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

不知道是不是近几年的文艺片都拍“飘”了，我就不点名了，反正最近看过的一些，要么就故作矫情，在正常的对话里突然冒出些看似玄妙却谁也不懂的台词，要么就刻意去剧情化，平淡如水却又不见生活。

《小伟》给我的感觉还是很舒适的，因为看到了生活。

我自己也曾是癌症家庭的一份子——我父亲2011年因胃癌去世。

全家面对压在头顶的死亡的克制和压抑，我是经历过的，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不允许大悲，但心里的阴云笼罩，偷偷跑厕所打120，人前嬉笑人后哭，这些细节在电影里都把握得很好。

影片算是导演为自己人生拍的一部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母亲慕伶，她如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操劳一生却得不到理解。

她因忙碌而沉默，因沉默而卑微，因卑微而悲哀。

但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行”的隐喻和典故，这个“行”可以指“走”，也可以指“跑”，也可以是“逃”，也可以是“归”，甚至可以是“停”，但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

电影有一个支线情节，就是邻居家总是偷偷逃跑的痴呆老太太。

因为她知道那个家不该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年纪大了，就想回到梦里的家园。

可是在外人看来，她只不过是老年痴呆罢了，所以她每次出走，都要被送回来。

一鸣一家也不会管她，他们自己家都千头万绪。

影片反复提到父亲脚臭，也说到一鸣自己脚臭，这可以说是导演自己记忆中的生活细节，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

因为走的路太多，到的地方太远，脚在鞋子里闷久了，自然会臭。

可伟明父亲却非说这是芬芳的，对啊，一生走的路，成败与否，怎么能允许他人随便就一口否认。

还有一个，老师总在讲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

关于阿基里斯悖论我们就不谈什么微积分了，我觉得它在这儿的隐喻是，我们永远无法撵上既定的命运，哪怕我们脚步已经很快，命运只是拖着缓重的脚步沉稳地行着。

先他们一段的命运，成为始终环绕影片的惨雾愁云。

那么努力想摆脱这一切，可死亡就在前面等着，你还不能跑慢一点，总要追上它，成为它的附庸。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太不能承受的事，所以一鸣想选择逃离。

他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自由潇洒的，所以他太想跑远一点，跑出学校，跑出这世间所有的喧嚣。

最后他的朋友，一只鞋子被保安拽了下来，他朋友又扔掉了他一只鞋。

可以说，总有不得不留在原地的拘束，总有万般不自由让一个人没办法飞翔。

而那只被扔掉的鞋，可以说是对自由的向往，身体虽不能赴行，心永奔之。

然而一鸣又下山，把鞋子扔了回来。

出走美国，或是留下陪病父度过最后的时光，人生渐渐好像，变得不在于最后的抉择，而是这抉择中间所必经的思想上的撕裂。

快结束时又讲到一个只能追逐阳光的人的故事。

有人只能追逐阳光，因为TA看不得黑暗；有的人追逐阳光，是因为TA经历过黑暗里无止境的绝望，所以TA不得不“逃”，TA只有逃。

然而黑暗在后面追赶，TA只能加快脚步，跑快点，再跑快点，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这又让我想到，王家卫那个关于“无脚鸟”的比喻。

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鸟生来就没有脚，它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为什么这是我的命呀，思考只会坠落，只有不断扑棱翅膀才是意义。

阿基里斯永远在追乌龟，我们永远在追一个未知。

可惜人生没有什么写好的剧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踏过山河，发现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最基本的两个字：活着。

可以说，三个人，孩子在“逃”，母亲在原地踏步，而父亲，已经逃过一次，现在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就只剩“归”。

第三段我觉得最有毕赣风格，关乎一种沉静的死亡气质，关乎梦境的回归。

兜兜转转地找寻，最后回到的家园如梦似真，恍若隔世，这对于很多在异乡飘零许久的人是有感同身受的。

我们国人最讲“落叶归根”，似乎回到故土了才算完整，但很多人不解的是，如果对故乡那么留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留在故乡呢？

所以说到底，我们所留恋的，是记忆中被美化了的故乡，那是当一个游子沉湎于无声的呼唤时，内心会浮现的一个可以逃离的场所，避风的港湾，失落的精神家园。

但它一触就碎，当你真的踏上故土时，又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恍惚感就由此产生，我想这也是毕赣电影里所有呓语和梦幻的出发点。

伟明还有点不一样，他是带着死亡踏上这片土地的，一个将死之人如何回望自己的一生？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人生不过鸿雁踏雪，生死由不得自己，不知从何始，不知在哪终。

或许父亲也意识到自己带给他们母子俩的沉重，在火车上有了那段经典的场面，他努力按住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睡一张床，还邀请妻子一起躺下。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想完成许多未竟的事，比如和最亲近的人，再接近一点，没有任何罅隙地相拥。

因为平时，大家心都很远啊。

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不是么。

最后影片以一些生活琐事结尾，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人生也不过如此吧，面对生死的无可奈何，也不能总在悲伤中度日，努力装作正常，心里却知道一切都不正常了，大石压胸口，再喘不过气来，当镜头在拍你了，总得笑一笑吧。

终于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能够脱离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想表达的东西，不止步于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是很重要的。

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而损害了作品的完成度。

」——钱艺妮

2019年，有一部华语影片在第13届FIRST青年影展上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被评论为“让人惊艳的处女作”；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它又入围了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的角逐。

这部电影便是去年华语独立电影的黑马《慕伶，一鸣，伟明》（2019）。

它也让年轻的导演王梓与其背后的团队，一下跃入了大众视野。

cinewoo 特此邀请到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制片人钱艺妮，听她分享了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与作为一名独立制片人的心得。

