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列宁

片末男主角撒骨灰的行为 既违反东德的法律 也违反西德的法律 在我看来 这其实是影片暗中寄寓的对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双重否定 4年前我看这部电影时就得出的结论 列宁曾希望缔造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 他的早逝 是历史的悲剧一系列的畸形工人国家、斯大林主义政权严重玷污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苏东剧变是历史的必然 而这也决不会是历史的终结正如这部影片男主角所期待的 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社会终将到来 这个社会不是现在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 也不是曾经的压制自由民主的官僚社会主义 它将是“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条件”的社会当雄壮的东德国歌《从废墟中崛起》响起的时候 母亲哭了 我也热泪盈眶 惋惜的不是那个国家 而是那个鼓舞了几代人的伟大理想 虽经挫折 却永不幻灭再见，列宁！

是再见，不是永别！

30年来，李德才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

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李德才去世两个月了，整个阳高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

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与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如同悼别一座早已风化的纪念碑。

2012年2月25日深夜，在自家种满豆角与红萝卜的菜地里，李德才用一根红裤带将自己挂在了2米高的大棚支架上。

直到次日早晨7时许，僵硬的尸体才被邻居发现。

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右臂戴上红卫兵袖章，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席像章。

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红旗牌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洪亮，亢奋。

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

30年来，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

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政府大院前，他对着来来往往的公务员高呼：“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体育场里，他跑着步，一遍遍地大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田畔地头，他笑着热情鼓励田里的农民：“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连在街头有人打架，他也会冲上前，拦下两人，正经严肃地表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有时，他也会得意自夸：“马克思的博才，毛泽东的天才，刘少奇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张春桥的口才，都不如阳高的李德才！

”阳高四中历史老师朱凯仍记得三十年前读小学时，李德才就曾闯进学校，在国旗下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没想到多年后已为人师，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仍怀抱着坚硬的革命情怀并试图影响他人。

小城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李德才“精神有毛病”、“学毛主席语录走火入魔了”……朱凯却不这么认为，平日里的李德才和善、勤快，言语清晰，种菜为生，常推着个小推车走街串巷，“他只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教了十多年的中学历史，朱凯清晰地感知到那一段红色记忆在几十年间不断地流失。

课堂上，关于文革，他只用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对于学生来说，那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意义的名词；孩子们对经济话题更感兴趣，比如宋朝有没有夜市。

朱凯和他的同龄人能理解李德才身上“很可贵的忠诚”，但90后的学生们则将老人视为了“疯子”。

听着李德才演讲长大的朱凯轻易就察觉到自己与时代的改变，这位“世界上最无奈的演讲家”却将记忆的时针固执地拨停在了“红色年代”。

李德才的死亡在小县城里泛起波澜。

有人猜测老人的自杀，源于其视为珍宝的毛主席像章被盗；也有人估计老人身患绝症，担心无人照料而选择自我了断。

更多的人则沉入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

百度阳高贴吧里，网友“笨无烦”留言说：“每次看到挂满像章的他自豪地走在阳高的大街小巷，高声背诵着熟悉的词语，让我一次次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和疯狂的人，我们从疯狂中走出，而李德才却永远留在了 疯狂中。

”十余平米的阴暗小屋里，李德才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全部遗产是：5本泛黄起皱的毛泽东选集，二十多个仅存的毛主席像章，一本贴满了百余幅毛主席照片的影集，以及6幅楠木相框的毛主席画像。

遗物放在一个半米高的红褐色米缸里，米缸里没有一粒米。

火红的青春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李德才被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

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能多分些白面。

李德才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

清朝时，他的父亲李绿曾在衙门当差，后来回家做了农民，母亲张慧英则是缠着小脚的旧时妇女，贫瘠的土地及6个子女让这个家庭陷入困苦难熬的境地。

邻居张明树至今记得，李德才一家是方圆几里最穷的，全家8个人躺在一铺炕上，几口人盖一床被。

土屋里，窗户破烂裂缝，风刮一夜之后，只有人躺的地方还干净着。

革命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1950年，喧嚣的锣鼓声中，9岁的李德才目睹着父辈们烧掉了旧的土地契约，换回了新的土地证。

李德才得以读完小学，并在逐渐成熟后担起一家重责。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阳高县展开，李德才进入了西北12队，聪明好学的李德才被领导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

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偶尔能多分些白面。

家里人都能吃饱了，年轻的小伙子兴奋莫名。

那年10月，李德才与张明树参加了县城组织的15万人庆祝游行，第一次看见了满天的焰火。

张明树还记得那晚，17岁的同伴望着火光映红的天空，一遍又一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直到喉咙沙哑。

每晚收工后，小队里六十多个年轻劳动力，都要聚集在龙王庙街的一间小屋里开会。

煤油灯下，人们面对着墙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在队长叶洪如的带领下学习中央精神和毛主席语录。

