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

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

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

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

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

），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

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

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

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

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

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

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

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

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

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

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

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

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

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

（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

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

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

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

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

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

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

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

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

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

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

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

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

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CPS课上有放，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很贴切的给了观众一个长时间的缓冲长镜头并顺利过渡到结尾。

整部纪录片想表达的主题前后两部分主题没有延续在同一主线，显得有些分离。

但氛围与电影中的部分对白出人意料的优秀。

这份优秀表现在电影弥漫出的严肃但又写实的气氛里。

前半段电影着力申明片中人物的政治观点，这时影片呈现出的是其客观冷静的“记录者”角色。

后半段却又将视角一转，着重于角色心理描写。

让观众开始怀疑这部影片的定位，“纪录片”或是“电影”？

个人观影时的一些燃点。

1. 镜头对准拍片的人，是对拍电影每个角色定位的分析。

2. 对黑帮如何作用于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模式进行扩张进行了记录。

但是这里的黑帮不同于以往所了解的纯粹的冷血与暴力，它更夹杂了一些自讽与自嘲的意味（但无关系统的脆弱）。

3. 有趣的是，当这两者结合时，多面的视角被呈现。

黑帮本身定位充满争议，但充斥着简单粗暴的元素。

镜头本身定位亦非常有趣，它检视被拍摄者，拍摄者本身以及镜头本身所传达的限定范围。

当观众站在影片之外的更外一层时（直接的放映出片中人拍摄的影像），影片所传达出的印象和它所引起的反思则更为深刻。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

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

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

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

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

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

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

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

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

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悲剧发生后的这么多年后，主角想通过拍摄电影来逃避自己的罪过，首先，比起主角的朋友，他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朋友还在自己认为的正义中过着自己安稳的生活。

但是这样的罪过怎么可能会通过拍电影就能轻易获得救赎呢。

给我映像深刻的是他在完成电影后对约书亚说，我在戏中被恐怖笼罩，我感受到被我行刑人的感受，约书亚说你没有，你只是在等待导演喊cut，被你剥夺生命的人在等待生命的终结。

就像电影的名字杀戮演绎，在这个我看上去不太发达的国家，这样的恶才能演绎出，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太多的恶被粉饰以至于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恶，而这都是恶不是么？

在豆瓣上标记了无数的纪录名片，大多也只是变成一些片名，静静地躺在豆列里。

足有5个月没有提笔冲动，直到今天完成了受众研究的作业：观看纪录片《杀戮演绎》。

本片原名《the act of killing》，中文名翻译的太好，深邃到带了些哲学味道。

纪录片向来是小众的，类型片才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题。

或许是自己水平有限走到了理解的瓶颈，2013年年底开始，我发现在家把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看完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常要分成几次。

开篇的乏味，固定角色的设定，人物生死安排，起承转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遍遍的重复。

类型片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造梦机制，有时我情不自禁去研究它的运行原理，又经常死守固定的几种类型，趣味大大降低。

原本对纪录片是毫无兴趣可言的。

记得在世界电影史课上，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影像是为了再现我们所需要的真实，那么当它去再现日常的真实的时候，不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吗？

为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这种宣扬把摄像机搬到大街上去的理念会被电影界推崇至此？

又为何所有现代电影运动都奉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为电影真髓？

我想通过《杀戮演绎》可以窥见一点原由答案。

影片拍摄于印度尼西亚，导演目的是想挖掘并重现1965年前后印尼反共屠杀的真相，起初摄制组的对象集中在被害者身上，但民众至今不敢提起恐怖往事，共产党在当今印尼依然是禁词。

于是机缘之下，摄制中心转到屠戮者身上，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并且可以顺利进行了。

影片围绕主角安瓦尔·冈戈展开，他是那场大屠杀中屠戮千人的恶魔，但看起来也只是一个贫穷国家的普通老人。

剧组请来一些当年曾经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来一同组织拍摄一部“纪念、回忆大屠杀”的电影，借此机会也直接采访并拍摄了相关的元老头目。

这是一部“记录电影”的纪录片。

但所谓的拍摄电影只是一个幌子，导演的真正目的是旁观这场回忆，在其被再次构建的荒谬过程之中，以摄像机观察人们的所思所感。

于是，当年的刽子手成为了真正的演员，他们将出演自己。

全片前30分钟容易让人陷入犹疑不定的状态，完全看不出叙事的立场。

直到逐渐进入状态才明白过来，原来在印度尼西亚，这场大屠杀从未被定性、被批判、被追悔。

当年一手下令、实践的人们而今依然身处权利之中，并且毫不避讳谈及当初的屠杀行为。

在采访之中，人们言笑晏晏，从这些政客、党派代表、机构主席脸上我读出的是对往事的追忆神情，在无数个四季更迭，晨钟暮鼓的回忆里，他们谈笑风生的却是关于眨眼间取人首级的生死大事。

