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1

有人说，王小帅那个人恨不得在自己脑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我是艺术家。

记得第一次知道王小帅是上学的时候，学校礼堂每周六给同学们的福利电影播放了《十七岁的单车》，片尾曲唱响的时候，我还在想下一轮混战应该在什么时候，然而没有结局，混战中戛然而止。

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圆圆美人还有迅哥儿都是满满地胶原蛋白啊…看每部电影前，为了能从独立的视角去分析电影中的故事及人物，我都不怎么去看影评。

无关于别的什么，只是我一直自诩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家伙。

好吧，也只是自认为。

那样一个年代，文革末期，想起来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悲怆的代言，在整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随着细节的展开，心中积蓄的无奈悲愤暗流涌动。

好在，整部电影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碰触，无奈中还夹带些许轻快，这是不是可以算作导演的善良所为？

我不得而知。

王憨的沉默与疑惑，统统都在眉头的微皱中得以抒发，白衬衫作为整个故事的线索也是整个时代的烙印。

索要新衬衫、不慎掉入河中的忐忑、与逃犯的周旋、衬衫的归还。

我隐约还能记得奶奶家里粮票的摸样，至于布票却是全无印象。

一件衬衫用尽家里将近一年的布票，倘若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美女们的波西米亚长裙该是几家人几年的布票啊。

电影的开头便陈述了人们普遍的一种诉求：自由的工作，自由的生活。

王憨他爸让其学习画画，也只是希望孩子能够独立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想想那样一个年代，一切都像炖了好几轮的大锅菜。

的确，那是菜，它在锅里，且是菜，可是它，能吃么？

吃了又有什么用呢？

想想，最龌龊的，其实是一群以政治为借口的老混蛋和小混蛋们。

革命没有赋予人们更多地美好，你依然是你，革委会主任没有因为他是革委会主任就具有了革命性与先进性，逃犯也没有因其杀了犯有强奸罪的革委会主任便忘记了承诺与温情。

同样，“你生活的轨迹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 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生活道路，正如我们无法选择我们出生的时代一样。

那一年，王憨，11岁。

这就是人到中年的王小帅给我们讲述的一个悲剧故事，这样的悲剧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我们唯一所期望的就是，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少一些。

——评《我11》看完电影之后我发了条微博：“这真是中国电影最好也最坏的时代——纯粹的作家电影也能进院线了。

”可惜刚好赶上饭点，整个空荡荡的放映厅里加上我总共也只有三个人。

想起王小帅本人的话：这部戏能上映就算赢——看来至少这位执着的导演苦守该题材14年，最终在法国电影基金的帮助下完成《我11》的最低标准是达到了，但人非圣贤，即便求仁得仁，面对不到500万元的票房惨败导演本人依然无法淡定。

22日晚在北师大举行的学生交流会上，王小帅直接表达了对不能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的不满。

“谁会早上六点半起来跑到影院去看电影？

现在给我们排的场次90%都是无用场。

”真的只是排次歧视问题么？

这种论调很难不让人想起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之争。

正如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精神内核似是而非大相径庭一样，商业片和作家电影在价值诉求层面上绝对属于两个物种，在商业片擅长的领域比拼票房，文艺片显然必败无疑，即便贴上“故事、悬疑”的标签，这部《我11》也由它的天生文艺片血统决定了无法从剧情、场面、特技和卖点各方面杀出院线商业片的重围；但即便回到文艺片内部标准进行讨论，《我11》的一再被观众冷落，大概也并非全无自身原因可寻。

作为王小帅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我11》的儿童视角至少相对于《青红》更真诚可信、还原当时三线场景也更细腻。

剧中长相酷似贾樟柯的主角小朋友叫王憨，与文革同龄，76年那年，“我11”。

影片最初，四个刚发育的男孩贪馋地看着低头走来的少女谢觉红，只见她眉清目秀落落寡欢，比他们大好几岁，上中学了——却与身为小学生的他们同在一所学校——这个疑似BUG还没来得及在脑子里成形，谢觉红就在教室门前昏倒了。

