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

【主观评分：6.5分】【海报&基础信息】🎬

【剧情概述】💊藏区护林公务员苦难又精彩的一天。

【评价感受】🤨咋说呢，导演很会用镜头，就是太磨叽，三分半的故事生生耗了进俩小时的前摇。

总感觉每个人都有很丰富的故事要讲出来，最后都是只说了一半，不过是切真感受到了这种藏区公务员的艰苦，冒着生命危险不说，还要承受家人的分离，导致媳妇跟别人跑了，外加大雪天连口吃的都没有，一堆换了三波人啃都啃不动干粮，最后还得靠在山上打了一只兔子才勉强果腹。

【印象深刻】💾换谁来都啃不动的白色干粮

接头人送来的离婚协议书，一个59年一个64年。

都送这个来了还能坚守岗位果然好公民。

还得公安厉害，反正最后那下我回去看了三遍都没看出咋一口气射杀对面两个人的

宣传方也真是的，捧它是藏地电影的新突破，格局小了，要放在类型片里去衡量它的价值，怎么能在藏地电影里是个突破就值得观众进影院支持呢，搞得藏地电影很弱势一样。

这部剧从戏剧结构来说，它的角色、环境设定是非常封闭化的，去大背景的一个故事，所谓的大背景就是政治、文化氛围之类更广阔的背景，也决定了这部电影的思想深度有限，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欠缺的地方，它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但是这个谜团并未触发我对人性的思考，而只是让我苦苦纠结于一个事实性的回答：谁是警察，谁是盗猎者？

——于是电影真多变成了一场荒野求生的记录、一次狼人杀的沉浸式推理（当然了，我也可以扯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毕竟电影的深度也要靠观众的解读）它在一场戏剧化的游戏中探讨人性。

说它是一场游戏，是因为它对观众的开放度非常强，从镜头语言的表达，以及叙事的方式来讲，这部电影力求将观众包裹进叙事之中，激起了观众的参与感。

这部电影的谜底：谁是盗猎者？

是导演交给观众去观察、判断和思考的。

护林员的角色带着一些观众的视角，因为他知道的信息和观众是一样的，同时又有他自己的性格和故事，比如他一开始怀疑森林警察的身份，也引导观众去怀疑，他是有自己思考的，后来根宝和警察走后，他开始写日记，虽然写的多是事实性的陈述句，但是在写作、回忆、整理这个警察叙事的过程中，他也产生怀疑，他的脑子里总出现警察变身盗猎者的画面，也就是他的潜意识并不相信这个人是警察，观众代入这种视角也会自然地产生怀疑。

有一个反转让我惊喜，原以为根宝和盗猎者是互相知道身份的，没想到根宝也不知道谁是和他接头的那个人。

这样根宝的视角也是缺失。

前半段的叙事是谎言叙事，那么他合理的部分在哪，不合理的部分又在哪。

由于后来出现的警察叙事很少，因此难以判断他的身份。

完整的视角只有警察和盗猎者才有。

所以有意思的是观众可以自行根据线索和视角的拼凑。

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推理游戏，叙事技巧、镜头语言、音效氛围渲染玩得炉火纯青，这些技巧上的东西做的很不错，遗憾就是拘泥于这个游戏了。

在一个封闭空间中人性因为欲望、本能而展开的一场猎杀，少了一些思想深度，即欲望、本能之外的言说是缺乏的，这一点可能就比不上欺诈游戏、忧郁游戏这样的作品。

作为导演的处女作，还是肯定一下！

前 言由导演久美成列执导的影片《一个和四个》日前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映，作为今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的一部华语电影，影片在日本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说，下一代藏地电影已经初见端倪。

之所以称之为新一代的藏地电影，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最明显的是藏人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往藏语电影里彪悍的男性和隐忍的女性，到这部影片里被彻底颠覆，编导久美成列从原著小说的框架中创造出了四个狡黠的男性形象，其中两个藏人无疑与我们印象当中的大相径庭。

久美成列在访谈中也表示，自己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角色的民族身份，而是从固有的文化逻辑中跳脱出来，将人放到了更大的维度当中，而这也就拓展出藏人形象的另一个维度。

其次，在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一代藏人电影更集中地呈现藏族人物在藏传佛教语境下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问题，探讨藏区现代化过程中藏民面临的精神困境，在这些作品里，家庭往往是重要的切入口，而在《一个和四个》中，久美成列给出了一个密闭空间，四个人物勾心斗角，更加底层的人性之恶、更加抽象的交流困境显露出来。

尽管一部分来自原著小说罗生门式的结构，但编导久美成列也贡献了颇多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

最后，在风格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偏移，之前的藏人电影大多数还是以偏向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创作为主，但《一个和四个》则是一部寓言体电影，无论是镜头、声音、音乐的处理上都更加风格化，情节发展也更加戏剧化。

如果说万玛才旦通过王家卫达到了《撞死了一只羊》所呈现出来异于以往的风格，《一个与四个》则通过伯格曼、莱昂内等创作者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总体上看，《一个和四个》呈现出强烈的风格和自信，虽然视听语言方面依旧略显生涩，但从这部影片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藏族导演的类型化尝试，看到藏地电影正在生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我们也乐于将这部电影看作藏地文化和中国电影工业、汉地文化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

附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奖名单：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薇拉梦到大海》（Kaltrina Krasniqi，科索沃）评审团特别奖：《非常市民》（特奥多拉·安娜·米海，比利时/罗马尼亚/墨西哥）最佳女主角：Julia Chavez《另一个汤姆》（罗德里戈·普拉/劳拉·圣图洛，墨西哥）最佳男主角：Amir Aghaee, Fatih Al, Baris Yildiz, Onur Buldu《四面墙》（巴赫曼·戈巴迪,土耳其）最佳艺术贡献奖：《鹤灯笼》（希拉尔·贝达罗夫，阿塞拜疆）观众选择奖：《稍微想起一些》（松居大悟，日本）以下为深焦DeepFocus 记者与导演久美成列与制片人王磊的访谈。

一个和四个导演久美成列、制片王磊访谈深焦：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早年的成长经历？

久美成列：我是12岁来的北京，之后基本就在北京上的学，之前是在青海西宁。

高一结束之后，我回到青海一个公立的寺院学校学习藏语言文化。

这个学校的名字是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它为当地一些没有机会上学的牧民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金巴（《一个和四个》饰演护林员桑杰）跟我是校友，他也是从那里毕业的。

学校里主要教的就是藏族的文化，跟寺院里的教学方式很像，比如早晨起来要背诵经文，背诵最基础的藏语言文学的语法，中午、晚上要辩经。

到了高中部，会有医学、诗歌、历史等等课程。

学校里喇嘛占大部分，也有从内地来的志愿者。

我虽然从小就会藏语，假期有时候也会在寺院里学习一两个月，但基础不深，上了公立学校之后就慢慢用得少了。

那一年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之前在日常生活中说汉语比较多，现在说藏语会比较多。

我自己心里面对藏语和藏文化是一个“回熟”的过程吧。

《一个和四个》海报深焦：这样的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久美成列：就是让我对这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个维度，有了一个我基因里的、从小就在我心里的，我也确信的认知。

这个认知告诉我，世界是轮回的，是有很多个世界存在的。

在那一年里，对我的生活习惯改变很大，比如说每天早上要念经，虽然很小的时候在家里也会念，但是总感觉这种生活方式离我很远，没法感同身受，只是从形式上感知这种东西，会觉得念经是没有啥意义的。