图 | 《慕伶，一鸣，伟明》（2019）海报入行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Q：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制片这一行，又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钱艺妮：我本科其实学的是法律，跟电影和艺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毕业之后也在律所和四大事务所工作过，但是感觉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有了一个机会，北京有一个栗宪庭电影学校，我就来了北京，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在北京呆了到现在有5年了。

从冬春影业开始做电影制片的工作，后来去了英皇电影，去年开始做独立的制片人，然后做了我们《慕伶，一鸣，伟明》的项目，包括还有周子阳导演的新片《乌海》（2020）的制片人。

图 | 《乌海》（2020）海报当时是在冬春的时候是也是刚刚转行，开始接触电影制片。

之前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影的影迷，从观赏的角度去认识电影。

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之后，就从电影制作者、创作者的角度去接触电影，就不太一样。

在冬春的时候，（我）在中山影院做了周子阳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老兽》，还有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以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这些）大概是在冬春的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文艺片。

图 | 《老兽》（2017）海报

图 | 《大象席地而坐》（2018）海报

图 | 《地久天长》（2019）海报幕后因为电影聚到一起Q：所以您虽然对于制片这条路是半路出家，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经验。

您能不能聊一聊初次见到《慕伶，一鸣，伟明》这部电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您这次和黄梓导演之间的合作？

钱艺妮：我当时看到我们片子的成片初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有两点：一是，它确实很动人。

你能够看到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倾注了特别深沉的对家庭血浓于血的那种情感。

虽然他表现得很克制，但是那种情感的力量，我觉得在青年导演里面是非常的难得的。

讲爸爸的生病了之后，他又选择了用一家三口，三个人个体的视角去讲这三个人各自的情感和成长，还是展现了通常我们会赋予人的一些身份标签背后他们个人的内心状态。

我觉得这种作者性也是很难得的。

以及，我觉得非常惊喜，在第一部长片处女作中，他能够在电影个人电影语言上掌控力这么强。

我觉得他将来的在电影上的路，可能性会很大。

图 | 《慕伶，一鸣，伟明》（2019）黄梓可能也跟你们有提到，当时在前期拍摄当中，他家里人在各方面，资金、拍摄、制片上的帮助特别大。

在家里人的帮助下，他能够完成这一部处女作。

他是在广州拍的，然后他来了北京。

他的剪辑、调色师、我们后来的出品方，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制片人赵晋，他和他的公司，都是因为导演和这部片子聚在一起。

可能黄梓导演他不太善于言辞，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通过他的电影来跟我们交流，跟观众交流，他在电影里表达了很多东西。

图 | 钱艺妮（左）与导演黄梓（右）Q：我们听闻当时有一些补拍的内容。

您可以聊一聊怎么样产生想要补拍一些内容的念头吗？

或者说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进行这样的拍摄呢？

钱艺妮：主要还是创作上的原因。

他其实初剪是自己剪的。

后来的剪辑师刘新竹也是《春江水暖》、《老兽》的剪辑师。

她进来了之后，他们开始聊剪辑上面的一些想法，发现有一些地方还是缺一些东西，才能够建立起跟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所以决定去补拍。

其实18年、19年这两年，影片都有当时的版本。

最早已经有国际A类电影节，想要邀请这个片子去竞赛和展映，但是他（黄梓）对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婉拒了。

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片子完成度上做到最好，再去拿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他对创作上的要求还挺高的。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您可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后的一些规划吗？

还会想去参加更多的电影节吗？

钱艺妮：我们接下来国际电影节方面会去澳门国际影展，也会去莫斯科电影节。

我们也是计划今年下半年能够有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上院线，跟大家见面，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大银幕上面看到这个片子。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初衷创作需要抵达人的内心Q：您已经担任过很多部电影的制片了，从一位制片人的角度去看，您最看重的新导演哪一个方面？

或者您最看重他们哪一种特质？

钱艺妮：我觉得不光是新导演，作为导演，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是对于创作的态度。

他的创作的初衷应该是很真挚的，这样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抵达人的内心。

这一点对所有的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才是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想说什么样的故事、想表达的主题、社会性，包括他的导演能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那个核心是最重要的基础。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所以这次黄梓导演也是因为这种诚挚的创作态度，很快吸引了您是吗？

钱艺妮：没错，我觉得他一个这几个方面平衡得比较好的一个青年导演。

虽然他的故事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一些原型，但是他又能够跳脱出来，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再去把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做。

他能够脱离自己的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这个脱离也是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完成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光是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

有时候（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实际上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它作为一个作品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完成度了。

图 | 黄梓导演（左）与制片人钱艺妮（右）制片尽其所能实现导演的愿景Q：大家很多时候会看到一部作品往往总是先想到导演，很少会想到制片人，但制片人其实是非常居功至伟的。

您现在也是独立制片人，您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片人，做到哪些事才能更好地帮助导演成就一部作品？

钱艺妮：制片人就是后勤，就是要帮助导演实现他在创作上的想法，需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它主要就是解决问题、实现导演想法的一个岗位。

电影最核心的创作理念肯定是导演的，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制片的工作，确实更多是服务于导演的理念的。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肯定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会有一些妥协，或者想一些折中方案。

但总的方向肯定都是为了实现导演在创作上的理念，把电影拍出来。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在您的工作中，您会碰到和导演共同去探讨一些创意内容的情境吗？

钱艺妮：会，因为有时候导演也会问大家。

比方说，导演也会综合听取主创、团队里的大家具体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因为有时候导演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可能自己是清楚的，但是也需要听一下外面人的感受，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抵达旁人。

所以大家会一起探讨某一个创作上的话题。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您之前自己也执导过短片，对您来说，导演和制片人在您自己的经验看来，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钱艺妮：那个是学生作业的时候拍过的一个短片，所以不是太成熟。

