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虚此行

這部片放了好久，重視且期待。

我以為它會是像《入殮師》那樣，“死亡並不可怕，它只是生命的另一種狀態。

”借和死亡關聯的職業探討生死。

卻沒想到死人在本片中只是一個道具的作用，甚至於它起作用的對象也不是活人。

而是一個失敗的異鄉人。

這個人是寫劇本沒人要，這個人從上海漂北京，這個人是年輕人，這就是導演塑造出來的失敗者。

影片被旁述的悼詞主角們，一個個以未出現的方式出現，以死亡的方式活在親人記憶中，正當你以為死和生在溝通之時。

主角合上書本，把生死夾進寫作素材，高傲又故作弱態觀察自己咎由自取的人生。

我覺得他在褻瀆死人，褻瀆死亡。

他去殯儀館看死人和去動物園看動物，沒區別。

他寫悼詞和寫遊玩日記也沒區別。

主題欺詐是一宗罪。

創作設定也更顯其文藝自大，眼高手低。

通篇各種台詞角色視聽文藝鄒鄒，卻在最後需要靠一個極為現實且附帶神經質的角色來點破和圓底。

而一直誇大悼詞，整部電影雞賊只演示了一篇，但那篇完全打動不了人，也承擔不起前面所有的情感。

如此如此，這部電影就像親人花閒錢請了陌生人表演一次寫作。

《不虚此行》的宣传点之一是主角职业——写悼词的人，做这个职业的人很少，但不能说导演编剧刘伽茵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有不少拥有类似职业做主角的电影：《人生大事》里民间丧葬生意人三妹，《入殓师》里整理死者仪容的化妆师。

这类型电影让观众很容易联想到“尊严”、“体面”，其实和它们相比《不虚此行》很另类：它不要尊严和体面。

它的另类不在角色职业，而是借丧葬业来说尊严和体面是普通人的枷锁、带来冷冰的隔阂、是无法触摸的威信、更是自我囚禁的房间，而且“尊严”和“体面”多数来自他人的给予，而人更应该少问to be 还是not to be。

莎士比亚活在昨天，所以这样的主题在今天有什么意义？

恐怕我们需要先来看这里面的角色身份——北京土著、新北京人、北漂：1、北京土著——万家兄妹，开餐馆，代表劳动阶层的北京土著。

兄妹之间的爱恨围绕长兄的责任和兄妹情展开，电影使用了炭火和冰融的空镜，串联三人的家庭过往，在误会、否认和羁绊当中万家长兄的故事很是体面，但电影里只能看到万家长兄的灵堂门口和那三五亲友。

2、新北京人——王总，铁路工程师，在北京买房结婚生子，老家过来的退休教师父亲在北京病逝，爷孙三代人只能跨代交流，父亲和儿子两对关系一直处在“尊严”的交往，因为父亲尊严的需求而隔阂颇深。

王总处在“不进则退”的跑步机上被迫前进。

电影只在殡仪馆的走道上看见过他父亲的骨灰盒出现，如果殡仪馆象征着诺大的北京，新北京人的骨灰连灵堂都没摆，匆匆一掠而过，更没有远方的亲朋好友。

3、北京土著——方阿姨，抗癌网红，打扮和房子都说明她是北京的中产，生前享受并分享着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抗癌经历，阅历和年纪让她在生命的晚期借助社交媒体成为五湖四海看客的榜样，也许真心喜爱或者猎奇也罢，她的状态承担着一种生命力、一种在洼地里挣扎可以搭把手的稻草使命。

她去世之后在八宝山殡仪馆里拥有了豪华的灵堂，配上了丧葬最体面的横幅、菊花和签名册，人们排着队伍送上自己的敬意。

分享心酸历程的中产阿姨死后得到了最大的“尊严”和“体面”。

4、北漂——甘铭，创业公司合伙人，湖南人，他不是死者，他是跟着死者老乡老友创业的人，在他的讲述里电影似乎还原了千千万万创业者的面孔，阴差阳错一个人的死去倒是让公司起死回生。

也许是悲怆化为了力量，在死者生前常看的草原海报里精神胜利法奏效了，在电影里他只有一张面孔模糊的照片，更别提灵堂和八宝山公墓，他的骨灰可能随着快递打包盒寄回了老家。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已经很不要尊严和体面了，可是他还是过的不好，死后也不好。

5、北漂——闻善，写悼词的人，安徽人，电影的男主角，他既不能像其他高学历的新北京人一样融入，也显然不是北京土著，他抓住自己创作的剧本和人物，在亦师亦友的教授面前丢掉“尊严”和“体面”。

同时也随着自己创作不下去的“人物”小尹卡在一个空间——除了殡仪馆，他最喜欢动物园，这两个尊严和体面互斥的地方。

对动物园的动物来说不存在“尊严”和“体面”这个东西，他于是特别热衷停不下来观察着无尊严的动物和饲养员，也许共情着彼此丢失的“尊严”和“体面”，也许能够感到短暂的舒适。

之后在高楼大厦间穿梭的公交车回归自己“尊严”和“体面”的再次丢失，就显得更加伤神，这样一路衰败着来到电影的结局：另外一位北漂的到来。

6、赎罪的北漂——邵金穗，甘肃人，银行工作，她来找人，一位不知道是北漂、新北京人还是北京土著的逝者、一位网友、律师和业余配音演员，爱好让她们彼此惺惺相惜，现实却让他们断了联系，因为工作邵金穗消失了几个月，这对仰仗网友关系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这位律师轻生了，邵金穗认为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她来北京“赎罪”。

另类的网友关系让她找到了另类的赎罪方式：律师的家人不接受网友的存在所以她和写悼词的闻善诉说。

通过几天的倾吐，她和闻善拼凑了网友生前的时间碎片，从只言片语之中电影呈现了一个轻生之人轻生的原因，邵金穗本来应该更加内疚，但是没有，她收拾了闻善的屋子、为他点了外卖，因为从与闻善的交流当中她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这次北京之行的意义，从闻善这里弥补了对网友的内疚：她拯救了另外一位可能的抑郁症患者——闻善。

闻善因为这位女子的关照，意识到自己活在形而上的问题里太久，“to be or not to be”都属于“想”的问题，“想”与“做”天差地别。

闻善和家人沟通，崩溃大哭，因为台词当中隐藏着催泪的母爱，更敏感如闻善者应该能看到未来如何给母亲写悼词的画面。

于是卡在光标处无法下笔的人物小尹不再在他身边徘徊，乖乖回到了纸面之上，莎士比亚的千年疑问、照片里的红苹果都不如敲下键盘写下第一行字、不如咬下苹果满嘴迸发的芳香，做了第一步，“尊严”和“体面”很容易就瓦解了。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幸运的，他因为别人的善意而治好了自己的心病，可是他写悼词的那些人却相反，他们生活里的家人、朋友似乎都被这样丢掉了敲碎“尊严”和“体面”的机会。

闻善对他们来说说到底是那个写悼词的人，他从“死”那里汲取了自治的力量，和他同样被这“尊严”和“体面”所伤的活人、那些不会创作、不会汲取力量的北京土著、新北京人和北漂怎么办呢？

于是闻善们继续敲着自己的字，关于文字和电影，看或不看，他们的答案在风中。

观察者的技术运气很好，抽中toro观影团的名额，可以来再看一次《不虚此行》（此前已经在SIFF看过一次啦）。

因为有了一定了解，所以看的时候其实有注意带上问题（就像影片反复提到的“观察者”的角色）——而这个问题其实是从结尾才正式被提出来，就是“普通人，能不能做主角？

”乍一看，这几乎像个陷阱——“肯定”无疑是种应试般的标准答案，夹杂着某种创作者的自恋甚至于自问自答。

但在这些陈词滥调的抒情立场而非审美逻辑判断背后，导演是否真正直面并处理了这个问题？

（至少，明星阵容的配置会在一定程度上令人起疑）。

不过，在第二次的观看中我似乎感觉到，闻善熟练的“观察者的技术”——纯粹的影像语言和视听情境方式——的确对这个关于“创作意义何为”的关键之问做出了回答。

“稀释”与贫血的影像">1#“稀释”与贫血的影像快到结尾的时候，愈发感觉台词/悼词中的“稀释”成为一个重要概念。

即使很难弄清它到底意味何为，不过这个概念却带来一个清晰的画面，就像博尔赫斯那句，“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在这一意义上，稀释和死亡与保存有关。