但当我抛开杂念，更直接地浸泡在一个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环境里后，我会用心去感受我念的每一段经文，每一个词语，我感觉我的脑袋就通透了，脑袋里有一个地方就空出来了，跟外部会有连接，是一个很神秘的、精神上的感知。

如果你从精神上相信这个东西，理论上自然就会相信，慢慢这个世界就会发生转变，而你个人也就被“唤醒”了。

我之后还想把自己的成长经历拍成一个长片，就是一家人从藏地来到北京，再去寻找自己的根，再回来慢慢融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深焦：回到北京之后，就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吗？

久美成列：本来想考的是中央美院我从小喜欢画画，觉得自己如果不干创作性的事情，就都不太有意思。

自己还是有一种表达欲吧。

但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小原因吧，央美没有考上，于是就想做电影、讲故事，毕竟除了美术之外，电影可能是离我最近的一种艺术形式。

电影是从小就接触，最开始给我影响的是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它让我去思考自身和父亲的关系，后来看了他的《呼喊与细语》，觉得他的电影很极致，有时候非常重口味，我非常喜欢那种能把一种情绪表达到极致的作品。

后来特别喜欢的是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觉得特别疯狂。

虽然那个时候对他所表述的那段历史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特别能明显地感受到那种自由的表达方式。

再后来就是金基德，总体来讲都是形式上比较极致的创作者。

《一个和四个》海报深焦：在北京电影学院有怎样的学习经历？

久美成列：我在北电读的是导演系。

《一个和四个》是我的第一个长片，之前在学校拍过六个短片。

总结起来的话，当时拍的剧情片多半就是在生活中感受到压抑，最后到爆发，基本都是这种主题。

其中有一个片子叫《解脱》，讲的是主人公在一段爱情关系里面感受到束缚和压迫，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最后走到了一个死循环中，然后他就用自杀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一个短片，讲的是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进入到一个餐馆，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歧视，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父亲给他的压力，所有这些最后结合在一起，他把餐馆老板杀了。

之前还拍过一个28分钟的纪录片，叫《他们在高原拍电影》。

那时是在《旺扎的雨靴》片场当场记，顺便也就拍了这个纪录片。

想去讲一下我对我所接触到的这些藏族电影人的感受。

最早进入电影剧组是在高二的时候，当时是入了《老炮儿》的组。

深焦：《一个和四个》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一个剧本？

久美成列：主要是想拍一个具备类型框架的、发生在藏地的故事。

后来有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江洋才让老师创作的这部短篇小说，觉得这个故事有发展成类型片的潜力。

我能感受到，在单一空间里，每个人的对峙、他们的关系都可以发展到最极致。

这个剧本写了六七个月，大约十几稿。

《一个和四个》剧照深焦：藏语片传统里比较喜欢探讨信仰、道德、现代化等等层面的问题，这个片子关乎更底层的人性，这样的表达是来源于小说，还是您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久美成列：其实小说的结尾更是戛然而止的，几个人闯进来没过多久，突然就结束了，小说里对于人性的探讨是有的，但是要变成视觉上的，是需要做一些细节上的变动，小说本来就有一个《罗生门》的叙事结构，探寻关于真相的问题，但我想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把每个人的动机、相互的关系再挖得深一些、极致一些，能够抵达每个角色，人性更深层次的地方。

我想，这应该是源自于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我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挺感同身受的，觉得护林员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很有趣，我会想，如果护林员是我，会怎样？

所以就会有改编这个剧本的冲动。

其实许多藏语电影的导演，也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吧，去讲自己感受到的藏地生活，在这一点上，大家没有很大的区别。

深焦：编剧的时候会有一些参考吗？

久美成列：莱昂内的电影看了很多，包括《黄金三镖客》，可能在创作剧本或者现场调度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自觉的联想。

更重要的还是《八恶人》和《罗生门》。

久美成列深焦：还是要问一个比较俗套的问题：到底谁是警察，您有确定的答案吗？

久美成列：是有的，但具体是谁不能告诉你（笑）。

王磊：其实你倒过来想，就会发现还是有破绽的。

导演在剧本阶段想得很清楚，要遮得好，逻辑上又要严密。

其实像《杀人回忆》这样的电影，都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

久美成列：建立这个人物的时候，总要有他的逻辑，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原著里对白其实很短，非常简洁，在创作对白的时候，主要还是把准一个创作方向，希望每个人都隐藏自己，在他们的话语里不能让人看出明显破绽。

深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一方面又要把人物写出来。

久美成列：是的，听起来很难。

不过也并没有很难，主要是先找准一个人物的性格，根据他的性格去写他的台词，但是关于他身份的东西，能隐藏就隐藏。

《一个和四个》剧照深焦：《一个和四个》大概拍了多久？

久美成列：一共拍了53天，但中间有碰到疫情，所以间隔了一年时间。

第一次拍了一半多的戏量，第二次拍了十七八天。

王磊：是的，中间隔了一年，第一次拍摄是到2020年1月23日，正好赶上武汉封城，我们就被迫停机了，我们以为疫情过个一个月能控制得住，结果发现高速路封了，等倒高速解封，已经是78天之后的事情了，所以大概是3月底4月初我们才把滞留的车辆设备搞回来。

关键的问题是，一般来讲等高速公路解封了，一个戏差不多也就能拍了，但这个戏需要雪景，所以就隔了一整年。

深焦：隔了一年，对创作上有什么影响吗？

久美成列：对创作上的帮助特别大。

因为第一次拍完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粗剪版本，从粗剪里能感觉到某些人物还比较单薄，某些情节还需要丰富，然后就调整了剧本。

整体表达上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不断丰富一些细节，比如把根宝这个人物做得更好一些，在小说里这个人物其实出现时间很短，但我认为这几个人在森林里相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背景，护林员、盗猎分子和警察的动机都是足够的，但根宝好像还差一点，所以给他加了一场夜戏，也把他跟护林日志这条线联系在一起，埋了一个伏笔。

《一个和四个》剧照深焦：第二次是否有补拍的情况出现？

久美成列：大结局其实拍了两遍。

第二次拍的时候重新设计了调度，就把层次丰富了很多。

第一次拍的结局比现在进展更快，人进来没多久就死了。

深焦：影片的取景是在哪里？

久美成列：当时整个青海都找遍了，就是想找一片原始森林。

第一次堪景找到的最壮观的原始森林在班玛县，那些树真的是庞然大物，但最难的是车辆进不去，没法拍。

后来第二次堪景，路过一片森林觉得不错，林子特别开阔，树木也很密集，然后中间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我就觉得这不得搭一个房子吗？

所以当天直接就把主场景定下来了。

王磊：当时也有人建议我们去大兴安岭，但我们没有去，觉得还是在藏地拍摄比较好。

片子里的树种也是当地特有的，叫青海冷杉，长得特别慢，造型也非常高大。

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地名就叫“冰沟”。

酷寒是拍摄时候最主要的困难。

我们调了两台大电车，一台供拍戏，一台供暖。

那个时候冻得导演都没有知觉了，生了冻疮都不知道。

深焦：导演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演员的形象在脑海里吗？

久美成列：有的。

护林员反正一开始想的不是金巴，他给我的感觉太凶悍了。

其他角色的话也有一些模糊的，但不是特别确定。

后来定演员的时候，突然有人提到金巴可不可以？

我们就立马头脑风暴了一下，让他演一个反差特别大的人物，也特别有意思，所以就定下来了。

写剧本的时候，主要还是根据小说里面给我的感觉完成的。

《一个和四个》剧照深焦：现场拍摄的时候，金巴给您的反差感还大吗？

久美成列：他只要进入一个角色里面，就成为那个角色，不会有很大反差感。

在现场指导表演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我提的要求特别多，包括一些小细节，嘴怎么动一下，眼睛往哪儿看一下，因为自己第一次执导长片，希望各个方面能做到自己最满意的地方。

