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客人

For your convenienc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attached to the back of the article. Due to machine translation plus manual proofreading, some translated words may not be accurate.几个月前看到了这部片子，得知这部电影要在中国上映，十分兴奋。

接着我又看了四五遍，然后又去电影院体验一番。

现在高烧已经将我包裹，但是依然要写下这篇“烧脑”的文章：为了便于深度解析这部电影，我们将从结构、道具与人设、人物背景三个角度分别展开讲述。

当然，我们的解析不止于读懂电影故事，我们还试图抓住导演的创作思路，这才是看电影的真正乐趣所在。

闲话少说，先看结构： 一、电影结构我把电影通篇分为四部分，分别是：1、开端陈述（约10分钟）2、男主（艾德里安）讲述的故事版本（约50分钟）3、律师（古德曼）讲述的故事版本（约20分钟）4、真相与结局（约20分钟）为了能够宏观把控每一个部分所起的作用，我觉得有必要先重申一下故事结尾的反转：就是那位古德曼律师其实是假冒的，她是受害人“丹尼尔”的母亲； 自然，她去找男主（艾德里安）的目的也不是帮其申诉，而是让其认罪，将其绳之以法。

知道这一点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故事的四段结构：第一部分（开端陈述）导演借艾德里安（以下简称男主）之口把案情交代了一下。

时长刚好在10分钟左右（商业类型片标准开端时长）。

这段案情陈述只是针对“观众”的，对戏中的“古德曼律师”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些东西早已成了呈堂供词，众所周知。

于是接下来古德曼对男主发起了第一轮攻势：她质问男主是否知道杀害劳拉（男主情人）的凶手是谁；质疑凶手进入房间和逃出房间的不可能性等等，这段攻势起到了向电影第二部分过渡的作用。

过渡到案件更全面的方向。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电影第一部分对观众起到了什么作用？

首先自然是案情基本交代。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凶手到底是怎么进出犯罪现场（杀害劳拉的房间）而不留下痕迹这一点上”。

这是悬疑片惯用的陷阱，因为只要你一想这个问题，潜意识中就会假定出另外一个“凶手”的存在。

于是便会走入一个错误的方向。

再者，男主叙述后掉下的那一滴眼泪，也对观众误入歧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点：就是古德曼律师拿出了“一个年轻男子失踪”的简报，他让这个案件更复杂化了。

我们接在来开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之所以把这一部分称为“男主（艾德里安）讲述的故事版本”，是想提醒大家这将近50分钟的陈述是完全主观的，是亦真亦假的。

因为它大多是从男主人公口中说出来的，男主人公复数案情的出发点一定是为自己脱罪着想的！

至于到底男主的故事版本怎么辨伪，这就是“烧脑”的地方了，这些我们待会将会详细解读。

先来看这部分的作用：是不是男主话不可信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不是，从电影结构上来说，它至少把案情所涉及的所有相关人物以及事物交代了出来：我们得知男主案发三个月前就和情人劳拉私会了；他们私会返程后出了车祸，一个年轻人（丹尼尔）因此丧生；之后男主一度被丹尼尔父母纠缠（因其情人以及宝马车牌号的暴露）；之后男主与情人劳拉也一度陷入纠缠中（两人伙同犯罪）…就这样，男主一直讲述到电影开端场景（劳拉宾馆被杀，男主被捕）纵观这一部分，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情不自禁地把两个不太相关的案件给联系起来了：“劳拉被杀”与“丹尼尔失踪”。

至少，两者的关联性是男主不想看到，为什么，因为男主包庇了这起事故，为什么包庇，用复述者的话他不想妻子和孩子离开他（为什么不想，我们一会儿人物背景再谈）。

而且到目前为止，警察也不知道那起车祸以及丹尼尔是死是活。

那么，是谁让我们产生了这种联想（包括男主），没错，是古德曼律师。

她为什么要煞费苦心这么做。

没错，她要帮男主找到那个“看不见的客人”，也就是杀害劳拉并嫁祸男主的人！

找到这个“看不见的客人”干嘛，别急，电影的第三部分就是解答这个疑问的！

在电影向第三部分过渡时，古德曼律师向男主角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凶手要借劳拉手机发短信（这部留下罪证吗）？

凶手为什么没拿走现场的钱（反倒把钱撒了一地）？

凶手到底是怎么离开房间的（犯罪现场没有任何痕迹）？

这三个问题男主根本回答不出。

回答不出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凶手（因为犯罪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能实施犯罪了）。

好吗！

这下连男主都想听听古德曼律师的故事版本了（听古德曼怎样帮他解决上面三个问题）。

自此，他开始上律师古德曼的钩了。

不光他上钩了，连不少观众也都上钩了。

第三部分：律师（古德曼）讲述的故事版本。

其实不怪别人太笨，只是古德曼律师的故事讲的太严谨了，通过古德曼分析我们得知：原来凶手不是别人，就是死者丹尼尔的父母。

丹尼尔的母亲就在事发的宾馆工作，他们夫妇俩里应外合，制造的这起嫁祸事件。

（当丹尼尔父亲第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时，坐在电影院中的我听到许多观众发出了恍然的“啊”声）

如此，想必好多人会问，这对夫妇至于要这么做吗（不惜杀死一个人）！。

难道仅仅是因为怀疑男主和自己儿子的失踪有关？！

这可不足以说服评审团和法官。

除非…除非这对夫妇知道自己儿子已经死了，并且是男主（艾德里安）把尸体推下的水。

他们的作案动机便是报复。

事到如此案件似乎已经很明了了：只要男主能承认是自己把丹尼尔尸体推下水，并找出丹尼尔的尸体，那么，这个案件也就算搞定了，男主便能摆脱杀人罪（最多也就是个包庇罪什么的）。

说到此，似乎整个案件的脉络已经很清楚了。

男主脱了罪。

对于那个假冒的律师古德曼，即便我们知道他是那个丹尼尔的母亲伪装的，也似乎能解释通了：他们夫妇只是想洗脱儿子携款潜逃的罪名，找到儿子为其下葬。

（好像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吧，如果古德曼是丹尼尔妻子假扮的，难道他为了找回儿子尸体不惜牺牲丈夫？

）当然，故事可不仅仅这么简单，如果真如上所说那这部电影也称不上独特了！

所有的神反转都在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真相与结局这部分大概不到20分钟，节奏也逐渐加快。

没错，男主被之前古德曼律师的故事彻底打动了（那个完美的脱罪说辞），自此，他也为眼前的这位律师的智慧所折服。

他甚至不惜把自己最终的老底都向律师亮了出来：在推丹尼尔和他的车下水之前，丹尼尔还没有死！

古德曼得知真相后的表情要知道，这一重磅消息不但让观众一阵，连戏中的“古德曼律师”也镇住了，所有之前两人研究的申辩方案一下子全被推翻了。

剧情迅速反转：先是案件性质的反转（包庇罪成了谋杀罪）；接着是案情故事的反转（男主讲述的故事跟实际完全是反的，他的情人才是那个包庇者），最后又是古德曼律师身份的反转（他是丹尼尔母亲假扮的）。

高潮一幕接着一幕，直到最后男主（艾德里安）彻底被俘获，推上案板待宰。

纵观电影的这四部分，你会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像是两个人在屋子里的一场“博弈”（棋局）。

因此我也更青睐于台版的那个电影名字的翻译：《布局》。

当然，这个“布局”仅限于电影的前三部分。

怎么说呢：前三部分是托马斯夫妇（受害人丹尼尔的父母）提前布好的局，也可以说基本都在“古德曼律师”的掌握下。

而到了第四部分呢，局面彻底失了控，真相完全在“古德曼”的意料之外（指他儿子在被推下水之前还活着）。

到了这时候古德曼和男主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他们之间的胜败几乎就成了一场扔筛子的赌博，赌的是什么？

没错，赌的是男主对假冒古德曼律师的信任。

换句话说，古德曼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电影的前三部分），换来的不是策略上的认同而仅仅是男主的新任。

只有信任，才能让男主把一切都交给他。

其实我们把电影的通篇结构捋顺完后，看懂故事情节已经不是问题了。

但解读一部优秀犯罪悬疑片的乐趣可完全不止于此。

我们要试图去挑战电影构思的逻辑性。

而这种逻辑性便藏在电影本身的视觉语言里。

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些电影道具、情节设置以及拍摄手法上做进一步的解读。

二、电影语言1、“劳拉的手机与那条短信”是故事进行下去的“发动机”好多人都被劳拉（男主情人）那部手机以及手机上收到的那条短信给搞糊涂了。

然而这部手机以及那条短信对整部电影至关重要，那简直就是这部电影的发动机。

通过电影第四段结局部分，我们可以知道那条短信其实就是劳拉自己发的，是定时滞后发送。

为什么她要这么做？

因为把男主骗到旅馆的不是什么丹尼斯的父亲，也不是那个目击证人，就是劳拉本人。

她要设法说服男主去自首，所以才引来的杀身之祸。

我想劳拉本人也事先预料到这种可能性了，于是编辑了那条短信以防万一遇到不测之用；男主在杀害情人劳拉后，也恰恰是用的这条短信做的文章，编造出了那个“有人试图敲诈勒索自己”的故事（可见男主艾德里安这个人不傻，相反非常聪明！

）；再者，古德曼律师也利用了这条手机短信，编造出了托马斯（丹尼尔父亲）嫁祸男主的故事版本。

可以说，没有这部手机和这条短信，这故事几乎就进行不下去了。

2、“男主收到的照片”是劳拉的诱饵劳拉是怎样说服男主前来会面的？

要知道，男主不是傻子，也不是什么痴情汉，他可不会轻易上钩的。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署名“丹尼尔”的陌生人寄来的照片。

在看电影时，我们从哪可以推断出这张照片及那信封可能是劳拉搞的鬼，很简单，记得劳拉和男主从乡间别墅出来，劳拉坐在副驾驶一边欣赏湖景，一边拍摄的镜头吗。

换句话说，劳拉利用了男主心中有鬼，做出了这个诱饵。

3、汽车导航、鹿、与行车路线揭示男主出车祸后不报警的另一大原因关于男主在发生车祸后不报警的原因，我们通常可以解释成他不想让老婆孩子知道自己在外偶遇情人。

这似乎也能解释的通。

但有一点，既然男主能有让警局把自己犯罪档案消除的本事，那他到底至不至于费那么大事自己动手把丹尼尔尸体销毁掉，更何况这还是一场意外事故（得归罪与那头从树林里窜出来的“鹿”）。

我们反过来假设，如果根本就没有那头鹿出来扰乱呢！

至少在电影中没有一个关于“鹿”被撞到的镜头，更没有鹿的尸体。

至于劳拉手上的血，那更不可能是鹿的血了（两人在汽车里，溅血也应该溅到车窗上）。

那么，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起车祸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肇事车祸。

