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这部剧并非写实，但是如果把历史上的人物放在这部剧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和剧中人物如出一辙。

要了解这部剧，首先想来谈谈君权和臣权。

中国古代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君权神授，至高无上。

可是，皇上不是神，也会累。

所以皇上要把自己的权利下放给别人，也就是大臣，而大臣和地方各级豪族势力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假，但是一朝臣依旧是地方各级豪族势力的人，所以，可以说皇帝换谁都可以，但是大臣依旧是同样的一批人。

1，嘉靖帝。

他14岁即位，彼时是臣强君弱。

大礼仪之争历时三年，最终以他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嘉靖帝通过这件事确立了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也对御下之道掌握的更加深刻，御下，重在平衡。

所以，有了后来的严嵩和徐阶之争，严嵩倒台了又扶持陈洪以牵制百官。

2，严嵩。

就像是皇上的白手套一样，皇上不能做一些坏事，因为史书会写，会污了天子的荣耀。

于是他就帮皇上做这些事情，对上可以明确知道圣意，对下可以或打压或安抚以成事，这样的人皇上怎么会不愿意用呢，至于百姓的死活，何人在乎，无人在乎。

可是一个利益团体膨胀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受开创者掌握了。

层层盘剥，贪的太多了，终惹来杀身之祸。

3，徐阶。

清流的代表人物，他不想成为严嵩，但是他也不敢和皇上对着来，于是，他就属于典型的踢皮球似的人物，皇上的旨意要明确下达才会去执行，也会尽力去执行，但是效果怎么样无法保证。

4，太监。

太监集团依附于皇上存在，皇上在时，威风凛凛，大小官员见到都要礼让三分。

皇上不在了，就一下子失去了权力的来源，所以太监只对皇上一个人负责。

太监可以没文化，可以贪婪，可是他们对皇上也是最忠诚的。

5，海瑞。

我一度以为政治就是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然后多方协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也是人吃人的游戏。

但是海瑞和那些人不一样。

知世故而不世故，道理他都明白，可是别人不敢直言，这吃人的世道都是由于皇权的神圣性，他敢说。

进京的时候自备一口棺材，置生死于度外。

这个世界需要海瑞这样的人，有了他们，我才能感受到一丝丝温度。

最后，感慨一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吧。

今天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有券商的宏观研究小组开会专门研究了内阁阁老们的履历以分析国内各地区信用评级风险，以前听说过研究十九大报告的，哎，所以说理解中国不能以经济学那一套来分析，读懂中国还是该多读明史。

明朝的官僚构成到了嘉靖年间，已经从明初的农民军+知识分子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职业官僚群体。

说完了本文的前提，那我们来谈谈改稻为桑。

改稻为桑是什么呢？

是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

这事看上去好不好呢？

很好，稻田改了桑田，蚕丝的价格比米高，农民可以赚钱，国家出口丝绸可以赚钱，这件事怎么看都是件大好事。

但是到了地方上就是推行不下去，为什么？

农民怕改了桑田米价贵蚕丝价贱，改了没饭吃只能卖地。

政策制定者严党和府县一级知道么？

当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能推行？

为了补亏空，那不改行不行？

不行，因为亏空有他们一份。

皇上知道么？

当然知道，毕竟亏空也有他一份，他不仅知道亏空，还知道下面会暴力推行。

那皇帝为什么愿意改？

因为他不在乎农民饿肚子，他在乎国家稳定，财政亏空的国家肯定没法维稳，搞不好连维稳经费都拿不出。

补了亏空他还能捞点钱，补不了亏空连给他干活的都会跑。

总之，皇帝并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在乎的是国家机器运转不运转，所以他会推这条政策。

严党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在乎自己明年脑袋还在不在，为了自己的脑袋他要满足皇帝的要求，要想着法儿的哄皇帝开心，皇帝不开心了一脚把他脑袋踢了顶徐党上。

省一级府一级不在乎农民赚钱不赚钱，他们在乎自己能不能升官，今年的考核指标能不能达标，既然今年桑田不收税，那么他的税务指标就不是问题，保障蚕丝产量够出口就可以了。

县一级可能希望农民赚钱，毕竟农民赚钱最大头的油水是他们的，虽说如此但他们也有可能不在乎农民赚钱，但他们可能是最不希望农民饿肚子的，毕竟农民饿久了会造反，造反了第一个吃县太爷父母官，可是没办法，不推没法升官，今年考核指标达不到，所以还是要硬着头皮推。

（这就是《是！

首相》里面所说的，机关最在意的是和该机构存在永久性合作关系／上下级关系的部门）。

但是地方在推行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自家种出来的桑质量不达标，织造局没法用来出口，没办法，地只能让沈老板买了种桑也就是俗话说的国有化（如果把沈老板的产业理解为国企央企的话），可沈老板钱不够，好田买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

只能把好田变劣田——毁堤淹田。

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挖人祖坟，这事确实伤天害理，不过在乌纱面前只能苦一苦百姓了。

假设在和平年间，这样的政策或许如胡宗宪所说的，推个三五年还能成，但在嘉靖年间，内忧外患，财政紧张，就只能以一年为期了，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我认为毁堤淹田主要是政策制定端和执行端的目标差异所导致的，执行端的目的是达到指标，而制定端的目的就复杂得多。

不过，古代科举不考经济学，所以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曲线官老爷们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在制定改稻为桑政策时没有把第一年桑田产量和所需田地面积算对就只能说是严党急功近利到无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了，制定者制定了一条本就不科学的政策，那执行端为了完成指标/从沈老板那边捞钱只能强行去推动政策的实施。

皇帝事先知道毁堤淹田么？

我猜大概是不知道的，他是事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的态度是默许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倒自家牛奶，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倒别人家牛奶，这说明供给侧改革是传统，古而有之。

至于门清的沈首富，到了这个时候门清也没用，毕竟沈首富在这个过程中没什么发言权，平时财大气粗，到了这种节点，他也可怜，明年有没有得做只是织造局一句话的问题，他和农民一样，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在大明朝，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说，综上，有话语权的，最后变成只剩下两个，顶层发号施令者皇帝和不在乎升官的海瑞。

但后来在赵贞吉的推动下这个事居然搞成了，所以赵贞吉能入内阁啊，这能力，能做皇帝的小棉袄了。

为什么赵贞吉能搞成这个事呢？

当然和郑何努力做成的毁堤淹田、徽商入浙有关系咯，和他的徐老师给他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也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不贪，而且他可以保障地方层面贪污减少，如此一来，这一块收入就可以给国家了。

总之，改稻为桑是一件看似很好但实则很恶毒的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事乱来，如果办成了，收益的是财政收入、各级的官位和脑袋，收益概率最小/最不可能收益的是农民和沈首富。

所以呀，织造局的工人不能怪沈老板工资低工时长，沈老板也是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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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中的经济帐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趁着春节假期的空闲时间，笔者把湖南卫视在新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一、与《雍正王朝》的比较刚开始看《大明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笔者觉得它比多年前另一部也十分有名的历史剧《雍正王朝》还好看，但看着看着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笔者觉得《雍正王朝》好看，其实是冲着里面描写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去看的，就是里面所说的雍正推行的“新政”，即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这几项，这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

在历史上，这三项经济政策中其实以摊丁入亩最为重要，其本质是人头税改为地税的一项税收征管改革。

火耗归公次之，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瓜分税收的制度的改革。

至于士绅一体纳粮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反而在剧中描写的笔墨最多，这主要是因为《雍正王朝》想反映的矛盾之一是雍正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对立，所以描写的重心都在田文境主持的“士绅一体纳粮”这其实并不算很重要的新政之一上。

反而李卫在杭州主持的最为重要的“摊丁入亩”，却只是一笔带过。

至于“火耗归公”就更是几乎只提了一下，没有作任何具体的描写。

所以这是这部电视剧让笔者觉得比较可惜之处：看完了《雍正王朝》，恐怕绝大部分观众还是弄不明白什么是摊丁入亩吧。

反观《大明王朝》，第一集就是以一场针锋相对的财政结算、预算的内廷、内阁会议拉开帷幕，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经济政策）。

当时乍看之下，感觉里面的描写十分具体细致，就联想到如果《雍正王朝》描写摊丁入亩也能像《大明王朝》这里描写“改稻为桑”那样详尽细致就好了。

事实上，如果细心对照，观众也许就会发现，《大明王朝》在某一点上是模仿了《雍正王朝》的。

如前所述，全剧一拉开，矛盾就聚焦在财政危机上。

《雍正王朝》是借围绕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朝臣诸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大明王朝》也是借围绕嘉靖年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上至朝廷的权力斗争、下至地方的贪墨（贪污）治理之争。

从矛盾的设置来说，确实《大明王朝》是更胜一筹，不过后面笔者会谈到，其实那是因为《大明王朝》中的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人为虚构的，也就可以方便地人为集中矛盾。

反之，《雍正王朝》基本上是照史铺陈，历史自然是松散得多。

《大明王朝》的剧情铺展的逻辑大致如下。

因为国库严重亏空，于是引出以加大丝绸出口“创汇”来填补亏空，于是引出提高丝绸生产规模的必要性，从而引出增加种桑规模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的必要性。

然而，由于这个国策其实整个儿是虚构出来的，与《雍正王朝》中的摊丁入亩之类的“新政”确实史有其事完全不同，后面本文将从经济逻辑上指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明显不是太懂经济，从而造成这个故事虽然从矛盾设置的角度上说是很精彩，但其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

刚开始看时笔者还并不知道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以经济常识来逐一对照，就已经觉得问题甚多。

二、明朝的海禁与倭寇首先，这部电视剧把嘉靖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意图的实现，完全托负于对西洋出口丝绸的海上贸易，甚至把当时浙江历时十年的剿灭“倭寇”的军事行动部分地解释成是为了扫清把丝绸运送出口的海上通道，这可以说与真实的历史情况恰恰完全相反。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古代以严厉实施海禁而著称的朝代之一，其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 70》），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朱棣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 27》）。

到了《大明王朝》所描写的嘉靖年间，明世宗（即嘉靖）亦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

”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

”“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世宗实录》）。

至于“倭寇”之害，正如近世史家澄清的那样，虽然最初确实是由于有小部分日本人因国内战争失败而流蹿到中国东南沿海作奸犯科，但到了后来，其成员主体已经主要是中国人，尤其是原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经商活动的百姓。

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是被逼到烟波浩渺的茫茫大海上去了。

也就是说，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

相比之下，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海盗、走私活动。

然而，明朝却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厉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

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这样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近来有些言论认为，整个明朝政府虽然不鼓励海上贸易，但即便禁止也是口头说说，实际明朝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些“新论”并没有提出十分有力的资料作为支持。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倒也确实并非自始至终地禁止海上贸易，而是在倭患平定后，渐渐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巨大财富，在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嘉靖之子，《大明王朝》中的裕王）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百姓到东、西二洋经商，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

随后中国的海上贸易确实得到了蓬勃、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在日本广岛发现了泉州明代船旗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这也是嘉靖以后的事情，嘉靖在位年间是不可能出现剧集中所描写的情景的。

三、“改稻为桑”的虚构问题其次，即使退一步，容许作为艺术作品的电视剧有适度的虚构，假设嘉靖年间可以像宋朝那样有相当可观的海上贸易，那么以剧中提供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很多不妥当之处。

例如，剧中提到，一匹丝绸出口的价格是10两以上（剧中前后说过两个数据，都不一样，但都在10两以上），在国内销售的价格是6两，那么出口无疑确实有巨大的利润。

于是同一块田种桑比种稻有更高的产值。

这里又涉及到一些农业常识的问题，《大明王朝》的编剧也是相当混乱的。

如桑叶是从桑树产出的，不是插桑苗的。

网上有出身浙江农村的朋友指出，农民种稻之余也会种植桑树，这是自古以来的种植传统，并不存在剧所说的不愿改稻为桑的问题。

而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

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则是“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

