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看到第七集敦煌，实在是觉得要提笔记一下。

首先是复刻了敦煌建造的步骤。

从打窟人凿石头开始，后面要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灰匠等不同工种合作。

灰匠：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粘土和棉麻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

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

塑匠：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在用泥土塑形。

之后彩绘匠团队完成上色。

彩绘工匠：矿物颜料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敦煌的工程是个集体作业。

看《局部》里放了电影片段，大致知道了湿壁画的作画方式，是要在一天里墙干之前画完。

《局部》里提到了敦煌是干壁画。

《河西走廊》让我从给一个较新的维度看敦煌。

最早大三的时候老师课上讲到，还讲了1900年代王道士的故事。

2012年自己去看了，能看到的很少，其实走进去了，也看不懂。

真的进去时候的感受，还没有看《人类的敦煌》来得振奋。

这段时间刚好在看的几个东西都与此有关，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书《中国艺术史》，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还有1980年nhk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被串起来了。

这一集其实等于是以220窟翟家窟为例，在讲唐代怎么画壁画，串起来讲敦煌历史、丝绸之路。

220窟：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

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之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

“他们在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实在唐朝修建的。

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应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背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但是莫高窟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油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

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十余座。

莫高窟跨越多个王朝，最终建成了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地理位置：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路线，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谁在建：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要经过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建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事长久，遇荒年战乱又盼来日能摆脱苦难，为心灵上的寄托、精神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砸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画里有来自中亚的风格，有失传的胡旋舞，大型灯树（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色永远记录下来了。

而“李工”也是纪录片为了方便讲述，姑且称呼的。

事实是，阎立本留世，而李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220窟建了大概20年，但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过每个窟肯定时间跨度都很长。

《药师经变图》就在220窟。

公元前61年汉·元康五年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悬泉置行政长官置啬夫从梦中惊醒。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

置啬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凭信，他随即命令值班役卒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

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

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悬泉置来说，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

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筒牍便有15000余枚。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

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驿使图》出自悬泉置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凭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汉帝国继承了秦的邮驿体系并进一步完善，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帝国政令畅通，统治力高效强大。

从悬泉置出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过往悬泉置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以及刑徒。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一件《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牍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

正是这枚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

公元前61年的那个早晨，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在悬泉置匆匆吃完早饭，翻身上马。

他的目的地是西方六十公里外的敦煌郡郡守所在地。

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帝国生机勃勃，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

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26年，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还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串联在戈壁的驿站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望着邮差飞驰而去的背影，置啬夫睡意全无。

他已接到通知：长罗侯常惠率领下的帝国外交使团即将经过他们驿站，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

对于置嗇夫来说，常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常惠和苏武一样，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

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

常惠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他步入朝堂，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

乌孙，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曾生活在河西走廊。

他们在与月氏部落的争斗中落败，远走西域，最终在天山西麓伊犁河谷建立了一个国家——乌孙国。

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散落着众多小国，这被张骞记录下来，史称“西域三十六国”。

乌孙国便是“西域三十六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

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此时，匈奴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物力稳住阵脚，辽阔富饶的西域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

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

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西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

汉匈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

公元前119年，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

为此，张骞在第二次出使时，专程前往乌孙访问，说服乌孙首领猎骄靡派使节去往中原实地考察。

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当即决定和亲。

汉武帝迅速做出响应，选派皇族女子——细君公主远嫁乌孙首领猎骄靡。

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

不久。

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新一代首领军须靡继位。

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君公主抑郁而终。

消息传来，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

时光流逝，军须靡死后，按照乌孙风俗，他的弟弟翁归靡继位并娶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最终和翁归靡生了三个王子和两位公主。

孤身异乡，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

转眼间，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在遥远的长安城，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但携带着大批礼物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依然每年都会经过悬泉置。

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

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问徘徊不定。

但即使这样，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二十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