这是李德才人生最为漫长且充实的学习阶段。

几年后，这群庄稼汉的情绪开始懈怠，总有人在唱歌时趴在炕上睡觉，李德才却始终是最严肃的一个，毛主席语录背得最熟。

邻居到他家串门，也会发觉四面墙壁都挂着或大或小的毛主席画像。

也是从那时起，他的胸前一直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后来，大哥结婚分了家，父亲及二哥患病去世，几个姐姐也相继出嫁，只剩下李德才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但这位勤快的民兵与毛主席的热烈崇拜者，仍然沉浸在自足而稳定的快乐中。

24岁时，邻居张明树给李德才介绍了个对象，多疑的母亲担心媳妇对自己不好，孝顺的李德才把婚事推掉了。

旁边的人劝他早结婚早生小孩，可以养老，他笑着说：“毛主席说了，不管工人、农民，60岁就退休，有国家管着。

”私下里，李德才偷偷对张明树说：“以后生活好了，还可以娶个知青嘛。

隔壁生产队有好几个人就娶了城里来的媳妇。

”原以为未来会像花儿一样展开的李德才，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撞上了时代的巨变与生活的逆转。

1976年9月，李德才与数万群众在新建好的县城文化馆前，顶着细雨，痛哭着告别了逝世的毛主席；1982年，土地下放，生产队将机器售卖后，也随之解散；1984年，年过七旬的母亲病重去世。

李德才分到了两亩田，却过起了伶仃一人的生活。

在阳高人的眼里，自1980年代开启，李德才就像被斩断了根的树，生命的时钟永远停滞在记忆中的年代。

不合时宜者“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古长城边上的阳高，曾是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明与蒙古相争的军事重镇，也曾有过城墙高耸、哨兵游弋的繁华时代。

建国后，阳高褪去了昔日荣光，成为农民占到八成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

然而1980年代以来开启的经济浪潮，也席卷了这个偏远的县城。

30年来，低矮的平房、泥泞的沙石路如蝉蜕一般消失，崭新的商品楼、广告牌、酒店、KTV拔地而起，整个县城陷入了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洪流中。

如今，阳高县城居民能收看的电视节目从12套增加到51套，固定电话从1978年的560户发展到4.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也已超过5.5万。

李德才仍终日操持着两亩菜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试图如以往一样生活。

当他推着小车走进阳高县城，却发觉他成了阳高县城里不合时宜的守旧者与游荡者。

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他游走于大街小巷，收捡人们丢弃的毛主席像章或其他“文革”遗物，最终收集了一两百个像章，装满一个小布袋。

干完农活之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成了人们眼中那个精力充沛、脾气粗暴、爱管闲事的李德才。

他有了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该治理整顿了！

”龙泉派出所的民警董翔曾看见他对着几个正没收小贩推车的城管，大喊着：“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来给人民添乱的！

”阳高五中学生曾少平常在新华南街十字路口遇见李德才，他正在吹着哨子，站在拥堵的车流中，挥舞着手臂，指挥交通。

西街一家书店里，店员李萍萍则在一个下午碰到了推门而入的李德才，他问：“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更多的时候，人们会看见李德才站在县政府门口，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二十多年来，李德才就像怪异的雕塑般出现在阳高街头。

人们看见他最后一次站在政府门前，是2009年开始的旧城改造。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大南街、大北街、辕门街等主干道不复以往，共有22.3万平方米的建筑被拆掉。

最让李德才痛心疾首的，则是县文化馆的消失。

建于1974年、占地1400平方米的文化馆是阳高县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李德才心中的圣地。

他曾在这里哀悼毛主席的去世，也最爱在此发表演说。

李德才最终发觉他无力阻挡文化馆的被拆。

2011年冬日的某一天，小贩董俊强看见李德才站在文化馆的瓦砾堆里，低着头，茫然发着呆。

在他身后，高高竖立着“阳高CBD商业核心地”的广告招牌。

棺材里的像章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李德才70岁之后，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

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

他只能将地租给了外甥秦东武。

靠着每年七百多的土地租金和六百来块的低保生活着。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李德才在阳高街上继续游荡。

就连在邮政局门口整日闲坐的老人也瞧不起他，认为他“落伍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

他曾去县里肉联厂找侄子李宁借钱，二楼的窗口涌出很多人头，对着他笑嘻嘻地指指点点。

侄子不愿意见他，掏出10块钱，托人递给他。

“他沉在过去，可我得想着将来。

”李宁承认很难理解叔叔的怀旧，他自己的父亲在阳高一中当了一辈子的伙夫，“文革”期间死的时候，工资不到30块，一家人根本吃不饱。

如今他在一家私营公司帮忙收购农副产品，每月赚一千多元的外快。

“如今就算是打工，过得也挺舒心。

”李德才仍热心管闲事。

2011年11月，在天池超市门口，李德才碰到了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

他如往常一般走过去，劝对方“喝酒适量，好好生活”，却招来了一阵毒打。

冲动的年轻人用30厘米长的铁板，一直往李德才头上“啪啪”地敲，直到晕倒。

最终，可怜的老人被缝了二十多针。

而更让他陷入莫名愤怒的，则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盗。

几十年来，李德才收集了近两百个款式各异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被他视作珍宝，用毛巾擦拭得发亮，并小心地装在一个布袋里。