也就是说，种桑所需的田，与水稻需要的田不同，并不存在桑与稻争田的问题，这是整个虚构情节在农业常识上最大的疑点。

然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姑且假设桑真的会与稻争田，既然一块土地用于种桑，产出桑叶后养蚕织丝的产值，是高于这块土地用于种稻产出的粮食，那么农民也是“经济人”，不会有钱不赚，又何用政府来强制推行什么“改稻为桑”？

事实上，治明清经济史的专家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地区，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

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

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

至于桑田与稻田的产值，以浙江桐乡的数据为例，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

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

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

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所以，桑田的产值确实高于稻田，主要是丝绸产业本身的规模制约了种桑的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然地形成桑田的市价高于稻田，因为桑田的收成（产值）高于稻田。

在这价格机制的刺激下，农民会自发地把适当的田地改稻为桑。

这当然会导致粮食的减产，粮食价格会上升，使稻田的产值上升。

而桑叶的增产则会拉低了桑叶的价格，导致桑田的产值下降。

这样一升一降，市场力量会自发地调整，使整个经济体内稻与桑的比例达到最优。

当然，可能改稻为桑之后，种桑所需的人手少于种稻，导致劳力过剩。

但这里有两个调节机制，一个是正如《大明王朝》中的丝绸大户（商人）沈一石所言，卖掉稻田的人或者转而做桑田的佃农，或者到织房去做生产丝绸的产业工人，这无非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本来就是所谓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这同样可以由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使各个部门的劳力生产率趋于一致。

四、借古讽今的用心以上是假设政府不动，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

当然现实也没有那么理想，政府也有它的作用在里面。

但以《大明王朝》这电视剧的剧情而论，它安排的是政府官员想从“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中上下其手，得以贪污。

于是农民不肯改稻为桑的原因，不是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知道桑田的产值高于稻田，而是官商勾结，要贱买稻田。

以剧中提供的数据，稻田丰年的时候价格是五十石粮，歉年的时候价格是四十石，而淳安两县被淹后海瑞所极力争取的，也只是三十石。

但官府却“黑心”到想只以六七石粮的价格来收购田地，于是这黑心的浙江官府，一上来就以马匹践踏农民才插下的青苗，后来更不惜在端午汛的时节，悍然炸毁九道堤坝，淹没农田，以求毁田压价。

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笔者想到的是，这样的剧情是在借古讽今，大概是影射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低价收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但其实征地的问题在现实中要复杂得多，不是剧中表现的那样简单粗暴，而且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规限，实际上低于农地（注意，不是农地改成工业用地之后的）市价征地是不可能的。

于是笔者为编剧想到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要贪污！

如果丝绸大户要按市价买稻田，利润当然要比贱买农地低得多，这利润要同时供给沈一石等商人的营商收入与官员的贪污，自然导致贪污的空间少了，官员是为了便利贪污而这样不惜代价地造成贱买土地的局势。

但后来的剧情发展几乎又是否定了这一点。

首先是沈一石家产被抄没后，郑、何两个官员把他的“固定资产”作价卖给徽商，计算细帐时提及，沈一石名下的桑田按市价是一亩五十石粮。

这么一看，桑田的市价竟然是与稻田一样的！

那怪不得沈一石不肯以五十石的市价来买稻田，因为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利润可言。

既然说桑田的收成高于稻田，桑田的市价就不可能不高于稻田。

其次，沈一石的家产一抄，居然发现他是个空壳，所谓浙江首富，家中只有不到二万两白银。

这就更让人疑惑，沈一石干嘛要那么热心地卷入到这件事中去？

他根本在这里面赚不到钱，赚到的钱都给浙江官员和织造局的人贪去了，沈一石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谈起？

任何官商勾结，当然商人一方是要向官员支付贿款，有贪污的成本在内。

但如果扣除贪污的成本之后，其利润还不如正正当当地做生意，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跟官府勾结，额外地支出贪污的成本？

如果说农民不肯“改稻为桑”是他们有可能太老实而不懂算经济帐，那么沈一石这个“正牌”的商人，怎么竟然也不会算如此简单的经济帐呢？

这些细节追究起来，就会觉得整部《大明王朝》的所有尖锐矛盾，从一开始的基石就极不可靠，官员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急于“官逼民反”，商人也没有必要如此白干一场地卷入其中。

其实，从这剧集所设定的矛盾焦点来看，去拍王安石变法可能更为适合，因为那个年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路线之争、新旧党之争、人事之争，全都有历史现实为基础，比起《大明王朝》这样立论基础差不多是完全凭空虚构的，总要可靠得多。

毕竟，真实历史与本来就是从万千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或经济学原理，是不会有逻辑上的冲突矛盾的。

大明里写胡宗宪，大体用的仍是走向共和里洗白李鸿章的套路，上下掣肘，左右胁迫，有报国戮敌之心，无奈命运乖蹇，不得不做下许多违心之事，十分悲情，也十分狗血。

虽然海瑞才是编剧力主刻画的悲剧人物，但他是帝国根深蒂固的政治体制下的牺牲品，因道德的至高和精神的绝望而被塑造成自我牺牲的殉道者，正如海瑞本人的绝对孤独一般，他的悲剧不具备也不需他人关注以任何私人感情。

胡宗宪陷入的困境却是一种常态，做人可独善其身，做官则必须兼济天下，私情公理，舍此存彼，几千年来如是，让人觉得亲切，也份外惋惜。

比较二人在剧中的境遇，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还是个私心过甚官僚本位的政客，大明里的胡宗宪却差不多可作为循吏的一种范本，编剧对这位浙直总督应该是充满厚爱的。

要求一个政体里全是如海瑞的清流显然不切实际，多几个胡宗宪一样的治国能臣，则国事尚有可为。

能作为范本当然不是说没有弱点，同样是一心求死，海瑞备棺上疏的行为是责任感的体现，而台州战场上的胡部堂，只是在两难的局面下希冀逃避。

严氏父子在明史中归入奸臣传，一干阴附者著名如赵文华鄢懋卿皆隶属严dang，收录于同一列传中。

胡宗宪虽结交赵文华在先，贿赂严家于后，加赋敛财，私生活奢靡，又有献祥瑞媚上行径，撰史者并未将其视为奸党一类，因其力行剿倭，惠及东南，功在社稷，曰“以奢黩蒙垢”。

剧本里避开了正史中这些更富争议的表现，将他对严dang的攀附解为对严嵩个人的感恩之情，虽然依旧血肉饱满，无疑削弱了此人性格中的多面性和矛盾性。

这是个谨记为臣者本份的完美臣子，按剧中一再提及的“媳妇论”，称得上是一个孝顺翁姑，友敬叔伯，关爱后辈，勤恳持家的好“媳妇”，虽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勉力做到和光不同尘。

嘉靖赞他“公忠体事，老成谋国”，固然是对臣下的最高肯定，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负担。

“顾全大局”是个很悲情的词。

其时，东南局面可谓错综复杂。

江浙是鱼米膏腴之地，又因诸多历史因素影响，明代赋税本已极重，负责内廷供给的织造局也设于此，由中央派内臣管理，常有威胁本地官吏之事发生，宫中又每每滥赏无度。

嘉靖末，外有倭患猖獗，内有国库亏空，不得不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为卖给西洋以补亏空的五十万匹丝绸提供原材料。

胡宗宪身为封疆大吏，不可能不知道此事牵涉层面之广，只可徐徐图之。

织造局勾结浙江布政按察两使毁堤淹田，欲强使百姓改植桑苗，两县耕地被淹，百姓死伤无数，面对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不能漠然视之，也不能波及内廷和内阁，只得将责任归于修建堤坝的河道督察和两县知县，并上疏自辞，所谓被人卖了还要护着他，此是无奈一。

朝廷也知情势危急，不准辞呈，仍令其管理东南军事，国策也还要实行下去，朝中两派还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宁可无视饥民饿殍遍野，也不肯拨粮赈灾，此是无奈二。

如胡宗宪自己所言，躲得过“改稻为桑”，却躲不过日益逼近的倭寇，该面对的毕竟要面对。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他的身家性命其实全系于东南战事上，一朝东南靖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无休止的弹劾清算。

这一点，他看得明白，严嵩也看得明白，但事已至此无路可退，此是无奈三，也是为臣者不可扭转的死局。

正史里胡宗宪最终病死狱中，剧中没有交代他的结局，算是给极尽险恶能事的朝堂留有一点念想。

读史书往往感慨万千，盖因千年以来，无论循吏诤臣，抑或通常所说的奸dang，能青史留名者，善终的又有几人？

花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完。

海瑞刚直，相比较而言嘉靖的性格更加具有特色。

他不关心百姓，求仙问道，他放任严嵩父子欺压百姓，是谓昏庸。

可是他二十年不上朝却能把持朝政，却是有本事。

他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但是却能够在海瑞冒死箴言后自我反思，去世之前为儿子安排好以后的统治。

他所说的黄河之水与长江之水，仔细想来其实有一定道理。

这部剧的神奇之处在于，里面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形象，如沈一石，临死之前还能为芸娘安排好以后的路。

这世上 有人为了一己之私祸国殃民有人却以蝼蚁之躯舍身赴死所谓功在千秋利在万代不过是以在位者利益所考虑以苍生而言是千古罪人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以什么眼光去看待别人，有人在意的是官场职位 便以为所有人都是如此 便不相信别人会为了黎民百姓鞠躬尽瘁真的挺可笑的 齐大柱在沙场浴血奋战 明明抗倭有功 却遭诬陷通倭 皇帝明明知道他冤枉却放任严党 想起了那句 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杀害却转身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所幸他没有死 皇上赦免了他 但是原因却是求神问道！

可笑可悲可叹！

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指责。

总之，引人深思地方太多，看历史其实不过是以史为镜，明今日之事。

所谓上行下效，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最后，给所有演员亮灯！！

台词太棒了！

演技太赞了！！

张黎导演果然名不虚传！！

二零零三年，某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海南视察时专程拜访了海瑞墓，在参观海瑞墓的时候他说：「海瑞的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来海南一定要到海瑞墓看看。

」二零零四年，张黎和刘和平在一起做一个历史剧本子《曾国藩》，当时已经做了十七集，第一集就是琦善去审林则徐说他贪名，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写是几乎播出不了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只是图个自己开心。

后来实在没钱吃饭的时候，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松林找上了他们。

二零零五年三月，刘和平开始创作海瑞题材的相关作品，他把嘉靖和海瑞的像挂了起来，每天写作之前先给这两位焚香叩拜。

二零零六年三月，电视剧开机。

关机前一天，横店暴雨，很多人档期都到期了，但大家都还在等最后一场戏的到来。

刘和平远在北京，决定去嘉靖帝的永陵拜祭，香一点，跪在那，横店那边立刻就雨过天晴，等最后一场戏拍完后，雷阵雨又来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这部剧在湖南台播出。

当时的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亲自为这部剧的片尾曲谱词，整个湖南台都对该剧寄予了厚望。

然而事与愿违，该剧最后的收视率「惨不忍睹」，待该年湖南台出品的《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全部播出后，湘剧的黄金年代业已告终。

但放眼湘剧乃至于整个国产历史剧里，刘和平和张黎合作的这部剧都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也许它还将后无来者。

《大明王朝1566》。

一 谁在书写明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中国历史几千年，周秦汉唐宋，时间线进展到明朝时，整个政治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明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王朝灭亡的经验，罢黜了丞相的职位，规定了后宫和外戚的权力，牢牢把宦官把握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此时权臣、外戚和宦官所带来的威慑力已经荡然无存。

