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这个导演好厉害啊，没有一句浪费的台词，甚至当女主进到男朋友家，背景中有位女士说，“他们总说我是谁谁谁的太太，都忘了我其实是化学专业。

”1987年，在那种环境里她说出来的话，想想就很酷。

后面用全家人既JJYY吵嚷又“指点”女主的杂乱声（导演甚至都没有给那位说教人的脸），不仅交待了时代背景，更是用全屏装满了说这些生活化琐碎但窒息的话语的人，这个画面框满话语和人，但镜头对准女主的技巧，让我从情感上完全get了她被围困的绝望。

然后是，虽然我也不喜欢她的室友，但我好像能理解她的“冷漠”、做法和诸多“错误”。

稍微地了解了她们那段历史，我想不会有几个人能做到女主那么冷静（当然这里或许有她不是当事人的原因），面对怀孕或堕胎，像女主室友应该才是慌张失措、无法正常思考的大多数。

（一开始我以为真是姐姐和妹妹，还为当姐姐的需要承担这么多而小小地难过了一阵。

）喜欢女主的态度。

男友面对她的质问，含糊下只说出，“（如果怀孕了）那我可能会娶你。

” 女主说，“我不愿意给你煮一辈子的土豆。

” 而且她也很冷静，反而男友真是，甚至搞不懂他究竟是顾左右而言他，还是不在乎，还是根本没想过两个人相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觉得他还可以，转而认为女主当时是无理取闹（呵呵），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可以用“基本盘”概括他。

这部电影看起来不轻松，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是有技巧的），就是平铺直叙＋放慢速度，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能让人专注叙事本身。

愿意把它看完，我认为也是一种“进步”。

2019年5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参议院经过4小时辩论，以25比6的票数通过了HB314法案。

根据HB314号法案上的“人类生命保护法”，该法案把堕胎定为犯罪，将堕胎重新归类为A类重罪，医生可被判处最高99年监禁。

这意味着，该州女性即将面临全美最为严格的反堕胎规定：除了怀孕或生产会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安全的原因外，她们将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堕胎，即便是强奸和乱伦行为所致的怀孕也被排除在外。

哪怕那个受害者，还未成年。

所有人都注意到，投出赞成票的25位州参议会议员，全都是白人男性，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子宫。

蕾哈娜在instagram上晒出他们的照片并且愤怒地说：“看一看，这就是那些为美国女性做决定的蠢货。

”

同时她还对着在法案上签字的阿拉巴马女州长Kay Ivey说：“SHAME ON YOU 以你为耻！

”

在HB 314法案签署后的第二天，女性抗议者们穿着美剧《使女的故事》里的女仆装，在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前举牌抗议。

她们高举的牌子上写着：Abortion is a human right（堕胎是人权）。

在当下的美国，堕胎权成为了两党争取选民的关键之一，为了对抗具有民主党倾向的各州对堕胎权的法律保护，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共和党成员主导的州出台如此严苛的堕胎法案，无疑是在和民主党打擂台。

哪怕这个政治游戏的代价要用女人的生命来玩，他们也在所不惜。

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每一次，是每一次当有人觉得当下女权主义者已经太猖狂，女性地位已经太高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总会狠狠抽这些人一个耳光。

于是，我们看到历史再一次开了倒车，现在的美国，又在重复发生着四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

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一个阴冷、肮脏的下雪天，远远望去铅灰色的天空是如此低沉压抑，和以往的每一天没什么不同。

在这普通的一天，对女大学生嘉碧塔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

她怀孕了，她遇到了不负责的渣男，她不想也不能留下这个孩子，她决定堕胎。

堕胎对于20世纪的现代医学来说，本是个技术上非常容易解决的小问题，但因为涉及到繁殖，堕胎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历史情境下，就成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大问题。

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女性仍未完整地拥有生育的自由。

对生活在1987年的嘉碧塔而言，堕胎不是由她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在彼时彼刻的罗马尼亚，堕胎是犯罪。

这不是电影的虚构，这是现实版的《使女的故事》。

苏联解体前的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曾长期采取强制鼓励生育的政策。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zong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的政策。

齐奥塞斯库执政罗马尼亚25年，大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

西方称他是“共产主义皇帝”，反对派则称他是“喀尔巴阡的斯大林”。

△1989年东欧剧变，齐奥塞斯库政权被反对派推翻，他和妻子被执行枪决。

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政策详细规定了夫妻完全禁止离婚，夫妻生活禁止避孕，只允许年龄在42岁以上或者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妇女堕胎。

单身、未婚和丁克都要多交税，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嘉碧塔的“堕胎之路”，是不折不扣的冒险。

没有男友帮忙，嘉碧塔幸运的是遇到了肯为她的遭遇奔忙的室友奥蒂莉亚，奥蒂莉亚不辞辛苦地为她准备堕胎的小旅馆、购买走私的香烟、香皂，筹集了一笔钱，托朋友找到了肯做流产手术的医生，准备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完成这次“冒险”。

她们能依靠的，只有彼此了。

但是事情并未如她们计划的那样顺利发展。

嘉碧塔是个自私、怯懦、没有担当的人，她只想要解决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

她欺骗了奥蒂莉亚和医生，说自己怀孕刚两个月，其实，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又三周又两天了。

超过三个月和未满三个月的手术风险性完全不同，超过三个月的胎儿，就需要引产了。

用医生的话说，打掉怀了那么长时间的胎儿无异于谋杀。

这样一来，她们原本准备的用于流产的钱就不够了。

医生提出了新的条件，在钱以外，奥蒂莉亚和嘉碧塔各陪他发生一次性关系，他就可以为她们铤而走险。

面对这样的一幕，我竟不能坦然地谴责医生的无耻，毕竟如他所说，他是冒着入狱十年的风险来帮她们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强迫她们同意，他给了她们选择。

只是她们，尤其是嘉碧塔，已经别无选择。

在特殊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滥用自己手中的一点点特权，小到廉价旅馆的前台，想要从她手中订到房间，也必须用黑市的进口香烟贿赂。

那个叫毕比的医生，也不过如此。

如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他也许会做个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好医生，但是在扭曲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人性都不得不被摧残、被扭曲。

他们都是时代的受害者。

△奥蒂莉亚在和医生上床之后光着下体冲到洗手间里，神经质般地多次冲洗下身，仿佛在诉说未婚女子对生育的恐惧。

当然，还有那个四肢已经成型、五官依稀可辨的胎儿。

高能慎入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给这一幕打上马赛克，这是个可以列入影史最震撼长镜头的画面，没有之一。