导演思维肯定跟制片思维完全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是相悖的。

导演是基于创作，是很敏感的，但制片有时候相反，是要去方方面面处理事务性的事情，所以思维方式和创作的思维方式是相悖的。

就好像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赏者看电影，和作为一个创作者去解读电影里的构成元素、拍摄机位，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做电影做艺术评论和做艺术创作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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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了《小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因为足够真诚温柔克制收敛，所以还是打动了我。

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准确来说应该是一部关于“死亡不在场”的死亡电影，导演拒绝展示出疾病和死亡的冷酷惨烈，几乎是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开对生活的追踪思考。

整部电影划分为三段，对应着母子父三人的叙述视角，结构上有点首尾呼应之感，结尾即开端。

通过幻想与现实、梦境与存在、过去与未来、死亡与新生的对立融合，将生活中茫茫无边的焦虑、痛苦、反抗与逃离像雾气一样拢在整部片子之上，使得最后的表达充满了一种只能顾及当下的不彻底和暧昧的美感。

这种当下性没有任何承诺，无法具有超越的意义，所以看起来琐碎与平庸，不过这就是生活呀，这就是通过对死亡的叛逃描述一种生活的存在性，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常态就是接受，不是英雄式的剧烈反抗，也不是软弱的屈从与跪下，而是接受，然后活下去，这也是这部影片风格个人化的原因，导演拒绝用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影响大众，他没有选择一种讨巧的策略，他不鼓舞人心，他不呼唤正确，他拒绝了一种媚俗的升华，于是看完之后会找到一点平静和稳妥之感，也挺好的。

火车沿着山里的轨道蜿蜒，穿过一个个山洞，光影在车厢里闪烁。

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小的卧铺车厢里，嬉笑打闹，好像世界上的分离与悲伤，都似车窗外倒退的风景般，被抛诸山后。

这是爸爸伟明离开这个家庭之前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整部电影里最欢乐的场景。

电影名叫《小伟》，但电影里没有人名叫小伟，他们是妈妈慕伶、爸爸伟明和儿子一鸣。

一个平常的广州三口之家——如果不是癌症的突然降临。

那个档期里关于癌症的电影很多，《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缉魂》都有很好的商业反响，但《小伟》改编自导演黄梓的亲身经历，它不只是一个故事，也是一次对遗憾的回望，一声叹息之后的放下。

离开伟明在像一鸣一般大的少年时，只身离开海岛，去广州闯荡。

他有一个哥哥，全家以捕鱼为生。

小时候他和哥哥很亲，岛上伸进海里的那个岬角，是他们经常玩耍的地方。

哥哥喜欢画画，背着画筒、画笔，带着弟弟，爬上那座岬角，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海。

他们俩都想出去，离开海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但家里还有二老要侍奉，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哥哥把出去的机会留给了弟弟，从此一辈子在小岛上大渔。

而伟明在广州打拼，成为了一个城里人。

这是伟明的“前史”，电影里没有交代，只露出了冰山一角，黄梓对我说。

一鸣也想离开。

他正是叛逆的年纪，在学校里不学习，和死党翻墙逃课，他本来打定了主意要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但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伟明的肝癌也在加重。

一鸣也面临着选择，是离开一个破碎的家庭，还是留下来。

黄梓在电影里让一鸣留下来，当初他自己的选择却是离开。

他就是那个叛逆少年在现实中的原型。

和家人关系不好，每天吵架，家庭让他觉得压抑，高中没念完，黄梓就去了美国，“是我自己想离开，不是他们逼我走的。

”他后来进入一所美国社区大学，三年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后再去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在新加坡的分校，学电影制作MFA，但仅仅一年，这所学校就倒闭了。

打包回家的黄梓啃了几年老。

就在这几年里，父亲患上癌症，离开了他，“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写剧本的时候，他会自问。

火车车厢里的那场欢声笑语，是他的一种弥补。

他记得，现实里，他好像从来没有和父亲靠得那么近。

回来广州是一座一不小心就会被藤蔓植物吞噬的城市。

通过电影，像拨开藤蔓一样拨开记忆，黄梓回望了过去的自己和家庭，也拍下了广州的城市肌理。

这座城市和黄梓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没有多想，“演员应该讲粤语”，他说。

“如果当时来广州的是我哥，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伟明在电影里或许也曾这样想过。

不知是否有特别的用意，电影里海岛上的房子，也被藤蔓类的植物层层覆盖，那个海岛有着伟明的记忆，只是海岛上的藤蔓是枯萎的。

学电影出身，但黄梓那时候还不是行业里的人。

去参加创投，公司给出的意见，都很难接受，合作都吹了，“最后是家里阿姨给了钱。

”剧本写了三四年，改了很多稿，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写起来容易煽情。

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又一次面临选择，布拉格电影学院录取了他。

这次他选择留下。

后来他妈一直埋怨他的选择，“如果你去了捷克，他会等你回来。

”她说。

现在的剧本和影像都很克制，三个段落，分别从家里三口人的视角拍。

这是黄梓一开始就想好的，父亲患病的时候，家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慕伶很坚强，一肩扛起了家庭。

一鸣的叛逆在困境中变得更加孤僻。

他代替现实中的导演做出选择，他留了下来，照顾伟明，“我参加高考。

” 一鸣对慕伶说。

伟明比想象中乐观，走之前，他想带着全家回到海岛，看看父母的坟。

海岛荒草丛生，老坟被时间淹没。

到了晚上，海风强劲，旅社里的孤灯狠狠曳荡。

海岛的段落现实中没有，但黄梓就是想要一个这样遥远的岛屿，让伟明回去。

伟明没有找到坟，却恍惚中看到了母亲和哥哥。

母亲为他递上热粥，和一把父亲雕刻的补网梭子。

哥哥带着他重新走向那个岬角，少年与中年的兄弟二人交织在一个镜头之中，如往日重现，却带着时间的歉意。

“我想看到过去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梓在海岛上让时间倒流，自己与自己相遇，伟明和伟明对视。