因此研究明朝，本身就相当于在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成熟形态。

从中可以更明朗地发现其先进的所在和固有的矛盾。

同时，明朝的史料之丰富是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

研究先秦史的朋友常常寄希望于出土各种上古时期的材料，否则就只能在寥寥几部故纸堆里扒拉；清朝灭亡后，整个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根本没有空去编写一部清朝国史，同时由于满文档案长时间不被重视，直到二零零二年国家才开始启动编纂《清史》的计划。

而明朝除了官修张廷玉版《明史》外，还有万斯同、王鸿绪等人的《明史》原稿，同时由于遗民情结，计六奇、张岱、査继佐、王夫之等人也都有各自的私修明史，此外明朝还有着完整的明实录、圣旨、奏折、民间笔记，加上各地的县志、讼状，还有没有被风干破坏的大量墓志铭，可以说这些史料能从各个层面还原出一个明朝。

哪些层面呢？

由于史料过于完备，后人在翻阅史料时能发现有明一代政治斗争之激烈被记载地异常清晰，也因此书写明朝的方式从明代起至今都没有定论。

先看官修《明史》。

清兵入关以后，从顺治二年设明史馆，直到乾隆四年才刊行，整个修纂过程历时百年，通过对其中一些细节的观察我们能发现这部《明史》是站在谁的立场。

首先，编修《明史》的人是万斯同，这是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弟子，而无论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弘光实录钞》来看，还是从他父亲和自己的生平经历来看，都能很清晰看出他的立场是站在东林党人这边的，因而这一贯的书写方向被继承到了《明史稿》中。

此外，由于清朝和明朝本质上都是封建王朝，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是绝对不能将前朝统治者说得太差的，也因此查阅康熙谕旨时发现，他曾多次表达过对《明史稿》里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不满，同时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

可以说，官修《明史》是站在统治阶级和文官阶级共同体的立场上书写的，所以前期的很多史料的可靠性还是足以令人信服的，只是由于万历以后「大清龙兴」，很多事情才不得不进行掩饰，比如南明的几位皇帝就被暗搓搓隐藏到了《列传》里。

建国以后，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待历史的角度站在了人民立场上，因而在南炳文《明史》里我们能够看到史学家们对文官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批判。

而后在顾诚的《南明史》里，我们也能看到史观的再一次转变，这次顾诚没有一厢情愿地对文官阶级里的「清官」们进行歌颂，而是真正将他们的言行和动机区分开来，扒开他们名为爱国实则为了私心的真面目。

网络时代，书写明朝的人就越来越多，如当年明月、杜车别、李晓鹏，他们各有立场，有的观点和《明史》一样，有的歌颂着统治阶级鞭挞着文官阶级。

每个人都在书写明朝，国家、清流、奸臣、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站的队伍，明朝的历史是如此迷人、如此精彩。

这次，书写明朝历史的那个人叫做刘和平。

他说：「我们《大明王朝1566》这个戏出来，标志着中国长篇电视剧的成熟，让任何文学艺术门类的人看了之后，不敢小瞧电视剧。

我敢在这里说一句，我们这部电视剧出来之后，不管你哪个界，文学界的、史学界的，方方面面的，最后都得承认，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

」

该剧播出以后，得到了文化界的一致好评，刘泽华、冯尔康、古伟瀛、胡忠信等多位历史学家都给这部剧打了高分。

那么，刘和平是怎么书写明朝的？

二 历史的承受者为什么选择嘉靖时期？

除了上面安排的任务外，我们还能找到嘉靖朝的一些典型之处。

因为统治阶级和文官阶级的斗争激烈化始于嘉靖。

从嘉靖即位以来的大礼议到后来多年玄修不上朝却牢牢把控着朝政，嘉靖不像他伯伯弘治那样「听话」，也不像他堂兄正德那样「惫懒」，嘉靖本身就是权力中心，他时刻将权柄掌握在了手中，却又不肯像自己后代万历和天启那样担骂名，因此必须要找一个可以替他「遮风挡雨」的人出现。

于是严嵩应运而生。

大家都说严嵩是大奸臣，后来在《明史·奸臣传》里他还被排在了头一位，但严嵩又何尝不知道裕王才是未来的皇帝，他为何要跟裕王对着干呢？

因为不跟裕王对着干的话，严嵩死得更快。

他做了内阁首辅，就是要替皇帝「遮风挡雨」，所以杨继盛和沈炼要杀，却不能由皇帝来杀，骂名得由严嵩挡着。

因此我们看到，嘉靖朝有着很多个性人物，不仅有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清流，还有严嵩、严世蕃、鄢懋卿等严党。

最重要的是，嘉靖朝有海瑞，有着大明朝最厉害的人之一，海瑞（不像黄仁宇和当年明月说的那样，关于海瑞的真实面貌会在下文中提及）。

在这样一个权力漩涡中，刘和平选择再虚构一极，那就是以吕芳、陈洪和黄锦为首的宦官势力，将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下形形色色的人纳入到一个故事里，一个阴阳八卦里，看他们如何运转、如何博弈。

刘和平没有彻底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而是像他曾经说过很多次的那样，选择了让笔下的每个人都承受历史。

无论是后来写《北平无战事》，还是在给《十月围城》写推荐时，他都说：「我们在写历史题材的时候，一定要自觉地知道，我们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承受历史，而非创造历史。

简单地写他们创造历史，反而会流于表面，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我们在后世评价他们的时候可以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事实上只是历史已经进入那个阶段，需要有人来承受它，完成历史的转型。

再往下说，我特别反对说，哪一个人，哪一群人，哪一个阶层的人，就能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世界的意志。

改变不了，唯一值得推崇和歌颂的最伟大的精神，是一种承受的精神。

」我们看到，当刘和平笔下的人物在承受历史时，他写每个人的时候都会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上，观众能通过那样的主观感受去理解人物，更加能还原成一个人。

但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么在看待他人时一定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和评价，因此当这些多元评价同时出现时，我们对历史情境就完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步哲学思考。

在《大明王朝1566》之前，刘和平还写过一部描绘帝王的剧《雍正王朝》，在那部剧里面他沿用了托尔斯泰的命题「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站在了雍正的角度进行一元化创作，虽然一改过去史书里对雍正的暴君塑造，却依旧停留在了从某一固定立场看问题的创作方法上，因此有不少观众批评这部剧说过于美化皇帝。

《雍正王朝》是一个开始，它的编剧是刘和平，它的艺术总监是张黎，两个人从这部剧相识。

后来的张黎沿着《雍正王朝》的路子拍了他最有争议的一部剧《走向共和》，在这部剧里主创者站在了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立场上，依旧处在了颠覆形象的思想层面上，让许多观众为他们遭受的非议抱不平，而没有真正产生对历史情境的真实还原。

可以说《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确实在艺术上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但也都才走到「肯定、否定」的第二步。

只有到了《大明王朝1566》，在同情和理解的基础里加上批判的环节，才能真正做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三 云在青天水在瓶很多观众在看完《大明王朝1566》后，会开始学会体谅严嵩、体谅严世蕃，他们会说严嵩和严世藩并非是一个奸臣，他们有血有肉，有自己的苦衷，这一点我们在剧中确实是能看到的。

比如第十七集胡宗宪和严嵩相见时，老态龙钟的严嵩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之情就感动到了很多人。

严嵩这个首辅当得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权臣那样一手遮天，而是有很多难处，在他和对手徐阶的交集中，就完全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势，而是在以一个长辈的口吻和徐阶交流，言辞间十分诚恳。

同时，严世蕃也并非人们以为的无恶不作。

从第一集开始，严世蕃就表现出自己的跋扈，他替皇帝做着事，所以从不担心会出事，观众从严世蕃的角度去看问题，自然能理解他。

可是如果只看到这一层面，那这几个人物就和《雍正王朝》里的雍正、《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没太大区别了，其实刘和平依然在作品里表现出了他们大奸似忠的模样。

皇帝知道严党贪墨吗？

他知道。

第十七集，嘉靖皇帝就在胡宗宪向他表陈自己误国的时候对他说：「你又不在内阁，更不是首辅，误国还算不到你头上。

一个浙江盯着一个织造局二十年便贪了百万匹丝绸，还有两京十二个省，还有盐茶铜铁瓷器棉纱，加起来一共贪了多少？

严嵩这个首辅当得真是值啊。

」

但是嘉靖为什么不追究呢？

因为嘉靖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私心的人，所以他需要严嵩的存在，只有严党存在，他才能享受荣华富贵。

因此严党的任务是替嘉靖敛财。

同时嘉靖还是一个皇帝，作为一个皇帝他必须要维持国家的运行。

所以当严党一方面替嘉靖敛财，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的指责。

在故事后期，严家要倒台时，严嵩让严世蕃写信给胡宗宪，只交代了一句话：「打好了这几仗就休整。

倭寇不能不剿，不能全剿。

」因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

倭寇在，胡宗宪就在，胡宗宪在，就谁也扳不倒自己。

这才是严嵩老谋深算的真面目，他为了保住自己，才不得不维护国家稳定，如果看明白了这一点才知道刘和平确实是还原出了历史上的那个大奸臣本来面目。

只是人不是标签，符号和定论是我们在完整了解了一个人的形象后提炼出来的定论，但是在还原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让观众自己感受，而不能代观众去评价。

奸臣是有血有肉的奸臣了，那么清流们呢？

上文说了，嘉靖是皇帝，作为一个皇帝他必须要维持国家的运行。

所以他不得不保裕王这一帝国的未来继承人，同时为了防止严党坐大，他也需要裕王身后有一批人能和严党抗衡，那就是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主要人物的清流们。

可是清流就真的是清者自清吗？

为了斗倒严党，他们冠冕堂皇、想方设法，但是剧中张居正的一番话却暴露了这一点：「王爷，长痛不如短痛，这一次干脆让浙江乱了，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

」谭纶听了这话后深表赞同：「是大谋略！

只是苦了浙江的百姓。

」

说出这话的，正是后世被称之为明朝第一政治家的张居正，为了大局居然想靠牺牲浙江的百姓来引严党上钩，如此的清流究竟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自己的权力？

更赤裸裸的描写是在严世蕃的视角上，在嘉靖将高拱、张居正和严世蕃逐出内阁时，严世蕃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脾气暴躁的高拱和装模作样的张居正的私心。

「高肃卿，你要还是想赖着等内阁首辅那把椅子，我告诉你，徐阶现在都还没坐上呢。

就算徐阶坐上了，也不会传给你，江南他还有个学生赵贞吉在等着，你身边他也还有个学生张居正在等着。

」

而到了第二十九集，高拱严厉指责赵贞吉、暗中腹诽徐阶，借题发挥，可以说是名义上的「替海瑞不值」，但是否也存了自己的私心呢？

从这里可以看到，严党并非是好人，而清流也不见得就真的一身正气，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每个人也都是身不由己的。

二元对立很容易产生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嘉靖在这里面引入了第三元，于是以吕芳为首的宫中势力不断调和着两方派系。

由此诞生出吕芳、冯保、黄锦、陈洪和杨金水等不同形象的太监。

这是嘉靖的哲学。

故事的主角之一嘉靖在第一集早早就登场了，却在第三十三分钟才开口自己的第一句台词，出场后他背诵了唐朝李翱的《问道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

这首诗里嘉靖最爱最后一句，他说：「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

都是忠臣，没有奸臣。

」这正是嘉靖一贯的想法，整部剧里面他都这样控制着手下的臣子，直到最后一集觉察到自己快不行了，决定给儿子裕王交个底的时候，他说：「没有真正的贤臣。

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

嘉靖皇帝信奉的是「长江黄河论」，所以他需要云在青天水在瓶。

第一集开头，从周云逸被杖死，到御前会议闹闹哄哄，这一切都是「混沌」的，可以用无极来形容，直到太阴嘉靖出现，立刻趋于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嘉靖把玩着这一切。