带着这个假设我们再往前推，当男主和劳拉驾车开到两岔路口的时候，“汽车导航”显示了向右的肩头，我以此推断左边根本就是“逆向行驶”（对于飞机就要晚点的男主来说，在此违反交通规则完全有可能）。

汽车导航如果这个导航还不能说明问题，再看后面撞车那段戏。

注意，这段戏导演用到了大量的“越轴”拍摄（关于“越轴拍摄”的概念大家可以网上自行查找），这就使观众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知道撞车使那辆宝马发生了180度的转弯，熄火后与对面来的丹尼尔的车形成了通向，而再之后来的那辆车便也是通向驶来。

撞车前的方向

撞车后的方向目击者行驶的方向与丹尼尔行驶的方向相同这再一次证明这个车道是单行线，男主是违反了交通法规在先（注意，关于车祸的方向问题警方是完全可以调查取证到的）。

至于之后来的托马斯的车为什么是反方向，我个人解读是“男主叙述上的漏洞”（这点是警方无法取证的）。

4、两个人设（目击证人、在宾馆工作的丹尼尔的母亲）的作用这两个人的确存在不假，目击以及在宾馆工作也都不假，但他们干的那些事：目击证人要出庭作证；丹尼尔的母亲帮助丈夫托马斯入室行凶逃跑则根本是子虚乌有。

但两人被古德曼律师利用诱骗男主却显得完全合情合理，为什么，因为男主心中有鬼。

5、男主的手机帮助“古德曼”的演戏没有穿帮我们不禁会怀疑，漫长的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假古德曼怎么就那么幸运：一旦男主的个人律师菲利克斯打来电话，仔细询问，或是真古德曼律师早会儿上门，那不就彻底穿帮了！

我们注意一个细节：男主曾和菲利克斯通过一次电话给，甚至男主还让古德曼接了电话。

而就是这一档口，古德曼得以有机会将男主的手机关了机。

（我们可以在结尾处得知男主的确关了机，菲利克斯还因此抱怨了一番。

）我们可以推断古德曼在来之前与丈夫是做了精准的调查的。

古德曼在接完菲利斯的电话后，趁机将男主的手机关机但即便如此我个人还是感觉这里是电影不太严谨的一处：怎么就那么巧，男主打电话时菲利克斯刚下飞机，刚好飞机场那些噪音帮助古德曼有惊无险度过这关？

6、古德曼的“非标准思考”暗喻古德曼讲了个小故事：一个空柴房，一个人上吊自杀；绳长3米，死者脚离地不到30厘米，离地最近的墙大概6米。

什么意思：一句话就是柴房里现有的条件不足以让死者上吊成功（他根本够不着）。

除非，死者脚下垫一个大冰块。

古德曼的这个暗喻极其巧妙！

试想：一个人脚下垫着冰块上吊什么滋味？

他得等冰块一点点融化，绳子在自己脖子上一点点收紧让自己窒息。

古德曼随后又对男主说：这就是你的柴房。

可怜的男主只想到赶快想办法找到冰块给自己垫脚，却没想到垫脚后等待自己的是死亡。

古德曼律师从一走进男主的房间便一再重复着一个概念：注意细节。

没错，这不但是在说给男主听，也是在提醒观众：要想看懂这类片子，一定得注意每一个细节。

三、人物背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部电影的人物背景。

个人觉得这也是阐释影片主题思想的关键点之一。

首先是我们的男主人公“艾德里安”他说过一句话：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得到现在的成就。

我们从这句话能解读出什么。

我认为男主在十年前并不富有，他不是那种出身豪门的人。

因此，他才那么害怕失去；艾德里安为什么那么害怕失去家人？

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爱家人，这与他的性格不符（负责他也不会出轨）。

可以解释的是：很可能是艾德里安是在妻子的帮助下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注意：每次上流社会出席场面都有她的妻子在场。

其次是托马斯夫妇他们俩一个是前宝马公司高级工程师，一个是文学教授。

这理所当然属于知识分子了。

然而在经济上，他们俩却很清贫，这一点从托马斯开的车、两人的话语中都多次体现。

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此看来，托马斯夫妇与之抗衡的不单单是男主艾德里安一个人，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上流社会甚至是国家权力。

显然，这是一部揭露腐败与虚伪的影片，称其为黑色电影倒很恰当。

English translation:I saw this film a few months ago and was very excited to learn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released in China. I watched it four or five times and then went to the movie theater to experience it. Now the fever has consumed me, but I still have to write this "brain-burning" article:To analyze the movie in depth, we will discuss i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tructure, props and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 backgrounds. Of course, our analysis isn't merely about interpreting the story; we also try to grasp the director's creative thinking, which is the real fun of watching movies.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examine the structure first: I. The Structure of the Movie I divided the entire movie into four parts:The opening statement (about 10 minutes)The protagonist (Adrian) tells his version of the story (about 50 minutes)The lawyer (Goodman) presents her version of the story (about 20 minutes)The truth and conclusion (about 20 minutes)Understanding the final twist is crucial for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Lawyer Goodman is actually the victim Daniel's mother in disguise. Her purpose in visiting the protagonist (Adrian) isn't to help him file a legal complaint, but to extract his confession and bring him to justice.With this revelation, let's revisit the four-part structure:In Part 1 (opening statement), the director gives Adria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le lead)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his account of the case. This segment lasts just under 10 minutes (the standard opening length for a commercial genre film).

This account of the case is presented solely for the audience's benefitand holds no value for lawyer Goodman within the story, since it is essentially a rehearsed confession. Goodman then launches her first attack on the protagonist: questioning whether he knows who killed Laura (his lover), challeng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murderer's entry and escape, etc. This interrogation serves as the narrative bridge to the second act while redirecting focus toward a holistic case analysis.A critical observation: what does the film's first act achieve? Primarily, it establishes the case's foundational premise. More crucially, it strategically focuses viewers on "how the killer entered and exited Laura's locked-room crime scene undetected". This exemplifies a classic suspense narrative trap: by fixating audiences on this question, they subconsciously presuppose a third-party murderer's existence. The red herring is further reinforced by the protagonist's tearful breakdown after his testimony, deepening the audience's misguided assumptions.

There's also a plot point: Attorney Goodman comes up with a brief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a young man,” and he complicates the case even further. Let's move on to part two.

Part 2: The term "the protagonist's (Adrian's) version of the story" is intentionally used to emphasize that this nearly 50-minute narrative is entirely subjective—both truthful and deceptive. Since it originates primarily from the protagonist's perspective, his retelling of events inevitably serves his own interest: exoneration. But how do we parse this version of the story? This is the "brain" of the analysis, which we will explore in detail later. First, let’s examine the purpose of this segment:Does it imply the protagonist’s account is unreliable and thus irrelevant? Absolutely not. Structurally, this portion serve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film by establishing all key characters and events tied to the case. We learn that the protagonist secretly met his lover Laura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murder; that they caused a fatal car accident while returning from their rendezvous, killing a young man named Daniel; that Daniel’s parents later harassed the protagonist (due to the exposed affair and the BMW’s license plate); and that the protagonist and Laura became entangled in a shared crime... The narrative continues until the film’s opening scene (Laura’s murder in the hotel and the protagonist’s arrest).Throughout this section, viewers are subtly led to connect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cases: Laura’s murder and Daniel’s disappearance. The link between them lies in the protagonist’s desperate efforts to suppress their connection. Why? Because he covered up the accident—motivated, as the narrator claims, by a fear of losing his wife and child (we’ll revisit his background shortly). Crucially, the police remain unaware of the crash and Daniel’s fate. So who bridges these two cases? The answer is Attorney Goodman. Why would she go to such lengths? To help the protagonist uncover the "unseen guest"—the person who killed Laura and framed him. What is the purpose of exposing this "guest"? The film’s third act holds the answer.As the story transitions to its final act, Attorney Goodman poses three pivotal questions to the protagonist:Why did the killer borrow Laura's cell phone to text (did this leave incriminating evidence)? Why didn't the killer take the money from the scene (instead, he scattered it all over the place)? How exactly did the killer leave the room (there were no marks at the crime scene)? The protagonist fails to provide plausible answers to these three questions. Within the film's juridical framework, such an epistemic void operates as a performative act—his inability to address these inquiries functionally constitutes an implicit admission of guilt, given his exclusive capacity to orchestrate the crime under the established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This logical impasse compels the protagonist to seek Attorney Goodman's counter-narrative, a discursive strategy purportedly designed to resolve the tripartite contradictions. Herein lies the narrative's manipulative genius: the protagonist becomes passively compliant to Goodman's constructed diegesis. Moreover, this compliance extends metatextually to the audience, who are simultaneously ensnared in the same hermeneutic trap—their desire for epistemic closure mirroring the protagonist's dependency on the attorney's artifice.

Part 3: Attorney Goodman's reconstructed narrative operates as a masterclass in diegetic subversion. Far from relying on externalized culpability, her account eschews reductive attributions of incompetence, instead demonstrating forensic rigor through methodical deconstruction of evidentiary chains. The structural revelation—that the perpetrators are none other than Daniel's bereaved parents—serves dual analytical purposes: thematically, it inverts the trauma-of-loss paradigm; narratologically, it weaponizes spatial dramaturgy through the mother's institutional position (her employment at the crime scene hotel enabling architectural manipulation).The couple's collaborative fabrication of the frame-up constitutes what Deleuzian film theory might term a "minoritarian becoming"—their grief metastasizing into precise counter-violence against bourgeois legal apparatuses. Notably, the father's inaugural appearance in the cinema sequence (prior to narrative unmasking) provoked audible gasps of realization rippled through the theater audience—an affective response quantifying the scene's success in planting subliminal intertextual markers.