第一次拍到中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小聚，结果没想到大家就喝开心了，越喝越多。

金巴在片场特别敬业，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喝了酒就开始说了大实话，他对我说，你这样导演我演得特别不舒服，重复太多次之后，所有的表演都会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就没有灵感了。

饰演根宝的这个演员，他就说他需要找到人物的状态，找到之后就不用说太多了，否则会影响和打破他的状态。

这之后我也想了很久，应该如何执导演员，包括中间这一年，我也看了一下粗剪，我就赶到追求那种很细节的东西是很多人注意不到的，对效果没有特别大的提升，虽然肯定会有效果，但最重要的还是照顾演员的感受。

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我要的东西基本都在就可以了，基本都是五六条就过，非关键的细节会略过。

（深焦：之前呢？

）之前起码得十几条。

第二次拍的时候每个人都感觉很舒服，就比较有默契了。

深焦：金巴之前饰演的角色都是相对比较彪悍的，但这回的藏人形象相对比较懦弱，为什么这样设置？

久美成列：主要还是跟故事有关系，藏人也是人，不是说藏人都是想象中的那样彪悍。

这个故事讲的更多的还是普遍的人性，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不信任感，为了生存不择手段，所以没有太去想角色是否是藏人的问题。

《一个和四个》剧照深焦：《一个和四个》的调度很风格化，跟以前的藏地电影都不太一样。

怎样设计调度，怎样跟摄影师交流？

久美成列：开拍之前，我和摄影指导吕松野画了一个多星期的分镜，调度主要是在那个时候定下来的。

这个故事有荒诞、有寓言的意味，所以一定要把这种感觉从影像上呈现出来，影像的风格需要做到极致。

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我希望能从影像上给人非常强烈的沉浸感，让人感觉到木屋里一个人的孤独感。

摄影指导有他自己的考虑，比如他说用放大镜把演员的面孔凸显出来，要有贴面的感受。

在现场我们会先走戏，把调度定下来。

分镜的执行度可能是40%左右，现场的感觉还是有挺大影响的，因为写分镜的时候主要是靠剧本来确定的，走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变化了，现场总会有新的想法、最直接的最生动的感受。

深焦：声音设计上有什么考虑？

久美成列：声音指导李丹枫说一定要有贴面感，一种扑面而来的感受，就像贴着耳朵说话一样。

后来，每个角色的台词后面补录了不少。

《一个和四个》剧照深焦：音乐方面，您提到要有一种“未来感”，所以加了电子，可以否再阐释一下“未来感”具体是什么意思？

久美成列：我希望它能给人一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片中的鹿，对我来说代表了另一个世界，是特别原始的、最纯粹的世界，你也不知道那个世界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但就是跟人的世界没有太多关系。

所以我希望音乐能往未知的、神秘的感觉上靠，有一种揭秘感，能够赋予影片更多的层次。

深焦：所以“一个和四个”里面的“一个”，也是指“另外一个世界”？

久美成列：是的。

电影《一个和四个》可视为涉藏地区版本的《河边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按照传统警匪片的角度去看，可能有种莫名其妙找不到罪魁祸首的感觉。

但这是一个老大和四个手下的故事，剧情其实是围绕一位林业老大，设计圈套使四人相互陷害，最终自己独揽功绩的故事展开。

《河边的错误》亦存在类似的情节：朱一龙所饰演的角色表面看似在积极协助众人解决问题，但在余华原著的精妙构思下，实则隐藏着他渴望立功、近乎痴迷于获得三等功的心态。

《河边的错误》里朱一龙的领导利用他的这一心理，诱导他做出诸多出格行为，通过解决河边边缘地带的人群的各种问题来谋取功绩。

类比而言，普通销售人员立功的对象就是商品，朱一龙饰演的角色立功的对象就是做掉一些人。

至于教师，立功的对象则可能通过迫使学生考入优质大学。

1个隐藏大佬的4个傀儡《一个和四个》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我认为，《一个和四个》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传统意义上的警匪片，仅通过分辨好人与坏人来理解。

此片在国内电影中实属罕见，采用了全员恶人的设定，所有角色无论哪一个，均心怀鬼胎，各有所图。

然而，此类题材在我国电影中难以呈现，因为公众屏幕上的此类人物往往需具备正面形象。

若要传达此类内容，确非易事。

因此，我渴望基于《一个和四个》在我国发行的蓝光第二轨导演评论音轨中的信息，揭示该电影最初的面貌以及最终呈现当前形态的原因。

1. 护林员铃铛红绳是关键线索时至2024年11月7日，午后于公园中沐浴阳光，享受秋日美景的同时，我记录了电影《一个和四个》的日记。

片名《一个和四个》颇具趣味，引人猜测这四个可能指代的人物。

首先，我们可将这四个视为片中的主要角色，我依次命名为：首先是大个子，即最初出现的护林员，他拥有自己的编号；其次是他的同乡根宝，我们称之为同乡人；第三个在片尾才出现，是小个子；再加上护林员本身，共计四人。

另一个角色是谁，则令人好奇。

若依据我开篇的解读，这一角色可能类似于《河边的错误》中朱一龙角色的领导，他策划了整个事件。

《一个和四个》中这一个林业大佬策划四人相互残杀，最终自己获利。

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理解，如未出场的护林员老婆可能是策划者，但这或许超出了编剧的想象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是，片头坐在副驾驶上直接死去的同事是这一角色。

无论具体是谁，至少有一人在背后操纵着这四人。

在蓝光评论音轨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导演特别提醒观众注意护林员外面挂的铃铛上的红绳，这一细节并非在传达护林员也是团伙成员的意思。

我们暂且接受导演的立场，不承认护林员是坏人，毕竟他没办法去公开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但他却提醒了大家看这个信息，起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自行联想，如果护林员也是坏人，那么整个故事将如何发展？

这一线索使我立刻联想到了《河边的错误》。

此外，片尾字幕部分提到小个子在事件中牺牲。

但仔细思考，片头副驾驶上的同事也牺牲了。

导演在副驾驶段落中特别介绍了这位演员，称他具有当地生活气息，曾在《旺扎的雨靴》和《撞死了一只羊》中出演，拉华加和万马才旦每次想到找个当地生活特色人来饰演角色的时候，就会找他。

导演对他的描述是矮矮的、胖胖的小个子。

若说最终公示中提到的牺牲者是小个子，那么更可能是指这位副驾驶的同事。

因此，最后一幕开枪的瞬间没有展示片尾才出现的小个子牺牲的画面，很可能他并未牺牲，而是那位胖胖的副驾驶上的小个子在整个事件记录中被牺牲，成为了一个替换的牺牲品。

2. 内部两代人的清洗在此情境下，我深感有必要对故事进行如下梳理。

上层领导的风声日益紧张，其麾下的小伙子、同乡人及护林员等相互勾结，擅自将山中鹿茸等珍贵物品取出，此类行为已无法再继续。

风暴越来越近，在此寓意在于上层监管愈发严格，想出一个应对之策显得尤为重要。

上层大佬常年做这种事应该用了两拨人。

最开始，第一拨人由一位大个子组成，他与领导之前的合作方式简单粗暴。

一方面，他们散布消息称姓马的大个子为通缉犯、坏人；另一方面，给予大个子衣物和特权，让他假扮成职业，潜入森林做这种事。

在执行过程中，他们面临了一个障碍，护林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找到了护林员的一位同乡，在护林员需要执行任务的清晨，用酒将其灌醉，使其沉睡一天，从而顺利解决这一障碍。

