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里的主角陈桂林，在隔壁春节档的《飞驰人生2》里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就是沈腾饰演的张弛，他们的共同点，用知乎答主@李小卿的小号一句话总结：是一生要强的东亚男人。

陈桂林一辈子追求的，是证明自己是个牛人，要所有人都记得：我叫陈桂林，我有名有姓，以后不要再叫什么桂林仔。

这是他一生行为逻辑的基础，他高调地做黑帮杀手，去追杀榜一榜二大哥，都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不怕死，他只是怕自己的“丰功伟绩”死后没人再记得。

《周处除三害》里用佛教“贪嗔痴”的概念来分别形容排行前三的通缉犯，陈桂林占个“痴”字，意味着他陷入“我执”的境地里走不出去，执着地要做自己认为该去做的事。

《周处除三害》和《飞驰人生2》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性观众喜欢和共情，是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这样教育和期待的：你是个男人，你这辈子是要做大事的，要光宗耀祖，要光耀门楣，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

当然，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庸庸碌碌过完一生的普通人，没做过什么大事，也不会有人记得，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憧憬成为这样的人，对这种叙事逻辑不会有疑惑和抵触。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黄精甫并不是要把陈桂林塑造成一个正面人物，导演其实是在同时批判这三个榜上的大哥的。

陈桂林虽然下手狠毒，但他对奶奶的感情和孝心，证明了他并不是冷血无情的，可是，因为他要出人头地，要扬名，他只能用打钱给奶奶的方式来尽孝，在他逃亡的四年时间里，他一次都没有办法去看奶奶。

因为陷入了“要做个男人，要做大事”的执念里，他失去了可以和奶奶相处的每一天珍贵时光，而奶奶最终没有花他赚的钱，只用三百新台币买了一块粉红色的卡通塑胶手表——这一切都是在讽刺他的执念，他以为他搏命赚钱就是对奶奶好，可是她需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个。

她需要的不是一个让黑道人闻风丧胆的陈桂林，她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桂林仔。

男人从小被赋予的“做自己”的主体性，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痛苦的枷锁，它要求男人要拼，要狠，不能示弱，更不能哭泣，加速内卷，力争上游……甚至荒诞到用自毁或毁灭的方式，去扬名，去让这个世界的人记住他。

陈桂林最终在警察和记者面前的激动，展现的是一个男人被父权制彻底异化的扭曲模样，一个男人居然将“人过留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未来的生活还重要，这种偏执，是可怕而不是可敬的，这是我认为《周处除三害》里最为深刻的部分。

《周处除三害》《飞驰人生2》和《热辣滚烫》可以说拍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三位主角都在面临一个抉择：人该如何度过一生？

这是很多文艺作品孜孜不倦讨论的母题，从《红与黑》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罪与罚》到《月亮与六便士》，从《小妇人》到《走出非洲》……不同的是，男人对于做自己想做的事、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件事，是有毋庸置疑的自信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这么教育的，他需要考虑的是：我该如何迈向成功，成为一个人物。

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那样：“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都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为可靠的道路。

”但是对女性来说，这种主体性是不存在的，《热辣滚烫》讨论的爱自己、做自己的命题，对男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女性来说，还是崭新的、尚未被全盘接受的新命题。

女性但凡想要做什么事，首先要解决的，是性别本身带来的障碍。

因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定位，是第二性，是客体，是不被赋予主观能动性的，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期盼她们作为一个成功男士、一个美满家庭的奉献者而存在，她们自我实现的需求和自身的欲望，都被教育要让位于她的伴侣、孩子和父母兄弟而存在。

传统女性，是不折不扣的奉献者。

尤其是出身于多子女家庭或是重男轻女家庭的女性，很多都会成为乐莹那样的讨好型人格，把自己所有的苹果都给别人，就算被伤害，也继续隐忍，默默付出。

看看那些常用来夸赞女性的形容词：乖、懂事、听话、温柔、大方……无外乎都是在规训女孩，要学会“委屈”自己，照顾他人的感受，以他人的需要为先。

陈桂林不会被问“你是如何兼顾杀手的事业和家庭的？

”但是已经婚育的职场女性就一定逃不开这个问题，这样的差别对待，就是大众的潜意识里都认定了男人去成就事业是理所当然的，而女性最重要的事不是这个。

女性还远远没有达到需要去烦恼我怎么才能成功，怎么才能留名的阶段（女性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就没有讨论这个的），她们还需要为取得男性与生俱来的主体性而艰难地斗争。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陈桂林和乐莹，其实都是父权制陈腐观念规训下的受害者，一个被规训要成为顶尖的、男人中的男人，一个规训要成为一个温柔懂事的、忍让宽容的奉献型女人，如果不是被这些观念所洗脑和束缚，他们的人生，本该是另一种模样。

太多cliche，都不知从何吐槽起了……现在的评分8.1分绝对虚高了，请有较多观影经验或有自己观影体系的朋友务必降低预期，这部片是一部无脑大男主爆米花爽片。

1. 肺癌确诊报告归属，2023年了，不会有观众在序幕时意识不到报告可能并不属于陈桂林的；2. 三毒，香港仔是嗔（蛇纹身为证）、林禄和是贪（鸽子的宗教意象可以映照他当下身份）都不提，主角陈桂林的痴是怎么回事？

他想出名的执念来自哪里？

是什么支撑他经历了这些年还能有这么强的源动力和执行力去执着于”想出名”这个念头？

主角这个人物本来非常有可塑性，但他的行动与其说是一个痴人，不如说是个连人物逻辑和行为动机都立不住脚的行为艺术家；【2024.03补充：搞明白了，评论区很多来骂我没看懂、认知低、智障的人可能是冲着第2点来的，那就延展一下吧。

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杀人，尤其是连环杀人，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绝非一腔血勇就能顺利完成。

陈桂林逃匿多年，顺利n杀，只有运气是不现实的（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拍电影，不需要考虑现实，那么谢谢你赞同了本篇标题：无脑爽片），还需要规划。

资金、医疗资源、藏身处、行动载具，都是最基本的东西，片中完全不提这些现实层面的规划和考虑。

我是以发问：是什么（钞能力）支撑着一个（完全没表现出在谋划这些现实因素的人）完成n杀？

片中只表现出陈桂林对排在他前面的通缉犯感到愤怒、他想出名。

但为什么？

这样的愤怒之火必然源自他的过往经历，什么经历？

陈桂林一登场就已经是一个充满执念的、可以随时杀人的形象，他先前经历过什么？

这种执念产生的源头是童年记忆还是青年经历？

一丁点儿描写都没有。

我是以发问：陈桂林的“痴”、想出名的执念源自什么？

十年不上豆瓣了，友邻探讨氛围不再，网友们连骂人都不会，在下颇能共情九斤老太。

】3. 发廊妹这个角色除了增加更多艳俗cliche还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吗？