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评判的国度，规则完全是由当权者写就的。

这些年纪渐长的刽子手沉浸在对记忆的歌颂之中，无比热忱。

导演用一整个反讽的时间，拷问了这段触手可及的历史。

只是或许观众很难有闲暇去体悟内里的艺术表达，任何一个文明世界有自由意志的人都会身陷惊诧之中，身陷在其由独裁话语权构建出的，令人发指的社会恐怖之中。

纪录片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所具备的力量，影像的真实力量。

纪录片可谓是回顾、拷问这类历史事件最佳的媒介了。

不必由我们来排演彼方的对错，一切全由着他们自己来展现，甚至主角们自己都浑然不觉误把这场目光的审视当做荣光倒履相迎。

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杂，在人物身后投出一大片阴影。

故事的走向本身也是未知的，当事人经历了一次追忆，直到他自己扮演了被拷问的受害者，他略带疑惑的反问：当年那些人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吗？

我感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

答曰：那些人比你还要痛苦，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表演出的审判，那些人却真的要死了。

几十年来屠杀的实施者们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心灵的拷问，有些人疯了，湮没在历史的深河之中，有些人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出口，活的不尽心安但也还算理得。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安瓦尔·冈戈再次来到曾经行刑的天台，他再一次描述行刑的细节与画面，他在无声的流泪，因巨大的情绪波动导致一次次干呕。

这是影片最终的情感落定，是导演的拍摄初衷与立场，也是观众收获的立场。

并非审判后的认罪，却于无声处撼人心扉。

而整个的记录过程，也因为这种不可预判的、流动的真实性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看到的并非精心编造的梦幻，而是历史，是人性，不该被随意操控，也不该被任意改写。

如果说有些现实与意识形态是旁观者无力介入改变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记录它，具象它，留存它。

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回归应有的位置。

而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与历史、文化、社会并行的使者，这也是影像能释放出的最真实强大的力量。

（另：推荐南方周末专题文章《“他们对谎言上瘾” 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图片

由当年的刽子手自编自导自演一场发生在50年前、涉及250W人生命的大屠杀，这该不会是哪个邪典导演整出来的好莱坞大片吧？！

NoNoNo，它真实的发生了，印度尼西亚这一神奇的国度为这部大片献上最鼎力的赞助——多位领导人慷慨露脸激昂发声、五原则青年团橘花花乌泱泱的人肉背景，就这样，当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贫富悬殊的经济与从上至下未开化的思想与文明世界间垒起四方厚重的城墙，一场现实世界的超现实荒诞剧在城内上演了。

本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选择以纪录片而非剧情片的形式展现，先来看看纪录片的定义：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

既然不能用演员扮演，那我就用当事人演绎吧狡猾的导演打了一记绝美的擦边球，当印尼举国陷入极端激进的反共产主义橙色风暴中，当踩踏百万共产主义者躯体的Free Man登上印尼权力的最高峰，当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眉飞色舞讲述杀戮过程时，奥本海默隐去了自己的情感，不加评论，只是静静任由摄像机记录下安瓦尔•冈戈和他的Gangsters将一场反人类屠杀拍成好莱坞大片的全过程。

大概导演已深谙历史的本质，它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逻辑，分歧面前谁也强迫不了谁接受彼此的观点，谁也没有能力让谁彻底闭嘴，暴力屠杀或握手言和，历史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沉静的可怕，但是最终真相总会如抓不住的细沙渗漏渗漏直到彻底直白的展现于世人，娓娓道出历史的洪流——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

《杀戮演绎》便是借安瓦尔的电影在已破陋不堪的谎言上撕开一个真相的小口。

片中片导演安瓦尔•冈戈曾是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刽子手之一，亲自手刃1000余人，与剧情片中杀人狂一贯穷凶极恶狰狞的外表不同，现实中的刽子手竟是位面目慈祥、富有爱心、天真烂漫、痴迷电影的老顽童，不过想来如果没有他的这些特质，约书亚•奥本海默也撕不开真相的小口，成就不了《杀戮演绎》。

奥本海默在印尼的北苏门答腊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奥本海默让安瓦尔以自己的方式拍摄讲述这场屠杀，安瓦尔则像是叙述了一个自己重复做了50年的迷梦。

多年来他一直被噩梦缠绕黑夜，其他Gangsters说：“你感觉被鬼魂侵扰是因为意志太薄弱。

”一旦负罪感从生，防线崩溃非疯既死，杀人者只能继续以“坚强”的意志抵制潜意识对暴行的忏悔，找到不让自己感到罪恶的方法。

有的人挑眉炫耀“我使个眼神，他们就死了”，有的人双目圆睁“只有胜利者才能定义战争罪行”，安瓦尔选择了将梦魇如实的拍摄出来，并且渴望得到他人对其所作所为肯定的评价，正如片中关于女妖割下安瓦尔头颅变态虐待的情节应该放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的讨论以及圣洁的瀑布下被安瓦尔勒死的受害者拿出金灿灿的奖牌挂在他的脖上动情说道“因为把我处死把我送上了天堂，我要千百次的感谢你”，将这幕荒诞剧推向极致高潮，不禁感叹安瓦尔们真真是愚昧到无药可救，紧握真相砂砾的谎言之手真真是攥的紧，历史的公正性距离这个国度大概还有一个世纪之远吧。