此外，护林员其实已洞悉此事，他在日记中流露出希望送酒之事只是一场梦境的愿景。

这有两种解读：一者，他不愿妻子离婚；二者，他不愿再参与此类事务，以往或许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此次他决心不再涉足。

因此，那天的计划是这样的：领导安排同乡给护林员送酒，使其沉睡；同时，安排与领导合作的老手大个子执行任务。

然而，又突然加入了一个新的小个子，意图取代大个子的位置，他熟悉领导的家乡，显然是更为亲近的人。

原因在于，风声日紧，他们之前简单粗暴的做法已过时，那些有不良过往的人应被淘汰，换上新人，以新的、所谓的文明方式继续执行任务。

小个子的任务便是取代大个子。

那天的目标是设局解决大个子。

然而，在此过程中，却意外发生了护林员妻子提出离婚的事件。

导演在评论音轨中提到一个原本打算放在片头的镜头：同乡人与护林员妻子在家中炕上偷情的场景。

但导演认为观众可以在后续剧情中自行领悟，因此未将其放入片头。

然而，我认为这高估了观众的理解能力，没有明确的台词，观众可能直到结尾也不会意识到这个同乡人是给护林员戴绿帽子的人。

因此，如果没有离婚协议书的出现干扰护林员的心情，使其喝完酒后沉睡一天，大个子本会被顺利解决，小个子也会成功取代其位置。

接下来，我们回顾影片开头：小个子开车疾驰，大个子和小胖个子在副驾驶上追赶他的场景。

可以观察到，小个子状态猖狂，不断挑衅大个子追赶他。

很明显，小个子并非在逃跑，而是在引诱大个子前往某个目的地。

在这场追逐戏中，每个人都驾驶着非同寻常的专业车辆，这绝非普通人所能开的。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更新迭代和替换的过程。

护林员妻子的离婚事件彻底打乱了原本的更新迭代进程。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小个子并未丧生，而公示中去世的其实是副驾驶上的小胖个子。

最终，更新迭代得以成功完成，护林员也幸存下来。

他所仇视的同乡，即那位给他带来耻辱的人，也被解决掉了。

时间从一种老旧的状态回归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但这种新的平衡并非观众所期望的那种完美无瑕的状态，而是一种微小的制衡，一种有人选择视而不见的状态。

这样的故事，在我看来，具有极强的预言性。

3. 鹿与护林员的善有善报许多人难以理解很多涉藏地区导演采用寓言形式讲述电影的方式。

然而，我却能领略到这种电影的独特魅力。

有人会说，一些当地人用一生编织的故事，是对社会运行规律中无法言说的隐秘的寓言，我非常认同。

这些故事对一个人的理解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假如若非我已年逾三十，历经世事沧桑，目睹过种种无奈与心酸，我也不会如此深刻地理解这个故事。

人们往往认为教师、医生以及影片中的职业都是无比伟大且光明的，仿佛他们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当然，你可以一辈子持有这样的观念，这并无不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些体系的构建或许并不那么完美，这并不代表这些会对体系有什么行动。

像我通过这个电影，看到体系的真实面貌，其实不会对其产生反感。

大环境就是这样，从一个混沌的体系演变为另一个混沌的体系，它在不断变化。

这也是作者江阳才让原著小说具有深厚底蕴的原因。

在影片中，他构建角色时，实际上是在展现两场新的动态平衡中对他人的影响。

同时，他也为故事留下了一个温馨的笔触：那些心地善良、未做恶事的人最终都得以存活。

这符合我们传统的生死观念，即善有善报。

影片结尾时，雪吹开了门，那头被割去鹿角的鹿也活了下来，因为它是善良的生灵。

导演透露，摄影师吕松野曾拍摄了一幅极为美妙的画面：鹿走到了护林员的房子里，护林员与鹿之间的互动达到了人灵共生的境界。

然而，这一画面并未被剪辑入影片中。

我推测，这些不够科学、合理的画面若被纳入，可能会削弱故事的清晰度，故而不被允许呈现。

我认为，该片能够呈现如今的状态，至少在我初次观看时，能够迅速捕捉到其核心思路，与《河边的错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已经算是成功了。

在导演的评论中，还提及了影片的补拍情况。

例如，中间护林员向大个子坦言，之前对他有所隐瞒，日记中才记录了真实情况。

这是一句补拍的台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演员的发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补拍镜头与原始镜头中演员的发量存在差异。

这实际上是导演对观众的一种微妙提示，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补拍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让原本模糊的内容更加清晰，让观众更明确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正义凛然的故事。

因此，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补拍使其更加明确。

明线愈发清晰，而暗线则被隐藏得更深。

这种管理者的做法我能够理解，因为并非所有观众都能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混沌体系，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非黑即白的理解方式。

4. 从布袋到北京的生猛以上是我对该片剧情方面的解读。

除此之外，我想在日记中记录下我的一些个人感受。

我的母亲是一位拥有三十多年教龄的教师，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投身于教育事业。

她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那个年代，由于国家人口众多、环境复杂，教师的选拔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据母亲所言，最初我们村里的小学是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由村里大队部分支付。

因此，这些教师并非完全由教育系统财政支出发放工资，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自发组织的状态，上级部门仅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而非全面监管。

这与如今几乎所有教师都由上级部门监管的情况截然不同。

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利用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的情况确实存在。

随着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其细节也日益完善。

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做事方式与新的做事方式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

以教育体系为例，教师的官方招收标准逐渐收紧。

过去，只要识字并能为孩子们读书，即使有爱喝酒的习惯，也可能成为教师。

例如，我曾与当地的朋友交谈，她提到几十年前，她们村里的教师就是从村里请来的一个识字的人。

然而，这个人性格郁郁寡欢，经常带着酒气去念书。

但随着教育体系的规范化和正规化，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消失。

因此，这两种力量的迭代是不可避免的。

在《人民的名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大的反派角色是谁？

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从那个年代到现在，存在着这样的转换，我们应当理解这种转换。

在影片结尾，我想强调的是，我观看了这部电影后，对于网络平台上大家如何理解这部电影、是否有观众、谁被认为是坏人等问题，我不做过多评论。

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阅历和认知。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将事情描述的方向引向导演拥有多么好的资源而阴阳怪气。

有人提到导演的父亲是万玛才旦，而我观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那晚我难以入眠，于是搜索了万玛才旦的一些信息。

由于他的某部作品在消失了，我在搜索时偶然看到了他的儿子对他的回忆采访。

在采访中，儿子提到，他的父亲初到北京时，只带了一个布袋，里面装着钱包、证件、日用品，甚至食物。

每当需要拿证件时，他就开始翻找。

儿子感慨于父亲从一个那样的环境来到北京，带着如此生猛的状态闯荡，仅凭一个布袋就在外面打拼。

这种生猛的状态让我突然领悟到，很多事情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新旧更迭的过程中处理得多么完美，而是要给新人更多的机会。

有些人之所以生猛，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不懂。

我认为这并非坏事。

曾经万玛才旦、松太加等人拥有了一些制作电影的机会，让他们以生猛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内容。

然而，我深感遗憾的是，当久美制作《一个和四个》时，人们却以挑剔和苛刻的眼光看待他，甚至用阴阳怪气的方式质疑他利用父亲资源来制作这部电影。

5. 避免“张末式”垮塌我认为，首先，该导演的父亲直接担任了监制的职务，这是他父亲承担的工作内容，是制片，而不是我们国内电影发明的“出品人”。

其次，对于众多新人导演而言，其处女作往往会得到业内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无论是剪辑、调色还是配乐等方面，都会尽可能地为其提供帮助。