4. 陈灰警官这个角色有存在意义吗？

5. 整部片子看下来，若是张医生探视完陈桂林，陈桂林得知肺癌报告真相之后，还能有进一步的黑色幽默反转，那可能会是一部还不错的片子，但没有，走向了奇怪的温情和拖沓的告别，这最终令本片没能成为《冰天雪地八恶人》的模仿作，而是流俗得莫名其妙。

以上。

买一张票看足三个片，黑帮文艺片，通心粉西部片，世外桃源系恐怖片。

第一个是全片开头和结尾部分，以及陈桂林和程小美独处的片段。

我初识阮经天的《艋舺》就可以归入这类，许多黑帮港片也有相似调性。

情绪炽烈又多愁善感的道友，快意恩仇里搅缠哀伤的人情纠葛，总是要在打打杀杀之后升华点哲思道理。

本片一个别致是把文艺情调拎出来跟市井热闹并列，好像造了个气氛独立成员有限的小王国。

在警局那场戏对比尤为明显，一片聒噪喧哗被陈桂林的大脑隔绝在外，除害计划在脑内震撼成型，他本来要踏入世俗自首，但两个世界在那场景短暂接触又分道扬镳，从此就是放飞自我的不归路。

第二个香港仔部分有强烈的西部片风格，泛着些许调皮的卡通感，都有本地恶棍欺人太甚、外来游侠筹备锄奸的基本结构。

冲突前的造气氛，突如其来的杀招，还有莫里康内似的配乐都太明显了。

理发店那场戏，带有经典西部片《无名小子》的影子，刀片和枪械暗中交流锋芒不知鹿死谁手，不过对峙结果跟原片就大为不同了。

第三个大闹灵修中心，参考的是《柳条人》的小岛、《X档案》常见的郊区小镇，尤其跟《致命录像带2》的邪教一段神似。

封闭社区外表祥和暗藏祸心，循着外来者视角步步揭开凶险皮相。

当然也不是复刻经典，加了一层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设定张力。

有点像抢劫团伙误入杀手家、流氓帮派惹了退役特工之类爽剧，让你搓着手等看恶人遭殃。

这段落阴谋展开的情绪冲击吓人，到了杀戮反而是一种畅快解脱。

一面喜欢把爱、幸福、赎罪这种缥缈的大词挂嘴上，一面眼也不眨夺走奶奶留给你的唯一纪念——这种鼠辈就该脑门上给他一枪大快人心。

陈桂林这个心狠命硬枪准又孝顺、突发奇想要除三害的神经质通缉犯，个性魅力已经够张扬，哪怕看他杀两个工具人也是不错的商业佳片了。

但是电影追求不止如此，既然是三害，每个都不能止步于有名有姓。

香港仔是当年让一个警局打空子弹都搞不死的命硬传奇，结果20年后一出来就是把自己手弄得血淋淋，灰头丧气的。

号称是因为插人几刀误伤自己，但20多年的老道友哪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当然是吃了亏，扯谎护面子。

他心里有多气恼，很快就有行动揭晓——倒霉小弟多笑了半声，立刻挨他连碎七个啤酒瓶，还要上烟灰缸，被继女劝住。

大家看港片也不少，见过哪个稍有本事讲点道义的大佬这么对小弟的。

内荏才要用色厉来掩盖，整个段落不费笔墨，靠演员言行已经做了境况和性格的介绍。

说到继女更加突显香港仔可悲，不伦之前还得强调“我把你妈照顾得很好”。

一个男人，堕落到只能靠提醒利益交换来让女人跟他亲近——对方还非常不情愿——可见他已没有丝毫气概可言。

后面还要靠捆绑来振作雄风，有心无力直追《罪恶之城》被缴械的黄皮恶棍。

他再次回住处，一脸郁丧地决定抢货跑路，这是万念俱灰后的孤注一掷。

但让人最同情的还是说完计划对继女吼了句“你还有放不下的？

”——他竟然在害怕这女人不愿跟他走，连他仅有的颜面也撕掉。

如此穷途末路意志涣散的老狗，难怪在陈桂林面前撑不过几招。

灵修中心林禄和的戏更微妙。

跟医生打听到“这药是治疗癌症的”，下一场转头就跟陈桂林说“是你体内有脏东西”，一个简单的信息差，向银幕下自证是个职业骗徒。

接下来那场问陈桂林“你是警察？

”，露出一丝忧心的谨慎，接着“是道上的朋友？

”，这时就有一丝狡诈的笑颜。

最终得知来意，表情彻底放松，恢复尊者那副超然世外的模样开讲神迹，整个微表情转换迅速默认身份，还把个性与三观做了不少于千字小作文的介绍。

临死那场，随着陈桂林子弹不断卡壳，他贪生怕死又余悍犹存，带伤正坐七情上面，短短几秒钟仿佛一生经历都在表情里都闪过一遍。

这样写的戏，演的戏，看着真是痛快。

这个片剧本手艺扎实，常有一个信息多次拼图式交代的炫技（比如陈桂林劫持医生儿子还回的过程），能把普通的过场情节也拍出大张力。

还擅长用一个（故意给你猜到的）假反转来掩盖真反转。

例如假反转是灵修尊者是整容后的通缉犯，用来藏住真反转是信徒被洗脑控制之深，面对领袖挂掉的反应超出（我们和陈桂林的）预期，于是大开杀戒就不只是简单的以暴制暴。

陈桂林口吐黑血，后面我们得知是食物下毒，此时仿佛看见编剧像陈桂林被捕时一样笑着：你们起初是不是以为癌症的缘故啊，我可没说哦。

电影里三大通缉犯按出场顺序，恰好跟多年前那部《树大招风》陈小春、林家栋、任贤齐所演角色形成某种对照。

人生高光时过境迁后，都走着相仿的路：一个还在嚣张跋扈挑战警方，最后落入罗网，一个依旧狠辣但再难复当年光辉，被江湖抛下，一个改头换面做起安全行当，不料依旧难逃横死。

《树》三大悍匪最终没能碰上面，合力搞个大事的愿望随风而逝，而《周处除三害》三大通缉犯却在不同的时代和另类的缘分下狠狠撞上，他们中至少有一个真正实现了人生宏愿。

文｜梅雪风 首发于《人物》公众号一《周处除三害》是部一俊遮百丑的电影。

它的瑕疵是显而易见。

在人物设置方面，李李仁所饰演的警探就相当功能化，他在前面死死咬着陈桂林这个嫌犯不放，但在后面一个多小时的剧情里，又无故失踪。

前面的警匪追与逃的基本戏剧结构，在灵修中心这个超长的戏份中被完全放弃，这显然不是追求严密戏剧逻辑的电影所能接受的。

在基本合理性方面，有些地方也严重经不起推敲。

陈桂林的两次受伤，都迅速地像没事人一样痊愈，特别是第二次中，他腹部中刀，又被钉在棺材之中，他还能全身逃脱，同时不需养伤直接回到灵修中心，大开杀戒，显然也有违人体的基本生理现实。