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帝国无暇西顾。

汉宣帝继位后。

思虑谨慎的他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

他想到了常惠。

常惠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而且他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形势紧逼，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

随即，常惠辞别了解忧公主，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

公元前71年正月，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

五员大将兵分五路率领十五万骑兵向西开去。

但，熟悉西域事务的常惠并未出现在兴师动众的远征军中。

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常惠就以校尉头衔带领十余名侍从经过了悬泉置。

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访，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因匈奴提前逃遁，汉帝国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却意外地大获全胜。

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70年，回到京城的常惠被帝国嘉奖，晋封“长罗侯”。

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了一件旧事：七年前，汉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

屯垦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

两千年以后，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和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摹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

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垦图》。

图中，士卒们持农具将谷物扬起；紧接着就是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渐渐地，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上，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

大规模屯垦戍边很快得到了报偿。

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中原来的士兵将祁连山两侧的绿洲打理得欣欣向荣、井井有条。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古人用船将酒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食用。

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到西域一带。

公元前78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

随后，汉帝国的垦区拓展到车师一带。

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

他们怂恿龟兹、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但当时因鞭长莫及，汉朝未能及时讨伐。

此次出使前，常惠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并建议：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让龟兹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

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拒绝了常惠的请求。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在置啬夫眼中，常惠这次西域之行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上次只有10多人随行，而这次却是一支500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兵临龟兹城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

尽管常惠公然违抗君令，但征伐取得了胜利，为汉帝国一雪前耻。

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

距离上次常惠东返长安，六年过去了。

公元前64年，常惠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

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函。

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乌孙主动上书，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太子，并请求以马、骡各千匹为聘，为元贵靡迎娶汉公主。

于是，公元前61年，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常惠将再一次来到悬泉置。

置啬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

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驿站的士卒，赶着马匹的商队像往常一样从悬泉置门前的通道上经过。

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

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以夷制夷等组合策略，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

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丝绸贸易渐渐兴隆，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又从那里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输送到广袤的西域。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

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氐池到觻得、昭武、祁连置、表是，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公元前61年的这个午后，置啬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长罗侯常惠的使团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

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一次常惠的任务轻松而欢快。

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

日落之前，长罗侯常惠的使团抵达了悬泉置。

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自解忧和亲，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趋圆满。

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置啬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悬泉置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筒却留存至今。

这就是《过长罗侯费用簿》，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

这年深秋，长罗侯从乌孙返回。

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庞大迎娶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

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

一年以后，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西域，汉帝国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宫、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冢主权。

4年前在车师被常惠率兵解围的汉侍郎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使，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

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西域都护辖境越过葱岭，其所辖属国也由三十六国增为四十八国。

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贡使往来不绝于途。

“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

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悬泉置始终车水马龙。

这些来自西域的贡使沿途为汉帝国军纪严整、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

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三代皇帝，共历六十余年，汉帝国倾其国力，锐意进取，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

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

公元前52年。

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元贵靡，常惠再度出使乌孙。

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惠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

就在此时，常惠被急召回京。

后将军赵充国去世了。

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是汉帝国彪炳史册的将领之一。

同朝多年，常惠对赵充国一直充满敬意。

而赵充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更是汉帝国经略西域的指导之策。

九年前，公元前61年，也就是常惠率使团前往西域迎取乌孙聘礼的同一年，76岁高龄的赵充国为守卫河西走廊，不顾年迈，主动领兵出征。

征战期间，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提出了屯田“对内可节约经费，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

这三封啦田奏，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

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犁，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匆忙回京的常惠又一次经过悬泉置。

这次，常惠多待了一天。

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二十年奔波西域的日子从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悬泉置。

回京后，常惠接替了赵充国的右将军职位，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

公元前51年。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刚刚册立不到三年的乌孙大首领、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病逝。

此时，解忧公主已经70岁了。

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经过悬泉置，奔向长安。

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两年后，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