这些红色纪念品曾在二十年来被人随意丢弃，却在最近5年成为了利润丰厚的商品。

金光街古玩店的老板陈强说，一个质量较好的毛泽东像章，如今可以买到两百元。

如果成套，价格更高，购买的一般都是外地顾客。

曾有人想要购买李德才的像章，却被他用“斗私批修”狠狠顶回。

他只会偶尔挑选一两个，送给为他看病的医生，或曾帮助他的人。

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闲逛时，盗贼撬开了铁锁，拿走了布袋。

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带着的二十余个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侄子李宁去看他。

李德才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的莫名恐慌。

2月24日下午，阳高中医针灸诊所的医生吕军在散步时，遇到了颤巍巍走在街上的李德才。

像被夺走了魂魄，他口齿模糊地说：“医生，我手麻，我手麻……”2月25日早晨，邻居张明树最后一次看见李德才。

他依旧低声且恍惚地说：“我手麻，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长期的贫困、孤独击倒了李德才，疾病及老无所依的恐惧似乎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老人倒在了无人问津的死亡里。

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看到了这篇报道，突然就想到了这部电影。

这篇报道才真正的叫我哭了。

影片：GOOD BYE LENIN 导演：沃尔夫冈·贝克尔 主演：丹尼尔·布吕尔/汉内洛蕾·埃尔斯纳 一声长鸣，载着母亲骨灰的火箭划过漆黑的星空，礼花绽放在点点繁星的周围，夺目绚丽的光芒映射着每个默然的面庞……是美丽的谎言还是善意的欺骗，一部掘自德国人内心的稚嫩与怀旧影片在这样舒缓的结局里落幕了。

再见，列宁。

我静静地守候着字幕的最后终结，柏林墙最后的残垣已经被德国政府拍卖了，伤逝的不再是金元侵蚀纯真世界的边际，而是潜藏在回忆里的酸涩的怀念，亢奋之后的亢奋迭加着伟大政治理想与我们父辈精神理念里的富足充实。

2003年德国LOLA（金洛拉）电影节沉浸在红色的怀旧婉歌里，《再见，列宁》以别致震撼的手法获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票房收入超过了3500万欧元，观看人次超过570万，数据似乎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没有伤逝的政治电影，是一个只强调变迁和细节的社会缩影。

阿历克斯的父亲背离家人逾越柏林墙追求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去了，母亲将所有的寄托赋予民主德国的社会事业当中。

1989年10月7日她亲眼见证自己的儿子掺杂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被警察镇压，心肌梗塞昏厥成了植物人。

八个月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统一了，整个社会构架以及价值观在瞬间成了东柏林不能承受之轻。

母亲的苏醒，伴随着不能再受任何刺激的忠告，儿子在自己编织的理想国度里让母亲依旧驻足在列宁的伟大世界里顺利击败可口可乐，母亲的微笑洋溢在西德人越过柏林墙投奔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里，母亲的离去伴随着一个个善意的谎言…… 这部德国电影到底想表现什么样的意识和形式？

整个电影充满了回忆和调侃，却没有一丝的浮躁和唐突，温情而又无奈地将镜头延伸到一个没有答案终结的领地。

列宁的半身石像被直升飞机缓缓地调离城市上空，雕像的面庞凝视着母亲茫然的无措，似乎在质疑整个德国的未来方向，导演像杂糅一个乌托邦似的理想国——西德的经济发展与东德的精神夙牵。

记得反映社会、意识与人题材的电影很多，《血腥星期天》拿北爱和英国的冲突着重以西方的传统政治审美加好来坞血腥暴力控诉来表现历史事件，这样的电影难免有些强权似的灌输情节与明显的政治导向性，所以不能称之为优秀的电影。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被导演离析成《布拉格之恋》也是太明显的意图性，于是原著关于人、性、社会的构架被支解了，同样弱化了对米兰·昆德拉在思想上的传承，他并不想表现伤痕，整个电影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举枪待射的苏联军官。

《再见，列宁》的镜头与意图只是将你从纷争中引回关于亲情和家庭的小范围内，而背后的世界却留在落幕后的段段遐思里，所以说，《再见，列宁》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故事的流程是按时间慢慢推移的，阿力克斯想尽一切办法掩饰周围的变迁，从东德商品的仿造，电视节目的自己录制，总之在节奏快慢之间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甚至世界在他的描述里颠倒了，统一的德国也像换了包装的罐头向民主德国的一边靠拢，而现实中人人都在经受着社会诸多环境以及思维定势的严峻考验。