在人物的基本情感方面，无论是陈桂林对于名声的热爱，还是他对于自己外婆的情感，其实都没有真正扎实的描述。

也因为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当陈桂林去警察局自首发现没人认识自己，于是他决定去除掉通辑排行榜前两位来让大家记住他的行为，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说服力。

整部电影的风格也似乎飘乎不定。

影片本质上其实相当荒诞，陈桂林的最大决定，其实都来自于命运的捉弄，他的癌症其实是医生的误导，而他到警局被忽视，则很大原因来自于当时运钞车翻覆，哄抢的民众上交钞票导致警局混乱不堪变成菜市场。

但影片在这种荒诞性上也并不着力，而是轻轻带过，以至于浪费了这两个设定。

它看起来像是台湾小清新和邪典电影的生硬结合体。

说这种结合生硬，是因为它似乎从不想将这两种风格进行融合，在奶奶死去时，电影有多么纯情和正常，那在香港仔那段的搏杀和灵修中心大屠杀时，它就有多愤世嫉俗和变态。

它在进行这种风格转换时，并没有什么循序渐进的铺垫，而是完全俯冲似的硬着陆。

影片看起来像是一袋散装糖果，各种口味风味随机分布，没有严密的布局，没有严格的风格控制，在一个粗壮的故事架构下松散地统合在一起。

二如果说这部电影拍得好的地方，在于它拍出了佛家所谓的“我执”，这部电影中屡次强调的“贪嗔痴”其实都是我执的一个变种。

它拍出了我执的一种内在的疯狂，它如同漩涡一样让人身陷其中，如同贪吃蛇一样无法自控，如同莫比乌斯环一样首尾相接，有着自循环的自足和无休无止。

也正是影片看透了这一点，片中人物的行为既是人物的自主行为，但又有着一种不自知和既使自知也无法自控的悲剧感。

就如同香港仔。

他的暴力，如同一种病症，他显然以此为乐，但也显然对他也有着一种困扰，他用酒瓶砸手下马仔的头颅和他用剃刀威胁陈桂林的疯狂，显然不能完全用快乐来形容，它看起来更像是他的自我平衡方式，他就如同一座随时会喷发的活火山，必须不停地用这种小型爆发来泄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爆的惨剧。

就如香港仔与小美的关系。

小美的母亲招人虐待，然后香港仔救了小美的母亲，于是小美的母亲替他坐牢，然后香港仔继续虐待小美，而小美却又在报恩的压力下承受着这种虐待，这看起来又是个报恩与受虐的完美闭环，没有外力的介入，将会无休止的循环下去。

片中当小美叙述起这段变态的关系时，有一个大全景，两个挖掘机的机械臂在视觉上构成两个套环，将小美和陈桂林囚禁在其中，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明示：他们都是这种无法逃逸的因果关系的奴隶。

也如同尊者林禄和。

这是一个杀人狂魔，他显然以杀人为乐，在他临死的最后一口气前，他也没有丝毫的悔改，他甚至还有一丝可笑的委屈，天地杀人，人们习以为常，为什么他杀了区区几个，陈桂林就大惊小怪。

他同样陷在自己的杀人逻辑里，他不是不反思，他同情心的天然缺乏让他越反思越邪恶。

而那些信众同样如此，既使面对死亡，他们也无法真正醒悟，甚至这种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种殉道的途径，通过这种死亡，他们更能更快地抵达他们想像中的天国。

片中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极其封闭的思想和人生的囚笼里，他们不知道这个囚笼的存在，所以也就没有试图想去挣脱的可能。

而片中的主角陈桂林其实也是如此，他执着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他的名字，如果不是他自以为的死亡的即将到来，他也没有改变的可能。

但他真正的改变，并非是他决定去杀那两个比他更有名的通辑犯，这仍然是他成名计划的一部分，他的改变是他的两次拯救，一次是他顺手救了小美，第二次则更加关键，他主动返回灵修中心的礼堂，大开杀戒，以他的方式拯救了苍生。

当他杀掉礼堂里所有人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他的声名在杀，而是为了他自以为的良心在杀。

在这几组表现“我执”的人物关系中，本片主创倒是显示出他们某种程度的严谨和细致。

香港仔是被动的“我执”，他更多地像一个野兽，被他的本性所驱使，他被动地欢愉，被动地虐待，被动地狂暴。

而灵修中心的那些信众们，则是主动的“我执”，当整个世俗生活残破不堪时，他们主动地寻找救命稻草，主动地把自己圈禁在一堵思想高墙之中，用这种自设的确定性，来对抗世界本身的不确定感。

从被动到主动的展现，层层深入地描摹出人的存在的可悲可怜。

与这种我执的疯狂与封闭截然不同的是，影片的主体气质还有一种苍凉的疏阔感。

这种疏阔感与陈桂林的精神状态相关。

他是一个热衷声名的人，但突然而至的死亡讯息，让他的热情变得没有了意义。

他要去杀掉排名在他前面的两个通辑犯，与其说是一定要在死之前闯出大名声，不如说是他必须在死前给自己找点事做，让自己在等死的路上不至于过于孤单。

所以当他跟踪小美去寻找香港仔的时候，影片一个大全景，是两辆一前一后的汽车，音乐是舒缓而又沉郁的，我们感受不到猎物在前面的兴奋，而更多的是天地之大却无路可走的苍凉。

在去寻找林䘵和时，影片所呈现的氛围同样如此。

其实对于陈桂林来说，他安静地行走在路上，更像是孤独地去往自己的墓地。

这种宁静且颓废的气质，和片中小美发廊里面所充斥的邪性暴虐，以及林䘵和灵修中心的令人发指的伟光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让影片有了冰与热、紧与松的微妙多元质感，人生的荒凉与空幻，与人生那种执念的热辣甚至是滚烫，在相互映衬之中，都变得别有意味，甚至有点迷人。

三整部电影，从某种程度和杜琪峰的《盲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它们其实都在讲一种心盲， 一种不自知的执着。

香港仔和林䘵和及信众的疯狂，与《盲探》中小敏他们一家对于爱情的疯魔，其实如出一辙。

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投入到困果轮回的无解套环之中。

但黄精甫与杜琪峰的不同之处在于，杜琪峰对于在类型片框架里进行作者表达驾轻就熟，而黄精甫那种书面化的精英范儿与类型片元素则始终有点磕磕绊绊，那种刻意求新求出位的新手心态，总是让影片的某些地方显出一种雄心超出能力的生涩感。

当然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相较于杜琪峰，黄精甫还有点CULT片导演的那种政治不正确的邪恶劲儿。

这种邪恶劲儿，主要体现在陈桂林的两次杀戮之中。

在陈桂林似有所悟地理解了香港仔和林禄和的本质之后，看到了那种水泼不进的疯魔后，理解了他们不是自己想坏，而是他们生就了一幅坏人的体质之后，他不是升出一种更高维度的悲悯之情，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超脱感。

