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

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

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

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

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

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

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

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

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

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

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

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

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

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

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

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总体来说是好电影，节奏感好，镜头语言也很棒，唯一缺点就是详略不够完美。

比如被害人的儿子孙子一家的车祸事故，对剧情发展没啥推动作用啊，再比如男主的父亲和朋友们和披萨小妹可以融合成一个角色再多点剧情的。

男主和被害人孙女的感情线倒是有用的，毕竟男主要去被害人家翻东西。

有的地方太简略了，突然就找去被告的家乡，突然就找到了他的家人的墓地和在世的朋友，突然就反过来指控被害人有战争罪，“合理化”谋杀行为。

最有意思的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指控对方律师参与制定法案帮助战争犯们脱罪，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思想：反对战争和此法案，笔墨却太少了（可能这样拍出来实在是无趣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算点小反转吧，而且人物都没有脸谱化，杀人犯可以是“好人”，而那个“好人”也可以是杀人犯。

看着自己的家人倒在敌人的枪下的那一幕让我眼泪直流。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战争！

本以为是个破案悬疑片，结果是个法律片，但是意外的好看甚至感人。

德国人牛啊，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反思纳粹行为，指责一个依法治国的体系利用法律保护战犯。

记录能保存40多年还能随时提取出来，一部法律的制定每个讨论会的与会人员都有记录，也就德国做的到吧。

当法律这个寻求正义的唯一客观途径也被操纵，绝望的人只能走上犯罪。

有罪的不是collini，是制定法律的人，是权力背后资本的力量。

人在面对社会性的不公平时，或者选择认命，或者选择反抗。

合理合法的反抗途径如果也被堵死，人民就会走上暴力复仇的道路。

教父的起源也是如此。

所以一味的堵住大家的嘴巴是没有用的，有些事说出来并不重要，但是一直捂着就容易变质。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下文简称《无罪谋杀》）从一开篇就布下迷局。

时间是2001年，地点是德国某星级酒店，事件是一起残酷的谋杀案。

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他伪装成记者，进入酒店套房内枪杀了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并将尸身头部踩踏至模糊。

事发后，科林尼自首，却始终对杀人动机保持缄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海报这起杀人案令时人困惑。

因为科林尼与汉斯似乎没有什么交集或纠纷，并且，现实生活中科林尼与汉斯的评价都不错。

认识科林尼的人，说他品行端正、默默无闻，而汉斯功成名就、乐善好施。

科林尼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

《无罪谋杀》抛出这个巨大的悬念，牢牢将观众裹挟其中。

科林尼随着三个月前才取得律师执照的年轻律师卡斯帕·莱宁，成为科林尼的辩护人，观众才跟随他的视角，一点点抽丝剥茧靠近真相。

律师卡斯帕·莱宁卡斯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他与死者汉斯是忘年交。

身为土耳其裔，他小时候遭受诸多歧视，幸好有汉斯慷慨友善的资助，他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成为律师。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并且，汉斯的孙女乔安娜是他的初恋。

而今他却要为一个行刑式枪杀汉斯的人辩护。

情感的天平倾向汉斯，但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必须站在科林尼这一边。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让他想要替科林尼辩护也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代表迈耶家族的原告律师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也曾给卡斯帕上过课。

卡斯帕想要赢过马丁格，几乎不可能。

这场判决看起来，卡斯帕几乎是必输了。

《无罪谋杀》的第一个小时，就像进入一条漫长的且没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压抑、紧张。

但隧道终有尽头，从一把有着历史跨度的P38手枪——这是纳粹德国军队使用过的手枪，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调查开始柳暗花明。

P38手枪原来汉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纳粹军官。

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科林尼的故乡——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纳粹军队未能找出游击队员。

彼时在当地执勤的党卫军少校汉斯，指使手下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为报复，也即，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杀十个平民。

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亲，他亲眼目睹父亲被纳粹分子射杀。

年轻时的汉斯从这里开始，《无罪谋杀》就与一般的悬疑片区别开来，它有着更高的立意，进入对法律、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层面。

在纳粹覆灭后，很多国家的军事法庭开始对犯下滔天罪孽的刽子手进行审判。

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汉斯，但无功而返。

因为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项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其中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对他们只按杀人罪而不按照谋杀罪处理。

而普通杀人罪是有20年的诉讼时效。

这就意味着，1968年之后，几乎所有前纳粹军人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免于法律的处罚。

他们可以像汉斯一样，摇身一变过上新生活，甚至成为社会名流，享受荣誉和爱戴。

法律途径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济式的复仇。

这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电影也一再经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诘问：法律一定是对的吗？