这个生命在四个月又三周又两天便戛然而止的胎儿，成为了电影的片名，这部2007年拍摄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以其冷静、克制、如手术刀一般精准的镜头语言，赢得了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嘉碧塔打掉胎儿之后，奥蒂莉亚陷入了深思，她和自己的男友讨论意外怀孕的话题，得到的结果让她极其失望。

△那些共和党白人男性参议院所要挑战的，正是👆所说的美国最高法院在46年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确立的堕胎权。

在奥蒂莉亚看来，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女性，都有权享受性爱，至于性爱的副产品——孩子，则应该由女性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来。

我生或者不生孩子，应该看我想或者不想，生育本应是一件单纯的事，不应该和婚姻、责任、爱国等概念捆绑起来。

然而最可笑的是，从古到今对生育权的争夺上，作为主体的女性的声音，却是一直被忽视的。

她们不过被视作是“行走的子宫”，一种战略储备，一种可再生的资源。

齐奥塞斯库推行的强制生育政策，给罗马尼亚的妇女和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她们往往被当作叛国者，在边境线上遭到罗马尼亚士兵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

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

更令齐奥塞斯库感到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罗马尼亚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

仅仅一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根据《纽约客》报道，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婴儿死亡率都是美国最高的，佐治亚州也是美国堕胎法律最为严格的州之一。

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

（好笑的是，当时的美国也是义正辞严加入谴责大军中的一员。

）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

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

”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

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令人震惊。

上世纪二十年代徐志摩途径莫斯科写的《欧游漫录》中这样评价苏联的当权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

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

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马尼亚的强制生育政策，造就了一片血海，齐奥塞斯库也亲手埋下了颠覆政权的引线。

有人会问，现今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提高国内人口生育率的政策，为什么罗马尼亚却成为了负面典型？

因为，齐奥塞斯库采用的是行政惩罚手段，而非经济奖励手段。

他认为，为国生育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所以履行了责任的无赏，未尽责任的要受罚。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认可公民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因此没有采用强制手段推行人口政策，而是通过给愿意生育的夫妻提高生活福利、减税、减免学费等经济手段来鼓励人们的生育热情。

从短期的结果来看，经济鼓励手段显然不如行政强制手段，但是从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去考虑，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自主生育的倡导者何亚福曾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过一段话，如今已经应验了：如果公民没有生育自由权，如果国家有权控制公民的生育，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今天，政府借口“人口太多”而搞强制“一胎化”；明天，政府也会借口“人口太少”而强迫妇女怀孕，正如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那样。

Via 何亚福《从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说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2019年的前5个月，美国就有15个州提出类似的《心跳法案》。

其中，有4个州通过了《心跳法案》，分别是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州以及之前提到的乔治亚州。

所谓的《心跳法案》，就是规定只要女性怀孕时间超过六周，医学判定胎儿有“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母亲堕胎。

如果女性被认定是故意打掉胎儿，可以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30年徒刑。

听起来似乎还有一些转圜余地，事实上几乎所有女性都知道，怀孕六周就能及时发现自己怀孕并不是一个常态，六周其实还可以理解为自己的“大姨妈”推迟了两周，很难在这期间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了。

从罗马尼亚“为国生娃”的政策，到美国多个州违反联邦法律所推出的《心跳法案》和《反堕胎法案》，表面上看前一个是鼓励生育，后一个是保护胎儿生命权，但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在用行政手段推行强制的人口政策，公民依然没有选择生育的自由。

就像《四月三周两天》开头经典的一幕，嘉碧塔和奥蒂莉亚在寝室养了一缸金鱼，不注意看以为金鱼是自由自在地在空气中游弋，实际上，它们只能在看似透明的玻璃缸中有限地活动。

美国政客和女性爆发的这一次“子宫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人口战争。

从前，专家说人口是负担，人口越多人均资源越少，减少人口方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今，专家说人口是红利，人口越多的国家才越有国际竞争力。

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美国的发达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少，印度的落后也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多。

当今大国的竞争，比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人口质量的高低。

十亿文盲和十亿大学生，创造的价值能一样吗？

引发的社会问题能一样吗？

高素质的人口，无论再多，都是资源；低素质的人口，无论再少，都是负担。

但是想要成为高素质的人口大国，光靠行政手段的干预是不够的，奉劝政客们别把注意力都放在女性的子宫上，还是多想想怎么才能创造一个适合高素质人口诞生、成长、生活的社会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心甘情愿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期待将下一代诞生在这里才是正经事。

否则，这觉悟还赶不上👇这个他呢！

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

该政策禁止离婚，并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又颁布法令，称节育和堕胎均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甚至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执法者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如被查出，便会受到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故事恰好发生在21年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大学里。

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女主角欧蒂莉亚到底在忙些什么：她似乎正在帮嘉碧塔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又不得其详；去见了男友，并告诉他晚上可能参加不了他母亲的生日聚会；辗转在饭店定下了一间客房，本想定三天但囊中羞涩；尔后又去见一个叫做贝贝的男人。

直到欧蒂莉亚和贝贝来到定好的客房面对嘉碧塔坐下并进行一番对话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欧蒂莉亚帮嘉碧塔做的，正是整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寻医堕胎。

钱、性和谎言对嘉碧塔来说，堕胎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堕胎本身，而是钱。

归根结底，嘉碧塔不能顺利堕胎的原因其实是她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抵偿贝贝先生为之堕胎——如果以“四月三周两天”计算，则应该叫做谋杀——的风险。

其实，两个家境十分普通的女大学生缺钱似乎是理所应当，但随后我们便发现，缺钱的不只是两个大学生；贝贝先生也并不富裕。

后来我们又发现，这些人好像也不止缺钱。

80年代以后，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共为了还清外债，极力缩小进口、扩大出口，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农副产品抵了出去，而这笔外债直到1989年才算还清。

在电影中，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有意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幕：贝贝先生在随欧蒂莉亚到饭店之前，先开车回了一趟家，快到门口发现自己的老母亲坐在门口。

问及原因，母亲说是为了替邻居排队买糖，回来发现门被风吹上了。

由此可见，钱物两缺、物资匮乏已经成为当时波及罗马尼亚社会各个阶层十分严重的问题。

终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起点：嘉碧塔缺钱，贝贝先生也缺钱——人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暴露出来。

人们往往称贝贝是个披着郎中皮的禽兽，喜欢对他的恶行大加鞭挞；但，一个十分理性的医生在这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情况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快慰，还有什么选择余地？

反倒是，欧蒂莉亚的失身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嘉碧塔其人产生怀疑：她到底为什么对贝贝说欧蒂莉亚是她的姐姐？

