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恳请各位能进戏院支持魏导!! 郑峻：昨天采访《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感受很深的一句话：很多大陆年轻人都说看过且非常喜欢《海角七号》，但票房却只有3000万元，和受欢迎程度差别很大，或许他们大多是看下载或盗版碟。

我用真诚拍《赛德克巴莱》，希望也能得到观众真心的响应。

盗版会毁了导演和电影，请大家不要看盗版，至少新片不要。

而对于5月10日想进戏院看赛德克巴莱的各位影迷们，有人故意"提醒"5/10上映的国际版剪掉了某些精采片段，似乎是希望各位不要进戏院看，但我想提醒各位: 既然你们都已经下载完整版，就不差戏院里上映的版本把这部分剪掉(因为你们已经看过)，请进戏院里给魏导一些鼓励吧，让他知道你们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而且很被感动，才愿意进戏院支持!! 而且魏导是借钱拍戏，请给魏导一些支持，将心比心，如果是你要借1.4个亿，只为了完成一个理想，你愿意吗，即使是这么令人赞叹的成果? 如果你真的借了1.4亿，成果却被别人用下载看完了，但他们却不愿进戏院支持，就像耗费12年精雕细琢的作品被人偷了，你能接受吗? 而且电影中美丽壮过的景色，其中的战斗和剧情的震撼，去戏院感受绝对值得，在计算机的小屏幕看下载是感受不到的!! 至于电影，国际版是魏导亲自剪辑，请对魏导有信心。

看到评论里一片赞扬血性的呼喊声，还是决定来煞煞风景。

赛德克人的血性，在开始屠杀之前也曾打动了我，太阳旗摇起，赛德克人以赴死的决心出发时，也感动到我眼中涌泪。

反抗是一定的，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与其因为殴打了某个恶毒的日本人而被灭掉部落，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让你也付出代价，重新找回我骨子里的骄傲，挺起被压弯了的腰杆。

可是，最后的屠杀场景，看得我头皮发麻，让我想起75，想起314。

血性是骄傲地反抗，可如果这反抗是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对手无寸铁者、无辜者不加区别的屠杀，我真的很难接受。

即便以血祭为借口，为什么无辜者也要做祭品？

就只是因为她们是日本人么？

若被屠杀的对象换成汉人，你们还会为这血性击掌叫好么？

民族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异族中的一些人欺辱了自己，仇恨会指向异族所有的人。

平时是朋友又怎么样，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又怎么样，当仇恨爆发时，没有人不该死，要怪只怪你自己是异族。

这场景没法不让我联想到家乡发生的惨案，它让我又明白了一点那些暴行的缘起。

但明白不等于理解，只让我更加痛恨盲目的民族主义。

在你们仇日仇韩仇菲仇美的时候，知道自己也被其它人仇视着吗？

甚至是仇恨到同样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拿刀戳进你的身体，即使昨天你们还笑着打过招呼。

所以，对不起，我欣赏不了他们的血性。

即便自己怀有必死的觉悟，也不是将无辜者当做祭品的理由。

同样的评价献给这部推崇血性和民族精神的电影，民族精神走向极端只会成为暴行和偏执的遮羞布而已。

7亿，12年，只为问一句——“我是谁？

”——断桥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

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

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

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

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

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

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

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

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

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

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

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

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

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

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

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

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

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什么呢？

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

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

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

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

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

”但是这样吗？

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

”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

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

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

”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

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

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

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

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

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

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

邮局、商店、学校？

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

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

……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

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

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

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

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

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

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

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

去吧去吧，我的英雄！

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

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

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

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

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

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

……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

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

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

孩子啊，你们怎么了？

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

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

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

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

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

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

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

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

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

至于台湾呢？

台湾？

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

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

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

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

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

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

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

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

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

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

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

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

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

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

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

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

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

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

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

”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

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

”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

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

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

”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

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

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

——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

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

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

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

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

《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

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

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

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

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

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

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

可是，你知道吗？

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

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

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完>——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

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

”——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

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

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

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

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

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

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

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

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

”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

“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

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

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

《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

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

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

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

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

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

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

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

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

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

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

请收我为军夫。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当时。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