《不虚此行》的确是关于“火葬场和活下去”的故事。

但更进一步，在本体论层面上，电影本身也是如此，它隐含着一个安德烈·巴赞式的标准视角，“摄影影像是被摄物的同一”；有意思的是，在影片中，“木乃伊的香料”被别致地讽刺并替换为“口罩和消毒水”的味道，尽管故事并未直截了当地在这一语境下展开。

这种“稀释”并非仅仅停留于理念，而在影片中获得了具体形态——或许更准确的说，它夺走了一些形态。

譬如影片大部分段落中几乎刻意的乏味设计：无背景乐，灰暗的色调，慢吞吞的对白，等等。

在我们期待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的时候，电影并没有给我们。

观众，被设计得如同影片中的闻善，似乎是营养有些不良的人，（他们）反应力迟钝，面色常常惨白，或许还有熬夜失眠、中年危机带来的都市焦虑和无限丧感......并且，观众同样也处在闻善的贫血状况之中，双方都是听众，是不纯的“凝视者”，也许最终可以成为观察者，但无论如何也难以真正进入故事之中。

这正是稀释的后果；这种状况中的影像，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者的“贫血的影像”：这种影像几乎只有纯粹运动，仿佛是贫血的现场，等待被注入和激活。

激活的机制：中断和插入">2#激活的机制：中断和插入作为剧情片，如果《不虚此行》仅以一副“稀释”的面目示人，那很有可能会是两小时的艺术灾难。

不过需要重申的是，“稀释”指向的正是观察者的技术，就仿佛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和计数——镜头真正意指着“人海”，然而这种堪称狂妄的想法如何实现？

于是镜头成为取样器，人物成为样本，试图通过在稀释的语境“激活”，还原这个混乱和平静共存的时代公倍数。

但如何“激活”？

对这关键的一步，导演并未偷懒。

实际上，影片中最动人的几个段落恰好落在这些“激活”的契机之上——说来也很简单，可能仅仅是轻盈的插入和中断而已。

印象很深的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间隔”构图和“中断”式场面调度，前者很好理解，甚至于有些僵化，人物对话几乎总是二人镜头，反倒是三人镜头带来不稳定性；而后者，则可以见诸反复出现的对话镜头被“路人”打断的调度：例如，闻善与万老板在火锅店门口的攀谈，一而再再而三被顾客或员工打断；与CEO合伙人在快餐店的初见中被服务员猛地介入；与白客在天台的对话被“女同事”隔空打断；同样的情况反复发生。

当然，这种调度也可以塑造新的情境，如闻善和王先生小孩在溜冰场的对话段落，高速的外在运动成为孩童内心与家庭关系的情感外化，强烈的环境声和快速运动的孩子们从他们之间滑过，加剧着这种不稳定因素；而闻善与甘肃来的金穗从地铁口出来时，迎头撞上的一个急匆匆的路人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却意外地重拾死者的幽灵身影，不轻易间唤醒那个急匆匆的忙碌者所不为人知的生活，令我们想起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这些脸在人潮中明灭.....”这种“打断”的调度程式漫漫地铺开，但落脚点却在最后，当金穗试图擦掉白板却“不小心”将其颠倒之时——“小尹”从白板上浮现，紧接着便是蜗居的那个创作幽灵（吴磊饰）从二人中间浮现；可以说，这一舞台剧式的贯穿动作，由此将“偶像式的角色”与“普通人”真正结合起来，这种打断和穿出，甚至也成为影片的精神线索（闻善是可以被打扰的）。

另一方面，影片也以同样优美的另一种方式直接进入影像，却不再是以观察的技术动作，而是技术光源。

如果说前者涉及怎么观察，后者则倾向观察什么。

实际上，影片许多场景都强调着光源的对象性，例如闻善的家以刻意的昏沉强调出各种光源器具的存在；大量的镜像设计；甚至是朋友圈视频、腾讯会议、冰块儿、直播......又譬如闻善和方阿姨对谈的一个段落：两人似乎处在阁楼上，方阿姨晾好一床绿底儿白纹的被单，有限的光线切分着空间，回忆和现实开始过渡。

他发现的一张照片上，女孩和弟弟并列站着，方阿姨确认了女孩的不喜，然后开始叙述那场难忘的上海之旅。

奇妙的是，时空的错位谨慎地排除了过于主观的视角，闻善陷入的幻听实则是记忆被当下所稀释的过程，镜头如同承受着临界应力，蓦然地从此时此地移开，插入几个绝缘的视听截面......最终，将这一切压缩并反射到绿底床单上：叙事成为图示——这是对戏剧性的拒绝，是稀释，同样也是新的影像转化程式。

这一段落的最后，我们只看到虚幻的声音蜃景停歇了，影像却被“激活”：镜面之中，人物在阴影下混沌不清，但绿被单闪闪发光，如底片般被擦亮了。

这样的物品，它被安排在画面中间，形成间隔或中断，并且闪闪发光——这样的物品和状态，隐喻着当下的技术生活；但这样发光的间隔，同样也是如同布朗肖那里的“死亡般的不可言明之物”，是极限状态，也是电影所欲望的位置。

到了这样的极限后，如我们所见，闻善向家中拨打了一个电话：一块屏幕在两只耳朵间闪光。

影片结尾似乎通向光明，闻善从CEO老板的骑行机的凝视位置上出发，似乎意欲挣脱并重新成为一个作者。

他飞奔回家，那个艺术的幽灵、皮格马利翁式的男孩却消失了；但我们察觉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好处，它以一个背影的形式，同开场形成一次正反打，这是影像最标准的语言之一，却同时又没有那么简单——它是关于一个人物的，而并非是角色。

这种简单又复沓的影像程式，或许就像镜头对“大猩猩饲养员”的描写：他摘掉猩猩头套，就已然引发我们的兴趣了。

随后我们将知道，他的严厉；但他的严厉和怪异背后，或许是“善”，他等待着一只渴望朋友的孤独猩猩；但镜头并不能确凿这一切，就像消失的“他”一样，唯有孤独的猩猩外套挂在风中飘。

