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
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
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
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
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
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
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
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
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
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
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
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
《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
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
》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
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
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
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
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
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
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
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
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
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
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
电影始终是无力的。
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
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1.杨幂除了在片中扇巴掌,实在担不起煽情的重任,角色扮演很无聊2.白客饰演的商人,只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并没有给人一种兄弟情长、义薄云天的感觉,所以后面大鹏背叛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到伤心,毕竟当时他对大鹏也只是用做生意的态度来对待,只是想完成自己的梦想3.庄达菲饰演的女主,在家里种的树被砍的时候,完全没有演出来那种撕心裂肺,哪怕拿着刀上去捅,都没有给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另外,为什么她不喜欢城人谈生意?
仅仅是为了表现她比较淳朴嘛?
4.张若昀饰演的杜甫意义何在?
仅仅是为了后面出现杜少陵的诗集吗?
感觉这个角色哪怕不是杜甫,也依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5.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个小孩儿,肯定不是李白,因为“长风破浪会有时”出自李白的《行路难·其一》,写于公元744年,李白当时43岁,所以,这个小孩出现,只是为了后面展现长安被破时多少有希望的孩子丧命战火吗?
6.踢皮球的那一段,是不是与历史不符?
毕竟大家都知道蹴鞠是宋代的东西,当然这个片子很多地方都不符合历史,毕竟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取荔枝7.里面的各种明星大腕是真多,连贾科长都来客串。
8.开心麻花的人也来了不少,有些片段 感觉大鹏在模仿沈腾,这片子要是沈腾来演肯定卖得更好😂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全片印象最深的,是贵妃生辰宴上还未碰触荔枝便收回的纤纤玉手。
这只收回去的手,算是为杨贵妃这个老背锅侠正名了。
当李善德带着仅存的那一瓮荔枝飞骑入长安,重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
当那些红彤彤的果子被小心翼翼地清洗,放在冒着丝丝缕缕白气的冰块上,垒成了一座小山,在无数宫人好奇、欣羡的眼光中穿过人山人海,被呈放到案上时,观众会愕然发现:它不过是贵妃面前无数珍奇水果中的一种。
甚至毫不起眼。
所以,贵妃看到它时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本来要伸出手拿一颗浅尝,也因为被安禄山之子献舞的热闹给吸引过去而收回了手。
这个镜头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不重要,贵妃吃没吃一颗荔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着「送荔枝鲜给贵妃贺寿」这一由头,有太多人可以从中得利了。
杨国忠为什么给李善德自己的腰牌去促成这件事?
不是爱妹情深也不是为了和鱼朝恩争宠(这个只是捎带),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可能很多人没听懂李善德最后跟杨国忠算的那笔账,我把原著贴上来:
简单来说,就是以运荔枝这个名目,从百姓身上榨取了五万多贯钱,其中三万多贯用来运输荔枝,还结余了两万多贯。
这「赚到」的两万多贯,是入了杨国忠的腰包,还是唐明皇的私库,那就是蝼蚁们所不可知的了。
而最终,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时,出来为此背锅的,却是那祸国妖妃,红颜祸水。
仿佛只要她不吃荔枝,这盛唐便可持续万年。
李善德只是一个小小的荔枝使,便从转运荔枝这一个项目里为「上头」找到由头赚了两万多贯钱,那么寿宴上那一桌子的水果,又是多少「XX使」花了多少钱送来的,又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简直不敢细想。
这也是为什么杨国忠轻飘飘地说了句:「要说那荔枝的味道,就那么回事吧」之后,却话锋一转说要将鲜荔枝办为每年的常例。
因为贵妃爱不爱吃荔枝是整件事里最微不足道的,他们只不过是「需要」找个借口为贵妃送荔枝罢了。
不巧立名目,他们又怎么捞钱呢?
