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

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

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

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

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

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

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

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

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

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

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

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

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

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

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

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

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

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

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

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

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

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

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

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

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

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

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

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

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

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

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

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

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

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

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

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

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

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

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

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

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

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

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

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

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

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

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

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

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

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

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

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

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

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

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

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

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

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

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

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

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

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

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

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

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

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

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

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

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

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

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

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

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

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

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

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

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

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

“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

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

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

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

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

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

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

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

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

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

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

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

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

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

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

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

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

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

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

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

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

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

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

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

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

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导演：拉吉·利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这片子在豆瓣评分这么高就离谱，事实上在巴黎住过的华人都知道93区是什么情况。

这帮人从生下来就吃着法国政府的各种补助：住房、医疗、教育、生育，包括各种现金补助，成长的日常就是偷偷游客的钱包、抢抢亚裔的手机、骚扰路过的中国女生，然后在社会骚乱中时不时快乐0元购一番，居然还要“控诉”法国政府是mauvais culvateurs...和HK废青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说什么种族文化宗教受歧视的，照这个逻辑，最有理由控诉的应该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移民啊，可是也没见人家打砸抢烧成天破坏社会治安啊？

你自己在电影开头都说了非洲老家多么野蛮可怕，抓到小偷就绑上活活烧死，那你在文明的法国还不好好珍惜眼前的生活环境，偌大个市镇只有三个警察巡逻，治安的脆弱已经可想而知了，还要进一步破坏平静生活的最后一丝底线，彻底回归荒蛮就开心了吗？

看了这片子导演的背景采访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有着殴打女性、绑架和非法监禁前科的人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一点都不奇怪。

这片子获得戛纳的奖项和各种赞誉，只能说明法国电影界已经全面好莱坞政治正确化，吃枣药丸。

（其實沒想寫長評的，無奈超字數了。

我當然也關注移民問題，但畢竟了解太少，沒什麼可說的）法國於我而言不止是浪漫，更有革命情懷，最經典的莫過於原版《悲慘世界》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幾百年過去，這世界還是這麼悲哀，壓迫、暴力、強權、傷害、反抗，舊有的因由沒有消失，新生的問題卻源源不斷，一切都在繼續。

本以為電影講到男主把芯片交給瓦達，故事便在這不公和壓制中結束了，沒想到緊跟著會有那麼激烈的樓道戰，最後停格在高舉的燃燒瓶和中彈孩子的臉上。

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人性在此刻博弈，顫抖的手槍，靜止的燃燒瓶，悄然撥開的門梢，「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

反抗的圖景總是動人，在街頭就拋出磚頭，去商場就推出購物車，在樓道就拋下所有能拋的廢棄物。

然而當一切都走向失控，還能對這一圖景說出「動人」二字嗎，未免太過冷血。

但也無法譴責奮起反抗的人民，無法對肆虐的強權和仇恨無動於衷。

我們最終會被裹挾著走向哪裡？

| 作者：Elena Lazic|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https://cinephilia.net/76691/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

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

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

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

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

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

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

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

《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

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

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

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

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

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

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

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

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

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

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

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

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

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

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

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

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

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

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

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

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

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

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

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

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

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

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

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

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

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

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

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

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

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

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

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

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

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

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

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

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

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

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

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

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

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在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语境里，片中警察混乱中开枪打伤小孩，基本算是正当的。

这帮小孩的野性和不可控，是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接受的。

西方法律或公民意识里对执法行为的合理性与边界线的争议，在我们这通常被简化为“你有没有配合执法者”的问题，没有，就是你的错。

片中宗教和种族对立的移民社区，人性自由伸展，维持基本生存法则，在剑拔弩张中保持和平。

这种管理方式，有点类似于西方初期对待疫情的态度——既然接受了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的现实，那就采取措施防止它彻底崩坏。

对待人性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人性复杂的现实，不去试图完全控制它，而是防止它沦落到法律不能容忍的程度，因此西方能够允许片中那样的移民社区存在。

这种文化差异，正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接受难民或是那样的移民社区明目张胆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切都可控被控。

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只有坏庄稼人。

不是的，什么人都没有，只有想要更多庄稼的人。

成人的争斗多是利益纠葛，即便剑拔弩张也其来有自。

吉普赛人成群结伙来市长地盘讨说法，气氛紧张成那样，都没有人动一下家伙，即便脑子不灵光，也多少会想个因为所以，前因后果。

但孩子们不是，他们只会学你们动的样子，却不知道你们止的分寸。

他们从暴力的土壤里吸足了养分，看惯了弱肉强食，认为理所应当，没有权衡，没有制约，一路到底，不懂回头。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暴力甚至有时都和利益无关，完全是一时兴起。

最后这群孩子，无论是警是匪，也不管各方势力，全都一网打尽。

开头Chris介绍这里新势力已经代替了老人，结尾显然更新的势力已经完全接上茬了。

Salah说如果只有暴力才能获得倾听呢。

显然这个过气老人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暴力或许会让你有说的机会，但倾听是需要对方打开耳朵的。