于是阴极运转下，我们看到了三个典型人物的出现。

一是胡宗宪。

第十七集里，嘉靖问吕芳胡宗宪像谁时，吕芳说：「他就像个媳妇。

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

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

这句话就表现出了媳妇的两难境地，整部剧里出现过三次对「媳妇」的描写，除了这次外还有严嵩对胡宗宪自承媳妇和徐阶对嘉靖自承媳妇，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

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

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所以在这部剧里，最难的是胡宗宪，他既不愿公婆难为，也不想子女受苦，最后只能在严党、清流、皇帝、百姓间充当润滑剂，操劳一生。

二是沈一石。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作为商人虽然表面上生活富足、雍容华贵，可实际上出了事谁也不去保他。

沈一石要是做小本买卖，那是成不了气候的；但要是想做大，就必须和政治挂钩，一旦跟江南制造局走在了一起，那么只要出事，大家都会往他身上压。

同时那些官员们要保的也是黎民百姓，谁也不会去管一个商人的痛楚。

作为最无助的商人，沈一石在生命的最后把祸顶上了天。

他选择鱼死网破，用生命书写了自己唯一的一次抗争：「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

我之后，谁复伤。

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

」

第三个人，就是本剧中的另一主角，阳极的象征，海瑞。

四 阴阳：海瑞与嘉靖刘和平在接受访谈时说：「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三十九年整个腊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

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第二十四集里，即便是沈一石想把事情往上面捅，也有很多人比如杨金水、比如严世蕃、比如赵贞吉，无论是清流还是严党，都不愿牵扯进宫里，虽然他们都知道根在哪里。

但海瑞一意孤行，他说：「我不是『越中四谏』，也不是『戊午三子』。

我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

……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

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

这就是海瑞的目的，他比其他人都更纯粹，更坚决，剧中其他人都有私心，海瑞没有，他无党无派，只一心期望政治清明。

《大明王朝1566》开头第一集的第一幕是打死周云逸，原因是腊月没有下雪，周云逸说是上天预警，刘和平在原著里这样描写：「于是朝野的浮言又悄悄漫向了皇上。

一场由天象引起的政潮已经暗流汹涌。

」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海瑞和周云逸的不同之处。

要知皇帝又叫天子，周云逸说上天预警，这番言论其实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嘉靖皇帝的合法性，同时由第一集里的对话可以知道，周云逸其实是裕王的人，嘉靖要杖杀周云逸也是为了给裕王警醒：不要结党。

而海瑞呢？

海瑞十分聪明，无论是现在的这番言论，还是在后来呈给嘉靖的《治安疏》里，他都谈的是实际问题，在那篇奏章里他先将嘉靖比作尧舜禹汤，然后再不断提出皇帝的各种毛病，从一开始都没有否定掉皇权。

可是无论周云逸还是杨继盛，都在否定嘉靖的合法性。

这是根本上的威胁。

不像很多人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里对海瑞只能作为道德楷模却不能办实事的评价，历史上的海瑞其实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官员。

潘叔明和许苏民两位老师就曾撰写过文章来澄清《万历十五年》里对李贽作品的误读，李贽的原文是这样的：「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粱遂就。

噫！

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

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

吁！

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

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

吁！

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

此海刚峰之徒也。

是亦一物也。

」而这时我们才能发觉，李贽其实在描述海瑞才是「栋梁者」，而《藏书》里李贽也说过「至今小民得保守田业，相率绘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等话，均是在赞扬海瑞，至于认为「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是形容海瑞的，都是受了黄仁宇先生的「荼毒」。

那么海瑞究竟多有能力呢？

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期间，就解决了困扰了几百年的吴淞江淤塞问题，海瑞以精准的判断凭一己之力力排众议，「由是旱涝有备，年年丰登，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在当时就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感慨「万世之功被他成了」。

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就能发现，海瑞的治水工程还引发了一场开埠设城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上海。

可以说没有海瑞就没有现在的上海。

此外，海瑞在针对后来导致李自成造反的驿站问题上也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当时没有权贵极力劝阻而最终罢策，这项政策对明王朝的延续也许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海瑞，根本不是什么只有道德没有能力的无用之臣，而是真真正正的孤臣，没有私心、无党无派。

也因此嘉靖不可能杀海瑞，嘉靖杀别人可以说是他人搏名、结党，但对这样一个海瑞，他杀了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纣王，海瑞是比干了。

嘉靖要做的是逼迫海瑞认错。

其它所有官员都在自己控制之下，海瑞没有。

嘉靖必须要留下自己的历史形象。

然而直到本剧最后，他们也没有得到互相认同，刘和平也没办法让他们互相认同。

很多观众都认为，本剧最高思想的凝结是嘉靖的那一番长江黄河论：「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要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

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

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其实不然，本剧剧名是「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上述这段话只是对嘉靖思想的精华总结，而不是海瑞的，更不是刘和平的。

在刘和平与海瑞灵魂共通的那一刻，当嘉靖问海瑞他奏折里妄谈的那些尧舜禹汤、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唐太宗、唐宪宗、宋仁宗、元世祖都去了哪里时，刘和平和海瑞齐声说：「都在。

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

画面立刻切到了饥寒交迫的百姓在鹅毛大雪（本剧中「雪」是一个重要意象）中的凄苦情状。

我们也能很快清楚，刘和平与海瑞的立场，那是真正站在人民叙事的角度。

人心，一个看似云雾飘渺、捉摸不定的词，却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很多精英人士都认为历史是可以篡改的，群众是可以煽动的，人民是盲目的、愚昧的。

但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之所以能够煽动群众，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迎合了群众的心理，试想如果有人想歌颂日本侵略者，会有多少群众被煽动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萨拉热窝的「理想主义」青年向大公开了第一枪，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但如果群众的情绪没有被挑起来，又怎么会有这样的「理想主义」青年呢？

不像很多精英推崇精英治国看不起民众，在刘和平的作品里，永远以「民心」为第一位。

想利用群众的早晚被反噬。

《雍正王朝》片尾曲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北平无战事》最后一集里说：「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

」

回到《大明王朝1566》，虽然在这部剧里很多人认为替严党翻案、替嘉靖翻案、替徐阶翻案，但如果真正探究进去才会发现它才是真正写给劳苦大众的作品，不歌颂文人、不歌颂奸臣、不歌颂皇帝。

在将这些人全都还原到历史情境后，观众自然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站在人民的角度进行批判。

刘和平在剧中使用了官员便是「媳妇」的设定，于是产生了「嘉靖——百官——海瑞」这样的三元结构，而在海瑞身上，同样有着「海母——媳妇——海瑞」这样的三元结构。

可以说这是刘和平刻意为之的，有很多观众认为海母不近人情，儿媳夹在其中处处掣肘，其实恰恰是刘和平所希望的。

嘉靖是皇权（国）的象征，海母是父权（家）的象征，在二者如此高度统一的时代，海瑞举步维艰。

刘和平说过：「1566年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

具体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

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

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载垕继位，几十年来皇室与文官集团争头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也来升官。

」所以整部剧的基调是悲怆、隽永的，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社会里沉浮。

观众心里清楚，他们遇到的是社会的固有矛盾，即便有海瑞也无法解决。

我们看到，在故事最后，裕王看到徐阶的家人圈地不法，大发雷霆：「什么六、三、一，六成归田主和棉商，三成归朝廷，才一成给百姓，这样做和严嵩严世蕃他们当年在浙江改稻为桑有什么两样？

你这就给我把徐阁老叫来。

」

斗倒了徐阶，痛骂了嘉靖，海瑞还被关在大牢里，清流领袖的家人就已经「和严嵩严世蕃没有两样」了，仿佛一切都是注定的，从本剧开始到本剧结束，这一切的轮回昭示着：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找出路是找不到的。

嘉靖的法子不行，徐阶的法子不行，张居正的法子不行，有海瑞也不行，只要有官僚阶级，就会有圈地、贪污。

张黎说：「其实这次《大明王朝》观点上退步了。

但我必须先退一步。

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务实了。

」他说的「退步」是相对于《走向共和》的「找出路」，但考虑到《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背景，再考虑到《走向共和》结局里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我们似乎更能明白一点，家国不分的大明朝，哪怕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也只是薄纸一张、吹弹可破，虽然除了海瑞没有人敢捅破，但捅破后却无法出现一个真正的手工匠，只能陆陆续续出现类似胡宗宪、张居正这样的裱糊匠，一个接一个，直到大厦倾塌。

结语 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同样是最顶尖的历史文本，《北平无战事》和《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呈现上就不及《大明王朝1566》。

《北平无战事》过于缓慢明亮，开头第一集方孟敖在雨中奔跑时居然用了慢镜头，实在没有必要。

《我的团长我的团》则有很明显的剪辑失调问题。

虽然在主题表达上，这三部剧都触及到了灵魂，触及到了本质，但只有《大明王朝1566》堪称接近完美。

说是「接近完美」，是因为该剧的服饰几乎是没有一件是对的，当然也只有在观众对剧本、画面、剪辑、表演都无从挑剔的情况下，才会对服化道进行苛刻的要求。

这部作品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很超前的，在刻画人物时会不断闪回黑白画面以表现人物内心，舞台剧式表演给观众的震撼绝非二者相加的简单效果。

这一手法后来被张黎运用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更加成熟。

只是到了《中国往事》和《圣天门口》里，略有些「走火入魔」。

与此同时，无论是四十岁的倪大红扮演八十岁的严嵩，还是饿了好多天肚子为了炼精气神的黄志忠，亦或是说不再拍皇帝最后爱不释手的陈宝国等，该剧的所有主要演员都贡献了一次完美的表现。

王庆祥、徐光明、刘立伟、王劲松、郭广平、肖竹、刘毓滨、郭东文、徐敏、张志坚、甘雨、王戎、赵立新等，可以说每一个演员到其它剧里都能算得上是演技担当一样的存在。

刘和平曾经透露，他打算写一部续集《大明王朝1587——海瑞与张居正》，但是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对张居正产生认同，因此最终弃笔。

确实如此，作为被誉为「第一政治家」的张居正，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考成法，实则都是在维护乡绅的利益，而非真正为民众祈福，这样的人在海瑞面前应该是自惭形秽的，又怎么会真正能与之对抗呢？

（我甚至怀疑刘和平是因为张居正才想到写蒋经国的，毕竟《北平无战事》原先主角是蒋经国，剧名也叫《最后的王朝》。

）所以说，这部《大明王朝1566》在国产历史剧里只能是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了。

————文章代表孔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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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你看。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同发于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与微博：孔鲤。

）

还原真实的赵贞吉：被高分剧《大明王朝》误解的四川学者 文 和运超 《大明王朝1566》一直是国内得分最高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由刘和平编剧，陈宝国、倪大红、王庆祥、黄忠志、王劲松等一众戏骨精彩发挥，很大程度上把嘉靖时期的许多真实人物的事迹演绎地栩栩如生，很有观赏性和回味性。

影视作品是艺术创造，难免就有虚构夸张，全剧最不真实的一个历史人物应该就是被认为是徐阶弟子的赵贞吉了，剧中两次成为海瑞的上司，成为阻碍海瑞的对抗角色，令观众觉得很不舒服，甚至让人生厌。

历史上真实的赵贞吉完全不是剧中的形象，实际是一个有功于社稷的正直大臣和学者。

他的墓地于2008年在四川内江市发现，十分简朴，没有发现随葬品，似乎曾经被盗掘。

内江城区沱江之滨，拥有一个四川目前最大的休闲广场——大洲广场，正以赵贞吉号大洲而命名，表达对这位明代西蜀四大家之一纪念景仰之情。

大明王朝赵贞吉剧照一、继承阳明心学思想的纯正学者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明代四川内江桐梓坝（当时是属于资州的内江县，今四川内江市东兴区）人。