毕竟，这个行业确实依赖资源的积累。

然而，当一些有才华的新人出现时，我们应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观察其潜力及所能达到的高度。

在其第二部、第三部作品时，则需依赖其自身的才华与能力。

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新人的帮扶与支持，尤其是对其生猛状态的鼓励，是可以理解的。

但需注意，这种支持不应过度，以免导致如张末在《一秒钟》后的《拯救嫌疑人》中所表现出的整体垮塌，无论是在视觉效果还是内核层面。

我对久美的第二部长片充满期待，期待他能避免重蹈张末的覆辙。

同时，我认为给予新人机会，让他们勇于尝试、生猛地去做事情，是极为必要的。

在网络平台上，我想大家多为长期影迷或行业内从业者，对于新人的作品，我们应持鼓励态度，而非阴阳怪气地进行批判。

此外，我认为这部影片可能为《雪豹》带来了诸多启发性的内容。

例如，在配乐方面，久美在其评论中多次提及配乐老师为其带来的灵感。

他表示，自己并不喜欢那种过于主旋律、一味堆砌交响乐的感觉。

更具体地说，他更倾向于那种能够切入感官、符合当下情境的音乐。

这种音乐可能包含一些先锋实验性的元素，显示出导演对年轻、新颖事物的喜爱。

这一特点在《雪豹》的配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认为这正是他儿子为万玛才旦带来的生猛与创新。

当然，这些生动且富有活力的元素并不一定全然优越。

我认为，这部影片可能是吕松野作品中最不像吕松野的一次尝试。

观影时，我并未立即认出这位摄影师是吕松野，因为吕松野以往并不会如此频繁地使用凌厉的剪辑手法、快速切换的多镜头来呈现故事。

在听完评论音轨后，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导演与摄影师共同创作的结果，呈现出一种极为生动的风格。

新一代年轻人对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以及低音强烈的DJ音乐等体验，相较于上一代人更为丰富。

例如，陆川在《寻枪》中进行了先锋性的尝试，尽管现在《749局》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我始终认为他那种坚持个人感受、不顾他人看法的创作态度是与众不同的。

我希望久美在后续的作品中，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镜头思维，而不是过于尊重摄影师的想法而失去自己的参与。

同样，杨瑾、李睿珺等人，他们强烈的镜头思维使得他们的电影作品与众不同。

当然，这种不同并非绝对的好坏之分，至少我个人更加怀念吕松野早期的那种自然、无过多创作痕迹的镜头风格，能够让观众静下心来沉浸其中。

6. 年轻创作者眼中的当地总的来说，我认为这部影片最终呈现出的状态极为难得。

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追求票房的时代，创作者敢于冒险、深入探索这样一个主题，实属不易。

他需要将隐喻的故事隐藏得足够深邃，同时考虑到管理者和观众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理解。

然而，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和四个》的原著小说竟难以寻觅，只能依靠猜测来理解其深意。

创作者放下盈利和商业目的，讲述一个寓言故事，并用镜头语言耐心地将其呈现，这种精神在当今以票房和商业为导向的电影界中显得尤为珍贵。

对我而言，《一个和四个》就像是涉藏地区的《河边的错误》，但并不是在说《一个和四个》的背景有可替代性。

我反而认为，这样的背景更加适合讲述这个故事。

有人提出将其背景换成东北等地，但我认为这忽视了当地的真实变化。

我们的环境在变化，他们的环境同样在变化，这种变化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让老一辈的当地创作者来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但年轻一代身处交融的环境中，他们的作品更能反映当下的当地状态。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作品与过去的当地风格不同，就否定其价值。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对当地作品过去的风格，是一种刻板印象呢？

在《雪豹》中，万玛才旦也展现了当地人们跨越文字聊天，直接使用语音通话的场景，以及西式生日蛋糕、自热小火锅与煮牛羊肉共存的场景，这些都是当地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需要让年轻创作者将这些变化融入他们的故事中，不能再用几十年前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故事。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我们应该接受这种变化。

更多的年轻人，需要站出来讲述自己眼里的当地故事。

以上便是我对《一个和四个》的个人见解和观影日记。

#人气创作计划#

又是一部悬疑片，和《河边的错误》完全不同，这部电影总共88分钟，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一部片子，片名《一个和四个》，快一个小时的时候，仍然围绕护林员和大个子两个人展开，不免觉得节奏很慢，且没有太多剧情，只是两个人在小木屋里烤兔子喝酒的事，最后二十分钟是全剧的高潮，四个人齐出场，互相制衡，互相不信任，大脑也随着人物的对话高速运转，最后在鹿的注视下结束，又不免觉得最后处理得略微仓促，对人物身份的暗示、细节没有给出足够的线索，感觉缺了点什么，包括时钟的象征，身份证号，警号等的不同，可能对剧情推动都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再探究一下。

包括剧中引出护林员因离婚而落泪也有点生硬，感觉还是一部没那么完美的电影。

参加的是映后场，导演以及各位主演钧来到现场，导演对于开头节奏缓慢的问题也给出了他的见解，他很喜欢这种高个子和护林员逐步建立关系这样一个过程的氛围感，所以不觉得长，并且希望大家不要执着于去寻找真相，而更多的将注意力关注到动物保护这件事上，可是这种和《河边的错误》全员疯子的感觉又有点不像，没有那么多铺垫，每个人的身份是明确而单一的，所以还是觉得可以再多做些补充。

还有两个惊喜是杜可风导演来到现场，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喜欢，同时也说自己的生活太舒服了，希望多和年轻人多合作，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还说张国荣之后最喜欢的人是金巴，哈哈哈哈，其实之前在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中看过好几次金巴老师的表演，本人是个脆弱猛男，可以看出金巴老师还是很简单，淳朴的。

还有一位藏族女孩来到现场，分享观后体验的时候全程哽咽，希望这样的电影有机会能走进藏区，听后是很感动的。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

藏地林区，暴雪将至，一间简陋的木屋与各怀鬼胎的四个男人，究竟谁是“好人”，究竟谁是“坏人”？

本片时长88分钟，剧情本身并不复杂，叙事结构也很直接，但整体观感非常顺畅，细节铺垫也有体现，节奏张弛把控比较舒服，整体完成度很高。

本片的音效与摄影十分有亮点。

作曲家丁可的配乐风格偏暗黑，使用了大量的不和谐音，凸显了剧情的紧张与不适感。

本片的枪声可谓“震耳欲聋”，每响一下都让心脏紧张地一个激灵。

摄影方面，导演选用了大量广角镜头与近景特写的切换，群山与林海为故事提供了开阔的背景，而与此同时，演员的微表情甚至呼吸声都得以保留，两相对比，更表现出木屋逼仄的环境里人性碰撞的激烈感。

作为青年导演的处女作，诚然本片在许多角度尚有不少进步的空间，但依然能看到藏地电影在下一代导演手中传承的希望。

但愿有朝一日，藏地电影也能够成为如同美国西部片一样的类型片，在苍茫雪域上、在高山林海间，各类题材百花齐放，讲述人间百态的故事。

第4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刚刚闭幕，影片《一个和四个》入围了“火鸟大奖 ”新秀电影竞赛（华语），可惜因为技术原因，电影取消了放映。

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个和四个》获得竞赛单元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三项大奖。