就像到了清朝,宣统四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宫里一年的伙食费是白银16万1432两8钱2分,要知道当时溥仪已经退位,宫里只有太后和几个太妃,东北和华北的多处皇庄里每年还要上交大量粮食和野味,但也靡费至此。
这不是因为溥仪是个大胃王,一天要吃八顿满汉全席,而是内务府的采买从中可以操作的空间太多了。
据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宫廷所用的大葱报价240文每斤、菠菜300文每斤,而嘉庆元年的一份内务府档案记载,当时的葱每斤7文、菠菜每斤12文。
内务府报价注水是常事,即便如此,80年间报价竟然涨了几十倍,也实在太惊人了。
再对照清末民间物价的调查来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北京物流最不发达,物价最高的时候,但1斤羊肉的价格仍然不足宫廷大葱的一半,是菠菜的三分之一,可见内务府及相关太监的回扣拿了有多少,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据杨原《如果故宫会说话》)更别提著名的道光帝吃不起鸡蛋的故事了,毕竟内务府给他的报价是十两银子一枚。
《长安的荔枝》还戳穿了延续千百年的另一重谎言: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是下头执行坏了;上头是好的,只不过他老婆老吹枕头风;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总有奸佞小人蒙蔽他的双眼……总之,千错万错,都是下面人和身边人的错,「上头」不可能错。
要不说《长安的荔枝》要不是套个安史之乱的皮,恐怕都过不了审呢,这借古讽今的辛辣程度,真的是……说句难听的,老百姓最怕天灾人祸,但有的人巴不得年年黄河肆虐百姓流离失所,因为赈灾的钱粮又是一块大肥肉,得打破脑袋去抢嘞!
远的不说,就说那三年……
李善德去岭南运荔枝的这一路,见微知著,瞥见的是这个煌煌盛世之下制度性的崩坏。
当杨国忠说出「规则是留给不够强大的人的」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手中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难为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你说,这样的局面是一个手中无权的贵妃造成的?
贵妃可真背不了这么大的锅。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电影《长安的荔枝》看过了,中国式公路片,值得一张电影票,但还可以更好。
电影的主题是讽刺朝廷腐败昏庸,男主最后冒着杀头的风险帮老百姓说话,所有情绪都到了,但是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其实可以把老百姓拍得再惨一些,这样才能首尾呼应,如果送荔枝的路上饥荒遍地,横尸遍野,山林间处处是劫匪强盗,男主看到了这一切一直隐忍,这样最后来到金碧辉煌的长安城,见到一个个贪图享乐的官员,电影这样收尾才有对比。
电影中百姓悲惨的情节都是几个镜头一笔带过,着重描写了研究荔枝如何保鲜的过程,偏僻岭南竟然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点繁华,在我大脑想象中,一个即将安史之乱的唐朝,可不是这样的。
另外摄影和剪辑都有很多问题,用了好多Ai画面显得有些掉价。
电影前半部分以喜剧为主,中间开始渐入佳境。
总的来说可以买票去看,大鹏对于电影的创作思考还是挺好的,不会突然强行上价值,这是国内很多电影都不具备的。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马伯庸是理科出身,这个故事也是理科生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李善德考上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考公做了公务员,没想到清水衙门真的是清水,工作了二十年还没买上房,最后在佛系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双双诱骗下,买了一套回龙观住宅。
李善德月薪九千,但房贷有两百多万,北京居不易。
这天政府搞了个科研项目,他以为是个好事,结果发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唐朝。
马伯庸的理科思维体现在这个故事里就是:如何能在唐朝这种技术、交通都极其有限的环境中,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
Google地图显示,广州到西安,公路距离1626公里,三千里地。
古代马的速度大约一天八十公里,则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这个故事的戏眼。
本质上,这是一个地球上的《火星救援》,唐朝版的《挽救计划》,我把它称之为古代科幻类型片,即我们现代人轻松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个技术更低、时间更早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怎么做。
于是本剧中激动人心的环节都是技术的胜利。
李善德发明了AB test(甚至是ABCD),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为记录实验结果而发明了Excel,甚至是Gantt Chart的项目流程管理图。
这才是技术干部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荣耀时刻,如同《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种出了土豆,《挽救计划》里的宇航科学家找到了和外星人的对话方法。
可惜,电影没有集中在这些实验、论证、失败和成功的情节上。
马伯庸为了让书篇幅长一些,加了政治斗争和忧国忧民的情节,而电影为了观众市场,又加了武戏和感情戏。
这就使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三部电影:一部唐朝科幻,一部主旋律,和一部武打片。
政治情节是为让技术部分更丰满,这个能理解。
但如果能把林邑奴的情节全部去掉(这段书里本来也没有很大篇幅,电影加上也不够时间叙述),船上和路上的打戏去掉,而把重点放在唐代全国水陆交通和荔枝运输实验的得失上,李善德最后孤单英雄单骑送荔枝进大明宫,身后飘着木棉花瓣的高潮场面一样能用上,而我们小镇做题家观众会觉得更好看。
比如,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全水路比陆路的荔枝坏得更快?
和海风和湿气有关系吗?
走陆路的话,广东往北只有一条梅关道,翻过大瘐岭就是赣州,直到我的家乡吉州,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江南西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之后往西走湖南从汨罗江到江陵要比走九江沿长江逆流而上要好呢?