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

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

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

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

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

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

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

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

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

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

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

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

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

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

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

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

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

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

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

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

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

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

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

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

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

”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

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

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从拍摄、剪辑和叙事方式上来看，《赛德克巴莱》的确与一些“史诗大片”（姑且不论真伪史诗之说）有差距的。

在戛纳电影节上被恶评，尽管有仓促剪片不成功有关，但一些技术因素导致的沟通障碍应该也是客观存在的。

看了台湾版本的上下两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有梦想有追求有人文理念的导演心血之作。

有如一个大厨，倾其所力，把最好的食材，做出了一道中西混沌八珍高汤，汤色可能不够靓，盛汤的碗也不够美，但高营养是不容否认的。

说《赛德克巴莱》是史诗片，从其宏达的规模和场面来看，可以成立。

但个人认为，称之为文化伦理、文明进化的纪录片可能更合适。

宏观视角：清政府vs日本政府，清政府vs 台湾土著，台湾土著vs 日本政府。

中观视角：台湾土著 vs 清朝官员，台湾土著vs日本官员，土著部落vs 其他部落。

微观视角：土著民众vs 日本民众，青年头领vs 老年头领，男人vs 女人，成人vs 孩子。

各种视角中，成人vs 孩子视角下的花岗一郎之子—一个襁褓中被父亲扼杀的婴儿，却为《赛德克巴莱》点睛之笔。

说花岗一郎之子前，我们试图先理解另外一个少年--巴万•那威。

从努力拼搏发愤图强的小少年，变成杀人不眨眼视死如归的赛德克巴莱，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出草猎首，就成为了真正的赛德克巴莱。

在他截杀途中翻飞的双脚下，是他从孩子到大人的轨迹，他收获了信仰和骄傲，失去了纯真和希望。

其实巴万自己也清楚，到后来一直跟莫那鲁道追问决战时间，就是希望早日结束这一切。

死，对于当时的少年巴万而言，就是回归信仰追求骄傲。

生，就意味着要克服各种阻碍：歧视、压迫，去寻求新的信仰和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

但最后，这种过渡失败了，所以，巴万选择了回归（有被动卷入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因素觉得老师歧视欺负自己，在与日本小孩竞争过程中被不公平对待，于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回尊严。

既报复了过去的不满，又维护了传统，所以在他看来就非常值得）。

如果说，巴万从孩子一下子拔苗助长成赛德克巴莱，有其自身思想成长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从婴儿一下子“成长”为赛德克巴莱的花岗一郎的儿子，则洞见点睛了整部电影的主题：一旦失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平等对话，种族、部落、个人之间的冲突，就没有化解的希望，也没有未来，只有共同毁灭。

按理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超越了其他所有人际关系，但为什么花冈一郎还是亲手扼杀了襁褓中的儿子，这是许多看过赛德克巴莱的人不断追问的，也是整部电影让我唯一不忍看下去而悲痛落泪之处。

以莫那鲁道为首的赛德克巴莱选择的最后归宿，是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得偿所愿，所以，场面惨烈也是意料之中的。

而花岗一郎的儿子，却被自己的父亲亲手送上了“赛德克巴莱”之路，这恰恰不一定是他长大后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花冈一郎挥刀弑妻之前的流泪，是对花子的不舍、抱歉、犹豫，反映的是儿女情长；那么在扼杀儿子前那种悲痛欲绝求生不得求死不忍的煎熬，就是最真实的人性。

我们可以假想，花岗一郎安顿好儿子再自尽，或者哪怕任其自生自灭，会有什么结果？

有可能儿子在这场冲突中各种意外死掉了；或者活下来，被归集到族人中，被日本人“管理”；被人救下，私下抚养，融入一个未知的文化；长大了，或泯然众人，或根本不知自己的祖先和渊源，或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或获知上身世要么报仇要么怀恨要么郁郁而终等等……但这种种可能，恰恰都不是花岗一郎想要的。