难道真的能象换了包装的罐头一样，回到从前吗？

显然不能，他却能引起统一后德国人民的思索。

记得一张新闻图片便是巡逻中的东德士兵跃线叛逃的瞬间，冷战的媒体们大肆将这张图片延伸到各个媒体角落。

《再见列宁》用完全中立的立场延续故事的情节发展，这一点是可以首肯的。

电影穿插的大场面一般积聚在片子的前半截，似乎更多是为了强化民主德国当年“大”而“空”的形态；后半截将西德的文件编制成新的录象资料，西德吸毒、颓废的社会图片也被收录了。

似乎想让观众明白，这个世界总有瑕疵。

细细地看，导演的镜头语言安排也是多样的。

从内容上讲，离不开局部小场景，在表现空间与人的关系上说，完全是德国电影的风格。

法斯宾德的电影就是将舞台剧的表演表现手法运用到电影当中。

《再见，列宁》可以看作是法斯宾德的电影传承。

法斯宾德的电影强调时效性，他所表达的电影语言完全根植在战后的德国，刚从战争阴影中走出的德国人的心态与意识，包括对自己的解构；《再见，列宁》则是在时效上强调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人的心态与反差，人的意识与行为的变迁，系蓝领巾的小学生为了二十元钱钻空子，老同志在林立的书堆里整日酗酒。

法斯宾德除了《莉莉玛莲》多数电影的人物不多，喜欢在局促的小环境里表现剧情的冲突和情节延续，包括在房间、吧台、窗前等等，这些都是他所倡导舞台戏剧革命的主要元素，《再见，列宁》多数场景都是在儿子精心布置的狭小东德家中完成的，却没有丝毫的拖沓。

镜头语言的运用与剪切比较精湛，技法不多，但主要演员的表演是极为出色的，同样作为观众，翻腾着复杂情绪眼见着列宁远离在视线的边际，心里不由得想起昆德拉说的那句话，“人们想成为未来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

” 深情地鞠躬，再见——列宁。

(文/畅游四医院)

凌晨两点，看完这部片子，脑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亲情、时代变革……发现自己思绪混乱的情况下还带着些语无伦次，尽力想组织起语言来凑起一篇还算过得去的影评，可到底该从何说起呢。

在无序的状态下，脑子里不由自主的跳出了温馨这个词，似乎也只有这个词。

整部片子里除了游行时和警察发生冲突那一幕有些许的政治片的影子要反映那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人性，会让我不由的联想到像《卡庭惨案》、《窃听风暴》这样的片子。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以一个轻松的心态看这部片子的，相信大多数人的脸上也会在观影时不由自主的挂着笑容。

其实，或许用苦中作乐更为恰当些。

抛开所有敏感的要素：家？

国？

党派？

阵营？

亲人的分隔两地，妻离子散、四十年的积蓄化作一堆废纸、昔日的东德航天英雄辛苦的在为糊口而开出租车……所有的这些想一想就觉得荒诞的却又让人无奈的现实才是始终哽咽在喉般的让人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随便你来的是什么：洪水、地震或者其他各种不可抗拒自然力，没得说，咱咬咬牙扛过去，可所有这些遭受的不幸，都是人为的，或者换句话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群人在那得瑟、自找的结果却又波及了其他无辜的人，这就不免会让人郁闷，为什么受伤害的偏偏是他们？

所以片尾，那段昔日国家航天英雄在图书馆里冒充新任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就一次次回想在我耳边，或许这也给片中的妈妈，给观影的我找到了答案。

所以还是应该简单点。

当终于苏醒后还停留于昨日世界的妈妈从想吃酱黄瓜开始到想看电视，从庆生时想见见自己教过唱歌的小学生到想去郊外别墅住上一段，一个个新的想法的提出都在挑战我们的亚力山大――这位孝顺儿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看着他一次次和自己的朋友煞有介事的在那扛着摄像机，布置简易的演播厅，如时空倒转一般凭空编造着历史事件，自编自导着诸如每日新闻，可口可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饮料等等越来越有难度的事实时，我也在随着剧情发展着实为他捏一把汗时，又不得不一次次被其努力、被其想像力所感动，至少这些为自己的妈妈所付出的努力，可以给很多人树起一个榜样。

动容之余又不得不为他感慨，或许这个他努力为自己深爱妈妈编造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他心中的理想国？

当被一瓶绝迹的酱黄瓜或者被以它为代表的种种昔日信手拈来的日常用品逼的身心俱疲时，我们的亚力山大望着这片头顶上的天空，问自己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或者观影的你觉得它是真实的吗？

我想，不管怎样，至少环绕着你的是这个你为之努力的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家，或许这就够了。

就算有再多艰险，至少这片苍穹下有这样可爱的人在为我们演绎着这样的温情、温暖的故事，之于我，这就够了。

这是一部久闻其名，而一直没有真正提起兴趣去看看的影片，直到昨天。

孩子睡了之后，我带上耳机，静静地看完。

与其说它是一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政治影片，表达了反极权反暴政的内涵，还不如说它是一部普通的关于人的情感的电影。