去年，抛开书本已在东京展映期间采访了《一个和四个》的导演久美成列：24岁藏族导演处女作，惊艳了东京。

影片中几位演员对电影中的人物演绎到位，与角色做到了适配。

此次西宁之旅，抛开书本有幸采访到了饰演片中汉族警察的演员王铮，关于疫情后演员的状态、对表演的独到见解、来电影节的收获和体验，聊得畅快。

王铮，1984年出生于山东莱芜，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表演系。

参演过《笑傲江湖》，搭档包贝尔、李梦，主演电影《游客陌生人》，2017年出演科幻片《拓星者》，至今还没有和观众见面。

而令影迷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解救吾先生》里的刑侦队角色。

王铮从小喜欢踢足球，在高中的一个暑假，无意中看到电视上在播一个叫《艺术人生》的栏目，受访人是陈坤。

在看完陈坤的个人经历后很有感触，后来王铮就放弃了足球选择了表演，并顺利考进专业院校。

服兵役的经历让他出演了很多电影里“硬汉”形象。

网上评价他说，作为多面演技派演员，诠释多种角色形象，戏里戏外都是硬汉的本色出演。

这次在西宁的FIRST影展上见到了他的偶像段奕宏，两人做了简单交流，段老师在《一个和四个》首映现场评价了演员的表演，得到反馈的王铮很激动，备受鼓舞。

这大概就是作为表演路上精神领袖的引领作用。

中间王铮如今电视剧转型出演电影的有很多，但是王铮很特别。

年到中年，家庭美满，开始出演“艺术片”。

从他的交谈里，感觉出他是对表演有自己创作想法的，他把表演当作一项事业，会揣摩剧本里角色的深意，还会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微表情的细化再创作。

他说，《一个和四个》里有一场人物在关键时刻显现好坏身份的戏，他有微表情的处理，为人物最后的走向埋下铺垫，看过电影的观众等上映后可以回望。

王铮在《一个和四个》中的形象整理、编辑：杨发财采访、责编：刘小黛1.演员之路刘小黛：请问王老师踏上演员这条道路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铮：首先我是学的表演，学了表演之后就去了部队。

我自己也是军人家庭出生，在2009年的时候我毕业了就去当兵，当兵之后呢就出道了。

那时候我在广州，相对能参与到影视的机会没有那么多，虽然文工团的收入比较稳定，但对我来说还是更喜欢表演。

王铮儿时照片我觉得很多时候热爱太重要了，包括到现在我对表演的兴趣，我觉得还是源于这两个字，热爱。

我觉得任何行业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尊重它，最后就是慢慢得到了很多机会。

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到北京的日子，2011年的6月22号。

我个人特别喜欢记下时间节点，很多重要的日子必须要去记录下来，也是一种回忆吧。

在之后，表演的路上得到了一些认可，也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一路上越来越有自信。

我觉得我最大的自信是源自于，我真的是很认真地去准备，当你发现你认真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跟别人有太多社交上的触碰，尤其是一些局外的接触，反倒有很多人他会看得到你认真的这一点。

2.演戏心得刘小黛：哪部戏的表演你是最满意的或者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可以分享一下你拍戏中遇到了哪些挫折呢？

王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和四个》，因为我是主创里面唯一的一个汉族演员，剩下的合作伙伴都是藏族。

《一个和四个》算是一个带有文艺气息的商业片，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精神的洗礼，他们的纯粹会让你觉得很敬佩。

我第一天进组有些不适应，因为我们天天要在一起聊工作以及比较细的事情。

比如他们追求那种特别脏的妆效，会不卸妆，虽然像指甲缝里的那种真实的脏，以及身上的油腻感，化妆可以完成，但是为了还原真实感是需要养的。

我跟着他们去学，我坚持了几天不洗头发，太痒了就忍着。

王铮《一个和四个》剧照那一刻的信念对我改变特别大，包括在表演上改变了我的一些心态，以前拍剧，周遭的很多环境因素会影响到我们演员是否能安静的创作，主动的被动的一些因素都有，你会把精力用在了一些闲暇的事情上，安静不下来，多多少少对于创作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我们在《一个和四个》中，大家都很融洽，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接触谁，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和目的。

没有比如说跟你接触是为了让你帮我，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戏拍好，戏好了，自然就有识货的人来了。

《一个和四个》拍了三年，我这三年真真正正觉得自己改变了好多，我学会了安静，这个东西很重要，我现在不会特别刻意的去做一些我认为无用的东西，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把这个戏拍好，把这个人物演好。

王铮《一个和四个》剧照3.人物角色不是非黑即白刘小黛：之前提到过角色的好坏导演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当你拿到剧本去阅读它，包括你表演的时候，你对这个人物是怎样去理解的？

王铮：其实对我来说在拍摄中演员的创作层面有一个转折点，我们演员永远在探究一个结果，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正派还是反派，都要分个对错，对人物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给我一个方向。

我朝着我认为表演准确的角度去演。

这是我之前对表演对创作的理解，但是通过在《一个和四个》中的合作之后，我对表演有了新的理解：表演有时候需要模糊，模糊是什么呢？

能够留有余地。

比如你的眼神给别人的感觉是让观众看了之后不明白他是好是坏，像“留白”一样，你不能把一个东西全填满了。

王铮《一个和四个》剧照我们在剧本协调的阶段的时候，一开始还是保留我以前的创作思路，久美成列导演他们告诉我不要考虑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只要考虑你能够感受的东西。

所以我在电影里面留了自己的很多细节，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猜不到我到底是很好是坏，这就是我们相对成功的地方。

这些经历也是我通过这个电影从表演创作上学到的，我也得到提升和改变。

《一个和四个》剧照4.用坚持打破“寒冬”刘小黛：请问你身为演员，你对疫情之后演员行业是一个怎样的看法？

王铮：寒冬期已经连续持续了好几年了，好演员不缺戏拍，这个话不是我说给我自己，是这个阶段确实很难，真的是很难，大家需要“抱团取暖”。

我们演员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会说再扛一阵，互相鼓励说我们要好好演戏，然后大家又动力满满能持续个一个月，后面又被打击了，又没有戏拍了，又烦躁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支撑着下去。

我只是想说环境不好，意味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坚持不下去，淘汰的这些人，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你坚持不住了，那首先这大部分是取决于自身的原因，那对于我们想坚持的人来说就是熬，我能熬走多少就熬走多少，只能这么去想，至于自己怎么坚持，这就是一种信念感。

在坚持的同时也会考虑如何提升自己。

我现在给自己的规划，就是提高辨识度。

我本身就拍军旅戏出身，拍了六年多了成了我的一个演员表演舒适区，找我的基本都是同类的角色。

那么我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麻木了，因为台词和状态都差不多。

王铮剧照 正好疫情之前，我第一次主动跟公司说，我说我要转型，因为我是最了解我自己的。

我现在要转型，是因为我的年龄，包括在这个阶段我还有机会去尝试一下我想尝试的东西，我还有选择的空间。

我的孩子还没有说花销很大的时候，我现在呢可能挣一点钱就能养活一家老小。

但是未来就不好说了，我现在38岁，可能到45岁的时候，孩子上初中或者大量花销要出去的时候，这时这时真的是要为生活所迫了去考虑很多现实因素。

我这几年还可以根据个人热爱和喜好来选。

所以我还反倒怕在那个时候转型，现在尽可能想让你们看到我的多面性。

我现在很快乐，趁着现在我没有受经济约束的情况下，我能再快乐几年。

我想演什么类型我就去演，这是很宝贵的。

5.偶像力量与家庭支持刘小黛：那你刚刚说其实你也熬过了一段时间，那其中有没有一些角色你想学习或者有个精神标杆？

以及平时生活上你会做些什么？

王铮：我这次我特别荣幸，在《一个和四个》首映的时候，段奕宏老师也来看，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他，我崇拜老段，他就是我的精神标杆。