同学向她推荐贝贝先生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对各种条件心知肚明吗？

难道她不是为了自己口袋中并不多的钱而牺牲了欧蒂莉亚的贞洁吗？

毋宁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表面上的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的手段伎俩和心中的真正意图了。

出于对“弱势者”的同情，我们会对贝贝先生严加指责，会对嘉碧塔心存怜悯，但恐怕他们还都当不起这些评价。

只有欧蒂莉亚，她先是牺牲了参加男友母亲生日聚会的时间，而后冒着坐牢的风险帮助嘉碧塔把贝贝先生带到饭店，而后在行经期为了室友失身，接着又在黑夜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把胎盘丢掉了垃圾站。

无论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情，还是出于共处一室的友情，欧蒂莉亚无疑展现了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母性、充满了爱的一面，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当时那个社会所能承载的一切现实价值，尽管她的爱时常是体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三种人和一盘肉世上有三种人——当然，我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男人、女人和公职人员。

这样的分类并不旨在区分他们的生理差距，而是要区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状态。

从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教室门口的接待人，到饭店的女前台、长相酷似齐奥塞斯库的前台经理，所有这些人的特征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官僚化”，而是“职业化”。

各种行业的各式规定把人框定在一个范围内，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情感而成为职业的附庸。

他们在城市当中占据要职，有着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被分配到乡下，因此也就往往“高人一等”。

在他们之下，才是那些在身体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年轻女性。

导演在这部影片里着力刻画的两个男性角色——贝贝和欧蒂莉亚的男友，实际上都是性情温和、顾家敬业的好男人：贝贝对患者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医嘱时轻声细语；艾迪对女友也十分不错，言谈举止间给人感觉充满了爱。

但是，当贝贝面对没有钱的嘉碧塔和欧蒂莉亚，艾迪面对女友怀孕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们却双双偏离了好男人的方向。

毫无疑问，是毫无自由且极度不公的社会制度站在了人性的反面。

试想，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堕胎的有关规定，贝贝会做这种生意吗？

如果当时的罗马尼亚没有规定夫妇结婚之后必须要生四个孩子，那么艾迪还会为责任问题在女友面前如此闪烁其词吗？

也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性的反面是制度。

这种解读很可能是“对丑恶的男人的丑恶的辩护”和“故意将电影政治化”。

那么让我们返回欧蒂莉亚手捧嘉碧塔四月三周两天的孩子快步行走在黑暗小路上的那个夜晚。

手里这个不久之前还是个正在孕育着的生命的东西使欧蒂莉亚恐惧不已；如果处置不好，自己连同室友和医生都将被投入监狱至少十年。

而伴随着这种双重恐惧的，还有一个夤夜里怎么也甩不掉的高大威猛的男人。

所有这些无疑可以深深嵌入她的记忆，构成欧蒂莉亚一生当中最恐怖的夜晚。

最终，她爬上了一座公寓，趁人不备将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胎盘扔进了垂直的垃圾通道。

一阵瘆人的叮叮咣咣，接着一声闷响，这个东西终于落地。

欧蒂莉亚返回饭店，却意外发现嘉碧塔并不在客房里。

几经寻找，发现她正在餐厅准备就餐。

欧蒂莉亚眼见侍者从对面的喜宴托来了一盘牛肉、猪排、肝脏和骨髓，二人盯着这盘东西，沉默良久。

惊于匮乏？

惊于骨肉？

影片在这里的戛然而止。

相对这些眼神和情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正如一些评论提到的，“难道禁止堕胎不是人道主义？

”嘉碧塔的男友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和她分手？

她与未出现的男友两个人在整个堕胎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届金棕榈。

无比沉稳的长镜头、行云流水的叙事、精确的构图、悬念的营造以及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深刻揭露，凡此种种，都使这部电影成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巅峰之作。

现在想想，无论是贝贝为嘉碧塔作探针时的疼痛感，还是欧蒂莉亚在男友家与众人围坐一桌时的紧张和不安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可见影片带入感之强，而作为克里斯蒂安•蒙吉的第二部长片，《四月三周两天》还仅仅是个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均付出了巨大人员伤亡和代价，随着人口需求急剧上升，各国又陆续推出了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

罗马尼亚时任领导人齐奥塞斯库1966年，罗马尼亚时任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为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颁布了一项名为“770”的法令。

该法令废除了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流产的权力，堕胎和避孕都属于违法，堕胎者将受到判刑与囚禁，并且要求每对夫妇至少要生四个孩子，无法受孕的女性需缴纳税金。

为保证顺畅执行法令，执法者甚至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罗马尼亚人民将这些执法者称作“月经警察”。

直到23年后的1989年底，随着东欧剧变的浪潮席卷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这项强制生育政策才终于被废除。

01《四月三周两天》2007年，一部通过描绘罗马尼亚戒严时期，两个女大学生堕胎的经历，侧面反映罗马尼亚“770”法令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电影出现在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并一举拿下当年的金棕榈。

电影讲述了女大学生奥蒂利亚为了帮助其意外怀孕的室友嘉碧塔非法堕胎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法令废除两年前的1987年，女生宿舍中空无一人，桌上放着还未燃尽的香烟，被困在冰冷鱼缸中的金鱼仿佛暗示着女主人公的困境。

至此，拉开了两个女大学生的堕胎之路。

影片前半段以克制到近乎冷冽的手持摄影机视角，事无巨细地展现了奥蒂利亚为帮助室友秘密堕胎，想尽办法筹钱、费尽心思预订宾馆、与黑市医生秘密碰头斡旋而付诸的种种行动。

可好不容易，等黑市医生来到宾馆房间与嘉碧塔见了面，本就不满安排的医生，当在沟通中得知其肚中胎儿已经四个月，并非电话中说的两个月时。

因为嘉碧塔的欺骗，医生拒绝为嘉碧塔堕胎。

经过漫长交涉，黑市医生才同意帮嘉碧塔堕胎，但作为条件，她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为了帮嘉碧塔尽快解决问题，还在月经期的奥蒂利亚迫于无奈，与黑市医生发生了关系。

