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幸福的人

从巧巧（南吉饰）作为北漂母亲照顾罕见病女儿茯苓（吴玉玲珑饰），到因生计被迫返乡、扛起家庭重担的抉择，影片的每一处细节都浸透着生活的粗粝感。

例如，巧巧在农田劳作、深夜照料女儿的场景，既是对底层女性生存状态的精准捕捉，也是对“真实”这一电影本质的回归。

导演祝捷的创作理念——平视而非俯视人物——让影片避免了悲情化或英雄化的叙事陷阱。

通过细腻的生活碎片（如母女间的童言对话、返乡后的家庭琐事），观众得以在平凡中触摸到生命的重量与温度。

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多重困境。

她不仅是母亲、妻子、儿媳，更是一个在生存夹缝中追寻自我价值的独立个体。

面对女儿茯苓的第八次手术、丈夫天冬（梁戟饰）的异地打工，巧巧被迫成为家庭的唯一支柱，这种“被迫全能”的状态，映射了无数底层女性的真实境遇。

影片并未将女性塑造为单纯的牺牲者。

巧巧的坚韧中夹杂着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她尝试融入城市，甚至通过“考一百分就回北京”的承诺，试图为女儿编织希望。

这种复杂性打破了传统“苦情母亲”的刻板形象，展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的主体性觉醒。

《追幸福的人》以巧巧一家的遭遇，隐晦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女儿茯苓的罕见病治疗费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打工家庭的分离困境，共同构成了影片的社会底色。

例如，巧巧被迫返乡后，既要应对农村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又要直面医疗与教育资源的匮乏，这种双重压力成为无数流动人口的生存缩影。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未将社会问题简化为控诉，而是通过人性的微光化解矛盾。

邻居的善意、丈夫的默默付出，乃至巧巧与女儿在课堂上的共同学习，都成为对抗绝望的力量。

这种温和却坚定的叙事，让影片在揭示现实的同时保留了希望的余温演员南吉为角色付出的极致努力——增肥20公斤后又极速瘦身——不仅是对角色外形的还原，更是对“身体作为苦难载体”的隐喻。

镜头下她疲惫的双眼、粗糙的双手，与吴玉玲珑饰演的茯苓纯真却脆弱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无声诉说着母爱的沉重与坚韧。

在“内卷”与“躺平”交织的当下，影片提供了另一种生存哲学：真正的勇气，不是对抗命运，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前行。

这种精神，恰如巧巧在农田中逆光劳作的剪影，虽不耀眼，却自有穿透黑暗的力量。

《追幸福的人》是一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现实主义佳作。

影片以罕见病患儿母亲巧巧（南吉 饰）为主角，真实展现了她为家庭奔波于城乡之间的艰辛与坚韧。

导演祝捷用平实克制的镜头语言，将北漂困境、医疗压力等社会议题融入个体命运，情感真挚而不失深度。

南吉的表演极具感染力，她深入原型家庭体验生活，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却以细腻的细节和饱满的情感直击人心，被观众誉为“平凡人的英雄史诗”。

◆ ◆ ◆◆戏·路Paths of Acting「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过:“爱你心中的艺术，而非艺术中的你!” 傲慢或自恋的演员，绝不可能和其他的演出伙伴诚恳地沟通，但真正能使观众神入的，一向是演员心灵之间的真实交会。

」——[美]乌塔·哈根 / 哈斯克尔·弗兰克尔《尊重表演艺术》译者、演员、作家胡因梦无论是科班出身的学生，还是半路出家的素人，从初次与“表演”触电，到学会尊重这门工作与艺术，再到立志走上演员道路，这条漫漫“戏路”注定将是充满着坎坷与迂回的，需要忘我的投入，以及永不停歇的磨砺与精进。

「导筒directube」专栏——「戏·路」将持续带来以华语电影范围内优秀演员、青年演员为主的长文专访，听他们分享自己是如何分析并走进人物内心、演绎不同的角色关系，并最终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甚至难以忘怀的生动银幕形象。

◆ ◆ ◆◆

编者注：本期「戏·路」专访青年演员南吉，她在2019年主演的《再见 南屏晚钟》（导演：相梓）曾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泰迪熊奖评审团奖，今年又凭借在新片《追幸福的人》（导演：祝捷）中的对人物“巧巧”的演绎获得【第四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亚洲新生代展映单元特别推荐——“荣誉推介演员”】。

她在这段对话中，细致谈到了作为演员在前期如何与导演接触沟通；怎样塑造与自己相差甚远的不同角色；在拍摄时如何引导孩子一同进入情景；以及如何抽离“已深陷人物之中的自我”等等。

这些坦率、真诚的宝贵方法与经验，非常值得其他青年演员、或者对表演感兴趣的朋友们借鉴参照。

其他青年导演们也可以从她与导演祝捷的合作与沟通的细节中有所收获。

《追幸福的人》是祝捷导演的长片首作，故事原型来自于历时六年跟拍的纪录片，并且该作于2019年入围当年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WIP创投单元。

《追幸福的人》Clap Your Hands导演：祝捷 编剧: 张弛 / 祝捷剧情简介：巧巧（南吉 饰）与身患脆骨病的女儿茯苓、儿子子苓及其丈夫，一家人命运辗转羁绊的故事。

为照顾女儿，二十出头的巧巧不得不与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告别，在经历了失业、居无定所、亲友接连意外离世等一系列人生波折之后，巧巧依然对前途渺茫的生活保有无比的热情，始终坚信在乌云密布的未来，终有一道属于他们自己的光。