建国之初就修了穿过湖南的京广线,而放弃了经过江南西道的京九线,也是这个原因吗?
联想到今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铁,这本该是个多好的古今地理公路统筹管理题材啊。
大鹏好,白客非常好,杨幂自从看过《酱园弄》之后对她印象改观了。
庄达菲不是一般的差,刘德华……就还是刘德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也是想象。
但他想象得妙,短短二十八个字,长安回望,千门次第,妃子一笑,无数个意象成了千年经典。
这部电影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场面。
虽然宫门为李善德打开了,“无人知是荔枝来”也拍出来了,但站在骊山上,回望郁郁葱葱锦绣成堆,烽火中单骑而来,山顶的重重宫门为妃子的一笑而打开,本应该是这部剧的高潮,也是马伯庸从一首诗写到一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本来能用视听语言表述的美、肃穆、时代技术的悲壮凯歌没有表现出来,可惜。
在极其失败的剧版映衬之下,影版的《长安的荔枝》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般,虽然看着经费贫穷,但仍以极其尊重原著的态度与大鹏足以令人信服的演出(远胜白客庄达菲杨幂等角色)让本片有了上佳的观感。
不得不说马伯庸的这部作品,以一个小小荔枝使的视角,在精算路途花销之间,上观圣上权贵,下察民生之多艰,个人的命运无常置身于王权将倾之刻,确然精彩。
在《超人》的失望之后,《长安的荔枝》也算让我解了解毒,虽还不知《东极岛》成色如何,好歹暑期档国产影片不至于全军覆没。
如下内容包含少量剧透影片里有一镜头我念念不忘,那就是一盘岭南荔枝摆放装盘,送到贵妃面前,其后镜头几度迁移,最后回到这无人问津的荔枝之上。
这个镜头我想了很久,纵然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李善德为民慷慨发声,比如李善德一家被贬岭南,比如一年后长安沦陷他们因祸得福,比如北望长安,嘴里塞满了长安望而不得的荔枝鲜...但我觉得,既然名曰《长安的荔枝》,不如就稍改这一桥段,以此做结,反倒更有感觉。
下面是一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镜头对准骑马入城的李善德马背上的一瓮荔枝。
这一瓮在马歇后立刻被宫内人团团围住,七手八脚扛入御膳房内,掀开瓮盖,清理覆盖的黄泥,从中掏出仍然新鲜的荔枝一串。
镜头继续跟在这一串荔枝之上,几双巧手剪除荔枝枝叶,用水濯洗后,排布整齐,挑出里面最为饱满,色泽亦最为鲜亮的十三颗,剩余之荔枝被剥开品尝以验证滋味是否变化。
这精挑细选的十三粒荔枝,被置入早已准备好的冰鲜承盘之上,一四八垒至三层,所谓“步步高”之寓意。
这三层塔的荔枝,被交由宫内办事最稳妥的太监,让其托着送至贵妃寿宴。
接下来便如电影一样,这几颗荔枝穿越胡旋的西域舞姬,穿过献艺的西洋异士,穿过戒卫森严的禁军将士,穿过前来贺喜的文武百官,最终呈递到了桌面之上。
此时镜头稍微拉远,只见桌面上左右琳琅瓜果,哪个不是平日皇城少见之品种。
镜头继续对焦至荔枝之上,只听一画外音说:“这是右相与鱼总管合力从岭南转运的荔枝鲜十三枚,请贵妃品尝。
”听见银铃般的笑容,只见画面上方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就将拿起那顶层的一颗荔枝。
又一声画外音传来“这是安禄山带来的节目,请贵妃过目。
”那只手缩走了。
而后歌舞升平喧闹之声,而画面一直对着这三层荔枝孤塔。
画面上荔枝周围的空间,字幕尽可打上这十三枚荔枝转运前前后后之价格,收于民脂民膏,填于大唐国库。
字幕尽可说李善德一家之后贬谪岭南之事,重新种上荔枝树,也算求得了内心平静。
字幕尽可再说一年之后安禄山起兵,长安沦陷。
此时那承荔枝小盘中的冰块稍融,撑不住这荔枝塔,顶上的那枚荔枝悄然滚落。
此为结局,现标题:长安的荔枝
至于其余需要讲述之事,用彩蛋等方式周知观众亦不唐突。
既然是《长安的荔枝》,那就让这十三颗长安的荔枝,成为本片的结尾吧。
ps:前些日公司购置桂味荔枝发给每个员工一箱,家中人丁不兴,荔枝吃多亦容易上火,只敢日啖五枚,不几日那荔枝纵然存于所谓零度保鲜冰箱之内,亦不免色变,香变,乃至味变不可食用,一箱荔枝,最终扔之大半,不免心有所惜。
之前也读《长安的荔枝》,顿感时代不同,当年大费周章转运的荔枝,如今已是遍地都是,不再稀奇,只是这巧立名目,剥削民脂民膏之事,似乎从未绝断。
为了这浩大帝国的颜面,为了龙颜一悦,今日用谎言粉饰太平,明日穿大洋挑起争端,大事小事皆要占点便宜,赢而不麻,赢而不倦,如此之帝国,倾倒不也在须臾之间吗?