完事后，奥蒂利亚忍无可忍地向躺在床上引流的嘉碧塔表达了对她的不满——如果不是嘉碧塔的自私懦弱，隐瞒实情，事情不会搞成此般局面，自己更不会遭到医生侵犯。

嘉碧塔却仍然在逃避，坚称自己也是无奈之举，谎言是唯一能让医生帮助自己的方法。

奥蒂利亚眼看床上插着引流针的嘉碧塔暂时无大碍，才放心地急忙离开宾馆，赶到男友家赴约。

饭桌上，男友家人们从食物聊到家庭，侃侃而谈。

面对男方家长不时抛出的问题，奥蒂利亚被夹在中间只能麻木地搭腔敷衍，此刻的她极尽克制，沉默隐忍着刚才在宾馆中发生的肮脏的一切。

饭后，奥蒂利亚迎来了与男友的独处，她也终于压抑不住内心，向男友问出了她的假设。

男友不敢直面问题，坚称不可能，他一边逃避回答一边质问奥蒂利亚是否真的怀孕，男友的反应让奥蒂利亚失望透顶，此时的她想到宾馆里正在引流的嘉碧塔，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她会成为另一个嘉碧塔。

一番不愉快的交谈潦草收场，奥蒂利亚还要赶回宾馆探望嘉碧塔。

她匆匆离开了男友家回到宾馆，在卫生间里看到了那个被嘉碧塔弃在地砖上，满是鲜血的胚胎，她捡起胚胎包裹好，遁入黑夜四处寻找，最终“处理”掉了胚胎。

完事的奥蒂利亚回到酒店，在餐厅里找到了正等待晚餐上桌的嘉碧塔。

奥蒂利亚责怪嘉碧塔一声不吭就离开了房间，害自己担心。

嘉碧塔却说自己只是饿了。

餐桌前，经历了一切的两人身心俱疲，沉默不言地面对面坐着，嘉碧塔盯着菜单发呆，奥蒂利亚望向窗外，望向看着她的每一个人，仿佛发生的这一切并非她所想的那样无人知晓。

至此，影片结束。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此片斩获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片名《四月三周两天》正是嘉碧塔怀孕的时间。

整部影片没有华丽的镜头，也未呈现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却扎扎实实地将暗藏在平静海面下的波涛汹涌娓娓道来，无论是奥蒂利亚利用进口香烟不得不从老师那换取假期，还是为了帮助室友堕胎与黑市医生发生关系，都是当时人们冷漠与悲剧的真实缩影。

对罗马尼亚来说，770法令无疑是荒唐的，那是个人自由意志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也是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无奈残酷的真相。

随口一提，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巨龙国的观众们对于片中的许多情节一定会有更深的理解。

02可有可无的希冀《四月三周两天》在赤裸裸展现了戒严时代“冷”的同时，也深刻批判着荒唐的社会体制，呼吁人性的自由，甚至为女性的困境与自由而发声。

其实，就像《四月三周两天》，一部好的电影本就不该过度讨论华丽的镜头特效或是吹嘘逆天的演技，无论艺术种类，不分文艺商业，“人文关怀”往往才是最能打动人的东西。

纵观电影市场，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电影，如《入殓师》，《肖申克的救赎》，《天注定》等往往更能被人们所记住。

宁浩大火的疯狂系列电影，比起他早期聚焦小人物的《香火》和《绿草地》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忽然想到几年前打车回家，不知怎么就和司机聊起电影。

司机说自己原来在峨影厂上班，后来离开那里出来开车，但从沟通中能感受到他对电影的那份热爱，他说，每天最开心的事便是下班后泡上一杯茶，放一部老电影。

我们后来聊到罗马尼亚电影，我说《四月三周两天》真的很棒，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另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

一路上我看着无数私家车从旁边超过去，我知道司机是刻意放慢了车速想跟我多聊聊，等到了目的地，司机师傅还是一副意犹未尽，没有聊够的样子，想想很是感动。

最后，车费比平时多了三十。

1987年的罗马尼亚。

阴冷肮脏的融雪天。

铁砣似的交通工具在路上叽叽哑哑。

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

女大学生Ottila在学校宿舍楼里购买走私的进口香烟、食品、香皂 ，为和她在同一宿舍的 Gabita准备着秘密的行李。

Gabita 怀孕了，而堕胎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是非法的行为，她们找到了一个叫Mr.Bebe的男人来私自堕胎。

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在Ottila几经周折找到的廉价小旅馆里，Mr.Bebe提出了要挟，不仅是金钱，也包括Ottila的身体。

没有选择的Ottila满足了Mr.Bebe的要求，并且帮Gabita处理了胎儿的尸体：她把他扔进了垃圾箱里。

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结束之后，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沉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

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

而这一天，正是Gabita整整怀孕4月3周2日。

描述剧情对某些好电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听起来乏善可陈。

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如果你能坚持在二个小时忍受住影片表现出的巨大压抑，你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39岁的Cristian Mungiu，影片的导演、编剧、制片人能够获得2007嘎那影展的那片金棕榈。

外面用导演Cristian Mungiu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电影。

故事源自于我们生活中不可对他人言述的经历和隐密。

最主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堕胎的故事。

1966年，齐奥塞斯库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死去，社会主义政体在罗马尼亚结束，这项法令才被废除。

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

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关乎于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

影片中军营式的大学生宿舍，冷漠而警惕的旅馆看门人，用西方国家的物品来代替钱的私下交易，乃至堕胎被强加的黑暗色彩，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如此相似，而且我相信，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曾经有更多的版本。

因为某种公共制度禁忌而产生的个人经历，以及不可预料的人生选择：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或者为了勇气和责任，我们只能象Ottila那样去经历难以启齿的、不堪回首的过程。

因为隐密，它甚至不能称之为悲剧，它是划在心里的暗伤，它是被时间吞噬的秘密，多年以后，耻辱感退去，才能够平静地向他人讲述这些经历，如同讲述他人的故事。

1987年，东欧政治剧变的前夜。

今天的西方评论者和观众在看这种背景的电影时，常常过于敏感地指向政治压迫和隐喻。

然而我更相信导演的本意，他在导演阐述里说得非常清楚：“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而不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不是影片的语境和主题。

我试着尽可能地尊重并且还原事实，而不是聚焦在对共产主义末期的老一套和标志性上。

那个时代在那里，在我的电影里，但是它们在镜头之后：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形似熨斗般的罗马尼亚轿车，劣质的行李箱，盖满书页的墙，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习惯，比如Kent牌香烟可以代替货币在私下流通。

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这部电影。

”这段话让我想起参加同届嘎那的娄烨的《颐和园》，在我看来，那是一部首先立意于描述“时代”，而不是人物和故事的电影，既然如此，还是让西方人把政治隐喻和宣传噱头留给《颐和园》这样的电影吧。

里面和柔弱而略显自私的Gabita相比，Ottila代表着另一种女性：坚强，勇敢，用中国人的话讲，有情有义，她象Gabita的守护神，承担着种种濒临崩溃的局面，尽管她也无助而惶恐。