影片对作为时代背景的东德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将它也叙述为一种生活，一种有着自己的运行轨道，刻板、稳定而有些乏味，甚至不失些许美感和温情的生活。

只有这种生活，才能让生存其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忍受，并让主人公的妈妈克里斯蒂娜，一个因为丈夫叛逃西德而格外忠诚于社会主义的教师，喜欢它。

在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人们才会在长出了一口气之余，转而有些留恋，有些怅惘。

我不知道导演是不是来自东德，但在两德合并十年之后拍摄的这部影片，并没有简单化地图解所谓“正确”的政治，也没有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创伤，而是尽力呈现生活细腻而复杂的一面。

社会主义德国的崩溃，带给普通人的是生活方式的彻底变化：少先队，足球，酸黄瓜，职业，百货商店……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空中飞过的巨大的列宁像只是个告别的象征，当革命隐退，生活不是还要继续？

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政治立场的，不正是母子、父子、恋人之间的亲情和爱情？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或许在现实中难以出现，但它所表现的情感的真实动人，却足以令观众原谅情节的夸张和荒诞。

告别了列宁，也告别了过去，然而，生活之树常青。

所以，即是这是一部有政治意味的电影，也不应该为此而受到批评。

它抓住了如何处理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核心技巧：生活才是最终极的政治，如果想要更深刻地表现政治，那么，好好地写生活吧！

在第一遍观影结束进行颅内回顾时，我们可以即刻、直接地感受到其剧作多么丰满，不只是说高概念的完成度，亦或那些笑与泪交汇一处的段落，而是母亲与祖国这两个符号自始至终的高度对位，从豆瓣众多简短却精准联结现实与影像的短评可以看出，这经已为观众提供了近乎无门槛的解码游戏入口。

母亲病倒成为植物人的同时，柏林墙将倾，民主德国走到了尽头；母亲的苏醒是她生命的回光返照，也是男主对已逝的苏联生活进行一次借尸还魂的动机，随之重新发展的还有母亲与祖国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终了前母亲向儿女坦白了多年的谎言，出于自私的占有与维护母亲形象尊严的冲动，又正是共产联盟对其人民隐瞒更大的谎言的因由；儿子让母亲的骨灰绽放在天空中，也成为和儿子童年的太空梦绑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葬礼，但曾经的祖国也和母亲一样，在东西合并的德国上空凝视现今——人和历史都是真实存在的。

两者的发展如同相交线，唯一的交错点是仍然活在过去享受海市蜃楼般岁月静好图景的母亲，望着当下的列宁雕像挥手告别缓缓归去落日余晖中。

这一超现实情景本身便有足够的遗老遗少式浪漫情意，当它置于精心计算的、重重错位的故事中，勾连出的犹如落下后竖立着的硬币的荒谬气质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共情体验已证明，影像为这个高概念故事赋予的价值。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丽人生》结尾处圭多儿子真的看见坦克车出现在眼前，介于影像真实与文本想象之间，「再见列宁」这一情景更显灵光一闪。

而儿子这个人物也稍许接近《美丽人生》的角色，除了对母亲、爱人这样的普世之爱，我们并不能简单概括出他对国家的情感，或者说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东德/西德。

从童年仰慕西格蒙德·雅恩而生发的太空梦，大国情愫只是其附随；到青年时期它也随着航天员梦想的破灭而消失，只剩对严肃的消解和嘲讽。

导演通过一场戏有效地向我们呈现了这一点，母亲布置的红窗帘将房间都映射成红色，窗外大阅兵带来的震动将墙上玩偶震落，男主烦躁得无法入睡，婴儿因恐惧啼哭不止……也就是说，当以伟大、统一、单向定义的苏联美学无法再被个体接受，它会转而成为一种影响细微到个体生活角落的压迫，甚至是梦魇般的存在。

下一幕是阅兵当晚的游行——「群众通过散步争取自由畅通的散步空间」，男主也是她们中的一员，可此时他真的在争取或抗争什么吗？

不然，更像是在他和国家的关系中处于青春期的无因的反叛。

但在这个事件中包含了母亲的病倒，与设计有些老套的初见爱人的离别，还有国家机器的直接暴力。

这也是唯一一次民主德国对公民的直接暴力展现，尽管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难以数计的事件，尽管其后的苏联生活复原再童话式，但将之置于前三十分钟也足以铺下残酷底色，或许缺少更情绪化的镜头设计，与前面红色房间的表达不够相称。

在和国家的关系中经历漫长青春迷惘的男主，柏林墙到他带来的巨变本该是对他成人式的催熟，却因上述三个事件，反而延宕了。

其他同龄人的独立公民意识与外界巨变同步，他要以母亲的名义重回自己与国家的蜜月期，或者说制造苏联复兴。

如果说每次发现施普林腌黄瓜瓶时抑制不住的欣喜是对即将得到母亲肯定的期许，那么在结尾借假新闻说出的——「社会主义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为他人奉献」则不再是渴望国家的肯定，而是让民众成为主角，肯定并重新曾经的社会主义理想。