转机意外出现，安瓦尔饰演一名将被处死的共产主义者，在经历了摧毁尊严的殴打拷问之后，当熟悉的铁丝套上安瓦尔的脖颈，突然他颤抖不止，无力瘫软，仿佛那个做了50年的噩梦成为现实，他询问导演、询问他人、询问自己：“曾被我拷打的人，是否和我当时感受到的一样？

难道，我犯了罪？

”无须别人作答，再回50年前的行刑之地，安瓦尔曾在此绿衣白裤嬉笑着舞一曲ChaCha，如今却抑制不住的干呕，用尽纸醉金迷掩埋的真相终究还是破口而出，历史公正性在个体身上的洗礼完成了，不禁期待谎言密布的黑暗中能有更多的人完成这样的洗礼与反思。

历史仍在那里不悲不喜，在它面前人性太是复杂，人力太过渺小，好与坏、对与错、白与黑都是太绝对的辞藻，不过历史终究会曲折的走向真善美。

最后，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政府否认历史的态度，是流淌着的血液带来的思考。

感谢《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给予我一种更加平和但又充满坚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洪流会冲刷掉一切费尽心思的谎言，真相经历时间的冲洗会愈加闪闪发亮不容避视。

我们会继续为历史的大白于世而奔走努力，而安瓦尔们终会完成历史的洗礼。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

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

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

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平实与激进的镜头给予这部电影一种内在的矛盾感，从头到尾就像是游走在热带雨林与高楼大厦之间，时而天堂时而地狱，上一秒还在教导孙子温柔对待动物的老人，在下一刻就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杀戮往事。

杀人，勒索，强奸，放火，都伴随着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而当这些事情再一次用电影重演时，又能把人吓的说不出话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前年香港青旅和老板闲聊时，安利一部2013年香港电影节公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关于印尼华人大屠杀，“看完就知道为什么香港电影里偶尔会有那些印尼华侨的片段”，去年有位高知亲戚也推荐了这部。

春节开始，想拉小伙伴下水，看过简介后都哈哈拒绝，不忍更不敢。

中午看完发呆了一小时后上IMDB，想知道世界各国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决定花三小时写篇影评而放弃去影院看《阿拉丁》。

第一篇影评01

第一篇影评02

第一篇影评03

第二篇影评

第三篇影评努力控制个人情感，让文字不带种族仇恨和个人偏见，只讲述电影本身和他的历史背景来写下这篇文字。

英文名叫《The Act of Killing》，是一部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讲述印尼九·三〇事件。

该片在国际各大影节提名、获奖无数，更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

英国版海报一、 历史背景，苏美冷战时期下的九·三〇事件。

影片里提及的“共产党人”泛指共产党员、华人、左翼人士、反独裁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

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

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

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

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

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村民。

“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

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

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色土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被屠杀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呢？

影片里提到的，一年内100万，清洗运动结束后250万。

本片主角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印尼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

安瓦尔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

安瓦尔述了他的故事，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印尼五戒青年团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

印尼五戒青年团在拍摄杀戮电影

政要集会讲话肯定五戒青年团对国家的贡献二、美国导演没拍出来的，持续三年的大屠杀从起因到实施到后续都有外力的介入。

英国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

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

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

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美国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

美国记者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

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

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

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三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奥本海默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闻他们的故事，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背后的原动力。

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时，起初选择从受害者角度讲述这段历史，当用镜头对准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时，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

然后奥本海默开始寻访苏门答腊省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着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教父》，会学习影片里杀人手法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四、影片里的表达影片里屠杀者、支持者、各领域政要，包括国会议员、部长、副总统给gangster（流氓）的定义是free man（自由的人），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

政府不便出手直接清洗，免遭国际谴责，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

他们在印尼国家电视台接受专访，像国家英雄一样接受赞誉。

安瓦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

他皮肤黝黑，满头银发，戴一副眼镜，喜欢穿着西服，像极了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

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

有种很温馨的画面，儿孙膝下，热爱生命的错觉。

安瓦尔和他的孙子们而这位老人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

他是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他，一个人，杀了一千多人。

影片一开始，满头白发的老人步履阑珊带着导演爬上一幢大楼楼顶。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带着笑意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随后，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惬意跳起了恰恰舞。

他们在饰演受害者影片中其他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他们（印尼五戒青年团）仍都在谈笑风生的讲述当年“英勇事迹”，强奸妇女、儿童，并当享乐般对着镜头说“那时候我们就是法律，可以随意强奸、杀戮他们，如果让我碰上十四的女孩，那将是她的地狱，我的天堂。

”四十年，早已过诉讼有效期，他们都没有被起诉，他们至今仍掌权。

影片中，当下的印尼社会对华人的仇视与蔑视并未随时间消逝，他们仍公然勒索华人，而华人敢怒不敢言。

五、电影后续奥本海默2014年推出续作《沉默之像》。

一户人家讲述了自己的儿子被谋杀的场景。

而谋杀他儿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边。

直到今天依然权力在握，没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敢于去杀了他报仇。

在官方的报道中，侩子手成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说。

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隐匿。

沉默之象 海报不知道我们能为这些华人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得知道曾经发生的这段历史，别遗忘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