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

睇咗《白日之下》，想起十余年前，微博还是韩寒骚场。

韩之后来事迹，可写一出堕下的对证，但这个观影印象之由来，并非针对他一人之坠落，而是“十余年前”——《白日之下》所讨论的社会话题，明显落队于时代与时间线（注意，这并非粗暴地指责它不好）。

它有它的可观之处，除了一两个稍微脸谱刻意化，演员配置得不错。

看到结局处，你会明白，《白日之下》所痛陈的，是一人之作恶，既有秃鹫之羽翼托庇，更是体制机器放任缺漏。

女主人公的爽利、热情与挫败，稍嫌简单，却是完整的人物性格构建——照说不必责难角色担当，导演所选择的人物刻画，自有他的道理。

可是，电影依然泛滥着中学生作文的思想提炼。

想来，始终觉得这出电影，还是收着拍了。

假设没有看齐神州，青年导演能自由无惧，不拘发挥，港片题材会比如今大疫后的小阳春，更加五光十色。

不过，敲下这番话，想必遭人嗤笑，我也信是痴想。

相信公义，追求客观，保有同情，认定媒体是良心与审判官——多数人依然相信不移，可是，无论港陆，社会环境愈发面目狰狞，掐脖锁喉之力道，几乎不用特地说道“感同身受”四字。

世风日下，再来十余年前话当年的思考角度与批判力度，不说应验，如何能挺过这时艰，观影过程中，有不断冒出问号。

就说学新闻这个事情，二十年前我身边人向往着战地记者沙漠玫瑰，然后，如今甚至无人想学新闻。

一旦有网络导师召人学新闻，毕竟会被骂为骗子。

其实何止新闻，是整个人文学科都有苦不能说——按下不表。

《白日之下》可说是港版不止不休——拍得较好的《不止不休》前半段。

至于《不止不休》，纸媒圈一片悲鸣呜呼，大已说明昔日风餐露宿的操守，当下只余朋友圈抒发情怀。

当港人也抛出“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之类的记者对峙发问，我反思自己，为何拿冷眼，去看待这道德拷问。

由笼民到棺材房，香港住家之恶劣，贫富之悬殊因得空间限制，触目百倍。

即便只看港产电影，也能收个七八分认识。

无需呼吁良心，旁敲侧击，纯属虚构，却大致能窥见现实主义。

穷人底层沦落到个人养老，无异于被社会炙烤。

有人要跳出来说，比起《沦落人》的柔光美化，《白日之下》不是更批判现实吗？

话虽如此，可这道批判现实，寄生下流，不也是多数人所能预先设想得到。

无论凶犯能绳之以法否，电影不负责解决现实的难题。

电影拿正常人的生活与残障人士恶劣的处境相比较，道出社会机制的失衡常态，不正视残障老弱群体的生活，而是去落眼强调，他们就是先天失衡，观瞻异常，就差有上帝选中与寿多必辱的世说新语。

《白日之下》认为，需有眉毛胡子的恶人恶行，好来做枪靶，且以其嚣张脱逃后的乌云大雨，写主人公的痛苦受挫——然而她不该是受挫于更大的制度/机器压力吗，电影要升华的，不也是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东西么。

中程后，电影节奏现垮，撩起衣服，全是粗糙线头。

再像慢镜头、强配乐表现天台冲澡的场面处理，也确实过了。

不知为何，片子明明站在了滥情作《我爱你》的另一边（注意了，它肯定比韩延拍得好），我也不太能全盘照收。

那一幕，所谓的刺眼，扎心，无仁义，恰好暴露了电影的重拳追求，居然不过是这样的猎奇之眼，如同养老院墙上的壁癌。

但我也必须承认，有这样的电影——哪怕社会的痛疾能戳得更猛烈点，它们也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糟。