不仅如此，身边多年的同窗好友林树林的突然离世激发了她向死而生的生命动力，顺着那道希望之光，巧巧带领一家人再次踏上追寻幸福的未知旅程。

南吉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9岁开始学习舞蹈，12岁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16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后又在北京大学艺术系进修在职研究生。

2014年，赴美进修表演，师从好莱坞明星表演导师Bobbie Shaw Chance。

代表作《再见 南屏晚钟》《老中医》《白鹿原》《楚汉传奇》。

导筒：《再见 南屏晚钟》之后，遇到《追幸福的人》这个项目之前，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有想过下一个想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么？

南吉： 从演员的角度来讲，这是比较被动的一个职业，再加上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有名气的或者有流量的演员，所以供你选择的机会本身就是非常有限的。

自从我开始转型偏电影和话剧这一块工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接触到很多艺术电影，还有相应的角色，正好这也是我喜欢的领域。

我倒是没给自己设定过接下来要一定接什么样的角色，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不重复之前的角色，尽可能地有一点点的突破，尽可能地触碰那些我没塑造过的人物。

南吉主演《再见 南屏晚钟》（导演：相梓）剧照导筒：最早是如何接触到《追幸福的人》这个项目，并且最终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演？

是哪一点最终促成了与导演的合作？

南吉： 我认识的一位内蒙古副导演和祝捷导演是同学，在这个片子的筹备阶段向我推荐这个角色并且问我有没有时间去见组，之后我就去面试了。

第一回聊的时间很短，五六分钟就结束了。

当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希望了，但是过了一周导演又跟我联系问我愿不愿意看一下剧本，他觉得有合适的地方。

阅读完剧本以后，我感觉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但是因为这个角色的状态和现实生活中的我相距甚远，所以我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一般电影导演会找跟角色相近的演员。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导演，讲述了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还有判断。

尤其这是祝导的首部长片，让我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非常可能是一种“冒险”。

导演收到我的回复以后，希望我这一次看完整个剧本直接试戏，于是这一次的对话交流就比较深入了。

剧本里面对“巧巧”的形容很精确，长发挑染一撮蓝色、厚底鞋，我还找了一件看起来比较“落魄”的衣服，戴上发套就直接去试戏了。

神奇的是当时试完戏基本上就定了，但其实我还在疑虑导演为什么最后选我，心里很忐忑。

导演说希望演员的脸在大银幕上有辨识度，觉得我符合他的要求。

而且对于我跟他提到的假如要演这个角色至少需要两个月以上的准备，他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和他很契合。

导筒：你上一部电影作品《再见南屏晚钟》与《追幸福的人》在故事情节与人物背景上有非常大的区别与变化，这一次的“巧巧”一角，你事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南吉：《再见南屏晚钟》里的角色“黄筱萸”是一个作家，她很知性，我可能更了解她的背景，因为她跟真实生活中的我也比较接近，对我来说相对更容易处理。

但是《追幸福的人》中的巧巧，我试图去做功课走近她的时候，发现非常的难，我没办法理解巧巧的很多行为和动机逻辑。

南吉主演《再见 南屏晚钟》（导演：相梓）剧照我就只能是把自己扔在他们家——导演把我放到巧巧家的时候介绍说因为下个月要拍摄，先从北京请来一位保姆熟悉一下情况，后面一个月家里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都由我来做，所以她们一家并不知道我是演员。

导演他们基本上就是把我丢在那儿就走了，他说拍摄的时候再回来。

去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两周没洗澡了，穿的是车站和城中村里收来的旧衣服，拿着的是非常破的皮箱，整体是非常“落魄”的状态，到了他们家以后巧巧也有点“嫌弃”我（笑）。

南吉去“巧巧”家当保姆第三周的一张自拍导筒：所以在开拍之前的这段“保姆生活”是和导演约法三章吗？

他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或者是必须要完成的演员准备？

南吉：首先一点就是不带助手、不带车，不带任何工作随行人员，自己体验生活两个月，这些我们是签在合同里的。

这是一份非常“残酷”的合同，因为导演知道我是个很认真的演员，合同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如果在体验生活结束，发现南吉并不吻合导演心中的“巧巧”，导演有权解除此表演合同。

这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有点崩溃，因为我觉得导演不信任我，我已经放下所有来了，却还要签一个这样的合同，其实心里是会感觉不舒服的，但是导演觉得他其实是信任我的，只是想再给我一些压力，再“推一推”我。

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既然已经选择了，那这段时间就全身心的投入。

我知道我的这种体验绝对是完全了离开了“南吉的生活”，尤其是到了后期，手机也基本都“没收”了，不太需要用到，除了和家人联络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功能。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是怎样和原型人物“巧巧”相处，并且塑造属于自己的角色“巧巧”的？

南吉：刚开始巧巧对我的到来，对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保姆”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也试着想接近她，但是发现非常难。

就比方你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照顾孩子，还挺想接近这个孩子，她肯定会有一种保护，她会想这个陌生人有没有什么目的，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直到后来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超市，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从丢手机的那一刻，她就拉着我的手满街找小偷，去报警，去挂失电话卡。

那一刻我们好像突然就成了一个联盟的姐妹，她觉得我是一个受到了苦难和欺负的人，跟她有了共鸣。

那一刻她突然跟我变得很亲密，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讲了她以前在深圳的故事，讲了她开美容院的事儿，讲了她的愤怒，讲了她老公赌博的事儿，讲了非常非常多。