法律有没有可能是恶法？

马丁格为汉斯做辩护称，战争中报复杀害是很常见的，甚至国际法也允许战争极端情况下的杀人，前提是不杀害女人儿童、不以残暴手段杀人、处决前不可凌虐等。

但汉斯拿十命换一命的做法，俨然也超过边界。

《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非但没有追溯汉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给了他们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础的公正，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权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

如果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随意性的，那么社会秩序会崩塌，弱者也无公平可言。

但人们都默认的一个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义。

可法律是人制订出来的，人会出错，法律也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会成为“恶法”。

当“恶法”伤人了，我们还要恪守“恶法”吗？

庭审中关于“法律”的辩论《无罪谋杀》以科林尼的自尽告终，它给出的是开放性答案，实际上也是将问题抛给每一个人。

究竟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

该如何避免“恶法”的产生和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同于日本对战争罪恶的掩盖和无视，德国是善于反思的国度，德国有大量影视剧直面这个国家错误的过去、错误的历史。

对纳粹的时时反思是如此，对《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

而电影最终抵达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汉斯是天生的刽子手吗？

显然不是。

当他脱掉军服、抹除污点开始新生活时，也许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许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众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帮助过很多人。

可能纳粹军队里的不少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也是好人，可他们穿上军装时，当他们成为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们可能就被“平庸之恶”吞噬了。

他们按照指令行动，但这个行动可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他们只负责执行，而没有一点点迟疑，或者提出反对。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

人该如何避免沦为工具？

这是《无罪谋杀》留给每个观众的强有力的质问。

《无罪谋杀》值得一看。

它有优秀悬疑片的审美范式，同时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

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战罪行的背景下，这部电影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

）→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终于，科林尼开口了。

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

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

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

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

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

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

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

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

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

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

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

其二，增加故事量。

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

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

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

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

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

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

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

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

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

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

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

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

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

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

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

”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

《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

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

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在朋友圈突然刷到这部电影，本着罗老师推荐的，不会很差的想法，我看了这部电影。

结束之后，余音绕耳，回味很久。

忍不住再看了一遍。

作为一个非专业影评人，记录一下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

这个片名及罗老师的身份让我很断定影片讲的是一个很确定的谋杀案件，但是会被判定为无罪的故事。

这是一部德国电影，直译原名Der Fall Collini，科林尼事件。

谋杀凶手Fabrizio Collini，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谋杀的过程很明确，手段也很简单，在酒店内，凶手冒充记者进入房间，枪击，先击中左眼，随后是腹部，并且在死者死后，残暴的踢碎了一个85岁老人的头盖骨，疯狂发泄自己的仇恨。

（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是Collini完美复制自己的父亲被杀害的手段，是复仇，我想这个画面应该出现在Collini的脑海中绝对不止一次。

）凶手很平静的自首了，他叫Collini。

作案过程明确，证据确凿，这起谋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受害人是极具社会威望的企业家，而且没有人知道Collini的作案动机，为什么残忍杀害一个85岁的老人。

监狱的Collini一言不发，平静的等待着一切，他的辩护律师来了，除了摇头，没有更多的交流。

第一次开口是律师提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眼神温柔的回复，“你应该多回去看看他，因为你并不是一直有很多机会看到他。

”这个与影片的最后相呼应，小时候的Collini与父亲一起踢球的场景。

年幼的时候曾经看到他父亲死在自己的面前，此后便是他一生的梦魇，Collini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在1986年通过法律起诉无果后，直到自己的母亲、妹妹去世，选择用暴力伸张了正义。

第一回合， 一个男孩偷了面包，这当然是偷窃，但如果他告诉你，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那他就会得到你的同情。

电影给到Collini这个镜头的时候，我猜到他自杀了。

在渐渐通向光明的时候，当听到法律承认自己袒护了罪犯的时候，Collini释然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得到了自己要的正义，自己的认可。

极为精彩的一段对白。

很难想象Collini的一生，半个世界的仇恨，1944年父亲被杀，当年他10岁；2001年，67岁，在监狱自杀；这57年他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无法想象。

因为他的指认，他的父亲成为了第20个，父亲眼神中透露出来的绝望、无奈、不舍，成年后的Collini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想，后悔着，如果不是自己的指认，他的父亲也许就能幸免？

这或许也是他一生都不能放下的原因吧，时间无法抹平，岁月无法烫平的伤。

他清楚的记得杀害父亲的手枪，开了几枪，击中了部位，对他说的话，“你必须学会坚强。

” 意大利的那个小镇还是那个小镇，枪决的那个广场还是那个广场。

影片的最后，仍然是没有判定的案件，关于审判没有结果，对于Collini，他释然，不是在杀死仇人的时候，是在有人承认错误的时候。

关于历史，我读的很少，看完这部电影，我很震惊，可能从很多的角度去分析去看待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个体，我看到了无法承受的沉重。