是不是看太多香港电影——有个人产生天大误会，认定了它是个乌托邦城市。

我当然也知道，回头要上映的郑保瑞九龙城寨，必定是无法无天，纯属漫画夸张、动作剪彩，现实就是电影要敲掉的第一堵墙，要杀掉的第一头牛。

我也在寻思，除了拍得乖，拍得四平八稳，为何我无法卖力褒赞这出戏。

想来，港片以癫狂过火见长（已逝的波德维尔名言），这似乎导致我觉得，即便落到现实主义层面，港片也应该多一些不拘无惧之处。

但很遗憾，《白日之下》并不是。

也许，我该理解这不是。

别学新闻

看完之后真的是五味杂陈。

这是一部很勇敢很诚恳的影片，它直面了一些真实的问题，没避讳也没托辞。

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真实和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养老问题是社会支持系统失灵、公共资源匮乏导致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和家庭抛弃了他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但真实的生活就是复杂和暧昧的，所有的社会支持都是要耗费资源的。

责任推给政府，政府需要掏钱，钱从哪里来，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怨声载道了，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整个社会无人幸免，选择就是顾此失彼。

责任推给家庭，我非常理解照顾老人和残障人士是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尤其在现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每一方都陷在困境中，政府、家庭、养老机构和院友，无一幸免。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感触颇深，希望之灯渐次熄灭，未来一片晦暗不明。

还有一处我很感慨，当养老院被关闭的时候，院友们纷纷指责记者多事，为了流量或者揭露真相的冲动而不顾院友利益。

记者悔恨也好委屈也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但这里是将矛头指向了群众内部，而社会支持系统这个最应该参与他的一方却在讨论中隐身了。

记者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揭露社会问题，接下来就应该全社会来反思和探讨解决方案，当然这很困难，但如鲁迅所说，要做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强者。

影片还讲述了养老院长借职务便利性侵智障人士的事件。

现实中哪怕是正常女性控告性侵都步履维艰了，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一个神智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的智障人士。

有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一定会使用它，挥刀向更弱者，这已经屡见不鲜了。

最后，影片叙事上克制又动情，极具渲染力。

虽然节奏上略显割裂，但瑕不掩瑜。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

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

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

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

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

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

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

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

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

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

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

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

《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

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

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

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

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

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

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

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

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

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

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

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

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

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

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

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

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

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

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

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

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

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

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这两年的很多青年导演都是看似有希望，但简君晋的确让题材陈旧的港片有了题材和主题上的新的突破。

《白日之下》这个片名很有意味，将几年前香港的复康中心虐待患者的社会题材搬上银幕的确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影片没有俗套的说教，而是从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非常坦白的告诉大家，社会秩序永远都在完善的路上。

就像简导演分享的创作心得：电影能够提出问题，却不一定会解决问题。

［黑暗在白日下也黑暗］ 在银幕上见到年近八旬的姜大卫、鲍起静，年逾九旬的胡枫，很是高兴。

同时看着熟悉的面孔老去，以及片中饰演角色也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不禁阵阵心酸。

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掉队，这也是香港演员业务能力的体现。

影片的社会背景虽在香港，但导演能够抓住“共情”让更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生活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边缘群体。

而他们就是生活中处处看得到的残障人士、老年人们，而他们也许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不同、人老了会成为家庭的包袱…… 影片中的残障人士角色，对于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突破，但作为一名观众，能够真实感受到影片中人物的内心。

尤其是片中小玲和明仔虽为智障，但当小玲被提及性侵时，看似情绪无常，但明显能感受到智障人士被镇压住最深处的理智。

小玲扮演者梁雍婷真的演出了那种层次。

那种被迫回忆伤害后撕心裂肺的痛，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也是近年来内地大银幕上非常有价值的镜头。

明仔感受到小玲受到人身威胁时试图努力挣脱绳索时的怒吼，以及在窗边感受外面世界美好的阳光与空气，影片也在这时插入了一个仿佛是明仔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生活，他荡着秋千，本该享受与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 姜大卫时隔多年再度回到大银幕上的通伯，影片中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说，装傻总比不傻要活得容易。