IV. Hermeneutics of Motive & Ontological ReversalsThe interrogation of parental motivation necessitates a Lacanian psychoanalytic lens: Does the couple's extreme retaliation merely stem from suspicion of the protagonist's complicity in their son's disappearance? Such rationale proves epistemologically insufficient within juridical epistemology. As Habermas'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posits, legitimate legal process requires veridictional consensus exceeding private vengeance logics. Thus, the narrative strategically unveils the parents' certain knowledge of filicide—their witnessing Adrian's act of submerging Daniel's living body. This transforms their motive from speculative grievance into Aristotelian nemesis: cosmic rebalancing of moral order through mimetic violence.Juridically, the protagonist's confession to body disposal creates a Foucauldian paradox of truth-telling—while potentially absolving him of murder charges (via absence of direct homicide evidence), it simultaneously inscribes him within what Agamben terms homo sacer status: life stripped of legal protection through his own testimony. Herein lies the film's dialectical genius: freedom from prosecution becomes ontological entrapment.V. Metacinematic Deception & Gender PerformativityThe revelation of "Goodman" as Daniel's mother in disguise constitutes Judith Butler-esque gender performativity crisis. Her hypercompetent lawyer persona—tailored suit, forensic rhetoric—subverts maternal archetypes through what Mulvey calls "to-be-looked-at-ness" inversion. Crucially, the husband's sacrificial collusion interrogates Levinasian ethics: Can filial love justify spousal instrumentalization? The film answers through Bataillean dépense—waste becomes sacred through ritualistic violence.VI. Temporal Collapse & Truth EpistemologyThe protagonist's climactic admission—"Daniel wasn't dead before submersion"—shatters narrative temporality. Using Bergson's durée framework, the film compresses chronos (linear time) into kairos (decisive moment): all prior diegesis becomes Benjaminian Jetztzeit (now-time) awaiting this revelatory puncture. This transforms the car submersion from backstory to actus reus core—the moment biological life (zoe) becomes juridical death (bios).VII. Fourth Act: Parallax TruthsContra classical courtroom drama resolution, the final reversals perform Žižekian parallax shifts:Ethical:Parental vengeance morphs into Derridean pharmakon—both poison and cureNarratological:Goodman's disguise constitutes Baudrillardian simulacrum Phase 3: substitution of truth's absenceCinematic:Accelerated rhythm mirrors Virilio's dromology—speed as weapon of epistemological destruc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weight of the news initially provided the audience with a moment of respite, and even the drama entitled "Goodman Lawyer" adopted a more composed demeanor. However, the previously formulated defence strategy was abruptly reversed. The plot undergoes a rapid reversal, first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from a crime of harboring to a murder), then in the sequence of events (the narrative of the main character is the precise opposite of reality, with his lover being the actual harbourer), and finally in the identity of Goodman's lawyer (he is Daniel's mother's impostor). This sequence of reversals culminates in a series of climaxes, leading to the ultimate capture and sacrifice of the protagonist, Adrian. Throughout the four sections of the film, it is evident that the narrative is akin to a strategic game of chess being played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in a room. This observation leads to the preference for the Taiw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ilm's title: "Layout".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layout" is confined to the initial three parts of the film.The initial three sections were established by Mr. and Mrs. Thomas (the parents of the victim, Daniel), and were essentially overseen by the "Goodman lawyers". In the fourth part, however,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unmanageable, and the truth has deviated from "Goodman's" expectations (namely, that his son was still alive before being pushed into the water). At this juncture, Goodman and the protagonist find themselves in a position of equal standing, and the outcome of their endeavour – be it victory or defeat – is an uncertain toss of a coin. Indeed, the outcome hinges on the hero's faith in the fraudulent Goodman attorney. In essence, the first three parts of the film depict Goodman devoting an hour of his time, not for tactical approval, but rather for the hero's new appointment. It is only through the virtue of trust that the hero is willing to relinquish his position. Once the narrative's through structure has been smoothed out, the storyline becomes discernible. Nevertheless, the enjoyment derived from the discernment of a compelling crime thriller can extend far beyond this. In order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intricacies of a crime thriller, one must endeavour to challenge the logic of its conception. This logic is embedded within the visual language of the film itself.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rops, the plot, and the cinematography of the film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II. Cinematic language1. "Laura's cell phone and the text message" serve as the "engine" that drives the story forward. Many people confuse Laura (the man‘s lover) with the cell phone and the text message it receives. However, the phone and the text message are crucial to the entire movie—they are the engine of the narrative.

As the narrative progresses towards its dénouement,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text message was in fact transmitted by Laura herself, utilising a temporal lag to ensure its delivery.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action remains unclear.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act was not the result of manipulation by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Dennis's father or the witness, but rather, it was Laura herself who instigated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he hero's visit to the hotel. It is evident that Laura's actions were driven by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persuade the hero to surrender himself, which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tragic demise of the protagonist. It is further hypothesised that Laura herself may have foreseen this possibility, which may have prompted her to edit the text message in anticipation of potential complications. The narrative suggests that the hero, Adrian, is not unintelligent, but rather remarkably astute. On the contrary, he is very smart! Furthermore, Goodman's lawyer employed the cell phone text message to construct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events, portraying Thomas (Daniel's father) as the one who framed the hero. It can be argu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the cell phone and the text message, the narrative would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altered.In cinematic narrative analysis, the pivotal plot device of "the protagonist receiving the photographic evidence" constitutes Laura's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entrapment. The critical inquiry lies in deconstructing Laura's methodology for persuading the narrative subject to attend the predetermined rendezvous. It warrants examination that the protagonist demonstrates neither naivety nor romantic susceptibility, thereby presenting significant resistance to conventional manipulation tactics. The evidentiary crux resides in the anonymously delivered photograph bearing the "Daniel" signature – a calculated semiotic construct. Through forensic analysis of mise-en-scène elements, we can extrapolate Laura's authorial agency in fabricating both photographic artifact and accompanying epistolary materials. This deduction finds evidentiary support in the lakeside sequence following their egress from the rural estate: diegetic camera work reveals Laura surreptitiously capturing the pivotal landscape shot from the vehicular passenger position while ostensibly engaged in touristic observation.This narrative stratagem operates through exploita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 specifically, the manifestation of traumatic residue metaphorically termed "the specter within his psyche." Laura's deployment of this evidentiary bait demonstrates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ve manipulation techniques within thriller genre conventions, effectively weaponizing the protagonist's latent psychological susceptibilities through carefully curated visual evidence.

3.The vehicular navigation system, purported wildlife encounter, and route selection mechanics constitute a multifaceted analytical challenge regarding the protagonist's post-collision decision-making. While surface-level interpretation might attribute his police avoidance to marital infidelity concealment, this explanation proves narratologically insufficient given established character competencies.Forensic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reveals critical evidentiary lacunae: the complete absence of diegetic verification for cervine collision (no impact footage or ungulate remains). Hematological evidence distribution patterns contradict vehicular trauma expectations – bloodstains localized on Laura's hands suggest proximal fluid transfer rather than high-velocity impact dispersion. This evidentiary discontinuity permits alternative hypothesis formulation: the "accident" may constitute deliberate vehicular homicide disguised as zoogenic mishap.Navigation system semiotics during the route divergence sequence prove particularly revelatory. The interface's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improper lane positioning (right shoulder indication) combined with temporal urgency pressures (impending flight departure) creates narrative space for traffic regulation violations. Through cognitive mapping analysis, we can interpret the unchosen left path as symbolizing transgressive action potential within the film's moral topology.Crucially, the protagonist's forensic capability (established through prior criminal record expungement) renders manual corpse disposal narratively incongruous unless necessitated by deeper complicity. This narrative paradox suggests either:The collision constitutes premeditated murder requiring active cover-upExistential threats beyond legal consequences compel his actionsThe deer's symbolic function as narrative MacGuffin becomes apparent through its visual absence – a deliberate directorial choice employing absence-as-presence to subvert audience expectations. This technique effectively weaponizes viewer assumption bias while constructing plausible deniability within the diegetic framework.Ultimately, the navigation system's route display operates as meta-commentary on moral divergence points, with the protagonist's choice trajectory mirroring his psychological descent. This technological witness becomes the film's silent Greek chorus, its digital cartography charting both geographical and ethical deviation.

If the navigation scene doesn't fully clarify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ubsequent crash sequence. The director intentionally employs frequent "axis crossing" shots (a filming technique that disrupts traditional 180-degree rule continuity) to deliberately disorient viewers. Upon careful observation, you'll notice the collision causes the BMW to spin 180 degrees. When the damaged car finally comes to rest, it now faces the same direction as Daniel's approaching vehicle. This directional alignment persists with all subsequent cars appearing in the frame - they're all moving in the same coordinated flow of traffic rather than opposing directions.

Witnesses dri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Daniel's direction of travel, which once again proves that this lane is a one-way street, the main man is a violation of traffic laws in the first place (note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 car accident, the police can be fully investigated and obtained to the police). As for why Thomas's car cam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 personally interpreted it as a “loophole in the main character's narrative” (which the police could not prove).4. The role of the two personas (eyewitnesses, Daniel's mother, who worked at the hotel) These two people do exist, and it is true that they witnessed the incident and worked at the hotel, but they do But what they did: the eyewitness had to testify in court; Daniel's mother helped her husband, Thomas, escape from a home invasion is simply not true. But the two were used by Goodman's lawyer to entrap the main man but it seems completely reasonable, why, because the main man has a ghost in mind. 5, the main man's cell phone to help “Goodman” acting did not wear help we can not help but wonder, a long hour of conversation, how the fake Goodman so lucky: once the main man's personal attorney Felix called, questioning, or the real Goodman, the real Goodman, the main man's personal attorney Felix called, the phone, the real Goodman. Once Felix, the hero's personal attorney, called and questioned him, or if the real Goodman's attorney had come to the door earlier, it would have been a total blowout! Let's note one detail: the hero had a phone call with Felix to, and even the hero let Goodman answer the phone. And it is this slot that Goodman was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urn off the male lead's cell phone. (We can learn at the end that the male lead did turn it off, and Felix complained about it.) We can infer that Goodman did precise research with her husband before arriving.

But even so I personally feel that here is one of the less rigorous aspects of the movie: how is it so coincidental that Felix was just getting off the plane when the hero called, just as all that noise from the airfield helped Goodman get through it without a hitch?6.Goodman's metaphor of “non-standard thinking” Goodman tells a short story about an empty woodshed where a man hanged himself; the rope was 3 meters long, the dead man's feet were less than 30 centimeters off the ground, and the nearest wall was about 6 meters away from the ground. What does it mean: In a word,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in the woodshed were not enough for the dead man to hang himself successfully (he couldn't reach it at all). Unless, of course, a large ice cube was placed under the dead man's feet. Goodman's metaphor is extremely clever!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for a man to hang himself with an ice cube under his feet. He would have to wait for the ice to melt a little, and for the rope to tighten a little around his neck, suffocating him. Goodman then says to the hero: This is your woodshed. The poor man only thought of finding the ice for his feet, but he did not realize that death was waiting for him after the feet. Attorney Goodman repeats the concept of attention to detail from the moment he walks into the man's room. Yes, this is not only for the hero, but also to remind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kind of movie,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every detail. III. Character backgroundFinally we come 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racters in this movie. Personally,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to explain the theme of the movie.First of all, there is our hero, Adrian, who says, “It took me ten years to get to where I am now”. What can we read into this statement. I think that the hero wasn't rich ten years ago, he wasn't from a wealthy family. That's why he was so afraid of losing; why was Adrian so afraid of losing his family? Personally, I don't think he really loves his family, it doesn't fit his character (and he wouldn't cheat on his wife if he was responsible for it). What can be explained: it is likely that Adrian got where he is today with the help of his wife. Note: her wife is present at every upper class attendance scene.Next is Mr. and Mrs. Thomas, one of whom is a former senior engineer at BMW and the other a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This rightfully belongs to the intelligentsia. However, financially, the two of them are very poor, which is reflected many times in the car that Thomas drives and the words of the two of them.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So it seems that Mr. and Mrs. Thomas are fighting against not only the main character Adrian alone, but they are facing the whole upper class and even the state power. Obviously, this is a movie that exposes corruption and hypocrisy, and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it a film noir.