又过了两年，置啬夫得知：长罗侯常惠在长安去世。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悬泉置，更不知道，他最终葬在何地。

但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悬泉置，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

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对此总结道：“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

”

而历经两千年，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的屯田戍边的汉帝因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

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

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深深震撼。

光阴流过。

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

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

一晚上看完的，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八年，而我现在在深圳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特别复杂。

我记得小学写的作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家在张掖在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北要塞。

看完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听见那句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 瞬间泪目。

之前都是装逼告诉别人张掖含义是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第一次这么深入了解为什么，明白它的含义。

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两千年多没变过的名字，承载两千年的侵略，战争，繁荣，落寞，孤寂还有落后。

大概西北人才会真真体会到这种无奈，全片我是哭着看完的。

之前最讨厌别人问我哪里人我说甘肃时，都觉得我们很穷很落后，都没水喝，高原红，匈奴后裔，很野蛮。

因为这些偏见一直都对自己家乡很自卑，甚至不愿开口，后来慢慢明白我们河西走廊的历史，然后努力让别人了解我们这里，让别人真的我们这里的好，尤其是河西儒学那集，明白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并不是蛮夷不是莽夫，我们的文化不止敦煌。

还有隋炀帝的万国博览会，我们的经济曾是那么繁荣，和现在深圳一样的自由贸易区，是中西方交流中心。

看完这个真的觉得很自豪，当然还有遗憾难受，闭关锁国，还有没有提到的很多战乱，还有马步芳军阀的混战，河西真的是无奈沧桑的包容，生在河西走廊在张掖真的很幸运。

听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看到家乡熟悉的一景一物都想哭，这些我们没有发现的美还有我们河西走廊被人遗忘的历史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我想家了。

不行我要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想去河西走廊看一看，作为本地人，有一点小小的祈求。

河西走廊的景观大部分是地质类，地貌都要几千几万年才能形成，麻烦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触它，拍拍照就好，好嘛？

我去年又去了一次丹霞，看到很多游客都用水瓶什么的装丹霞的土，说实话，丹霞地貌的土带走一点和西北随便一个戈壁的没什么区别，它的颜色是属于整个丹霞，说实话真的没有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么鲜艳了，真的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别再挖土了，大自然用了几千年孕育出这神奇的地貌，给了我们人类几天就给挖没了。

很心痛（*/∇＼*）2018.5.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刚看完国家宝藏第二季的甘肃省博物馆有点骄傲想叉腰 因为提了很多张掖 我觉得应该和张掖的含义张国臂掖有关吧 纵使铜奔马是隔壁武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河西四郡永远都是可爱的河西四胞胎谢谢大家喜欢甘肃喜欢河西走廊～当初就是看完随手写的一些小小感受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 有点受宠若惊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安利我们小甘肃 小河西2019.1.20——————————————————

纪录片《河西走廊》在背景音乐雅妮创作的【河西走廊之梦】，背景音乐与纪录片呈天作之合，她们带我走进中原与西域边塞链接的那段必然通道，这也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河西走廊缘于一个帝国被围困的尴尬时期，一个年轻的帝王刘彻想要打破百年来对匈奴的被动局面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开启了对西部的探索和开拓，到刘询建立西域都护府。

跟随河西走廊的镜头，大片绿毯一样的草原，奔跑的马匹，当中有汉武帝最喜爱的汗血宝马，潺潺流水，靠着祁连山的雪水滋润，飞翔着水鸟的张掖湿地，丹霞地貌，第一次这么极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透过河西走廊，将我脑海中有限的历史知识第一次这么直观的表现出来，也体会到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意境，理解这条路对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是多么重要！

河西走廊属于历史，她一直在渐渐完成华夏文明的使命，但历史并未消失……

2019.12.19，把看完了《河西走廊》，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艳的纪录片，从配乐、演员、文案、风光摄影、场景还原、历史还原，每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当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一响起来，那种苍凉、壮阔、悠远、古老、沙漠驼铃、大漠孤烟的景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配合文案可直接泪目。

