，此后，邓公拨乱反正，运动结束。

因为有“平庸之罪”，每个人，甚至被迫害的人，都无法逃避面对历史时应负的责任，所以巴老提倡建议XX博物馆，而我们却选择集体遗忘。

只要有人在，集权主义的幽灵就永远不会死，停止思考，dark side of the force就一定卷土重来。

或许，这才是这部不太轻松的德语电影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