虽然也会和玩伴们一起好奇谢觉红到底“发育了没有”，对于年方11岁的王憨来说，好看姑娘毕竟不比当全校领操需要穿件新衬衫更兹事体大。

为此他绝食、哭泣以逼，甚至差点偷母亲的钱——这件新衬衣的出场如此霸气，足以让我们立刻明白，这部影片的衬衣当是和《小鞋子》里面的小鞋子、《无极》里的馒头一样，是贯穿全剧的关键道具。

果然，不久四个孩子就在大桥上看到了河边的死尸。

再不久，新衬衣差点在王憨昏倒在河水中时顺流飘走，王憨因此骂走了玩伴，孤身一人在河边捞起衬衣，等待衣干的过程中，衬衣——这件多灾多难的衬衣！

——又被潜逃的杀人犯谢觉强顺手拿去止血，想要寻回衬衣（又是衬衣！

）的王憨壮胆跑进丛林，终于与杀人犯进行了一次短暂而惊心的交谈。

觉强说：你不要把我的事说出去，我将来一定还件新衬衣给你——故事每往下发展一步，衬衣都成了推动情节的重要因素，如果不是早在衬衣出现前苦主已死，这电影差不多就可以称作是“一件衬衣引发的血案”了。

背景的青绿山林和随处可闻的上海口音相互矛盾，隐约透露了背景是在当年上海工人下三线支援的贵州山区；处处从孩子视角出发，对性、死亡和械斗的微妙心理处理也看成到位：既好奇又害怕，归根结底却是茫然懵懂的。

只是一件衬衣引出的杀人案，虽然给这部作家电影虚添了“剧情、悬疑”的名头，真相却一开头就令人遗憾地一望即知。

觉红的父亲渴望调回上海，却连累女儿被人事干部强奸，儿子也因而沦为杀人纵火犯——说实话这剧情设置因老套而大大降低了控诉的力度，儿子放火被捉的情节大概是电影最牵强处了：戕害妹妹的凶手既已毙命，为何还一定要放火？

其余大多数时侯，这部电影节奏缓慢，情调十足。

身为京剧演员的父亲鼓励孩子学画，深夜点亮蜡烛展示印象派大师的复制品，用意虽嫌浅显，姿态仍然动人；偶遇觉红父女，避雨时老谢倾诉的哭声也堪称惨痛；而觉红换被雨淋湿的衣服时，被侮辱和损害的少女背影更令人怜惜。

整个故事平单线条而平淡缓慢地发展下去，偶尔也不忘展示文革符号——造反派的械斗、被压抑的性、响彻广场的大喇叭以及就地正法。

可普通人的命运与不断轰隆前进的时代巨轮相比，从来都是卑微不足道的——这逻辑令我忍不住想， 即便是另一个时代，截然不同的背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或许也同样暧昧残忍——世事原本也并不是非黑即白，中间充满了太多儿童不宜的道德灰色地带。

正因为冲突发生的时代感并不强，对文革的控诉也不新鲜，《我11》终于再次回归导演的自说自话——这也是许多人从《青红》之后开始对王小帅的质疑，个人烙印毕竟无法和对他者的感染力划上等号。

这一次，王小帅的童年面目退隐模糊在了影片刻意制造的童声喧嚣中。

力求细节逼真的最大好处，不外让观众一起重温了一次自我的成长史，却并未令人真正感到成长的普遍刺疼——也许我个人最接近悲痛的观影体验，就是谢家父女呆呆站在监狱对面，王憨一家悄悄从后门避开他们的一幕。

但正如演员姿态的软弱一般，这震动先天不足，终于在直达内心的半途弥散一空。

(将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发表时或有删节。

)

　　音乐、服装、色调、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等等，电影中的很多因素，都在试图营造那个年代的那种灰色沉重的感觉，电影试图通过一个半大孩子的视角，通过他单纯的还有些美好的生活片段抖落出背后那个特殊时代真实的残酷和无奈。