时代的灰落在了一个个人身上，都是无法摆脱的负重。

没有绝对的善良，没有绝对的恶人，法律规定的是做人的底线，一个好的国家运营机制，社会管理制度，应该是极大程度的激发人们的善。

电影《无罪谋杀》是一部德国电影。

这几年，每年都有几部欧洲电影上映，不过多是意大利、法国或者西班牙的。

以及还有俄罗斯的。

德国电影有几部，但是不多。

这部《无罪谋杀》虽然全程是围绕一件谋杀案，但是并非是犯罪片或者是警匪片或者是推理探案片，而是一部反思历史，带有左翼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

这部电影通过一桩显而易见的谋杀案，通过一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刚入行的律师，将人们的视野重新带回到二战，带回到那个残酷的时代，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杀手故事。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杀手，讲述了一段德国战后不光彩的历史——即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德国实际上是将很多在二战中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纳粹在战后无罪话了，赦免了他们，让他们能合法地无须受到法律和历史的制裁。

从当下法律的角度，复仇者无疑是谋杀者，是犯罪了——动了私刑。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复仇是一种果，它背后有因，而且不是一个因。

一则是曾经的国恨家仇，一则是法律的不作为。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还是要实质正义。

除开这，电影在某些方面也是留有让观众回味的余地的。

例如，最后谋杀者在狱中自杀了，所以这个案子终结了。

我个人倾向于是认为，所谓的自杀是假象。

因为谋杀者没有自杀的理由。

反倒是法官和原告一方以及检察官，需要被告人——站在历史正义一方的被告人——死亡。

这样就能所谓的结案，而且不需要对被谋杀者——当年屠杀平民的人——做出基于历史的判决。

另外，案件发生后，选择这位律师，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安排。

就是为了能在他们掌控范围内结案。

不过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

现实其实没有这样的光鲜的。

当下，对于德国战后对于二战中罪行的反思和批判，有很多人认为做得不错，是榜样。

但是，仅就这部影片看，所谓的模范生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误解，或者说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假象而已。

也许，相对于日本来说，德国对于当时战争中的罪行有更深刻的反省和切割，但是在实际中，却也是在法律层面做到了除罪化，使得正义不能得到彰显。

总体来说，这部影片虽然剧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过从上述的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来看，我个人评分8-8.5分。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21年5月某期。

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茜茜公主”罗密·施耐德在1982年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演了一部根据她钟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无忧的过客》，影片跨时多年的绝恋故事背后，是二战受害者通过私刑处决战后逍遥法外、摇身变巨富的纳粹军官这个很可能潜藏在当时很多人心底的愿望，故事里对仇人执行这一处决的男人最终被释放，又与妻子被新纳粹处死。

1982年5月29日，罗密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同一天，一名叫埃利亚斯·穆巴里克的德国青年出生，三十多年后，他主演了《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将罗密遗作没有提及的涉及德国司法黑幕的层面接着讲完，这名小伙饰演的是为杀死前纳粹的意大利老人科林尼辩护的律师。

历史的神秘轮回。

被杀的纳粹迈耶，是国民口碑良好、连仆人都敬爱之的善良温和老富翁，也是陪伴那位律师从童年到青春期时代类似父亲角色的一个人，老人的亲孙女是他初恋，控方律师又是小律师的导师。

剧本在一言不发、放弃辩护的杀人者，和陷入多重熟人关系的律师之间，制造一种悬念，迈耶的前纳粹身份，也是影片铺垫很久之后才引出的事实——迈耶曾在意大利小镇大屠杀二十个平民，其中包括科林尼的父亲。

这段历史故事，是顺应情绪要求，一点点剪进影片后半截各个剧情节点的，在事件最恶劣的顶点，我们看到儿童科林尼被迈耶胁迫着观看他父亲被两次枪杀的过程。

我们知道，没有人能过得去这种坎儿。

这只是真相的第一层，惊人的是，科林尼曾企图通过法律途径申诉讨回公道并被驳回，这才引出影片最震撼的炸雷——随命令“报复式”屠杀平民的纳粹军官要被判误杀罪，但二十年追责期后，荣升政要的纳粹们，在1968年合力颁布了不允追究他们罪行的法律。

当法律不再公平，受害者只好自己行动。

回头看，大人物被谋杀，却派一个初出茅庐、没接过案子的小律师做科林尼的辩护律师，就是准备草草结案的。

影片没什么炫技的拍法，只用了镜头缓慢拉近说话人以增强分量之类古典技法，结尾也像是顺从原著小说家不知让法官如何判决而安排的看似合理实为偷懒的结局。

但影片的价值在袒露惊人的司法黑幕，真相被人看见，正义才得以伸张，这也是为何报仇后也没获得安宁的科林尼，最后能够自我解脱。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

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

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

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

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