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幼年与弟弟赵蒙吉随父亲赵勣刻苦读书，十五岁接触王阳明的《传习录》，惊为天书，还想去浙江拜王阳明为师，被父母严厉阻止。

原因史料不详，年少离家万里迢迢去浙江固然可能是人之常情，但从历史背景分析，赵贞吉十五六岁时正是嘉靖初年，世宗朱厚熜为了巩固地位，一再表明尊崇程朱理学为正统儒家学说，王阳明被闲置在家五六年，上下对阳明心学的争议批评天下皆知，可能因此赵贞吉家人不许他去学习阳明心学才是真正原因。

赵贞吉没有放弃，为此在家乡般若寺静修（位于内江市东兴区三溪乡松柏寨，初建于唐朝代宗年间，扩建于宋代，以典藏全国史上仅有的三部《般若经》之一而闻名），继续以王阳明的格物和静心方法领悟，号洞巾道人，把王阳明三教合一的理念融会贯通。

这时，辅佐朱厚熜继位的首辅杨廷和因为议礼失败而遭到罢免，回到四川新都老家。

赵贞吉十分感触，前去新都拜会，杨廷和鼓励赵贞吉科举出仕。

嘉靖七年（1528），二十岁的赵贞吉中四川乡试第四，再去拜会杨廷和，受到称赞也鼓励他：“将为社稷器，吾儿慎（指杨慎）弗逮也。

”杨慎是武宗正德六年的状元，但嘉靖三年因左顺门谏言被廷杖贬去云南，杨廷和因此有遗憾之感，寄希望于赵贞吉这样的同乡后辈。

巴蜀书社出版的赵贞吉诗文集 次年，王阳明、杨廷和先后过世，赵贞吉感到精神空虚。

杨廷和曾经辅佐帝王的名臣被放逐，王阳明功业学识堪称顶尖，到头来被朝野上下批评和非议。

赵贞吉再次选择苦读，继续在寺庙静修，“不栉沐解衣者数年”（见阳明后学胡直所写的《少保赵文肃公传》） 到嘉靖十四年（1535），在父亲赵勣的压力下，再次参加殿试终于考中进士。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称赞他的对策可与汉朝贾谊媲美：“虽《治安策》弗能绝也。

”王廷相是标准的儒家文士（嘉靖前七子之一），虽然赵贞吉倾向阳明学，但在仕途渴望积极有为。

在策对文章中，就当时弊端提出系统见解，涉及边疆安危、财政收入、农民负担、整顿吏治等方面，并提出于进行调整措施的思路。

赵贞吉因此留在翰林院任编修。

朱厚熜在位前十来年还有点奋发有为，关心百姓的举动，包括整顿各种繁琐的礼仪事务。

到嘉靖中期就开始推崇江湖术士，开始访仙求道。

赵贞吉毫不避讳，大胆进谏《乞求真儒疏》，希望多多启用真正有用的文士儒将，劝谏皇帝多干正经事。

惹恼朱厚熜，派他以副使身份随隆平侯张伟出使边塞，安抚西北军民。

赵贞吉虽然是一介文臣，在明朝中期军事开始衰弱之际，却屡屡提醒君臣重视边防，并数次参与边疆事务，建立功勋，这也是继承王阳明文武并重、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表现，与当时只钻研八股文章的腐儒是完全不同的。

到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刚继位，赵贞吉就上《三几九弊三势疏》，向新皇帝提出需要注意的三种几微之事（三几）、必须去除的九种弊端（九弊）和需要改弦易辙的三大要害（三势）。

明末大家陈子龙在编撰《皇明经世文编》时收录此疏，并评价：“公此一疏，不但事理明畅，文笔亦复高劲，不减贾太傅诸篇。

”也将赵贞吉同贾谊相提并论。

赵贞吉论述朝廷事务往往直陈利害，议论深刻，主张具有可操作性，可惜从未得到皇帝足够重视。

穆宗继位已经人到中年，虽然调整了嘉靖一些弊端，但也没有真正振作的心态。

赵贞吉在朝一日从不敷衍蒙混，位列阁臣虽然只有一两年，他陆续上奏《议边事疏》、《论营制疏》、《练驭议》、《调兑议》等等措施方案，希望通过营制、马政、军制等方面，可以一改明朝中期边防废弛、兵力疲弱的情况，可因为赵贞吉个性刚直，他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

大明王朝世宗嘉靖帝剧照 过去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都认为赵贞吉属于王学传承的泰州学派，但今天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表示怀疑。

赵贞吉更像是王阳明思想的纯正的继承者和践行者，出仕的时候积极进取，勇于任事，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这是儒家本色。

但受挫去职的时候，就轻松解脱，一方面修学修禅，悠游山林，一方面坚持讲学为社会培养人才。

当然人与人肯定有差异，不可能完全一致。

王阳明本人经历是由道入儒，如阳明称号和养病方面都尊道法。

但赵贞吉的生平却是援佛入儒，少年时在佛寺读书，入仕以来同严嵩几番对抗，几番压制。

赵贞吉个性极强，但内心却很佛系。

后经历父母之丧，弟弟、儿子死（赵贞吉次子据说意外溺死在沱江，名字没有记载，但称已经能写诗作文，至少是十来岁的少年），赵贞吉的内心向佛的一面更加显著。

今天流传下来的赵贞吉文集中，他在经筵讲章等系列著作，对儒家传统概念如仁、中、心、性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体现赵贞吉在心学发展方面融合佛学的成果，赵贞吉是阳明心学在四川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成就的学者。

左东岭先生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分析赵贞吉：“为何赵大洲要用禅来补儒：一是出于现实境遇的险恶，必须以禅之境界超越之，方可不灰进取之念，二是由于士人更加关注自我的人生价值，在其人生进取的同时，为其自我安排一条人生退路，以便在遭受人生挫折时不至于手忙脚乱而不知所措。

” 赵贞吉曾在《祭古圣贤文》中提出自己的理想：“身居臣子之地，每怀经世之忧，心慕道德之途，时发出世之愿。

”这是一种互补的哲学，而不是简单的“向左走向右走”的选择题。

出世与经世都是对人的修行和考验，也是同时体现人生在世的价值和应对能力的舞台。

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仕途和私人生活都难见“本色”，往往充满“表演”和“矫情”倾向，经常有人把文士和戏子相提并论，可见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的相关论述。

原本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趋向还原儒家本色，赵贞吉的心态互补正是一种两方面都求真务实的观念，不论仕途还是生活都真诚踏实，也就是王阳明讲的“致良知”。

因此晚年去职在家，他还希望撰写《经世通》和《出世通》两篇著作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但可惜没有完成。

大明王朝赵贞吉剧照 另一方面赵贞吉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享有盛名，与杨升庵（杨慎）、任少海（任翰）、熊南沙（熊过），并称“蜀中四大家”。

除了涉及议论的奏疏文章，其他文学性作品也都有特色，雄快豪迈，气韵不俗，像《洗心亭记》、《求放心斋铭》、《克己箴》、《掌石赋》等都很受好评。

诗歌方面大约有五百余首，学陶潜和李白的往往比较恬淡，学白居易和苏轼的以直抒性情，挥洒胸臆为主，也有个性，也有奇巧。

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评价说：“公为诗骏发，突兀自放，一洗台阁婵媛铺陈之习。

其文章尤为雄快，殆千古豪杰之士，读之犹想见眉宇。

” （见《列朝诗集小传·赵宫保贞吉》） 二、赵贞吉一生与严嵩对立 嘉靖中期开始，严嵩父子揽事将近二十年，赵贞吉从来都与之势不两立，严嵩多次打击赵贞吉，矛盾冲突丝毫不亚于杨继盛、海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塞外俺答进兵大同，威胁京师，阁臣严嵩、徐阶和大多同僚普遍害怕作战，倾向言和。

朱厚熜召百官廷议半天，没有一个人进言，只有赵贞吉挺身而出力排主和，而且拿皇帝从前经常念叨的儒家学说微言大义说事：“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且既许贡，则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夹攻，胡以御之？

”他不光讲大道理，而且提出具体几条应变措施，当然后来被严嵩破坏和打击没能实现。

但朱厚熜当时精神一振，毕竟不再议和，避免议和后可能导致的“岁遣重使，输以岁币，而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以召戎启衅”（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赵贞吉顶着巨大压力风险的抗争，完全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功在社稷，朱厚熜表示嘉奖，命他为监察御史去边关巡查，并宣告旨意。

赵贞吉个性很强，对身为阁臣首辅的严嵩无所作为很不满，压住火气希望下来找严嵩申辩，到西苑值班房却遭遇闭门羹，朝看门的撒气。

凑巧赵文华（刑部主事，嘉靖八年进士，认严嵩为义父）前来，赵贞吉连他一块痛斥。

赵文华见了严嵩，自然大讲赵贞吉坏话。

大明王朝严嵩的剧照 严嵩在安排边军备战时，故意不给赵贞吉督战职权，也不派一兵一卒护送。

赵贞吉作为安抚大臣，携带一批下拨款项，没有人保护显然非常危险，当时只有他的三弟赵颐吉跟着。

到了大同府，赵贞吉拜会总兵仇鸾，接到严嵩私下叮嘱，仇鸾对赵贞吉爱答不理。

因为赵贞吉之前向皇帝、阁臣建言表彰前大同总兵周尚文，以此激励将士，对仇鸾带领边兵树立自己威信颇为不利，所以也对赵贞吉不满。

赵贞吉唯有单独前往军营，宣谕犒士，表达共同生死的决心。

将士对赵贞吉孤身犯险，共同进退很感动。

回到大同城中，赵贞吉又上书请求督战之权，仇鸾害怕他指手画脚，使人为赵贞吉誊疏，故意拖延。

京师那边世宗朱厚熜关注局势变化，严嵩趁机弹劾赵贞吉书生空谈大志，其实到边关以后毫无章法。

以此激怒皇帝，称赵贞吉“漫无区画”，将其召回廷杖四十（《明世宗实录》记为杖五十，《明史》记载为杖九十），贬去广西庆远荔波典史。

该地今属于贵州黔南自治州南部，与广西毗邻。

庆元府所辖多土司，也是明代南方市马的地方。

赵贞吉携家人从北京一路赴广西，途中从永州进入广西时病了两个月，幸好得到广西督学王宗沐照顾休养（任广西按察佥事兼督学政，与嘉靖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相交甚好）。

在荔波待了两年左右，赵贞吉被迁到南京担任闲职。

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父亲赵勣病故，赵贞吉卸职返回四川。

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赵贞吉改任户部右侍郎，严嵩本想打压他十年，可以提拔一下让其感恩戴德，想派赵贞吉到蓟州掌督运粮草。

赵贞吉却不买账，回复此事原有人司职，徒增一职无益于事，婉言拒绝。

严嵩大怒，再次把赵贞吉夺官去职。

赵贞吉就在家乡内江继续讲学，在桂湖街聚众讲学，修建玉屏书院（之前修建狮山山房），从者甚众。

另外遍游巴蜀各名胜寺庙，撰写诗文，题诗刻石。

影视剧中五四剧照，赵家楼就是赵贞吉当年的旧宅 明穆宗继位后，赵贞吉才回到北京为皇帝讲学，新首辅李春芳对他也很赏识，推荐入阁，掌管督察院，赵贞吉到晚年终于功成名就。

他在北京长安街东北的宅邸三百多年后因五四的一把火而名扬中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家楼。