　　想法还行，可惜拍的的确很一般：　　没什么悬念的故事却非要制造出很有悬念的感觉，让人累得慌；　　把流水账般孩子的生活真的只讲成了流水账，没滋没味的；　　通过看似平实、琐碎的镜头，来表达导演对深刻、文艺感的追求，搞不好就容易显得做作。

而那种过于暧昧的表达手法，也很难有力地展现那个时代的残酷和荒诞。

　　整体感觉这个电影：如题。

已经不止一次，在《我11》电影剧情的睡梦中醒来…都说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爷爷南京人、奶奶成都人、外公外婆广西柳州人，都是被组织到贵州搞建设的第一代。

这一来，日子太长太长…在当地组合了自己的小家庭扎下了根，也就这样永永远远的脱离了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亲兄弟姊妹。

作为第三代，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90年的12月了。

我的爸妈都是在各自有5个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分别顶职了他们父母在铁路系统的工作名额。

也因此，我的童年伴随着历史遗留下来最后一波“集体主义生活”的浓烈味道。

自我记事以来，我的同学都是独生子女，并无兄弟姐妹（后来知道，只是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敢超生）。

从小就是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

邻居、同学的父母几乎全都认识。

小时候的我曾经一度认为，在这个世界，大家都和我的成长环境一模一样。

直到我结交了不是子弟学校就读的朋友，这才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大门一般。

才发现其他学校孩子的父母全都不在铁路系统工作。

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彼此认识。

就因为这，我对非子弟学校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向往。

覆盖我整个童年的，除了各种铁路子弟学校，还有铁路系统的医院。

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陪爸妈探视过他们的各种同事和朋友。

从小我就好奇为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有他们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作为留下来的第一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为什么没有回到他们真正的家乡？

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我想那是一个谈论到个人主义就无法正常呼吸年代。

脱离集体生活，谈何容易？

在那个年代打光棍是可耻的，除了人类繁衍的本能需求以外，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的合理手段，似乎就是好好工作和组成家庭。

我的父母出生于57年和59年，他们的高中生涯是文革的尾巴，是赶上知青下乡的最后一代。

也是赶上顶职就业的最后一代。

…

我十一。

今年院线电影和少年派可以并肩的一部。

之前，对第六代导演没特别多的好感，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和他们的才气对比他们的作为来说堪称不了什么。

第一代的郑少秋他们建立了国内电影的拍摄范畴，把中国文化，中国的家庭伦理剧引入进来，第二代导演费穆他们在电影里多少有了那么点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下的人存在价值的探索沉浸了多少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第三代导演谢晋他们，在树立一种所谓的民族主旋律电影，电影开始服从于主旋律，被奴役的艺人们偶尔抒发一下人生人性的激情，第四代导演谢飞他们在写一首民族的诗，写一首传统道德的诗，这首诗是在经历过那么多反复沧桑的民众的道德凯歌，第五代导演开始反思社会，虽然题材大都是在反思封建社会对人的迫害，有点过分的批判的意思，但是几部文革的戏《活着》《霸王笔姬》《蓝风筝》开始萌发了人在环境主题下该何去何从的苗头，第六代导演是人的放大器，个人的索取，个人的纠结，个人的挣扎，个人的命运他们都在探索摸索。

张元的《东宫西宫》里警察因为逮捕了一个同性恋在在一种边缘意识的主和奴的关系里在探寻我是谁？

娄烨所有的角色在这种悲剧的大环境里在唱着忧伤的小调，那个最为主旋律的陆川导演从《寻枪》到《王的盛宴》也在诉说着处于责任和权力之下的小人物和大人物以及模范人物他们的个人价值。

2013年了，在回顾一下他们今年的作品，我想说他们进步了，他们已经把触角伸向了更大的一种空间，不论及个人作品的好坏，王全安的触角已经伸入到那个特殊的年代，而王小帅的《我11》较之《我17岁的单车》是一种跨越式的进步（抱歉，只看过他这两部）。