两个犯罪地点：1.偏僻小路上的车祸现场2.715房间看了十多分钟，我就照常规电影套路猜测在地点2发生的事件①是男主精神分裂？

②男主妻子索尼娅或是他情人劳拉的丈夫布鲁诺情杀嫁祸？

③或是托马斯为儿复仇策划了这起谋杀又能嫁祸给男主？

很快便证明①②猜测完全扯淡③的可能性极大，那接下来最大的悬疑便应该是托马斯怎么密室逃脱了吧？

接下来，我又发现自己too young to simple.在“律师”出示种种假证据套话的情况下，男主艾德里安以“罗生门”的方式还原了犯罪地点的场景。

“律师”告诉艾德里安可以用托马斯脱罪，艾德里安此时信任了“律师”，把沉车地点勾画了出来，到这里，“律师”的初级目的已经达到了，她想让自己的儿子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墓葬。

但当艾德里安说汽车沉水时丹尼尔还没死时，“律师”情绪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接着她进行了真实的现场还原，这些场景中的男主终于展现出了与他的总裁身份相匹配的智商。

哦，原来他是那个主导者呀，他身上背负了两条人命！

最后影片随着一个小高潮结束了：真律师来了，假“律师”到了对面大楼在男主面前逐渐卸下自己的伪装变成了那个我们熟悉的温和的学究派的一直以背景墙方式出现的丹尼尔的妈妈。

在影片情节推进过程中男主艾德里安、劳拉、托马斯...呈现给我们的形象都在不断地变化，对于男主形象的变化，“律师”作了很好的归纳：懦夫——凶手——正义——骗子——自大。

劳拉则是：自私强硬——懦弱——正义，而托马斯则是：善良——坚强——狡诈——正义。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结局式影片——最后几分钟以情节反转带给观影者以强烈震撼，如“控方证人”等优秀影片。

我认为“看不见的客人”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惊喜更多的是在解密过程中，一层又一层的事实叠加出现时。

最后简单粗暴的总结为:好片！

昨天妈妈看微信，说有一部电影特别好，还问我看没看过，我说什么片子，她说是韩国片《金福南杀人事件》！

我说，一个烂片而已，老掉牙了也不是新片，我当初买过碟，你好像也看过，忘了么？

妈妈听了很泄气，将信将疑地说：是么？

《金福南》绝不是经典电影，当年也没有被影评家奉为神品，只不过是一部血腥的复仇类恐怖片，和《我唾弃你的坟墓》那种剥削片没啥两样，它生产于2010年，早应该被人遗忘，但岂料那些无聊的微信公众号却对其反复誊写、宣传，用“知音体”、“法治在线体”、“猎奇体”等添油加醋、肆意放大、哗众取宠，忽悠没看过的人翻出来观看，至今豆瓣评分竟攀升至8.4，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金福南》不是孤例，名不符实的高分烂片在豆瓣里并不少见，今日公映的《看不见的客人》评分也达到了8.6分的不正常水平，任何人看到这个分值都会毫不怀疑地认为这部电影是不可多得的旷世经典了，但真的是这样么？

其实早在半年前，《看不见》就已经在微信影迷群里炸锅了，众口一词就是好，于是纷纷写成公众号文章，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冷门佳作、发现了欧陆高级悬疑大片，一定要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大家分享！

于是读者们也纷纷要资源、要种子，非看不可，《看不见》竟不用宣传就成了当红炸子鸡，可惜片方一分钱也没赚到！

也曾经有人激动地向我推荐，但我兴趣索然。

想不到半年后，《看不见》竟然被引进了，我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影厅，怀着激动的心情正襟危坐，准备细细欣赏这部8.6分的悬疑大片，但看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不耐烦了。

没完没了的反转，像是内地三流网络文学般的随意安排；悬念早已消失，只剩下了无聊的扯皮；剧情貌似无懈可击，但完全按照想当然的计划进行，竟毫无一丝纰漏，可能么 ？

那个假扮律师的大妈其实是车祸死亡青年的老妈，她戴着人皮面具来哄骗男主角坦白罪行。

奇怪的是，电影中却用两个不同的演员来扮演这一角色，而不是用化妆术，说明导演也自知“人皮面具”这个道具的可执行力是多么差，为了不穿帮只有找两个演员出演！

而大妈怎么制作的假脸，怎么学会的律师腔，怎么快速从一个酒店服务员变成一个心理诱导高手，特别是诱导的对象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她怎么可能保持如此镇定自若？

光是这个人物的设计就已经漏洞百出，所以也不用分析影片中其他前后矛盾、不攻自破的梗了。

本片为何得到那么多人的抬爱呢，我觉得首先是通俗，看似曲折，实际一根筋，片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案情给你听，毫无留白，让你很难“看不懂”；其次是朴素的善恶观得以彰显，憋屈的好人用“聪明”处理了狡猾的坏人，大快人心；最后就是一种心态了，西班牙电影很少被中国观众重视，除了阿莫多瓦等大师的作品或者异色之作。

本片的“被发现”有一种小众心态，正是这种小众心态让某些人不理智地打了过高的分数。

值得注意的是，《看不见的客人》引进后的市场反应却有些冷淡，片商虽然想借助豆瓣高分的东风捞一笔钱，但为时已晚，大部分想看的人早已看过，而这种悬疑片知道了结局后也很难激起人们再看的兴趣。

没人再谈论这个片，倒是又有人炒金福南的冷饭去了······

美国著名影评人罗杰·埃伯特在评论《搏击俱乐部》时提到了一个词：凯撒·索泽综合症（Keyser Soze syndrome）。

这个词指的是喜欢在影片的最后推翻前面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才会满足的一种症状。

凯撒·索泽是《非常嫌疑犯》里的神秘头目，当故事的最后揭示凯撒·索泽就是那个廋弱的罗杰·金特（凯文·史派西饰）的时候，很多观众都被震撼得五体投地。

然而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反转跟前面发生的故事却一点搭不上边。

《看不见的客人》也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整部电影可以分为两条线来观察，第一条是关于案件的真相：谁撞死了青年丹尼尔，谁杀了女摄影师劳拉。

这是发生在过去的。

第二条则是发生在现在的：主角在出庭前与他的新律师梳理事情的经过。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条线发生的事都是经由主角和律师之口以闪回的形式展示出来的。

既然是说出来的，那么这些闪回的片段代表的只是某个人的想法，甚至是谎言，而不是客观事实。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只从第一条线里推理出事情的真相是不可能的。

你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第二条线里的主角和律师不断地给第一条线补充新的信息，从而才能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方式为影片开启了无限反转的大门。

第二条线的反转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律师其实是丹尼尔的母亲假扮的。

但是因为第一条线是说出来的，可以隐瞒，歪曲，添油加醋，它可以有无限种可能。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多年前流传于网络的笑话：昨天去买烟，买了包20的，给了老板50，找了我40。

我装做不知道，装兜里就走了。

没走多远老板喊我：你的烟没拿！

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拿出十块钱给老板：你多找了我十块钱。

老板也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小伙子，把烟拿来，我给你换一包。

抽着老板新换给我的烟，那纯正的味道不禁再次感动了我：老板，把刚才那张50的拿来我给你换一张吧！

老板接过那50的也再次感动：小伙子，把刚才那找你的钱给我，我也给你换了。

接过老板重新找我的钱，我也再次感动，从口袋里拿出一部手机：老板，手机还给你吧。

老板热泪盈眶，颤抖着掏出一个钱包：小伙子，钱包还给你。

此时小伙子再也把持不住了，扑跪在地上抱着老板的大腿哭道：老哥，你去隔壁宾馆304房把你女儿领回家吧！

老板听后一惊，叹了口气，回头朝小店大声喊道：红杏啊，别藏了，出来跟你老公回去吧！

看过这个笑话的都知道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我讶异看着从店里走出来的女人，轻轻摇了摇头说：“老哥，这药你拿去用吧。

”接过我递去的青霉素，老板看完说明书惭愧的低下头说：“算了吧，这药我也用不着了，我是hiv病毒携带者，小哥对不住了！。

”我的心瞬间凉到了冰点，而老板的赤诚却又让它从未有过的温暖，我说：“老哥，差点我就干了件终身后悔的事啊！

实不相瞒，那药膏不是青霉素，是敌敌畏啊！

”老板沉思片刻，眼角泪痕尚未风干，他闭着双眼仰天长叹道：“小伙啊，其实我根本没病，你的诚实委实让人感动，我真TM该死啊！

”我喜出望外揉着发酸的鼻尖，道：“老板别这样，我才该死！

其实你闺女没在隔壁，是我骗你的啊！

”老板摆摆手说：“小伙，没事，没事，还有，你仔细看看，这根本不是你老婆，你老婆也不叫红杏啊！

”我恍然大悟，一阵暖流盘绕心间：“哈哈，老哥，其实我那钱包里面也什么都没有，路边刚捡的。

”我把钱包拿出来，在他面前晃了晃，老板道：“小伙，那手机也只是个模型，不信你瞧瞧，”他把手机掏出来，显示器只是一张彩纸贴着。

我们四目相对，被彼此感动的轻声抽泣起来，我带着浓浓的鼻音说：“老哥，其实那后边给你的五十块，也是假的！

”老板微微摇了摇头，一滴晶莹的泪珠滴落在地面：“小伙，找你的零钱其实也...唉，拿过来吧，我再给你换一换。

”我的泪水有如决堤，模糊的视网膜上他微曲着身子在钱箱里朝仔细的翻着，我终于忍不住了，说：“老哥其实我根本不会抽烟！

我来就是想用掉假钱的！

”老哥拍着我肩膀，低声道：“小伙，实不相瞒，其实这个也不是我的小店。

”这则笑话里的反转靠的是什么？

事情的真相是通过老板和小伙的对话产生的，不一定是真正发生过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对假定事实的改写或补充来达到反转的效果。

相声里有个词叫抖包袱，当包袱抖到见底的时候，我们观众看了会明白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