这个岛很远，在舟山嵊泗，岛上很少下雪，但拍摄那天，下起了很大的雪。

沉默十年前，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黄梓发了一条微博，上面写道：“我爸56，如果他能活到80，距离现在还有24年。

我也23了，已经用掉了和老爸相处时间的一半，却还没认真和他说上几句话。

数字怎么这么现实？

”但后来直到他父亲的去世，他也没有和父亲有过任何认真的对话。

他现在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段话，“冥冥之中”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这个家庭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父子、母子之间的日常，是沉默。

“我十年前的有感而发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沉默。

十年后，他拍的这部电影上映了。

别人问他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他总是说，“为了跟父亲对话。

”他的父亲叫小韦，小时候他总是错写成“小伟”，这个误会，就像是父子隔空对话的一把钥匙。

黄梓话不多，我们的采访经常被沉默隔开。

前年，黄梓和我、还有剧组另外一位演员一起去了塔尔寺。

黄梓是一位上佳的游伴，从不对景点抒发主观的好恶，总是默默地拍照，像电影勘景那样地拍。

他说自己有表达障碍，和亲密家人在一起时尤其如此。

电影里，他可以用影像手段表达一鸣的感受，但在现实里，办法是时间。

他和母亲的关系，不像高中时那么紧张，时间已经抚平绷紧的弦。

他试着改变，“我妈是不可能变的，上年纪的人，所以能改变的其实是我。

”他对我说。

电影末尾，一鸣和慕伶整理着伟明的遗物，母子之间依旧沉默，但那种沉默好像有了一种默契。

电影正片放完，导演加上了几分钟他拍的纪录影像，那是他父亲生病时他拍下的。

一年多前，电影去参加各个电影节的时候，结尾并没有这几分钟的真实影像。

当时他对媒体说，面对着关于父亲的纪录片素材，他没有去碰它们。

现在，至少他可以去碰它们了。

2021.1.25，惯于睡到中午的我，破天荒起了个大早。

刚下过雨，地上湿湿的。

爸爸用电瓶车送我去看早场电影。

影院在老城区，我家在新区，穿过南方灰蒙的湿冷冬天，街景越来越旧。

这是一辆在时光里穿行的电瓶车，我在一点一点回到过去。

旧楼一副废弃的样子，记不清影院在哪一层，让电梯在每层都停了一下，每一次开门都是积满灰尘、空空如也。

地下一层——昏暗的光线，褪色的海报——是这里了。

几个闲聊的工作人员，看见我就像看见了鬼。

一个杵着拐杖的女孩，在早晨，来看一部没人看的电影。

检票员怕我行动不便，送我到座位。

电影院的厅都长得差不多，但坐下来，这感觉太强烈了——两年前的冬天，我就在这个厅看了《四个春天》。

那一场有四五个人，这一场仅我一人。

影院硬件设施很差，灯光、屏幕、音响、座位、空调，无一例外令人难受，但我感谢它，在这个十八线小城市《小伟》能放映简直是奇迹。

它比我想象中好得多，《四个春天》没能给我的感觉，它给到了——我想拍家庭录像。

我想有一张三个人的合影。

看完电影，爸爸来接我。

我说，这个导演才26岁就拍出了这么好的处女作。

我爸没搭理我。

没说出口的是——这是他拍给爸爸，跟死去的爸爸对话的电影。

想让你看看，或者，我们一起看。

给父亲的礼物《小伟》最初的名字是《慕伶，一鸣，伟明》。

影片分三部分：慕伶（母亲） 一鸣（儿子） 伟明（父亲），观众分别进入母亲、儿子和父亲的内心，感受三人在癌症阴影进入家庭后的心理变化。

这是导演精心安排的出场顺序——慕伶是第一个得知病情的人，其后是由于父亲的癌症而两难的一鸣，最后是为患者伟明圆梦。

一家三口合力完成了一场叙事接力赛，让每一个置身传统中国家庭的观众看到了自己。

某些时候，《小伟》像一部纪录片。

全片无配乐，突出环境音。

影片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居民楼公共天台，我们把一些城市的声音加了进去。

做饭声、小朋友的钢琴声，还有公交车靠站、刹车、开门的声音……导演成长于广州，对他来说，广州有一个特别的声音——高架桥上的声音。

广州有城铁或者列车会从像高架桥一样的地方经过。

妈妈和儿子在高架桥下时发生了争执。

此时的情绪跟铁道上列车驶过的气氛契合，所以后期就在这里加上了列车的声音。

《小伟》所营造的声音空间，极为精准地捕捉了广州的城市氛围，与原汁原味的广东话、细腻的摄影一起，让银幕前的观众身临其境。

手持长镜头，生活化的表演。

片中用了很多手持，尤其是医院戏，颇具纪实感。

饰演父亲和母亲的是香港独立话剧演员，二位在现实中也是夫妻。

部分配角是导演在现实中的亲友，均为素人。

克制的情感，日常的台词。

面对癌症这么沉重的题材，《小伟》没有渲染苦难，还时不时把观众从情绪里拔出来。

黄梓也没有模仿他喜欢的杨德昌，借角色之口说教。

一鸣和朋友在厕所调侃广播体操处理成了高中生在课间的胡侃。

关于“自由”的那段是中年妇女们吃饭时的八卦。

除了一鸣一句稍显生硬的台词：“说那么清楚干嘛，反正每个人说的都不是心里想的。

”，全片对白都很日常。

影片在正式公映时改名为《小伟》，也加入了彩蛋——黄梓本人的家庭录像。

我们才知道，“小伟”是导演父亲的名字。

这部电影是黄梓一次与离世父亲的对话。

慕伶，一鸣，伟明

在《小伟》还叫《慕伶，一鸣，伟明》的时候，这张手绘海报就告诉了我们电影里有什么：母亲藏起来的医院报告单，病床与海岛，穿校服的孩子……但真正的秘密在细节里：母亲口袋里的甲鱼，儿子课桌抽屉里的球鞋，父亲手中的药瓶。

