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四天

在战争的硝烟中，人性的脆弱与光辉交织成一幅复杂而震撼人心的画卷。

不要高估自己的道德，不要高估自己的人性。

战争，这个残酷的熔炉，会将我们自以为坚固的信念和尊严瞬间熔化。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并非想象中的圣斗士，能够捍卫高傲的尊严；也并非战无不克的胜利者，而可能是第一个投降的弱者。

不要以为自己在战争中还能保持正人君子的风度，面对漂亮的异性时仍能克制欲望。

不要以为自己在失恋后能情绪稳定，也许内心早已将对方“杀死”一万遍。

不要以为自己对荣誉和权力看得风轻云淡，也许会为了一个更高的军衔而坑害战友。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理性克制饥饿和疼痛，也许会为了一块面包，不惜出卖身体甚至灵魂。

战争之下，人人皆是失败者，唯有战争之外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战争，是对人性最残酷的考验，它无情地撕裂了我们自欺欺人的假象，让我们直面内心的黑暗与软弱。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有一个13岁的男孩，他的行为或许会让我们指责、愤怒、鄙视甚至谴责。

他向德军泄露了苏军人员和装备不足的致命机密信息，他掀女孩子的裙子，他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告发相互喜欢的情侣。

然而，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的行为不过是出于本能的自保和对自身得失的关注。

他将枪指向苏军，只是因为他生在德国，他渴望安全逃离，就像每一个身处战争中的人一样，谁不想活着逃离这炼狱般的战场？

那些法西斯残暴的军人，他们也曾是恶魔，但此刻，他们停止了杀戮。

他们本可以碾压过来杀死这几个苏军，80对8这是一个胜利基本毫无悬念的战斗，本可以罔顾妇女和儿童的性命攻入福利院，本可以无视苏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坐船逃命。

然而，他们却折返回来，与曾经的敌人共同抗敌。

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妇女和儿童，还是出于人性中的同情，这一刻，他们选择了站在正义的一方。

他们不再是恶魔，而是战士。

有人说女孩是水性杨花，是红颜祸水，她本可以一直躲在阁楼的草堆里，不引起任何麻烦。

然而，她的出现却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中尉为了保护她与手下闹矛盾，甚至与少校火拼，原本可以安全回家的他们，最终却陷入绝境。

但女孩本无罪，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是战争让那些军人们失去了妻子，是战争剥夺了她相爱的权利，是战争夺走了她自由生存的环境。

她只是在本能地寻求生存，却被无情地推到了风口浪尖。

中尉看似无所畏惧，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儿子和女儿。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至少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军人。

他禁止手下骚扰女孩，并非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他关押擅离职守的钢琴军士，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需要手下有规矩，尤其是军人。

他敢于和上级闹掰，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战争已经夺走了他太多，那一刻，他不想再失去任何东西。

院长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但她仍然尽力保护自己的仆人和孩子。

小男孩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懂得扛起枪来保护自己和在意的人。

中尉原本可以安全撤退，但他为了他人，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性命。

德军原本可以安全撤退，但他们却选择折返回来作战。

中尉的手下本可以缴械投降，但他们却选择跟随自己的老大，浴血奋战。

战争之下，每个人都在考验着他人，也在被他人考验。

我们很难用和平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去批判和苛责他们。

毕竟，战争已经将他们推到了绝境，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但愿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我们无需去考验人性，也无需被人性考验。

愿我们珍惜和平的时光，守护我们内心的善良与尊严，让这个世界远离战火，远离苦难，远离人性的考验与折磨。

公众号：三横兰

我对电影拍摄技巧一窍不通，所以也分不出优劣，只觉得剧情舒缓，不觉紧张。

哪怕是男孩穿着军装举着枪，我也仅仅只有一点点担忧而已。

因为电影开始就已经告知观众，那天是1945年5月5日，距德国投降还剩3天。

苏军的一支8人侦察队抢先占领了德国一座靠近海岸的孤儿院，领导这8人的是上尉，任务是拦截德并俘虏国士兵；而后德军的散兵陆陆续续聚集在岸边，等待坐船渡海向英国人投降。

两者之间的态度有些微妙。

海滩上的德兵可能是逃兵和溃兵的混合，但仍由一名中校临时指挥着。

此时他们已经接受第三帝国的失败，准备向隔岸的英国部队投降，不仅毫无士气，甚至可以说有着羞愧迷茫等等许多复合情绪。

想想当初为什么要侵略他国，想想现在国家投降了很沮丧，想想也许家里还有父母妻儿等着回去，想想以后会怎么样。

相反那8个苏联士兵，战争还没结束，自己又身处敌国领土，周围隐藏着无数的敌人，需时时刻刻谨慎对待。

哪怕是座孤儿院也要搜个遍，哪怕是小男孩也按俘虏对待，哪怕德兵无心战斗也不能掉以轻心。

活着，活下去，活到战争结束。

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下去的。

我先看看那个德国小男孩。

还在纳粹德国的时候，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纳粹。

这并不怪他，他从出生下来就接受纳粹洗脑教育。

除却这个因素不说，战争时期的民族自豪感总是伴随着盲目的狂热。

眼看着国家败了，爸爸战死，又亲眼见到苏联士兵跑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枪杀人，又因为身边有需要保护的人。

总之，我尝试着去体会小男孩的愤怒，我试着感受去杀苏联鬼子，向苏联上尉打小报告，接着向海岸上的德国士兵通风报信。

是出于憎恨。

可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也许这些苏联士兵没那么坏”？

在影片最后坐在船上（也是开头的一幕）？

是德国士兵和苏联士兵联手合作的时候？

是承认自己诬陷了苏联通信兵？

还是在苏联上尉进他房间看了他父母的照片开始？

我认为苏联上尉是反对战争的，他是老师，他觉得自己儿子应该当医生，但他执意从军，结果死在战场上。

如若这名上尉是支持战争的，即支持苏维埃政权，支持打到纳粹，那他应该积极赞赏儿子从军的这种卫国抗敌的崇高理想。

他曾两次反抗过自己的上级。

他领导了这支只有8个人的侦察队，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活着，活下去，活到战争结束。

一次上尉向上校要求支援，并说手下有一名重伤员，上校说：能送他走吗？

回答不能。

接着上校说：那就只能让他英勇就义了。

片头，德国小男孩坐在船板上，望着远去的海岸，树林后面冒着烽烟，想必充满了困惑，说不清道不明的低落和迷失。

该去憎恨苏联士兵吗？

该去痛恨投降了的懦弱同胞吗？

该去仇恨那个苏联上校吗？

该去恨谁呢？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德国中校已然接受失败准备投降，但因为得知苏联上尉为了保护孤儿院的女人和儿童而向另外一支苏联军队架起机关枪时，于是决定出手相助。

不稍用想就感觉异样，一方德国士兵联手一支苏联侦察兵，对抗另一方的苏联坦克联合部队，我甚至有点希望纳粹德国的士兵在这场局部战斗中获胜。

战斗起因是那个苏联上校醉了酒想要强奸孤儿院里的女佣。

善和恶不再仅仅是区分苏联军队还是德国军队。

这里的剧情是整部电影的高潮，虽然导演没有向观众描绘出战斗场面。

夜幕之前，在晚餐的长桌旁，苏联坦克逼近；黎明之际，院里一片狼藉，浓烟未散。

片尾，苏联通信兵站在岸边看着坐在船上的安娜，不知命运如何。

苏联士兵强奸妇女的传闻有许许多多，在中国东三省，在波兰，在德国。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坦率地写道，纳粹溃败，战争结束，苏联的红军出现在布拉格，他以为善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恶。