没看过张元的《杂种》，娄烨的《浮城迷事》，管虎的《杀生》，但是就王小帅导演的作品来讲，导演的视角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成长的迷失为主题，到了一个环境的迷失为主题。

看了一些人写的评论，我想给王晓帅导演平反一下。

首先，中国有个电影审查机制，要让电影过审，一些场面必须得删或温和处理，如果有些人觉得故事是温和了文革的尖锐性，那我想说你必须得考虑中国电影的这个机制。

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来看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以一个中心事件复仇的哥哥被枪毙作为视点的中心事件，个人觉得是十分巧妙的。

儿童视角看残酷环境本身会更让人去思考那个年代的一些东西，这种最单纯和最丑陋的对比性力量是强大的。

同理也存在于莫奈的油画，父亲对儿子绘画的教导，和那个年代处处谨慎的作风。

白衬衫作为触笔应用到电影当中，他的多次出现有多次不同的意义，儿子要衬衫，那是儿子的小虚荣，是亲情的温馨点缀，衬衫掉到河里，小孩子的这种小行为，会让人联想到大人之间的斗争，衬衫被用来止血，开始成为叙事的重要物件，到最后衬衫的归还，犯人被判处的死刑，让这个衬衫在小人物之间的功能性和道德性作用，再次讽刺了那个年代的社会。

人都是好人，为什么会有那个年代的那些行为呢，结尾处更加多的笔墨来渲染空旷的阴霾的天空下，黄色的，金色的字迹，伟大的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开头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下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电影存在一些伤口，比如说整体来讲连贯性不够，家庭事件，环境事件，主线事件（谢家的事）在那个年代的环境和时间的缀笔下突兀了点，也许原因在于导演在儿童视角下，过多的导演自己的主观笔墨，比如说过多的空镜，过多的比较间离的运动镜头。

这种视角的切换不成功，源自于主题的拿捏还是不够准确，这个时候需要考虑的就是做减法，隐藏自我，一切服务于当初良好的初衷。

整体观影下来会觉得这个地方纪录性的笔墨为主，那个地方表现性的笔墨为主，这个地方又太有诗话家庭的意境。

第二个是真实感不足，拿莫奈的画，以及各处重点叙事剧情宣泄，有点假的感觉。

演员不是生活在环境当中，而是按照导演的笔墨在往下进行剧情。

总体来讲，他让我眼球一震，本来就想看10分钟就关了，结果硬生生的看完了，还很有感觉到的敲了那么多字。

如果你没有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也许你不会明白这个片子里的一些东西。

基于毛主席的三次世界大战理论，成千上百的厂矿被安置于深山荒野，只是为了避免被敌人过于集中袭击，但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最能葬送青春和梦想的地方。

这里的人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他们既因为能吃上公家饭而庆幸，同时又为边缘的身份感到恐慌。

国营大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它很像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或者说因为过于庞大以至于你看不见围墙，它又像一个微缩版的社会，有自己的行政，邮局，医院，学校...所以你其实也无需向往外部，其实都一样。

我小时候就在类似的一个厂矿长大，理所当然地觉得我会子承父业继续在这样一个厂子里工作，找个同单位的女职工，结婚生子，孩子继续在子弟学校上学。

当然，这想法如果被我妈知道会打断我的腿，她似乎觉得除了上大学之外都不是正道。

可惜到了90年代国营企业纷纷倒闭，我父亲工作的厂也未能幸免，我找一个厂妹做老婆的梦想也没能成真。

对于同一主题的咏叹，比起《青红》从头到尾的压抑，《我11》藉小男孩的视角而变得有了许多灵动生气(窃以为“11”其实就是竖着的“一一”)。

以白衬衣为线索一直到“杀人犯”出场前，就是一段清新版《阳光灿烂的日子》加《小鞋子》啊。

很喜欢每天早上“我”被父亲的二八自行车载去上学的那段，最神奇的是，难道所有的国营厂矿都在清晨用大喇叭播放《新闻和报纸摘要》么？

这绝对只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懂的细节。

当然不可能一直阳光灿烂，当白色衬衣沾上血迹，现实开始显露狰狞，虽说75-76年已经是文革末期，所以像红卫兵串联，大规模武斗这些文革景象是无法呈现的（片中的群殴真的只是小打小闹），但一起刑事犯罪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种种现实，例如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束缚（那些整天想回上海老家的可怜人），漠视人性的法律和道德（当时枪毙一个人似乎跟现在离婚手续一样办理简单）。