隆庆四年（1570），赵贞吉告老还乡，到万历四年（1576）病故，过了几年相对清闲的退休生活。

一方面继续讲学、著述，一方面和当地名士刘望之、高公韶等交往，他经常去刘望之家“蹭饭”，每次都用特色小吃招待他。

赵贞吉有诗写道：“从吾饱吃黄麻饭，五岳峰头好自夸。

” 赵贞吉晚年仍然流连佛寺，如报恩寺、般若寺、圣水寺，据说他对《楞严经》等典籍非常有心得，生平也和许多高僧大德谈禅论佛。

他也有不少赠送文字中，带着自己对禅学的领悟。

三、《大明王朝》对赵贞吉的误解 电视剧中的赵贞吉是一个艺术化人物，设定为在应天府为巡抚，与胡宗宪算是朋友，有心帮助他抗倭，同时夹在严嵩父子和徐阶等人之间，对浙江的灾情无动于衷。

首先在师承关系上，赵贞吉被认为是徐阶弟子，这是不准确的。

徐阶也是心学门人（为聂豹弟子，聂豹曾经做过华亭县令，与徐阶年轻时有交际），只比赵贞吉大几岁。

就公认的心学门派而言，徐阶是聂豹的江右派，而赵贞吉，在过去大多数明代观点是王艮的泰州派，也是明显不对路的，反而张居正倒才是徐阶弟子。

其次，赵贞吉在剧中不算反派，但由于作为徐阶弟子的定位，暗中是属于倒严一方，但表现出的官宦积习，和与海瑞对立的形象，却完全扭曲了本来面目。

赵贞吉内江报恩寺书写的题壁保留至今 赵贞吉出场很早，给观众第一个深刻印象的情节就是严世蕃毁堤淹田，导致浙江淳安、建德两县灾民遍野，引出整个故事。

这里也是有一个不合历史的小漏洞，淳安、建德在明朝是归严州府（实际上明初以来严州是以建德县为府治，管辖建德、淳安、遂安、桐庐、分水、寿昌6个县）。

这时，原任邻省江苏巡抚的赵贞吉来到浙江处理改稻为桑事务，胡宗宪在浙江主持抗倭，遇到灾情希望安民，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到巡抚借粮救灾。

而赵贞吉却一口回绝了胡宗宪，原因很简单，如果借粮给他赈灾，那就不会有灾民，若不会有灾民，就不会惊动朝廷，若不惊动朝廷就没法除去严世番。

他最精彩的台词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逝者如斯，死一万人是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你和我都挡不住。

”其实他不是反派角色，居然说出这种话，简直让观众足够寒心，甚至引起愤恨。

电视剧塑造的赵贞吉是一个有才干，相对倾向自保的多数臣子普遍形象。

赵贞吉善于处理政务，长久以来他也算支持胡宗宪打击倭寇，不论是江苏还是浙江，赵贞吉都充当明军有力的大后方。

但面对天灾人祸，在赵贞吉等大部分官员的眼中，根本没有下到民间地方，百姓的生死存亡就是一级一级报告上的几笔数字。

更重要的是，时刻警惕卷入风险旋涡。

当深思熟虑之后，赵贞吉还能把这样的灾难当成武器，作为倒严的一种方式。

本质上他看重的，只是自己关心的利益得失。

换句话说，来到浙江以后，赵贞吉非常清楚浙江事态的严重性，也明白朝廷明里暗里交代下来的意思：第一原则就是不能牵涉到朝廷尤其是皇帝，浙江贪墨一案由郑必昌、何茂才全部承担。

郑何二人也深知朝廷会将他二人作为遮羞布，也是极力配合的。

因此一切归于平静，似乎审判者与受审者达成了默契。

赵贞吉就是这样一种懂得维系官场平衡“识大体”的人物，在古代属于有能力的代表性官员形象，但不是主创人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虽然能够被今天的人所理解，但依然被很多观众讨厌，不受欢迎。

因为《大明王朝》是相当优秀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很大，海瑞、嘉靖朱厚熜、严嵩、胡宗宪，包括赵贞吉的形象都非常出色，但其他人物都相对贴近真实，唯有这个赵贞吉带有很大的扭曲和误解，脱离真实差异很大，和历史上赵贞吉形象几乎判若两人，根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感觉有必要澄清还原一番。

2019年5月

此剧不愧为国产剧巅峰之作。

制作上，张黎导演的水平不用说了，演员都是演技派，都是用生命在演戏啊，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了，扮演海瑞的黄志忠拍要这部戏哭了，他说以后可能再也碰不到一部这么好的戏，这么好的剧组了，当时大家都是提前在家里做好功课，背好台词，在片场被台词是要被大家取笑的。

现在这个时代，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百分百用心的剧组和演员还有多少？

现在的电视剧大多是快餐式的生产方式，每部都40到60集，快的两个多月就拍完了，大部分也只要拍三四个月，制作上粗制滥造，真是令人唏嘘。

言归正传，这部戏太高深了，感觉一定要看好几遍才能都看懂。

还好我是在优酷上看的，开了弹幕参考别人的理解才能勉强看的懂，真是给编剧和导演跪了，这剧太值得品味了。

其实这部剧的主题也是权谋和反腐，拿最近比较火的人民的名义比较来看，就是人民的名义大家能看的懂，而大明王朝就相对晦涩了，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当初在湖南卫视收视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吧。

查了下黎叔导过的剧，算了下豆瓣平均分有8点几，真是太厉害了，部部良心，黎叔现在在拍《武动乾坤》，希望这部戏能成为新类型的业内标杆，无比期待。

为什么这部历史剧好看？

因为它揭示了一些官场的现实（古今通用），因为它塑造了一些真实有血肉的人物，因为它的戏剧冲突不狗血。

这三个优点其实是一体的。

比如嘉靖，你很难说他是个“好皇帝”还是“坏皇帝”，祖国文艺作品里必有的对人和事物的二元划分在此不起作用。

但如果我们能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

嘉靖中后期崇信道术，无心理政，因而二十多年不上朝，把国事交给以严嵩父子为首的内阁。

他对严党的贪腐肯定有所耳闻，只不过严嵩替他管了那么多事，适度的捞点好处就睁只眼闭只眼。

那为什么不让海瑞这样既能管事又不贪腐的人来干呢？

海瑞这个人，于古与今都是一朵奇葩，换句话说就是文艺作品里的xx党员。

但嘉靖不是党员啊，自己也想从国库捞钱修宫殿不是。

文武百官也不是党员，让海瑞凡事问大明律法不论人性的人管大事，大家是没法活下去的。

这里就要说到大明律法和体制问题。

古往今来中国的制度常是理想化的，即寄希望于官员的道德，而忽视官员的人性。

比如剧中贪官郑必昌就说过，一省巡抚一年俸禄才158两白银，而巡抚的权力想要贪腐几十万两易如反掌。

权力与待遇的巨大反差，世上除了海瑞没人把持得住。

并且贪腐也不是天下最大的事，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则更加重要，所以严嵩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

但这个国家毕竟是朱家的不是严家的，家天下的问题就是，整个官僚集团都是替皇帝打工的，自己利益为上，国家利益为次，这和皇帝是有利益冲突的。

基于这个利益冲突，嘉靖也重用徐阶一派，意在制衡严党。

对官僚集团的贪腐，既然无法制止，他就也想加进来捞一把。

结果严党胃口太大，分给嘉靖的少了，嘉靖才终于怒了，打倒了严党。

这部电视剧好就好在它把这些关系演绎的淋漓尽致。

陈宝国演的嘉靖无疑是个中核心人物，一个深谙权术，身居深宫又对上层官场洞若观火，同时自身也相当腐败的形象，虽然比历史上只求修道啥也不管的嘉靖有所拔高（尤其是最后一集一下子拔高的太厉害），但着实堪称一个十分有戏的人物。

第二生动的应该是严嵩，老奸巨猾的典型，表面文章做足，贪腐力求不留痕迹并且拿捏好皇帝的脾气，面对对手徐阶他也十分和气，因为他明白这是皇帝的制衡，挤走了徐阶还有别人。

无奈严党尾大不掉，儿子飞扬跋扈，鄢懋卿之流贪污又没有节制，他一面要伺候好皇帝，一面又要给手下擦屁股，一把年纪了也透着无限无奈。

排位第三的应该是以吕芳为首的司礼监太监们。

太监和大臣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没有家族和师门之类的靠山，他们的生死富贵全靠皇帝，他们能熬下去也要托高级太监的照顾。

他们和皇帝的利益冲突比大臣们小，这也是历史上许多皇帝无比信任太监的原因。

所谓的“司礼监批红”便是一个例子，本该皇帝审批的奏章，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更不会看，全交由太监代笔了。

伺候皇帝40年总有感情，而离皇帝最近却也是最危险的，他们战战兢兢夹缝求存。

另外不能不提的还有胡宗宪。

虽然本剧也把他洗白了一些，但这个人物仍不乏代表性。

毁堤淹田一案，他一开始被蒙在鼓里，是个完全的受害者，但办案时为了国策大局，还是包庇了江南织造局和浙江的省级官员。

主持抗倭时，“国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而胡宗宪是严嵩的人。

当严嵩密令胡宗宪怠缓剿倭，弄成长期战事，这样就没人敢动严嵩时，胡宗宪从国家利益出发又断然无视了。

与海瑞那样理想主义的直筒子清流相比，还是胡宗宪识大体懂人情会变通，这样的人虽没有海瑞那样义正词严，却是能真正在复杂的官场办实事的人。

因为最懂官场又想做实事，他大概是剧中上下求索不得最危险最痛苦的一个人物。

而海瑞一家和李时珍之流我就看不过眼了，全一副党员脸，从他们身上看不到真实的人性。

这也反映了本剧作为国产电视剧在历史观上的一个短板，即还是寄希望官员能以海瑞为榜样做无私的公仆，老百姓也是以摊上青天大老爷为福分，而并未探讨如何从人性本质出发，来改进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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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评价，只是一些零碎的个人观后感。

《大明王朝1566》应当算是一部历史同人剧，既是同人，就不像一些说史的书籍影视是用作者的思想去解读前人的历史，而是借前人的身份作为演员，去出演作者头脑中想说的事情。

如导演张黎所说，拍剧就是为了“资治”，《雍正王朝》定的调子是“当家难”，《走向共和》则是“找出路”。

《大明王朝1566》没有明说，只说是退回去了些但也更务实。

但我想，这也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剧中有很多对比、参照、衬托、比喻，值得说上一说。

全剧充满了真实的谎言与虚伪的真话。

就比如第一次殿前议事，严嵩提出改稻为桑的建议。

浙江易种桑，桑田收成高过稻田，这些句句都是真话。

再加上稻田改桑田赋税不增，表面上看仿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问题就出在从外省增调粮食这件事上。

改稻为桑、赋税不增，两件事皆有圣谕，偏偏增调粮食这一件关乎农户生死存亡的现金流之事被刻意忽略了。

到浙江议事时可知，外省调粮“和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

严党从一开始，打的就是逼死农户、兼并土地的主意。

严嵩一开始，说的便是掺杂了假话的真话。

于是一个表面上的好政策，变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双重枷锁。

又如只说国策必推而不谈执行方案利弊，只说苦苦百姓而不提百姓命悬一线，这样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理论不见现实，只见结果不见过程的伪忠伪善之言。

等等等等，《大明》整部剧的对话密集，像这样真伪掺杂、逻辑混乱的话术，随处可见。

这样的话术，不但剧中人用来自欺欺人，甚至还要骗了剧外的观众。

剧里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媳妇”理论，分别被用来形容胡宗宪、严嵩及出任首辅后的徐阶。