他痛下杀手，因为他知道他们就没有教化的可能，没有教化的可能，杀掉他们也就没有道德的压力。

而对于礼堂里那些邪恶却虔信的信徒时，他也没有那种首恶必除从者免责的同情心，而是一种嫌恶，一种斩草除根的快感。

这也是这场戏成了这部电影最大的华彩的原因。

黄精甫戏谑地违背了弱者必对的道德常规，在这场戏中，没有那种为弱者的恶找出理由开脱的高尚觉悟，他冷血残酷地指出：弱者的恶，与强者的恶是一样的，首犯的恶与从犯的恶，在一个罪恶链条里同样重要，所以片中陈桂林大开杀戒，将首犯与从犯全部处决，只有这样，才能让恶没有藏身之所。

而那些从犯们毫无畏惧的眼晴，与陈桂林同样没有怜悯的表情，构成了这部影片真正最大的悲哀，在善与恶之间，没有转化的可能，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他们就是处在完全不同的异世界。

这种绝对悲观，以及基于这种悲观所采取的偏执激愤的行为，一起构成了这部电影的所谓爽感。

这种爽感，其实也是所有B级片和CULT电影爽感的来源。

在中华儒家文化圈这个被道德教条重重捆缚的社会，其实产生真正cult电影的机会较少，所以香港这些年也只有郑保瑞和邱礼涛导演仍然保有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疯癫劲。

因为中庸是主流文化的根本基因，但也是这种中庸的压抑，让主流文化所不能完全覆盖的内心，其实淤积了很多极端的情绪。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性的政治正确风潮越演越盛的情况下，这种压抑显然也越来越严重。

这也是这部电影在内地产生如此大动静的底层原因。

当然，真正的极端在院线片这个领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影片本能地增加了一些保险性的元素，来对冲那有限的出格所来的风险。

也就是影片前面对于亲情短暂却极度煽情的强调，以及最后认罪伏法时那些煽情的处理，用这种极度正常正确正规的道德观，去覆盖掉影片中间体现出的对人这个物种的蔑视和厌恶，以及人类无可救药的绝望。

但这些微露出的些许锋利，已经比绝大多数国产片走得远太多，以至于有了先锋文化的那种不管不顾的酷感。

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部但凡有点追求的电影，总是要试图在已被格式化疆域的边缘探索，呈现某些人类极端却真实的现实、情感以及思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让多元性真正存在，而多元才是人的本真状态。

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令人悲哀的。

因为在电影史的任何一个阶段，比这出格的电影数不胜数，但不幸的是，它们很多都处在一个以挑战甚至是挑衅为荣的艺术时代，于是它们很多也就湮没无闻，而这部电影，则因那一丁点儿在过去显得安全无比的动作，在这个安全至上的年代，收获了过多的“这都敢拍”。

在和平影城二刷电影《周处除三害》，重点留意了一下作为林禄和执掌的灵修中心灵歌的《新造的人》、在电影中四次响起之时的叙事推进作用：第一次响起，恰恰是尊者训示“生命的意义，就是无意义”之时。

作为邪教组织的灵修中心，首先就是要掏空你过往一切存在的意义，包括财产、功业与社会关系，从而为其实施精神控制提供必要条件。

因为一个空心而虚无的人，是最适合被“乌合之众”式集体裹挟的人。

第二次响起，恰值女歌者伪装自己是癌症末期患者，感谢自己的新生，都完全是尊者带来之时。

先前对你存在意义的掏空，就是为了让你存在的全部意义，都依托于尊者这样的“教主”和精神控制者，让你成为他一人的自由意志之下的盲从对象。

第三次响起，是陈桂林试图带着不明真相的女子离开，被尊者和所有信徒拦截之时。

灵修中心作为邪教，其共同体确立的重要形式，就是区分敌我，把所有意志不坚定、不盲从，尚存自身主体性的人视为异己，从而除之而后快，确保组织的绝对纯洁。

第四次响起，是陈桂林已经将尊者林禄和击毙、正试图离开，发现女歌者仍然在发起集体灵歌歌唱之时。

教主已死，其继承人还在实施精神控制，试图成为下一个教主。

而广大信徒则出于心理惯性和已经被完全掏空的大脑，继续歌唱，继续盲从，继续在“新造的人”的幻梦中执迷不悟。

在信徒一个个倒下之时，作为最后一位被击毙的人，女歌者赴死之前、歌唱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平凡的灵魂，紧紧跟随不须多想”，将灵修中心之邪教本质昭示无余。

大陆首映的第一天，我去看了《周处除三害》。

情节尚好，片子里对人物的细节处理倒是让我颇为惊艳。

譬如张贵卿开篇便周旋于奶奶、陈桂林和陈灰之间，她的身份却一直隐而不发，直到陈桂林去朝她打探香港仔下落才在言谈中得以揭露，静水流深，比之大部分商业片中迫不及待灌观众一嘴信息的做法高出许多。

譬如大家都说得倦了的林禄和，他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里已有新心灵社的宣讲册，他空棺材里只有一张母子合影和一截断发，他真的就“舍了前尘”再也没有取回母亲的回信。

但看了几篇影评和公众号，讲到陈小美和香港仔的关系，似乎都简单地归类为一个等待英雄救美的玩物，甚至有人认为程小美对香港仔有着斯德哥尔摩式的信仰，和后面的林禄和一节形成对照。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程小美和香港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些更微妙和复杂的东西。

程小美对香港仔不是斯德哥尔摩式的信仰。

如果是信仰，不会在香港仔当众调情的时候条件反射性地反手挥开，不会在对方解开浴巾后偏过头做聊胜于无的反抗，不会在镜中看到枪时不发一言，不会在浴帘被扯开时立刻回身躲避，不会在陈桂林第二个选项还没说完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

信仰是林禄和的故事里，心甘情愿奉上的身体、物质和依赖，即便尊者已经被陈桂林杀死，他的信众依然唱着歌不肯离去。

程小美绝不信仰香港仔，她被迫献出身体，却绝非心甘情愿。

她倒是有一些习得性无助，就像她的母亲当年被香港仔解救后便甘心替他顶罪，而程小美毫不犹豫地坐上了陈桂林的车，问他接下来去哪里。

这本该是一次重蹈覆辙，只是这一次陈桂林把方向盘给了她，于是他们之间真的生出一点真情来。

程小美对香港仔也不是单纯的恨。

在被解救的第二天，她和陈桂林坐在海边，他问她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她说香港仔就是她唯一的亲人了。