被Mr.Bebe侵犯之后，Gabita赤裸着下身冲进浴室，用力地搓洗身体，之后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浴缸里，她一直背对着镜头，看不见她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声音，但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痛苦。

在中途离开旅馆去往男友家的公车上，镜头里远远地，Ottila无声地留下眼泪 。

她不是不怨恨Gabita，Mr.Bebe的要挟和Gabita之前无意中撒下的谎言不无关系，可是这点怨恨很快转化为对Gabita的牵挂，因为她，是唯一能够帮助Gabita的人，就像她把最后一根烟留给了Gabita一样。

影片中有一个堕胎后胎儿尸体长长的特写镜头。

4个多月的胎儿，看得十分真切。

他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布满血污。

Ottila把他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我们只能看见Ottila黑暗中晃动的背影，听到她急促而压抑的喘息声，因为害怕和紧张，Ottila迟迟没有找到丢弃胎儿尸体的地方 ，她的头发在冬天夜晚的雾气里变得潮湿。

最后，她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个居民楼，迅速地把装着胎儿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

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她的剪影，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

就像这场戏一样，影片充满了这种“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悬念设置，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极度压抑乃至惊涑的时空，我们仿佛可以清楚地听到Ottila和Gabita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Mr.Bebe侵犯Gabita，拍的始终是房间外惶惶然不安等待着的Gabita，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Gabita独自一人在旅馆里，中途赶去参加男友母亲生日会的Ottila始终心神不宁，打给Gabita的电话几次都被意外打断，打通的电话也无人应答；影片阴沉的调子，Gabita的柔弱形象，似乎象征着一场悲剧的降临，我们和 奔向车站的Ottila一样焦急万分，又在最后一分钟为看到还好好活着的Gabita而长呼一口气。

令人难忘的还有影片的拍摄方式和演员的表演。

Cristian Mungiu决定让影片保持一种阴暗的基调并且避免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刻意组织的场面。

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 ，他大胆地采用一些不无极端的拍摄方式：长到极致的长镜头--每场戏基本上只有一个镜头；肩扛拍摄，没有斯坦尼康，没有脚架，也没有刻意的晃动；大量的画外音，人物常常在镜头之外说话，观众完全看不见说话者的脸，一切的手段，都为了呈现这部电影最初确立的灵魂：情感和真实。

扮演Ottila的Anamaria Marinca令人印象深刻，她之前只是一个在伦敦闯荡的罗马尼亚小演员。

导演Cristian Mungiu直到拍摄前一周都没有找到饰演Ottila的演员，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飞去伦敦见Anamaria，他在导演阐述中这样写到： “第一次在夜晚的机场见到她，我很失望，因为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象Ottila，但是第二天，当我们试戏的时候，改变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她完全成为了Ottila，我看见我的人物通过她的嘴唇被表达出来。

她是如此令人难忘，整部电影可以说都是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完成的。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地方让我觉得完美，那就是演员的表演。

”正如Anamaria Marinca的演出，我深信每一个好演员身上都有一种常人未所及的惊人能量，以及或多或少的神经质，当摄影机转动的时候，他们熠熠发光，角色附体，他们是完美的谎言，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他。

好电影都是纯粹而完整的，好电影的好是一个整体。

剧本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音效好，灯光好，美工好，剪辑好，都好。

事实上，好电影让你看不见导演或摄影机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演员个体的存在，所以以上所写只是基于某种背景介绍。

其实我们说不出什么，只是更多地了解到一点他人和表象背后的那个世界，或者被感动，或者微小的快乐和悲伤，或者久久无语。

电影就是色相，李安说。

自从《4月3周2日》(2007)在康城夺得金棕榈奖，没有人敢小觑罗马尼亚电影了，又由于近年该国电影在康城屡获殊荣，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之名立刻不径而走。

《4月3周2日》无疑是杰作，运用长镜头配合手提跟拍，让演员有连贯性的演出外，也较全面地带出生活面貌，影片风格冷峻纪实，令人不禁想起戴丹兄弟(Dardenne Brothers)的电影作品，而题材上则近于迈克李(Mike Leigh)的《地下观音》(Vera Drake，2004)。

电影的设定时间是1987年的某一天，共产党统治时期。

主要演员只有三个：急切需要堕胎的女大学生Gabita，她为人优柔寡断，做事鲁莽；她的室友是Otilia，为人小心谨慎，做事认真；此外还有堕胎医生。

另外，电影情节清楚地分为三段：一是准备堕胎，由于手术费不足，Otilia要跟医生进行性交易；二是Otilia到男友家参加他母亲的生日会，Otilia跟男友不欢而散；最后是弃婴。

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没有在电影中展示他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是活生生地将她们一天之内的经历呈现出来，写实地反映铁幕政权下两个女大学生的苦恼，而压力来源自不同层次——威权政治、缺乏金钱、良心道德、男女感情、父辈训斥等等。

这就是现实的处境。

性是现代伦理道德问题中最富争议性的一环，不论是堕胎、同性恋还是影像私隐等等议题，都关乎性。

对此有人采取快捷的一刀切策略，立竿见影地说对骂错，但到底对人，对每一个案，对当事者又有没有充份理解呢？

又会不会关怀原则及立场比关怀人更多呢？

我十分欣赏《4月3周2日》的结尾，二人终于经过漫长而多舛的一天，Gabita堕胎了，坐在餐室里；刚刚扔弃了婴胚的Otilia来找她，坐下，喝一杯水。

Gabita拿起菜单再点食物——就是如此。

人活着，总是要吃喝，但吃喝甚么，人有自由。

可是人的自由，并不表示人必然做善和正当的决定。

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自由意志》(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中指出有罪的人受到无知和无能两种惩罚，人因无知而缺少去选择行正当的自由意志，「无知使我们的行动错谬，无能则使我们的生活变成折磨和痛苦。

」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我做错了甚么要受此痛苦？

奥古斯丁又说，「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所不情愿的无知，而是因你不寻求你所不知道的。

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没有包扎自己的伤口，而是因你拒绝那要为你疗伤的唯一者。

」《4月3周2日》以威权的左翼政权时代为背景，当时人们缺乏自由，堕胎理所当然被视为不合法。

即管细想一下，现在人们又是否太热衷于站立在道德高点和威权中心，自命为立法官、审判者，而忘了大家本质上的无知和无能，忘了疗伤的唯一者不是我们。

我为死去的婴孩而哀伤，但也放下了手上的石头。

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名家云集：贝拉·塔尔《伦敦来的男人》、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亚力山娜》、昆汀·塔伦蒂诺《刑房》、法提赫·阿金《在人生的另一边》、科恩兄弟《老无所依》、李沧东《密阳》、王家卫《蓝莓之夜》、格斯·范·桑特《迷幻公园》、卡洛斯·雷加达斯《寂静之光》、詹姆斯·格雷《我们拥有夜晚》、库斯图里卡《给我承诺》、大卫·芬奇《十二宫》。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届戛纳大年。