而它是通过一部可称为创作的假新闻录像带传达的（由一个会致敬《2001太空漫游》的影迷创作），这也是颇为诙谐地表达对电影的爱了。

实现理想的前提是外界强权的压迫消失，以另一种方式、不同于曾与他散步的民众的路径通达自由，而建立自由意识的过程与他和女友的关系发展是同步的——在母亲生日时欺瞒女友父亲的职业，其实是搭圆谎的顺风车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到第二次聚会时母亲揭开谎言，为他的父亲平反，无处表达愤怒的他得到了女友的拥抱；到结局他找到了解决困境的方式，正因为从爱情中的诚实理解了自由的理念，此时它的外表如何经已不重要了。

像西格蒙德·雅恩是否还穿着航天服不重要，作为计程车司机的他仍然能引领男主「追寻黑夜，好似在穿越广阔的宇宙」，与父亲相见……

这部德国片，或者也许可以说，西德片，在意识形态缝合方面是一部还算成功的电影。

片子以一个东德家庭在1989到1990年间的生活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东德人在这一巨大历史时刻中的心态。

作为一个故事，它戏剧化的情节明显脱离了生活，因此它折射出的既不完全是东德人对资本主义的热望和欢迎，也不仅仅是他们在意识形态幻灭时的屈辱和悲伤，而是西德人眼中的东德，是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然呈“分裂”状态的德国里占有优先话语权的西德人所渴望看到的东德。

拍摄这样的电影的目的显然是进行精神上的整合，但是，在这种整合之中，西德是完完全全的主体。

片子的主人公是一个叫Alex的男孩，他小时候父亲叛逃到了西德，而在那之后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他妹妹生活在东柏林。

母亲在父亲叛逃以后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国家荣誉。

1989年的秋天，母亲在一场百姓争取新闻自由的游行中看见了儿子正被警察带走，母亲在巨大的恐惧中在了街上，并且陷入了漫长的昏迷。

有意思的是，母亲没有目睹柏林墙的倒塌，她的昏迷持续到8个月以后——那时Alex已经从电视修理厂的国家工人变成了资本家的电视公司的员工，她的女儿也已经到了Burger King工作。

怀着对母亲的关心，Alex努力地制造着什么也没发生过的假象，于是引出了一系列的喜剧情节。

但是母亲终于目睹了列宁的塑像被直升机整个从地面上挖起吊在空中飞行。

曾经的偶像于是成了滑稽剧式的场景的中心。

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母亲坦陈了当年父亲叛逃的事实。

其实他们的计划是父亲先逃，然后母亲带着孩子也去西柏林，可是母亲出于恐惧和对孩子的保护，留了下来。

可以想见，母亲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才成为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一切只是一种表态。

引人思考的是，为什么留下来的是母亲，而逃走的是父亲？

性别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西方电影中永恒的主题：父子关系。

片子结尾的时候，母亲死了。

Alex的画外音说每当他想起过去的年代都是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里，母亲成为了东德的象征——一个逝去的女性的形象。

而西德是男性的、父亲的。

当Alex和父亲达到了和解，和解的不仅仅是父子关系，也是意识形态。

在那之后Alex才真正接受了东西德统一的事实，而此前他一直积极地为母亲在电视画面上布置出一个假想的仍然存在的东德。

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西德被片中的父亲所代表着。

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的这种结构是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主义”的再生产：政治文化上的东方——东德——被不可避免地“女性化”了。

电影结束于两德统一的纪念日，灿烂的烟火掩盖了其他的事实。

镜头中只有自由欢庆的人群，却没出现那些因为这个西德压倒性胜利的统一而失业和潦倒的人们。

统一成了一切光辉和荣耀。

母亲的死去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影片的叙事难题。

如果她还活着，故事又将怎样继续呢？

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裂痕能够被一部情节剧缝合吗？

可惜的是，东德人已经不可能用电影生产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他们的心理历程。

在那个一夜之间垮掉的社会主义国度中还剩下一些东西——比如摄影爱好者手中的百佳相机和潘太康镜头——能够提醒我们它切实的存在，除此之外，沉默代替了一些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痕。

那些弱者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不能被历史彻底遗忘，却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故事被强者来讲述。

德国的电影生产者和大环境毕竟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来生产这样的电影，这必然是那些骚动着的暗流长久以来的要求。

哪怕只是一片糖衣，也可以在刹那间抚慰历史的创伤。

唯有正视它，伤口才能得以愈合，即便是对历史中的胜利者。

这部电影中没有对过去的怀旧，但却唤起了我对社会主义的深深怀念。

当马克思成了难以索解的“幽灵”，当列宁成了被道别的对象，我难以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假想的乡愁。

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镇青年，大概都有过小时候看电视，遇到接吻、性爱画面时，被父母挡住眼睛不让看的经历。