上面的笑话和《看不见的客人》一样，它们不是在给观众抖包袱，而是不停地往观众脸上砸一个个已经见底的新包袱。

整个故事没有一个翻包袱、抖包袱的过程，所有的悬念都没有在前面铺设过，然而却突然被揭开了。

为了达到反转的目的而通过闪回的形式来加入前面故事里没有提到过的新的证据和情节是一种非常偷懒的做法。

在《看不见的客人》中，有一个情节提到虽然艾德里安发现丹尼尔还活着，却依旧把车推入了湖中。

这个反转的加入毫无预兆。

也许观众可以猜出来丹尼尔还活着，但绝对无法通过影片给出的线索推理出来，也无法在前面的故事中找出暗示此事的情节，它是凭空出现的。

咋一看似乎挺惊人，然而却完全经不起推敲。

当然有人会说主角在撒谎，这种事情观众不知道很正常。

按照艾德里安闪回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错。

然而在艾德里安的闪回里却有一段劳拉去修车时丹尼尔父亲看到火机的细节。

这种真实的情节不应该出现在艾德里安的叙述里。

且不论他怎么会拥有劳拉视角，出现这种细节与从艾德里安视角出发的闪回是相违背的。

告诉观众火机的细节，却又不给我们丹尼尔还活着的暗示，这是为什么？

正如我前文所说，闪回代表的是某个人的想法，甚至是谎言，它和客观事实是相矛盾的。

在闪回中掺入客观事实，误导观众，实属偷懒加作弊。

闪回必须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它不是倒叙。

在电影里使用倒叙的手法时，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切切实实地发生过的。

本片的导演加编剧奥里奥尔·保罗却把两者混合在了一起。

同样是使用了闪回的《罗生门》是怎么做的呢？

影片分别从盗贼、武士的妻子、女巫（武士）还有樵夫四个人的角度分别阐述了武士是如何被杀的。

这四段故事不是倒叙，观众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电影中也没有通过闪回的方式去补充用以反转的关键情节。

武士死了就是死了，他没有突然诈尸然后又被捅死了一次。

凶手也不可能会是樵夫。

如果你想有这些情节，你必须要在现实的时间线里加入暗示。

比如樵夫偷了匕首一事，观众在四个版本的故事里都不会看到的，因为它是客观事实，不应该加入到闪回里。

在现实的时间线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樵夫一谈到匕首时态度的转变，暗示着他在匕首一事撒了谎。

而在《看不见的客人》中，丹尼尔未死一事在第二条线里全无暗示，却用了一个不知道时闪回还是倒叙的方式展示给我们。

反转得非常突兀，毫无逻辑。

丹尼尔爸爸看见打火机从而得知艾德里安是同谋的事也不应该出现在闪回中。

类似的情节比比皆是，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当影片最后揭晓律师就是丹尼尔的母亲时，对于揭开事情的真相有什么帮助呢？

完全没有。

一开始就让观众知道她就是丹尼尔母亲假扮的，然后专注于揭开第一条线的悬念难道不是更好吗？

这个反转跟第一条线的案件一点搭不上边。

在《非常嫌疑犯》里，观众费尽心思琢磨到底谁是凯撒·索泽时，突然被告知前面九十分钟都是罗杰·金特利用办公室里看到的物品瞎编出来的。

而在《看不见的客人》中，观众想搞清楚是谁杀了丹尼尔和劳拉，却发现原来律师是假的。

如果最后的反转才是重点，那前面费劲心思去展示破案的过程还有意义吗？

悬疑片应该多花心思在铺设和破解悬念上，而不是靠使用反转的噱头来取胜。

总体是个好电影，但我不喜欢那种看了个好电影就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的那类人，没主见的人过多导致此片分数虚高，7.8分左右才合理，这片的分肯定不该比穆赫兰道高，所以打1星，纯为了拉分数。

随便挑几个漏洞列举：1、女情人试了试死者的心跳，确定小鲜肉死了，和后面的没死矛盾。

试心跳这段是男主口述的，具体怎么发生的有待商榷，但男主和情人肯定是要先确认小鲜肉死了，才能做出后续抛尸的决定，因为只要活着就可以私下解决，给点钱带去就医，不涉及警察就不怕败露关系，编个理由晚回家就是了。

连心跳和呼吸都不试就抛尸？

得多蠢才会这样。

2、那么大个车推到沼泽里沉车不被发现难度太大。

有水边一般都是泥土土地，会留下车辙，当然这点可以说成车辙掩盖过了，也可以说是荒郊野外搜索范围太大警察找不到。

3、手机没有静音键。

这个应该是个全世界手机都有的功能，即对方来电时你不想接听又不想挂掉的情况下，按一下，消掉声音，假装自己没拿手机或没听见。

这个功能在这部电影中两个地方有用，一是假装接保险公司电话那步，不用真接起来（也就不会留下那个使用记录），二是在对方家里时，大妈拨他儿子电话时，按一下。

当然手机应该早早关机了事，再说一直开机会被警方追踪到，这是另外的问题了。

4、银行卡盗用客户资金一事太假。

这种事90年代警方就有查证方法，通过IP地址等很容易找到操作的终端，可以直接找到女情人用丈夫电脑操作的，老夫妻要证明儿子清白直接反诉儿子工作的银行就能做到这点，都不用和男主交锋。

另外，虽然欧洲银行系统各异，但私转其他客户钱到某一账户这种事，这么大权限不会开放给任何银行员工吧，那银行得整天出案子，编剧应该欠缺银行业常识。

5、沉尸栽赃情人的设定，大妈不断套取沉车位置一事太假。

大妈的目的太明显，表现的太迫切了，为了安葬孩子太想知道沉车地点了，大妈不断让他在地图标记沉车位置，男主竟然不怀疑，毕竟男主知道车被找到验尸会发现不是当场死而是谋杀，那就不该说出来这个没必要说的事，因为有可能被验尸一事摆在这，提前往后备箱放情人的首饰、匿名报警被警察找到车这些事都不该成立，那总得想好了被警察找到车后怎么办，再告诉她沉车地点吧？

6、通话记录、手机移动轨迹问题。

既然撞车的野外手机信号都不错可以互相联络，说明基站覆盖面不错，通过各个基站的信号、距离记录就可以获得任意一部手机当时通话的准确位置，包括死者的，男主及其情人的（虽然他俩的肯定是非本人的手机卡，但毕竟在案发地点周围联系过，应该列入排查对象，包括抛完尸接上车的地点），而且男主和情人也都拿着自己的正常手机，手机每到一处基站会接入确认才能一直显示有信号，即可以完全确认男主及其情人的行动轨迹，以及小鲜肉死前的行动轨迹。

人都失踪报案了，这个都不查，国外的警察也是不作为，或者编剧不了解警察的办案方法。

7、各种监控问题。

这个可以找出很多问题就不多找了，随便找几个，咱只能假设为欧洲国家太穷，不像我们这监控这么多。

例如监控可以证明老夫妇酒店谋杀的清白，想栽赃他们肯定不成立；例如咱国内公安可以通过监控网络弄出任意一辆车在两个月内的行车路径；关于去没去巴黎也可以通过监控网来核实，当然这点也许是因为欧洲的隐私保护问题。

知道为什么有些数学题的解题思路很烧脑吗？

因为它整个就是做错了，但你要看懂哪里做错了，就得烧崩你的脑子。

这电影也一样。

现场不可能清理干净的血迹、儿子死前通话记录归属地查询、母亲身为文科知识分子却具备专业律师素质、律师几番编造故事套取真相男主却反而对她产生信任结果把底盘交代了？

其实悬疑片，说白了，就是编导在玩各种元素的排列组合并添加可见和不可见两种属性，随时间轴推移，这些属性的赋值会逐一更换，直到最终一刻结束，由于一般都是有限集合，所以最后总会获得一个最终状态，然后我们就看整个过程中，每个状态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状态与状态之间是否保持无矛盾性，至于人性么，就是附带在上面的属性，有没有没关系，观众会脑补的，就比如这部电影，我也可以继续拍下去，因为还有一个元素，就是一个路过者虽然被男主贿赂了，但他良心未泯或者他就是假意被贿赂么，就可以接着查，结果他发现，原来啊，这对老夫妻因为恨儿子不肯养老，是打算弄死他们的儿子来骗大宗人身保险的。

但又不想受到法律制裁，所以他们先用药物把儿子昏迷，路边抛车，并将准备好的鹿放出，劳拉他们那辆车在躲避鹿而撞上他们儿子的车前，他们儿子的车早就在那里了。

本来，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嫁祸于人的事情，偏生男主女主还要毁尸灭迹。

真要他们成功了，这对老夫妻在警察那里单单报失踪就很难拿到保险公司的保险金了，所以他们需要把替罪羊提到明亮的地方来，接下来就是父亲出马把女主弄回家，然后用电话敲定对方的嫌疑，等等，可惜天算不如人算，他们比起对方还是棋差一着，最后还反受其辱，为了拿到大宗保险单，他们必须将儿子的死做成被人谋杀，最后，母亲扮演女律师搞定了一切，男主女主咎由自取，真正的幕后凶手逍遥法外……所以，烧脑并不取决于翻转次数，就是那些可见不可见属性的赋值改变，关键还是在于每一次改变是不是不仅局部保持自恰，全局也保持自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所有逻辑死角都堵死，但这部电影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老母亲就在这宾馆干活，那开关窗户这么容易的事情，警察局会查不出来？

如果警察能查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可见属性，用不着作为不可见属性，非要这个古德曼律师说出来。

我不明白豆瓣为什么给这部电影评分那么高，也许是因为西班牙语的发音，实在太好听了吧。

剧情简介（正序版）---多利亚是一名成功人士，有一次他对外宣称在巴黎谈生意，实际上是在和情妇劳拉约会。

期间他接到了老婆索尼娅的电话，他只好说道：“我真的没事儿，我正在吃辣条呢。

”随后，多利亚和劳拉驾车离开，接着就遇到了一条岔路。

多利亚：Turn left？

高德地图：Right。

于是多利亚转左，然后就撞死了人。

事后他在微博上骂了林志玲。

途中多利亚和劳拉还说只是想要一次试验性出轨，至于“试验性出轨”的含义，估计和“轮流发生性关系”“休假式治疗”“盈利式亏损”等等词汇是差不多的。

对于撞死了人的事情，劳拉提出报警，遭到了多利亚的制止。

多利亚发现死者丹尼尔没系安全带，并且开车的时候还在发短信，再加上刚才有一只狍子横穿马路，于是多利亚决定肇事逃逸，让警方误以为丹尼尔是自己开车出了意外。

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汽车抛锚了。

就在这时，一位目击者汽车司机靠近他们，多利亚和劳拉只好演戏掩盖这一幕。

老司机，带带我！

途中劳拉拿了丹尼尔的电话，并且忘了还回去。

多利亚开着丹尼尔的汽车，载着丹尼尔来到湖边，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丹尼尔还没死，但他仍然把丹尼尔连人带车推进了湖里。