而新时代告诉了你答案，我们也并不想要说的机会，我们就想干而已。

Salah、市长、Issa，老中青三代，从黑帮风骨，到利益至上，最后暴力为王。

Gwada对Ruiz说，你才刚来，我已经在这里十年了。

Ruiz做的没有问题，但显然这里并不适合他。

如果暴力已经深入骨髓，善念也会变成残忍，对自己对他人。

以暴易暴是不是永远是错的？

要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次以暴易暴还被称为神迹呢，它叫诺亚方舟。

《悲惨世界》是导演拉吉利根据其同名短片改变扩充而来的。

没看过短片，也不比较二者孰优孰劣，仅从长片出发。

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单刀直入地概括了全片的概念，导演要展现的是水深火热的社会图景。

这幅社会图景来自法国巴黎的东部小镇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同样是雨果小说里的场所位置。

而在这座小镇的Les Bosquets郊区，正是全片不断渲染的“交火地带”，电影透过这一微缩镜像借以反映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命题。

导演截取了2018年世界杯上法兰西夺冠后凯旋门前的人潮狂欢作为开场镜头，喧腾的人群来自不同的肤色，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制造了团结的假象。

在中—远—近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镜头很精准地把握了这种状态，开放式空间下渐进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效并不干扰叙事，而是将影片在还未正式开场就推向了高潮。

场景内部的层次感加剧了观众的不安和困惑。

人群中高呼的“Mbappé”（姆巴佩）似乎是导演有意布下的反讽线索。

这位有色人种在世界杯上如有神助，拯救了法兰西。

开头不仅指涉了法国足球队的黑人化，并顺带引出了欧洲移民潮的注脚。

简单的开头便包含如此丰富的寓意，交代了大背景下社会问题复杂的法国，并描述了法国人对边缘族群的双重态度。

影片跟随着巡逻警车的运动开始深入这一动荡的巴黎郊区。

三位主人公皆为当地警察，相同的身份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

影片中有大量的巡逻戏、楼道戏和追逐戏，导演采用了晃动的手持镜头，在持续跟焦的过程中保证了镜头的流动性，从而赋予了叙事在混乱之中仍具有一种荒谬的秩序感。

这些镜头揭示了导演审视社会的意图，虽然手持镜头的运用在批判现实的电影里并不少见，甚至已有泛滥之嫌，但拉吉利却让平庸的手持镜像恢复了连贯的跳动性，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与扎实的文本有很大关系。

在《悲惨世界》里，Gwada用Flashball打伤Issa后，镜头游移在三个警察的脸庞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中不但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后续三人不同的态度作了细致的铺垫。

可见，大量的手持镜头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与文本之间相互增强，在情绪渲染之外拉动了暴力的延展性。

影片里，摄影机在某些时刻被淡化了，街上奔跑的小孩，偷拍隔壁女生的小孩，围在一起的黑人帮，怒气冲冲的警察，叫嚣着“永远不要道歉”的警察，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的一小块拼图，他们是设计好的角色吗？

随着电影的推进，那种随时可能被点燃、被激怒的状态微妙地钳制着不同社群的力量，这背后可能是身份阶层，是权力，也可能是原始地位的交锋，来自最内部的鏖战。

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社会暴力，某种戏剧化的又十分日常的暴力，偶然和必然的集合。

在周旋于外部矛盾的同时，导演对准了内部的异化，这是《悲惨世界》比较特别的地方。

信奉“C’est moi, le loi”（我就是法律）的Christ暴躁粗鲁，一副种族主义者的陋相；身为黑人的Gwada稍微收敛但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新人Stéphane厌恶一切粗暴的执法手段，很多时候他犹如局外人（没有那么“白”，也没那么强权）。

在外出巡逻中，这三人的分歧加剧着，直至枪击黑人小孩事件发生，蛰伏已久的矛盾终于刹向了高潮，此前的叙事铺垫令这一高潮的到来毫无设计痕迹。

flashball（防暴球弹枪）这种所谓非致命武器在西方一直争议很大，官方的定义是并不会侵袭皮肤，但通过网上的数据可知伤者并不在少数。

在此前法国的“黄衫运动”，甚至十几年前法国的骚乱中，当地警方就频繁使用过。

当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禁止该种武器使用时，法国的《内部安全法》早已赫然规定了Flashball的适用情形和适用人群。

说是适用情形，但基本上一发生暴动，警方就有权使用，对于“暴动”的定义，警方实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另外一边，一个黑人小孩用无人机录下了这一幕。

记载关键信息的无人机录像成了枢纽，人物又一次不自觉的陷入拉扯式的困境。

前圣战分子Salah为首的势力集团与当地警力之间的利益交换说明了，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关权力，支配社会倒退抑或前进的力量来自于权力的更迭与交换，而非权力的消弭。