本片主要讲述了从汉武帝时期至今，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集、第三集和第九集。

第二集中霍去病三度大败匈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有勇有谋，临危不惧，夺回河西走廊，这真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当他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时，我真的是血脉贲张。

我也感慨于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对河西局势是如此有远见，这个边疆要塞对以后乃至今日的发展都极其重要。

我特别喜欢河西四郡的名字与意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传承千年的名字似乎仍映射着千年前那个站在黄河边极目远眺的身影，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第三集从悬泉置一个无名的置啬夫视角，讲述了常惠和解忧公主为河西奋斗的一生，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常惠五次经过悬泉置，每次一都是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当他最后一次途径悬泉置，他多停留了一天，这是置啬夫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人。

曾经的老兄弟相继离去，常惠舟车一生，辗转南北，他在悬泉置站在角楼遥望东方时，似乎看到了那座古老的长安城发出阵阵智慧之光，那是众任先贤栉风沐雨的一生，也是他，常惠，砥砺奋战的曾经。

第九集中我最感动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那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朝代，那位老人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出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为奔赴战场。

清代杨昌浚的诗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 当时左宗棠在河西栽种的“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这个片子带给我了太多的感动，史书的寥寥数笔，却包含着无数英雄斗士为之奋斗的一生，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隋炀帝的河西盛会、精美绝伦的莫高窟……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更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2016年的冬天，在上海，继让人蛋疼的长城宽带之后，毅然决定换成电信50M的光纤，电信顺便送了高清TV机顶盒。

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我打开了电视机，画面出现了隋炀帝出巡祁连山的情景。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纪录片，虽然知道肯定是响应“一带一路”政策而拍的，但是不影响它是一部好的纪录片。

印象中国的纪录片还一直停留“这又是动物交配的季节”的尴尬阶段。

感觉到风格变化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之后，也不断又良心制作出现。

比如《楚国八百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与全世界做生意》、《航拍中国》等。

日本NHK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良心纪录片，关于河西走廊，可以推荐《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丝绸之路》两部。