那一刻她作为“巧巧”的这扇门忽然打开，我得到了好多她之前经历的信息。

当然作为演员，我会迅速地把这些东西捕捉，让它进入我关于角色的记忆里，填补了我人物小传里面的那一块空缺。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祝捷导演有一个很好的创作习惯作为建议提前给到了我，他让我每天写日记——以巧巧的视角和状态写日记，写巧巧的生活。

所以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塑造模仿巧巧，就是将看到的、体验到的她的感受记录下来。

比如电影后半段有一场戏是我冲孩子发火的那场戏，来源于我的日记内容，原本并没有这场戏。

因为我知道生活中的巧巧一直想开美容院，而且她有时候会觉得是孩子耽误了她。

我设身处地感受她的心情，当时写了很多带有愤恨埋怨的话，觉得“我”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导演看完这段日记的内容以后觉得很适合就采纳使用了，“巧巧”这个人物不能完全是闷着的状态，需要有一个宣泄口。

从我看到剧本，再到走近“巧巧”真实的生活，我会想起电影《罗马》里的主人公，就是她一直生活在苦难和希望同时存在的往复循环中，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总是在不断挣扎。

阿方索·卡隆《罗马》Roma (2018)剧照导筒：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生活确实是真正深入了原型人物的生活了，在他们的家你是怎样和“茯苓”相处的？

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瓷娃娃”群体？

南吉：接触到“茯苓”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已经10多岁了，但大概只有两三岁孩子的大小，她的很多行为包括上厕所都是需要人辅助的。

一开始我也是和所有不了解“瓷娃娃”群体的人一样，因为知道她们非常“脆弱”，所以不太敢碰她。

但她确实非常需要被照顾，除了洗衣服做饭的起居类的事情以外，她上学我也是跟着去，因为她妈妈生活中就是陪读的状态。

我每天就坐在电影中那个教室的场景里，在最后一排，前面是老师在讲课，我时刻在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送孩子上学的前几天她妈妈也在，还有些不放心，但是一周以后基本就是我起来做饭，然后带孩子去学校，一天以后回家再做饭。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她的妈妈不希望把孩子变得很“特别”，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一样，除了不会动手打孩子，她教育孩子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

我当时很不理解。

“茯苓”很懂事、很成熟，智商很高，但经常是她妈妈在旁边教训她，她的小脸蛋上还挂着泪珠，让我觉得很可怜。

所以一开始我在做保姆的时候，对她特别好，就像大姐姐一样百依百顺，但是她毕竟是孩子，经常会犯错调皮。

有一次我也是极其疲惫和劳累，可这时孩子还在拼命胡闹，我突然冲这俩孩子发火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开始接近这个人物了。

演员是有第二自我的，我开始脱落那个“本我”了。

所以我在和她们一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总结了，把“茯苓”当成一个两岁的孩子照顾就可以，注意不要让她摔倒，注意清洁。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和“茯苓”这样的孩子一同演戏是否是一种较大的挑战？

南吉：片中大部分出演的人物都是非职业演员，而两位小朋友也是没有受过表演的培训。

让她喊我“妈妈”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她平时叫我南吉阿姨，但是片场突然许多的工作人员围着她让她喊我“妈妈”，她第一回就紧张到哭了。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和她做游戏，假设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和梁戟来扮演她的爸爸妈妈作为引导。

所以在这些戏份拍摄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辅助孩子演戏，好在“茯苓”这个孩子很聪明，很快就可以把台词记住，情绪的表达也非常正常。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片中的人物说的方言较多，你是怎么调整适应的？

南吉：我从去到整个拍摄结束基本都没怎么说过普通话，因为拍摄地的这个县城本身就是操持不同方言的人都有，有河南味的、四川味和山西味的，如果要说本地的方言，可能是介于四川和汉中陕西话中间的一种话。

我和导演也探讨过我是否需要说得很标准，他的建议是让我试着去说当地村里的话就可以，不用特别标准。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只要脸皮厚一点正常表达就行了，大家怎么说我怎么说。

除了有一段戏是巧巧刚刚回到农村，显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孩子去到教室里，周围的一切和原来的一切截然不同，心里上是有些无法承受的。

导演特意让我说普通话，因为巧巧心理上想要跟农村保持距离，她觉得自己不是属于村里的，而是时时刻刻可能要回北京的。

还有一场戏是骂孩子的，也是要求不要说方言，要说普通话，因为总感觉“我们”是北京的，有这种感受。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整个电影的拍摄日程大概是怎样的？

映后环节曾经提到了之前还有不少巧巧和天冬两人的戏份但是最后并没有定剪到目前的版本之中。

南吉： 第一段的拍摄40天，我们是顺着拍的，一是因为故事的时间跨度上有大概10年，我在演巧巧后期、两个孩子的妈妈的时候，已经胖到了145斤。

导演中间给了我25天的时间调整，我回到深圳再体验生活再拍，我大概只有115斤，总体是这样一个安排。

其实我们拍的素材真的是非常多，巧巧跟天冬怎么恋爱怎样结婚，两个孩子出生，医院里的场景，这些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包括我跟姐姐最后的见面都是有交代的。

我们的剪辑师新竹老师她在故事线的处理上让这条线显得较弱一些，所以并没有放入太多的相关情节，将来不知道导演会不会出三个半小时的导演剪辑版。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和当下许多分居两地的夫妻面临的情况一样，片中关于巧巧、天冬两人的许多戏份都是通过视频或者电话沟通呈现的，巧巧这边非常需要关心帮助的时候，往往只能对着电话那头的声音，两人比较亲呢的情感戏份也比较少。