但这种遮挡几乎是毫无必要的，就我的经历来看，小时候聚在一起的男生们，几乎是在会说话和打架的同时，就学会了和性有关的大量脏话，在我爸妈第一次试图挡住我的眼睛的时候，那些画面对我来说早就不陌生了。

之所以说起这个遥远的故事，其实是因为它和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有非常相似的元素——为了保护而进行的某种掩盖和欺瞒。

生于冷战时期东德的男主角阿历克斯，为了不让自己虚弱的母亲受到精神刺激，隐瞒了在母亲昏迷期间东德已经消失了的事实。

他用上了各种道具、自制视频，和其他母亲的老友串通，营造了一个东德社会和东德共产党依然在正常运转的假象，但影片末尾，母亲还是知道了真相。

知道真相的母亲其实并没有怎么样，没有晕倒，非常心平气和的接受了这一现实。

然后，母亲反而开始配合儿子，不去戳破儿子给自己营造的氛围。

于是这场儿子对于母亲的善意欺骗，又变成了母亲对儿子的善意欺骗。

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遮住我眼睛的爸妈，还是给党员母亲营造东德的那个儿子，这些故事中的欺骗方都有一个假设：被欺骗者无法接受这些现实，或者说还不到时候去接受这些现实。

但是我并没有我爸妈所认为的那么单纯，甚至可以说相差甚远。

因为前文所属的原因，对我爸妈总是在看电视的一些时刻挡住我眼睛这一事，我一直没有太多反抗的表示。

时间长了，这种毫无好奇心的表现和我在其他领域的浓烈好奇心形成了重大反差，于是在某个我也记不清楚的时刻之后，爸妈也懒得进行这种形式上的努力了。

而阿历克斯和他妹妹的母亲，离他们的想象的那个母亲距离其实更远：他们一直认为背叛了东德，背叛了家庭的那个父亲，其实是被自己母亲的犹豫和畏惧而害得妻离子散的可怜人；而他们眼中勤勤恳恳，为党为国的母亲，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和父亲策划要逃亡西德，并且在因为自己的懦弱而没有成行之后，还继续截住了父亲寄给孩子们的信，仅仅为了维持“父亲才是家庭的背叛者”这个谎言。

母亲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但是看完电影的我们却没法责备她，不管她出于什么原因想要携家逃往西德，她都可以说是那个被严密管控的时代里愿意冷静独立思考的人之一，她唯一的错误是在未知面前因为恐惧而选择了半途而废，但这样的恐惧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无法责备别人没有做到一件我们自己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站在母亲的角度，站在那个逃往西德的时间窗口刚刚关闭的时刻，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了西德，她和他，孩子们和他，可能永生再也无法见面，但她需要肩负起母亲的责任，而为了实现这种责任，她需要有一个正面的母亲的形象，这也是她截下父亲的信件的原因。

这个故事里的每一次欺骗，都是有着善意的理由的，母亲在关于父亲的问题上欺骗孩子们，孩子们长大后在关于东德的问题上欺骗母亲，而母亲弥留之际，为了不让儿子感到心血白费，依然配合他看完了所谓的东德新闻。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这个剧情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家庭、亲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情，以及这种善意和温情伴随而来的一些欺骗和隐瞒。

但是这个故事放在德国二次统一的时代背景下，命名为《再见列宁》，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不止于此。

影片故事背景的时代，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资本主义裹挟着廉价的汽车、冰箱和电子手表无往不利，冲垮了社会主义前线上的无数国家，也冲击着那些地方的人民的心灵，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从那个时代的出国者的讲述当中，感受到那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不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爱憎，喜好，整个世界观。

1991年4月，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尽管很多人都没有明说，但是站在那个时代，被欺骗感最强的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就像影片中，柏林墙开放之后，阿历克斯母亲所住的医院隔三岔五就有医生抛弃病人，去西德找工作一样——没办法，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实在太吸引人民了。

但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那些描述，就真的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吗？

当然不是。

我们不能忘记也无法否认，曾经存在过的那个红旗插遍亚欧大陆，国际歌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的年代，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政府人人自危，因为全球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向往那个地上天国，他们自愿、无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保卫它。

因为在那个时代，最大的谎言却是资本主义。

因为在那个年代，工人们看不到劳动的价值，他们只看到资本家不劳而获，坐地收租，镇压工人，噤声良知。

因为在那个年代，工人们勤劳奋斗一生，都无法获得资本家的孩子出生时就拥有的财富，这种差距甚至从物质的层面向精神的层面进攻，笑贫不笑娼成为了社会的常态。

彼时的欺骗和被欺骗者，在半个世纪后完全调换了过来，这场幻梦与幻梦的交换，在人类的历史上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再见列宁》之后，我们还会再见列宁。