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就是我的精神灯塔。

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去看一些采访一些文章我觉得太有用了，因为谁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谁都要熬过那几年，那么你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那么很幸运我的精神灯塔和引路人就是他，也很幸运他也看了我的戏。

段老师他说我很棒，我要坚持，我觉得这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就是你崇拜的一个人，他说你很棒，你要坚持，我觉得就够受用了好多年了。

然后看包括他的任何作品，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习的一种态度，我喜欢跟比我年长的人学习，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学东西的一个路径。

电影诞生100多年，大家都在学习，导演们去学习别的大导演的，编剧们学习叙事方法等等。

演员王铮生活上，陪孩子陪家人，孩子、家庭是给我表演源泉特别重要的输出，因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很多细节。

举一个例子，我去面试导演他的一个电影，他问了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问我：抗美援朝的军人，跟我之前演的军人，从状态上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举了个例子，我的孩子他没有喝过可乐，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对他都是新鲜的，然后我在喝可乐，他问爸爸你喝的这是什么？

他也要喝。

我不太想让他太小接触碳酸，我就表演出来很苦的样子，孩子他一看苦就不喝了。

然后等下一次我就把这可乐放在这，他都不喝，因为他知道这是苦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不小心喝了一口，他发现是甜的，很好喝，那个时候我再不让他喝的时候他会哭。

我想说的是抗美援朝之前，我们很大部分老百姓受过那多年苦，他不知道什么是家庭幸福美满，他不知道每天田园生活养鸡养鸭不用打仗的美好，他经历的全是痛苦。

当咱们胜利了之后，过着很安稳的日子，突然说王铮上前线，有人要侵略我们，又会出现那些年的惨状，那王铮一定会去的。

因为他知道我的子孙后代要过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那个时候的劲就更加强烈了。

我用了一个孩子的比喻，这就是生活，陪孩子教给我的。

现场采访王铮 6.不断探索，享受快乐刘小黛：那你接下来想尝试的一些角色类型是怎样的呢？

王铮：我特别爱贴近我的生活，不管是剧还是电影我想往家庭方面去靠，更多的想尝试是一些关于内心的心思与家庭的矛盾，纠结或者压力上的内容。

我这个年龄演的人物也基本就是30+以上的一些年龄，我想通过演绎去拓展我的感受，我挺想尝试家庭、剧情类的多一点。

包括我在探究语言节奏，我这几年特别有意识地去改变我的表演语言节奏。

可能以后还会尝试一些方言的表演，包括在语言上做减法，就是把所有的台词能减就减，能一句话绝对一句展现。

王铮（右）《一个和四个》剧照7.来FIRST有感刘小黛：这次来FIRST电影节给你的整体感受是什么？

王铮：新鲜。

我是第一次来，来一次之后经历这几天，这一整年的动力又有了，我发现真的还有这么多人热爱电影。

我这几天大量的聊天、沟通，发现这么多人热爱表演，热爱电影。

回到各自家中，回到各自的剧组，大家就分散了，但你起码说有一点信念，心里也会想着那帮人肯定也在这样，或者那帮人没准他们已经开始弄项目了，已经在演戏了，我也要努力了。

并且我的生日是8月1号，希望每年我们都在这里。

在电影节过生日，对于一个演员是多么棒的事情，有种汇聚的感觉。

FIRST《一个和四个》剧组官方拍摄图8.我们一起去影院看好电影！

刘小黛：那《一个和四个》后面也会去其他电影节，但是因为疫情的话，你们不能正常到现场嘛，那有没有想对会看到你们片子的观众说的话？

王铮：看到好的电影，一定要花钱去看，因为只有每一个人花一点钱，让投资方得到一定回报，他才会再投这样的你认为好的电影。

如果觉得很值得那一张票钱的话就去看，因为我们真的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然后《一个和四个》的老板们，才会在这样的文艺题材的商业片上继续投资。

大家都知道文艺片从市场开发率上很艰难，尤其是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希望大家都去电影院看。

9.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刘小黛：还有什么话想对同行说的？

王铮：希望我们的同行一起坚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坚持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很难，很被动，但是我们最大的自信就是好好热爱这个职业，去钻研它，把你平常的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研究它，感受它。

好演员就是不会缺席的，认真的人永远会得到回报，只不过这个反射弧有点长而已。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一个热爱表演的一个人而已，希望和现在或者即将要做演员的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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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之前就听说很类型，而且隐去了藏地文化的特质，似乎久美成列是有意和父亲的影像风格在做区隔，不想以“万玛才旦之子”的身份被人记住。

但当我看完之后我发现观众们还是自作多情了，相信过不了多久，久美成列就会彻底消失在影坛，他的作品必然是影迷不看，普通观众更不看，也就能留在家里他自己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小视频。

今年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很多自我标榜艺术片创造者的导演，虽然认为商业片是沾满铜臭味的脏东西，但是自己的作品要么用商业标签宣传，要么用商业类型遮蔽艺术片的本质，要么选用流量演员替心里没底的票房挽尊。

同时他们又会在经过了这一系列操作以后，将自己的作品打上“反类型”的标签，搞得现在的内地院线看起来像军阀割据，要么是敞敞亮亮收割基本盘的类型片，要么是影影绰绰既要又要的反类型片。

以至于我现在十分怀疑部分创作者到底还清不清楚“反类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反正在久美成列这里大概指的就是把类型片五分钟能交代完的信息用实际时长85分钟，体感时长85年交代完。

一般我们对于艺术片超出一般影像的标准在于其镜头语言，视听手法，演员表演，内核表达以及艺术造诣上的发挥。

《一个和四个》中以上方面我认为皆没有超出此题材之下的很多类型片的发挥，所以我只能鉴定其为“做失败了的类型片”。

整部影片就像其中那头被割掉鹿角，掏掉鹿茸的鹿一样，空如一具行尸走肉。

有一种你看着他憋了个大的迈着稳健的步子坐下，结果哗啦一下拉了滩稀的既视感。

我很难理解久美成列在这部电影中到底想要追求什么，或者想要表现什么。

他定然是不care类型片观众的感受的，因为这部电影节奏很差，情节很水，信息量浓度很低，一部3分钟短片可以表现地毫无遗漏的内容他做成了长片。

他定然也是不care那些“以父之名”慕名而来的艺术电影观众的，因为这部电影内核无比空洞，前一个小时的铺垫和结局带出的主题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其中也没有任何人物塑造，沉浸体验，情绪刻画，文化风貌的设计。

仔细琢磨了一下，可能从电影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这部电影是偏颇的，因为电影只是艺术形式，但是它很多情况下承担的作用，或者被赋予的工具属性其实和创作，和艺术都无关。

这部电影更接近于久美成列把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某个春梦泥塑成了一台过家家的舞台剧。

结尾镜头给到墙上的时钟并没有行走，暗示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是男主角的幻想或是梦境，这个角色在全片占据最大量的戏份，却最工具，最不知存在价值何在，状态最恍惚，他大概就是久美成列给自己找的替身使者。

几乎都可以想象到久美成列想象着自己在一个真.暴风雪山庄中遇见一起全员恶人，人人身份成谜，人人自危，互相猜疑的悬案。

与此同时现实中刚好又有这么一部相同架构的小说供他改编，掩盖自己片场过家家的本质，又恰好父亲是藏地电影代表人物，可以利用父亲的光环吸引不知情者花钱买票看他的春秋大梦。