南吉：我跟导演抛出过一个问题，我也悄悄问了巧巧，她跟老公两地分居，正常的生理需求怎么办？

巧巧没有告诉我，她比较羞涩，一直笑，也没说原因。

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而且包括婴儿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还会有皮肤层面的“抚触需求”。

所以我跟导演提出说能不能增加一场戏——阳光很好，“巧巧”正好拿着自己种的葱，因为穿着毛衣后背痒，在家里的大树旁边蹭后背。

其实这是我想展现一下“巧巧”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生活中这种简单的、生理的抚触是怎么解决的。

确实现在视频是异地夫妻，是我们和父母、和孩子沟通最主要的手段，人人都是通过屏幕沟通。

片中也有两场戏是“巧巧”在修插线板，用棍子挑电闸，包括天冬还问了一句晚上还视不视频，其实这些都是比较隐晦的表达方式，是比较隐秘的人的情感需求。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巧巧这个角色在故事情节中经常要遇到许多意外的生活苦难和变故，可能一直是处在一个情绪很难消化的状态之中，这种表演对你来讲是否意味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南吉：其实每场戏都很艰难，因为祝导“没有把我当演员”——比如演员在表演完情绪起伏特别大的戏之后，可能想看导演有一个表示肯定的眼神，但祝导永远不跟我对视，拍完就拍完了，他也不会安抚你的情绪，也不会说“很好，辛苦了，我们再来一条”这样的话。

他没有把我当作南吉，而是真正把我当巧巧一样，就只是告诉我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在片场，我经常能感觉到导演非常的“残酷”，但是这个残酷是加引号的。

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导演不希望我跳出来，希望我保持在这种状态之中。

但对我来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感，好像有鞭子在抽你，提醒你没时间了，要赶快投入到下一段拍摄里。

这时候我只能调整自己，一遍又一遍调动情感，每一次都按照90%或者100%的状态去演，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根本不过了导演的要求那一关。

所以这部电影拍完就好像拍了10部电影的工作量。

郑大圣导演《村戏》 (2017) 剧照导筒：郑大圣导演《村戏》上映时，他也在采访中透露过，他和主创们在片场会有意地“孤立”主角奎疯子的饰演者，不和他做太多沟通，同样是为了保护那种情绪和能量不被破坏。

所以你在拍摄情绪起伏非常大的戏份前，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比如走进寒冷破败的莲花池中这场戏。

南吉：荷塘那场戏我拍了两次，南方冬天的水塘里全是冰碴，我记得底下都是特别稀、特别黏、特别滑的泥，我拍完了出来冻得不行，身上都是泥，他们给我包了一个塑料布，送到了一个没盖完的楼里给了人家5块钱洗了个澡。

说实话拍这场戏没有任何准备，之前有人问我是怎么和角色对话，或者用了哪些方法来走近角色。

说实话我除了疲惫，没有任何的准备。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因为拍摄地那边快到过年的时候非常冷，洗澡也不方便，每天我除了正常的拍摄，照顾“茯苓”还有其他的工作是照常进行的，所以我一天结束以后总是特别疲惫。

导演还是让我住在巧巧家，到了拍摄后期我才搬到山顶和剧组住在一起。

搬上去以后其实也没有单间，我跟两个场工的哥们住一间。

当时洗澡的时候的水流都非常小，我洗澡取暖的方法是哭，哭了以后就热了，我印象很深刻，边哭边洗，剧组因为导演刻意的安排大家都不关心我，我一下就能哭出来。

我觉得那种疲惫可能是我给人物最好的一种准备。

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准备，但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拍摄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在当下的真实的人物状态里了。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会不会有拍戏的时候，在现场真的出现了深陷角色的情况？

南吉：我记得最后一场“巧巧”和婶婶告别的戏，是深夜在加油站附近拍的，是特别中国式的那种告别，因为我们不善于表达，也不会说什么道别的话。

那场戏反复来了很多遍，我一遍一遍地调动情绪，眼泪一直在眼里噙着，虽然远景看不到，但要不是保持这样的状态，你的肢体幅度和你的情感浓度都会减弱，就无法打动观众。

拍完那场戏以后我就一直哭着往厕所走，当时导演他们在喊“南吉咱们集合”，是因为拍完要收队，我一直没有出来回复他们，因为我的情绪还在里面。

到最后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问我怎么了，是不是生气了，我才说我没事。

其实当时真的已经崩溃了，我不是那种特别收放自如的演员，有的时候真的会在戏中人物的情感中出不来。

海璐姐之前跟我聊过，说好演员是应该要做到进出自由，老演员也要学着保护自己，我至今还没能完全做到。

秦海璐在《白鹿原》 (2017)中饰演“仙草” 导筒：在片场每一次的表演结束以后，你会要求在监视器上回看自己的表演吗？

南吉：不看，我从来都不看监视器。

因为看了以后演员会自动修正很多东西，有修正就代表有理性的东西，你就有第二自我跑出来，就会有一样的痕迹。

导筒：从国内目前你接触的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情况来看，对演员有哪些不同的要求？

南吉：我觉得因为观看方式的不同，本身就是注定需要不同的表演方式。

如果让我形容，电视剧一般来说团队是更成熟、更偏制式化、偏工业化的一种拍摄方式，作为演员你要知道剪辑点可能在哪。

对于表演来说，几十集的工作量很大，好几台机子同时拍，就算你有什么缺陷，很多时候可以靠剪辑、音乐或者是跳景别来弥补。

南吉在《白鹿原》中饰演“冷秋月”一角电影不一样的点在于最终观众们是通过大银幕来观看的，所以演员的表演上可能都是要相对“收”着的，因为银幕最终会放大你的表演还有任何细微的表情、动作。