而他对于小琪的正义行为更是在背后默默付出和支持，明知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流离失所。

通伯角色的人格魅力的确强大，对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奇事物，他依旧有求知的欲望。

对待水哥（胡枫/饰）也是重情重义，每当小琪抽烟时，他就会夺过烟来，说：“少抽点烟吧，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无所谓了。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与话语，却给予了小琪对亲生爷爷的情感遗憾与空缺。

通伯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从未感受过的“爷孙情”，两人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柱。

而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当属水哥临终前一晚与通伯的对话。

水哥躺在床上向通伯说，每天晚上在床上时那种沉下去的感觉，感觉再也不会醒来。

而第二天太阳升起，又能够看到通伯的感觉真的很好，而水哥在这之后却是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遗体移走，又是一个老人代替了那个位置。

水哥的现实演员——胡枫，应当是现今唯一一个粤语片时代还健在的老戏骨了，现今92岁高龄，结合影片中的场景，更是感慨现在在银幕上能够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还身体健康，能够留下作品，真的很珍惜，很感恩这种难得。

老友共处的最后一晚 影片中林保怡、青年演员余香凝的表演也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但不展开篇幅说了，期待下今年的金像奖吧。

影片中的台词、镜头的考究无一不是对这个还很不完美的世界的思考。

片中小琪的上司对于小琪那种正义、求真的韧劲，身为过来人很多事都看得清楚，但作为被现实打败的媒体老人，内心还是希望小琪能够秉持初心，最后对小琪的那句“去你的”，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欣慰。

［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人老了，就是包袱］［人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可以选择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加少；不要因为选择对而内疚］…… 再说到影片在内地的放映态度。

今天对港片的没落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角度，看着内地院线屈指可数的排片，就连今天观影影厅都被放在一个微型影厅，甚至都不需要过检票口。

一直都在说港片不行了，但通过这部影片可见虽然题材敏感，但对待态度上何尝不是使港片持续没落下去的一个原因呢？

几天后同样关注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港片《年少日记》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对待呢？

港片近年来类似题材的影片，像《可爱的你》《杀出个黄昏》都很有思考性。

不止香港，中国各地的典型性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也非常希望更多导演能够透过电影让人们发现问题，就像影片最后，坏人依然逍遥法外，残障人士的家人活在阴影下，法律依旧不健全，但结尾记者们还是在奔向每一个接近真相，求得正义的路上。

希望永远不会泯灭。

虽然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无法改变，但能够透过一部作品引发点思考，就是一种进步。