《不虚此行》大概已经提前锁定年度华语最佳。

开学前的最后一次电影院观影，从40分钟左右一直间歇性哭到片尾曲结束，最后在人群离去之后鼓掌、鞠躬、迟迟不愿离去。

现在揉着哭红的眼圈浅浅回想，大概是源于《不虚此行》拥有许久没有在华语电影中见到的真诚创作态度，故简要记录之。

1，极度平衡的悼念语气。

类似《入殓师》的题材，导演将镜头对准一个不得志、以写悼词为生的都市青年。

写悼词，一种本身就带着庄严肃穆和哀伤情绪的职业，很容易营造出强烈但单调的哀伤情绪。

但导演却从不主动煽情，而是配以恰逢其时的幽默来化解死亡的伤痛，在一次次沉默和话外之意中埋藏情绪，真正实现了哀而不伤的个人叙事的语气。

更令人惊叹的是，导演的目标不止于此，在一次次对话的同时巧妙地刻画城市空间，建构城市情境，最终实现了时代与个体的平衡，在个人叙事中洞见时代弊病。

2，极度平和却充满力量的叙事。

浅焦固定机位长镜头、少面部特写、拒绝煽情音乐使用。

导演执着于做减法，仅仅使用最简单的形式风格，真正地将电影的力量交给了叙事，只是简简单单讲好一个故事，相信这个故事的情感力量。

我相信很多uu也会对叙事诡计感到无比震惊，也会在每一次欲言又止中感受到丰沛的情感力量。

3，极度真诚的创作态度。

随着突然闯入的女主人公出现，叙事的平衡被打破，早已埋藏好的叙事诡计出现，一个关于编剧写不出来人物的故事。

导演将向外的情感输出转向对自我的剖析，对创作者自身的反思（自反），无比真诚动人。

正如以上第二点所述，导演只是相信叙事的力量，正如戏中人物最后编剧面对写不下去的剧本，继续坚持写下去。

这也让本来收束奇怪的结尾更加动人，导演本已坦言写不下去，真诚的创作态度。

或许有人会批评她太过电视剧质感；或许有人会因为她没有表层的强烈情感而感到无聊；或许会有人批评她自我意识过剩，太过自说自话。

但是，只要你愿意平静下来，默默去品味那一次次的沉默和欲言又止，我相信你也会被她所感动。

她拥有我们始终没有在华语电影中见到的情感、情境、叙事，以及最重要的真诚的创作态度。

她告诉现在的华语电影：不需要不停闪回、升格（慢镜头）、放音乐来煽情；不需要太过执着于抓住一个热点话题然后隔靴搔痒；也不需要巨大的商业投入和特效制作。

仅仅依靠用心打磨的剧本，最简单的叙事，对自我的真诚剖析，便可以拥有充满生命力的作品，真正的作者电影。

本以为讲述死亡的电影，难免会有许多关于死亡的情绪调动。

《不虚此行》并没有聚焦一个个死亡瞬间，而是指向生的故事，让观众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之外感受到一份生活的力量。

导演刘伽茵不可能不知道怎么让观众痛哭流涕地感动，但恰恰相反，她把那些素材都归于平静，像溪水流向深海，“固执”地使用了自己的方式。

胡歌饰演的编剧——或者简单点说，之后的他成了一个写悼词的人，见证了人间疾苦。

但是从他哀愁的眼看去，无论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归于死亡时，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平静梳理的过程。

胡歌那看似倦怠的眼神，恰恰给了闻善以生机——在生中接触死，并在触碰到的一刹那回归一种生的力量。

他在白板上划一条黑色的时间线，列举陌生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关键人物和瞬间。

他可以理性对待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死亡，因为在他渴望做编剧的心里，这些事件，是观察笔记，是素材，是可以逃避真情实感、用理智完成客户需求后交稿便解脱的事。

《不虚此行》借死亡的壳，真正要讲的是如何活。

一个活了四十年感到自己一事无成的人，在某个空气寒冷的下午和老师说，“我过得不好”，短短五个字，道尽无奈。

你是运气不够好吗？

还是能力不够？

齐溪饰演的单纯女孩，无论从哪个答案倒推问题，都会让眼前这个人尴尬得无所适从。

恐怕他一直期待的并不是通过哪篇悼词能够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殡仪馆）、或者一个更大的客户（超过4000元的稿费），他所期待的，只是在靠写悼词为生的这段日子后，有一天，他笔下的“小尹”（关于他的梦想的载体），能站到人们面前。

陷入创作的困境和焦虑，是闻善所面临的痛苦。

他像一个囚徒，自囚于陋室一隅。

靠着昏暗的灯光、逼仄的空间、时而轰鸣的洗衣机声响，日复一日过着有所期冀却始终单调的生活。

——桌上堆积的矿泉水瓶，展现了他的孤独。

每天只有“小尹”在面前时，他才有倾诉的欲望，有了人的味道。

如果不是胡歌本人克制而疏离的气质，闻善一角也许会走向文艺工作者自怨自艾的边缘，被观众嫌弃。

但有趣的是，正因胡歌身上所散发出的执拗同时兼具理性的一面，他的演绎看起来如此自然真诚。

这位文质彬彬的演员，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塑造了诸多角色，而这次，他所饰演的闻善让不少文字工作者、多半时间宅在家中的青年、心中有火却成不了燎原之势的人们掏心窝地和他共情。

似乎正因他有意设置了交流上的屏障，或者保持温文尔雅的内敛气质，他所饰演的闻善看起来也是个对外部世界并不十分关心的人，但人们也大约知道，角色内心却涌动着感性的力量。

放到《不虚此行》中，胡歌和观众之间的隐形障碍被打通了。

与其说导演刘伽茵找到了合适的演员，不如说演员胡歌终于找到了更贴合其性格的角色。

他将自己的心性附着于虚构人物闻善身上，投射他的冷静和理智，也暗自倾诉他的焦虑与挣扎。

他可以依然保持优雅克制的姿态，但片中他的白发、他的驼背、他压抑收敛的目光无不向熟悉的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他也渴望被听见心底的声音。

在前面长长铺垫的关于死亡叙述的事件里，胡歌的表现始终像一个观察者。

“闻善”，“闻”是听的意思，聆听，倾听，感受他人如何活着然后死去。

一段连着一段的情绪和故事，构成了散文般的影像；无论每个片段的情绪、人物如何不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主角闻善稳定的心智，他像一个足够冷静的乙方，应对各种亡者亲属的要求，把那些情绪激荡的可能统统掩埋。

但直到他长久为之准备悼词的一位阿姨真正逝去，他可能才意识到，死亡终于切断了他和对方的联系。

在那么长时间陪伴她、聆听她、也在准备似乎永不完结的悼词的过程中，他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故事里的角色，也有了血肉联系和情绪起伏的生命。

齐溪饰演的女孩，也打破了闻善的认知。

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可以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寻找另一个网友的下落，只是因为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变成了活着的生命，即使在人的肉身消亡之后，依然能够调动人的情感，在世间留下他来过的痕迹。

闻善可能从前并不相信人死之后还能留下什么，特别是在见过那么多看似隆重的悼念仪式之后。

对他来说，葬礼可能近乎一场虚伪的表演。

他也有可能比亡者身边的人更关心死去的人怎样活过，但对那些人来说，他们的效率和冷漠几乎总是常态。

黄磊饰演的王先生，正是闻善遇到的大多数人的典型。

他期待王先生有些真诚的交流，但王先生始终回避真诚的交流。

其实对应到后面的情节你便会发现，闻善跟王先生在某一方面也很相似，他也曾拒绝告诉父母他在做一份写悼词的工作。

闻善将他“自囚”的心保护得很好，和王先生一样，都在城市中压抑着自己的内心。

直到方阿姨的逝去，直到姑娘的到来，直到一个IT男在同学/工作搭档死后依然尊重他活过的空间、使用过的物品时，闻善才真正感受到生者的活力，那些随着死亡消逝的灵魂并不再是一个个纸上故事、表面文章，亦或假装投入感情的模板……他感受到了这些人的存在。

他们的声音，他们运动时的呼吸，他们使用过的器物像一束光，重新照到他自己昏暗私密的内心深处，使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应该有存在的尊严。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死亡已经变得过分抽象了。

对闻善来说，也可能如此。

记述着大多数人的死亡，盘点他们的生命，抽象得像写一个个新的故事。

可是只有他直接和尚未死去的人相伴，和他们聊天，和他们对话，倾听他们的感受，他才能痛彻地感受到，死亡是多么的残酷。

故事的高潮并不是一场死亡，而是闻善打给自己的母亲，用拙朴的方言认真表达想回家的感受。

母亲早已习惯了他的不咸不淡，如此稍微倾注一分耐心，她还会忙不迭地把情感打散，希望回到原先模糊的状态。

而闻善已经知道，电话里的人可能迟早有一天也会像方阿姨一样突然离去，即使早做准备，他也永远不可能完全应对好准备……这场在动物园的戏，可能是多年来我看过胡歌的表演中，最触动我的一场。