这句话很微妙，如果她恨他入骨，她大可以说“没有了”，为什么还承认他是她的亲人？

发廊宵夜的那场戏里，仅仅因为手下不长眼跟着笑了两声，香港仔便朝他头上砸了七个酒瓶，还不满足再要拿起烟灰缸的时候，程小美出现按住了他的手。

类似的场景在第二天的理发戏中又重复了一次，她纤细的手指按在他气得发抖的手上，她按着他，就真的按得住。

陈桂林从发廊离开之后，香港仔隔着浴帘质问小美那个人是谁？

你认识吗？

他来找你干什么？

带着几乎是委屈的神色（袁富华演技真是好）。

当他大喇喇地吐槽“百香果要怎么杀人啊”的时候，他们曾经相视而笑，笑容里只是温情。

香港仔是贪嗔痴中的嗔，是蛇，是愤怒。

夜宵戏和修面戏中他已是盛怒之极，压迫感极重，如果程小美只是一个玩物，那个烟灰缸、那把剃刀，就该落在她的脸上。

但是没有。

在那些我厌恶的毫无必要的裸露戏中，程小美的身上看不出任何伤疤或淤青。

香港仔打过她一耳光，在她拒绝低头的时候。

后来我想，这一耳光就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注解。

这一耳光没有那么重，不是那种雷霆万钧、一巴掌下去头就被打得偏向一边，半张脸肿起来，甚至脱落牙齿、吐出血来的耳光。

这一耳光也没有那么轻，它是货真价实的一耳光，不是那种玩笑式的拍打。

这一耳光介于真正的惩罚和戏谑之间，是一个威胁——“我并不想伤害你，但你最好知道我可以。

”于是程小美低下了头。

性即是权力。

在程小美和香港仔的两段场景中，这一点不可能被表现得更明显了。

因为归根究底，毫无疑问，这是一段权力压迫的关系。

我没有兴趣分析上位者对他的猎物究竟有怎样复杂的感情，因为任何分析听起来都像是脱罪，而任何感情都不足以令他脱罪。

但在这一段关系里，猎物也有曾露出牙齿，撕咬着最后一点微末的领地。

所以我无法忍受有人说程小美信仰着香港仔，或是有了斯德哥尔摩式的爱情。

因为她最后的领地只是感情。

或许在他解救她母亲时，她曾真的看到一点曙光；或许在十年如一日的取药中，她曾真的把他当做继父去关心，换来他对待她那为数不多的区别。

她抓住了这一点区别，这一点区别让她维持了做一个“人”。

但她从未沦陷，从未放弃，从未在这一点区别里献出她的“爱”。

在这样的处境中，爱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不妨碍香港仔该怎样使用她就怎样使用她。

但这是她最后能控制的一点东西。

因为这一点东西，她不是一个玩物，也不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的信徒；因为这一点东西，她没有去死，她活了下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真厌恶那些毫无必要的、只为了给某些观众发放所谓福利的戏码啊。

因为他们之间原本充满张力，但不是性张力。

从猛虎爪下救出少女，少女却不知何谓自由。

在蛟龙窟中劝返信徒，信徒宁死也盲从迷信。

尊者口言放下贪嗔痴，但不放下真金火炼。

信徒抛开世俗物质，却抛不开自我催眠。

子弹卡壳的奇迹近在眼前，自欺欺人的鞋胶更加捷径。

每个人都在自恋、意淫和幻想中，渴望救赎重获新生，再造新的自我。

然而路径和真相，比凶猛的虎，狡猾的龙，还要更胜一筹。

哪怕是除三害的周处，也无法逃避如此命运。

营销教科书《影响力》里有一个案例，我记忆很深刻，当时就在知识星球分享。

说两个教授因为个人心境抑郁，便报名参加了一个冥想灵修禅修的课，但是去听课后发现这是一个迷信、神棍、骗局。

于是博士就站起来反驳主持人，有理有据，字字珠玑，清晰明了，把行骗的主持人驳的哑口无言。

甚至主持人自己都承认，自己逻辑站不住脚了。

然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场的那些听众，报名参加这个骗子灵修冥想的人不仅没有变少，反而变多了，甚至争先恐后。

你们猜猜，这是为什么？

答案我先写《周处除三害》，边写边告诉你们。

昨天紧急通知，《周处除三害》今天29号，最后一天点映，明天正式上映，就会换拷贝，打马赛克，删减。

但其实点映版的高潮部分，也是有删改的。

最高潮的部分射杀鞋胶徒的血腥场面，会有很多特写被剪成静态镜头，只保留声音，所以高潮的力度和讽刺度都有减弱。

现在就期待说网飞版可以是一秒不删，一秒不改。

说到这个高潮，真的是成功的让我，直接在电影院放肆的大笑。

尤其是阮经天去而复返的时候，那个表情那个演技，真的演出了那种迷惑、不解、愤怒、却又好笑的幽默感。

以下开始解读，注意会涉及剧情周处除三害，猛虎，蛟龙，和周处。

香港仔，尊者，陈桂林。

对应电影英文名，pig，snake，pigeon尊者毫无疑问是snake，是周处搏斗了3天3夜的那只蛟龙。

（此处有误，我对应的是典故原文，电影应该是对应佛教贪嗔痴，并且有纹身，一刷没注意纹身，二刷再仔细看看。

）一个犯下50多次枪击案，杀了6个警察的通缉犯，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尊者，鞋胶头子用豆瓣网友评论，通缉榜榜一大哥把榜三骗得团团转。

我自然是一秒都没怀疑过的，当然是神棍啦，因为我从小耳目有染，读过也见识过太多了，而且也是好奇过跑去传销窝点体验然后又跑出来的人。

电影整个第二幕，就是导演在给观众下套，让你犹豫尊者到底是不是骗子，但凡你有一丝动摇，那恭喜你，传销诈骗和迷信，你又白嫖一课，涨经验接受教训了。

不过我也要老实坦白，我以为孩子妈妈会扎陈桂林一刀。

我觉得会扎刀，还是因为我太傲慢，总提防蠢货会害人，忘记了蠢货首先会害己。

没想到自杀了，震撼，却非常真实且合理。

随后陈桂林的复仇，便进入比较有意思的解读空间。

陈桂林拿出枪的时候，信徒就集体转身，这意味着权力的倒转，而信徒是没有自我主体的，谁强，他们就听谁的。

陈桂林占有绝对武力，所以就必须恭敬的听他讲话。

陈桂林说跟关公许愿九次，所以也给尊者九次机会，赌一赌他的枪卡不卡壳，这又是导演在给观众下套儿。

一把枪连续9个子弹卡壳，概率是多少？

奇迹好吗？

但这个地方，但凡你有一丝犹豫，以为尊者真的可以九枪不死，你都是对现代文明的不尊重，恭喜你，传销诈骗和迷信，你又白嫖一课，领经验包吧。

我当时马上就在想，尊者第几枪死，我直觉是第四枪，总之不可能是五枪以后，毕竟不能太离谱。

没想到3枪就死了，我忍不住一下笑出来。

导演真的太会拍了。

然后进入认知失调阶段。

陈桂林杀完尊者，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下命令，没有以强者的身份，给这些信徒一个“确定感”。

因为哪怕是“我要举报你们都去坐牢”“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也好过什么话都不说。

对于信徒来说，他们为什么信？

因为他们没有主体，没有责任，也没有目的地，尊者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尊者给了他们存在的理由，你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缝合接入，也可以说是自欺欺人的偶像崇拜迷信崇拜，甚至是饭圈或者鞋胶精神控制，都可以解释，本质是相通的。