他们都有只能独自承担的困境。

《小伟》里的一场戏完美地展现了这一点： 一鸣从信箱里拿出录取通知书，他的出国梦、出逃梦实现了，他开心地跑上楼。

家中，厨房里的母亲正对着一只活甲鱼发愁——她不敢也不会弄死它。

一鸣从屋外进来，浑身的喜悦无处藏，母亲问他乐什么，他搪塞过去。

让他帮忙杀甲鱼，他说“我哪儿会搞这种事。

”他一眼没往厨房看，迫不及待跑去了天台。

母亲放下菜刀，拿起剪刀，还在煎熬着…… 天台，太阳已落山，父亲还在晒太阳的椅子上坐着。

一鸣问：“都没太阳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他没回答。

一鸣捧着通知书，目不转睛。

父亲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学英语。

“学英语就得大声朗读！

不读出来怎么能学好英语？

”一鸣不得已地朗读起了自己的通知书。

父亲听不懂英语。

他平视着前方，不知是在想心事，还是在听儿子朗读。

他艰难地站起来，有些晃，好一会儿才站稳。

儿子沉浸在“读英语”中，直到父亲的背影即将消失在门边，才发觉父亲已离开。

没人知道儿子被录取了。

没人知道父亲为什么太阳落山了还在“晒太阳”。

没人知道一只甲鱼会是一个多大的麻烦。

慕伶，不能承受的日常之轻

丈夫面临绝症，儿子面临抉择，只有慕伶身上缺乏戏剧化元素——作为一个家庭里的女人，她每天需要面对的是繁琐的日常生活，是不能承受的日常之轻。

比如，砧板上的甲鱼。

儿子丢下一句“我哪儿会搞这种事。

”就跑了。

难道她就会吗？

但作为一位得给一家人烧饭的妻子和母亲，她不能不会。

一鸣的烦恼尚可通过跟朋友们逃课爬山来排解，慕伶却只能在昏暗的公共食堂里沉默进食，听身旁的人讨论一个抛家弃子去国外的女人。

那女人说“我前夫妨碍我追求自由。

”讲述者发牢骚：“什么是自由啊？

抛弃了老公和孩子就是自由？

”慕伶在旁边一言不发。

慕伶在医院偶遇以前的男同学，她用手理了理头发，我不知道这个动作仅意味着礼貌，还是暗含情愫。

但男同学对她的意思十分明显，他看见慕伶拿的药，邀请她之后一起吃饭——好像她丈夫铁定会死一样——慕伶拒绝了，这个邀请不尊重她丈夫，也不尊重她。

有人说，影片中母亲的部分太功能性，第三段超现实手法没有真正拍到父亲的心里去。

只有第二段儿子的校园生活拍得好。

还有人说，第三段也应该继续写实。

26岁的黄梓，对为人父母的事知之甚少，更别提对父母二人各自的社会生活了，他们怎样上班？

他们如何跟同龄人交流？

片中甚至没有交代父母的职业，也没有他们在家庭之外的样子。

这是一部半自传电影，导演没有能力走入中年人的内心，也没有这个意愿——他需要作品的真实性，便只能以他的视角展开。

而父亲部分的超现实，是帮父亲圆梦的需要。

黄梓不能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也不想违背拍“私影像”的初衷——他刻意避免了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只想聚焦于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们看到的母亲，在学校、医院、家之间来回跑，像一个围着丈夫、儿子打转的保姆。

黄梓与母亲是疏远的，母亲除了父亲的病、儿子的叛逆、厨房的甲鱼，肯定还有其他的心事，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

《小伟》里的“慕伶”部分只能是功能性的，作为叙事的头阵，它也必须起到交代故事背景的作用，所以这一部分的场景大多是医院。

手持长镜头跟着慕伶急促的步伐，穿越昏暗、压抑的医院走廊，窒息人的紧张感溢出屏幕。

形成对比的是慕伶的笑。

她对每一个人笑，一旦无人时忧虑却立刻爬上脸庞。

她隐忍到陪丈夫上厕所时突然哭了，立刻打起呵欠，假装犯困。

伪装得太真，以至于我都拿不准那是困倦的泪，还是悲痛的泪。

慕伶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没有逃离空间的人。

儿子逃往学校后山（他还有机会逃得更远）父亲逃往岛屿、逃入记忆青春期逃课的孩子们那个抛家弃子追求自由的女人出逃无数次最终成功的隔壁老太太……只有母亲没有移动，默默承受一切。