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摘得金棕榈大奖的却并非这些名家作品。

事先不被看好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四月三周两天》一举问鼎金棕榈。

《四月三周两天》只是蒙吉的第二部电影长片，此现象在戛纳历史上也算罕见。

如今十多年过去，影片并没有成为新世纪的经典之作，但口碑也并未如某些金棕榈片般急速下坠。

《四月三周两天》是比较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艺术电影，出位的社会议题挑动人心，形式风格异常强烈。

作品表面看似深刻犀利，但仔细剖析，一些问题还是比较显见的，尤其难逃公式化的嫌疑。

这些问题同样同样存在于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导演，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导演自身创作心态有关，也与西方影展的生成机制、东方主义文化心态有牵连。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合谋。

《四月三周两天》有着一个在西方社会非常博眼球的主题：堕胎。

堕胎在基督教国家始终是争议话题。

但蒙吉的切入角度与通常的堕胎话题电影不太一样。

影片的堕胎主题指向的或者说控诉的对象并非宗教，而是极权政治。

统治罗马尼亚多年的齐奥塞斯库极权政府，禁止堕胎是其最显见的暴政之一。

根据知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战后欧洲史》的说法，从1966年开始，罗马尼亚政府为了增加人口，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禁止堕胎政策。

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被绝对禁止堕胎。

1986年，限制年龄提到高了45岁。

为防止堕胎，每位罗马尼亚育龄妇女每个月要被迫进行强制体检。

此政策带来的巨大悲剧是，罗马尼亚的人口并没有增长，但堕胎导致的死亡率远远超过欧洲各国，原因是非法堕胎成为了唯一的节育手段。

1966年法律规定禁止堕胎后，每年至少有1万名妇女死亡。

到1985年，新生儿必须存活四周以上才能登记。

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前夜，新生儿的死亡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25%！

如果要找出一个戏剧性的反映齐奥塞斯库政权恶劣程度的社会事实，再也没有比禁止堕胎政策更合适的了。

蒙吉的选择非常敏锐。

第三世界国家如果选择一个彻底去政治化的题材，拍摄类似《两个情人》（2008）、《伊斯梅尔的幽魂》（2017）、《夜以继日》（2018）这样的纯情感电影，要想进影展角逐，很有可能是连门票都拿不到。

与之相反，所选题材政治激烈化程度越高，被选的概率也肯定越高。

当然光有吸睛议题是不够的，顶级影展对于影片的美学追求同样有着特定的要求。

拍成好莱坞电影式的正反打镜头、无缝剪辑、坚守180度轴线原则肯定是不行的（只有伊斯特伍德和个别玩票的好莱坞明星有这权力）。

《四月三周两天》的美学风格可归为两大类。

一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效果类似橱窗镜头。

二位女主角成为了被深深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对象。

尤其是发生在旅馆中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堕胎重头戏，蒙吉全部使用了近景长镜头搭配固定不动镜头的美学策略。

有些戏份，女主的下体完全裸露，私处则是半裸露状态，形成一种窥视效果，对异性恋男性而言有色情意味。

由此投射出来的国家主体也成为被观看的对象。

女主作客男友家中，在餐桌上聚拢谈话的过程，亦是长镜头搭配固定镜头。

因为此过程的重点是展示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人物处境，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手持镜头跟拍是另一大特色。

这类似于隧道效果的视点，观众有临场感。

而无配乐的使用又强化了写实、记录的风格。

与影像风格搭配一体的叙事风格则是非常好莱坞化。

这也蒙吉的机敏之处。

安东尼奥尼式因果链松散的晦涩现代主义叙事在影展角逐中并不具有天然优势，这是评委的身份使然，毕竟评委不是阅片无数的影评人或电影理论家。

《四月三周两天》的叙事充满了希区柯克式的悬念风格。

从第一句台词“好吧”-“谢谢”与钟表倒计时声音（有政权垮塌象征意味）响起开始，悬念始终贯穿于整部电影：这二位女主角到底要干什么？

房间能不能订成？

公交车上的检票能不能应付？

医生到底愿意不愿意交易？

女孩为何不接电话？

是不是出事情了？

女孩怎么应对男友的责问？

这是事件性电影的常规叙事法则。

另外，好莱坞的叙事法则是，在主线索之外必须有一条爱情线索。

本片也完全符合这个原则。

这两条线索的“合谋”，保证了影片与乏味、沉闷无关。

这种策略的选择，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此。

强烈写实风格的视听语言与戏剧性的事件发展历程搭配，形成的效果其实是一种指控性的影像美学。

按照古典的巴赞式美学，长镜头与固定镜头的搭配，必然与事实、真相、档案相关。

观看、注视甚至凝视的主体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指控者。

一种与道德地位相关的身份赋予。

所以影片的高潮会是死婴的大特写镜头，这是齐奥塞斯库恶魔政权的罪证，作为观看主体的我们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王兵新片《死灵魂》的结尾，镜头对准了夹边沟原址留下的白骨，有着同样的控诉效果。

这是拍摄者很难自控的一种表现。

类似法庭上原告情绪失控后的愤然抗议。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甚至是女主角望向了镜头，也就是观众，诘问意味强烈──你们都看到了么？

死婴的生命历程──四月三周两天──就是影片的片名。

在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整部影片的影像逻辑。

充满悬念跌宕起伏的剧情，在人工化操作驾驭下形成的“写实”、“纪录”风格引导下，我们无比关心二位女孩的命运。

伴随着非常事件的发展，我们感受到了奇情，为其担忧焦虑，衷心期盼能够度过难关，最终如愿所偿，心下坦然。

同时我们也了解、见证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可怕。

可是除此之外，影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对比下同样题材的事件型电影。

罗伯特·布列松的《死囚越狱》，是一部讲述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位囚徒主角冒死越狱故事的电影。

这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事件型电影，囚犯主角如何越狱？

是否能成功？

这个过程是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这条主线投射出纳粹政权的惨无人道。

但是布列松的美学旨趣以及与之伴随的生命诉求就与《四月三周两天》大异其趣。

布列松无意于以历史事实为证据来控诉纳粹，他的手法是让观众充分感受主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画外空间、疏离表演、频繁的手部特写镜头、松散的因果链条、非戏剧化的独白、救赎意味强烈的莫扎特C小调弥撒曲，使得主角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深邃的影像情境（德勒兹所谓的纯视听情境，即时间-影像）。

