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广角，镜头光晕，过曝的光源，游移的镜头。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诗。

诗人普世的爱在每个卑微的生命心头游走，没有人能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无处不在。

沿海岸线纵深的追捕，一段痴迷的惦念，最终会造就两个互不相识却彼此交融的人。

我在你的诗里走过一遭，滚烫的鲜血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沸腾，而你也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

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

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

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调色颇似美颜相机。

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

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

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 斯诺-纳什维尔：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

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单纯的传记易沦为流水账，人物，特别是艺术人物的作品亦很难在作品中得到凸显。

那么对一位写情诗写到极致的诗人而言，最浪漫的表达方式无疑是让他在种种交锋中完成对自己敌人的书写，带有同情与愤怒，蔑视与慈悲，畏惧与调戏，挑战与无奈。

与爱情不同，这场追捕从开始就注定了你死我亡的结局，聂鲁达活了下来，而这个警察，妓女的儿子，国家警察头目精神上的儿子，大雪中茕茕独行，最终他倒在了这场旅途的终点，殷红的鲜血印在皑皑白雪上，恰如皓鹤夺鲜，白鹇失素。

《追捕聂鲁达》港译为《流亡诗人聂鲁达》，两个翻译也恰似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300个警察在全国搜捕一个著名的共党诗人。

追捕是站在政府的角度，非常官方。

流亡诗人多多少少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傲气与洒脱。

这是我在香港电影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匆匆从九龙塘又一城赶到，在门口的摊位花掉身上最后的110元港币买了一本108元的杨德昌特刊，然而忙了三天到现在还没翻开。

刚刚落座电影就开始了，香港文化中心这个剧院挺大的，和上海的大光明相差无几，香港电影院大都屏蔽手机信号，这点真的值得学习。

在看电影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里面其实也蕴含着一种追捕，继承人对得到名画的饭店大堂经理一行人的追捕，同样一方有钱有势，一方相对弱势但得道多助，比如他们的酒店联合会。

南美的老爷车，粗粗的眉毛，古铜色的皮肤，弥漫在空气里的燥热和香气，复古华丽的服装，对欧洲拙劣的模仿，印加人的彩织披风，统一的宣传画，夸张的彩色广告，这一切的一切属于那个时代的智利，这个不像国家的国家，如同拍打在安第斯山脉上的凝固的波浪。

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意义，警察给这场追捕附加了更崇高的意味，是承担个人自我价值的所在，如果成功捕获聂鲁达那么他将功成名就，完成作为国家警察头目精神上的儿子的责任，成为总统维护国家稳定的得力助手。

在政府看来，追捕活动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他们并不希望真的抓获聂鲁达，所以总是相差一步，倘若抓获这个国民诗人他们将成为整个智利的敌人，甚至成为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敌人，但是介于聂鲁达的共党身份又必需做出追捕的姿态。

聂鲁达本人也是渴望这场追捕的，他希望这个活动成为一个盛大的全国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将成为他最伟大的诗作。

诗人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他的声誉随着一次次追捕失败而日益高涨，自恋的诗人在即将通过边境时主动讲出了那个战斗的名字，他无法抛弃这一切，他注定要完成这场浪漫的追捕。

在原住民农场主看来，这场追捕不过是游戏一场，站在政府对立面要有趣得多，所以他们选择帮助聂鲁达，其实应该是政府倒行逆施不得民心所致，但是幽默消解了危险性，为这大胆的行为增添了几分任性与洒脱。

最好的诗人都是孩子，一身新衣的聂鲁达在街上偶遇了一个破落的小乞丐，诗人一无所有，他唯有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离开后孩子身上多了件洁白的不合身的新衣，而诗人也借此金蝉脱壳。

一如这场追捕，天真的诗人总因为自己的纯净而轻盈地逃脱。

1970年春天，《巴黎评论》杂志在聂鲁达内格拉岛的家中采访了他，问了一个颇为犀利（或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你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聂鲁达回答道：「你无法在想象的事情里做选择。