我第一次感到他不再设防，而是交由闻善这个角色恸哭一场。

这场和死亡并无关联的电话，却分明让人感到，有什么真正冷酷的东西在逼近，它催促我们，不要麻木，不要遗忘。

对创作者来说，真正的瓶颈并不是在空白的word前打下哪一行字，而是将自己从多大程度上抛出去，抛给世人看——看，这就是我的全部，我心里所有的想法，我如实袒露。

我第一次感受到胡歌是这样投入到一个角色，恰如其分；也许对创作这个故事的刘伽茵而言，她也找到了可以附着灵性的人，在银幕上投射她不安的欲望和抵抗。

当胡歌骑着单车在北京街头释放时，我们可能才发现，这是少有的一幕他没有在某个充满框框、昏暗的空间里被囚禁，而是打开身体，可以去往任何方向。

生命的奇妙在于可能性、在于想象。

闻善听了那么多终局故事，还能打开想象——最后一刻，《不虚此行》燃起的是生的希望。

每个人都要经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脏停跳时，第二次是被世界遗忘时。

我不知道哪一种死亡更令人绝望，但起码有人不甘认命——那些努力拯救第一种死亡的人，大多是医生；而那些努力拯救第二种死亡的，则是为亡者写纪念悼词的人。

胡歌在新片《不虚此行》中饰演的闻善，正是鲜为人知的第二种人。

他凭借这个出乎意料的角色，荣获今年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

而本片的导演兼编剧刘伽茵，也借此斩获最佳导演奖。

世间所有的爱，都该趁早胡歌饰演的闻善，当编剧挣不到钱，转行在殡仪馆写悼词。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从逝者的亲友口中，一点点拼凑起逝者的过去，最后汇总加工成一篇在追悼会上当众诵读的悼词。

然而，在很多时候，生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歪曲、掩盖关于逝者的事实。

遇到这种情况，闻善倒又像回到自己的编剧老本行，在还原每一个关于逝者的故事中，他都要竖起耳朵听，找出他们“台词”中的已说、未说和不可说；他更要睁大眼睛看，因为人物的真相不光显露在他言语中，更隐藏在他下意识的行动中。

有一处场景，是闻善坐在客户王先生家的客厅里，为了帮他的亡父写悼词，向他收集关于老人家的相关信息。

王先生一边回答闻善的提问，一边盯着手中的两部手机，应付不间断的信息和来电。

事实上，他的确想当一个孝子。

如果图省事，他完全可以直接用闻善给他的模板悼词，没必要专门让他上门写定制悼词。

然而，他不光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父亲。

孩子还小，如今竞争环境又如此激烈，他肩上扛着一个家，难免顾此失彼。

正如他的自嘲：“到了我这年纪，不进则退。

”当闻善问起他父亲喜欢什么时，他还要发信息问老家的叔叔才回答得上来。

此时，路过客厅的王太太提醒他，老爷子喜欢种花草。

闻善提出想知道更多细节，王先生明明从沙发前抬起了屁股，却又莫名其妙地坐下了，低声说了句“算了”。

又是王太太打破僵局，一把拉开客厅半遮的窗帘，露出一排半死不活的盆栽。

她当着闻善的面，摘下一片片枯枝败叶放到王先生手里，他难免神情尴尬。

她当着外人暴露家丑，非常值得玩味。

可想而知，王先生整天忙事业，忽视的不光是父亲，还有她这个妻子。

她正是用这种近乎拆台的方式，来表达对丈夫拼搏事业而疏于陪伴家人的不满。

事后，闻善从王先生的儿子飞飞口中得知，爷爷经常想找父亲聊天，但是他总没有时间。

有一次原本一家三代回老家，父亲又因为忙工作缺席，他和爷爷钓鱼时差点溺水。

闻善通过观察他们一家，敏锐地推断出，飞飞是故意掉进河里的，这样父亲就会放下工作赶来看他了，也能实现爷爷的愿望。

他鼓励飞飞，将这个秘密告诉爸爸。

没多久，王先生带着妻儿回了老家，正是他当年缺席的那片苍翠竹林。

曾经，他在父亲的庇护下，在这片土地上度过青少年时代；如今，他送走父亲，从儿子的身份毕业，继而学习如何做一个父亲，理解家人的陪伴无可取代，爱的行动要趁早。

像这样清风拂面般的细腻视角，以及克制却潜藏丰沛情感能量的叙事风格，在本片中比比皆是。

除了王先生以外，还有万家兄妹、老陆、方阿姨和邵金穗等等客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悲欢。

正如这张《不虚此行》的海报，闻善在为逝者撰写悼词的过程中，以笔为桥，促使生者以全新的角度审视与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再次连接曾经深爱、如今却已疏远的人。

“表演就是探索人性”电影的大多数时候，闻善都显得内向、拘谨。

他站在客户面前，高大的个子微微佝偻着，略低着头，每次说话前总要停顿片刻，仿佛深思熟虑后才开口；说话时语速平缓，字斟酌句，会向对方确认每一个词的准确含义。

初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人仿佛社会适应不良，缺乏为人处世的圆滑。

他也亲口承认了，他就是比别人反应慢半拍。

随着情节的推进，当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一次次从那些客户口中窥探到真实的人性时，也得以从他不时整理书包肩带的手、从他略微向内摆放的脚尖，从他内向拘谨的表象之下，窥见他的真相——一个专注的倾听者，同时也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用闻善好友的话来说，他微微一笑就是兴高采烈，面无表情就是心情不错，略显丧气那也是一切正常。

总而言之，他的反应凡事都比别人低一档。

毫无疑问，这样情绪波动范围狭窄的角色，对每一个演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然而，即便没有爱恨激烈的大收大放，这部电影中有两处“小收”和“小放”场景，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邵金穗到闻善家里，想查阅两年前他为甘铭写悼词时留下的资料。

他从电脑里找出采访甘铭亲友的录音文件，当邵金穗带着耳机听的时候，他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脚以微小的幅度左右摆动，似乎在犹豫，自己站在这里是不是打扰她了。

他迟疑了片刻，用一种比往常更加谨小慎微的步幅，轻手轻脚退到她身后的沙发前，近乎慢动作一般缓缓坐下，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然而，他由于一直盯着她的背影，一屁股坐在了沙发的文件夹上，又小心翼翼挪到一边，手里捏着文件夹，目光却再次看向她。

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一句台词，只有动作和神态的呈现，但足以泄露他的心声。

尤其对他这样情感内敛的人来说，当他用一种比往常更加“收敛”的方式来应对时，这种细腻含蓄的表演所传达的意蕴，越发深邃动人。

还有一次，是闻善带着老家的茶叶，去探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

他在老师的询问下，默认了自己目前困窘的处境。

他低着头，垂着眼，略微佝偻着背，不时轻微调整手和脚的位置，似乎不知道往哪儿放，带着一贯的内向拘谨。

很快，在老师的启发下，他们像当年在学校时那样，一人一句，开始口头即兴编剧创作。

他们以他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在殡仪馆写悼词的人，怕被老同学知道，没想到偏偏遇到老同学举行追悼会，没人邀请他，他却躲在墙边偷听。

闻善说这个即兴故事时，仰起脸，眉眼舒展。

他说话前没有丝毫停顿，老师话音刚落，他立马就接上；语速也一改往常字斟句酌的平缓，变得迅疾而激越。

很快，他们之间的氛围再次沉寂下来，因为彼此都意识到，人生不会总是停留在拥有无限可能的第一幕。

然而，在闻善这昙花一现般的明朗中，观众得以窥探到他的这个人物的真相——他不再写任何剧本，甚至当面推掉导师介绍的活儿，不是他不喜欢编剧，恰恰因为太喜欢了，才会在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中，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

有了这一幕，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想重新开始写小尹的故事时，伸向电脑键盘却微微颤抖的手。

胡歌在饰演闻善时，像这样幽微细腻的表演，在本片中比比皆是，这与他对人性的洞察密不可分。

正如他携本片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时所说：“表演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学演戏要先学做人。

那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以为‘做人’就是要学习如何为人处世。

直到很多年后，有一位我合作的演员说，表演是一个探索人性的过程，我才明白‘做人’的含义是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人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最近我才真正摸到了表演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巧的是，闻善在剧本里曾经写过一个主角叫“小尹”，是以闻善自己为原型的普通人，当然不能在偶像剧里担当男主角，理所当然地被片方拒稿。