布列松并不着力于放大越狱过程的悬念，主角的身体、行动与声音构筑的是一种纯影像的存在感。

更为特别的是，布列松的影像美学并非为了形式而形式，画外空间是布列松本人囚禁体验的一部分。

因之，影像的存在并非目的论式的人工技巧的把玩，而是主体生命经验的悲情庄严投射。

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存在主体的纳粹经验。

准确的说，《四月三周两天》的手法是展示，影像展示。

连揭示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再比较下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

这部电影的厉害犀利之处，是找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角度来揭示斯大林极权时代的恐怖。

影片贯穿始终的是成年人与孩子之间嬉戏的场景，真挚与矫饰，历史与未来，忠诚与背叛，爱与恨，以一种非常复杂又真实的辩证关系展开，这里面充满了人性可怖的回声。

一直到斯大林画像出现之前，影片几乎没有涉及关于这个时代的话语。

但时代的一切都体现这特殊的人物关系、人物状态之中。

《四月三周两天》本质上就是一篇非虚构类风格的新闻报道，单薄，羸弱，我们看完电影，知道了齐奥塞斯库政权掌控下罗马尼亚人民的堕胎惨剧，知道了罗马尼亚大学生不学理工科就要到乡下去当农民，知道了罗马尼亚旅馆订房间的特殊规则，知道了罗马尼亚那年代行贿的普遍性、物资的极度缺乏……影片二位女主角的塑造也比较简单，一个懦弱，一个独立。

我们对之观感不过是──有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很典型。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四月三周两天》说到底还是这种陈腐、刻板、过时文艺理论的产物。

（已刊于虹膜“邪论”专栏）

《四月三周两天》（4 luni, 3 săptămâni și 2 zile，2007）作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的巅峰之作，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在当代电影研究中具有多重阐释可能。

以下从历史政治批判、身体与空间政治、叙事美学实验、符号隐喻系统及后社会主义文化反思五个维度展开更为丰富的学术分析，结合福柯生命政治、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以及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等跨学科视角，构建对影片的深度解读。

一、历史政治批判：极权主义的微观运作1. 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生物极权主义” 导演蒙吉通过堕胎事件揭示齐奥塞斯库政权如何通过《770号法令》（1966）将女性子宫变为“国家机器”。

福柯的“生命政治”在此具体化为“生育政治”——政权通过控制人口再生产实现对社会身体的全面规训。

Gabita的非法堕胎行为是对这一生物权力的直接挑战，而Bebe医生以“国家禁止”为由实施性勒索，暴露了极权制度下法律与道德的虚伪性。

学者凯瑟琳·维尔德（Katherine Verdery）在《被绑架的西方》中指出，齐奥塞斯库政权通过制造“短缺经济”维持社会控制。

影片中Otilia为堕胎筹集现金、购买黑市香烟、争夺婚礼糖果等细节，正是短缺经济下个体生存策略的微观呈现。

2. 知识分子的道德溃败 晚餐场景中，Adi及其教授朋友高谈文学与哲学，却对Otilia的焦虑视若无睹。

这一场景呼应了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公共话语的虚伪性”——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中通过“去政治化的政治”维持虚假的道德优越感。

他们的高谈阔论与Otilia被迫处理的堕胎残骸形成尖锐讽刺，暗示知识精英在体制暴力中的共谋角色。

3. 国家暴力的日常化 影片中警察始终缺席却无处不在：Otilia在街头处理胎儿时对警笛声的恐惧、酒店前台对非法交易的默许，均暗示极权主义已渗透至日常生活毛细血管。

这种“软性暴力”印证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例外状态”理论——法律通过悬置自身，将公民生命降格为“赤裸生命”（bare life）。

二、身体与空间政治：性别、权力与反抗1. 女性身体的双重殖民 齐奥塞斯库政权与父权制的合谋将女性身体同时置于国家与男性的控制之下。

Bebe医生以“专业知识”垄断堕胎权，要求Otilia以身体交换服务，印证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性”理论——性别权力通过重复的仪式化行为（如性交易）得以巩固。

Gabita堕胎后蜷缩在浴缸中的镜头，与胎儿被丢弃在厕所的蒙太奇并置，形成对“母性神话”的彻底解构。

这一场景可参照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对“男性话语霸占母性”的批判——女性身体在极权社会中仅被简化为生育容器。

2. 空间作为权力容器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在影片中具象化： 酒店房间：剥落的墙纸、失效的暖气与紧闭的窗户，构成福柯“异托邦”（heterotopia）的典型空间——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却又真实存在的“反空间”。

堕胎在此发生，暗示私人领域已被国家权力彻底殖民。

街头：Otilia穿越寒冷街头的长镜头（持续2分37秒），手持摄影的晃动与昏暗路灯下的阴影，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卡夫卡式的迷宫。

她的行走轨迹成为德勒兹（Gilles Deleuze）“游牧主体”的隐喻——在规训空间中寻找短暂的自由裂隙。

大学宿舍：逼仄的宿舍中堆满杂物，镜头常以门框、走廊制造视觉压迫，暗示教育机构在极权社会中的异化——知识分子的摇篮沦为体制规训的前哨站。

三、叙事美学实验：时间、声音与观看政治1. 时间的政治性 影片严格遵循线性时间（24小时内），通过长镜头与实时叙事制造“共时性压迫”。

堕胎事件被分解为11个琐碎步骤（筹钱、订房、谈判、手术、处理尸体等），每个步骤的时长与现实时间同步，迫使观众体验极权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侵蚀。

这种叙事策略呼应了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Béla Tarr）的“时间电影”美学，将时间本身转化为批判工具。

蒙吉拒绝使用闪回或画外音，使历史创伤仅通过现时行动呈现，暗合东欧后社会主义电影“拒绝怀旧”的美学立场——历史不是过去时，而是持续作用于当下的暴力。

2. 声音的意识形态编码 环境音的统治：全片无配乐，仅保留脚步声、犬吠、餐具碰撞等环境音。

这种“沉默美学”既强化了现实感，也暗示社会对禁忌话题的集体噤声。

堕胎后Gabita的啜泣被走廊的嘈杂声淹没，成为个体痛苦在极权社会中的必然命运。

对话的潜台词：Bebe医生在手术前说“这不是谋杀，只是终止妊娠”，通过语言游戏将暴力合法化，印证了阿多诺（Theodor Adorno）“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批判的——语言在极权社会中沦为暴力的共谋。