事实是，捷克迎来的是更为漫长的共产主义极权。

“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斗争。

” （引自《责任的重负》）想到什么写什么，很杂乱，就这样吧。

1945年5月的一天，一小队苏联士兵（只有八个人，还有一个是伤病）来到德国的一个海边的孤儿院里，战争马上结束了，他们奉命监督海岸线，监视逃跑的敌人。

孤儿院里有一个高贵优雅的女院长，在圣彼得堡长大，会说俄语，他和俄军长官进行沟通。

俄军长官战前是个老师，正直刚强，在战争中妻女儿子全部死了，孤儿院里一个想当英雄的13岁小男孩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他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批大于俄军十倍的德军，两军并没有正式交锋，德军想投降与英国人，不想投降俄国人，俄国人又没有能力和对方打仗，就这样僵持着。

但是在这几天的时间中却不实闪现人类的温情。

通过士兵的描述，俄国上尉不仅是个好长官，更是保护手下的父兄一样的角色，在以往中不惜为了保护手下和维护正义被两次送往劳改营。

后来又继续放出来参加战斗，战士们都尊敬爱戴他，有一个刚转过来的新兵想调戏强奸孤儿院里一个年轻的姑娘，被上尉制止住，并说这个姑娘归我了，其实他只是保护女孩的一种手段，并没有侵犯女孩。

士兵们想吃鱼，把男孩带到海边，仍炸弹到海里炸鱼，然后让男孩去海里捡鱼，男孩差点晕倒在海里，也是被上尉救了起来，士兵里有一个话务兵与孤儿院里的女孩发生了爱情，在战争的年代，敌我两个阵营的年轻人却因为共同的爱好（钢琴）而相互吸引，差点被误会的上尉把话务兵投到监狱。

终于等来了德国全面投降的时刻，不管是孩子还是士兵都是喜气洋洋，罪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放音乐，铺上洁白干净的桌布，做了美好的食物，甚至还斟满了酒杯！

士兵马上就能回家了，可以吃鱼汤，可以吃加蛋牛排，可以和妻子去散步，就是这样微小的但是正常的要求让他们心生喜悦和渴望。

你也觉得这样很好，可是影片片风一转，一个年轻的上校带了两个部下来到这座建筑，看到年轻的姑娘要去非礼，被上尉拦住了，自私残忍可恶的少校气势汹汹的走了出去，一会带来了一堆士兵和武器甚至还要坦克，为了自己的私欲把战争的炮火打到自己人身上，打到保家卫国的战士身上，上尉带领的士兵没有选择，只能面对战斗，就是在旁边等待受降的德国部队也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孩子和女人加入了战斗！

关于直接的战斗没有太多的镜头，只是受到攻击的建筑不断掉下砖瓦，瑟瑟发抖的男孩在地下室抱住自己的头。

等男孩被人叫出来后看到了尸体献血和烟雾，孩子女人被送到船上运走了，只留下那些曾经渴望回家的士兵们！

这不是关于战争的影片，是关于人性的影片，在面对残酷的环境下，你还有勇气坚持善良和正义吗？

能保护幼小的孩子，柔弱的妇女，能不伤害无辜的人，这是影片带给人的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会有那恶毒的人会升官发财一帆风顺，生活就是没有公平可言，比如影片中的那个少尉。

老实善良正直的人就可能面对迫害，面对不公甚至面对冤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人性呢？

这也是思考吧！

战争的意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残酷的，所有的作品展现的欧洲战场没有中国红军思想境界可以舍身往死的英勇士兵，更多的是从军的无奈和家毁人亡的惨痛境遇。

　　五月的确是个浪漫的日子，法国人在五月“随心所欲”逃离（『随心所欲的五月』情节），这里德国男爵夫人带着女孩们在结束战争的那一天与苏联红军得士兵们浪漫的户外聚餐，无不体现欧洲人热爱生活的情怀，而荒唐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上尉红军没有被海边多数的纳粹德军袭击，而是被自己红军上司因为一个女佣的个人恩怨遭到了屠杀，而德军没有表现出纳粹的残暴，却来营救帮助妇孺们的红军上尉，一场红军联合纳粹与红军展开的对抗。

请允许我先抄一遍剧情简介：这简介写的太好啦，每个点都被说的明明白白。

德国，二战结束前的四天。

一位率领着他的部队占领海边孤儿院的苏联军官。

一支在海滩驻扎的纳粹德国国防军部队。

一种反常的危险的爱。

所有人都对战争感到疲惫，只有十三岁的孤儿彼得，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英雄，千万百计煽动两支部队。

直到他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早就潜伏在其他地方，而他所谓的敌人，其实是如父亲般的朋友。

这时划清的不是敌与友之间的界线，而只是善与恶之间的界线；电影中的小男孩像一个玩枪走火的家伙，一次次挑拨两军之战，最后被如父般的敌方军官深深理解加保护，最后，小男孩见到军官“父亲”捂着胸口，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和倒地的军官一样痛苦，只不过他是因为失去了如父般保护他的人，以及真正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时间计量，这一切发生在战争结束前的第四天。

四天可以使一个男孩真正成长。

战争，机构于个体的幸福，情感，被理解，或者正义而言，着实是一股巨浪，咆哮着不由分说地淹没所有；说实在的，小男孩的英雄情结是我看了简介后才发现的。

小男孩“作死”过程，诡谲欠打，叛变来，叛变去，被理解，被夸奖，让我竟然有种小男孩在扮演双面无间的错觉？

我越看，越替这个熊孩子着急：你老家都打成这样了，你还老想着谈恋爱，老想逞能，真想给你一锤子。

毕竟，小男孩因为嫉妒，差点害死八人组。

因为嫉妒，故意拆散爱情，把军人送上军事法庭。

可细细想来，这应该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我忘了年少时的英雄情结，哪个拿着刀叉剑戟 ，ak47的男孩不是做着跟小男孩一样的中二英雄梦？

与他而言，战争可能是一个硬核舞台，可殊不知战争要付出的鲜血代价。

似乎，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冲锋陷阵的小男孩，都想要一刹那的高光时刻，可是战争的残酷和凛冽只有真正经历了才会知道。

全片为了突出战争残酷，将着力点放在了小男孩美梦破裂的过程，小男孩被催促着成长，并贯穿始终。

主线和高潮的铺垫下，刚正不阿的军官为了保护短发美女，故意宣布她属于我了，意思是你们谁也别碰。

碰的话，我一让你出局，二送你上军事法庭。

更重要的是，战争是人性欲望的放大器，可这位军官并没有用暴力和权利侵占她。

这就像一枚成熟的桃子，在男人的斗罗场中一直被一个正直的男人守护着一样，直到这一切，在碰到了更凶残的友军之后，土崩瓦解，这种克制和隐忍才真正的爆发出来：不管你是敌是友，伤及无辜的话，就是要干丫挺的。

谁说胜利方即正义?谁说纳粹就没有人性?谁说友军就一定要出兵相救?谁说战争双方就一定要兵戎相见?这个故事最终落到了个体，以及阴差阳错地和友军开战，因为人性的恶，因为美好的难以保护，因为丢失的生命，因为人的命运在战争中的不可琢磨。

影片最后，当他们抛弃了国家，忘记了胜利的喜悦，一个个誓死为美好人性和忠诚捍卫的时候，我只能说，战争真是糟糕透了，荒诞的指令，机构内的不由自主，以及欲望的恶，真的是糟糕透了。

回归正题，如何拍一部优秀的战争片?战争让个体痛苦，让情感丧失，让美好丧尽，这么拍的话，没问题。

可战争如果玩弄了个体或群体的命运，让正义邪恶变得模糊，让敌友不分，让人性丑恶放大，让组织内部失去意义的话，这么拍，就会更有趣些。

而这部片，恰恰树立了典范。

8个苏联军没有死在80个德军的炮火下，却因为意外得罪了上司而遭到处决，还有那些德国人想坐船出去找英国人投降的德军残部头儿中校也是好人，他们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一开始避免战争，明知道敌人只有8个人但始终未开战，结果苏联军来了个人渣为了保护妇孺和儿童死在了自私自利的人渣手中，原本战争结束了，都应该活下去了，却会在一个人渣手里把一切都断送了