他期望的是儿子可以被族人和日本人善待，长大成材，与族人和日本人和睦共处，既保持部落传统的骄傲，又能接受现代文明的进化。

这可能吗？

最后花岗一郎的结论是不可能，甚至他还想到更糟糕的情况：儿子活下来了，不仅族人和日本人都不接受他，受尽歧视、凌辱，过着花冈一郎看到其他族人被日本人欺负的那种生活，可能最后连他儿子自己都会恨他（那时，部落毁灭，儿子也失去了信仰依归；而新的殖民文化又不能接受），为什么要将他一个人留下来独自承受这一切，为什么自己不能做一个赛德克巴莱？

所以，最后花冈一郎失去了对未来的一切希望，哪怕一点点火花，他觉得让儿子回避上述痛苦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虽然史实是一家三口上吊自杀，但电影用花岗一郎用弑妻、扼子、切腹的方式来表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结局的必然；另一方面，花冈一郎用最后与赛德克巴莱上吊自尽不同的方式结束生命，以此表达自己对两种文化和群体和睦共处，既尊重传统又向现代文明行进的美好愿望和失望。

花岗一郎选择死亡方式前，问花岗二郎：“我们到底应该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其实是在问自己对死亡方式的选择。

当花冈一郎用刀刺向腹部后，镜头马上就切换了，只听到花冈一郎痛苦的呻吟而且持续了较长时间。

一方面说明花冈一郎其实对这种死亡方式并没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直到最后死亡他的内心都还在挣扎：他与花子有纯真的爱情，受过日本现代文化的教育，也过着面向现代文明的生活，还有一个与花子的爱情结晶，这一切都与日本和现代文明有关；但他的族人所受到的不公平、不受尊重、传统信仰被破坏的生活，也让他感到自己应该为族人为传统为信仰呐喊。

最后，他选择了牺牲自我、毁灭自我，但却那么不忍心和不甘心。

导演的手法之细腻，其对电影艺术对赛德克巴莱传统文化的诚心，由此可见一斑。

假想一下，换某些导演，会不会采用更讨巧的手法，让花岗一郎站上石堆，套上树藤，一刀切腹后，蹬掉石头，如此一来上吊切腹都有了？

不敢说没有，否则荧屏哪里来的这么多魔幻剧？

写到这里，听到隔壁几位老人家看《强者XX》的电视剧，激动地讨伐“那个家伙太坏了”，一致同意“这是个好人”。

我在想，他们要是在雾社，会不会也是赛德克巴莱？

据报道海南男子为争执“中日因钓鱼岛开战谁会赢”而杀死朋友，要是隔壁这几位老人家年轻几岁，会不会可能为争论金门之战谁是胜者而大打出手，是亲戚的断绝关系，是朋友的不再往来，是老夫老妻的甚至可能离婚？

读书时总喜欢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而且是英文，法文，意大利之类完全听不懂再唱什么内容的歌，或者干脆轻音乐。

目的是不被对字面的理解而掩饰音乐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只有听不到才能听到最多。

电影里完全听不懂的对白和大块大块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最最难得的喜欢。

听不懂却又听得懂，我不知道你在因为什么而怒吼，可我深深对你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山里唱流行音乐自然会显得怪异不协调，所以山歌的清透又不是在ktv能享受到的。

整篇赛德克的小调贯穿其中，穿梭在森林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除去徐若瑄的出现吓了我一大跳之外，对所有演员表示非常感动，回头看看主演列表，还好我不认识太多的明星，温岚也是只听过歌没见过人，所以她是哪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實在讓我想起各路各門大牛之其一位關於台灣民主化的迷思及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異化之異化的觀點。

足見魏勝德此番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充據思索：截取某種意義向面，則賽德克人才系較真正的台灣人，日本人則處於侵植者的位置上，而當下意義的台灣人，也就是外省人，某種意義上則滑動在本島人及被霓虹近代化或接受近代化思潮的移民之人群其間。

所以，對於原住民來講，外省人跟日本人都算侵入者，只是侵蝕程度有差別罷了——阿扁當年能大獲全勝很大程度拜于凝聚這種島民心理是也。

但是，正如目前業已發生的糾結的現實現象，外省人的政治智慧與能力才系台灣島民主與獨立的骨幹，同理向前回溯，台灣原住民面臨的矛盾的情形是，他們已必然性的與外來移民乃至日本人產生了較有利、積極方面的共融現象——賽德克人也并不想純粹的野蠻下去，祖靈之歌所象徵的榮耀，無一不是部族自律“文明”化的信號。