这种“偶像剧男主”与“普通人”的落差，正好映照了胡歌的转型之路。

他在访谈中回忆，自己前十年都在演古装偶像剧，这和他对演员的设想不太一样：“演完十年古偶剧后，发现我的表演有套路，变得不真诚。

回头看我演第一部戏的眼神，我已经做不到了。

所以我决定回归舞台，重新开始，打破固有的程式化的表演。

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较真。

”“闻善”作为他这次“较真”的产物，在如此契合的缘分下，他以这个出乎意料的转型角色，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倒像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正如他在首映时所说，自己与影片中的闻善有许多同频共振之处：“这个角色可以让我照见自己。

这里面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他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的样子。

我之所以那么想成为闻善，是因为看到他和内在的我非常接近。

同时我又看到了自己跟他的距离，跟他相比，我缺乏勇气，缺乏和外界对抗的魄力，所以我特别想通过参与这部电影，让自己变成理想中更好的样子；另外一个意思是，他温暖了我，也治愈了我。

这个角色弥补了我在生活中很多的遗憾，甚至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自责和内疚。

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就像是你在人生某个时刻命运的齿轮停顿了或者卡住了，却因为遇到这个角色，会感觉命运的齿轮又咬合住了，可以正常地运转。

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说法，闻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我接着走下去。

”渡人者，终将自渡。

对于演员如此，对于观众而言呢？

就如本文开头所言，每个人都要经历两次死亡。

闻善写悼词时的轴劲儿，犹如以笔为刃，在冰冷残酷的现实中，以勇气和执著，奋力为逝者对抗第二次死亡。

在他这样的平凡英雄主义面前，或许你也会像我一样，在观影过程中，会想起某个再也无法见到的人，记忆鲜活，逝者宛如重生。

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刘伽茵导演的《不虚此行》，如今这部电影总算要与观众见面了。

这是导演刘伽茵的第一部商业院线片，距离她之前执导的《牛皮》和《牛皮2》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时隔这么久重执导筒，让人好奇她进入商业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影片的故事也让人浮想联翩：一个略显失意的编剧，意外干起了写悼词的活。

虽然都是文字工作，但是不论是观察视角还是呈现形式都存在天壤之别，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很大的戏剧空间，也让人很好奇人物和故事的走向。

当然了，胡歌、吴磊、齐溪等一批兼具实力和人气的演员加盟，自然也赋予了影片很高的期待值。

今年上影节，我参加了《不虚此行》的世界首映。

影片入围了今年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并在最后拿下了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并列）两项大奖，这无疑证实了影片的品质。

还记得第一次看完影片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部质感很日常的电影。

不管是演员的表演，还是情节的走向，其实都非常的文本化，就像是导演把自己过往的很多人生经历，以及对于创作、电影、生命等多个话题的思考，投射在了胡歌饰演的闻善身上。

影片其实有无数种能够讲得很戏剧化、甚至很抓马的方式，但是导演都巧妙的避开了，就像是听一个个亲切但又遥远的陌生人，去讲述他们的一段段往事，很朴素，但也很真挚。

这次影片上映之前，我二刷了这部影片，观感更加流畅了。

由于已经知道了剧情的走向，我这次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角色塑造，以及人物的细节刻画上。

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导演会选取这样去戏剧性的讲述方式。

胡歌饰演的闻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编剧，接过不少活儿，但是没一个成的。

人们批评他写的东西缺乏戏剧性，所以他决定来到殡仪馆观察人生。

本以为这里应该是充满戏剧冲突的地方，毕竟一提到殡仪馆，大家自然会想到生离死别、哭天抹泪的画面。

没想到，真的来到这里之后却发现，这里其实很平静，甚至相比人世间日常的喧嚣，这里有些过于平静了。

随着闻善不断深入了解写悼词这项工作后，他慢慢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本质上，二者都是在文字创作，归根结底都是在写人。

编剧需要通过对人生的观察，赋予角色完整立体的生命和性格，但这终归是虚拟的；而写悼词，则是要从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里，去提炼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细节，以及与他人的羁绊，浓缩成一段段每个人人生中“最后的文字”，而它是真实的。

所以，问题就出现了。

一个人或长或短的一生，要如何像写剧本的人物小传一样，浓缩成一段段简短的文字呢？

黄磊饰演的王先生，始终忙于工作，哪怕在处理父亲后事时都在回复工作微信。

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得知，从小离开家在学校寄宿，对父亲的了解都是来自于亲戚的描述；离开家乡后来到北京，并顺利在这里安家落户，与父亲进一步缺乏联系。

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成为了一名父亲，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也反过来成为了他与家人之间的相处准则。

某种程度上，爷父子三代的关系在时代的变化面前，实现了潜移默化的流淌和传承。

父亲去世前，想要带王先生和孙子回老家，但是这终归成为了一桩未了的遗愿，一直想要再见到的家乡的山和竹，最终也只能成为王先生日后午夜梦回时飘渺和虚幻的泡影。

甘昀宸饰演的老陆，年轻时和好友一起打拼，没想到还没过上好日子，身兼公司CEO的好友就与自己阴阳两隔。

物非人也非，从地下室光线昏暗且拥挤的办公室，到拥有巨大落地窗和开阔视野的高级写字楼，看起来似乎只有短短几步的路程，却好像又遥远得穷尽毕生都难以企及。

人们总说，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梦想是如此之重，但是在生命面前，似乎又轻得不值一提。

待到成功的那一刻到来时，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能记起那张合影上，那个模糊的面孔，以及那把曾经满载希望、如今却布满灰尘的椅子。

还有齐溪饰演的邵金穗，从千里之外的甘肃小城，来到北京，只是为了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网友甘铭，然而却得知了甘铭已经去世的消息。

网络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却也隔绝了人的内心。

当闻善和邵金穗试图从几段潦草的经历去推导出逝者生前的时间线时，才意识到一切已成为了徒劳。

对于邵金穗来说，她认识到的甘铭，跟闻善笔下的甘铭，是陌生的两个人，但又在冥冥之中成为了一体。

你如何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去拼凑出那个人的一生？

你所了解到的那个人就一定是真正的他自己吗？

此外，闻善还遇到了强装坚强的万家兄妹，以及内心积极豁达的方阿姨等等。

可以看到，除了兼具引领者作用的方阿姨以外，导演几乎让逝者都“隐形”了，我们每个观众也都像闻善一样，是从别人的描述中，去拼凑出这个人的模样。

某种程度上，闻善在倾听他人的同时，也带着我们一起，去简短地亲历了别人的一段段旅程。

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闻善，同时成为了故事外的倾听者，和故事里的参与者。

回到闻善自己身上，作为编剧，他是不成功的；作为写悼词的人，他反而成为了最好的。

在别人眼中，他很丧、很怂、有点low，喜怒不形于色，甚至是陌生女性可以跟回家都觉得“没关系”的那种人。

他住在快要不属于北京的郊区小房子里，阳台窗子小小的，屋内总是暗暗的。

他瞒着家人，让父母以为自己在北京正做着体面正经的编剧工作。

和他遇到的大多数客户一样，他们都是北京的异乡人，是一个外来者。

他们每天看着这座庞大的城市吞吐接纳所有人的悲喜，试图在汹涌的人潮里找到自己的坐标，然后或满心期待或面无表情地迎接第二天的日升月落。

然而在晚归的公车上，伴着路灯触摸这座城市的肌理，那或许才是他们最接近北京的时刻。

而吴磊饰演的小尹，既是闻善创作的一个模糊的角色，也是他自我意识的投射。

或许是对于自己的不够笃定，抑或是遇到了现实的困难，小尹——这么一个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的形象，一直存活在他的脑海中，与他进行着平行世界的对话。

小尹一直没有离开，就是想要看看闻善有朝一日是不是还能把自己写出来。

而往深了说，或许也是闻善不希望小尹那么早离开，他希望能有另一个和现实中不同的自己督促他，让他走出生活的困顿。

二者其实是互为镜像，又彼此影响的。

最终，在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之后，闻善终于有勇气迈出那一步，赋予了小尹一个确切的身份和姓名。