这个评分是个人恶意差评，个人受弹幕和评论影响，因此十分不喜本片，个人评价写在评论里。

出于寻找“真实事件”的想法，找来找去，只有这篇论文里有，与君共享。

这篇论文比我中立，也比那些无脑黑苏党客观。

如果嫌弃太长，我加粗了一部分。

其中所谓“真实事件”在第二章末尾。

原文链接： 集体记忆与“二战”的历史书写——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 - 道客巴巴 https://www.doc88.com/p-9178926074809.html本片根据根据俄国小说家德米特里·弗斯特短篇小说《俄罗斯壮士歌》概括完成。

原小说电子版可见于http://www.vokrugsveta.ru/vs/article/2674/ 集体记忆与“二战"的历史书写 ——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 陈 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责任编辑 容明内容提要：电影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承载着相应的意义内涵，尤其是那些关乎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作品，总能提供异常丰富的阐释空间。

电影并非历史，它的艺术虚构特征和调动大众情感的诉求，都妨碍着它历史叙述的完整性。

但是，电影一旦触摸历史，历史观的问题总会悄然而至。

俄、德、乌合拍影片《五月的四天》探讨当今世界“二战”题材电影的流变问题。

“二战”电影正在成为相关历史论争的国际话语场域，尽管是以记忆和情感的方式进入的，但也不免会引发改写历史的忧虑。

对战争双方的理解，必须始终坚守道义的尺度，以此保证战胜国历史的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七十年之久，此类题材的电影书写早已不再停留于“大炮轰鸣”的热闹场面，这段不可消弭的历史不断以新的视角出现在银幕上。

各大国际电影节也不断将重要奖项颁发给此类影片，广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就有斯皮尔伯格的 《辛德勒名单》(1993)、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2002)、史蒂芬 ·戴德利导演的《生死朗读}(2008)等等。

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看到，这些电影探讨了处于黑暗中的道德良知，身为纳粹分子却向往着人类的文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挽救了犹太人的生命，让人们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从世界和平的意义上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待，自然远胜于相互之间的隔阂与敌视。

面对这些不断被注入新意的影片，电影研究与批评不仅要关注其艺术和人性的发现，而且有时又不得不介入历史的阐释框架之内。

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合拍的《五月的四天》，便是一部因“二战”历史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影片。

该片从创意到合资拍摄直至进入各国电影市场的过程，一 开始似乎十分顺利，其讲述的战争与人性的话题也颇有新意，但在俄罗斯上映过程中，却引来激烈的反对声音。

透过批评者的观点，我们发现，文化记忆理论与有关战争正义性的言说、个人视角与集体乃至国家视角的价值对立，也许都会对有关电影的评价乃至历史的理解发生影响。

电影触摸“二战”历史的同时，民族国家的立场和文化记忆从未消失过，但在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变化之下，既有的历史书写和正义性划分不时受到新的挑战。

电影参与历史书写，这一命题在大众影像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看待历史真相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历史评判，这些电影文本之外的问题，却终究要成为电影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 、 论争：电影是否为某种历史观提供支持 2011年8月9日，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三国投资拍摄的电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映，并最终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从三方投资情况看，德国出资最多，为六百万欧元，乌克兰投入仅为五十万欧元，而俄罗斯投资为一百二十万欧元。

俄方投资虽然不多，但却是由国家文化部所为，因此其意义不可小觑。

何况故事的创意来自俄罗斯制片人兼主演阿列克赛 ·古谢科夫。

古谢科夫曾获得俄罗斯人民演员称号，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意义应该非常明确。

该片首映之后，还在俄罗斯几个电影节上获得了不同奖项，整部电影制作堪称当今欧洲一流水准。

电影采用的是一位德国少年的叙述视角，隐喻德国人对 “二战”后期占领德国的苏军的认知过程 ，国家和民族的和解意图在这部电影中似乎得到了充分揭示。

为此，古谢科夫和德方导演阿海姆 · 冯·勃里斯都相当自负。

然而，当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准备在胜利日前夕，即在2012年5月7日晚问播放这部影片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在俄罗斯老战士协会的强烈要求下，独立电视台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播出计划。

老战士协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该片违背了历史事实。

客观地讲，《五月的四天》在德国上映已达半年之久，收获了高额票房，加之获得多个电影节奖项，可称得上是艺术与票房的双丰收。

那么，为何会在俄罗斯国内突然引起巨大的反对声音?其中意味倒是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在文化阐释普及的年代，电影艺术几乎难以在封闭的文本系统内独善其身，其所触及的历史和人物无可避免地要受到集体、民族乃至国家文化立场的审视和解读。

和解还是对峙，犹如一首变奏曲不停顿地演奏。

如果放弃思考，也即意味着自身的话语权力将会在无形中被他者立场悄然吞没。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对这部影片的剧情做一下基本介绍。

《五月的四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45年5月5日至8日，地点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

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带领一支八人侦察小分队来到这里，并驻扎在一所收容德国女孩子的福利院内。

彼得是这里唯一的德国男孩，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深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试图向苏军侦察兵开枪。

大尉果雷尼奇沉着地拿下彼得手里的冲锋枪，但并未把这个孩子当敌人对待。

离福利院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支德国部队，他们想从这里登船撤离至丹麦并向英国人投降。

夜里，大尉派人破坏了德国运输船上的发动机。

5月8日，侦察分队的上级指挥官少校格鲁金来到福利院。

这天正好是纳粹投降的日子，少校喝得醉意醺醺。

当看到福利院一个德国女孩时，少校产生了施暴的邪念。

大尉果雷尼奇不顾少校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毅然上前阻止并缴下少校的手枪。

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行为，少校格鲁金宣布福利院里住着化装的“弗拉索夫”分子①，随后率领部队进攻福利院，准备消灭果雷尼奇大尉的侦察分队。

为了保卫福利院的孩子们，驻扎附近的德军部队前来增援苏军侦察分队，他们共同与少校带领的苏军部队进行战斗。

影片最后，这些德国军人带着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乘船前往丹麦。

影片讲述的故事本身实在令人称奇，类似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苏联及解体后的俄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

影片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堪称富于高尚人道情怀的苏军军官形象。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于德军包围之下的列宁格勒，但他却并未因此满怀复仇之心地对待德国平民。

在夺下彼得手中的枪后，他并未追究这位受纳粹思想毒害的少年的罪责，而只是把他当成不懂事的孩子来对待。

在福利院里，他对手下士兵严明纪律，决不允许对德国女孩非礼施暴。

他还和士兵们拿出美味食品，与福利院的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和平时刻的降临。

为了维护心中神圣的人道精神，果雷尼奇甚至不惜冒犯顶头上司，并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阿列克赛 ·古谢科夫不愧是俄罗斯人民演员，他把果雷尼奇塑造成一身正气的苏军英雄，战斗经验丰富并且富有道德良知。

影片结尾，虽然这位英雄悲壮地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但他的死却赢得了彼得和所有德国人的深深敬意。

从电影本身来看，它的主题和表现意图几乎完美得无懈可击。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部影片在德国放映长达半年之久，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酵，它所隐含的敏感话题也随之被揭示出来。

一些俄罗斯城市拒绝该片上映，认为它歪曲了苏军和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一些俄国影评人也对此片大加挞伐。

当然，要想了解这些针对此片的激烈言行，还必须从俄、德两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予以阐释。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斯特莉特 ·埃尔曾说 ：“文学与回忆或者说记忆(个体以及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已经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文化课题之一。

”@关于“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回忆，是当代德国记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按照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的划分方法，以1968年[31989年为界，可将战后德国人分为三代，即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战后第二代。

作为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德国人，他们努力将自己与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撇清关系，将其从自己的历史中剔除出去。

“对德国人来说，这第一阶段是作为彻底的失败体验而开始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也是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