而且很多时候一天就为了拍一场戏，一遍遍重拍，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导演要的点。

之前《再见南屏晚钟》许多都是固定镜头，而《追幸福的人》有大量的移动镜头，每一场戏都是完整的，所以每一场戏几乎都来了30遍以上。

我们给导演起了个外号叫“祝保三”，就是说已经过了，还要再保三条，导演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声音、光线差一点点都不行。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片场导筒：导演的拍摄机位或者想要什么样的状态会和你沟通或者探讨吗？

南吉：会沟通，包括其实“巧巧”跑到山里面去喊“茯苓”也是我们探讨过了，因为导演最初是想拍人物脸部的特写，一个女人崩溃的那种状态，那种神情，特别有张力。

后来祝导、弛姐我们聊到了《泰坦尼克号》，搜救的时候就是一个点，小星星一样的点，在整个大海上反而会让人很震撼。

最后我们就用了那个方式去拍，让“巧巧”一个人山里到处跑，在呐喊，在找人，那么渺小的一个在山里，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还有就是祝导他很擅长拍演员的后背，我觉得祝捷导演是演员的“粉碎机”，当然这个粉碎机也是加引号的、褒义的。

如果你想仅仅通过后背的表现力去将情绪传染给观众，那么可能演员需要120%的情绪才能让观众感受到80%。

有一场戏是“茯苓”在教室里，“巧巧”背冲着观众，站在窗口，我几乎是将感情都撕裂了粉碎了注入到身体里，那场戏拍完以后我也是浑身发抖。

夏洛特·威尔斯《晒后假日》（Aftersun）中父亲的背影 (2022) 导筒：最后一场戏杀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是否是一种你自己作为演员的压力释放和宣泄？

南吉：在勉县杀青的时候是大年初一，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张弛老师的生日，当时大家有两桌一起吃饭，他们在院子里面放烟火，我就躲在角落里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反正也不是开心，也不是难过，就是莫名的在那流眼泪。

导筒：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再次想起拍摄的那些日子是怎样的感触？

南吉：我再看这部影片其实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我拍完这个戏之后，为了走出来去看了心理医生。

医生让我跟这些人和事尽量隔绝，所以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是跟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有关的人都分割开的。

就好像痛彻心扉的恋爱一样，如果特别炽热过后又让你特别痛过，人可能会主观性地选择把这段回忆“删除”掉，你不再敢触碰它，不敢想那个人。

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不然你可能会面临崩溃，那些经历都是真实、鲜活地存在过的，无法抹去的。

可能一年、两年都不会再去想，都是用一种理智在压抑这种感觉。

所以当我要以一个普通观众身份去观影的时候，非常忐忑，但是又很庆幸自己不再陷入到巧巧这个人物的思绪和情感的牵绊里。

何冰老师开玩笑的时候说：“演员是个会让自己染色的布娃娃”，虽然是带着一些打趣的比方，但你饰演一个角色就要经历那段故事，那些东西是会着色到你身心之中的。

所以怎么样去排解这样的经历，我的办法把它当成一种素材来做记录，难过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或者经历了一些你生活中未曾有过的感触，把这些感情当作集邮一样收集起来，这样你就可以再回想起来的时候能用到，但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对于《追幸福的人》整部电影来说，你觉得当下再看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思考是什么？

南吉：可能许多村庄的现实情况都是这样，北漂回乡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熟悉的朋友，你会感觉你不属于家乡。

像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但我依旧不是北京人，我没有那种归属感，在故乡和北京两边无处寻根。

听某位回乡的北漂说她回去以后发现那里就剩一些儿童和老人，和她并没有共同话题，她在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孤寂的状态，大城市也并不包容她，她的精神上没有什么寄托和信仰，人是很“空洞”的。

包括巧巧有一次跟我聊天说她的愿望就是赚钱，我问她赚了钱干嘛，她就说改善生活。

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根蒲公英，我可以在巧巧身上看到我自己的身影。

其实动人的地方，一是导演他把生活琐碎的日常一面端出来，没做任何修饰，让人看到生活的全貌；另一点就是探讨了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故乡在哪。

祝捷导演，南吉主演《追幸福的人》 (2022) 剧照导筒：前一段时间你还参演了张律导演的新片《白塔之光》，现在你是怎样协调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的？

南吉：我是觉得不管是拍戏还是工作，我始终是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人。

虽然演戏时是会有很多的情感情绪，有的时候工作里面也要面对一些繁琐复杂的事情，但是我的心态很积极，不会让自己陷入在某种情绪里很久。

这两年里，我在演员这个职业身份之外，开始试着做幕后的工作，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成立了“大吉影业”。

希望可以尝试更多媒介去体验开拓自己心中热爱的事。

另外我依然是和以前一样，接着收集我的情绪情感，准备着、等待着下一个属于我的机会。

张律导演《白塔之光》剧照导筒：这一次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有没有看到一些觉得不错的电影？

南吉：虽然前几天的工作比较多，但是一有空我会看一些竞赛的电影。

之前的开幕片，大鹏导演的《保你平安》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三年的疫情，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需要一些不那么沉重的东西，而且他用了一种幽默、喜剧的方式去探讨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是很智慧的方法。