NHK的纪录片让我懂得了敦煌的美。

对敦煌的向往，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历史纪录片不可缺少的，就是背景音乐。

NHK的背景音乐宏大幽深，富有历史感。

《河西》的背景音乐，第一次听雅尼的音乐，惊讶于西方人所表达的东方韵味，迫不及待地上网易云音乐上听了整首背景音乐。

突然又想起了《末代皇帝》中那旋律绵绵，从容优雅的东方贵族式的音乐。

炎热的夏季，休假在家，重看《河西》敦煌篇。

220窟的美轮美奂，又把我带到了那神秘的河西，即使此身不能去，也被感动得想哭，这就是美。

最近看了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河西走廊》，勾起了一些或近或远的记忆。

自初中读到关于敦煌的故事起，就一直心向往之。

曾经还向高中历史老师打听过某个闪现于志异小说的敦煌城主，以及书上寥寥几笔勾出的一场好仗。

也亏得那位历史老师是个英雄不问出处的主，一心只盼着和学生分享正史野史中的奇闻异事，于历史长河中拾得些许真趣，管它教学大纲还是考试范围，向来有问必答，生冷不忌。

他不清楚，还为此专程回家翻书，第二天兴高采烈地占用了我宝贵的十分钟课间休息。

我极其喜欢和佩服这位老师，只可惜缘分太浅，文理分科之后，未能继续在他麾下受教。

更为可惜的是，我高三之时，经历了一场教师罢课风波，风波之后有一批老师离开了学校，他也是其中之一。

现在回想当时的感受，五味陈杂，却很难说出其一。

想来一是时日已久，二是当年少不更事，空余对学校上层的满腔义愤，却体会不到从此师长是路人的零落萧索。

多年过后，翻开某本史书或是志异笔记，我还是会想起高一的历史晚自习，老师并不在A班驻守，一个人蜷在B班小教室的椅子上，有时刁根烟，等着有问题的学生去问。

我匆匆赶完其他各科的作业，拿了历史书随便寻个由头，跑到B班请教。

如果学生少，又都是我这种对历史有点儿兴趣，且不太在乎个把小时能多做多少数学题的闲淡散人，那B班便可以开一场微型历史讲座（因为统共也就三四人）兼茶话会。

时间过得飞快，晚自习也不再难熬。

时间果真过得飞快，我已有五年多未曾见过老师。

偶返母校探望师长，却无处可寻他的踪迹。

高三保送之后，得了闲暇。

和同学相约，一行六人前往河西走廊。

我是因为有些执念，朋友们有的和我兴趣相近，有的并不在乎出游地点，反正都没去过，准备的时候都很兴奋。

最后我们出于时间、预算和体力的考虑，略过酒泉，定下了成都—兰州—武威—山丹—张掖—嘉峪关—敦煌的线路，除成都与兰州之间乘飞机外，其余都坐火车。

现在想起来，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完全丢开家长和旅行团，全靠自己和朋友筹划进行长途旅行。

当然，家人联系了甘肃的朋友，在兰州和武威多有照拂，不过余程，全靠我们六人走完。

所以，我与河西走廊大概真的有缘。

一路平安，相处的也很融洽，却并不完全顺遂。

武威的雷台汉墓，墓室早被盗掘，所幸精美绝伦的马踏飞燕还让世人有幸一观实物。

不过真品保存在兰州市的甘肃省博物馆中，雷台汉墓只有景区门前的一尊雕塑。

其余的记不大清，只记得墓道中有一处深井颇为奇特，罔顾近大远小的物理规律，你投一枚硬币下井，硬币在井底却大于实物。

我没有查到科学解释，网上说法不一，建筑结构、光程和光程差、温度湿度甚至是心理暗示，有兴趣的人不妨一探究竟。

白塔寺我们也去了，纪录片《河西走廊》第八集，详细讲述了白塔寺的由来及萨迦班智达，即蒙古国师八思巴的师父，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们的火车入夜才到山丹，山丹县城少有游人问津，一片黑灯瞎火，还有零星的本地人盯着我们窃窃私语，心里平添几分慌乱。

好不容易在县城中心找到一处所谓最好的宾馆，要了两间房，房间很脏，一间的卫生间完全不能用，没有水；另一间只有一股涓涓细流，我们只好轮流去冲了冲脚，和衣而眠。

我们来山丹是为了去这里的军马场，自前苏联顿河马场解体后，山丹军马场便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军马场，据说当年汉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就在此处圈地养马，西逐匈奴。

我们一早起身，却被冻了个透彻。

时值五月，山下却只有十来度，当地人说山上更冷，没什么好看的，还有人传言连马都没有。

我虽带了羽绒服，但一行人中大多没带，只得灰溜溜作罢。

虽然后来听一个去了的学弟辟谣，说五月也是有马的。

无论如何，这只能成为一个遗憾，也成为了一个要再次前往河西走廊的理由。

张掖的丹霞地貌非常漂亮，我们起了一个大早，整个景区似乎只有我们一行六人，天空还飘起了星星点点的小雪，那种天地辽阔，唯我独存的感觉真的很好。

我曾于冬天独自前往甘肃天水麦积窟，那一次，是真真正正整个景区就我一人，独自面对岩壁上容色庄严的石刻佛像，它低眉垂首，我战战兢兢。

嘉峪关有龙门客栈的拍摄基地，还可以挑战横跨黄河的滑索。

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再往前的玉门关、汉长城遗址，连接着罗布泊的雅丹地质公园，说过它们的人已经太多太多，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敦煌市到雅丹地质公园的路十分颠簸，我们几乎是睡过去，被抖起来撞上车顶，醒来，再睡去，这么一路前往的。