進一步來說，其實很明顯，在日本人侵入之前，賽德克人并不是一個整體與同一的概念，雖然語言相通、習俗相近，但這種同質性畢竟是文化客體定義的後果，而如果不想僅從文化後果主義的角度來看，則對於“賽德克”人而言，欺詐與仇殺隨時隨刻相伴相生，米澤、荷戈與馬赫坡的幾個部落間矛盾則尤其尖銳。

但恰恰由於日本近代化的滲透，加強了賽德克人的文化反省及持存意志，致使最後幾部聯合、反擊日治，也正在這時，賽德克民族感與台灣原住民的“公民”認同感才得以真正地形成與固著。

結果，對駐紮在霧社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庭的無差別屠戮，最後基本上導致一種同勝利成正比的情感及價值的認同自損的後果，因為它通過屠殺的行為既在確立亦在毀掉自身的民族文化認同感。

我想這種複雜的悖反，至今仍舊是台灣人糾結心靈結構的一狀映寫，他們的身份層次在斷斷數十年間快速地疊合了複雜的層次，以至於清晰的各種民族記憶與其各種想像的民族認同感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及錯亂的分裂——我是台灣人，而台灣人是誰，我是誰？

在原住民與移民間的不同祖靈觀間擺渡，在祖靈觀與日本人退行的近代化間擺渡，在土著的台灣人、移民的台灣人、近代化的台灣人間擺渡...這種中合想必也是當代台灣人的潛意識的關於自我認同的夢魘。

也許，單從政治前途來論，台灣民主制真的沒有什麽未來。

然而，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台灣政制卻具有深遠的內涵，你知道這世上有一種荒島式的民主主義嗎——浪子融入土著的家庭之中，卻雙重地流留失所。

越意圖保證台灣的民主與獨立，民族認同感卻越在增強式地自損，除了外省移民及日本人的近代化層次，又別忘了最重要的，台灣的“民主”同時也有民國的孫文+一眾知識分子的肇源，而事實上，民國就是一個近代化、中體西用了的大中國是也——不是說西化的國家就必定被所謂的歐米下了套，只見那日本恰恰系以尊皇為利器走向近代化、資本主義及固著民族國家觀念的。

從《海角七號》起，魏勝德就有一種折中主義的傾向。

所以不難相像，太陽旗和彩虹橋最終一定達成了共契的意象——事實上，日本向台灣島輸送了大量的平民、教育和醫療工作者，想當時的日本對滿洲國與台灣算是在政策和態度皆最“溫和”的了。

然而，爲什麽日本沒有控制住陸軍的暴走，而像伊藤博文這種保守主義與普世主義並重的溫和的尊皇派，乃至犬養毅那樣開啟民友及民主化的存在，卻紛紛折翼了呢——其中的一個原因，必定是受敞開國門后的近代露西亞乃至所謂的西方世界的壓抑和羞辱甚深大是也。

還記得日俄海戰后，日本的勝利也曾激起現下“大韓民國”之開國英雄的高度讚揚嗎？

哪怕，後來朝韓之分界，已令對當時同一個朝鮮島的英雄感到深度困惑。

漫長地歷史性的附屬國與受壓迫的命運，導致固形帝國民族觀念的日本首次看到了一雪前恥的機會，但在陸軍徹底暴走前，它的出發點其實很簡單，茍不進攻朝鮮，則露西亞必佔，則日本島亦危矣——其實，當時是在滿洲的陸軍先行擅自佔領之的。

而朝鮮島和日本帝國，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起點，無一不經歷了上述的本土古典傳統與近代性之先天衝突的靈魂分裂現象的衝擊——朝鮮人的民族複雜性在於其受到東北民族漫長的歷史性的遷移和演繹之密切影響。

大概在漢代，所謂的“韓國人”（這個稱謂實在是個笑謬）就絕多跟肅慎、勿吉、挹婁等共融，后與契丹亦有一定程度關聯，隋唐時代作為藩鎮，必與靺鞨人有姻配與交換關係...種種以上才糾聯構成高句麗這一“族群邦國”而不系“民族國家”是也（請諒我目前的民族學知識尚淺、舉不出更充裕的依據來）。