在简短地经历了那么多人的一生后，他明白了，生活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

生活不像拍电影，有那么多大风大浪大人物。

平淡的日常充斥着每个人的生活，但即便这样，普通人也依旧可以成为自己剧本里的主角——因为，哪怕一个人再不普通，在亲朋好友面前，他也是个普通人；而哪怕一个人再普通，在挚爱的人面前，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也是为什么，导演选择了这么一种讲述方式。

虽然没有过多起伏，但是整个观影过程是静水流深、不疾不徐的，内里又是暗流涌动的，具备丰沛的情感能量——那是一种诞生于平淡之中的能量，日常、松散、质朴、轻盈，但是又直击内心。

回到片名上，影片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本质的问题：人生这趟旅程，如何才能不虚此行？

我想，当闻善在敲下小尹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探究意义本身就是一种虚妄，而只有存在本身，才是一种“不虚此行”——无论是存在于文字里、影像中、还是他人的记忆里。

通过这种方式，编剧的“虚”和悼词的“实”也成为了互为镜像的统一体，一如电影和现实的本质，“讲述”和“倾听”也就成为了存在本身的一体两面，即：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的旁观者和参与者，既是没有姓名的路人甲，同时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从这点上看，《不虚此行》是一部献给我们每个人的电影。

相比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曲折激昂澎拜的大片，它像是一首散文诗。

它不赞美宏大，也并不刻意歌颂平凡，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韵味，在平静的波纹之下，潜藏着生活的暗涌，以及人世间所有的百态况味。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不虚此行》是内地院线「又一部」丧葬题材的电影。

内容、视角因为忌讳造就的冷门，因为冷门奠定的新奇，多少会被票房、话题度都抢眼的《人生大事》《保你平安》所摊分。

它们并不是孤例。

早些时候，讲述成为殡仪师的中国小女孩的《咫尺天国》亮相国外的电影节，日本经典《入殓师》短暂登上过内地院线，网络上有《哀乐女子天团》，算是融合音乐、励志等类型的粗糙尝试，再有《东北告别天团》系列，顺应平台调性注入更多通俗喜剧元素。

及至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用艺术手法摊薄死亡的悲恸与可怖，且融入性侵、慰安妇、器官捐赠等具有关怀属性的话题……丧葬话题成了影视界一片小小的新蓝海。

《三悦有了新工作》前三年大众情绪的堆积，对这类故事提出了心照不宣的需索，而相比布道得四平八稳的疫情电影，17亿票房的《人生大事》很自然会成为所有丧葬题材电影的参照系。

它在虚构的安全范畴里，掐准人在生离死别时的真实反应，并在煽情技法里提供精准的情绪宣泄口，流畅地哭笑完毕，许多思绪瓜熟蒂落。

我们也在这些轰炸中，迅速形成对于这类题材的惯性认知——汹涌的，酣畅的，而且极具功用的，如重锤撞击一般。

《不虚此行》在这样的关口出现，难免承载这样的期许。

本质上，「不虚此行」就是个十分功利的想法，这也是商业片自封的使命，即必然要人受惠，再清淡，再脱俗都好，一定要在里头点出一些世俗的大条道理，予人大哭大笑的机会。

但这部电影恰恰没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

写悼词为生的主角闻善（胡歌饰）本来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普通人不是扛票房的障碍，障碍在于他的低调，甚至可以说，老实到木讷，而且轴、怂、拧巴。

由这样一个人主导的故事，一拖长，一稀释，就很难在商业规矩里给人急功近利的发泄。

另一方面，胡歌、吴磊、白客等等演员的密布，作为出于商业上的考量，也很容易形成落差之下的后挫力。

导演刘伽茵当然知道这些所谓行规。

她自叹市场该有这种电影的一席之地，也是深谙市场很难给这种静水流深的电影太多机会，而排片率与上座率进一步佐证了这样的现状。

所以拍出来，就无从指望赌得来飘红命运，这跟电影外表的云淡风轻有太多冲突。

可这样的电影，还是值得一看，最起码一点，电影不必千人一面，还是很有必要在内地院线得到贯彻。

表达上，《不虚此行》既然站在了所谓潮流的反面，那就有对电影流行语言的反省与拿捏。

它其实更接近于《三悦有了新工作》的舒雅风格，而且能在本就轻简的公式里，摘掉更多枝叶。

它甚至「固执」到，尽可能让每一位死者家属的故事，简约到构成分治局面，只让有效的讯息，单线灌注到闻善这位最大关联者身上，再轻轻导出。

这当然是个冒险。

那么多本来可以催泪或抒怀的段落，全被导演干净利落地舍弃，像是把所有赌注押在最后的豁然开朗，但更像是有意放弃明显的逢迎，拐向一种面向自我的满足。

观影的门槛建起来了，考验耐性，也考验对共性的敏感。

刘伽茵虽然有在折损人类情感的浓烈，但是片段式的表达，并没有扼杀情绪感染力的活性。

看过她之前为数不多的作品，例如《牛皮》系列的人，会对她提炼生活的本事，怀抱很深的印象。

那是她对准家庭的影像，模糊了虚实，却在段子式的呈现中，掺入足够的起承转合，往往就是在最后一刻，从相见甚欢变为不欢而散，那里就有很多揶揄，以及小小年纪对事态本身的轻透洞察。

《牛皮》时隔十多年再拍长片，且是这样一个牵涉人物众多的虚构故事，《不虚此行》在提炼上的功力，换了副面孔，体现在对段子的另类复刻上。

举个例子，黄磊饰演的王先生，事业有成，在跟闻善谈论逝去父亲时，才发现知之甚少，甚至需要借助亲戚之口了解一二，而他在跟闻善说话的时候，手上两个手机是一刻也停不下来的。

讽刺的意味升腾出来了，但不带尖酸，也不写后果，只看到人物有了自省，通向何方，已经不再重要。

这其实是人物乃至群像塑造上相对少有的表现，讲求一个润物细无声。

他们在戏剧化的场景里做一些不那么戏剧化的改变，而观众随同闻善，能有多少触动就算多少触动，是否可以抵达后面的开悟，一苛求就败了。

在这样思路下，《不虚此行》在表达外的特殊，也在于对闻善这样一个人物的聚焦。

通过写悼词来养活自己，这样的职业比入殓师还要意想不到。

对于职业本身，电影没有塑造得很到位，最基础的层面在于，学文学的人去卖文，却连「的得地」都不分，更不用说电影里出现的有限悼词，文笔实在对不起旁人的夸赞，尤其是套路的堆砌，是跟卖文者所追求的用心有所违背的。

这些细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打个比方，就像《奥本海默》如果在黑板上写错基本的物理公式，懂行的观众肯定不答应，因为它会削弱外人对一个专业人士的判断。

所以对闻善相对粗枝大叶的塑造，还是在于对「形似」的侧重，或者说，不出意料地偷懒了。

往大了说，这似乎已经是当前绝大多数国产影视剧的通病，就是在电影本身之外，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的运行，都陌生，没办法准确再现。

当「形似」摆在头位，电影再标榜对流俗的警惕，也还是需要在别于《牛皮》的轻松姿态里，保证段落的有效。

《不虚此行》自圆其说的逻辑，是让悼词成了死亡最后一程的见证与送别，大家透过它，认识死者，记住死者，也让死者得到体面的盖棺定论。

毕竟即便是考了两次才成，闻善也会在悼词里写一次就过。

以悼词观察、美化死者，重新打量人生，是电影先行的主旨与技法，也是它注定能够比其他殉葬行业环节平和的先决条件。

闻善说自己在殡仪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心平气和。

也像金穗（齐溪饰）所形容的，吃过辣，那别的就没有什么滋味了。

这是《不虚此行》的一大宗旨，用最忌讳、最沉重的结局，来达到一些衬托出的疗愈。

疗愈首先在于群体的合力。

死者家人与朋友在电影里密集出现，无形中缔结了死亡的常态化，也让他们谢绝放声大哭的悲伤，摊薄了悲伤的厚度。

尤其是身患癌症却通透豁达的方阿姨（娜仁花饰），不断地给这灰蒙蒙的电影提亮。

当然也要看到，其间男女老少，人物众多，群戏固然得以模拟真实的人生境况与人际关系，但演员表现能力的参差不齐，也必然把电影拖向木桶效应，使得闻善作为中心人物，在汲取的同时也要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虚耗。