而整部影片描述的，恰好便是权力的流动状态，包裹在暴力的氛围中，个体不断被分解着，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与对错观去衡量这些角色。

Issa在从马戏团偷走狮崽的瞬间是他得到权力的开始，这场盗窃引发了全片最大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警察，当地帮派争夺狮子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都是权力的分割、控制。

狮子是暴力与权力的象征，意味着，权力的诞生伴随着暴力，企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铲除暴力如夸父逐日般荒唐。

当小男孩被压着身体关到狮笼中，在暴力的震慑与对峙下，他彻底丧失了权力（狮崽）。

如何夺回主动权呢？

于是才有了结尾的楼道对战。

Stéphane所谓的“love&peace”似乎宣告无效（结尾处Issa面对Stéphane的恳求并不打算手软），暴力是乌比斯环，一旦开了头，费力去停止只会付出更大代价。

开场的狂欢与结尾的闪弹混战是暴力的具象化，走不出的乌比斯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古老的谚语在现代社会屡试不爽。

扎根于人性的暴力，俨然成了不可抗力，无法预知、预防也难以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镜头下的暴力世界也是一个男权世界。

女性近乎软肋般的存在。

在推进或是对抗暴力的过程里，她们无一不是失语的，像是无灵魂的、被动的容器。

与雨果的小说不同，影片中并没有如阿然让那样拥有无懈可击人格的角色。

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沙威站在塞纳河旁陷入沉思；电影里的后半段，拉吉利也安排了类似的“沉思”镜头，Christ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沉默不语。

雨果的小说里用宽恕为恶指出了方向，而在影片里，这样的宽恕不复存在。

爱，变得很脆弱。

当失衡的高角度附拍镜头掠过日常的巴黎郊区，每个人走动着，奔跑着，阳光和尘埃淌过他们的头发，这些个体很相似，脏的灵魂，善的灵魂，看起来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的生命。

在巴黎一直都没敢去过的93省，看了电影真的是，符合自己所认知的阿人黑人后裔的所有特色。

影片开头是姆巴佩帮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黑人小孩披着法国国旗庆祝胜利，可他们对于法国的归属感认同感有多少呢？

大人们给他们宣扬伊斯兰教信仰，也是一脸不耐烦没听进去多少。

反映了在法国长大的非洲后裔其实已经很尴尬，在法国没有归属感，对于原本种族的信仰又缺乏深入了解认知，只能盘踞在自己的街区划地为王，形成了不同帮派。

借助巡街警察的眼睛，镜头带我们发掘了平静街区里的危险人物。

刚放出来的男人，面上打招呼嘻嘻哈哈，说着讽刺的话语唱着揭露现实的rap，因为我们是移民的后裔所以只能变成这样，找一些清洁工什么的工作活在底层。

就像他穿的西装，表面上衣冠楚楚，背后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依旧是那么狼狈。

刚开始的警察很耀武扬威，呵斥搜身什么都干，等到两个帮派要打起来，只能在中间劝架，因为一只丢了的狮子。

我觉得狮子在这寓意着警察或者说政府，百兽之王却因为笼子的限制，只能做一些讨好人的表演。

找小孩搜身被中年妇女骂跑，但不觉得错不道歉；找萨拉问话什么都问不出还被说了一通，因为萨拉强大的背景只敢让新人去；在球场抓小孩，一个警察被一群青少年包围，开枪误伤了自己。

都是笼子里的狮子在做困兽之斗。

最大的妥协在影片高潮，抓住了少年结果为了逼退小孩们，警察只能开枪射击，又打伤了伊萨，警察其实真是被逼到底了，明面上‘c’est moi la loi’实际上拿着没杀伤力的枪只能吓唬别人。

过程被拍之后，为了找出无人机持有者，警察只能求助黑帮，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最后处于不同目的三种势力都聚集在萨拉的kebab店里。

新来的警察有理有据说服了萨拉，又是讽刺，警察的强硬，黑帮的势力都不管用，无依无靠的新人拿到了视频。

接下来这段有些无厘头，可我觉得就是想表达，大家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一天的工作对警察而言也是很大的压力。

结果伊萨也没屈服于警察，为了报仇联合社区里的青少年围攻了警察，市长和黑帮来一个打一个。

对警察做法一直看不惯的新人也最后对着伊萨举起了枪，这意味着之前警察和新人说的话得到了印证。

他们在这里已经十年了，看透了只有让他们害怕这样才能管的住社区，以德服人什么的根本就是笑话。

最后引用了雨果的‘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y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谁是坏的种植人，近看是不管孩子不知他们去向的家长，再看是混乱的社区和帮派势力，远看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不给力。

这部电影很真实，拍的就是每天身边能看到的群体，但又更深入的从他们身边入手让我们有了更多了解，毕竟我平时在街上看到黑人团体都是绕道走的。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

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

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

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

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没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