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1949]西柏林危机后,5.23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7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1949-1955]此一时期,因其实行完全的斯大林式统治,民主德国从一开始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高度的计划经济以及德意志民族的高效率使东德在战后重建的速度上甚至超过西德。

[1953]斯大林死后不久，6.16东柏林建筑工人发起了反政府的罢工示威,罢工继而演变为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在苏军坦克的支持下,起义很快被当局镇压。

[1956]受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鼓舞，东德率先施行以国企重组和部分中.小轻工制造业半私有化为特色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率继续引领苏东阵营(除南斯拉夫)。

一定的经济自由也带来了一定的个人自由，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第一片官方许可的天体海滩，这在当时右翼基民盟执政的西德属于非法。

[1961]8.13柏林墙建立[1961-1965]柏林墙给了东德当局空前的安全感,国内的言论自由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1965底-1966]统一社会党(东德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1965 12.16-18)召开后不久,在当时的第二把手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大量的书籍,电影被禁,一批作家.学者.艺术家被迫离职。

[1971]在苏联支持下，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成为第一书记,上台后他发出文化艺术领域无禁忌的指示。

受此激励，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休闲月刊《Magazin》的中心插页改成《花花公子》式的裸体女郎；1973上映的社会.政治讽刺片《Die Legende von Paul und Paula》成了该国影史上的票房冠军。

[1976]11.16 Biermann事件(东德创作型歌手Wolf Biermann未经当局允许在西德作巡回演出,并在演唱会中对东德政府进行批评)后言论自由再次被收紧。

[1987]戈尔巴乔夫在出访东德时力劝昂纳克进行改革，遭其拒绝。

[1989]10.18昂纳克在党内改革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11.9柏林墙被推倒。

[1990]10.3两德统一(东德电影简史待撰中)

“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会成功。

’”雅斯卡死后德瑞曼弹着雅斯卡送给他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对克丽丝塔如是说。

然后镜头切入窃听室里，卫斯勒落下两行清泪。

也就是从那一个镜头我们几乎预见了之后会发生的事。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段话。

——————————————————————————————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

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

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

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

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

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

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在污秽的地狱却创造出美。

这大概就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处互动，德瑞曼，和卫斯勒其实都是这一类人。

　　 记得在拿《辛德勒的名单》当作作文论据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句很套数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拯救的不是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文明。

于是看着窃听风云就满脑邪乎地想说，卫斯勒所拯救的不是几个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可是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因为享受艺术本应当是人类的本能，应当说，艺术生而令人着迷。

所以我并不觉得卫斯勒是怀着着救世主的心，去隐瞒足以将那些艺术家置于死地的证据。

这是一个不受控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是超出意志的、原始自然的力量。

监视是他用二十年光阴去学习的事，然而只是听着那首好人奏鸣曲的几分钟里，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扭转乾坤。

所以他开始看那些莺声啭啭、白云流水的诗歌，邀请妓女小姐上门服务，作出一系列一个上尉大人不该干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比是自己在补着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补他在学习监视和执行讯问的二十年里所缺掉的课。

　　 这个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性本身在闪光，也在于还原给了观众一个二战结束后30年、一个依旧灰暗、阴郁和凋败的德国。

战争已经过去，内部的怀疑和猜忌却没有结束，那些讯问和手段令人望而生怖。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一丝狂喜全都来自于耳机里传来的柏林墙被推倒的喜讯以及人们疯狂兴奋的呼喊声。

倒是汉普部长在最后和德瑞曼的一次谈话发人深省：听说自从柏林墙被拆你就没有再从事任何创作，柏林墙被拆了又有什么好呢，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还不如回去之前的小共和国。

好一句“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这似乎真的是曾经辉煌于世的大艺术家们的后艺术生涯，所谓后艺术生涯，我指的是艺术家们在战后、在重大转折之后的艺术表现。

时代的劫难令人痛苦，却也造就出了不起的经典，可是在相对和平和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从“好”走向“更好”，似乎成了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更何况，这“好”，不过是就以往相对而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宣扬人民民主，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社会调查都有说到：高喊着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自由，可是以种种手段限制这些言论的传播自由，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定程度的反民主。

　　 所以窃听风暴结构上的第二个大巧妙之处就是让人性之光强烈地闪烁两次。

让德瑞曼发现所有真相，让德瑞曼了解并且见到HGWXX/7，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