对丈夫、儿子隐瞒，独自承受癌症的事实；在老同学和医护人员面前露出温柔的笑容；与青春期儿子拒绝沟通的态度作斗争；可能会迎来家中仅剩自己一人的孤独局面。

有几次，她忍不住了：丈夫看见报告单上的“肺癌”，她丢了魂似的跑去找护士修改报告单。

面对那只甲鱼，她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第一次将恐惧和脆弱展露无遗。

她对丈夫喊，你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她愤怒地敲儿子的门，怨他不跟自己沟通。

慕伶是传统中式家庭里母亲、妻子形象的典型。

她没那么聪明，但满怀着对丈夫、孩子的爱和责任感。

前者导致家庭内部的沟通始终存在问题，后者将家庭凝聚起来。

平日里丈夫或许是顶梁柱，但在此时，撑起整个家的无疑是她。

一鸣： 跑！

跑！

跑！

《小伟》提供了一个范本：怎么拍青春校园？

看喜欢的人做操，躲厕所抽烟，虚张声势打不起来的架，家长拍打上锁的房门，课堂上的呕吐，不能跟任何人分享的心事……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亲切的校园，没有霸凌，没有堕胎，没有早熟的发言，没有突兀的冲突，一切都像缓缓流淌的溪水，又不缺活力。

最喜欢三个高中生翻墙去学校后山的场景。

导演的中学靠山，可以从学校进山。

我也曾幻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学校。

这世上的大多数的学校都是无聊的，东西南北四个门，每个都有门卫。

并非每所学校都能有一个通道：通往外面的世界，通往未知，通往自由。

我的高中，操场边缘有个秘密通道，通往一家书店的后院，我妈在那工作。

作为一名无趣的好学生，我很少使用这个通道。

某次，被痛经折磨到发狂，我几乎是一路爬着完成了一次逃离。

不论使用与否，通道的存在本身就让人兴奋又安心。

后来，学校搬去了郊区，我们逃掉晚自习，在天台上接吻、看星星、偷玩手机。

高三，天台被封了。

高三，最需要的是情绪出口。

这个微妙的阶段，与父母总有隔阂，与朋友暗地竞争，对自己一知半解，对世界一无所知。

一鸣在普通高三学生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个烦恼，父亲的病。

憧憬逃到国外，如愿被心仪学校录取，在朋友肆无忌惮飞走的时候，一鸣却犹豫不决了。

三个男孩在山顶上聊天、欢笑，只有一鸣怀有心事。

南方的男孩有了心事，不是睡觉就是跑步。

一鸣总是在跑，有一天，女孩问他，你跑什么？

他答：跑步可以散除烟味。

我们为什么要跑步？

我们为什么要抽烟？

老师在课堂上讲阿基米德追龟的故事：阿基米德多久才能追上乌龟？

一鸣跟妈妈说了一个追太阳的故事。

有个人只能在阳光里生活，在夜幕降临前，他总是乘坐飞机去下一个还是白昼的地方，就这样，他追逐着太阳，永远避开了黑夜。

说这个故事时，妈妈第一次抽烟。

撞见儿子抽烟，她没有骂他，而是跟他一起抽起来。

说这个故事时，爸爸已经不在了。

这个故事说完，一鸣告诉妈妈，我不去留学了。

伟明： 家园重返，向死而生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使然，贯穿整部影片的都是阴、雾、雪，少有晴天。

伟明篇章的开头，伟明独自一人站在大雾中，面前是陆地上的船。

这部分是超现实，所以让我们先回到前两部分。

现实里，伟明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

伟明在医院或逞强或乐观的表现，让很多人看见了自己的父亲。

轻描淡写自己的疾病，用基因里的幽默感逗乐。

邻居问他，最近都没看见你，是不是工作很忙？

他说，最近老是加班。

有一次，爸爸背我上楼，背不动了，在二楼休息。

有人经过：你们没带钥匙吧？

我差点脱口而出：不是…… 爸的反应更快，快速接话：是啊是啊！

不想让人知道我受伤的腿？

不想让人知道他日渐衰弱的体力？

上一辈面对“外人”总是最熟练的撒谎者。

喜欢伟明出院那天车上那场戏。

伟明说了个笑话：医生告诉病人A，你只能活几个月了，结果A一直活得好好儿的。

医生告诉病人B，你只是小感冒，结果B却死了。

为什么？

两份病例发错了。

儿子紧接着分享了报纸的一则报道：男人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怀孕了。

所有人都笑了，父亲笑得最久，笑到停不下来。

我总觉得他在那时就知道自己患癌了，妻子善意的谎言——报告单打错了——怎能骗得过他？

他在荒唐的世界里调侃生命，越恐惧越放声大笑。

嬉笑可以暂时消解恐惧，但该来的躲不掉。

“我刚刚吐的是血吗？

”“那种广告你也信？

王伟明，想不到你也会犯蠢。

”不遵循医嘱自行买的药；冲动时扔到地上的药；到最后已懒得去吞咽的药……父亲手中的药瓶有多重，只有他自己知道。

黄梓也不知道，纵使目睹了父亲病逝的过程，他也不是父亲。

比起写实，写虚更好。

一家三口坐上去嵊山岛的船，这是回乡祭祖之行，也是伟明的时间旅行。

这个不是大雾就是大雪的海岛，是圆梦之地。

多年前，伟明离开这里去广州。

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回来了，在无人村里与母亲、哥哥重逢。

母亲为他盛粥，与他谈话。

在去给亡父扫墓的山路上，伟明一抬头，看见比现在的自己还要年轻的父亲向他招手：“小伟，快跟上”。

一鸣在荒废的旧屋里穿上了奶奶给父亲做的衣服，实现了跟父亲的共情。

我很喜欢《小伟》里超现实的部分，一鸣扔回山上的那只鞋，氛围迷人的魔幻之岛。

但这些只能亲自去影院感受，枯燥的文字无法承载梦境。

归程的车厢里，伟明招呼儿子、妻子像孩子小时候那样，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儿子被挤得贴在墙上，妻子害羞地拒绝，却止不住笑。