而莫高窟、鸣沙山离敦煌市区就很近了，租自行车半小时即可到达。

笔直的长路人烟稀少，向前骑行，上一秒还是两道延伸交汇的线条，下一秒便巍然耸起黄沙堆成的高山，震撼突如其来。

直到现在还能想起那么多的细节，可见当初的旅行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那群人，一个去了法兰西留学，一个选择去和袋鼠浣熊作伴，两个投奔日不落的大学，还有一个断了联系，不知去向。

还好，因为有共同的回忆，大多数人一直联络着，来日相聚的机会还多。

《河西走廊》其实还是以历史为主的纪录片，按时序推进。

虽然一向不太喜欢以演义的手法来重现历史的纪录片，但至少，这部不让人感到怪异和腻烦，而且地图画得很详细，再佐以当今的地理风光，风光摄影尤其优美，显得整部片子内容扎实。

文案优美且不矫情，雅尼的音乐更是没话说。

其中对博望侯、骠骑将军、汉武帝、隋炀帝等人的定位，也自有其惹人热血沸腾的独到之处。

片子里说，张掖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安西榆林窟都是佛教造像艺术的瑰宝，骆驼城遗址、黑水城遗址也是当年盛极一时的商路上尚未消歇的余韵，还有郭瑀隐居的临松薤谷，敦煌旁的党河风光，还有心心念念的七一冰川，当时未能一晤，盼望将来能有机缘。

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1247年，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两人为蒙藏关系史上的拓荒者。

蒙藏两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

正如乌力吉巴雅尔所概括，假如蒙古族和藏族都不崇信佛教，那么，在历史上他们的关系或许是以另一种情形发展。

以佛教为纽带开始的两个民族的来往，特别是格鲁派出现之后，以宗喀巴为旗手，以达赖、班禅为精神领袖的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下，两个民族找到了相互利用、彼此照应的契机，共同建立和培育了特殊的关系。

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起了重要作用。

不懂蒙藏关系史，就无法弄清西藏是如何统一于中国的道理。

西夏被蒙古灭亡后，蒙古的统一战争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继续进行。

成吉思汗的孙子，即窝阔台之子阔端经略西夏故地河西凉州，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以探虚实。

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西藏的情况说，噶丹教派的寺庙最多，达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派的班智达学问最高，并请阔端选邀萨迦派首领萨班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附蒙古事宜。

阔端接受这一建议，命多达那波为信使前往藏区邀请萨班。

1246年萨班等到凉州，次年与阔端在凉州白塔寺会谈，达成吐蕃归附蒙古之协议，与此同时，萨班向阔端讲授藏传佛教教义，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及灌顶仪式。

在蒙古诸王中，较早接受藏传佛教并确立其在蒙古思想统治地位的是忽必烈。

在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时，萨班的随行八思巴就初会忽必烈，并授以喜金刚法。

1251年，忽必烈受命于蒙哥经营汉地，次年经藏区攻大理，与八思巴会晤，洽谈藏传佛教宗派首领与蒙古皇室关系。

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灌顶。

1254年，下诏保护后藏佛寺，宣布八思巴为上师。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释道辩论，八思巴作为佛教代表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一释教。

1264年，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

八思巴按蒙古制在西藏设置万户、千户、百户，建立税赋制度，由国师提名报请朝廷任命地方官员，仿照蒙古怯薛制度建立宗教领袖的十三种侍从官职。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在西藏形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统治。

通过藏传佛教的联络和沟通，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从而也使蒙古集中力量实施对南宋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为蒙古最终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条件。

自阔端始，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等蒙古汗及诸王率先接受灌顶，不能不是他们内在的一种需求。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步伐有了一个大力扩展的环境。

各教派高增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

萨班生活的时代，青藏高原地区正处于分裂混战时期，各地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着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彼此角逐，互相斗争。

同时，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并先后派生出许多佛教流派分支（如噶当、噶举、萨迦等），他们形成割据势力，互不统属。