但不管怎样，胡歌尽可能保持稳定的内敛表演，有给这一人物戏里戏外的互文，打下重要基础。

闻善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下的精神救赎，是他异于其他主角的不动声色的普通。

一个年近四十的「失败者」，连真实职业都不敢告知父母，独自住在北京郊区房子的一楼，脸上挂不住朗然的表情。

他执着还原死者的生平，要尽责，哪怕成为显眼包，他有对工作的尊重，那尊重里头，有影视行业对赤诚的轻蔑，功利社会对快消的盲从，也有他作为个人，对自身的百思不得其解。

别人的际遇很难成为他人生的启明，爱去动物园的他，其实也困在了精神的动物园，一个处在人类社会之间却被人类侧目的存在。

他看到一位年老的饲养员，为了帮助大猩猩而穿上了同款戏服，仿佛看到自己不断套上死者的视角，却也困在了死亡的领地。

他以泥菩萨的姿态，怜悯众生，也想普度众生，但挫败感会先于金钱、地位吞噬他，所以电影需要救他。

救他相当于救己。

也不只是因为他本身的殉道，还因为在普世标准里，他是强调要跟自己较劲的胡歌，认为前十年频繁出演的古装偶像剧，跟自己对演员的设想并不相同，因此希望重新开始，找回真诚，打破程序化表演。

他还是多年不曾执导的导演刘伽茵，想在商业创作与自我表达之间寻找桥梁，却未必能在规则里得到舒展。

文字、影像从业者「别扭」的清高摆在面前，写给失败者自己的休战书，自然吻合大多数人的本体。

所以刘伽茵希望大家通过看到电影去听到更多声音，一如原本的中文片名「倾听」和现在的英文片名「All Ears」，而且要「闻善」，不仅听到了，听妥了，而且理应予以善意。

角色名字非常直白地表达了她的愿望，比如「金穗」，意为灯花，通常有吉祥的意思。

她以直接的温暖赋予闻善真正转向开悟的最后一道力，也让闻善终于给常伴身边的虚构人物小尹（吴磊饰）打出名字，谐音「引燃」，成为「主角」，那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而在抽离的、抽象的疗愈里，一切开始直截了当地明朗，走向旨意，走向目标，却也退回了这类电影的窠臼，即一定要赋予意义和价值，一定要光明灿烂，一定要吻合主流，那么曾经表现过的叛逆，就不够彻底，不够漂亮了，这时候还想把大众拉拢回来，难免有些割裂。

All Ears《不虚此行》的代入视角是胡歌，他去听、去追问、去写下那些逝者的故事，一部分是为了谋生，另一部分是作为创作者的本能。

开场第一镜，胡歌坐在墓园某处长椅上的一侧，他几乎是坐在了完美贴合边缘的位置。

而从整个景框的构图来看，前景的长椅占据画面左侧三分之二左右，胡歌坐在三分之二的尽头，右侧是长椅旁的空地。

背后虚焦的树枝刚好也延伸到与长椅齐平的位置，树枝右侧则是略显苍白的天空。

这里已经暗示了胡歌处在“生”（长椅、树枝等实物）与“死”（空地、天空）的交接点，而他就在“生”的尽处通过写悼词来连接逝者。

当然，这个镜头还有另一层含义，在影片中段会再度被唤起。

吴磊是胡歌理想主义（如果真的存在）的幽魂，他初次出场前，导演已经用胡歌进家门换鞋的特写镜头（只有一双鞋）明示了这是个不真实的“人”。

幽魂作为影片前史直接现身，在日本电影里很常见（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青山真治《东京公园》里染谷将太饰演的鬼），也预示着影片的时间将在某一时刻被向着过去牵引。

只需注意到导演已表明吴磊的非存在，那么这个悬念就指向了胡歌自身。

胡歌并没有像影片英文名所说的那样，完完全全地“All Ears”。

他作为创作者的本能，驱使他想要弄明白一些谜团，也令他常常在与逝者家属的对话中不合时宜地问出过多的问题。

他计算距离，常识上认为万晓军每天往返超远距离给妹妹运冰块不可理解，却没有在妹妹那里得到答案。

他像个侦探一样画出甘铭的人生编年史，询问齐溪甘铭生命的最后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同样没有得到解答，甚至齐溪发了疯一般告诉他“这样毫无意义”。

这些更多是他执着于“故事”的体现。

如他自己所言，以前做编剧写不出戏剧化的故事，就想来殡仪馆看生离死别的戏剧场面，却没想到普通人的生死故事反而更加平淡。

影片中段，导演终于带我们来到了一场连接胡歌过去的戏：看望担任编剧的老师。

当两人突然即兴开始编剧本的时候，胡歌第一次表现出了“兴奋”的情绪，他说“我喜欢第一幕，主角有一堆需要解决的麻烦，但是并不着急，好像他只要有这些麻烦就够了”。

这突然流露出的“兴奋”可能是胡歌整部影片留下的最令人难忘的表演，正是这瞬间迸发的情绪，完全建构起了闻善这个角色。

在这场戏中，两人对“第二幕”展开讨论，胡歌表示很多人不需要第三幕，他们会直接在第二幕结束。

再回想开头第一镜，从画面内的比例分配来看，胡歌正卡在了第二幕里一个不置可否的位置。

实际上，《不虚此行》相较于同期上映的《永安镇故事集》，更具备meta属性。

刘伽茵把meta作为一种方法，而非流于形式的片场段子集。

meta-film当然不应该被局限地理解为“关于拍电影的电影”，正如《八部半》也并不能被这样简单地贴上标签。

在见老师这场戏的全景镜头里，我们看到两人站在一个像是创意园区内的办公楼外，办公楼看上去很新，墙面光洁，但在窗框外的右下角却突兀地出现了一个“办证刻章”的小广告。

在整个阳光明媚的干净画面里，小广告的存在如此扎眼，就像是胡歌一直没能迈过去的那道坎。

胡歌始终是一个被束缚的人物，他没办法像白客那样洒脱。

第一次去黄磊家时，在两人交谈的长镜头里，胡歌的头上一直悬着巨大的落地灯。

即使是齐溪让他敞开心扉，愿意谈起小尹（吴磊）和往事时，两人并排坐在院子里喂猫的地方，齐溪头上什么也没有，胡歌却一直坐在一个像是要把他的头颅钳住的架子下面。

方阿姨的葬礼，白客最后一次出场，在他讲自己慢慢理解了胡歌表情和状态的对应关系时，胡歌在前景，白客在后景，扁平的构图好像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而在镜头反打过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两人还是离得那么远，远到白客还需要往前再走几步才能给胡歌递烟。

所以，即使影片结束在一个看似温暖的“解决”，即使胡歌说小尹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主角，胡歌从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身上背负的不知名的枷锁，他与自己的暂时和解并不一定能带他去到想去的地方。

他画出的那条矢量，是一种接受，接受存在本身，而非寻获存在的意义。

“活着”的时刻“他的贝斯手有一点走神这让我觉得他的技术非常的好我也应该让我的贝斯手走点神因为他走神的时候看上去像一个活着的人”——美好药店《走神》接受存在本身，是因为那些让我们感到自己“活着”的时刻。

在隐藏于时间缝隙里的溜走的片刻，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走神状态中，在打破日常节奏的尴尬瞬间里，我们短暂地“生成为人”。

胡歌也同样在追寻这样的时刻。

最先登场的黄磊，先是提出不要“模板”悼词，又发表了一番对形式主义的痛斥。

但后面我们发现，他才是被困在家庭和工作运转“模板”里的那个人。

他的退场方式是一条语音（儿子想见胡歌）、一笔转账（悼词定稿）、一条朋友圈（父亲的竹林）。

朋友圈的感悟并不是为了展现感悟本身，更重要的是形式：以黄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他的朋友圈感悟更接近体面的交代。