我们终于看到了风雨过后艺术的形象定格在了什么位置，尽管那还是一种追溯，但是那无疑是积极的。

　　 还有关于卫斯勒和克丽丝塔两人的一组矛盾令我记忆恨深。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卫斯勒说出他心里想说出的那些话，克丽丝塔就明白这个人了解自己并且不坏恶意。

而当克丽丝塔被讯问时，当卫斯勒一遍又一遍地用“观众”这个名目来勾引克丽丝塔内心的艺术欲望时，难道卫斯勒不明白么，倘若克丽丝塔日后还能够登台，那么那个台上的女人将永远不再是克丽丝塔。

难道克丽丝塔自己不知道么，可是在她心中比起不登台，上台做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显得好一些，因为不登台意味着对艺术家最严重的剥削，身份，社会地位，自尊，信仰。

卫斯勒当然不想讯问，可他必须这么做，他一定不希望眼前的女人那么果断干脆地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可他必须要得到答案。

在这场讯问里，卫斯勒和克丽丝塔都输掉了自己珍贵的道德底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之后两个人的自我救赎。

卫斯勒移走打印机，克丽丝塔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选择了死。

每个人都背叛了什么，每个人又都在弥补什么？

这种无声的行动和温度实在是摄人心魄。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有背叛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背叛。

有罪孽但终究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顶着这些罪孽，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生活着，这些人，毕竟都是人，都是好人哪。

　　 在来一遍结局好么？

　　——先生，你要不要把书包起来送给朋友？

　　——No. It's for me. 　　 HGWXX/7。

我会记得你。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向上伸展着，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

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的洁白无暇。

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旁。

”正是这种艺术的圣光催生了人性的良知。

初见此电影名，感觉这一定又是谍战片、动作片，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感窃听者——维斯勒那份安静与淡然，真的好有穿透力。

这不是一场窃听风暴，而是一场窃听心灵的心路历程！

在此，先简要介绍下影片：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当时社会主义下的东德被国家安全局的高压政策牢牢控制着，政治家依靠自己的政治手段采用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略，其政治手腕也伸及艺术家领域，不少艺术家们“被自杀”。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的“文革”，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言论绝对不自由，口号高举，信仰狂热。

作为秘密警察的维斯勒奉命监听艺术家德莱曼的全部举动。

德莱曼是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与妻子过着平实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平静而又不乏“革命”反党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窃听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他改变了自我，选择保护这位作家。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本部电影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很多很多，但我只想说两点我的观后感：一、保护者的悲壮维斯勒，当他决定保护德莱曼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结局的悲壮。

当安全局的人搜德莱曼的家时，也许我们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但我却在想着维斯勒，为他捏一把汗。

搜查德莱曼的屋子也就意味着维斯勒他暴露了！

德莱曼真是个幸福的孩子，他一直都不知道有个人在时刻监听着他，而且令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监听他的人不但动了恻隐之心，而且还甘愿充当他的守护神，在暗中时刻保护着他，即使在妻子西兰都选择背叛他的时候，维斯勒，这个无亲无故的陌生人竟不顾个人安危的藏起了打字机！

现在有不少影视作品会有杀手与被刺杀者相知相惜相恋的桥段，我们的窃听者无疑也背叛了他的初衷。

但唯一不同的时，两人自始至终都未碰面，单方面的保护与被保护。

李白的《赠汪伦》有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有人调侃，此诗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好基友，一辈子！

”呵！

当德莱曼在为争取自由体制而搏斗时，维斯勒就这样默默地为其保驾护航！

二、“好人”的概念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

影片中第一次称维斯勒好人的是西兰。

作为保护者的维斯勒不仅保护德莱曼，他还保护其妻子西兰，让西兰做回自己，于是西兰称他为好人！

原来的维斯勒冷酷严肃，但窃听过程中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化为千行泪滴滴滑落。

忘不了结尾部分，当德莱曼得知身边身边有个无名守护神在保护自己时震撼的表情，好不容易找到维斯勒，看到那个呆板略显驼背的，陌生而又熟悉的“他”，他是那样的平凡，惟一不同的是，在那不堪回首的严酷岁月里，他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良心，一个平凡小人物的伟大良心！

德莱曼没有当面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此时此刻，说再多的“谢谢”也只会显得矫情百般。