綜上，日本為滿洲、台灣和朝鮮島除卻帶來侵略、同化，還送來或反激動起了它們的近代化，而恰恰由此間所引發的靈魂撕裂與身份認同的迷惘之問題，才正是日、韓、台及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皆在以不同具體經歷跟相通的心理結構所反復經歷著的。

魏勝德最後想找到的共契感，大概即于斯，只是內陸國民與具有複雜內涵的台灣人乃至日本人的共契發生的更為間接，基本上是在畫外的場域中演繹罷了。

此間世人，概括之（當然這現象極其複雜，實然不能如是簡單概括，但不甚精透此方面，故只好簡化之），有天朝黃漢范兒的，有赤共范兒的，有中體西用的，有西體中用的，有排日排韓的，有親日親韓的，有排韓親日的，有排日親韓的，有結合君主共和及自由主義去建構現代性古國的，有華夏古典傳統的本體論還原主義，有大民族主義的，有族群自治+聯邦意向的，有這些複雜的進行邏輯配合或混亂外在粘合的...我是個政治學2B，又總是在旁偏的縱路上、不斷發現善或理性的善先天與權力密不可分，即使後者不可能是它全部的內涵，然自起初，這廂就毫無近代日本語境下的強迫性或帝國主義性的“共榮圈”之意圖，然又不會也強制地不能逃避道德動機必然在主體間的複雜關係中產生對立後果的現象。

然而，卻正因業已總結于以上綜述，則或否儘量克服并超越此間和這廂結癥呢，無論怎樣、種種，我仍然對一個祛獨裁主義、而又有價值層次和系譜以不止於導致混亂自由的那種東亞共和圈，充滿希望——它可以不是一種國家制度，但它可以是我貓頭鷹之國的、關於文化和學術的蔓延型形態。

其實即便如此，反復的挫敗也總是宿命。

但在最後的最後，叔至少能表意說，嗯，它不會實現，但這是我的觀點、系譜、價值和態度。

這是我的理想和夢想，它即使不提供實體，但提供我存在的基質和動力。

电影里，台湾的山林，真美。

山高岭峻，草木繁盛，绿荫为盖，翠色铺地，枝头花红，溪水蹭蹭，瀑布直落入水潭，水花溅处升起彩虹如桥。

屏幕外的我嗅得到山中热带雨林湿润甜新的空气。

这绝对是部好电影。

上下两集，270分钟，一个民族的爆发与湮灭，表现淋漓尽致，称为史诗，毫不为过。

电影的长度即表现出导演的诚意。

1895年，马关条约定下台湾割让与日本，之后，日军在台的军事行为应该不算入侵吧。

台湾是清国之一省，将其割让，是清政府权衡利弊的考虑，日本按照条约入台，属于接收，非入侵。

918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东北，这是入侵，因为违背了中国政府意愿，未经允许擅自占领，破坏别人主权。

对于日本入台行为的性质，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待续

正当这部影片出现资金困难的时候，导演竟然跟演员借钱，很多台湾的歌手都借钱了这位导演。

名字我就不说了，我看的不是因为谁借钱，而是这部电影拍的确实很不错。

我不是想说台湾的电影是如何的好，但是内地的电影除了请个大导演和多花钱砸出个自我安慰的金鸡奖还有什么？

好吧，我承认老谋子的才华，也不否认过他的电影。

但是如今的中国电影是不是应该检讨下了，好片拍不出就算了，还层出不穷的烂片，话说商业片泛滥的当今影坛，至少还有台湾电影，他们不商业，他们很低调，他们也不炒作，不请大牌，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一一，海角七号，和如今的赛德克，这些电影还是很值得看的。

无义之战 　　——《赛德克·巴莱》有感 　　 　　 根据我的理解，赛德克·巴莱应该是原住民语中勇士的意思。

这片子据说展现了原住民部族武士抗击日本殖民者的勇烈云云，但本人看电影有个坏习惯，总爱看完后去谷歌下相关背景资料，结果仔细查询了雾社事件和抗日大头目莫纳·鲁道履历后有些百感交集，不得不一吐为快，若有谬误还请诸位海涵。