现阶段的大鹏和陈思诚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之所以他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不像陈思诚那样在创作中添加过多的个人趣味和审美绑架大鹏更善于把握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情绪,一旦银幕所呈现的故事贴合到这种情绪上,再精算师般地把催泪、燃情、大快人心这些几乎不会缺席的爽文要素置于作品中,在市场上的呼声必然同样不落下风。可问题是电影本身真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以这部为例,从结果论的角度出发,大鹏是非常看重观众体验的。和原著相比,大鹏让人物形象变得更扁平,对核心事件的计划被简化到顺风顺水,要的就是观众情绪在故事走向高潮的时候和人物一同达到极值。观众的情绪到了,但最后大鹏的表演和人物的情绪匹配吗?大鹏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电影。年会还没停,荔枝不太行。
4.6,大鹏现在是不会拍照喜剧了吗?怎么能拍得这么尬啊?动不动乱入的网络梗词和随机伤人的声污染都让这片的观赏性断崖下跌。其实停在木棉花飞出来那段还行,但硬上价值的结尾就把这片搞成彻彻底底的四不像了。制作无疑是烧钱且用心的,大鹏也是肉眼可见地拼了老命在演——可惜的是,除了他自己,没有感动到任何人。
对原著情节进行了一定的压缩和改写,但呈现的结果完全是破碎的,情节、人物很多地方不太能连得上,纯粹靠密集的情节强行推进
花里胡俏的技巧那么多怎么每一处都用得那么土那么无聊那么不节制,拍脸庞拍的不错但耐不住大鹏真喜欢自己的大脸啊。
…剧情,表达,情绪,全都差口气,差的这口气在于大鹏太聪明了,小作文太好写了,流量钱太好赚了,讽古又不用担心喻今太安全了。倒是看了也不会觉得浪费钱,就你知道,表达安全的上限也就在这了。
大鹏导演的新高度,工业水准表达商业。任务驱动叙事,节奏打点精准,表面喜乐实则悲凉。由古代官场看现代职场对“初心”“内卷”及“生活意义”的思考。数字不仅是情节要素,更成为衡量人性代价的标尺。故事没有停留在“成功送达”的虚假欢呼上,而是揭示了“面子工程”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且不合理的代价。木棉花拖尾飘散成为全片最富诗意的浪漫瞬间。结尾有余韵,没有拍贵妃和庆典,而是将镜头对准荔枝盘,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种受冷落的虚无感。“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是一则红颜祸水的谎言,那只未触碰便收回的手,恰恰自证了清白,为历史增添了温度。
当廉价Rap当BGM的成长快进糊脸时,这部片的审美和内容就宣判死刑了。大鹏的思考深度完美复刻他在喜剧大会上那些言之无味的点评,快进都嫌慢的。他和陈思诚那种明晃晃的毒还不一样,属于“无色无味剧毒老实人”型,更具迷惑性,也更让人憋闷,长安的荔枝这么好的文本底子,被他拍成了流水账PPT,全员纸片人,一个高光时刻都让人想不起来。而且我觉得大鹏对自己的演技是不是有点自恋了,抽搐的眼袋就是情感表达的巅峰了,看得我很是难受,一想到这种劣币导演还有市场更难受
如果说大鹏的《年会不能停!》是解构当下职场的喜剧,那么《长安的荔枝》是解构古代职场的喜剧,原著粉和喜剧迷,应该都照顾到了,周围的人都挺开心,有时也在沉默。大鹏用笑点、哭点、笑声、哭声消解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的酸甜苦辣,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人生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职场的个中滋味非亲身经历不能体悟。李德善面临的职场难题,当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在面临,古代的难题也许还是现在上班族的困境。“领导一句话,下属跑断腿”,社畜牛马把未来的大饼当成兴奋剂,点头哈腰一路疲于奔命这种事还少见吗。