当时的德国人把战争结束和战后初期体验为历史连续性的彻底断裂，在这种断裂中，他们必须摒弃过去，但作为继续行动的前景的未来，却尚未在他们的掌握之中”③。

战后一代有意续接民族历史的断裂，承认纳粹主义曾是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却有意识地同纳粹主义划清界限。

战后第二代，[31989年之后的一代，开始从家族认同的角度承接民族自我的延续性，因此营造出浓厚的德国家族史回忆书写文化语境，其中既有犹太裔女作家莫妮卡·马龙《帕维尔的信》(1999)记录“二战”反犹以及东德政治的小说，也有代表德国主流社会群体的乌韦·提姆小说《以我哥哥为例)}(2003)，从纳粹后代和旁观者的角度重现有关“二战”的家族记忆。

当然，“华沙条约”体系垮台之后，战后德国“受害者”记忆的作品形成了文化热点，如玛塔·希勒斯写于1945年的日记《柏林的女人)}(2003)再版，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描写苏军占领柏林时德国妇女所遭受的屈辱。

这样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与以往“二战”胜利一方的正义性表述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提出了这段历史如何再言说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学与回忆不仅是文化的热点，起着家族认同和民族自我认同的意义，同时也正在成为德国人自己重新书写历史的一部分。

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建构的功能被不断加以强调。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莱达 ·阿斯曼也曾认为：一部分“德国人准备用他们的受害者角色偷偷替换他们的历史责任，这一点不能低估”④o 上述文化语境自然会引起相关国家的警觉。

俄、德、乌三国合拍影片《五月的四天》问世之后，俄罗斯国内为此所产生的激烈论争，根源就在于其所触及的历史书写问题。

该片围绕俄、德两国有关“二战”的敏感话题，虽然塑造了一位高尚的苏军大尉形象，但是所描写的事件本身却留下了异质的阐释空间。

前面已经提到，集体回忆“二战”结束后被占领者“强暴”的恐怖记忆，正是“冷战”之后德国的一个文化焦点。

在反对者看来，《五月的四天》恰好进入到这一文化语境之内，并可能被看成是来自俄国方面的一个佐证，这无疑触动了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根本问题。

在此背景之下，电影艺术奖项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成功，显然已无法掩盖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历史评价问题上的分歧。

从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2012年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来看，似乎可以见出批评者愤慨的理由。

这篇题为《并非俄罗斯的神奇童话》的文章写道：“在出现了类似《恶棍》这样的电影之后，似乎能够证明，在电影拍摄的不久以前，苏联军队粗暴地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轰炸熟睡中的和平的德国城市，烧毁德国村庄，利用死亡集中营的人体材料，出售头发以供弹簧垫原料，人皮做灯罩、钱包，用人体骨灰去做肥料，驱赶成群的德国少男少女去西伯利亚做苦役，强迫、强迫——”)文章作者首先表达了对俄罗斯国内某些电影的不满，认为这些电影生产者和创作者单纯从市场票房出发，缺乏对国际文化语境的基本嗅觉，所拍摄影片会产生帮助新纳粹分子篡改“二战”历史的作用。

随后，作者笔锋一转，道出了时下对“二战”中苏军占领德国的负面书写的隐忧：“戈培尔在地狱里拍手叫好了：互联网上说犯下残暴罪行的不是法西斯士兵，而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和儿童施暴。

矗立在柏林特列普多夫公园的苏军解放纪念碑，被侮辱性地写上：‘纪念不知名的施暴者。

’尽管有德国媒体在20世纪60、7O年代曾经报道过被苏军拯救过的上千儿童后来的命运，但是法国的一些研究者却在用某种方法计算出‘二战 ’之后被强暴的德国妇女有二百万之多，当然这些施暴者是苏军士兵，而不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士兵。

”⑥ 显然，俄罗斯《文学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注意到有关 “二战”的历史叙述场域问题，这一点事关俄国的国家和军队形象。

近年来，关于德国妇女被苏军“施暴”的问题屡屡成为焦点，如在2002年英国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佛尔撰写的《柏林，1945年沦陷》在英国出版。

该书根据俄、德、美、法、瑞典等国战争档案以及当年受害人的记述写成，其中提出，在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194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这三年时间里，估计有近二百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

该书出版发行后，立即受到俄罗斯驻英大使的指责，称其是对俄国的“侮辱”。

2003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斯在1945年撰写的日记《柏林的女人》再版，成为当年德国最火爆的畅销书，由此也引发了德国和俄国之间关于苏联红军是否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外交争论。

2008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德国和波兰拍摄完成，该书的国际影响力再一次被放大。

在此背景之下，《五月的四天》在俄罗斯国内引起激烈争论，自然具有维护国家和民族立场的意义。

二、历史、道德律令与战争的正义性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在《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一文中，曾经带有几分矛盾地分析记忆和历史的关系：“记忆、历史：这两者绝非同义词，而是如同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它们都是反义词。

记忆是生活：它总是由鲜活的群体所承载 而历史始终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有问题的不完整的重构。

记忆始终是一个当前的现象，永远经历在当下的关系。

相反，历史代表着过去。

”⑦然而鲜活的记忆消失之后，那些曾被铭记的事物便坠落而成为了历史。

“因此，所有我们今天称之为记忆的东西，都不是记忆，而已经是历史。

所有被人们看作是记忆显现的东西都是历史火焰中记忆消失前的最后影像。

对记忆的需求是对历史的需求”⑧。

在这里，记忆和历史又构成转化的关系，曾经的记忆最终会沉淀为历史。

同样，由于记忆进入到文学和电影之内，相应地，这些文学和电影也会进入到历史的建构之中。

从1995年开始，德国的受害者记忆越来越多地被公开提起，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化趋向。

这些记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强奸妇女以及德国人被驱逐出东欧地区。

这种将记忆历史化的过程，加重了德国人受害者身份的特征，但同时也凸显了盟军的加害者身份。

而问题在于，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似乎变得模糊了，所以前述德国学者阿菜达 ·阿斯曼的观点意在提醒人们，回忆的同时不应忘记纳粹统治暴行的历史责任。

恢复文化记忆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实际上成了被搁置的问题。

然而，对民族受害者记忆和国家历史叙述框架的清晰划分，并不能阻止受害者记忆讲述的热情。

实际上，这样的历史讲述方式也很快揭开了美军占领德国期间的施暴问题。

2015年，在欧洲“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纪念周里，德国电视二台播放了题为《解放者的罪行》的纪录片，导演安妮特·哈尔芬格和米夏埃尔·伦茨在这部四十四分钟的纪录片里，尝试着大胆揭露美军在“二战”中的黑暗秘密。

在节目制作者看来，西方盟军实施的“强暴”迄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禁忌，因此才有义务揭开这一历史真相。

客观地说，还原历史真相永远有着特殊的合理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盟军士兵对德国平民“施暴”无疑将会在道义上大打折扣，也为“二战”反侵略一方胜利的正义性蒙上一层阴影。

换个角度说，在全民族的集体受害者回忆中，同盟国军队在道义上劣迹斑斑，是否将会成为国家和民族间争夺历史话语主导权的重要口实?如何化解历史叙述的危机，看来还要回到战争与道德正义的问题上来。

在文学和电影中，人类总是会为受难者掬一捧同情的泪水。

在德国的回忆文化语境中，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同时又是受害者的身份特征愈加明确，这一身份特征又在文学和电影中得以表现。

如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著名小说《生死朗读》以及改编的同名影片，那位文盲纳粹看守汉娜曾令许多人感动得流下热泪，这种剧情本身产生的同情之心，是否也在悄悄改变着世人对她所代表的群体的立场?因此，触摸这段历史的文学和电影，似乎很难再据守于个人和艺术的疆域之内，总是要不断跨越疆界进入到国家、民族和历史的框架之中。

为了避免情感作用而消弭价值判断和历史判断的能力，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下，人类道德与正义感的尺度也不应该有片刻的迷失，这也是人类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由此看来，世界各国关于“二战”题材的电影写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异常微妙的历史阶段。