剧中有两个真正的媳妇形象，一是海妻，一是李妃。

乍一看二位都是贤妇，海妻与海瑞同尽孝心毫无怨言，操持家务忘乎自己，而李妃言语大义心系百姓，退回赏赐勤俭律己。

“会做媳妇两头瞒”，说的是总顾着别人，体谅别人的苦，把对别人的不利都隐去了，把责任和错处都担在自己身上。

胡宗宪确实担得起贤妇，他是真正的忠君爱民，不顾自己。

可这严嵩与徐阶自称的媳妇，却是顾了君父，肥了自己，只苦了子民。

严嵩的媳妇论，也是真中有伪的高级话术。

他的言行更是骗得胡宗宪团团转，让他以为恩师如自己一般，只是被人所累，直到受命消极抗倭，方知严嵩才是真正的大伪似忠，这份忠的外表，正是构建在严嵩的九真一伪之上。

再来看海妻和李妃，海妻为尽媳妇之孝，从无私心，最终赔上了自己。

而李妃在剧尾之时，面对芸娘的请求，神色终是一变，一番巧舌如簧，把芸娘夫妇再次推入轮回，李妃之弟，不过是又一个杨金水而已。

片头时李妃的贤，是为了辅佐裕王上位，片尾时大患已除，形势变了，想法做法也就变了。

真真假假，不观其言，而察其行，不在一时，而在长久。

嘉靖称自己，“卧不过一榻，食不求五味，服不逾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避而不居，思天下尚有无立锥之民也。

故迁居西苑，唯求一修身之所，以避风雨而已。

”话是没错，再高的地位，一人只有一个身子，可一张床八套衣服就能代表简朴了吗，那些一次性的松木盆，燃的檀香炭，敲的和田玉杵呢。

用数量取代金额，不过是诡辩而已。

更不要说饮食清淡，修建宫殿，只是为了修道长生而已，与民何干。

号称用道家思想治理天下，修炼的却是道教的长生之术，将道家道教混为一谈，自欺欺人而已。

所谓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都是假的，真相是“天下无不是之君父”。

不能苦了君父，唯有委屈子民。

冠冕堂皇之言，不过又是假大空的诡辩话术而已。

什么是天下的君父？

君为权，父为责。

再引申一步，皇帝是天下人之父，亦是天下人之子。

先举天下之力供养之，再以其独特的权力回馈于天下。

可惜这本意为富养的供养，却变成了无穷尽的宠溺。

嘉靖只想享君权，不愿负父责，他的为父爱民，只是一种面子里子都要的谎言，只要在朝野百官面前自欺欺人即可。

所以会有英雄查英雄，好汉查好汉。

把矛盾转嫁出去，让他们内部去推卸责任，好给自己争出一个面子上伟光正来。

嘉靖擅长制衡御下，一番长江黄河言论仿佛至理名言，自称无为之治而隐身幕后，以谜语治国，操纵宦官群臣为木偶、为枪手，以太极云手将责任通通推出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种制衡并非真正的平衡，制衡的局中只有宦官群臣，以整个国家通盘来看，皇族以嘉靖为代表，只发力而权力不受制约，而百姓只受制约，却没有代表他们角力的一方身处局中。

所以这个制衡之局，以皇帝为最高，而百姓为最底。

宦官与群臣，则是互有攻守损益，他们努力练就的，也是一手往来间将责任关口推出去的太极功夫，还有一口真伪难分的诡辩话术。

而海瑞冒死上疏，就是要戳破这一层谎言的窗户纸，把嘉靖的责任摆到他面前不能逃避，更要改变这个不对等的制衡之局。

《大明王朝1566》的副标题《嘉靖与海瑞》，海瑞即是嘉靖的一体两面，是被权力忽视了的责任。

嘉靖与海瑞，是一体两面，是帝王与百姓的代表，是权利与责任的代表，更是皇权与律法的代表。

国有大明律，又以皇帝之言为至高，法治之上又有人治，以人治国，人治便成了法治的漏洞，于是官场处处潜规则横行，视法律如无物。

而“本朝以孝治国”，忠孝一体。

忠的是一个皇上，“孝”的却有许多人，有父母，有恩师，有恩师的恩师。

当忠与孝冲突时，该考虑哪个，先考虑哪个，人人做法不同。

一朝有恩，便是一党之人，以孝治国，反而成了变相支持党争的源头。

以孝治国，造成了被动全员结党，结党便成了忠君的漏洞，于是朝臣的奏疏都成了另有目的，无论公允与否，都不再是公允。

比如胡宗宪，夹在忠孝之间两难，因为所处的阵营尴尬，不得已背上党争的骂名，宁愿以死殉国，也不愿违逆忠孝中的任何一字。

反倒是海瑞，一个至孝之子，却本着至忠之心，宁愿放弃对老母尽孝的机会，以死谏君。

汝贞，汝贤。

胡宗宪忠贞，而海瑞更近先贤，皆因海瑞可以做到抛开“小孝”而放眼“大孝”。

百官的“思危思退思变”，多是为了谋权、谋财或谋性命自保。

胡宗宪的“思危思退思变”，是为了谋百姓生计安危，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为了谋衷心自证。

而海瑞的“思危思退思变”，是尽臣职，为君为国为民“思危思退思变”，宁愿置自己于死地。

海瑞其人，心有圣人言，手执大明律。

以法为术，对权贵平民一视同仁，以儒为道，求的是江山社稷长治久安。

片尾时嘉靖与海瑞的会面，嘉靖指出的只是海瑞对于用人的局限，他的理论根基是皇族权威不容动摇，而海瑞指出的则是嘉靖治国眼光的局限，要论格局还是比嘉靖高出一筹。

殿前对论后，至此嘉靖与海瑞这一体两面终于汇合，彼此心照不宣，嘉靖讨了面子上的胜局，海瑞也了无遗憾。

嘉靖和海瑞是一体两面，也是父子君臣。

说起在牢中时，海瑞未被执行死刑而感到失望的原因，绝非为邀直名，而是为了代圣贤立言。

海瑞上疏，计划中本就难逃一死，但需要有个审判定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必然要对奏疏中的内容有所定性。

这一计，迫使嘉靖不得不将奏疏内容公开给众大臣观看，将大明的积弊摆到台面上来讨论。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无论面对百官，又或面对嘉靖，他自信没有谁能够驳倒自己奏疏中的内容，嘉靖将不得不扯下遮羞布面对现实，被迫思考与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这一道奏疏，即使不能唤醒嘉靖，自己的死，也会再次引起世人对先圣贤言的再次重视，尤其是裕王的重视与反省。

这样，海瑞的目的便达到了。

在这之后，海瑞心愿已成，但求一死，一是因为他自知詈骂君父犯了大不敬之罪，甘愿伏法，二是他知道嘉靖龙颜大怒后，进谏之臣恐怕必死无疑。

海瑞所做的一切，既是为民，更是为国、为君，在他心里，为民即是为国，即是为君。

事情做完了，他也愿为君、为法而死，以正视听，全了君王的尊严，正了大明律的庄严，向天下人证明了心中的真理。

而他的死，也是对下一任继位者裕王建立革除弊政决心的最好的献祭。

如果嘉靖判海瑞无罪，则代表嘉靖承认了奏疏所指出他犯的错误，这个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嘉靖赐海瑞一死，海瑞至少已为大明积弊的遮羞布捅开了一个窟窿，以生命为大明的未来开了一个好头。

无论哪一个结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嘉靖也是狡猾得很，他要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做纣王，就令百官为海瑞定罪，来判海瑞死罪，又用黄锦的跛足，以天命而非自己的名义饶海瑞不死。

绕开了以上两个结果，让海瑞活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就是海瑞在狱中对王用汲所说的，“求仁不能，取义不得。

遗骂名于君父，博直名于己身。

皇上不让我死，哪里还谈得上代圣人立言。

”此外，海瑞亦知道，自己的言被嘉靖听进去了，自己的直也被嘉靖认可了，只有嘉靖认可海瑞是真的忠直，才会特意饶自己不死。

求仁取义不成的遗憾，和君父留情的感动，这两点加起来才是海瑞意识到午时三刻已过后哽咽的原因。

再到殿前辩论时，嘉靖并未真正驳斥海瑞奏疏中的内容，而是指出了海瑞建议只用清流的不妥之处。

跟着，嘉靖先指出了海瑞的计策关键，以嘉靖的赐死为圣贤之言再度惊醒世人做宣传。

再指出，海瑞这样算计君父，便是大不敬大不孝，是违背圣人言的大罪过。

而自己亦有解法，等裕王即位以孝为名便可赐死海瑞，这样便不会让海瑞的计策得偿所愿。

而海瑞听过嘉靖的言论，明白嘉靖虽然可以做到从表面上让自己的计划破产，里子上则是认可了自己上奏的初衷与内容，更见到嘉靖不再穿道袍而是着龙袍，以儒家圣贤之言来定自己的罪，对此结果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嘉靖认可了海瑞所言的，自幼丧父，以君为父的真心。

赐他一句无父无君，是评价他大不敬大不孝的行为。

而一句弃国弃家，表面是评价了他放弃尽孝扰乱朝堂安宁，实际是理解了他背负的孤独，源于他心中的有父有君。

嘉靖与海瑞，还是两个孤独的人。

嘉靖是帝王的孤独，海瑞是圣人的孤独。

真要比起来，嘉靖比海瑞要孤独得多。

帝王的孤独，在剧中用了老中幼三代来体现。

年幼世子对冯保的亲厚与依赖，远胜于对父母。

与之对应的，就是嘉靖与吕芳。

在冯保被陈洪从裕王府带走后不久，吕芳也奉旨离开嘉靖，此处有一个嘉靖双目含泪的特写，这时的嘉靖，套用一句网络语，当真哭得像个60岁的孩子，这一刻，他真的就只是个孩子，被迫离开了唯一的亲人。

嘉靖个性凉薄，信奉二龙不相见，与裕王相见甚少，关系并不亲密。

嘉靖位数不多的感情，大多表现在对待吕芳的态度上。

剥开帝王的身份，他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就需要有安全感的寄托。

生在帝王家，注定了不会拥有普通人家的亲情，身边的大伴，是仅剩的一点还算触手可及的温暖。

剩下的安全感从哪里找，只有紧握在手里的权力。

即便裕王这样仁厚懦弱的人，在宠妃进言太多后，也会用身份压制对方，即使后来道了歉，请李妃继续讲真话，可李妃已经不会再犯第二次傻，懂得婉言宽慰裕王，因为她在上一次已经真正亲身体会过丈夫地位的特殊性。

就像世子的一句“把他们都杀了”，足以震惊张居正师父。

帝王的权力，注定要制造他们的孤独。

这也是海瑞可以打动嘉靖的原因，因为海瑞真的把嘉靖看做自己的父，而不仅仅是君。

吕芳离开后，黄锦给嘉靖弥补上了一丝温暖，但嘉靖一次次在紧急时刻呼唤吕芳的名字，或是任性地要把黄锦叫做吕芳，都在说明，嘉靖作为帝王是何其孤独，何其需要安全感。

说是天下的君父，却终生只是个得不到满足的孩子。

做帝王的，能获得物质上最高的享受，代价是失去感情上最平常的温暖。

虽说天下都是他的，可也不是他的，他只有一双眼一双手，走不出这皇宫，一切都要借他人之耳目手脚，每个头脑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立场，而自己要辨群臣之真假忠奸，要负责天下之兴亡苦难，压力何其之大。

而天下尽是他的子民，是他要负的责任，却都是些看不见摸不着，从没接触过的陌生人，都是存在于文字里、语言里的概念。

家天下，天下都是帝王的家，而帝王其实不过是个无家之人，所有人都站在帝王权力的对面。

君子海瑞，是个弃国弃家的孤独之人。

帝王嘉靖，则是个无国无家的孤独之人。

吕芳的离开，一来是嘉靖需要改变形势，用陈洪代替严党作为武器，巩固手中的权力，二来是嘉靖对吕芳的感情所致，要他远离危局颐养天年。

在自己寿数不多的时候，把自己最依赖的半个亲人送到远方，这种孤独怕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享乐总比负责容易，爱好总比责任上心。