他自己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一定是十分陶醉的，否则也不会起一个小时又土又傻的范，拍一堆仅他自己可见的“严肃”“充满悬念”“危机四伏”的无意义空镜，写无数他想象中说出来应该会十分霸气，神秘，深刻，充满解读空间的低能台词。

其实倒也不必勉强自己了，垮掉的影二代占这个群体的大多数，阵没这个实力也没那个追求完全可以改行，最起码相比于给观众喂屎，做个默默无闻的人社会危害性定然是更低的。

有这闲时间拍自己的春梦，不如替影迷多策划几场万玛才旦的回顾展，也算替拍出这部戏这件事赎罪了。

这片子没有最后25min基本算得上一个普通之作。

反之，最后这25min让片子上升了一个level。

原因1，汉人让根宝带路去找鹿茸，而没有让桑杰跟着。

因为一旦找到，他就会拿了东西开溜，有可能会分些财务给根宝（当然，也可能杀了根宝灭口）。

但最后没有拿到，当汉人看到树上的红绳的时候，他就知道根宝就是他的接头人，于是得到了他的信任，并把斧头给了根宝。

并暗示一起对付最后来的警察。

原因2，汉人在地上躺着，为了分独眼的注意力，一直强调让桑杰去找根宝的红绳。

而红绳是他和接头人商议好的暗号，所以汉人很清楚他袖筒里藏着红绳。

最后，果然得逞，根宝抢了桑杰的枪，逼着独眼先去解决根宝。

也给了汉人拔第二把手枪的时间。

原因3，独眼既然是抓盗猎的警察，林业局的领导自然是经常打交道，情况自然是十分了解。

而盗猎分子一般都不是本地人，既不知道本地人员情况，也防止本地有熟人出卖自己。

原因4，这个是很直接的原因了。

片子结束说的矮个警察殉职，我又回头比较了一下。

独眼的确更矮一点。

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是《一个和四个》的主要问题，也是类型片里常见的，善与恶，警察与坏人的影像游戏。

直接翻译下，它就是一个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的悬念问题。

观众也乐意在头脑里，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雪。

有时候，像科恩兄弟，在开头加上“改编自一则真实故事”，效果更佳。

然而，《一个和四个》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一道选择，在我看来，它牵扯到另外一项，更严峻的问题选择。

一度，许多人会觉得久美成列的导演之路，顺风顺水。

从青海，到东京映画祭，到亚洲电影大奖，《一个和四个》走了很远的路，绕上很大一个圈，拿了不少奖……无论如何，再大的圈，始终是圈。

圈，是圆满，圆满就是圆满。

不料，即是半年间，亦发生许多事。

如今上映，再看大家脑海想象的圈与圆。

也许，雪地上的轨迹与线条，没能始末相连。

线，也没有顺着既定方向，走弧线，而是向下坠落……最后有公映，这一个点，一部电影的终点。

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问号。

问号，是维系电影紧张感的悬念，也是长片首作导演的真实困境。

从哪来，去哪里，下一程路线，终点未知。

《河边的错误》中，遮遮掩掩，虚上又虚的劲头，无非还是我公安不能是杀人越货的坏人，不可以犯明显的，刑法和道德的错。

它带有类型片元素，实际上又是在反类型。

而《一个和四个》从开拍到物料宣传，呈现的都是一个类型片，硬核、粗粝、凛冽，天寒地冻的西部高地。

人物生猛，脏污，带血。

警察还是歹人，点指兵兵，身份未知，命运未卜。

如一定要从角色入手，《一个和四个》的人物，往往只有神情、台词、动作，而没有笔墨，去建立具体角色的人物关系，即左右人物性格的悬丝与提线，比如渲染警察同仁的友情，表现盗猎分子的奸诈协作之类。

正因观众无从知道警察认识谁，歹人更不会将秘密全盘托出，倒不如以类型片人物来写：警察做好事，会牺牲。

坏人会伪装，落法网。

身份，是电影最重要的点，硬壳与果肉里的核。

电影不太离开那座护林小屋，更渲染走不出森林，一股暴雪将至的灭顶意味。

四个人，都处在迷路的状态，又刚好在护林小屋相遇。

这时候，有几样东西的存在，就特有意思，如巡林日志的笔记实录，它象征着所见（看）、所记（写）、所得（读）。

护林员桑杰是唯一暴露了脆弱内在的人物，他充当人类的和平视角，是卷入者，也是旁观者，更是调停者，貌似软弱，居于观众的位置。

桑杰人在森林与小屋，心在村子与家庭。

他不想在这里，只能把自己灌醉。

出于职守，他又不得不在这里，摆脱不了“人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的存在主义窘境——一个类似于电影院观众的人性角色。

门被敲打，推开的那一刻。

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要迅速获取他的信任，然而，他最终还是变成了人质，与被斩掉双角的鹿，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鹿作为生灵，也作为受害者，充当了逾越人类存在，介入的一个更高自然视角。

它受到伤害，但永远都在。

其他几人，则都需要掩饰面相。

作为主角，观众相信了护林员桑杰绝对没有问题，他瑟缩于内心。

可是，警察的到来，并不等于正义裁决的到来。

一是鹿死谁手未可知，一是他作为闯入者到来，他本人也并不清楚，护林员是否变节，乃至于跟盗猎分子是一伙的。

传统电影里，观众不该建立起对坏人的情感信任，否则一旦有了深刻共情——坏人当然也有老婆孩子乃至巴士上遇见的小学同学，以免在最终大清算来临之际，表现坏人之死的干脆或痛苦，都会遭遇人性悖论和剧作矛盾。

所以，坏人一向在电影活得简单，跋扈之简单，嚣张之简单，残暴之简单，又死得干脆。

俗烂不堪的类型片，尤其擅长让他们在高光处（临死前）说出来最长、最可笑的一段台词，衬托主人公的事后凛然。

为了导向干净利落的结局，《一个和四个》的牌面，掩藏到了最后一刻，完全不去轻易提示和交代，谁是警察，谁是坏人。

至少在我看的电影节版本，它是没有任何提示的。

再到院线版的小个子字幕，最后站位对峙的剑拔弩张中，一名观众更关注的，只会是血脉偾张的对手台词，以及走位要挟的情绪氛围，而无法从那个空间里，以留意和辨识体型。

大与小，是尘埃落定，另外一样参照依据（事实上，绰号脱自江洋才让短篇小说原著）。

而有枪和没枪，救谁还是打哪，才是传统类型片的硬道理。

正如关于悬念的故事，必然有陷阱，迷藏，会兜转、绕路。

《一个和四个》讲的善恶难辨，就是一个看不见的致命圈套。

当观众意识到线索拉紧，林中小屋杀机迸发，你已经脖颈上束，四肢被缚。

结尾一行字，可能会导致不少人迷糊，至少同在那个屋中，他们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困兽之斗。

就好比，堕入歧途的，何尝不可以是一个前警察呢（或如诗云：我亦不复受身为我）。

森林警察与盗猎故事的故事，影迷观众不免要溯回二十年前的《可可西里》。

从多布杰饰演的角色，到《一个和四个》的身份难辨，电影还埋设了更重要的一个文化/语言的差别，听不懂藏语的闯入者，出卖灵魂与继续牺牲的藏地人。

换言之，警察抓坏人的类型故事，是可以像藏戏故事那样，重复搬演，也是一串通行于电影史的省略号。

而那个消失不去的问号，是久美成列会否继续走类型片之路，是选择走出藏地，还是会去重新发现故乡？

这般奇怪的问题，就像是在追问年轻的导演，你是选择四个，还是选择那一个。

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