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几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历史中心。

这就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诚如藏人福幢所言，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溪水；十善王律，如腐朽之草绳；藏民福分，如油尽灯昏；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恶劣行为，如恶的暴风雨之来袭；善良意愿，如夜梦之消失。

”此时的中国内地，自唐朝崩溃后，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到13世纪初叶，也仍是群雄并竞、地方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

与中国内地及青藏高原地区不同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势力迅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并在此后不断地向四方扩张势力，先后灭亡西夏、金国，大有统一中国之势。

阔端与萨班的会谈，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于大蒙古国的条件。

因此萨班写了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

其主要内容有：意识叙述了蒙古人对佛教的敬重和对自己的优先。

而是向西藏各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利害和必要性。

三是声明蒙古已经授予萨迦派代其管理西藏的权力。

四是详述归顺蒙古的条件。

五是开列向蒙古纳贡的贡物清单。

经过商谈，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达成一致，接受双方达成的条件。

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了政治关系。

使蒙藏两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加强，将中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地区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1251年，托雷的长子蒙哥即位称汗，蒙古汗国的汗位继承人便由窝阔台系转至托雷系，漠南汉藏地区的统治权也从窝阔台系的阔端转归蒙哥汗之弟忽必烈。

随后，忽必烈向萨迦派教主发出“愿见之”的邀请。

同年，接替萨迦班智达而成为萨迦派新教主的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于六盘山。

忽必烈十分喜欢年仅十七岁的八思巴，二人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之后，忽必烈的正后察必也以宗教的礼节礼拜八思巴，这就更加太高了八思巴的地位，且为以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内地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便立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忽必烈的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师八思巴的荣誉，赢得了吐蕃僧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也为以后历代元朝蒙古皇帝所效法。

这对以后的西藏萨迦派法主兼领世俗政权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

蒙古皇室为了笼络藏族上层贵族以巩固在西藏的统治，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扶植和利用萨迦派款氏家族外，同时还与款氏家族结为姻亲，互为舅甥，以婚姻的手段来增强藏族对元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去年十一黄金周和老婆犹豫不决去哪里旅游，最终定下河西走廊，因为自己是个历史迷和书法迷，河西、敦煌是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总想找个宽裕的时间再去，这次决定不等了。

去之前看了这部纪录片，过程中两人落泪数次，音乐、摄影俱佳，后来还看了井上靖《敦煌》，斯坦因《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现在准备啃《汉书》《剑桥中国秦汉史》。

这么一块土地，参与了多少次历史的演替、兴衰，多少人的故事被风沙掩盖，从熙熙攘攘到黄沙漫天，一回头已千百年，注定此生迷河西

公元124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萨班这次出行的27年前。

公元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

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也就是汉帝国设郡之时的武威，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事重镇。

同时，凉州也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曾有梦幻凉州之称。

数度改朝换代，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原与西域的物资贸易、文化往来，更是要在这里交汇聚集，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或者扎根，或者住泊在这座城市里，久而久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便会打上鲜明的凉州特色。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

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

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

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

之后借道进攻陇、蜀。

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

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

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而对于和谈对象，多尔达在信中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他提出了几个来自吐蕃噶当派、达隆派、止贡派和萨迦派的人选，其中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最有学问”。

萨迦班智达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阔端的视线。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

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挑战者纷至沓来，其中一位名叫措杰噶瓦的学者前来与萨班辩论。

双方约定，辩论中输掉的一方要皈依对方教派。

结果萨班不孚重望，赢得了辩论。

措杰噶瓦皈依佛法。

成为了萨迦班智达的弟子。

由于内明外明遍知，智慧无与伦比，萨班受到藏地各派的尊重。

但蒙古人最初并没有选择萨班。

当时，藏区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是另一位执掌两大教派的止贡寺京俄仁波且。

但京俄仁波且当时已经65岁，他不愿或者不敢去凉州，转而向蒙古人推荐了萨班。

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在信中，阔端写道：“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