观影的这天成都的天气前所未有的好，阳光明媚，春意暖暖，看完这部电影回家的路上，我继续听着惘闻的音乐，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希望，我好像也是那个在追幸福的人。

这部电影的原型故事本来是导演拍了好几年的纪录片《玲珑》，导演说他拍着拍着觉得自己不想只拍他们的日常故事，还想要拍他们内心的希望，于是有了这部《追幸福的人》。

首先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真的拍得非常真实，大山里人的生活状态和环境，乡村学生和教师的样貌都让我直接梦回在山里支教的两年，足以见得导演和演员们真的都非常的用心，在当下十分难得。

整部电影给人的感受就像电影里冬季的村庄一样，萧索暗淡还有些压抑，但人心永远是活的，所以在这里诞生了金莲的传说，大家都或许在梦境亦或是想象中追寻过这代表幸福的金莲。

有好几次我的眼泪好像要涌出，但最终都只是停留在眼角，我把这当做是灰色的情绪，回避不了，发泄不出，所有的一切最后都留在心里乱作一团形成一处阴影。

就像是片中的女主巧巧一样，日子无知无觉地往前走着，从一开始坚持回北京到后面只能沉默以对。

好像我们的人生总应该有更好的选择，但不知道怎么的，我们就成为了今天的自己，退无可退，避无可避。

但巧巧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坚韧，她永远都还在希望着，没有回避现在，没有放弃以后。

我好像想起很多人，一想到就会让我陷入灰色情绪的人，她（他）们都像是巧巧，生活像一个陷阱一样逐渐把人圈在其中，好辛苦好无奈，我以前总是忍不住会想，是不是很多人的一生就这样永远陷入让人绝望的灰色，继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也许这部电影给了我一个回答，原来是我太理所当然，我无法代替别人思考，大家都只能去追寻自己心中的幸福，而且有光才会有灰色阴影。

故事原型的玲珑一家目前仍旧困在山里，夫妻仍旧是分割两地的状态，但电影的茯苓一家终于在一辆大货车上实现了团圆和某种意义上的逃离。

我不知道玲珑一家是否以后能像电影一样最终一起踏上去远方的路，生活的答案总是未知的，大家都只能不断摸索着走，带着缥缈但真实的希望。

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反映了陕西汉中山沟里一家四口农村打工人追逐幸福的故事。

看了此片，你真为主人公巧巧一家的不幸而伤感，怎么什么霉事都摊上了呢？

大女儿茯苓是个瓷娃娃（脆骨病）、全家在北京打工自身失业、女儿多次在校骨折被退学、回老家过年父母不听劝烧炭一氧化碳中毒双双身亡，初中同学精神病为了给茯苓摘金莲淹死、老公也失业回老家了。

这一般人真扛不住啊，可生活总要继续，当新的希望出现，我们仍然需要踏上征途！

《追幸福的人》，不贩卖苦难，而是以巧巧一家为棱镜，折射出乡土中国最真实的生存韧性——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闪烁的微光，往往比太阳更灼人。

巧巧的追光之路始终在烟火气中延伸。

观众看的不是被生活击垮的弱者，而是用肉身丈量苦难宽度的力量。

那些通常被其他导演用来制造泪点的场景，在这里都成了淬炼生命的砧板，锤打出主人公骨子里的韧劲。

影片的主人公巧巧，懵懂地闯入社会，涉世未深的她很快便承受了生活的重压。

然而，她并没有被生活的不幸打倒，而是始终向阳而生，积极面对一切。

从不得不转学回老家，到安葬公婆，再到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正常教育，最后在丈夫回家小聚后再次出发，巧巧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三次烟花也构成精妙的时间刻度。

每一次都预示着故事的转折。

第一次绚烂绽放在家庭变故的暗夜，第二次伴随同学遇难的闷响，第三次则在短暂团聚后为新的出发照明。

这次不再是团圆与分别的反差，而是积蓄力量后的再次走出山村，这时巧巧手中的烟花格外炫目，也映射她眼中经年累月沉淀出的从容松弛。

婶婶是除了巧巧之外的另一股温情力量。

她先是一路不言语地接回她们母子三人，接着用敲门揭开了春节期间的死亡，最后与侄子、侄媳妇一家难舍难分地告别。

这种乡土中国中最让人感怀的温情力量，多是沉默，但震耳欲聋。

除了婶婶，男教师也在坚守着什么。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望着讲台，亲历了几代人走出大山，见证了他们的悲欢离合。

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幸福会来，总有希望，并在影片中点出主题：“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虽然周边的人都不那么确信。

整个故事中，大家都渴望积极的变化，哪怕只有一点点。

导演这样讲述脆骨症的故事，既小心又直接。

但他没有让观众陷入单纯的同情，而是引导我们从坚硬可感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各自的奔头。

幸福，就是要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就是用双手去创造，用脚步去追寻。

当银幕上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巧巧手持烟花望向远方的那个瞬间，惘闻乐队的背景音乐响起，坐在影院的观众们满含热泪，为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起立鼓掌。

3月24日，这个早春的夜晚，我有幸现场参加了电影《追幸福的人》成都首映礼，这是一部讲述真实痛楚与温暖韧性的电影，仿佛是在都市的钢筋森林里种下了一株倔强的蒲公英——它告诉我们，幸福从来不是被命运馈赠的礼物，而是在破碎的生活里紧紧相拥的体温，要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

裂缝中生长的家电影以近乎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描摹着女主角巧巧一家在命运漩涡中所经历的人生沉浮。