在此之前他还拿走了丹尼尔的钱包。

劳拉无法发动汽车，随后遇到了好心人帮助，刚好他就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

（话说蝙蝠侠的爸爸也叫托马斯，当爸的托马斯死了那么多次，这次终于轮到儿子死了。

）托马斯把汽车拖到家里，在这里劳拉遇到了托马斯的老婆埃尔韦拉。

埃尔韦拉接到丹尼尔朋友的电话，她得知丹尼尔并没有去找他的朋友。

埃尔韦拉给丹尼尔打电话，劳拉才意识到丹尼尔的手机在自己身上，于是把手机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劳拉以有事为由离开了，而托马斯注意到两个细节：1.劳拉调整了座椅，说明之前不是劳拉在开车。

2.丹尼尔离开家之后用手机打过电话，也就是说丹尼尔的手机并不是一直在家里。

劳拉和多利亚决定永不联系。

多利亚还销毁了汽车，并且伪造了汽车被偷的假象。

在家里，多利亚在电视上看到了丹尼尔失踪的报道。

有一天，警方找到多利亚，大概是说，托马斯在丹尼尔失踪当天遇到了劳拉，根据托马斯所回忆的劳拉开的汽车的车牌号，那辆汽车正好登记在多利亚的名下，于是警察问多利亚是否认识劳拉。

多利亚的律师菲利克斯机智的作出了回应，从而排除了多利亚的嫌疑：1.事发当天，多利亚在巴黎，有酒店、机票可以作出证明。

2.多利亚的汽车在停车场被偷了。

3.托马斯记下的车牌号不见得准确。

4.警察对这起事故的细节并不清楚。

5.没有任何目击者可以证明警察说的话。

而多利亚接受警察审问之后，托马斯把他注意到的那两个细节（劳拉调整了座椅、丹尼尔离开家之后用手机打过电话）告诉了警察，但是警方并不相信。

多利亚从丹尼尔的钱包中找到他的银行卡，他动用关系让人误以为丹尼尔从他工作的银行偷了五万欧元，然后带着偷来的钱消失了，也就是说让人以为这场事故是丹尼尔自导自演的。

看到这则报道之后，丹尼尔的父母并不相信，埃尔韦拉还中风病倒了。

于是托马斯对多利亚进行了跟踪，他发现多利亚私下和劳拉见过面。

托马斯带着证据再次找到警察，但是警察又一次不相信他。

后来，劳拉一直处于绝望之中，从而身患间歇性恐惧症和深度抑郁症。

最后，劳拉决定把真相告诉丹尼尔的父母。

她来到毕尔格，在车站给多利亚打电话，声称路过的司机知道他杀人、抛尸的经过，于是敲诈了她。

劳拉叫多利亚带上钱到贝拉维斯塔酒店（埃尔韦拉工作的酒店）来找她。

（这个时候多利亚虽然觉得事情蹊跷，但他并不知道那是埃尔韦拉工作的酒店）劳拉来到贝拉维斯塔酒店，以防万一，她还设定了一条定时发送的短信。

短信内容是：我开好房了，我在QQ游戏斗地主715号房等你。

不好意思记错了，这个才是短信内容：想知道所有真相，到贝拉维斯塔酒店715号房。

多利亚来到酒店，贝拉把自首及后续计划告诉了他。

与此同时，多利亚收到了劳拉定时发送的短信，他明白这是她设的圈套，并没有什么目击者。

劳拉说她要把真相告诉丹尼尔父母，然后补偿他们，并且和多利亚一起自首。

多利亚杀了劳拉，屋外有人听见声响就要进门的时候，他想要逃跑才发现窗户从屋内打不开，于是决定用劳拉定时发送的短信作文章。

短时间内他就想好了应对措施，于是用头撞了玻璃，接着就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我晕！

丹尼尔的父母来到酒店，得知劳拉死了，于是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们知道把多利亚绳之于法的几率很小，他们也不相信司法，于是决定监视多利亚，等待机会。

埃尔韦拉伪装成多利亚的律师弗吉尼亚·古德曼，会见了多利亚，也就是电影开头的场景。

这里有一段对话非常重要：多利亚：我以为你会晚一点到。

律师（埃尔韦拉）：是的，但是今天不幸出了点状况。

你今天就得出庭应诉，原告说找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在离开庭只有三个小时。

一方面说明真正的律师还没到，另一方面埃尔韦拉假扮的律师已经开始用“多利亚今天就得出庭”和“原告找到一个目击证人”的谎言来骗供。

起初，多利亚并不信任律师（埃尔韦拉），给她讲了第一个版本的经过：有人想利用多利亚出轨的事情敲诈他10万欧元，他和劳拉在酒店等了两个小时。

随后他收到了勒索犯用劳拉手机发来的短信，他知道勒索犯已经拿到了劳拉的手机。

就在他准备和劳拉离开的时候，他被藏在房间里的勒索犯打晕。

他醒来的时候，劳拉已经死了，随后多利亚被警方逮捕。

（第一个版本的经过在电影的第510分钟）在律师（埃尔韦拉）的追问下，多利亚讲述了第二个版本的经过，大部分和事实吻合，但有以下几处谎言：1.多利亚说是他提出报警，遭到了劳拉的制止。

实际是劳拉提出报警，遭到了多利亚的制止。

2.多利亚没有说他把丹尼尔连人带车推进湖里的时候，他知道那时丹尼尔还活着。

3.多利亚说是劳拉伪造了丹尼尔偷了银行5万欧元的假象。

实际上这是多利亚动用关系伪造的。

4.多利亚说他们撞死丹尼尔之后，目击者并不相信劳拉的演戏，并且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jpg后来，他收到了目击者寄来的一张湖泊的照片，目击者想骗他去酒店。

（第二个版本的经过在电影的第1364分钟）在多利亚描述第二个版本的经过的途中，律师（埃尔韦拉）说原告请的目击证人到庭了。

（第42分钟）她骗多利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供出更详细的信息。

对于第二个版本的经过，律师（埃尔韦拉）觉得疑点重重，她提出了以下修改的方案，也就是第三个版本的经过：1.在第一个版本和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下，把“勒索犯”改为“托马斯”。

也就是说是托马斯骗多利亚、劳拉来到酒店，后来又叫劳拉把电话扔进垃圾桶。

多利亚收到劳拉手机发来的短信后，得知中计，随后被托马斯打晕。

托马斯杀了劳拉，然后逃脱。

2.托马斯逃脱的方法是，在酒店工作的埃尔韦拉给了他打开窗户的手柄。

（第三个版本的经过在电影的第6578分钟）值得一提的是，律师（埃尔韦拉）给多利亚看照片的时候，故意遮挡了镜子。

随后，律师（埃尔韦拉）说她不知道原告请的目击证人叫什么名字，但已经知道他是谁，他就是那个路过的司机。

（第78分钟） 这时，律师（埃尔韦拉）提出了第四个版本的经过：劳拉以多利亚的名字租下了度假小屋，案发当天开车撞死了丹尼尔，然后伪造了丹尼尔卷款而逃的假象，也就是说这场刑事案件和多利亚无关。

直到劳拉向多利亚提出求助，他们在酒店见面的时候，多利亚才知道这场刑事案件，随后他情绪失控杀了劳拉。

（第四个版本的经过在电影的第7880分钟）对于第四个版本的经过，律师（埃尔韦拉）说要在劳拉和丹尼尔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她的解决方案是要确保沉水的汽车中有劳拉的物件。

于是，她让多利亚标出沉车地点，但这一举动遭到了多利亚的质疑，因为目击证人可以证明第四个版本的经过是错的，因为案发当天目击证人看见了多利亚和劳拉两个人。

然后律师（埃尔韦拉）说其实没有目击证人，这只是她编造的一个谎言，目的是让多利亚提供必要的信息。

（第80分钟）律师（埃尔韦拉）：你何不立即告诉我所有真相？

多利亚：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解释托马斯悄无声息从房间溜走的。

多利亚也假装很聪明的说他早就知道房间里把他打晕的是托马斯，因为他得知贝拉维斯塔酒店是埃尔韦拉工作的酒店，就很容易就把这件事和托马斯联系起来。

事实证明多利亚假装很聪明，却再一次秀了智商的下限。

“假装很聪明”指的是并没有勒索犯，也没有人在酒店把多利亚打晕，这一切都是多利亚自导自演的。

此前多利亚隐瞒真相、提出第二个版本的经过，目的是想听听律师（埃尔韦拉）解释托马斯是如何凭空消失的。

随后他觉得都律师（埃尔韦拉）的说法完全说得通，于是再次决定隐瞒真相，不把“他自导自演了这出戏、实际上并没有人在酒店中把他打晕”的事实告诉律师（埃尔韦拉）。

“秀下限”指的是酒店照片是PS合成的。

多利亚标出了沉车的地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电影再次出现一个重要的细节：律师（埃尔韦拉）和多利亚所在的房间对面有个人。

（第82分钟）

镜头虽然没有明确告诉观众这个人是谁，但很容易能想到那是托马斯。

一方面是因为这时观众已经知道托马斯有跟踪、监视多利亚的习惯；另一方面是电影翻来覆去就只有那么几个人，房间对面除了是托马斯之外不可能是其它人了。

而托马斯出现在房间对面的目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托马斯在监视他们；另一种是律师是和托马斯是一伙的。

所以能猜到律师是托马斯的老婆并不奇怪了，毕竟导演已经暗示得相当明显了。

没猜到不用感到心塞，猜到了也没有什么优越感可秀。

随后多利亚才说道，在他把丹尼尔连人带车推进湖里的时候，他知道丹尼尔还活着。

生无可恋·jpg律师（埃尔韦拉）非常生气，然后说出了第五个版本的经过，这也几乎和事情真相相吻合：1.案发当天是劳拉提出的报警。

2. 多利亚和劳拉协商永不见面之后，是多利亚食言并提出的见面。

3.多利亚拿了丹尼尔的钱包，并且动用关系制造了丹尼尔卷款而逃的假象。

4.事后，劳拉有深深的负罪感，身患深度抑郁症，决定补偿丹尼尔父母，并且和多利亚一起自首，最后和多利亚在酒店见面的时候被多利亚杀死。

（第五个版本的经过在电影的第8493分钟）电影最后的几分钟再次多重反转，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解答了大量疑问。

1. 律师（埃尔韦拉）把房间对面有人的事情告诉了多利亚，她说这是托马斯，并解释称这是因为托马斯在跟踪、监视他们。

2.. 律师（埃尔韦拉）说照片是合成的。

3. 律师（埃尔韦拉）说她会帮助多利亚让法官知道多利亚不是凶手，于是迫使多利亚承认了是他杀了劳拉。

律师（埃尔韦拉）已经得到她需要的所有信息，于是离开了房间，此时电影剧情再次逆转：1.多利亚的另一个律师菲利克斯给多利亚打电话说他找到了案发当天的目击证人，并且收买了他。