　　 　　 必须承认，这片子大规模械斗场面激烈写实。

没错，械斗，别以为用了步枪机枪迫击炮就不是械斗，雾社事件的本质就是一场械斗。

胜出方是已经殖民台湾三十年的日本，落败方是坚守树宗祖灵文化的台湾部族原住民。

日本人的动机就不说了，那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将台湾彻底吞入大和民族腹中消化为自身一体。

设立村公所、警局、学校、邮电局、杂货店，多管齐下教化那些“不文明”的生番，只是那种情不自禁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加上极为难看的吃相为后来的大祸埋下伏笔。

当然，这也不是日本人专有的弱点，昔日横扫四海的大英帝国，今天的美利坚都这副嘴脸，再往前推远点，历史上的天朝帝国和罗马帝国也全是这德性，这更证实了本人一个长期以来的观点：人种无贵贱，脑残无极限。

话说回来，片中即使像小岛这样貌似怀柔的货色，也是包藏着一颗征服之心去趋附笼络那帮生番，这点应该没有观众会否认吧？

　　 　　 好，我们再看另一方，尤其是领头的马赫坡社，以及其首领（头目）莫纳·鲁道。

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部落。

1930年10月，莫纳·鲁道策动马赫坡、荷歌、波亚伦、斯库、罗多夫、塔罗湾等6社族人借社祭运动会之机发动突袭雾社地区日警分驻所十三处，共杀死包括妇孺在内的134名日本人，一击得手后莫纳·鲁道率部退守马赫坡、塔罗湾两线游击作战，历经40日苦战最终不敌兵力与装备均占优势的日军增援部队。

根据日方史料记载，原住民方战死364人，自杀者225人，被俘265人，500人投降。

日方除开始被无差别收割的134人外，开战后武装人员仅战死28人，伤26人，协同日军作战的原住民武士死22人，伤19人。

这些数字证实当时的日军战斗力确实不是吹出来的，实际伤亡也绝非如同电影中那样随手倒下一大片。

关于战斗的许多细节，电影中其实都已面面俱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整个片子从头至尾都没说清楚，莫纳·鲁道为什么要袭杀日本殖民者？

他天生就有救民救国夙愿？

还是他是抗日奇侠投胎转世？

开篇没有交代，结尾也没说清，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零碎线索，给人一种欲语还休的朦胧感。

用我朋友的话说，那就是光看打得爽，不知为什么干仗。

当然对很多就渴望看到日本人死的观众来说，这从来不是个问题。

剧情介绍里洋洋洒洒地介绍，在日本殖民者的文化侵略下，原住民们被迫失去自己的信仰，男人必须服劳役不得狩猎，女人只能当女仆不能编织等等光鲜理由。

那么，以莫纳·鲁道为领袖的原住民们到底为何造反？

　　 　　 真正的原因有三：第一，日本殖民者吃相难看，说来以文明手段教化生番，自家内涵底蕴远远不够，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凡人，拿枪用电话的就觉得对拿弓住树上的有莫名优越感。

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态度粗暴傲慢，诱奸逼奸妇女始乱终弃，你看片中那日本难民老公掌掴跟着逃难的原住民婆娘的凶神恶煞嘴脸，昨晚没准还睡一张床上，今天就把对方当成了敌国。

观众都看到了这男人犯二的一面，却没注意到他仗义的另一面：大难临头毕竟还知道带着婆娘娃儿躲进避难所。

当然，女人性格柔弱能忍，男人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要不怎么是剽悍的山地民族呢。

　　 　　 第二，莫纳·鲁道的造反包含了很大的私怨成份。

他的妹妹被日籍警察玩弄后抛弃，史实中这位日籍陈世美姓近藤，十有八九就是电影中那位最先带队前往雾社搜剿的近藤警官。

真正的莫纳·鲁道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在发难之前也曾是日本人的帮凶，帮着日军砍了不少原住民同胞的脑袋，因为“有功”还被邀请到日本本土去旅游观光。

当时的日本人在台湾搞出不少孽缘，但也不是所有日本官员都视而不见，女方家族若有势力通常会得到妥善安顿。

莫纳·鲁道好几位朋友家里的女性成员都享此“殊荣”，人家都得到妥善安置和赔偿，但偏偏他妹妹的事却无人问津，甚至被刻意冷置。

祸不单行，莫纳·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他好意邀请路过的日警吉村饮酒庆贺，不料这位警爷犯二，挥起手杖劈头盖脸乱打一气，第二天又带人抓了新郎官。