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诉求之下，国家和民族意识在电影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甚至远超出人们对电影艺术的浓厚兴趣。

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一方面对曾经的被审判者给予同情，另一方面又可能通过创伤记忆，将对手置于道德审判席上。

文化重心的变迁导致电影讲述内容的偏移，文化的主导力量在电影阐释中同样会发生巨大的影响作用。

近年德国有关“二战”的集体记忆的一个焦点，即是经历过战争一代妇女的“恐怖”回忆。

如果进一步观察这一焦点内核，问题又集中于施暴行为本身究竟是个体自发的行为还是官方有意的纵容。

当然，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要经受道德的质询甚至是审判。

实际上，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上的那篇文章对此是有所回应的：“在数百万将侵略者赶出被占领土的红军官兵里，当然会由于他们的妻子、未婚妻、姐妹、女儿被侮辱、被杀害而充满仇恨，在他们中间也有道德方面的非法之徒、从前的刑事犯罪分子。

所以，罗阔素夫斯基元帅颁布了最为严厉的军令：‘对于抢劫、强奸、盗窃和伤害和平居民的军人，一律枪决。

’根据此项军令，枪决了四千多名军官，士兵的数量更多。

军队里的道德品质得以恢复。

与法西斯军队的命令和通告区别何在?他们的司令部要求官兵对苏联居民采取大量强迫手段，同时免除官兵‘对被占领地区居民实施暴行的全部责任 ’。

” 复仇”在这里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在德国电影《柏林的女人》里，通过片中角色之口发出了俄国人是在复仇的判断，还安排了一名苏军士兵对着女主角控诉德军暴行并要复仇的场景。

如果说苏军上下普遍抱有复仇的想法，而且对占领区内的平民任意发泄却得不到制止和约束，那么国家上层就有无可推卸的国家道德责任。

从被执行枪决的苏军官兵数量上看，所犯军令的人数之多也可以见出当时受害者数量肯定不少，因此，这与德国一部分受害者记忆构成了因果关系。

如果说德国的文学和电影在集体记忆中寻找历史的裂隙，在直面纳粹大屠杀的阴影之后，努力修复有关那段历史的全貌，那么俄国的小说和电影则在“二战”题材中，有意从新的素材中继续寻找道德的根本性力量。

这固然超越了战争中孰胜孰负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对德国关于“二战”结束时期文化记忆的回应意味。

它至少要回应两个方面的质询：第一，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是否会被湮没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复仇层面?第二，什么样的道德力量能够克服强烈的国家和民族复仇心理?客观地说，电影《五月的四天》和小说《俄罗斯壮士歌》的创作均在这两方面给予了艺术的回答，而且也是借用了回忆和档案记录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德国受害者记忆的一种回应。

电影《五月的四天》根据俄罗斯当代作家德米特里 ·弗斯特的短篇小说《俄罗斯壮士歌》改编而成，后者发表在俄罗斯《环球》杂志2006年5月号上面。

与改编后的电影相比较，原小说作者的构思更值得回味。

在描写故事的主要情节之前，作者弗斯特借另一位叙事人之口，讲述了“二战”后期在乌克兰利沃夫市时发生的故事。

一支战败溃逃的德军部队在那里强奸并杀害了三十二名年轻的工厂女工，还将该市博物馆里的古典家具和书籍用来烧火取暖。

德军对于敌国的残暴以及毁灭他国文明的罪行，在此成为了预先的铺垫，与后面苏联将军专门派人保护德国福利院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下去，小说才开始进入主要叙述者的讲述。

苏军第二突击军团在费久尼斯基将军率领下沿着波罗的海南岸前进，以扫清纳粹军队的最后残余。

5月3日到达吕根岛，胜利大局已定，战士们已经准备回家和亲人团聚了。

一日，将军正和下属散步，忽然看到一些别致的房子。

走近之后，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自称是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原在俄国经营工厂，革命后迁居至此地，此人会讲俄语。

随后，老者领着将军一行人来到房内，介绍几位带爵位封号的沙俄时代贵族夫人。

接着又领将军见了一些五到十九岁的盲女，她们都是英军轰炸的牺牲品。

费久尼斯基将军是保卫列宁格勒的英雄，他想到了被包围时期列宁格勒孩子们的悲惨遭遇。

于是，他决定留下卡尔梅科夫大尉和三十二名侦察兵保护女孩子们以防不测。

接下去，小说是以摘录第二突击军团战地日记的方式进行讲述的。

1945年5月5日，由卡尔梅科夫大尉签字的为福利院请调物品的报告，里面记载的物品有面粉、罐头、女鞋等日用品，还有十公斤巧克力。

此刻，在距离吕根岛十几海里的一些岛上尚有两万多德国士兵，他们正筹集各种船只准备渡过海峡到丹麦去做俘虏。

5月8曰17点，醉醺醺的坦克少校卡福里列茨来到福利院，按常规准备和侦察兵们交换情报，但他却在这里骚扰并打算强奸盲女。

军士长古力亚耶夫教训了少校。

回到驻地后，少校恼羞成怒，谎称发现一伙“弗拉索夫”分子④，命令自己的坦克连坚决消灭这伙匪徒及他们的家属。

夜里23点15分，少校卡福里列茨带领坦克连来到距离福利院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米之处，命令向福利院建筑物开火。

卡尔梅科夫大尉和侦察兵们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蒙了，他们迅速组织盲女和工作人员向海滩撤离。

当他们在夜色中隐约看到涂在坦克上的红星之后，才松了口气，以为这一定是场误会，于是上前欲说明情况。

少校却再次发出命令，绝不能和“敌人”谈判，必须全部消灭。

前去喊话的卡尔梅科夫大尉当场被打死，鲜血顿时浸透了他扎在左臂上的白毛巾。

23点45分，三十二名侦察兵只剩下不到十五人，万般无奈之下，他们被迫投入这场“战斗”。

在附近岛屿上准备去丹麦投降的德国士兵，看到这边燃烧的坦克火光，派出两首快艇查看情况。

当他们登上海滩时，看到的竟是一群盲女和老太太挤作一团，浑身颤栗地在那里哭泣。

此刻已是5月9日0点20分。

眼见冒死抵抗的俄国侦察兵，五十名德国士兵明白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场战斗了，于是他们决定用手中的火箭筒去帮助那些剩余的侦察兵。

根据第二突击军团1945年5月8日的战况记载，冲突在0点50结束，冲突伤亡的结果没有记录，但是在结尾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爱和慈悲之心能够战胜死亡和恐惧、仇恨和战争。

事实证明，爱和慈悲之心、责任和战士的荣誉感对于我们的侦察员来说远重于个人生命，当然还有胜利的喜悦以及对和平的憧憬。

这是自觉的道德选择也是道德的功勋。

“这是不可动摇的立场”，1612年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巴特里阿尔赫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曾经这样讲述⑧。

尽管电影和小说情节略有不同，小说的道德律令来自将军，而在电影中则发自大尉本人，但是两者都突出了苏联军人的爱和慈悲之心。

电影里，大尉果雷尼奇的慈悲之心，从德国少年彼得的眼里被看到；小说里，费久尼斯基将军的慈悲之心表现在他直接指派部队保护德国盲女。

爱和慈悲之心即是这些军人的道德基础，藉此可以战胜仇恨和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和小说也肯定了那些明知战争结束却还能冒死相助的德军士兵，他们与苏军侦察兵共同对付那些道德沦丧之徒，因此也具备了爱和慈悲的道德基础。

这也许就是国家、民族和解的基础。

俄、德、乌合拍这部影片，就其参与者来说，应该是抱着和解的目的，而且对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拒绝态度。