德国盖尔森基兴市立起一座列宁雕像在最后放给母亲的影片中，阿历克斯的朋友扮演的主持人说道：成千上万的西德人民走向东德，他们想从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中解放出来，并非所有人都想参与职场争斗和拜金主义的活动，并非所有人都受得了弱肉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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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该片里有母亲对自己信念的质疑,很有玩味,其实母亲很清醒地活在自己编制的一个梦里,到最后她才说了实话.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没提到这个情节?要么是我记错了?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 一部动画片在片子开头，Alex看到电视机里的航天员Sigmund Jähn在太空船里拿出Unser Sandmännchen的两个玩偶举行婚礼，对东德的小朋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一部深受两德小朋友喜爱的动画系列片。

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392/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538/刚才查阅了一些资料，Sandmännchen（Sandman）是始于中世纪的一种职业，他在童话里一直都是反面角色，直到安徒生在童话里让他成为孩子们的朋友。

1950年代末，西德SFB电视台想把Sandmännchen拍成动画片，这一消息被东德的DFF电视台获知后，他们也开始拍摄动画片，并赶在SFB电视台之前一个星期首播（1959年11月22日），而且由于东德的制作优于西德，于是东德版Sandmännchen一直比西德版更为成功和受欢迎。

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Sandmännchen东德版：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39591/西德版：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39593/到片子结尾，Alex在西德的爸爸家里看到这部动画片时，播出的那集正好是玩偶成了宇航员（航天员），而Sigmund Jähn此时却在出租车里。

需要注意的是，动画片结尾显示的片名是Abendgruß，这是东德版1958年10月8日首播时的片名，当时动画片里还没有Sandmännchen这个角色。

导演特地给这个片名一个特写，应该是想表达：东德的动画片在西德很受欢迎，特别是来自东德的爸爸也爱看，而当年极具历史意义的爱国主义如今却已经被彻底的娱乐化了。

到两德统一之后的1991年，西德版停播，东德版则延续至今。

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710/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579/一个马克杯当妈妈首次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之后，Alex去和医生谈话，桌子上放着一个马克杯，杯子的一面是笑脸，一面是哭脸。

当镜头对着医生时，观众看到的是哭脸；当镜头切到Alex时，观众看到的是笑脸。

导演用不断的正反打对切镜头或许是想提示观众，电影接下来的基调将会在悲剧与喜剧间游走。

如果观众注意到了这个杯子的设置，盯着杯子切来切去，就会生出一种幽默来。

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544/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555/一首钢琴曲在Alex带妈妈去郊外别墅的路上，作曲家Yann Tiersen延用了他在《天使艾米丽》里艾米丽打水漂的那段配乐Comptine D'Un Autre Été: L'Après-Midi。

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在本片的原声大碟里并没有收录这熟悉而又动听的一曲。

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566/两段模仿秀大概是导演对大师库布里克的致敬吧。

第一次已经通过Denis之口说出，他自制的片子有一段模仿了《2001：太空漫游》，鲜花变蛋糕，原片是骨头变飞船。

第二次则是两人为把房间复原到东德时代，这个段落模仿了《发条橙》，快镜头展现两人出出进进布置卧室的情景。

原片则是一个也叫Alex的主人公与两个女孩的性爱场面。

注意到，前一段用的配乐是《蓝色多瑙河》，后一段是《威廉泰尔序曲》（而且节奏也加快了）。

总之，都用的是古典音乐。

另外，《战舰波将金号》、《三色：蓝》、《阿波罗13号》和《大开眼戒》等也在本片中以某种方式出现过。

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Good_Bye_Lenin!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426/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449/两次蒙眼睛第一次，妈妈在爸爸去了西德之后生病住院，回家那天被想给她一个惊喜的孩子们蒙上了眼睛，从那以后，“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二次，Alex带妈妈去郊外别墅的路上，妈妈又被蒙上了眼睛，理由同样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

第一次蒙眼之后妈妈变了，把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祖国，而且骗了孩子们关于爸爸的一切。

第二次蒙眼之后妈妈又变了，她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巨变的真相，甚至在儿子最后一次给她看精心制作的假新闻时，她还装作信以为真（她的表现和以前看假新闻时明显不同），等于是又骗了孩子们一次。

也就是说，两次蒙眼及情节的相似并不是巧合，而是导演的精心设计。

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465/剧照：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229133458/两位老父亲一位自然是Alex的亲生父亲了，在Alex想像里好吃懒做的父亲，等他真的见到时却发现是那么的温文尔雅；一位则是他精神上的领袖，年轻有为的航天员Sigmund Jähn，后来偶遇时却已经沦为了落魄的出租车司机。

两个父亲都出现了极大的形象反差，正好表明了Alex对西德和东德形象的一种误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态的一种误读。

而当Alex请Jähn来扮演东德领导人时，意指Alex精神上的父亲就是社会主义东德，Jähn不过是具体的物化。

前面他也说过妈妈嫁给了社会主义祖国，言外之意（或者潜意识里）不就是自己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儿子么？

这倒让我想起了俄罗斯电影《回归》，一则父权意象下的政治寓言，也是出现了亲生父亲和祖国父亲两个形象，异曲同工。

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015502/“我母亲离开的这个国家是她当初的信仰，而我们把这个国家，这个信仰一直维系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国家永远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