没有主体的人，不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买单，谁率先说服他们，他们就信谁。

就好像是落水者，你丢给他一个稻草，他也拼命地去抓住。

他们甚至会主动进行自我欺骗，所以尊者其实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

正如开头《影响力》灵修冥想班的案例，那些人看到主持人被博士驳倒，反而争先恐后的买课，明知是骗局也要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买的晚了，理智占了上风，就错过被骗的机会了。

仔细想想吧，对于没有主体的人来说，错过被骗的机会，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将被迫面对现实的荒野，并再也没有借口拒绝承担责任。

这比杀了他们还可怕。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说，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逃避回避，逃避可耻且没用。

逃避是一种作恶的潜在忧患。

人类最大的美德和赞歌就是勇气。

罗翔老师对此说过很多名言。

项飙老师说过一句话叫“认命，但不要认输”。

「你出生在一个差劲的家庭里，做这么一份工作，不要把它看成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它充分拥抱住，看清楚，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的？

你究竟为什么是在做这样一件事？

出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随机事件，这个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

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然后你不是要超越它，而是去把住它、改善它。

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接受那些确定的东西，拥抱那些不确定的东西。

但是很显然，又要第n次说那句伏尔泰名言了——古往今来所有的智者都说着同样的劝告，但所有的庸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从未听过。

所以，何必再多费口舌？

若是道理实在说不通，贫僧也略通些拳脚。

当然了，去迷信的人除了人格上的巨婴不负责之外，对一些生老病死的事情也是另一种无奈。

这是无法改变的，和明明可以自食其力却懒惰愚蠢的信徒，略不一样，这个苦难得另算。

比如尊者让孩子不能死，但也不能活，借此吊着孩子妈妈。

孩子妈妈虽然愚昧孱弱，但也是因为孩子所以才会病急攻心被逼无奈，最终选择了自杀也不害人。

这就更显得尊者的恶毒，专挑苦命人骗，你越苦越弱，就越是要骗你害你剥削你。

杀掉尊者，陈桂林前脚刚走，后面又唱起颂歌，前面解释过了，这些人必须要有主体，要自己变成润滑剂，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去粘合意识形态的接入点。

所以哪怕尊者死在眼前，他们也还是会用一种认知失调的姿态完成自己的任务。

对，迷信是一种任务。

这一点在封建时期的基督教尤为明显，你的罪和你的信仰，都要求你必须完成上帝给你的任务才能偿还。

在资本主义再消费型模式下也一样，娱乐和放纵是一种任务，是一种责任，如果你不参与娱乐和狂欢，你会有一种负罪感，内疚感。

因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对你的心产生了影响力，并且每天都在下达指令。

同样的叙事，在程小美身上一样应验。

程小美的妈妈被香港仔从另一个男人那里救了，所以她妈妈就愿意为香港仔顶罪，并引以为豪——恰好前天介绍《可怜的东西》写过了，女人不存在，女人只是男人的延续。

因为没有主体，所以她必须要找到一个主人，在男人之间流转。

陈桂林从香港仔手底下救了程小美，程小美就非常主动的说，“我们接下来去哪？

”又是典型的父权社会，一个男人从另一个男人手里解救了女人，于是女人就自动的追随成为附庸，没有主体。

注意看这里，程小美问了陈桂林两个为什么？

陈桂林也问了程小美两个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牢笼里，互相不理解对方被支配的任务。

被挖掘车包围的镜头语言，也暗示囚笼，精神上的不自由。

但是陈桂林做了一件超脱的事情:他对程小美说，车给你，你自由了。

自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主体，意味着自己没有主人，正如尼采杀死了上帝，从此人类的存在不需要上帝的许可，也不需要上帝的任务，人类有了权力意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自由的。

那既然自由这么好，为什么还有人在文明的社会选择不自由？

前面说过了，因为存在主义的标准定义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存在但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全责，权利和责任相等。

但是对于那些不成熟的灵魂来说，要独自面对责任承担现实的残酷，比杀了他们还难，他们需要主人，需要一个尊者，一个父，一个爹。

这就是父权。

庸人喜欢沉迷在幻象中，喜欢自欺欺人，喜欢让意识形态和偶像成为自己的主人。

庸人，离不开一个爹。

区别只在于，他们的品味最终找了谁当爹。

子弹卡壳的奇迹近在眼前，自欺欺人的鞋胶更加捷径。

义人唤醒不了索多玛，只有天火可以。

陈桂林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些信徒，又迷惑，又好气，又好笑，简直就是迷惑人类大赏。

然后，一边悠闲地装子弹，一边一枪一个的屠杀他们。

子弹卡壳的奇迹近在眼前，自欺欺人的鞋胶更加捷径。

这些执迷不悟、死到临头的鞋胶分子，确实是死有余辜。

此刻，导演又给观众下套，如果你觉得他们没有罪，那么显然你忘记了10分钟前他们刚刚合谋逼死一个人，杀死（未遂）一个人，并且在这之前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在这之后不知道还会杀、骗多少人。

平庸之恶是极恶，觉得平庸之恶无辜是极蠢。

当然，虽然是恶，却也不至于说是屠杀，因为法律也没有这样规定。

但是很显然借助陈桂林这个屠夫的手，导演让全国的厌蠢症患者都享受了极致病态的症状，当场高潮。

真理在子弹射程之内。

最后，是陈桂林本身。

他不是英雄，因为他也沉迷在自己的幻象中。

陈桂林初始动机是要“干票大的扬名立万”，以及看到通缉名单，榜一榜二名字和脸是全的，自己的脸被小广告粘住了，撕下来也只有半张脸。

此处镜头给了他一个狂狷邪魅的表情。

这个表情在杀香港仔的时候有回应，就是香港仔说给我一个理由，他用枪口敲了敲自己被刀挂了刀疤的眉头，匪气尽显，杀你就是不爽。

他要扬名立万，要浪子回头，要悔过自新，要去自首。

但其实，他只是在享受自己的自恋，享受一种超我淫荡。

超我是淫荡的，超我需要依靠主体违反规则来实行律令的惩罚，所以他会勾引主体去违背律令，他始终是“我”的计谋的一部分，只有在谴责自我、惩罚与赎罪后，才更能心安理得的沉沦下去。

所以陈桂林依附尊者的时候，他以为他大彻大悟了，实际上他沉沦的更深了，陷入了无底洞般的幻象里。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但是当他死而复生，看到尊者空荡荡的棺材后，释怀的笑了，此刻他才真正的回到实在界，并对那些依然在幻象中的人进行屠杀。

结局，自然也是坦然面对自己的死刑，并在死前，真正的彻悟。

因为此刻，他没有主人，没有幻象，他是他自己，他的名字叫陈桂林，他是自由的，他自己选择了自首，不为名利，不为心安，不为关公祖师，只因为他“对不起社会”，愿意赎罪。

存在，还是占有？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尊者教他虚假的舍弃的物质，但是他学会了真实的舍弃人生，把最珍贵的手表送给有缘人，随后放下屠刀，以死殉道。