」第二年秋天，瑞典文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智利的诗人、政治家以及共产党领袖。

此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聂鲁达曾被推选为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然而由于左翼的分裂，数月之后，聂鲁达黯然辞去了职务。

《追捕聂鲁达》香港版海报让时间回到1949年，也就是故事开始的时间。

其时的智利政治形式可谓风云激荡，各方势力纷纷登场，以聂鲁达为首的左翼势力将冈萨雷斯推上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很快，这位新总统就亮出了獠牙，调头开始对付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左翼盟友。

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大批人士被关进监狱。

作为智利国会议员的聂鲁达也遭到弹劾，他领导的运动变成非法，他自己随时可能被投入监狱。

诗人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聂鲁达决定转入地下活动，于是，一场漫长的追捕，一场诗人与刽子手、大众情人与秘密警察对决拉开了序幕。

《追捕聂鲁达》日文版海报影片原名「Neruda」，即「聂鲁达」，国内译为《追捕聂鲁达》。

虽然我一贯不喜欢译名额外发挥，但纵观整部影片的内容，《追捕聂鲁达》倒也不坏，直观地告诉观众电影的主要内容。

当然原片名叫「聂鲁达」亦有自己的道理。

主要原因在于，影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片，而是一部——请允许我如此形容——融合了侦探元素的悬疑片。

由上面两张海报即可看出，聂鲁达并非影片惟一的主角。

这是两人对决的双主角影片——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也许说到底，恐怕还是聂鲁达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也许有人会说，影片是单主角还是双主角究竟有什么关系。

单主角也好，双主角也好，对影片有何影响？

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一部悬疑片。

影片最大的悬念不是聂鲁达到底逃掉没有，或如何逃掉的——当然是逃掉了，不然如何在岛上买房子，自在惬意地接受采访，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智利总统的难题？

影片最大的悬念是——追捕者的身份，即他是谁。

通过他的内心独白，我们知道，他是奥斯卡·佩卢恰努，秘密警察机构的探长，不被承认的特务机构创始人奥利维拉·佩卢恰努的私生子，妓女之子，牺牲个人情感只为抓到聂鲁达。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是谁？

追捕者、探长奥斯卡·佩卢恰努（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作为诗人，聂鲁达却从来不避讳提及他喜欢侦探小说这一点。

他提起埃里克·安布勒、乔治·西默农、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达希尔·哈米特等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字，就像随口提起他熟知的诗人的名字一样。

他时常为侦探小说家们鸣不平，认为他们从未得到文学评论家们公正的评价，就像他为智利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一样。

他认为北美的侦探小说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评最为尖锐的人。

他说：「没有比这些侦探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对政客与警察的疲惫与腐败、大城市里金钱的影响力、北美体制所有部分里充斥的腐败，以及美国式生活更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了。

」在影片中，随着这场追捕的深入，向来喜欢侦探小说的聂鲁达干脆自己写起了侦探小说——讲的正是追捕者和他自己的故事，一面放松自己，忘记被追捕的事实，另一方面，似乎是想用这种手段激怒追捕屡屡失手的对方。

就这一层面而言，影片可谓相当聂鲁达，以聂鲁达最喜爱的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整个故事，进而完成了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致敬——一种文学上的致敬。

当影片步入尾声，追捕来到了最高潮。

面对步步紧逼的探长，聂鲁达几乎逃无可逃，不得不冒险求助于当地人，越过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逃往领国阿根廷。

在纯净的雪山上，诗人与刽子手终于相遇——仿佛注定的结局。

影片最大的悬念随之揭晓——追捕者，探长，妓女之子，奥斯卡·佩卢恰努，正是聂鲁达创造出来的角色，正是那部侦探小说里的角色。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抵达了终点——可谁是猫，谁是老鼠？

聂鲁达塑造了他，是否他也塑造了聂鲁达？

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影片记录了诗人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同时以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镜头，诗意的篇章结束了这段历程。

就用影片最后一段话结束此文吧——「我本存在于文字空间，但现今我业已成为有血有肉之人，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