3. 观看的伦理困境 蒙吉采用中远景镜头与固定机位，刻意与角色保持距离。

胎儿始终未被镜头展示，迫使观众通过想象填补空白，这种“不可见性”策略挑战了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视觉快感”理论，将观看行为转化为伦理抉择——我们是否敢于直视被遮蔽的暴力？

四、符号隐喻系统：物的政治生命1. 食物链与生存经济学 香烟、三明治、婚礼糖果等食物符号构成微观权力网络： Otilia偷拿餐厅火柴、Gabita藏匿巧克力，暗示个体在短缺经济中的生存策略； 婚礼宾客争夺糖果的荒诞场景，直指极权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物质匮乏将人际关系降格为动物性竞争。

2. 白色毛巾：纯洁与亵渎的辩证法 包裹胎儿的白色毛巾兼具宗教与政治隐喻：白色象征纯洁生命，但其用途（包裹被丢弃的胎儿）却构成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

这一矛盾性指向齐奥塞斯库政权如何通过“国家神圣性”话语掩盖其对个体生命的践踏。

3. 火与水的救赎悖论 Gabita试图用火柴焚烧胎儿残骸，火在此象征净化与反抗，但火柴因受潮失效，暗示个体反抗在体制暴力下的必然失败。

Otilia在寒夜中呼出的白气与酒店失效的暖气系统形成对照，水（体液、蒸汽）成为无法逃离的冰冷现实的隐喻。

五、后社会主义文化反思：记忆、创伤与身份重构1. 创伤记忆的影像书写 影片可置于东欧“后社会主义电影”脉络中，与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十诫》（1988）、匈牙利导演扬索（Miklós Jancsó）的历史寓言电影形成对话。

蒙吉拒绝使用象征性镜头（如《地下》中的超现实狂欢），选择以极简主义直面创伤，体现了罗马尼亚新浪潮“零度美学”的核心——用形式的克制反衬历史的残酷。

2. 身份政治的困境 9Otilia在晚餐场景中的沉默与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形成对比，暗示后社会主义一代的身份断裂：他们既无法继承社会主义遗产，又难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

这种困境呼应了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东欧“后意识形态真空”的批判。

3. 国际电影节与东方主义凝视 影片获戛纳金棕榈奖后，引发关于“东欧电影是否迎合西方他者想象”的争议。

然而蒙吉通过拒绝戏剧化奇观（如《彼得堡异人写真》中的民俗符号），以冷峻的日常性消解东方主义窥视，证明“地方性经验”与“普遍性批判”的可兼容性。

六、结语：电影作为抵抗的诗学 《四月三周两天》以惊人的美学自律与思想密度，构建了一座关于权力、性别与伦理的影像实验室。

它不仅是罗马尼亚特定历史时刻的见证，更通过微观叙事揭示极权主义的普遍逻辑——对生命的规训、对时间的殖民、对空间的渗透。

在当代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语境下，这部电影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自由与压迫的永恒博弈。

蒙吉的镜头提醒我们：真正的抵抗，始于对沉默者的凝视，对不可见者的言说，对被遗忘者的记忆。

附注：蒙吉导演的电影风格1.社会现实批判：蒙吉擅长通过个体命运揭露极权统治、社会不公与道德困境，尤其关注女性、边缘群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处境。

2.美学特点：偏好长镜头、自然光效与极简叙事，营造沉浸式观感，拒绝煽情，强调观众的主动思考。

3.罗马尼亚新浪潮：与克里斯蒂·普优（Cristi Puiu）等导演共同推动的写实主义运动，以低成本、非职业演员和手持摄影重塑东欧电影语言。

4.蒙吉的电影被广泛视为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觉民族志”。

学者如凯瑟琳·勒克莱尔（Catherine Portuges）指出，其作品通过微观叙事揭示宏观权力结构，提供了一种“去浪漫化的转型叙事”。

而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则强调其形式革新——长镜头不仅是美学选择，更是对观众伦理判断的召唤。

5.蒙吉的电影风格与主题构成了一种辩证统一：形式上的克制（长镜头、自然主义）与内容的尖锐（社会批判）形成张力，迫使观众在凝视中直面历史的伤口。

其作品不仅重塑了东欧电影的美学范式，更成为解构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实践。

还是从结尾说起。

Gabita沉默地望着手中的菜单，Otilia把脸面向了镜头。

在电影后半段进行的同时，脑中回复着一些达登内的情节。

在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晃动跟拍，伴着急促的呼吸声，于是眼前人几乎便是又一个罗塞塔。

把60周年的大奖给了“1987年的罗马尼亚”，戛纳的选择不得不说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专一，不可否认其实至名归（不过[四周三月两天]只是我看到的第五部竞赛片）。

男人走后两人对谈的画面始终只出现Otilia的侧脸，离开Gabita的一个小时我们只能在遥远的电话铃声中和Otilia一同不安等待。

局促，和更多的可能性。

让人稍感宽慰，也不出所料的，情节没有将人物推至绝境。

扯得远点，大概与其相反的就是我并不很能接受像[盲山]这样的电影的原因，一个公映版的向善结局也没觉得挽回了什么。

她们付出了代价，好在换回了结果。

如一觉梦醒的Gabita，不再是眼神悲切的弱者。

而为其奔走了整部电影的Otilia，却没有走脱。

故事还未结束。

彻底的波澜不惊，也几乎无可挑剔。

如果要说注意到什么，Otilia离开男友家后墙角的一阵呕吐，回到旅馆房间门口一侧明灭不定的灯光。

两个女孩最终相对无言的陪衬，是一场举行着舞会的婚宴。

四个月大已经是杀人了，医生大意如此。

几乎是一边痉挛一边恶心地看完了片子。

长镜头好闷，那感觉完全不如《朱诺》明快。

《朱诺》里面，一个月大已经发育了指甲，所以小女孩放弃了杀人游戏，选择了把她生出来。

夸张了的西方社会。

难道就是因为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医生的无耻让我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片中两次出现的卫生间的水龙头的掩饰作用，遮盖住一些声音，遮盖住主人公复杂的心理。

为了朋友，能够做出身体的牺牲么？

我觉得好难的。

也很庆幸，不至于碰到这样的困难处境。

影片很轻描淡写。

只有怀孕的女孩子在门外抽烟，和另一个女孩子光着下身跑到浴缸冲洗身体的镜头。

倒是女孩和男朋友在家里的一段争执让我觉得分外熟悉。

是否所有恋爱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你不理解我”的辩论？

男孩子在片中很弱势，只能弱弱的说“我是爱你的”。

长镜头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感觉真实。

以至于影片结束了，不得不担忧，她们的心里藏了一个孩子，什么时候会爬出来，演绎成鬼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