这是全片唯一温馨的场景，也是大家对伟明最后的记忆。

一鸣看电视，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沙发，原来属于父亲的地方，已经空了。

母亲平静地收拾父亲的遗物，她让一鸣跟自己一起收拾那叠厚厚的报纸。

一鸣遗传了父亲的幽默，逗趣道：这些真的是灰吗？

我怀疑爸一边看报纸一边吸白粉。

镜头里第一次出现了母子二人同框的笑容。

母亲给一鸣穿上奶奶给父亲做的衬衫，客厅的电视上放着家庭录像——父亲在拍摄儿子尿尿，三人一起骑电动车——这就是片头母亲给父亲染头发时，父亲看得津津有味的录像。

此时，父亲的“幽灵视角”也正看着这一切，他晃晃悠悠地走出屋子，走向天台上那个晒太阳的椅子。

画面由过曝转向全白。

伟明真正地离开了。

谁是追逐太阳的人？

谁是与龟赛跑的阿基里斯？

谁是笑话里拿错了病历的家伙？

何为永恒？

何为不朽？

我们能跑过时间吗？

我们的终点是什么样？

在生命倒计时里，你会做什么？

“话说得那么清楚有什么用，反正每个人讲的，和心里想的都不一样。

”一鸣冷不防对女同学说的这句话，我到现在才反应过来是为什么。

妈妈隐瞒爸爸的病情，儿子偷偷在厕所抽烟，时日不多的爸爸，在意识的梦境中找寻归宿。

就好像一家三口都得了癌症，但……无所谓，癌症而已。

在这部有着散文风叙事的电影中，癌症是最不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按部就班的生活里，双脚逐渐离地。

母亲慕伶从最开始的故作镇静，慢慢变得放松。

她不再尝试控制又或者挽留什么，开始学着接受、去放手。

看到儿子抽烟，她没有发火，而是主动拿起了一根——哪怕她压根儿不会抽烟，这一幕很让我动容。

儿子一鸣的那些小情绪小对抗，被父亲的癌症磨平了棱角。

他变得要更温和了许多。

迷惘散去，尽管尚存犹豫，但开始学会了勇敢选择。

父亲伟明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在潜意识的废墟里，开启了自己的超现实寻根之旅。

迷雾、土坡、旧宅、亲人……童年的记忆堆叠，断续的时空接龙，很难说真正看懂了什么，然而这一连串的衔接转场，已经极大程度满足了对他人思想的窥探欲，秘密而无言。

他们起初都想通过装聋作哑去对抗现实，而最后都慢慢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学会了接受。

走向理解，走向未来。

这便是《小伟》带给我的感受：哀而不伤，从容舒适，低沉而不乏明媚。

“家庭”谈不上温馨的港湾，但也不再是一生要不断逃离、同时不断回望的监狱。

“家庭”不止是一个社会结构，更是一个过程。

几许哭叹悲欢，多少真假爱恨，就这样，我们反反复复地渡过了，这说着反话的人生。

呵呵，起初窩還沒有仔細看，只是斷定粵語廣州佬裝逼成已經死亡的香港，正如21世紀的上海翻身農奴裝逼成已經消失的19世紀的帝國主義自由城市上海，不禁慨嘆，時間的偉大和裝逼的複雜。

後來窩仔細看了一下，發現這裡面的三個主演都是從香港進口的。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一.得知丈夫癌症晚期后，独自出走的邻居奶奶在保姆骂骂咧咧声中被接回家，镜头摇到远处呆滞的钟慕伶，对于丈夫即将离世以及未来生活的恐惧表达在此刻无声胜有声。

清明回家得知外婆同样肝癌晚期，一家人心照不宣地试图瞒着老人。

医生说还有半年时间，再次见到外婆，却是两周后的灵堂里。

身处南京的我无法得知那两周医院病房里是如何一番景象，但看着镜头中黄母的身影，却恍惚间变幻成我母亲的模样，百感交集； 二、黄一鸣三人在第二中学后山肆意奔跑的林间小道，恰也是几年前我肆意挥洒青春荷尔蒙的地方。

看着记忆中的场所被呈现在荧幕上，影像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在此刻达成微妙的呼唤；相互包庇的男女同学在上课音乐铃声中一同离开老师办公室走在走廊上，记忆中冰冷烦人的旋律在导演恰到好处的叙事中赋上一层青春时期的朦胧表达，确实佩服黄梓的才华； 三、广州秋冬午后照射在竹椅上的金光，熙熙攘攘的淘金、小北，老旧破败的越秀区居民楼......镜头的运用与声景的构建相辅相成，将广州的在地性完美表达。

尽管影片仍旧存在诸如部分表演痕迹过重、过度虚构（时至今日广州的高中早已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粤语对白场景）等瑕疵，但总体瑕不掩瑜。

客观评价4星，主观上多加一星。

作为广州人，最后高喊一句口号：南方新浪潮牛逼！

ps.“中国南方新浪潮”这词儿真狂拽酷炫吊炸天

2020.11.28是今年金鸡展映影片《小伟》的首映日，映后导演及制片人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

或许能够从导演的回答和分享中，丰富对影片的理解。

> 导演首先对本场放映的拷贝中出现电影原名以及现用名的冲突，表达了歉意。

虽然正式定档在2021年1月15日，但今天播放中仍然保留了《慕伶，一鸣，伟明》的片头与片尾。

> “小伟”是导演父亲的名字，而黄梓亦同样经历过父亲病逝的过程。

> 影片中伟明出院后，一家人乘坐的小车，是黄梓家中自用车，也是曾经属于黄梓父亲的小车。

> 饰演一鸣的演员，曾出演过《童梦奇缘》，拍摄本片时，薛立贤差不多刚满20岁，一边也在准备着香港公务员的考试，导演因此放了他两天假，让他回去考试，据说考得还不错。