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

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

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

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

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

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

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

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

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

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

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

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派來追緝聶魯達的奧斯卡探員又在喃喃自語了，在深夜陽台上露出一副愁眉苦臉，HOTEL的霓虹閃爍，他穿著整齊，叼煙。

偉大的警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幹了什麼、要幹什麼，以及最重要的，為什麼要這樣幹。

正反兩個鏡頭，利落，有敗者的坦白，算是這部電影少數有效的畫面。

電影放完，前座阿姨冷冷抱怨我不斷磨蹭她後腦勺的膝蓋，我確實看得有點坐立難安。

阿姨抄起包走了，我定在座位上，剛落幕的電影很快顯得偏遠，和安第斯山的亂石堆一樣陌生。

根據可靠的資料，聶魯達顯然是智利的傳奇，詩歌界的南美教主。

除此之外，他還飲酒、好色。

然而這大概和眾多的藝術家甚至人類作為整體沒有巨大的差別，我更想了解的，是一個完整的聶魯達，他的決定，他的任性，他怎麼就那麼大聲驕傲，而不是他飲酒作樂的影像而已。

這部電影的癥結在於，聶魯達的詩性和他的理性是斷裂的，政治任務和詩人兩個角色交替出現，卻很少重合。

這也許就是導演所理解的聶魯達，但若真是如此，這也是就是一個本身困惑，寫一手好詩的共產主義者罷了。

聶魯達在狹長的智利版圖上逃亡，動機當然是躲避抓捕，問題在於，他本人的決心來源和抓捕的熱度完全在影片中失真。

少數無足輕重的配角必須和我們發福的聶魯達互動，卻唯有建立在預設的“聶魯達寫的詩全國人民都喜歡，他真是我們的寶貝”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會感到劇中人捍衛聶魯達的熱情，影片沒有解釋聶成為詩人的過程，他是已經風流的詩人，而我們好像必須嚥下這口氣。

好比不知道蝙蝠俠成長史的人看自然會困惑他怎麼那麼富裕。

一個英雄的誕生是需要扎實的劇情推動的，寥寥數筆描繪聶魯達作品受愛戴之深，戰士讀、上流讀、工人讀的群像是直白的風光本身。

智利出了個如此有號召力的詩人，這點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感動，但這種感動像是感受事件本身，並非多在乎熒幕上的聶魯達，就好像如果沒有照片，聽敦刻爾克大撤退也可以讓人覺得可歌可泣一樣。

在這種情緒之，Luis Gnecco的聶魯達完全叫人提不起興致，他像是一個偉大靈魂的載體，眼眸、臉皮、身子骨都太滯塞了。

可以詬病的還有不少，比如影片明顯採用Kodak 250D這類日光底片拍攝又不進行調色的操作是完全的干擾項。

如果一部電影需要用“紫羅蘭般溫情的畫面”來還原一個充滿戰鬥性的詩人的話，攝影部門顯然是有點黔驢技窮了。

過度的光線效果和對於淺景深的迷戀使電影本身變得不方便觀看，一切都太耀眼，人物互動常常處於一種不合時宜的輝煌氣氛里。

僅有一些對聶魯達的特寫是有效的，但剪輯又把持不住一刀下去，於是觀眾沒辦法看穿聶魯達私人的一面，這和今年早些時候《使女的故事》採用淺景深作為敘事元素的做法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

當然，剪輯的弱勢在許多場景切換中也難以忽略，最後雪地追逐的詩意就經常被通俗、簡單的畫面扯得瑣碎，情節瑣碎地嘮叨了半天，還不如就讓奧斯卡在雪地裡一個人掙扎、囈語來得透徹。

導演的意圖了不得的明顯，他要還原詩人和群眾之間的互動，并以此塑造聶魯達和奧斯卡之間相殺相愛的故事（如果導演真的認為相愛相殺只有在警探和被抓者之間才能產生的話，真是就是在裝傻了）。