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

”这是一封看似彬彬有礼而实际上是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从当时藏地各派的情况来看，萨迦派虽然势力不如其他教派，可它是最早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而其他教派更注重佛法的传承，并不看中现实的政治管理。

历史很快就将证明，阔端选择萨迦派的萨班进行会谈，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蒙古帝国，吐蕃各部自知无力抵抗。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前路吉凶难料。

萨班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积极主动地与各政治宗教派别相互交流，了解他们的立场观点，收集整理向蒙古汗国谈判的种种条件与意见。

有些激进强硬的极端教派想阻止萨班前往凉州。

为了说服他们，萨班在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见到阔端。

此时的阔端正在蒙古漠北和林参加他的哥哥贵由的大汗登基仪式。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他更加知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势，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会谈中为吐蕃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

此情吾岂能不知！

”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八思巴是有悟性的，这样聪慧的孩子并不多见。

据说，阔端还嘱咐八思巴好好学经，将来可以当蒙古皇室的上师。

阔端和萨班的交流很深人。

这样的交流为即将开始的会谈打下了情感基础．同时阔端也越来越多的领悟到了佛法的智慧。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远处是巍峨的祁连山脉，延绵的雪线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一次关乎吐蕃归顺蒙古的重要会谈在河西走廊上举行了。

阔端与萨班就归顺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遗憾的是，会谈的具体细节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

但就综合散落在各种史料中的事实来看。

在吐蕃归顺蒙古帝国后由谁来直接管理，以及上交税赋多少的问题上萨班与阔端有过激烈的争论。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一，归附者官任原职；二，缮写各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额等各三份，一送阔端，一送萨迦，一由各长官收执；三，绘制一份归附者与未归者之地图；四，一切都须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行。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萨班在信中列举归附的条件及一系列实际情况，讲清蒙古王室尊重吐蕃宗教信仰，对萨班和八思巴兄弟特别关切，创造弘扬佛法的条件，安排宣讲佛法的场所，归顺之后可让本地人担任官职，群众可安居乐业。

萨班在信中还告知他们，吐蕃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托萨班和使者官员对吐蕃进行共同治理。

由此，凉州会谈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得知此事的阔端非常高兴。

他请萨班住在幻化寺，并不惜财力扩建寺院。

幻化寺也就成为了萨班在凉州居住、修行、讲经之所。

因为有了萨班的驻留，这里的香火日渐鼎盛，曾有上千名僧人在这里研习佛法。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

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

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

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萨班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反复谈到阔端尊崇佛法，对他十分关心和照顾。

而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

”河西走廊，成为了蒙藏两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交点。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质说。

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都不影响八思巴和他的弟弟在河西走廊的成长岁月。

有关八思巴在河西走廊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主要是跟随叔父萨班学习佛篮，掌握担当萨迦派教主所需要的必备知识。

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16岁时写于凉州的《怙主赞颂》。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连接点上，这里汇集了汉人、蒙古人、藏人、西夏遗民、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这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

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八思巴很快成长起来并积累了很多的政治经验。

他与阔端的儿子以及蒙古贵族子弟们的交往比较频繁，学识深受推崇，这为日后八思巴走入蒙古政坛奠定了基础。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尽管阔端一生都没有迈入西藏，但，越过崇山峻岭，他一定牵挂那遥远的高原。

这里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肃南皇城滩草原，也是埋葬阔端的地方。

数百年过去，唯有蔓蔓青草与声声牧歌在时光的轮回中经久不息。

西凉王阔端最终与河西大地融为一体。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八思巴最终选择投奔忽必烈。

他1 1岁时来到蒙古属地凉州，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四年后，公元1280年，46岁的八思巴在西藏的萨迦寺忽然圆寂。

但，八思巴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发酵。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帝国末端，并延续到今天。

而追溯源头，这种影响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

那个地方，就是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