黄磊的故事是作为“规则”而引入的，所以他必须第一个出场。

两代父子的情感连接与解开心结的方式，同样具有“模板”故事的性质（某种程度上的必要“刻奇”，在刘伽茵这里是创作者的困局，而在章明的电影里则作为“元”），这代表着闻善最常经历的逝者故事，是闻善眼中普通的大多数。

溜冰场围挡上的那句“请按指定方向滑行”，也是这个普通中产家庭的写照。

万晓军的故事，如前文所说，令胡歌发现了微小的“戏剧性”（不可思议的运冰）。

而到了老陆，胡歌首先因为此前从未接过这样的悼词立场（同事和下属）想要拒绝，后来又渐渐被老陆的讲述吸引，看到照片上逝者模糊的样貌，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老陆激动地想要和胡歌握手，却伸出了错误的那只手——要知道，他在登场之后一直处于极度压力之下，随时都在处理公司事务，并且每个小细节都不能失误。

而就在胡歌答应写悼词之后，他却在握手时出现了带有喜剧笔触的“错误”，这一刻他从自己的运转“模板”里逃逸出来，拥有了稍纵即逝的“活着”的时刻。

齐溪的登场裹挟着巨大的戏剧张力，她已经走在了自己的逃逸线上。

胡歌和齐溪走出地铁站的时候，齐溪被一个迎面而来匆匆忙忙赶地铁的人撞到，她的第一反应是“像他！

像甘铭！

”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时刻，她自主将超验实体化，在想象中以物理方式连接一个永远无法触碰的人。

她对甘铭的执念，赋予她这样“出神”的惊呼，也是她真正为了自己“活着”的状态（与甘铭的故事互文）。

所以在影片中，只有齐溪能召唤出真正的猫，胡歌最后一次唤猫，也只是听到猫在画外的叫声。

方阿姨三次出场（第三次是追悼会，作为不在场的在场）的安排是很讲究的：第一次和第三次都紧接着胡歌两次给妈妈打电话的戏，第二次则是在影片中段见老师之前。

方阿姨也是在影片进行时间内唯一一个从生到死的逝者，她的故事里有超脱生死的调侃，也出现了一段完整的悼词。

寻找存在的意义，接受存在，感受“活着”的时刻——这些影片探究的问题，都是因为生死悬停在我们头上。

想在无常的生死中抓住一些凭依，胡歌这样的创作者才有了烦恼。

影片的片名设计，“不虚此行”四个字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句号，这大概是刘伽茵十多年来无导演作品的一个特定人生阶段的小结，或者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将这四字箴言变作信念的符文。

但如果仅仅要我代入胡歌去经历这120分钟，我想我会在接受存在本身之后，依旧不停追问。

一看题材，生生死死的，很害怕变成《人生大事》第二，那种咋咋呼呼、要求演员飙哭戏来炫耀其演技、没有冲突也要硬凹冲突的电影。

还好，不是。

它出人意料地平静，甚至是冷静，但又并不冷眼。

没有大起大落的剧情，没有大悲大喜的角色，连配乐也不抢戏，甚至缺乏存在感。

如果现在市场上充斥的类型电影都是强力汽水，那此片就是杯略带苦涩的淡茶；如果那些导演都是激昂吆喝的脏摊老板，那刘伽茵就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

殡仪馆里的生死、主角给人们写悼词，都是故事的表皮。

可以说，导演是把自己从业以来对电影、对剧作的思考，都融进了这部电影，这是部关于「叙事本体」的电影。

这部片子依旧在试图探讨关于讲故事的两个问题——讲什么、怎么讲。

讲什么，我们往往会想到“英雄之旅”，故事的主角都是“英雄”，他要历经艰辛、屠掉恶龙才能获得宝藏。

长久以来，只有英雄人物才能成为主角。

我翻开当年在电影学院上的关于「原型叙事」的剧作笔记，里头记着：“英雄就是神性的人；神制定规则，人要去破它，从中产生对抗、冲突；主体的欲望是故事里第一重要的，他要去打破什么秩序，越难他就会越强大、越有力量；观众就是要去追随银幕上的这股力量，从中获得巅峰体验。

“电影里，闻善就是一个失败的编剧，他说：“我的故事被批评为没有戏剧性，所以我才到殡仪馆去做生活观察。

”但观察的结果超出他的预期：殡仪馆就是很平静，没有大起大落，能容纳所有情绪。

很多人都曾幻想自己是一部戏的“主角”，能干一番大事。

但随着生活的搓磨，渐渐接受自己的平庸，泯然众人。

作为编剧的闻善，心里也住着一个角色小尹（吴磊饰），他想把小尹的故事写下来。

齐溪问他：“这个小尹是什么人？

”闻善答：“普通人。

”到最后，闻善接受了，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映后导演说：“作为职业编剧，你所写的故事是被（甲方）要求的。

闻善所写的主角就常被认为太普通了，这种人「不配」当主角。

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创作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上的问题。

”所以，闻善转而去做写悼词的人，不仅仅只是为了混上一口饭，而是在践行他所写的那些所谓普通人其实是有价值的、值得被书写的。

《不虚此行》要破的，就是阐明了：普通人也可以是主角。

怎么讲，电影里有段好玩的对话。

闻善说：“我最喜欢第一幕。

”他研究生老师说：“我第三幕写的可精彩了。

可就是第二幕，不是太长，就是不够。

”作为文学系的老师，如此深谙“三幕结构”，但拍出的电影找不到一丁点儿所谓“结构”。

什么开幕啦，激励事件啦，第一二幕分界啦，中点啦，一个节点都没有。

它就是一段浑然天成、砍不断的流水，一个散文化的故事。

影片里所有角色，都只有一个戏剧动作——讲述。

闻善的客户们在讲故事，闻善自己也想讲完那个难产的故事。

其实看片子的时候我有在奇怪一点，为什么没有展示一场追悼戏，把闻善写的悼词给从头到尾念一遍，甚至怀疑过是不是编剧写不出来啊。

但在写这篇影评时，突然有想通。

在类型电影里，通常有一个霸占绝对叙事视角的主角，让关注去投射、带入，期待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本片的闻善固然化身为观众们的眼睛，但他却是“失语”的状态，就像串起一颗颗珍珠的那根线，虽然重要但已被掩藏在珍珠之下。

编剧是把「叙事」的权利还给每个人物，而非让主角一人霸占。

所以，一定是客户们自己去讲述，而不能是客户拿闻善所写之词去念。

某种程度上，《不虚此行》其实绕过了时下的“饭圈语境”“番位争夺”，不跟这套规则玩。

小尹是闻善笔下的人，闻善是刘伽茵笔下的人，而刘伽茵笔下还有其他的人，这些人都是普通的人，都是平等的讲故事的人，都平等地得到了创作者的爱。

最后，提一下映后。

老实说，我也去过这么多场映后了，刘伽茵是我目前见过的所有导演里最言之有物、最能输出、最逻辑自洽、最不打太极的一位，而这种内核强大是来自她对自己电影文本、对自己所写人物的绝对自信。

之前有位导演，观众向他提问影片里一个细节该怎么解读，导演说：“我喜欢留白。

”但是映后提问刘伽茵，她会分一二三四地给阐释清楚她的见解。

电影呈现出来是散漫、无章法的，但背后每个细节都被导演死抠过，有着完整的逻辑支撑。

包括电影里的主人公，一个临近40岁的失败的编剧，到底失败到什么程度，刘伽茵说她有推算过次数，大概被否定了80-100次。

哪怕映后第一个观众提出“主角为什么要去殡仪馆接工作，他八字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硬”这么无语汗颜的问题，刘伽茵也能从自己对殡仪馆的熟悉程度、殡仪馆的空间构造、自己对生死的认识、笔下角色的戏剧目标，从各个角度非常平稳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