三、维护和平：历史记忆不可回避的道义共识 如果将电影《五月的四天》与拍摄于2008年的《柏林的女人》相比较，前者的国家、民族和解意图则较为明显。

选取德国少年彼得的视角进行讲述，他乘船离开吕根岛时忧伤的目光，表明他已经完成了对苏军大尉果雷尼奇的认知和认同过程。

彼得真正感觉到大尉对自己的关心，是几名在海边炸鱼的士兵强迫他下到冰冷的海水里捞鱼。

大尉把他救上岸来，并严厉地斥责手下。

彼得因此对大尉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让他讲勇敢的故事。

大尉却给他讲了十二岁的阿廖沙不该有的牺牲，彼得突然意识到那就是大尉的儿子，此刻大尉把父爱留给了这位德国少年。

电影在接下来的场景里，把这位德国少年茅塞顿开的感觉处理得也非常精彩，屋顶阁楼上洒进斑斑点点的阳光，少年的心也因此开始柔化，但他并未完全化解对苏军的仇恨，直到那位与安娜接吻的苏军话务员遭到大尉的军纪处分，彼得听到了苏联军队有关强奸罪的死刑规定。

接下去的场景，彼得孤单地坐在大炮的上面，开始与大尉讨论那位话务员不该接受绞刑的惩处。

这一场景细节，能够显示出编剧的良苦用心。

关于苏军占领德国期间的军纪命令，罗阔索夫斯基元帅颁布的命令与此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

当然，彼得还目睹了大尉为了保卫安娜，竟然直接下掉酒醉少校的手枪。

彼得眼中的大尉，完全看不到对德国平民的复仇，而更多的是把彼得、安娜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

强暴和复仇与果雷尼奇大尉这样高尚的人全无关系，因此赢得了彼得和安娜这一代人的尊敬。

有关“二战”问题，历史学家约克·弗里德里希和汉尼斯 ·希尔分别代表一方向德国公众推介各自的“二战”史观。

前者于2002年出版了题为《火灾》的畅销书，该书把盟军的大轰炸称为“种族灭绝战争”，给德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摧残。

汉尼斯 ·希尔则在1995-1999年D2OO1年两次在德国各地举办“德国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展览，吸引了九十万以上的参观者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很明显，汉尼斯·希尔所代表的“德国人的良知和批判性的自我拷问”一方，更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同。

他对“一种不公平排挤了所有别的不公平”的做法保持了必要的警觉。

阿莱达·阿斯曼在理性分析的同时，承认上述两方都具备存在的合理性，但痛苦的是，人们却又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和矛盾，因此发出了“我们怎样才能从这种痛苦的强迫选择中走出来”的询唤。

如果我们经过理性客观的分析，认定道德良知的确是对那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与不幸做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影片《五月的四天》的投资人和导演秉持了“道德良知”的原则。

如果没有对苏军占领德国期间罗阔索夫斯基元帅颁布军令的事实认同，大概也就不会出现彼得和果雷尼奇关于军法“绞刑”的谈论 ，当然也就难以去展现果雷尼奇大尉的高尚心灵，同时也难以给我们这些第三国旁观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作为第三国旁观者，通过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以及对所触及的“二战”历史与国族文化记忆的诸多问题的探究，实际上所获得的启示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拨开复杂的记忆情感带来的历史叙述困境，良知和批判性的自我拷问的价值意义尤其不能忽略，它将揭去虚假的自尊而获得真正的尊重。

“二战”结束之后，德、日、意等曾被法西斯统治的国家所挑起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成为对这段历史高度概括性的结论，并被普遍接受。

关于苏联的战争电影，实际上也远不止于那些激动人心的“大炮轰鸣、巷战、希特勒的死亡(故意加以丑化 )，最后攻占国会大厦和苏联人民欢庆胜利(欢呼斯大林)的盛大集会”。

战争与道德问题，在苏联文学和艺术创作中被反复提及和讨论，以人道主义对抗法西斯侵略的暴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优秀战争电影的一个鲜明主题。

在普通人身上凝聚的人性之爱，使每个人的牺牲具有了崇高和悲壮的意义，因此，牺牲就不止于个体生命的终结，更在于传递一种爱的精神。

从《雁南飞》、《士兵之歌》、《一个人的遭遇》直至后来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爱的情感基调。

如在《雁南飞》里，鲍里斯为了救助战友而牺牲，维罗妮卡为此离开了自私的丈夫，后来带着她所救下的小男孩一起生活。

她对爱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也就理解了生命的意义。

在残忍和血腥的战争中坚守道德底线，不仅是对人性的鼓舞，而且早已成为了正义的合法基础。

如果道德立场处于缺位状态，那么将血肉之躯投入战争机器的正义性就坍塌了一半。

在苏联的战争片中，也可以见到对侵略者充满复仇意识的人物形象，然而，有意思的是，创作者却并不认同此类人物。

如在电影《伊万的童年》里，塔可夫斯基并不是以赞赏的态度加以表现，反倒极力要将伊万的灵魂从被战争侵蚀的仇恨状态中拯救出来，所以不断在影片中插入和平、宁静、美好的画面和声音。

爱能化解仇恨，《五月的四天》实际上正是表现出这样的观点。

所以，道德良知的有无，是区分战争双方正义与非正义的重要尺度。

纳粹大屠杀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类之爱的彻底扼杀；沦为法西斯的一员，也正是爱与良知泯灭的时刻。

不应否认，当代德国回忆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国家和民族内部的文化记忆关系到家庭内部对祖先的记忆和情感认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与政治立场形成对立。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才由此提出了选择的痛苦的问题。

不过，阿莱达邛可斯曼还是理性地确立了区分国家立场框架和个人、民间社会记忆层面的边界，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将两者兼容的解决方式：“有的人把其视作德国记忆历史的视角转变，也有人把其视为一种视角的扩展。

我个人属于后者，我相信话语规则和话语禁忌无法对抗记忆的活跃性。

这同样适用于必须要打开一些新的视角、照亮一些新的角落、引入一些新的差别研究。

而所有这些既不要动摇现有的全景轮廓，也不要跳出德国人回忆的标准框架。

”⑩到这里，或许会暂时解除国际社会对德国人改写“二战”历史的担忧。

然而，对德国回忆文化现象所引起的“二战”文学和电影的变化，却必须以一个新的文化视角加以看待。

在我们发现此类电影萌生新意的同时，或许必须加入文化政治立场，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否会忘却“二战”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惨剧，以及制造了那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同样，这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日本的战后社会和电影。

实际上，日本“二战”之后的受难者记忆从未间断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年必然要搞的原子弹受难者纪念日，并以此不断赢得世界同情的目光，包括曾经饱受日本法西斯军队蹂躏的中国。

这一历史事件还被巧妙地编织进日本与法国合拍电影《广岛之恋》，借助电影大师阿伦 ·雷乃的艺术盛名，实际上是以艺术的名义将日本受难者记忆定格下来，这甚至要远早于斯皮尔伯格的犹太受难者电影。

那么，日本国内是否有关于“二战”的加害者记忆?这更是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本右翼分子不断与中国玩弄数字游戏，实际上是在利用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与记录手段上的匮乏，试图摆脱加害者的罪责。

我们也应该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的“二战”题材电影，看是否有关于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记忆，有无日本军队在华北制造的“三光政策”记忆。

人类的道德良知不仅仅应该存在于和平的世界里，即使在战争状态下，由于道德良知的缺位所制造的各种暴行，也应该受到人类社会的永远问责。

战争绝不是放逐道德的场所，战争亦永远关乎人类的良知。

日本右翼分子否认自己曾为“二战”的加害者的历史，无疑会在它的文化和电影书写中表露出来。

因此，我们在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中，看到的是一位堂堂的军人形象，是其被迫卷入与美国的战争；在《啊，海军!》中，看到的是一群追逐像樱花一样绚烂开放而又随之凋落的军国主义分子，其美化的立场几乎不加掩饰。

在《永远的零》中，更是采取了个人记忆的方式，去寻找“神风敢死队”祖先的故事，追忆的结果就是这位当代日本人深深的感动。

如果说这些日本军国主义立场的电影有何变化，那就是已经从以前的直接呈现转换为后代的记忆或情感上的认同。

日本右翼电影在表现右翼文化记忆和传承方面，更富于技巧和手段。

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抗日神剧”也倒逼我们的电影创作必须进行文化记忆和历史方面的严肃思考。