2.打电话的途中有信号干扰，多利亚发现胸前的钢笔漏水，原来这是用钢笔伪装的窃听器。

3.桌子上写着“懦夫”“凶手”“正义”“骗子”“自大”五个词语，多利亚结合之前律师（埃尔韦拉）说的话，知道自己上当了。

4. 随后在一段相当震（惊）撼（悚）的BGM中，律师（埃尔韦拉）卸妆变回埃尔韦拉的相貌。

5.这时真正的律师才刚刚来到多利亚房间。

几个可能的疑问与解答--问：多利亚收到的短信是谁发的？

有什么目的？

答：是劳拉发的，以防男主不来酒店。

后来这条短信成为男主大做文章、直呼遭人陷害的工具。

问：为什么刚开始多利亚不说实话，要给律师（埃尔韦拉）讲第一个版本的经过？

答：多利亚想隐瞒他和劳拉开车撞死人的事情。

目的是把两桩命案变成一桩，并且在第二桩命案中他还编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勒索犯”，试图排除嫌疑。

问：为什么多利亚后来又相信了律师（埃尔韦拉）？

答：多利亚一直都没有相信她，他一直在撒谎、隐瞒真相，如果不是最后律师（埃尔韦拉）说出的第五个版本的经过和事实大幅吻合，可能他会一直撒谎下去。

问：多利亚讲第二个版本的经过的目的是什么？

答：多利亚讲出第一个版本的经过之后，律师（埃尔韦拉）作出的回应是：根据警察的报告，目击者听到了尖叫，但没有人离开过房间。

门是从里面锁上的，门链是系着的。

罪犯不能从窗户逃走，因为从房间里面无法打开窗户。

冬天时，酒店会把开窗户的手柄移除。

多利亚知道他无法解释凶手如何消失的，所以把他和劳拉撞死人的事情告诉了律师（埃尔韦拉），并且说是目击者司机骗他到酒店并杀了劳拉，多利亚这样说的目的是希望律师（埃尔韦拉）能解释凶手是如何消失的。

但是如果是目击者司机骗多利亚到酒店并杀了劳拉，律师（埃尔韦拉）并不能解释他是如何消失的。

所以她把“目击者司机”换成了“托马斯”，由于埃尔韦拉在酒店工作，托马斯在她的帮助下离开房间就完全说得通了。

问：律师（埃尔韦拉）提出第四个版本的经过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让多利亚标出沉车地点。

问：为什么律师（埃尔韦拉）要说原告请的目击证人到庭了？

答：她一开始就知道多利亚撞死了自己的儿子，但她不知道有目击证人，也不知道目击证人是谁，她一直在从多利亚口中套话。

这有好几个过程：她和多利亚刚刚见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有目击证人，所以只是骗多利亚说“原告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第42分钟，多利亚讲第二个版本的经过已经讲了一半，这时她已经确定由目击者了，所以她才说“目击证人已经到庭”。

第78分钟，她说她知道目击证人就是那个路过的司机。

第80分钟，为了让多利亚认可第四个版本的经过的可行性，并且标出沉车的位置，她又说根本没有目击证人。

问：之前多利亚隐瞒了他知道把汽车推进湖里的时候丹尼尔还没死，为什么后来又交代了事实？

答：在律师（埃尔韦拉）提出第四个版本的经过后，多利亚已经把沉车地点告诉了她。

假如警方找到汽车和丹尼尔的尸体，就有可能查出丹尼尔真正死亡的原因是溺死。

-影评-总的来说本片剧情并不复杂，看一遍就能大致看懂，可以说是把抽丝剥茧、层层递进运用到了极致。

由于本文已经很长了，影评就不多说了。

简单发表一下我对不少朋友因猜到结局而给低分的看法。

我觉得看悬疑片猜结局是很正常的行为，也是看悬疑片的一大乐趣。

猜对结局也很正常，毕竟电影翻来覆去就只有那么几个角色。

但是猜对之后就打低分，并且秀优越感就有点幼稚了。

毕竟悬疑片的结局的确很重要，但过程更重要。

猜测男主撞死人会不会被发现、是谁杀死了情妇，以及男主和死者母亲假扮的律师之间的博弈难道不比结局有趣得多吗？

悬疑片分为很多种，不少悬疑片的结局非常关键，比如《灵异第六感》《爱的成人式》《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等，给人一种“被剧透了就没意思了”的感觉。

还有一种悬疑片的结局很关键，但是即使你知道结局也并不会影响观影体验，比如《罪恶之家》《恐怖游轮》《嫌疑人X的献身》等等，《看不见的客人》也属于这一范畴。

日版《嫌疑人X的献身》刚开始十多分钟就知道凶手是谁了，《罪恶之家》的片名就把整部电影都剧透了，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认为这是平庸之作然后打一个低分，因为我们知道“凶手是谁”对于这两部电影来说并不重要。

不少人说《嫌疑人X的献身》原著小说是东野圭吾的巅峰之作，或者说是“巅峰作品之一”。

原因之一是原著小说刚开头就详细地描述了杀人过程，以至于读者非常好奇：“我连凶手是谁、作案动机、作案手法全都知道了，小说后面还怎么写？

”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悬疑小说玩不出什么新花样的年代脱颖而出。

其实《看不见的客人》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非常“反套路”，体现在电影刚开始十多分钟观众就知道男主和情妇撞死了人，使得侧重点从“凶手是谁”转为“男主和情妇隐瞒这一命案的过程”，然而这个问题还未揭晓答案，男主和情妇之间又发生了第二桩命案，着实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这点有点类似于“希区柯克”电影，“希区柯克”的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浪高过一浪，以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本片属于前者。

“是谁杀死了情妇并嫁祸在男主身上”和“他是怎么从房间消失的”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但是电影进行了十多分钟的时候，观众开始被另一个悬念所吸引，男主和情妇杀人、抛尸会不会被发现？

导演还特意加入了路过的目击者司机，以及好心帮忙的路人来加强这种紧张感。

当观众发现好心帮忙的路人就是死者父亲的时候，这让剧情变得更加巧妙……随后观众开始猜测欺骗男主到酒店并杀死情妇的是目击者司机还是死者父亲，殊不知这是男主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就在男主承认了是他杀死情妇的时候，影片又揭晓了一个新的谜题——律师其实是死者母亲假扮的。

换言之“律师是死者母亲扮演的”只是这部电影中众多悬念之一，猜到结局并不见得能猜到过程。

当然，如果你把过程全都猜中了，那么我很理解你给这部电影打低分，并且我建议你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转行去当编剧，中国电影的未来就靠你了。

最近有个热词叫“共情”，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解释的：共情(empathy)，也称为神入、同理心，共情又译作同感、同理心、投情等。

由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所阐述的概念，却越来越出现在现代精神分析学者的著作中。

不管是人性观还是心理失调的理论及治疗方法似乎都极为对立的两个理论流派，却在对共情的理解和应用上，逐步趋于一致。

共情似乎为现代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的融合搭起了一所桥梁。

但是，这个官方的解释并不能把我们心中那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诠释出来。

看《看不见的客人》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最近很火的“江歌案”。

如果说这电影和这个真实的案件有什么联系的话，我想是艾德里安让我想到了刘鑫，而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对他人无共情之情，无同理之心。

他们又让我想到了武志红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巨婴”。

在律师的笔记上写着：胆小鬼、骗子、自负等，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出了这样的巨婴的共性，自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电影中的艾德里安，自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也自认为自己可以凭借聪明才智将所有的人耍的团团转——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他的聪明，最典型的就是，在酒店意识到自己被劳拉设计，立刻做出谋杀的举动，如果说这是激情杀人，就无法解释他在警察到来的很短的时间里马上想到将锅扔给托马斯——虽然他还没想到怎么做，在我看过的艺术作品里，只有小指头谋杀艾莎并立刻将锅甩给歌手可以相媲美，但是艾德里安到底不如运筹帷幄的小指头，后者成功了，当然被一刀封喉那是后话，谁又不是呢？

回到艾德里安这个人身上，自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就不难解释，明明只是一个交通肇事的事故，艾德里安怎么样一步步地将自己人生毁到如斯田地。

我想，在艾德里安三十多岁的人生中，他的小聪明曾经一次次得逞，就像小指头甩锅一样成功了一次又一次。

他自认为出轨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发现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可能遭至损失时，及时刹车，用的理由是“这是错误”“我们会伤害别人”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出身不高，起点低，正如小指头，但是他对自己的聪明过于自负，以至于认为所有人都可以肆意玩弄鼓掌之间，就算一时没有想到方法，总会想到方法——钱、权势、人设，都是他的方法。

因为自负，所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明明叫保险公司就可以处理的事情，最后走上了谋杀的万劫不复之地。

为什么呢？

律师的笔记上还有一个词汇——胆小鬼。

什么是胆小鬼？

胆小鬼就是害怕一切，不敢面对一切的人。

真正的胆小鬼就是那个衣架上的影子也会认为是鬼，但是绝没有勇气走过去确认是不是鬼的人。

他们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艾德里安之所以自负，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

之所以做胆小鬼，是因为他自负自己能当成一个骗子，三者缺一不可。

自负的人难以面对失败，或者一点点瑕疵，因为胆小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睁开眼睛，于是他的人生就变成一场骗局。

想来，这儿艾德里安做过无数次，投机取巧地将错误糊弄过去，房间里的大象越来越多，最后多到虱子多了不痒。

可是这是人命，这和你骗得了全世界，却骗不了自己的心一样。

他和你一样，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哪怕就是生活质量在你看来不如你，那也是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生活中的小细节看似与整个人生的关系也不过是一个小水滴掉进了汪洋里，但是蝴蝶震动的翅膀也能引起海啸和飓风，说到底，不是这件事本来有什么蹊跷的地方，而是一个巨婴，最终就会走向这样的命运。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大概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不过，电影只是截取了主角的一段人生，如果徐徐展开，天知道，这个艾德里安还做过什么“好”事儿。

然后说到刘鑫。

我是不认为她对江歌的死无动无衷的，她很可能也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

另外，不管你相不相信“吸引力法则”，但是人的确是“物以类聚”的，她和前男友具体闹到什么程度的矛盾，别人猜想不出来，但是她自己心里很清楚。

她很可能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都活在噩梦里，当然这个梦不是别人给的，是她自己做出来的。

而江歌这个女孩，对于刘鑫的保护欲，超越了一般朋友的界限。

在明明已经意识到刘鑫这个人“自私”“爱占小便宜”还是不能甩掉她，除了异国他乡需要朋友外，很可能，她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老好人型人格。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意外，但是如果圣母心不能做到快刀斩乱麻地切断巨婴的勒索，不是非此所累也要非彼所苦，江歌丢掉的，是生命。