但聶魯達和奧斯卡都演得太生澀：聶魯達不願意演出來、剪輯師不給他演下去，奧斯卡又感覺太稚嫩、太無病呻吟，或者說，就是太演了。

奧斯卡這位電影毫無疑問的二號主角需要更強的性格。

到頭來，我不能理解一個瘦弱、文質彬彬、缺乏手段的探員會被總統指派追緝頭號通緝犯。

這是人設的問題，追緝聶魯達突破不了它，就成了不尷不尬、氣喘吁吁的影像詩。

Larraín导演的父亲是知名智利右翼人物，有 Wikipedia Page 的那种。

所以，大家觉得电影里那个探员究竟是谁呢？

探员说母亲是妓女，自认为生父是警察。

这或许也是说导演以前的自我认同是右翼死忠，国家政权维护者吧。

我觉得本片像是一个以导演的视角探寻聂鲁达是谁的expedition。

这个探员实在是太诗化和文青了，像是生活在祖国春风下的理想主义年轻人。

包括导演亲口承认的向摩托日记致敬的桥段，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富裕青年寻找自我的故事。

或许整部电影的来源就是导演读者聂鲁达的诗和传记，对聂鲁达进行消解和重新认知。

而追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重塑聂鲁达的过程。

而最终的“合体”则是出身右翼的导演与智利第一共产党的统一。

导演终于点破，他自己虽然出身名门，但也是人民的一员。

聂鲁达来自人民，而他的艺术创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并且影响着现在的每一个智利人。

可以说聂鲁达作为智利国民人物，既为智利人民所塑造，也塑造了现代的智利人。

感觉这是一部有智慧的作品。

好一部诗一般的寓言。

Pablo Larraín’s biopic about Chilean Nobel-winning poet, diplomat and politician Pablo Neruda (1904-1973) (Gnecco),revolves around his at-large cat-and-mouse game with a relentless but allegedly made-up police officer Oscar Peluchonneau (Bernal) closely tailing him during thepersecution of Communists issued by the Janus-facedPresident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 (Castro) in 1948.Right out of the box, Larraín archly lays bare his derogative slant toward Videla’s government by showing a then-Senator Neruda wrangle with others in the Parliament’s resplendent bathroom, before lends him a rodomontading stage of poem recitation during a private gathering, and later doesn’t hold back in sending him into a brothel for debauchery, further on, venting barbs to his loyal helpmate Delia del Carril (an age-defying Morán), whom he must leave behind in the third act when heading to the Andes mountains where he will secretly escape to Argentina on horseback. On balance, Larraín’s view of Neruda is a solid composite of varying complexities, a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 exuding a ghost of mystique, also on the strength of Luis Gnecco’s fine performance.But essentially the film is a meta-fictional dyad of Neruda and Oscar,it is the latter's self-inspecting voice-over traverses the entire running time and whose inexorable pursuance is futile in foresight but, by virtue of Larraín’scurve-ball construct of obfus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 Oscar’s quest of finding his identity (by the time of the third act, the predator-and-prey pursuit is saliently evolved into a poetic voyage),in fact strikes a more affecting chord with audience by being sublimated into a sort of existential mulling over an individual’s congenital frailty: blindly overreaching oneself to compensate for (mostly self-induced) one’s deficiency in self-esteem.Gael García Bernal effectively engineers Oscar’s painful self-sacrifice with an almost pilgrim-like piety and gravitas.On the one hand,Larraín’s innovative deconstruction-inflected modus operandi brings a wheeze of freshness in the time-worn biopic genre (so is his JACKIE 2016),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an inchoate approach that overly relies on a director’s artistic propensity, in this instance, the whole package of NERUDA’s saturated, purple-bluish hue, starkly freewheeling camera movement, and a disconcerted accompanying score could not be every cinephile’s cuppa, notwithstanding how stimulating it might sound on paper.referential films:Larraín’s JACKIE (2016, 7.7/10); Sebastián Lelio’s GLORIA (2013, 7.8/10); Alejandro Jodorowsky’s ENDLESS POETRY (2016, 7.2/10).