任何对国际社会文化政治回应的忽视、对电影的文化艺术深度的忽视，显然不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选择。

① 弗拉索夫原为苏联红军中将，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发表反苏公开信，后成立“俄罗斯解放军”与苏联政府为敌。

② 阿斯特莉特·埃尔、斯加尔·纽宁安：《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概述》，阿斯特莉特 ·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③ 耶尔恩·吕森：《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回忆实践的三种形式》，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裙、白锡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④⑩⑥⑩⑩⑩ 阿莱达·阿斯曼：《德国受害者叙事》，《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第189页，第178、187页，第187—189页，第189页，第189页，第190页。

⑤⑥⑨ )KyKoBa)IIOMH／IaHHKOaeBHa，)KyKOBaOabraFepMagO．HepyccleHe6砌 HuM／／ⅡHTepaTypH姐 FaTewa,2012．Ng．19—20(6369)16-05—2012．⑦⑧ 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第95页，第100页。

⑩ 以上内容根据俄国小说家德米特里·弗斯特短篇小说《俄罗斯壮士歌》概括完成。

原小说电子版可见于htp：／／www．vokrugsveta．ru／vs／article／2674／。

⑩ 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容明

二战结束以后，各国都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这场战役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在这其中，俄罗斯电影算的上一支奇葩。

笔者发现，在排除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后，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俄罗斯电影中浓郁的民族精神，如宗教性、矛盾性与反思性，这种民族精神并非他者为区隔俄罗斯民族而形成的“刻板印象”，而是基于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地理等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性。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发展与冲突的今天，通过了解俄罗斯国民的性格与民族精神，可以更好的实现与俄罗斯交流与沟通。

一、世界电影流下的俄罗斯分支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获得了久违的和平，世界各国对待战争的记忆也逐渐丰富，开始出现了比较优秀的影片，如《美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钢琴家》等，细究下来，我们发现经典二战影片多出自英美等战胜国之手，那么，作为二战同盟国主力的苏联，会选择怎样的话语模式去展现这段历史？

学者侯玮红说，在世界电影中，俄苏电影有独特的魅力。

这魅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互为补充又相互对立的矛盾永远的求解：比如西方与东方、个体与集体、世俗与宗教、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等等。

这一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后的影片中。

笔者梳理下来，发现今天的俄罗斯在叙事二战时，有着较强的民族性特征，即宗教性、矛盾性与反思性，在电影市场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姿态。

笔者认为，在2022年俄乌战争继续发酵的今天，通过观看俄罗斯的二战历史书写，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邻国的过去与未来。

二、俄罗斯电影下的民族性解析（一）俄罗斯文化的宗教性关于二战反思的电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让观众反思战争残酷性，但是《五月的四天》则不同，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战争，即不仅思考战争残酷性，而且思考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在《五月的四天中》，虽然是苏联的士兵，但是他们却保护德国的妇女儿童，最后苏联和苏联对战，德国与苏联联手来保护儿童和妇女，有时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正义而战，它有其他的东西掺杂在里面。

这种东西超越了种族仇恨与国家意识对立，是一种基于人性最朴素的选择，即善恶，保护弱小，保护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人类纯洁的爱能够让对立的双方合作，站在一起去对抗强权与暴政。

这种深植在俄罗斯文化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实则来源于俄罗斯的宗教性。

众多周知，俄罗斯继承千年的东方教会自认为是基督教之正宗，忠实地继承了基督教的传统，而将西方天主教会视为基督教之异端。

这种宗教精神具有极强的现实超越性：更多关注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别尔加耶夫曾说过,“人性论是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俄罗斯思想的最高显现。

”因为东正教蔑视尘世的幸福,认为这种幸福不够崇高,是微不足道的,是难以持续的。

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从宗教的高度进行探索时,往往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开辟人的精神出路,把人对基督的皈依看作是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这种宗教精神的长期浸润让俄国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拯救人类、思考人类未来是自己的义务。

这一点在《战场上的布谷鸟》体现的特别明显，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部反对战争的片子，可是细细体会之后，我们会发现导演亚历山大·罗戈日金是在讲述一个现代版的巴别塔的寓言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下沟通与隔阂的故事。

尤其是女主角安妮的人物设定上，安妮在本片中不仅是化解苏德双方矛盾的中间人，更是象征着《圣经》中兼爱众生的圣母形象，她的自然性让她拥有者超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化干戈为玉帛的包容性带来的倾听与理解，不仅让我们畅想人类打破巴别塔诅咒的世界。

《战场上的布谷鸟》影片中不时流露救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我们看到，俄罗斯人民对人类沟通危机的面对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让我们体会“同而为人”本质属性之后，愿意去突破语言与国家障碍，搁置现实中存在的壁垒，在未来共同去建立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王国。

（二）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谈到俄罗斯二元极端的民族性格，别尔嘉耶夫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

“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与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

”著名学者利哈乔夫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

”这一点在上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冲突中流露的比较明显。

影片中的上尉是一个职业军人，是一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沉着冷静的指挥官，颇得手下的信任与认可，但是他又是一个有着道德良知的领袖，他不是一个战争机器，更不是一个杀人工具。

这一点在上尉阻止少校侵害妇女，毅然上前阻止并缴下少校的手枪时体现的比较明显，按照战场规则来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不应该是一个具有思想的个人，他应该是强大国家政治体系的一环，保证战争的运行直至分出胜负，回到政治的谈判桌上来。

但是他和他的分队没有这么做，而是基于善恶做出了良心的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判断出，暂时打退的苏军是不会停止进攻的，他们一定会继续追击，直到让对手消失，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侥幸活下的军人能回到自己的祖国，面对的也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少校私人的报复和折磨。

我想，在这个选择背后，不仅是距离战争结束还有四天的时间，以致双方军队整体的倦怠，更有可能是上尉作为一个从尸体里爬出来的人，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的背后的政治博弈。

即站在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正义的保家卫国的战斗，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去观察，他发现，在战争中付出最多的是平民百姓和普通士兵，英雄的称号固然可以抚慰亡灵，但是为了上层阶级等少数政客的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值不值得的确有待商榷。

整体苏联官兵肯定是经历过小男孩的幼稚阶段，即为了心中的英雄主义理想，冲上战场，杀戮敌人以报效祖国，直到一次次经历死亡，看到身边的战友伤残病死，方才反思英雄这份称号的重量。

上尉和他的战友们在这种集体与个人、英雄与败寇、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的钟摆的两级间反复徘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深刻的矛盾性。

（三）俄罗斯文化的反思性除了上文谈到的宗教性与矛盾性，俄罗斯电影还有这极强的反思性，甚至可以说，俄罗斯电影的反思性明显于俄罗斯的宗教性与矛盾性。

首先是影片的高潮阶段，苏联军队少校的私欲膨胀，想侮辱妇女的行为被阻拦，以上尉为首的团队保护了妇女儿童，代表了人性的光辉。

这一点体现了两点反思性，第一点是以上尉为首的军人反对苏联高级军官对于德国的妇女儿童的伤害，对这一伤害进行纠正，表明了当时苏联部分军人对于军队行径的反思。

而在在今天，能够有勇气拍摄出来，可见是俄方参与者是抱着和解的态度去反思自己的错误。

第二点，是承认了二战历史上以美苏英为首战胜国确实有对德国等战败国的妇女儿童进行了侵害，这一点在英国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佛尔撰写的《柏林，1945年沦陷》有史料论证，该书根据俄、德、美、法、瑞典等国战争档案以及当年受害人的记述写成，其中提出，在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至194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这三年时间里，估计有近二百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

玛塔·希勒斯写于1945年的日记《柏林的女人》（2003）再版，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描写苏军占领柏林时德国妇女所遭受的屈辱。