从影片中部开始下起的雨似乎就没有停息过，这雨水浇熄了复仇者燃烧厂房的火焰，模糊了被放逐边缘的知识分子的泪水，打湿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少女的衣裳。

但对于11岁的“我”来说，这雨水却浇不灭来自少年身体里的高烧的火焰，青春本能性的懵懂和无知，才是与这灰暗世界抗衡的最好武器。

在大喇叭宣读审判词的结尾里，“我”没有像伙伴们一样去做枪毙犯人的看客，也许是莫奈的风景画，或是父亲的话语，改变了少年做一颗脑残流水线上螺丝钉的轨迹。

生于那个年代的人，看见了文革的尾巴，也看见了新世界的曙光。

只是有些人，没有等到那一天。

一直捉摸不透这部电影。

一如捉摸不透生活。

我想起（那位被形容为阴谋论妄想狂的）居伊.德波的话：“一般历史生活的缺乏也意味着个体生活至今还没有历史”。

这令人困扰的概括体现在影片中，似乎已经成为王小帅最被诟病的一点。

影片中很多显性历史“缺乏”的并列，比如反抗时代而杀人的人和少年对白衬衫的爱慕并列；以革命名义械斗中的丧生与少年初次遗精并列；历史的生死关头与少年们无足轻重的背叛并列——“一般历史生活”与“个体生活”一股脑于11岁少年生命中惊心触目，彼此消抵，错合，分裂，再渗透。

而最后——如果有最后——“一般历史”竟然凝缩在杀人犯与少年对白衬衫的同样郑重里，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王重新考写“历史”的野心并担心这种可能到底如何。

或者，影片的自传式色彩，多少可以回避这种指责。

那么多事，大家怕都已不相信了。

貌似坦白的更多指向自己的信或不信的态度，是今天唯一可做的令人可信事情吧。

越过怀疑，不得不赞赏，假如影片给出的对白衬衫的郑重，是王重新考写“历史”的机智（正如他一贯的机智），他还是做到了“一般历史生活”与“个体生活”的某种接点。

这接点是禁忌。

“个体生活”被压抑而又最执着的要求，构成了“一般历史”和“个体生活”博弈的禁忌层面——如许之多的历史冠冕话语，也是来自于被精液污弄了自己的羞涩感，然后羞涩地禁忌讨论两者的同一或不同一。

再然后，兴致勃勃地，“一般历史”和“个体生活”于是可以被合适对待了。

可是别忽略，爱慕白衬衫，仍是历史话语使然，它和一支无毛阴茎首次迸发的秘密联系，正乃禁忌所在。

心痛的不仅仅是禁忌要使禁忌不成立这句空话，而是必须要使11岁瞬间过去，某种比时间还不留情的自我抉择要赶在时间过去之前疾速赶过去。

整个片子都很压抑，但是乐在其中。

小孩子看着特别像贾樟柯。

时代的大背景下，放眼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小人物只有随波逐流，身不由己。

非常喜欢我11那偏蓝的色调，干净的清冷完全不同于脏兮兮的山河故人。

熟悉得如同每次远足在某个陌生的小镇上醒来，薄雾轻拢，陌生疏离五味杂陈。

孩子们在病榻前欢乐地演绎成人世界的杀戮瞬间戳中泪点，什么才是残酷，不自知最残酷。

说起闫妮，散发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市井气息，让人感叹很难找到比闫妮更合适的演员来演这个角色了吧？

她的发型、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尤其是因为儿子要新衣服而不吃饭，给的那一巴掌，就能让多少人回忆起童年的情形。