热脸贴了冷屁股还被喷一嘴屎，好歹也是个大哥级人物的莫纳·鲁道那忍得下这口气，当月就发动了震惊全岛的雾社事件。

　　 　　 第三，日本人急功近利的毛病在教化岛民这项本该漫长而艰巨的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经常听原住民们提到男人是猎场的守护者，请注意他们经常提到的另一个词：出草。

出草是什么？

就是一族武士蜂拥而出去袭击敌对部族聚居点，能砍多少头颅就砍多少头颅回来，砍得越多荣耀越大。

原住民们是崇拜森林和杀戮的狩猎者，出草甚至是他们幼童默认的成人仪式。

日本人统治台湾后严令禁止出草，这可让原住民们憋足了鸟劲找不到地方发泄，孩子眼看着一天天长大，妈的却不让他们成人，不砍两颗脑袋能算高中毕业吗？

其实笔者对日本人的这个政策也很奇怪，按逻辑应该放任出草才是最优选择，穷山恶水出刁民，刁民砍刁民全到祖灵那里去报到该多省事啊。

反正，日本殖民者就是不准大伙儿没事去别人家里砍脑袋，理由是不文明，我靠，你们把人家多少闺女肚子搞大了就跑路，那就算文明？

看来还是看谁拳头大，谁的标准就管用。

最后雾社事件爆发，总算让原住民们过足了砍头瘾。

　　 　　 所谓于公于私，或所谓国仇家恨，抗日英雄莫纳·鲁道诞生了，他杀日本人，他也杀原住民，最后，他还杀了自己。

　　 　　 历史说完了，接着说电影，这片子除了战斗场面给力外还有一个优点：客观。

至少做到了表面上的客观，哪怕那是一种无限接近装13的客观，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根据薛定谔定理，这个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客观。

但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日本人和原住民都不乏勇武忠信之士，他们的表现基本符合真实逻辑和各自的文化背景，虽死虽败，但各死得其所，虽败犹荣，大有武士之风，煽情热血火力十足，这些完美的细节差一点就成功掩盖了凌乱含糊的主线剧情。

除了战斗中倒下的日军多得夸张了点，除了双方士卒过于清丽整洁的仪容，这还真是一部经得起考证的战场大片。

相比之下，国内影视作品的战场描绘简直连山寨级别都不够，战场上的敌人永远是蠢笨如猪一枪死一片的白给货，谍场上的敌人永远是阴险狡诈却丢乖现丑的活宝，充满了无穷欢乐和励志内涵。

建国以来这么多年，战争片的刻划功力不但没有进步和提高，越拍还越有退化的迹象。

各位观众当须牢记，侮辱你的敌人，就是侮辱所有牺牲的先辈和战友。

你的敌人都是蠢货，你的先辈和战友居然被一帮蠢货给干翻了，而且还被干得那么惨，那这就不好说了...物以类聚，你自己肯定也不是啥高智商货色，要不怎么成天惦记着出钱拍片骂自己呢？

完美的反证法，对不对？

　　 　　 这片子隐含着另一个敏感话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相遇，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战争。

这是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战争，这是生存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向来无关正义和公理。

日本人来台殖民，端着文明爆发户的架子，揣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干着一点不比原住民们更道德的勾当。

原住民们目光短浅食古不化，意气用事内斗不断，即便没有日本人来插上一腿，看那无节制的嗜血欲望早晚也得杀个绝户灭族，宛如疯狗的剽悍和勇武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

有评论家把这归咎于原住民们没有国家观念，故此没有所谓的凝聚向心力。

列位看官，国家这东西和部族相比并未高档深邃到哪里去，自从人类有了社会组织结构，不管部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为生存利益而抱团结成的群伙。

这类团伙的名称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游戏玩法。

在漫长的达尔文之路上，不同的族群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在奋力前进，有的在退后，有的在苟延残喘，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尚未诞生。

而你我只能籍借此片端坐河川两岸，感叹一声：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