“爷孙”的有爱画面

林保怡拿捏的又一个变态角色

92岁的胡枫，珍惜与他银幕上的相遇吧

《白日之下》电影主题曲

呢齣改編自真實事件嘅《白日之下》難得都可以喺內地上畫，真係你老豆都可以變鬼佬啊！

港產片以往都拍唔少社會題材嘅戲(特別呢幾年)，監製爾東陞同主演嘅姜大衛兩兄弟都拍過，分別係《癲佬正傳》同埋《聽不到的說話》，兩套都有唔錯嘅迴響。

但呢齣簡君晉導演就用咗個唔同角度嘅切入點去做主線，就係媒體。

由余香凝飾演嘅凌曉琪呢位記者作為主軸，去尋求佢一直所追求但搵極都搵唔到嘅“公義”，單從佢嘅表演嚟講，算係僅僅交到貨。

反而啲配角就個個都好睇，姜大衛、林保怡、梁雍婷、寶珮如、修哥、周漢寧，睇得我都好肉緊。

單睇表演方面我係絕對收貨嘅，彈嘅就係編劇寫得太多好例牌嘅對白，其實可以用鏡頭語言表達到出嚟就更加好，加多咗呢啲對白，有幾part以為睇緊《毒舌大狀》啊屌你！

攝影同配樂我都幾like，特別係配樂，幾段二胡都用得好正㗎！

仆街喺呢個世界通街都係，唔好話拉唔晒，見都見唔晒啊！

自己唔做仆街已經偷緊笑啦，仲話拉班仆街？

不如等吓個天劈撚死佢哋好過啦！

PS：大家想搵公義？

睇《一代宗師》就有啦！

綜合評分：7.5/10

《白日之下》观后感说实在的，不感动，也有点无聊。

虽然设置女主角挺好，但未免也太舔老男人了。

我真的不明白，女主的妈妈有什么义务要去照管另一个男人的父亲，女主又为什么对这么个老男人一往情深，还有脸因此对妈妈发脾气？

那个水哥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从他女儿的控诉里就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了，他孙女却还要对他念念不忘？

为什么一定要描绘这些莫名对老男人亲近的年轻女性？

为什么要她们会不顾她们女性长辈的痛苦？

她们的奶奶外婆呢？

为什么不可以描绘真正的女性亲缘关系？

就好像电影描绘老年男性的苦难时是牠们失去了尊严，对女性苦难的描绘还是千篇一律的性侵，而且还是对年轻女孩的性侵，难道福利院里没有中老年的女性吗？

难道她们不会受到别的伤害吗？

还是说本身她们活着就是在不断受到压迫和侵害？

即便是性侵难道她们不会受到性侵吗？

女孩的亲属是妈妈，死掉的男孩的亲属还是妈妈，她们的父亲呢？

都不见了。

为什么中老年女性的形象永远都是母亲母亲母亲？

要么就是妻子？

看到老男人光着身子冲澡的时候，我没有多少震撼，只是感到恶心，甚至觉得护工愿意给他们洗澡真的都已经很仁至义尽了。

反正女护工虐待的也都是男的，我完全不能共情。

还有那个自杀的女孩的朋友，连人家真正受到伤害的女孩都没有自杀，他倒好，我还以为他咬断绳子是要去救女孩，结果却是自杀，为什么要在一个女孩遭受磨难的时候去刻画一个男性形象？

这不是一种对于女性苦难的转移吗？

他纯粹是自己承受能力太差才自杀的，早不自杀晚不自杀，搞得好像还和女孩感同身受一样，他根本不配。

女主角的上司是男人，受采访的有一定地位的还是男人，法官是男人，连女孩性侵官司的律师也还是男人？

男人怎么可能对女性受害者共情？

当然可以轻飘飘地撤案还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事以前不断发生以后也会不断发生的话了。

归根结底，福利机构都只是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级固化的男权社会打补丁，还会不断遭受男权社会的侵染，对于一个本身就破破烂烂的东西当然一切都会是无用功。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推翻男权社会，由女性掌权，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共产和平等，男人是做不到的。

本来想写个短评谈谈感受，但发现这部电影有太多想说的地方，所以还是决定絮絮叨叨的记录一下自己的体验。

电影本身三星半，但是议题和场面调度值得更高分。

很可惜是之前没能去看《不止不休》，原本这两部放在一起可能会有更多可以深究的部分讨论。

这部戏是双线并行，一边讨论了社会制度框架下对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生命权的倾轧剥削以及对他们尊严的漠视；另一方面讨论了当今社会越来越举步维艰的“新闻正义”困境。