童梦奇缘 (2005)6.52005 /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科幻 奇幻 / 陈德森 / 刘德华 莫文蔚> 饰演伟明和慕伶的演员，本身即是夫妻，也是香港话剧团的演员，但慕伶饰演者彭杏英已多年不拍戏。

> 至于导演接下来的拍摄想法，将从个人化的叙事转变为拍摄发生在他人身上故事的社会性议题，打算让故事发生在深圳。

> 伟明回到浙江老家的部分，有不少超现实镜头穿插其中，为此导演选择使用较为平稳的镜头拍摄，不再继续使用前半部分手持摄影的纪实方法。

（此处记忆可能不够精准。

不妨大胆猜测，导演试图留出一个探讨父亲回乡那段故事究竟是否真实发生过的讨论空间。

）> 一鸣在片中穿着写有BERKELEY字样的套头衫，正是导演本人的衣服。

几位高中男生充满傻气的对话，曾经也是导演自己经历过的相似体验，他将自己过去快乐的青春记忆在影片中还原了出来。

也正因如此，男生们讨论的球星话题，并非当下2020年或身为10后学生时兴的话题，仅是导演作为80后的青春记忆。

（印证了本片是极富导演个人情感和风格的首部电影创作）> 被问及此片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是否有哪些遗憾？

黄梓说，在18年初，能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制作出这样一部作品，把想拍的拍了，就很好。

> 关于电影的英文片名All About ING，暗含了导演个人对影像、画面、记忆等等视觉感官的体验，他常常在某些场景中，觉得某些事某些人似曾相似，即déjà vu。

因此在这种感受的包围中，不免有种任何事都是“正在进行时”的体验，所以这里的ING除了都是一家三口名字共同的韵母，也有着这层导演的个人体会。

说到英文片名，不得不吐槽金鸡影展相当不专业的做法。

映后交流的背景图中，输入了错误的电影英文名，难道此前从来没有人勘误？

用Only You Alone搜索，发现它大概是《花这样红》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

只改了中文片名，忽略了英文片名的工作态度，令人对金鸡的专业程度起疑。

作为花钱（非赠票）入场观看影片后由衷喜欢上此片的普通观众来说，甚至觉得这是对电影和所有主创有失尊重的表现。

身为广州人，我很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以广州人及其生活为背景的作品，而这部新片不仅出自一位广州本地的年轻导演，而且完全用粤语拍摄并在国内上映，更是凤毛麟角。

从这一点来看，实在值得推荐和鼓励。

该片曾于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得评委会大奖，经历了改名的命运，终于在本周末上映。

一部好电影，往往在细节上取胜，尤其是用粤语来讲述广州人生活的电影。

遗憾地，这部影片的三位主演令我感到失望，尽管他们说的都是粤语，但是我一听就知道是来自香港的演员，很多口音和用词方面的细节跟我们广州人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这对于非粤语地区的观众来说，似乎没有太大问题。

其次，母亲的扮演者表演痕迹太过明显，就是那种一板一眼的流泪表情等等，相当娴熟，后才知道她是专业的舞台剧演员。

我觉得她在这个写实的故事里，感觉不太融洽，而且她那部分又出现在第一段，自然让我感觉频繁出戏。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儿子一鸣和同学在学校厕所偷偷抽烟那场戏，对话内容实在太过生硬尴尬。

并不是说说粗口就能贴近真实，感觉编剧在写这个段落的时候，并没有用上真实的体验，导致可信度大打折扣。

也许是广州本地人的缘故吧，我对于这些语言上的“瑕疵”总是难以忍受的。

好了，讲完这些不满意之处，还是好好来谈谈影片的优点。

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融入导演不少亲身经历的作品，在最后的“彩蛋”部分足以证明。

然而，这却有别于云淡风轻的现实主义题材，可以说是一部由一家三口的不同视角拼合而成的私密温情而不乏野心的导演处女作。

这又是一个围绕绝症的家庭伦理故事，普通的一家三口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

母亲慕伶的第一段采用现实主义风格，手持长镜头跟拍刻画出她在得知丈夫身患绝症后的身心沉重打击，得不到儿子的理解。

第二段讲述儿子一鸣得知父亲患病后，在学业上承受的压力与对前途抉择的困惑，他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

这一段开始融入梦境的段落，在青春校园类型情节里增添不少新鲜感。

第三段算是最出人意表之处，整个剧作风格大变，由前两段的现实风格，没有来由地转向超现实情节，幻想和时空穿越的画面接踵而来。

三种风格迥异的视角和叙事口吻算是较好地衔接上，不过偶尔也浮现出突兀的不适感，这也许暗示着老一辈和年轻人对待生死的不同态度。

母亲一直忧心忡忡，儿子则在忧心和抽身离去之间陷入迷惘，反而是父亲本人却一身超脱，带着全家重回故乡拜祭老母亲，最后更在回程火车上谈笑风生，抛却了疾病的烦扰。

导演不惜在高潮处用超现实段落回避了“死亡”的沉重感，彻底消解了这种因绝症而陷入痛苦的俗套情节。

最后一幕更采用亡魂的“幽灵视角”给这个平静的生活流添上几分灵动感，令人倍感惊喜。

一家三口对待生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实则暗藏着父子两代人在传统观念下对家庭亲情羁绊关系的思考。

面对人生前途大事，和亲人病重即将离去，两者之间如何取舍的抉择，儿子出国留学与当年父亲毅然告别家人远赴广州的情节遥相呼应。

父亲当年与儿子当下做出了不同的抉择，父亲已然离去，但儿子会有怎样的未来呢？

影片留下了开放的答案。

这种回归平淡的处理再一次避开了刻意煽情的套路，更显真实和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