巧巧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由奶奶抚养大；成人后，表姐带着她离开农村进了大城市里打工，住着最简陋的出租房、干着流水线的临时工，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她一直都很乐观，憧憬着有一天可以住上大房子，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

二十出头，她遇见了自己的丈夫，他们都是这个城市里最底层的打工人，只有不停地找零工辛苦赚钱，来维系着最简单的生活。

女儿茯苓降生（小女孩真名叫玲珑，是一位残疾儿童），让他们欣喜而又绝望，孩子先天骨骼脆弱，可能永远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长高。

为了照顾女儿，巧巧放弃工作，不得不与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告别，回到丈夫的乡村老家，与丈夫两地分离，每日背着孩子走山路上学读书，先后经历了公婆、亲友接连意外离世，无数的艰辛与波折之后，她依然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与热情，始终坚信能够寻找到一道属于自己的光。

导演祝捷摒弃了廉价的悲情渲染，转而用大量生活流的细节堆砌真实：出租屋里永远晾不干的衣物、医院走廊磨破边的塑料椅、菜市场收摊后捡拾的菜叶......这些琐碎的日常如同散落的拼图，在观众眼前拼凑出中国数百万特殊家庭共同的生存图景。

从乡村老屋漏雨的屋檐，到城市地下室潮湿的霉斑，再到集装箱改装的临时居所，不断坍塌又重建的"家"形成强烈隐喻——原来四面墙围起来的不是庇护所，而是彼此紧握的手掌撑起的穹顶。

疼痛浇灌的绽放这次成都首映礼现场，祝捷导演和主演南吉、梁戟亲临，与观众一起分享了电影创作幕后的真人与真事。

南吉含泪讲述了原型人物巧巧的故事，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戏里，给女儿茯苓洗澡是自己主动申请去完成的，她一边给孩子洗澡，一边哭又一边笑；哭，是因为生活很难很苦、心疼孩子；笑，是因为孩子可爱、自己感到幸福。

这种在苦难中开出的诗意，恰是电影最动人的底色。

导演用大量特写镜头记录疾病带来的创痛：茯苓病发时扭曲的关节、忍受病痛加班不敢请假的表姐、深夜急诊室晃动的吊瓶......但当这些疼痛的切片与夜空的烟花画面交替闪现时，我们突然读懂了中国式亲情最深邃的密码——不是规避苦难，而是在伤口处培育花朵。

片中极具冲击力的蒙太奇片段令人难忘：公婆葬礼上纷飞的白幡与燃烧的火焰，与巧巧在纺织厂翻飞的布匹形成残酷对位；医院走廊里的寂静、急救车的鸣笛声，与大城市夜晚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形成强烈反差。

这些时空的错位，撕开了生活温情面纱下的真相，却也让我们看见巧巧们如何在记忆的灰烬里保存火种。

正如电影中的她，选择走进充满淤泥的荷塘里找寻那朵金莲花，用死亡浇灌的生命反而愈发坚韧。

只要一直追，就会有幸福每个角色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一段真实的人生故事，每个好的演员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演绎，这是电影存在的真实意义。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追"的意象，在散场后化为某种集体震颤：建筑工地上追逐落日余晖的轮椅，暴雨中追逐公交车的塑料雨披，暗夜里追逐萤火虫的玻璃罐......这些奔跑的姿态本身，就是对抗绝望的宣言。

有观众在现场向导演提问，“整部电影看完了，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很同情主人公的遭遇，但看到他们那样子的生活又无可内何，为什么要给这部电影取名《追幸福的人》呢？

”祝捷导演回答说，“其实，关于幸福是很难定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想要的幸福，但都不是很轻易能够得到的；但只要我们一直去追，就会有幸福。

”幸福从来不是抵达某个终点，而是明知前路混沌，依然选择并肩行走的勇气。

就像埋葬在淤泥深处的那颗种子，盛夏时节定会绽放出绚丽的朵朵莲花，而千万个新的种子又会再次降生。

影片结尾，又是一年的春节，丈夫在高速上开着大货车，带着巧巧、孩子们去赶路送货，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过个年。

漫天的炮竹声声作响，巧巧站在货车上开心地笑着，手持烟花望向远方，一家人再次踏上追寻幸福的未知旅程。

或许这就是电影给予我们最温柔的启示：当命运企图将我们碾作尘埃时，唯有紧紧相拥，才能在彼此的呼吸中听见永恒的心跳。

只要一家人都在一起，日子即使再难，都会幸福地过着。

最后，也诚挚邀请大家去电影院里欣赏这部《追幸福的人》，真的是一部好电影，希望朋友们可以支持它的票房，更希望像这样纯粹有力量的好电影能够在当前充斥商业与浮躁的环境中好好活下去，开出更多的莲花，结出更多的种子。

——兼论现实主义文艺片的突围与困境 在2025年春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聚焦罕见病家庭与女性成长的作品《追幸福的人》悄然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

这部由祝捷执导、南吉领衔主演的影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用近乎白描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普通人在命运重压下“向死而生”的韧性。

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挣扎的影像记录，更折射出中国文艺片在主题表达、受众共鸣与市场定位上的复杂处境。

一、真实与虚构的互文：纪录片的灵魂与剧作的肉身影片改编自导演祝捷对陕西汉中一个脆骨症患儿家庭长达十年的纪录片跟拍经历，片中患病女孩茯苓由真实患儿吴玉玲珑本色出演。

这种“虚实共生”的创作手法，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粗粝质感，又通过戏剧化重构赋予故事更强的叙事张力。