说几个细节。

1.医生脱口而出，奶奶不要插管，是因为此时她已经知道自己肺癌，所以代入了奶奶。

插管很没有尊严，宁愿死去。

这是一个伏笔。

2.饭菜下毒也有特写，桂林吃饭是第一次，小胖吃饭桂林送饭是回应。

暗示鞋胶发展一个就去害下一个，毒药在受害者中传递。

3.尊者情妇为什么唱歌赴死在公号详细写了，也分析了她的地位其实比尊者高。

网上有人说其实她才是教主，我比较认同。

也不一定说她才是教主这种显性身份，只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很值得分析。

4.枪是格洛克17，有人说是埋在土里下雨受潮，但和朋友讨论后，感觉更有可能是子弹底火问题。

‍‍‍‍我又想起来一条，山上彻也在给鞋胶受害者论坛版主写信的时候说，想要一把枪，想的快要从喉咙里长出手来了。

后来他杀安倍的自制枪是电池激发，应该没有底火问题。

最后，附上我的短评，以及去年在某乎写的，为什么现代文明这么发达还有人迷信宗教。

声明:系国内各平台签约的读书影评人，律师团队保护，全网抄袭必究，被起诉不要和我联系，没用我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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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比自己想象中更喜歡《周處除三害》。

電影在香港的評價非常兩極，但票房大概確實不好，院線的排場並不算多。

無論是否喜歡它，「黃精甫一點都沒變」這一點評價大概是再中肯不過，兩邊的人都不會反對。

就像當年拍的《江湖》，喜歡的人很喜歡，不喜歡的人很不喜歡，如今這部也是。

黃精甫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這麼多年後，拍了一部台灣電影，還入圍金馬獎最佳導演，令大家以為他也許有些改變。

一同看此電影的朋友說黃精甫僞善，我一時不知如何反駁，後來回到家再細想，也許是誤會了這部電影，至少是我可能誤會了它。

我誤會它是一部與社會議題有關的電影。

這也怪不得我，起了一個這樣的名字（「周處除三害」畢竟是有出處的），以及這幾年台灣電影乃至全球電影對社會議題的偏好，再加上邪教那一段劇情，很難不讓人對它有此誤會。

段落式的敘事，表層展現出來的憤怒，或許又令它看起來有點像是台灣版的《天注定》。

但想想黃精甫過去的幾部電影，他對於社會議題似乎並沒有太多的關心。

這部電影雖然表現了台灣社會的一些荒謬現象，或涉獵了台灣人所關注的一些議題，如黑幫猖獗、警察無能、廢除死刑……但這些其實都只是背景的點綴，而非主題。

我不介意說自己年少時也喜歡過《江湖》甚至覺得《阿嫂》也不錯，現在我也願意相信黃精甫只是想講一個關於愛的故事──對，就這麼老土，一如十幾年前的黃精甫。

解除了這個誤會，電影裏一些看似不合理、不統一的東西，比如簡單如「阮經天飾演的主角陳桂林到底想怎樣」，就變得說得通，而原本看似串聯不起來的故事，在精神內核上至少是一致的。

身為通緝犯之一的男主角，到底為了什麼而要去殺死另外兩個通緝犯？

如他在電影裏宣稱的那樣，是要在病死之前做件大事讓人人記住他，還是為自己曾經「作惡」而贖罪？

贖罪嗎？

他其實沒有那麼「壞」，在邪教修行營大開殺戒之前，他殺死的沒有一個是無辜的，都是黑道上可說是窮兇惡極的人──當然，身為黑幫的殺手，他也不是為了什麼正義，純粹為了賺錢而已，但即使是為了賺錢，也非個人的享樂。

潛逃的日子可不好過，連唯一的親人也無法親身探望，他不像袁富華演的那個香港仔，視通緝令如廢紙，一直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繼續行兇作惡。

他四年前殺人賺錢，是為了他相依爲命、年邁的奶奶而已，儘管實際上他奶奶並不需要那麼多錢，他只是以為錢就是能給奶奶最好的愛。

他看到奶奶留下的那隻表，可能也明白了奶奶需要的不是錢。

他自己也是一個缺愛的人，無論奶奶給了他多少愛，都填補不了父母的缺失。

他大概以為，奶奶給不了的，是經濟問題。

由謝瓊瑤飾演，四年前曾為他療傷，在他潛逃四年期間又替他照顧奶奶的「赤腳醫生」，在他眼中，或許也是母親的一種替代。

在未知道二人真正關係之前，看起來就挺像那麼回事。

當然，兩人關係的着墨並不多（這是整部電影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但在奶奶過世後，他在她面前毫不掩飾地痛哭，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對她的信賴。

陳桂林跟「周處除三害」故事的「周處」並不一樣（劇透：真正的周處是那位醫生）。

他由始至終都只是因為自小缺愛而在追尋別人的關注，他除害不是替天行道，也非贖罪──這也解釋了他人不算蠢，卻為何那麼容易受了邪教蠱惑，也解釋了他發現被欺騙後，會有那麼大的憤怒。

與他相反，邪教教主在成為通緝犯之前其實有一個母親，之後甚至曾寄信給他母親，對自己的貪念所引發的惡行表示懺悔，但這些懺悔當然都是假的，他告訴陳桂林「牛頭」林祿和已死也是假的，因為他本人就是林祿和。

我想，當陳桂林掘開林祿和的墳墓，發現棺材裏放着的只是一張林祿和和林母的合照時，他最大的憤怒不是自己受騙，而是林祿和也欺騙了他的母親，甚至埋葬了這段「親情」。

某程度上說，陳桂林其實「還是個孩子」。

這是他對孩子吐黑水反應那麼大，繼而發現那其實是個邪教的原因。

他想救孩子，也想救孩子的母親，因為那個母親為了孩子願意向教主獻出自己的一切，不正是陳桂林的生命裏所一直缺少的部分嗎？

這個怎麼也打不死的人，為且只為兩個人流過眼淚，一個是全世界唯一關心他的人，他的奶奶；另一個就是在他執行死刑前，為他刮鬍子的髮廊女小美。

刮乾淨鬍子後他流的那一些淚，不是悔恨的淚，而是得到了一種受到關注的安慰。

他本以為殺掉兩個通緝犯再投案自首，就會獲得全社會的關注，彌補他成長過程中愛的缺失，而最終，他的確贏得了一些關注（他自首現場不遠處圍滿媒體的情況，也挺符合現實中台灣媒體的形象），他沒料到他在關進監獄後也將很快失去這些關注，畢竟這些關注並不是真正的關心。