而导演中途虽然通过各方之口将多方立场、困境与说辞都摊饼一样的全部铺开来晒过，其实他本人的立场还是非常直接和鲜明的表达出来，并没有留下开放与讨论正反的空白。

比起院长即使受害人也是加害人的诡辩、比起新闻主编强调新闻客观与依据的抽离、比起律师遵循司法程序合法性捍卫制度的妥协，比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残弱病人和家属对吹哨人和卧底记者的控诉，导演通过两个情节敲醒了观众：一个是，律师向女主解释撤诉是“为保护受害人回到正常生活”来为制度（一罪不二审）的漏洞开脱，而女主直接指出‘“越恶越能脱罪”以及“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受害人从来就没有所谓‘正常’生活，这双层的社会不平等与程序正义的虚伪性；另一个是，在院友及其家人因为彩虹院被取缔流离失所，把所有遭受的非人待遇归罪于女主对事实的揭露后，阿通爷爷对女主所说“永远不要为做了正确的事，而感到内疚”，来开解女主坚持“新闻正义”的意义。

这两处点出了：实就是事实，对恶行的掩盖与纵容找任何理由都是帮凶，而始作俑者往往都是通过裹挟被害人来脱罪，并越发巩固其作恶的机制，摧毁正义的行径。

在整个角色设定上，导演还通过“章院长”与“芳姐”两个同样属于被侮辱与迫害却助纣为虐的“伥鬼”角色，不断的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态度，滋生与助长恶的，往往不是最终得益者，他们都是躲于幕后通过操纵那些原本也是被压榨（院长的残疾、芳姐的超长特殊照护工作）的对象，给他们放权与分赃来迫害更弱者。

说到具体的角色和情节，比起女主角，其实我觉得琳琳和明仔的演技更打动我，特别是琳琳在遭受性侵后几次流露出“正常人”痛苦的表情与她本身6岁智商的行动形成的对比，让人看了以后非常的冲击与难受。

另外，这部电影里让我觉得拍得最为印象深刻的片段并不是那几段明显象征意义的空镜和天台戏，而是一开始进入护养院的的环境镜头与后面女主在社署检查时进入护养院看到打扫的场景的对比。

其实场景设置的环境基本没变（依旧很杂乱），但是透过镜头我能明显的感受到被清洁打理过的不同，不仅在于多了护工清理的情境还在于灯光的运用（一直以来是压抑灰暗的，这段明显非常的敞亮），这一段真的绝了。

它让我想到我师弟曾经和我说过的，“师姐，你知道怎样知道一家养老院是否条件不错，不是简单看里面的设施，而是进入的那一瞬间，你所闻到的味道，味道才最能反应内部的真实环境”。

而这个镜头的对比，通过光线让我体验到了似乎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最后说说电影中关于照护的题外话，看电影前刚好和老爸聊了前几日看到北大教授胡泳个人的失智老人照护的经验。

他虽然一句话总结“这个世界对老年人不友好”，但其实这个背后有更酸涩和残酷的现实问题：照护入贫。

他的例子是他作为一个在学界颇有影响的教授，但因为必须全力承担老人的照护，而不得不减少工作、无法出差、需要长期陪护，同时还要负担高额的老人医疗护理费用。

这都让他精力憔悴同时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工作收到冲击，个人生活水平与经济状况更是首当其冲。

而比他更极端的是，事实上，很多全力照护高龄或疾病家人的例子，不仅让人阶级滑落，甚至是人生直接走向崩溃。

日本曾经NHK关于贫困的记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原本在东京从事外贸翻译的精英女性，不得不回乡长期照护患有精神病的姐姐，于是无法稳定工作、耗尽积蓄，人到中老年，最后姐姐离世以后，无法重返社会，成为拾荒者。

而这样因为一人疾病或老去，让亲人陷入困境的现象并非个例，甚至成为了越发严峻的社会问题与趋势，这绝不能归因到个体际遇，而是整个社会保障结构与制度的严重缺席。

而电影中，琳琳的家庭其实正是这样的例子，她的母亲在和女主的对话中，说到自己就不应该工作导致女儿被性侵，而最终下决心把女儿接回家照护，而电影后半段，女主再去她们家时，家门口贴满了各种缴费单，其实正是暗示了，全职的陪护，并没有让琳琳后续的生活生存环境变好，反而她们家极有可能全家陷入了贫困，变得更加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