　　我既不是国营厂矿正宗子弟，也不是厂矿周围的当地人。

我们是从外地来到厂矿的人。

我爸爸是厂里工人，我妈妈不是厂里工人。

我们被叫做半边户。

所以在很多政策方面受到区别对待。

这样既不能和厂里人很好融合（因为厂里人都集中住单身宿舍或公寓，是社区生活。

而我们是“外人”，不能享受厂里的住房资源，只能租住当地的民房），也不能和当地人很好融合（因为我和当地小孩都不是上的同样的学校，我是上的子弟学校。

大家很难玩到一起。

而在子弟学校，我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知道自己始终和他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放学后，很难约出来大家一起玩。

）这些都造成我边缘的童年生活。

这种奇怪的生活一直让我对自己身份认同有小小的障碍，我是属于哪里，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但其实，我想这种状态也会给自己一些思考不同生活的空间（小时候，根本并不会思考什么，只是会觉得怪怪的）。

让我自己切身体会边（别）缘（样）的生活。

所以，我看这个电影还是很有触动的。

我一直以为自己小时候整个生活的世界是被遗忘的，是历史中的灰灰（厂矿真的是一个很独立的小世界）。

可没想到，当时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厂矿生活里长大的。

原来很多人都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谢谢这部电影。

电影《我11》还没上映时，眼尖的人就发现了电影小男主角像贾樟柯，也有谋体问过王小帅此事，王小帅也觉得当初拍摄时没发现，成品出来后越发觉得那小孩像贾樟柯。

电影无论讲述的是贾樟柯的童年还是王小帅的童年，对于生于60、70后的来人说电影中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故事发生在1975年，文革已经结近尾声了，虽然我也生于七十年代，但出生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所以对文革的事情更多是爸爸妈妈那听到的。

小贾同学是厂区子弟学校的一名初一学生，厂区子弟学校，那也是当年计划经济时的产物，较大的工厂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的医院、学校、浴室、食堂、商店。

当年能生为厂区子弟是一件相当光荣至上的事情，当你生下来的第一天就是躺在厂区的医院里，再大点随着父母在厂区的食堂排队打饭吃，在厂区的浴室光着身子泡澡。

上完了厂区幼儿园接着是厂区的小学中学技校，读完这些无论你的成绩好还是不好，都能顺利的进入工厂接下父母的岗位，再下来就是在厂区内找一厂花结婚，为厂区繁衍下一代。

直到九十年代，一批国企的倒下解体转制，厂区的生活才结束，那和谐安稳的小社会被融入到了大社会中。

小贾同学为了能得到一件新白衬衫向妈妈央求了好久。

记得当时家里有肉票、鱼票、蛋票、糖票、布票、煤票，对于生长在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在当时物质计划分配，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购买，所以做一件新衣服父母总要思前想后很久。

只有在过年和过六一时，父母们才会让小朋友们穿上新衣服，对于现在只有要有钞票没有什么买到今天来说当年的日子是多么的贫乏。

小贾的妈妈用缝纫机为小贾为了一件白衬衫，在那个年代缝纫机是家里必不可少的物件，一家老少的衣服大多是妈妈做的，记得当年妈妈连夜为姐姐做过一条裙子，真神了，又快又漂亮。

小贾同学后来还是弄丢了那件白衬衫，还目睹了一个杀人犯的逃亡。

弄丢东西这样的蠢事我也干过，上学时弄丢了了二元钱餐费，连着两天装病呆家里，都没敢去学校。

二元钱在今天来说真不算什么，当年可是一笔巨款。

十一岁的男生青春懵懂期，对于成人世界对于性又好奇又有些不安。

不经意间撞见了父母在床上的亲亲我我，不经意间偷看了邻家姐姐换衣服，故意去惊吓在街角巷尾亲热的男女青年，故意用双腿紧紧夹着学校的双杆让一股暖流从身体内缓缓流出。

每一个青春期的男生或多或少都会干些现在看起来比较二的事情。

电影从一个十一岁男生的眼中看到在一特殊时代下成年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记录了我曾熟悉而又已远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