例如，主角巧巧（南吉饰）从工厂女工到北漂母亲的转变，既是对原型人物丁巧的提炼，也是对城乡迁徙浪潮中千万女性命运的浓缩。

当镜头扫过深圳工厂的流水线、北京城中村的隔断房、汉中老家的泥泞院落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巧巧的生存图景，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巧巧们”的集体记忆。

导演刻意避免对苦难的过度渲染，转而通过生活细节堆砌真实痛感：女儿茯苓第八次骨折时巧巧颤抖的手、城中村拆迁时散落一地的廉价玩具、丈夫天冬（梁戟饰）开长途车时布满血丝的眼睛……这些碎片化的日常，构成了比戏剧冲突更尖锐的生命叩问。

二、女性叙事的多重突围：从“被凝视”到“自我赋权”南吉饰演的巧巧，是中国银幕上少见的“非典型女性形象”。

她既非传统苦情剧中逆来顺受的牺牲者，也非都市剧中光鲜亮丽的独立女性，而是一个在生存夹缝中野蛮生长的普通人。

从被迫辍学打工、意外怀孕到成为罕见病患儿的母亲，巧巧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命运的状态，但她对幸福的追寻却展现出惊人的主动性：在女儿骨折后坚持用三轮车接送上学、在出租屋被拆时带着全家“像候鸟一样迁徙”、甚至在田间劳作时哼唱走调的情歌。

这种“不出走的反抗”颠覆了女性叙事中常见的“逃离-觉醒”范式。

正如南吉在首映礼所言：“如果说《白鹿原》的冷秋月是被封建礼教扼杀的悲剧，那么巧巧的不认命，则是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对抗结构性困境。

”影片通过巧巧与女儿茯苓的共生关系，完成对母职神话的解构——母爱不是天然的神性，而是在无数次崩溃与重建中淬炼出的凡人勇气。

三、文艺片的困境与可能性：在市场的夹缝中点燃微光作为一部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影片，《追幸福的人》面临的挑战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其真实细腻的底层叙事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收获赞誉（南吉凭此片获亚洲新生代最佳演员）；另一方面，豆瓣上“节奏平淡”“缺乏戏剧高潮”等争议，暴露出文艺片与大众审美的错位。

这种割裂恰是中国文艺片市场的缩影：当商业片用特效与爽感满足观众的逃离需求时，文艺片却试图用生活的粗粝将人拉回现实。

但影片的突破亦值得关注。

艺术总监杨超（《长江图》导演）与祝捷的合作，将诗性影像与纪实美学熔于一炉：水墨风格的海报中，巧巧面部的裂纹与头顶绽放的烟花形成强烈隐喻；惘闻乐队创作的配乐《My Crime》在片尾响起时，压抑的情绪随音符迸发，完成从苦难到救赎的升华。

这种艺术表达虽显“小众”，却为市场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维度。

四、超越个体苦难的社会寓言影片最深刻的批判性，在于揭示“幸福”概念的阶级性。

当城市中产将“幸福”等同于消费主义符号时，巧巧一家却在生存线上重新定义幸福：女儿能独立上厕所、丈夫结束异地打工、拆迁废墟里长出野花……这些微小的喜悦，构成对主流幸福观的无声反讽。

导演通过巧巧北漂与归乡的双重漂泊，叩问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无力感——无论是深圳工厂的流水线，还是汉中老家的泥土地，都不过是不同形态的生存牢笼。

结语：在错位的对话中寻找共鸣《追幸福的人》或许难以复制《隐入尘烟》的票房奇迹，但其存在本身已是一种胜利。

当商业片市场充斥着悬浮的都市幻梦时，这部影片坚持用镜头抚摸生活的褶皱，在绝望的土壤里播种希望。

正如片中那场卡车上的烟花戏：颠簸的路途、劣质的烟花、巧巧带着泪光的笑，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最动人的隐喻——幸福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无数个“此刻”的微光汇聚。

今天早上我跟两个朋友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同样是聚焦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却呈现出来与传统女性电影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本作用平权思想和平等主义贯彻全片，打破了传统以男权或是女权主义为思想，造成性别对立的错误思想观念的表达方式。

导演作为第七代的后起之秀，创作经验非常丰富，演员也体验过人生的低谷期，深谙人性之道。

整部影片探讨了底层人民历经磨难、饱受煎熬，却难以在社会上生存的艰难困苦。

本片以一个家庭的命运为线索，同时穿插了一些人物周遭作为引线，在明暗之间采取多线叙事表达，呈现了极为真实的社会面貌，并蕴含人生苦短、要珍惜眼前人的创作理念。

影片主人公巧巧外表脆弱、内心坚强，在经历周围人的不幸后却依然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虽然这只是一个发生在局部地方的故事，但是却也是全国几亿劳苦大众正在经历的事情，导演敢于为弱势群体发声，并且勇于关心底层人民生活。

这也使得影片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

这是一部“血泪史”的真实记录，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救赎之旅，在这场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人生新的可能性与处世之道。

——《追幸福的人》电影整体观感

观影过程中一直在想，这日子也太苦了…后来才了解，电影源自纪录片，里面很多现实困境都是真实存在，这种困境又是结构性的、避之不及的，身在其中的普通人需要执拗的、偏执的坚持，幻想出的美好或许不是解药，却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记得张沛超老师在分析某个案例时说过，他生活那么苦，不偏执一些怎么走到今天？

就是说，偏执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心理防御，是活下去的手段。

影片中多次表现过“梦”，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偏执的不接受这个现实，倔强的不放弃“追”心底那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