老中下沉市场版兹山鱼谱,认知到权力的千百种黑暗后选择放逐,比很多同题的类型写作都要走得更远更决绝,但那田园式的归宿也只是另一种想象:假使真的有某种命运存在使你能躲掉这一场火,它也会以更残酷的方式推着你走向更多的苦难。砍断一千根旧枝干,也砍不断数千年的循环。
3.5;大鹏在打工人赛道上可谓一骑绝尘了,身处食物链底端的每个普通人都能共情到棋子/弃子被无情摆弄的残酷,从心怀理想的小镇做题家到命如飘萍的城人,从放弃尊严的忍辱偷生到决绝放弃从心远走,是一个小人物的职场失败之路,也是一个大写的人被重新书写之时,更是锦绣长安盛世图景的幻灭——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倾覆中,存在感轻如烟尘,远离朝堂之争遥想长安坊战火,鲜红荔枝壳呼应木棉花洒落身后,繁华幻象背后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或我们都不过是一粒灰或一个数据。当你听到“层层加码”这个词(轻巧喻今算是一种市场直觉吧),多少会原谅电视剧化的拍法(即使比剧版好很多)、小品化的喜剧处理(以及正片之前的贴片都让人合理怀疑国产电影离开小品不能活吗),原著底子决定文本胜利,但的确可以拍得更有余韵一些。
光凭电视剧的墓碑是“忠仆”电影的墓碑是“友林邑人”我就愿意多给电影一颗星
拍得十分十分匠气不灵,大鹏还贼喜欢给自己整特写……原著打底给电影加分不少,导演只是套上了一层好看的外衣。故事本身让人心绞痛
#11382。这大概就是电影对短视频的应激反应之一,专心打造适合切片的漫画感场面,比如谐音梗式的“摸鱼”“饼”“踢皮球”,把原作的Geek改成了办公室政治的老实人,直奔《年会不能停》而去,前一个小时拍得稀碎,回长安交活儿之后进入了喜闻乐见的爽文叙事,算是把节奏和表达都提起来了。整体下来也能勉强及格吧。虽然剧还没怎么看,但电影的美服化道和扮相都不及剧版。
岭南地方官和鱼朝恩阻拦的两段情节像是为了加而加,明明是想营造那种尔虞我诈捅阴刀子的氛围,结果却是派兵捉拿和半路埋伏这种低级手段。还是原作比较好看。
觉得不好看的人,是不用打工么?
刘德华的右相一出场,压迫感十足,不愧是老戏骨
烂片,居然还有那么多尬吹的。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原著意在描绘上位者尸位素餐以致民生多艰,李善德是明线主角,杜甫笔下的三吏三别的众生相是暗线主角。结果大鹏愣是把电影前半段拍成了古代版年会不能停,后半段又突然拍成了吏民艰难,最后莫名其妙又想像《长安三万里》一样把主题落在“长安”上……而且,最致命的是,大鹏在一开始就把“运送荔枝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解构了,导致随着剧情发展,观众无法随着李善德共情,很多人物和剧情也是侧重点不明(特别是林邑奴),舍本逐末。最后改编的鱼朝恩派人去追杀李善德那场戏更是离谱,是编剧非常幼稚的政治观改编,可以说影版长安的荔枝就是一锅大杂烩,而且挺烂。
2.5。分成20份可以当短剧播。如果电影是一幢木构建筑,好电影撤掉一条木头倒不了,不好的电影只要撤一条木头就全塌了。好电影讲命运,不好的电影只能讲清楚情节。老虎吃了李善德,盗匪杀了马,苏谅不犯贱送钱,林邑奴不喝酒,阿僮不主动热情,后边的故事就都塌掉了。另外,大鹏翻来覆去的情绪特写是想表达什么?想要让小民同情小吏?太拧巴。制作上没有视听可看,少了电影的语言,生产线的情绪型编剧是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
全片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杨贵妃的纤纤玉手远离荔枝时,镜头稍稍推远,多少奇珍异果堆叠在桌上,荔枝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种水果而已,那种享受的“轻盈”之感,一下子把运送荔枝之难、所遇的困难挫折之多,无数人力和心力的耗费混在一起的“沉重”给衬托了出来。另外一个镜头是李善德站在码头上,眼睛发红,一夜白头,内心绝望之感,让人感同身受,而在结尾处他吃了一颗又一颗新鲜的荔枝,眼泪一颗又一颗的掉落,他体会到政治之无情、命运之荒谬,那样的百味杂陈,让我动容。
大鹏出息了。你们不能要求太高,这拍片子在这几年的电影里已经算鹤立鸡群了。更别说他还真敢按原著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