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

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

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

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

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

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

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

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

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

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

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

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

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

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

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

“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

”“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

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

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

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

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

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

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

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

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

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

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

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

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

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

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

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

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

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

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

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

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

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

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

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

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

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

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

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

”

（芷宁写于2017年6月4日）藏匿与搜寻，逃避与追捕，诱导与自悟，诗人与探子间精彩的角力交锋，以诗歌般美丽的句子交织推进着，影片《追捕聂鲁达（Neruda）》并不是一般认知意义上的传记片，它更像是该片主创对影片主人公、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解读与重塑，其中不乏荒诞戏谑的成分。

主创们似乎想藉由聂鲁达遭受迫害、流离失所、辗转逃亡的那段生涯，即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间的境遇，来描摹他的某些轨迹，这些轨迹既有实际的足迹，又有扑朔迷离的心路，更有他人借助对文字的咀嚼消解，以期在地理和心理距离上更为接近诗人的追踪行为，而片中的这位追捕者已然化身为融于其中无法自拔、以不断追逐的形式来描摹诗人心性特征的代表，并通过这一过程，完成对自我的剖析。

离开舒适的家和熟知的友人，和追捕者周旋的诗人一如他在诗《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所写的那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寻。

”为躲避追捕，彼时未能出国流落于智利各处的诗人，不断和各色人等邂逅，仿佛这场突至的流亡才将他和底层人民的距离拉近。

在或简短交流或匆匆路过的历程中，他的各种特征一一显现，优缺点尽入观众眼前，如他的天赋出众、才华横溢、机智幽默，再如他的贪图享乐、虚荣自私、胆大妄为，仿佛藉由这些人性化的解构，观众可以看到或感知到诗人的脉络，进而依旧为其文学艺术的魅力所折服，感佩其诗性，从而再次确认，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敏锐而富有才情的诗人！

大约为了再现片中所述的聂鲁达的某些特质，执导过《智利说不》、《神父俱乐部》、《第一夫人》等片的导演帕布罗·拉雷恩，这次奉献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拉雷恩的此种拍摄手法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仿佛引领着观众进入到聂鲁达那15个月的历程，仿佛重新浏览了聂鲁达的诗和记录。

在此过程中，观众仿佛做了一次大胆而有趣的体验——亲历追捕的过程，亦步亦趋，一路沿着诗人的步调前行。

在此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了普通人聂鲁达、诗人聂鲁达、逃亡者聂鲁达。

至片末，追捕者以血肉之躯在冰天雪地里获得了犹如福至心灵般的认知，而此时“猫鼠”两者最终达到的精神世界的融合，颇有些诗意，也极具理想化。

影片的镜头画面具有美感，用光考究，暗夜城市的迷幻错落，翻越雪山的心理鏖战，均被呈现得充满着诗的律动。

最终翻过雄伟的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的历程，将追逐的节奏释放得特别好，那种前后脚的追赶、递进、交错，甚至面对面，颇有紧张刺激的紧绷感。

在演员表演方面，诗人和追捕者的表演均有可圈点之处。

路易斯·尼科曾出演过帕布罗·拉雷恩的那部《智利说不》，在这部《追捕聂鲁达》中，路易斯·尼科恰如其分地给出了诗人聂鲁达的性格特征，常常给观众一种错觉，不论在吟诗时刻，还是在和追捕者周旋的时刻，路易斯·尼科都不是在表演，他就是聂鲁达本人，而那些所有被风传的“才子情圣”聂鲁达的种种“毛病”，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演的追捕者、警察奥斯卡·贝卢彻诺，锋利偏执，自大又自卑，略带神经质，又具备文艺青年的文学欣赏的品味。

贝纳尔将这位个性十足的追执追捕者诠释得丝丝入扣，内心戏有层次，又十分饱满，令人物立体可信，追捕者的疯狂和纠结，看似源自追捕聂鲁达的重压，事则都是来自于自身，甚至有些根本就来自于他的想象。

而对追捕者这个存在感十分强的人物，主创们却在片中表示，在自我又妄为的聂鲁达主导的十五个月的逃亡与追捕中，追捕者就只是个围绕着主角忙碌转悠的虚构人物。

而追捕者贝卢彻诺意识到“我来自一页空白”的那段内心戏，在一种充满意喻的灯光的烘托下进行着，有种谜样的味道。

（杂志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