其次是影片的结局很具有反思性。

在影片结尾处，少校喊来的苏军被暂时击退，后续也就没有继续拍摄了，这是一个值得耐人寻味的结局。

我们可以猜想，暂时打退的苏军会叫来更多的苏军，也可能留守的军人会受到本国的制裁，或者残活的苏军与德军一起撤离至丹麦并向英国人投降，后半生以战败国国民身份投降，生活在异国他乡苟延余年......上尉手下的军人在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战争都没有牺牲，到最后反而因为某些人的私利失去国家和民族的尊重，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种荒诞性不是电影，而是现实。

众多周知，苏联在1934年到1938年发生了“大清洗”运动，这是一场在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政治镇压运动，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优秀的苏联领导人，这场运动使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我想，上尉与少校的争执，应该是导演的对苏联时代党争的暗喻，表明了导演对于“大清洗”运动的反思。

最后一点反思应该是礼赞生命，忏悔杀戮。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军是自己卫国战争的胜利者，是辉煌的、荣耀的，但是胜利者中也有很肮脏的东西，德国是法西斯国家，是战败者，但这个战败国也有很正义的一面。

宏观上的正义与邪恶很容易分的清楚，但具体到微观上，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被战争正义性遮蔽了。

那么，导演在个人视角的叙述是为了抨击苏军，从而为法西斯正名吗？

显然不是的，我想导演表达的是对忏悔杀戮，珍视生命；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主题。

导演认为，战争一旦发动，最后折损的一定是每个人的利益，伤害与被伤害，有时候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伤害他人，有时候也意味着在毁灭自己，“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才是本片的主题，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也有印证，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放高利贷是毒害社会的行为，于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他决定杀死老太太，然而就在杀死老太太的同时，老太太的妹妹来拜访老太太，为了防止杀人消息被发现，书生又杀死了老太太的妹妹，这其实就象征了托氏对于暴力的反思，即暴力的确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具有不可控性，最终会摆脱正义的目标，弑杀一旦变得不可控，那么为了宏大目标，即正义性，去伤害弱势群体的事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我想，导演也正是看到了被正义性遮蔽的黑暗，进而反思战争这个暴力机器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才会创造如此发人深思的电影吧。

三、结语在我们回顾俄罗斯文化精神之旅结束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民族的强大的确要有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衬托，但一个民族的长久应该还是要靠深扎在本国国民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无所谓优劣，适合本国历史、地理文化环境即可。

2022年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还在新闻条上滚动播放着，电影导演的反思毕竟只是影响国民性的一环而不是决定性，希望世界人民不要忘记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教训，珍视已有的和平环境或者为了理想的和平环境去奋斗。

参考文献：1.陈阳，“集体记忆与“二战”的历史书写——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文艺研究》”，(2016.06)2.侯玮红,“巴比伦塔下的沟通与和解—俄罗斯影片《布谷鸟》解析”，“《俄罗斯文艺》”,2015(01)3.欧阳康，陈仕平，“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特性”，“《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观影之前真的没想到这部片子这么精彩，面对二战这个沉重的题材，导演举重若轻，将整个影片的节奏控制的非常出色。

整个故事中，小男孩彼得是线索人物，他的行动很多时候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点；同时它也是主要的观察者，从孩子的视角去解读这个残酷的世界更耐人寻味。

在他这个年纪，正是叛逆的时期。

父母双亡的惨剧也为他的生活蒙上阴影。

在他眼里，父亲是英雄，是为国捐躯的勇敢者，他内心也梦想着成为英雄，赢得尊重。

然而此时，德国却宣布战败了，英勇的军人们一夜间就变成了失败者，这与他的英雄梦严重冲突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也是彼得重新理解英雄的含义的过程。

在这条线索的引导下，影片的张力开始慢慢积蓄，如同慢慢拧紧的发条。

孩子们对红军越来越亲密，红军也越感觉对这群孩子负有责任。

终于红军之间为了这个孤儿院反目成仇。

当坦克炮弹轰开孤儿院的那一刻，积蓄的力量宣泄而出。

心中的隔阂消失了，人为设定的标签脱落了。

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法西斯，是沙俄后裔还是革命者，是胜利的一方还是战败的一方，是敌还是友……都不再重要。

只有最纯粹的人类的感情展现了出来。

面对这种深刻而又沉重的战争题材来说，导演能克制住抒发个人情怀的欲望是很难的。

在这种激烈的冲突背景下，充满冲击力和情绪性的影像能极大的影响观众，从而将导演自己的关于人性善恶的，关于战争残酷性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荣耀与苦难的许许许多多观点可以强有力的表达出来。

然而这部片子的导演克制住了这种冲动，克制了抒情的欲望，克制了说教宣讲的欲望，竭力将情绪控制起来，避免用影像直接对观众进行引导和说服。

正是这种克制，才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让影片能更深的接触观众的内心。

这种克制不是回避，对战争痛苦本质的反思贯穿影片始终。

真情而不煽情，正是这部影片充满魅力之处。

如果说一战的爆发吹响了正义泯灭的号角，那么二战的爆发就是为人性灭绝敲响了警钟。

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几日、一座德国北部边境的海滨小镇展开。

东方的苏军节节胜利进挺柏林的同时这座小镇迎来了一支苏军小队，这只历经沧桑的苏军部队只有七位战士外加一个重病号。

为了拦截前去北边向盟军投降的德军，他们被命令守在这里面对相对庞大的逃军。

无奈之下，苏军上尉选择驻守和平宁静的孤儿院。

而面对因为父亲战死在苏德战场、仇视苏军的13岁小彼特敌视他们的种种做法，苏军上尉平淡的缴下孩子的枪，把他放在身边，用和平的相处告诉孩子他心中的善良。

而说到这个孩子，这一角色是导演与制片（兼主角）的巧妙合作后的产物。

没有这个带来深思的小家伙就没有这部出色的电影。

然而和平的曙光道来前夕是并不平凡的黑夜。

小队内部对孤儿院的儿童少女们心思各异，海边到来的德军士兵在渡船到来前手握钢枪与苏军小队相对峙。

虽然紧张的气氛不断升级，理智却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如果想活命，最好谁都别冒险行事。

如此的一幕镜头，极其罕见于二战题材的电影之中。

没有了以往炮火洗礼喧嚣嘈杂的大规模气氛渲染，这部电影用内敛宁静的镜头处理却表现出了对战场上最真实、也最富寓意情景的有力控诉。

随着战败之日到来，小镇紧张的气氛被和平的亮光撕开了一个裂口。

苏军小队与孤儿院的孩子们的士兵们开心的跳起舞来，因为处理和少女发生关系的小队接线员和想方设法稳住德军而头大的苏军上尉脸上也流露出难得的笑容。

正当人们欢呼放松迎接和平之时，导演让一群装备坦克大炮、恣意纵情的苏联红军闯进和平已经降临的小镇。

肆意抢夺孤儿院里的女人孩子、对小队保护住民鸣枪示威的野蛮军官用强烈的不和谐音符再次打破了宁静的和平。

为了复仇，苏军军官决定带领部队消灭这支小队。

故事的最后便成了逼上绝路的小队战士和准备逃离祖国的德军士兵决定拿起武器守护孤儿院，用战败后的战斗为这些无辜的平民重寻和平。

导演说，他觉得拍一般的战争片没有意思，这部电影，以一种独特而无法预见的构想，指明了叙事的另一种方向，深刻而合理。

他想要告诉观众的是人性的力量。

每当黑暗的时刻降临往往在邪恶与丑陋中，人性的光芒格外引人注目。

无论是孩子单纯善良为了保护喜欢的少女而闪出的微弱善意，还是走投无路与德军共战斗的苏军小队喷泄的正义怒火，都给观众带来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往日里战争电影带给人的是血脉喷张，声嘶力竭者的战斗号角，但比毁天灭地的战争场景更震撼人心的，恐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重温深处几乎被掩盖的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