于是嘉靖渐渐把皇帝这个位子，从肩上重大的责任，做成了一份混日子的、拿来养爱好的工作。

既然帝王的身份注定他们会孤独，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假话，那他们就是真的喜欢听假话吗。

剧里也给了一些答案。

剧中有三个直人，分别是海瑞、李时珍和黄锦。

李时珍因为反对嘉靖痴迷道教，一气之下辞去太医的职位离了宫，可见嘉靖并没有让他坐大牢更没有赐死他。

这算是隐述。

而除了相伴多年的吕芳，嘉靖最贴心的太监，是宫里唯一敢对嘉靖说不，敢否定嘉靖话的人。

剧中对嘉靖跟黄锦的相处有多处描写，在嘉靖面前，黄锦并不像吕芳那样周密、谨慎、委婉，可嘉靖对着黄锦的拒绝，反而常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跟黄锦相处时的嘉靖，会表现出更多开心的样子，这是他身上属于平常人的一面。

这算是明写。

以前两者做铺垫，嘉靖对海瑞的态度便不难理解了。

他是个聪明人，即使一时震怒，冷静下来分析情势，便会明白对方是不是真心对待自己的人。

剧中嘉靖把吕芳第一次召回，是因为解除了对他的疑虑。

而嘉靖从大牢把黄锦捞回来，是因为他知道黄锦只是直，没有私心。

所以你觉得，嘉靖到底喜不喜欢直人，排不排斥直言。

他最后责怪周围的人不早跟自己说真话，又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他如此热衷制衡权术，是真心热爱，还是讨厌群臣官宦对自己耍弄权术的反抗。

直人不怕聪明，因为不藏私。

奸人不怕蠢，因为能力翻不起大祸。

最可怕的就是又聪明又不肯说真话的人，这些便是为臣职却不明臣职的人。

而这样的人太多了，也是推动嘉靖不得不玩弄权术迷恋制衡的原因之一。

于是剧中的嘉靖，前期只是看破不说破，还乐于掌控玩弄这些臣子，而后期被三个直人或以药物或以言行或以奏疏包围的嘉靖，开始一个个说破这些说着漂亮话揣测着自己喜怒试图操控自己行为的婉言之臣耍弄的小把戏。

话说回来，大明不缺死谏之臣，既然连命敢都不要了，却没有一个人敢直指弊政的根源。

就是还不够直，把推倒政敌凌驾在了明臣职之上。

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忠孝治国，反而给党争创造了发源地。

按照今天六度人脉的理论，一个人做的事，随便查一查，就要被强行牵连多少人。

有几个人能像海瑞这样的智慧跟勇气，把自己活成一个无党无派之人，为了证明自己无党，也为了不牵连别人，生生必须要让自己做个孤独之人。

嘉靖的孤独是血缘给的，海瑞的孤独却是自己找的。

即使这样的海瑞，也会不如自己愿，浪费一番心血，连累好友王用汲被一同投入大牢。

但要细究起来，海瑞的内心并没有嘉靖那么孤独，他还有几个好友敬他懂他，而嘉靖的孤独无人能懂。

生在帝王家，身不由己，何尝不是一种最大的不自由。

嘉靖对道教的痴迷，并非真的完全信服，而主是为了追求长生，和隐于幕后操控群臣，是给私欲加上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剧中那句脱口而出的“她怎么有这个东西”可以窥得真相。

到年老体衰时，对长生术将信将疑，身体却不会骗人，发现李时珍的药是好的。

人老了，就开始渴望亲情，发现跟小孙子见见面说说话也是开心的，而且比起儿子儿媳，小孩子天真，还会蹦出一些真心话来。

到朝堂对辨时，嘉靖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靠丹药强行续了命，要儿孙一起听听海瑞的直言，也听听自己的经验，当做对子孙尽一份为父为祖的亲情，对列祖列宗尽一份子孙的责任。

为了世子好，特地设一个圈套，让年幼的世子亲身体验被骗的痛苦，要他明白别人说的都不算，作为皇族一员，这世上有太多人想要骗你，你只能靠自己。

当被骗的世子诚惶诚恐地拒绝嘉靖的赏赐，当世子离开时没有一次如自己盼望中的回头，嘉靖的心是痛的，他的又一份亲情远去了。

好在最后的时光里，虽然没有了吕芳的陪伴，还有自己的儿子背着自己，最后感受一次父子亲情的温暖。

这个儿子仁厚懦弱，聪明不及自己，嘉靖一早已费心为他准备了辅佐良臣，现在又为他留下治国利器海瑞，只待自己身故后由他大赦来施恩。

聪明如嘉靖，也早已知道大明积弊太久，以一人之力为天下人谋划，也是以一人之力与天下人博弈。

帝王与群臣，都是棋盘中的棋子，百姓不过筹码而已。

群臣之中，贤臣已不多，直臣更是太少太少了。

裕王哭问，徐阶高拱张居正之后，还有哪些贤臣可用。

嘉靖答，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确实，嘉靖不可能为裕王谋划到更远了，同样的，嘉靖也不能为大明谋划到更远。

大明朝就如嘉靖的病体，再多的谋划，再多的能臣，不过是吊命的丹药，无法拯救大明于危难。

胡汝贞这样的臣，是杀菌的药，海瑞这样的臣，是治病的药。

可再好的良药，不过续命而已，无法带来长生，哪有什么千秋万代。

续命能到几时？

只有天知道。

之前说到汝贞、汝贤，一贞一贤不辱其名，这是一组正向对比。

剧中还有一组对照，是“二贞”，赵贞吉与胡汝贞，这一组是反相对照。

胡汝贞，公忠体国，不得已身在严党，公也不公，即使如此，也不能辱没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在夹缝中拼尽全力，不过是为了忠君爱民的同时报答恩师之情。

他被恩师严嵩骗得紧，以为对方是大忠似奸，跟自己一样为党羽众人所挟而不得已。

直到一封“缓攻”的来信，方才恍然大悟，恩师原来是一直是大奸似忠。

最终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回不听话的学生，也因此宁愿把性命赔上，也还是不愿辜负恩师之义。

赵贞吉，老成谋国，身在清流，心系只有皇上。

同样是周旋在各方势力中，却跟胡汝贞的理由不同，赵贞吉玩得一手好太极，求的是利益与安全平衡的最大化，不该得罪的千万不要出头，能抢的功劳定要抢得巧妙，党派虽然不能变，做法却可以像太极一样随时转化到对方阵营。

赵贞吉也违背了恩师指令，且发生得自然而然，跟着杨金水们给出的方案接着做了下去，沿袭了严党的一套传统做法。

胡汝贞的夹缝生存，是心中有恩师而受制于党争之苦，赵贞吉的太极周旋，是心中最重要的只有自己而已。

要论能力，胡汝贞曾说，赵贞吉是个首辅之材。

但论德行，赵贞吉只是个尚未成型的严嵩。

剧里悄悄给二贞做了对比，胡汝贞是个爱惜清名，能受得下属反对之言的人。

而赵贞吉最恨下属不听命，说到底，他是个重权力欲的人，对下以权位压制，对上也并非真的忠孝，而是对权力的献媚，他一路在谋的，都只有自己，只有权力而已。

赵贞吉对权力的慕强之情，剧中也有两个对照人物，分别是严世蕃与陈洪。

赵贞吉的大奸似忠，剧中的参照便是严嵩。

胡汝贞的贞，是靠着践行心中的道而做出来的，赵贞吉的贞，则是靠着操纵为官之术向皇上向众人证明出来的，他本人的缩写，实际是个吉字，如何保自己周全逢凶化吉。

人心千差万别，权力如同杠杆。

内心失之毫厘，经过权力杠杆的加成作用，可以造成的结果便差之千里。

二贞的区别，就在这内心的毫厘之间。

奏疏之夜，当嘉靖勃然大怒，众臣惶恐后，终于鼓起勇气，意图做拼死一谏之时，天资聪颖的赵贞吉主动站出来，做了千古一赌，究其根源，我想除了救众人，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并不想死。

清流派众臣死谏，赵贞吉身陷其中，没有后路，只有一死。

这一赌，救了自己的命，救了众人的命，也把众人燃起的勇气再次熄灭。

之后的六部会审，百官论罪，文官们亦受海瑞奏疏所动，自保之余，并不愿撒谎对海瑞落井下石，只论一个詈骂君父的实有之罪，并未驳斥奏疏本身。

赵贞吉先在狱中审过海瑞一次，发现海瑞并无连累他人之意，到会审时，便在原样基础上变本加厉，安上“邀直名”之意，表演给众大臣宦官看，意图撇清自己的同时给海瑞强安上一个诛心的罪名，好再立一功。

千古一赌时，赵贞吉成了群臣眼中的英雄好汉，六部会审时，赵贞吉被海瑞扒了个干干净净，成了群臣眼中的跳梁小丑。

大明不缺死谏之臣，赵贞吉决不会是其中的一个。

赵贞吉对海瑞两次所下“以博直名”的言论，心思险恶堪比秦桧的“莫须有”。

剧中伊始，嘉靖颂扬的二贞，实为反衬，二汝才是值得称颂的臣子。

编剧刘和平对笔下人物海瑞之爱，剧中显见。

野史说海瑞饿死自己的女儿，他便让剧中海瑞跟女儿有许多父女情深，一同玩乐的场景，还有齐大柱光着膀子在海瑞家干活，对着海瑞家女眷并无避嫌举动，还抱着海瑞的女儿逗她玩。

不但如此，剧里还安排了一幕海瑞与妻子同房前，抱着妻子逗弄她关门的场景，这是在告诉观众，海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温情，也有爱。

更不要说海瑞对百姓的关爱，看到百姓受欺负时的愤怒，安抚灾民时的慈祥柔和，看到尸横遍地时的痛心疾首，一个铺垫了几十集不怕冷的至阳之体，竟然急火攻心到一头病倒。

还有对着挚友李时珍、王用汲时，或谦逊羞涩，或爽朗大笑，谁说他只是一个古板无情之人。

海瑞的至孝，是海瑞对君父至忠的性格根基。

如此至孝之人，却能为了百姓，放弃供养老母的义务，这是一种极度高尚的行为，是整个海家的刚正家风。

海瑞所受的教育来自海母，看到海瑞的清廉作风，便不难理解海母为何坚持带着怀孕的海妻回老家，因为无功不受禄。

剧里其实也有一处对比，胡汝贞的公子经过淳安，县里按照潜规则给予胡汝贞同等级别的待遇，这是不合法的。

而海母若是留在高翰文的别院，这件事一旦传了出去，海瑞的清名便毁于一旦，他有了污点，便失去了成为大明利剑的资格。

而恰恰是海瑞的清廉，他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妻母在外地的花销，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悲剧性达到顶点，这正是圣人的孤独，利剑的孤独，水至清的孤独。

剧中海瑞是个大智大勇之人，他明知世故而不世故，明知危险而不畏危险，以七品之身，斗官场众生，斗宫廷上下。

从棋盘一角，一步步直逼上来，走到嘉靖眼前来将军。

剧中海瑞的直，有李时珍和黄锦做对比。

而海瑞的所谓“无情”，有胡汝贞和王润莲作对比。

前者跳不出恩师情的桎梏，后者则太温润而少了锋芒。

如此一对比，方知海瑞这把“大明的利剑”有多难得，他是当之无愧的，更是独一无二的。

而编剧刘和平的历史观，可能就藏在那一句，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公道自在人心。

就算不在众人的心里，后人的心里。

至少会在自己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