在他等待死刑的期間，唯獨還想起他的，就是他在除害過程中「順手」拯救的那個女子。

王淨飾演的女子小美，和陳桂林很像，都是缺愛的可憐人，但又和陳桂林截然不同。

她母親健在，但正在替救過她的男人坐牢，同時也導致身為女兒的小美背負巨債，並被救過她母親的男人所控制。

陳桂林開車載她到海邊互訴衷腸，有點不合理的浪漫，又有點老土，但老實說，我又很喜歡。

先是小美問陳桂林：你為什麼要殺香港仔；陳桂林沒回答，反過來問：你為什麼要為香港仔做到那種程度。

有意思的是，香港仔在被殺死之前，也求陳桂林給一個他必須死的理由。

小美最後「像」她母親那樣，為救過她的男人走進了監獄，但她不是去代替他坐牢，而是為他刮掉鬍子、乾淨離去。

他們走出了父母輩的命運，並互相安慰了彼此，陳桂林的淚為此而流。

陳桂林直到被執行死刑前，俯臥的他抬起頭，眼神裏仍然在渴求著他人的關注。

當你理解並且接受陳桂林這個角色「只是個孩子」，那麼他在邪教的殺戮，就不是在扮演「制裁者」的角色。

他只是痛恨邪教所營造出來的虛假的美好。

正如我前面所述，黃精甫大概是沒有「正義感」的人，我們只是誤會了他在這一段有社會議題的表達──當然，造成誤會，也可能是導演的問題。

此文寫到最後，我上豆瓣看了一眼短評，我也明白了朋友為何特別不喜歡這段戲──原來真的不少人當這場戲是「爽戲」。

導演的問題肯定不止這些。

警察那個角色就拍得不好，強烈的BGM加威風的出場，開頭和主角追逐、打鬥如此之長，還傷了一眼，最後卻戲份極少，然後又不合理地和一直追查的對象共情了。

決定去殺兩大通緝犯之前，陳桂林得到關帝的啓示，本來要去自首，結果到了派出所才發現，自己成為了通緝犯四年後，在警察眼中仍然是nothing，而李李仁飾演的警察，是所有警察中真正「在乎」他的人，他和陳桂林的關係，有點像暗戰裏的劉青雲和劉德華，一個咬着不放，一個帶着病軀「替天行道」，貓和老鼠，本來可以寫得更有趣或更合理一些，但結果成了徹徹底底的工具人。

剧作上真的没新意，除三害就一顿打就完了。

没有什么伏笔，智斗，也很拖沓。

比如一开头陈桂林射杀黑道，那么长的追逐戏。

再然后和陈和香港仔的女儿聊那么多没任何有用的信息。

最后从自首到死刑不知道是大陆特供版本还是怎么回事，拍的又臭又长，你在干嘛？

拍成今日说法可还行。

然后也没啥内涵，FLG害人？

信邪教的都会被洗脑成到死都不眨眼的煞笔？

这谁不知道。

最多那个医生像是讽刺蔡英文，长相神似，也一样纵容黑道。

问题是讽刺也没啥力道，最多算是好笑的恶趣味。

既然不紧凑，也没内涵，那摄影也得好一点吧？

也不行，就陈桂林跟小美在海边的构图有点意思，问题是那场戏本就没啥意义。

剧本也就很干巴，就一般电视剧质量的剧本，没人有什么深意，全都平铺直叙。

可以改进的地方，邪教那段，用个鱼眼镜头体现那些人的变态可以不，或者剧情不同，镜头焦距不同也行。

这你懒得用，那直接大特写，那个新教徒一张张似笑非笑的大脸沉浸在歌声里浑身是血，不比现在有冲击力的多。

可不可以用光影，来体现陈桂林的转变，一开始低调画面，后来高调画面。

或者小美发廊里，能不能搞点色调饱和度高的打光出来，就跟John wick里的杀戮戏学一下。

再或者最基本的，遇到紧张的情节就用歪斜角度的正反打，这总不费钱吧，都没有。

导演自己把控成这样那是相当的失职。

不能因为电影院的尺度小，所以什么尺度大的都买单吧。

早期，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将施虐-受虐解读为一种性现象，认为在虐恋关系中，施虐和受虐角色可以互相转换，受虐狂是施虐狂的一种延续。

到后期，他将施虐-受虐现象从肉体扩大到精神分析层面。

弗洛姆则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受虐冲动源自个人的微不足道感和无能为力感，于是通过消除自我，融入并臣服于一个更大的权威，或权威象征物。

在《周处除三害》中，「尊者」则是这个权威的化身。

他通过三步将自己打造成绝对权威者：第一步，制造“死亡恐惧”。

他通过下毒的方式，让初次到访灵修院的游客吐黑水，制造濒死的假象，将游客置于死亡恐惧中。

当人们面对死亡恐惧时，求生本能会将ta导向一个要么好要么坏的境地，相信某个权威者或听从命运，人们往往选择前者。

第二步，创造“救死神话”。

他采用先下毒后解毒的方式，创造“救死神话”。

让「尊者」的形象等同于神医、上帝或某种神秘力量。

面对起死回生的神话，没人需要科学，消灭理性是精神控制的关键一步，尊者依此将一个个茫然的信徒收于麾下。

第三步，强化“精神控制”。

一方面，他规劝信徒们抛弃一切身外之物（钱）来化解命运的难测，让他们相信，一个人（物质上）越接近“空”和“无”，就越能得到神秘力量的馈赠。

他将精神境界的要求套用在物质层面上，以此敛财。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无条件信任眼前的权威者成了唯一选项。

另一方面，在这首洗脑神曲《新造的人》——“我们平凡的灵魂，紧紧跟随不需多想，一起飞翔新造的人”的涤荡下，洁白如天堂的灵修院，制造出了欣欣向荣的假象。

伴随集体信念感的产生，信徒们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尊者则成为他们的绝对服从对象。

这三步，让信徒掉入尊者设定的精神控制框架里，形成施虐-受虐的闭环。

尊者通过统治他人享受被臣服的快感。

信徒通过臣服于权威者，倚仗权威集团带来的安全感确认自我存在。

尊者根植于他所统治的对象，信徒倚仗权威集团而活，两者形成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共生关系。

施虐-受虐的共生关系一旦形成，打破是很难的，往往需要外部环境的骤变。

在历史上表现为反法西斯战争，本片则聚焦在最后的屠杀时刻。

陈桂林从灵修的虚幻泡沫中醒来，作为唯一的异见者，很快意识到劝说不足以让这些“信徒”清醒，只有打破整个关系结构才能制止，于是展开了“屠杀”。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以超越性的眼光，从施虐-受虐角度分析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信徒。

他指出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和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分享它的力量与荣耀。

现代人看似逃离了旧制度的束缚，迎来新时代的自由，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他同时又变得孤立、无能为力，成为自己之外的目的的工具，与自我及他人疏离。

这种状态产生的微不足道感，使他欣然臣服于新型的奴役——从过去的权威者、机构、组织等外部束缚，转变为不易察觉的心理强制、道德观念、机械趋同等内部束缚。

灵修院的关系模式，几乎充斥在周遭环境中，婚姻、职场、校园...且往往以隐性的形式存在。

弗洛姆指出只有沿着“积极自由”的道路前进，才能摆脱新型奴役。

而“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爱是在保存个人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劳动不是强迫活动，而是在创造活动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陈桂林带着“除三害”的执念走进灵修院，最后释然离开。

也许他在某一刻看到了那个有着自发欲望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