而巨婴自以为让别人擦完屁股世界就会太平——一切交给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在探讨艾德里安和刘鑫这样的人的冷漠，对他人的痛苦——还是自己造成的痛苦漠不关心，但是对社会要求他们的负责又表现出极度的委屈和愤怒时，我们感到愤怒和不解，那是因为恰恰他们缺失的同理心，我们是有的。

我们能体会到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痛苦和无助，也能体会到人要求正义的决绝。

说点题外话，艾德里安和刘鑫这样的巨婴，一定不知道一个母亲的决心和毅力到底有多么大，因为前者虽然有孩子，显然也没有进入父亲的角色。

为人父母，恰恰是自私者和这个世界和解的一种方式，你只有通过无条件地去爱一个人，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巨婴都爱自己，但是巨婴不是没有前途的，有的巨婴就长大了，有的原地踏步。

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一直到八十岁，巨婴就是巨婴。

不管怎么样的身躯，如果只蜷缩在一个宝宝的灵魂里，是不会长大的。

所以，才有那么多出了问题回家找父母哭泣，闯下大祸找这个顶包找那个诉苦的成年人啊，父母的错，家庭的错，老师的错，上司的错，社会的锅，甚至连你家的狗都有错，但是他们是无辜的白兔。

犯错是为了维护家庭，杀人是为了天下太平——然而，这个世界的秩序不是这样的。

你虽对伤害的无辜他人并无感情，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千千万的人有。

如果没有共情，大屠杀和奥斯维辛只能成为那些有关个人的痛苦，而这一切，人类就无需反思，反正和我们没有关系，有那么一天，社会和历史都没有了共情，艺术也就枯萎了。

悲剧之所以千秋万代让我们痛哭流涕，那是因为人是有共情的。

有那个同理心，人才会爱，才会柔软，在社会规则之外，我们才能过更有质感的人生。

我们谴责巨婴，但是这些自负的活在自己骗自己的骗局里的胆小鬼他们真的过得好吗？

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逃过了法律的审判，他们真能过好一生吗？

这个问题，其实电影给我们解释了，但是没有解释那么到位，因为在高明的摄影集拍不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痛苦在他人看来是自作自受死有余辜不值一提，但是所有的痛苦都是痛苦，就算是巨婴的痛苦，并不能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造成了别人的痛苦而变成非痛苦。

所以，一切交给时间，那张纸上，一个母亲同时也是一个律师还有个身份是演员的人写下了：正义！

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共情，对这样的痛苦具有同理心的积极意义也许是，让一个成年人如何做一个永远承认错误，接受错误，改成错误的，成年人。

才看完，看到这个话题，就我的记忆罗列一下：1、男女主开车出来的路上，女主沿着车窗在拍照，路过了树林和湖泊。

男主之后收到威胁的那张照片应该就是女主那时候无心拍下来的。

（这点来自刚才看到的热评第一的影评）2、老大爷修车的时候就注意到放在车座中间的打火机，他的视线停留了好几秒，明显是产生了疑惑，有可能这个打火机是男式常用打火机。

然后在宴会间隙老大爷伪装成记者找男主的时候，男主在他的引导下拿出了那个打火机，一模一样。

（老大爷的表情突然恐怖jpg.）3、在老大爷载女主回家修车的路上，通过闲聊的几句看上去非常家长里短的对话，就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1）家住附近，有个儿子---这个受害者是他儿子的概率up（2）妻子原来与自己因戏结缘，是戏剧社的，与最后的剧情铺垫。

（同时女主之后在他们家里的墙上也发现了戏剧照片）（3）女主使用的是假名应该被老大爷发现了，因为女主丈夫打过来电话喊了她“劳拉”，驾驶座和副驾驶座的距离应该能够听出来的。

所以当时大爷的表情也很emmmm，事后回想肯定会察觉到不对劲。

4、到了大爷家里，大娘打电话给儿子。

女主慌乱之中把手机塞在沙发坐垫下面，我觉得在那时候两个老人应该稍微看下手机就知道不对劲了。

因为儿子是边开车变回女朋友短信，所以出事时间应该挺一目了然的。

（或者至少可以推测返回到那个出车祸的时间段）5、而且大娘最后为什么要跟男主说大爷在对面看着他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震慑和对自己安全的保护吧？

看男主最后的眼神，真的有一种是真律师知道这么多事情也敢杀的感觉，如果不说大爷在对面，有可能男主真能干出拿枪崩了她的事，然后继续用金钱摆平一切。

6、再说下男主，奋斗十年，应该原来是草根。

老婆全职在家带娃，出席活动（电影中多处）举止优雅、认识不少人（人脉广），应该原来是富家千金之类。

7、鹿/狍子（看不同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因为后来没有尸体。

我个人偏向认为这个鹿是男主内心的体现，撞碎了良知的部分，在他毁尸灭迹的时候注视的他，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8、在最后的镜头里，我们看到大爷的墙上贴着他拍摄的女律师的照片，而大娘在和男主叙述的过程中还特意提到了说发现大爷在跟踪，其实大爷在跟踪他的管事，完全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可能被怀疑这个点。

深刻阐释“真亦假时假亦真”啊。

（暂时这么多，明天白天想到再补充，欢迎评论区补充）题外话：我记得《黑镜》里面也有一集是因为一对小情侣开车撞了人然后毁尸灭迹，多少年后女方发展得很好，男方找到女方想要去自首，然后女的把男的杀了，然后又因为高科技（眼球记忆）把目击者一家还有警官杀了唯独留下一只养在箱子里的宠物还是难逃法网的故事。

在此提醒，安全开车！

文明驾驶保安全,幸福祥和人欢乐！

&*%#）ps：我这个脸盲也认出了大娘哈哈哈哈哈哈！

近年来，西班牙悬疑惊悚片俨然成了类型标杆。

其画面阴森清冷的色调，人物捉摸不定的心思以及跌宕起伏的剧情，都让人在大呼过瘾的同时，感到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部《看不见的客人》继承并将悬疑片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在前半段设置了重重迷雾和层层谜团，到最后又峰回路转。

水落石出之际，全片戛然而止，一气呵成，深刻有力，堪称惊悚电影中的成功之作。

起初，影片让人觉得是一个找真凶、证清白的故事。

封闭密室中男主的情人被杀，他是唯一的在场者，难逃嫌疑。

经验丰富、未尝败绩的女律师不满意男主的含糊与闪烁其辞，要求他讲出详细的来龙去脉，于是，一桩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杀人案逐渐浮出水面。

温馨提示：下面有剧透与情人幽会后，男主在赶往机场的途中撞上了对面开来的车。

车主已经失去神志，不省人事。

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暴露，情人假装成已经昏迷的车主，骗过了路过的另一位司机，随后，两人分头负责掩盖这起命案：男主开对方的车去湖畔沉尸，情人留在原地等待维修。

但大麻烦接踵而来——昏迷车主的父亲热心地把情人带回家中并修好了车，夫妻二人久等儿子未到便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手机却在情人的大衣口袋里。

心慌意乱，手忙脚乱地放下手机后，情人迅速开车离开，种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夫妻的怀疑。

随后，儿子失踪，警方搜寻无果，夫妇俩立刻想到了这辆疑点遍布的事故车，一路追查到了登记的车主男主角。

身为大公司总管，男主角深知万万不能让这起案件毁了自己的事业。

他伪造不在场的证据，将车销毁并宣称失窃，和情人约定此后不再见面。

面对警方的问询，他否认一切，蒙混过关；面对死者父亲的质问，他装傻充愣，一口咬定。

然而，就在他以为危机终于能告一段落时，一封写着死者姓名的信寄到了他手上，对方以知晓实情为筹码，勒索他和他的情人十万欧元。

就在男主按照指示来到旅店后，他被埋伏在室内的犯人打晕，对方杀了情人，欲嫁祸于他。

律师听完涉案人员，认定凶手应当是怀恨在心的死者父亲，正是他与在旅店工作的妻子携手策划了这一场命案，目的是向男主复仇。

为了让男主从案件里全身而退，她建议男主把罪行都推到已经身亡的情人身上，这一职业而精明的对策正中男主下怀。

可是，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原告方声称有目击者出庭作证，男主立刻意识到是当初那个路过的司机。

律师见男主神色异样，马上追问是否还另有隐情。

认为律师可以信赖的男主说出了真相：他在沉没尸体的时候，发现车主其实还活着，但他依然无情地关上了后备箱。

听完这番话律师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没有出轨，如果没有睡过头，如果没有抄近路……男主不断用假设来开脱他所遭遇的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一个谎言的代价可以很小，只要隐瞒了这件事，人就能够不受牵连、若无其事；一个谎言的代价也会很大，为了掩盖一个谎言，人就需要编出更多更复杂的新谎言，直到这一切蝴蝶效应般地将你的内心搅得天翻地覆，你才明白了犯错后想要逃避责罚的一时快感，终以足以把你逼上崩溃边缘的挥之不去的巨大罪恶感向你展开了猛烈报复。

车祸发生后，情人对男主说“没有什么可以救他了，但我们可以自救”、“如果我被发现，你也别想逃脱”。

为了将车主的失踪合理化，情人甚至以他的名义盗取了一笔资金，伪造出了畏罪潜逃的假象迷惑警方。

直到那封让他们苦心经营的大计毁于一旦的威胁信出现，两人似乎真的以为，他们能够瞒天过海。

事实说明，人不禁是自私的动物，更是贪婪的动物；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却仍旧幻想自己可以回去过正常的生活。

而在露出破绽、良知遭到拷问时，人们往往自我安慰：它不过充当了自己疑神疑鬼的帮凶而已。

做一个骗子，做一个无赖，欺世盗名，虚伪地活下去就好。

正如男主所谓的反省——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犯错。

律师看着这个陈述漏洞百出的客户，说出了她所知道的真相——没有人埋伏在旅店房间里，凶手就是男主；是情人打电话给死者父母，因为她希望给他们赔偿后和男主去自首，因此让男主起了杀心；在车祸发生时，坚持不报警抛尸的，不是情人，是男主，伪造车主金融犯罪的，也是男主。

至此，男主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不置可否。

伪君子的面具突然揭开，眼前这个真小人的形象似乎让他一时间还不太适应。

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塑造得无辜、善良、因被迫无奈而铤而走险，毕竟，只要他继续假装无辜，他就能动用钱财让别人觉得，他就是无辜的。

“世界上你只关心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

女律师一语道破。

接着，她在他面前摘下了假发。

会自导自演的人永远不只有她一个。

那个儿子死于非命的母亲也会。

她用精湛的演技骗过了和盘托出的男主，最终让他自取灭亡。

每个人都会从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来叙述一件相同的事。

只有永远保持了沉默的死者，任凭活着的人诬赖无法反驳。

《看不见的客人》用一个骗子被骗的故事印证了那句古老的箴言：人心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