于是，封笔多年的德莱曼重新提起笔，为守护者写了《献个好人的鸣奏曲》。

以此感谢维斯勒为自己以及妻子所做的一切一切。

“要包起来送人吗？

”“不，这是给我的。

”呵！

这是给我的，这是写给我的啊！

好一个一语双关！

之前的一切一切，都值得！

看到这里，我的胸腔内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感在不停翻涌，此时，唯有眼泪才能表达此刻心灵的颤抖与感动。

吉欧德瑞曼是剧中就结局最好的人，也是被保护的最好的人。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他。

我觉得他的身上缺少一种血性。

当他的得知克丽丝塔受到威胁时也只是请求她不要去，却没有实质的行动或言语来使女友安心。

在出版刊物的事宜上也显得过于乐观，对于如此顺利办妥此事竟没丝毫怀疑。

并被女友知道，没有保护好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之后秘密警察就来搜房间，这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

他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进行反政府事业，殊不知为此身边的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影片的结尾是他写了一本书给卫斯勒上尉，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他获得了名声和财富而帮助他获得这些的卫斯勒上尉却因此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而他竟只是写了一本书给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认为这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首先吉欧德瑞曼是一位作家，所以他用文字来表达他的谢意，其次他没有去寻找卫斯勒上尉向他当面道谢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他仍是知名剧作家而另一位却成了平凡的邮递员。

不见面是为了不让彼此在交流时会身份地位上的尴尬。

最后以书的形式表达感谢，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并把谢意传达给了卫斯勒上尉。

斯勒上尉是剧中最让人感动的人。

只是影片的一开始就营造了他是一个面对罪犯没有丝毫情感的教授。

我对剧中审查犯人的片段印象特别深刻，那种不让罪犯休息，一步步突破罪犯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的审查方式会使人觉得特不人道。

卫斯勒上尉常年从事这项工作，却因为吉欧德瑞曼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杀手杀人无数却被小女孩所打动，最终为了小女孩而死。

可能不需要什么理由，哪怕只是一句话或一件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卫斯勒上尉在剧中多次帮助吉欧德瑞曼和他的女朋友，他做事严谨性格沉稳，这可能与他从事的职业有关。

为什么要帮助吉欧德瑞曼?大概是他看到了政府的腐败，对欧德瑞曼和他的女朋友的同情和欣赏。

从一开始隐瞒她们的真实情况到劝说克丽丝塔离开汉普，直到最后帮助吉欧德瑞曼销毁证据。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挣扎，他本想把吉欧德瑞曼要出版刊物的是上报给上级听但当他听到指定的那些迫害艺术家的报告时，他犹豫了。

最终没有把报道递交上去。

由此可见，卫斯勒上尉是一个明智的有自己想法的人。

最后他被分配到基层去拆信封，但他却没有任何一句怨言，也不曾后悔，他那淡然的态度反映了他勇于承担责任并认定是对的就去做的性格。

在东西合并后，他成为了一名邮差员，在只记得岗位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

最后在他拿到吉欧德瑞曼写给自己的书的那一刻他可以自豪对着售书员说这是写给我的书。

表明了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并对此感到欣慰。

最后，还想再一次提及维斯勒与德莱曼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现实中是陌生人，但在灵魂深处却秘照不宣地将彼此视为真正的知己，永远的朋友！

当《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旋律再度响起时，轻巧的琴音，心灵的独步，人性的圣光普照世间。

一直都相信好人的存在，最后再一次祝福天下所有的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是一部非常真实的东德时期的生活写照，但最重要的是，它深刻地研究了极权主义下的人性和同情心。

也被成为21世纪最好的德国电影。

作为导演兼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电影处子秀，《窃听风暴》准确捕捉到东德极端的政治幽闭下的恐怖气氛。

这1600万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了被称为“斯塔西”的国家安全部的密切监控。

据估计，斯塔西雇佣了9.1万名员工以及20多万名线人。

它的口号是“党之盾、党之剑”，目标是“无所不知”。

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是历史上渗透最广泛的特务机构之一，并以使用酷刑和恐吓压制、腐败和摧毁异见人士而闻名。

出于个人的经历与喜好，导演决心准确地描述他的故事，因此他花了四年时间研究这个主题，甚至聘请了一位电影历史顾问。

他坚持要在柏林墙倒塌后一条少有没进行改造的街道上拍摄这部电影。

在视觉上，电影以灰色和棕色为背景拍摄，以捕捉前东部地区的单调景象，并增强民主德国的压迫和恐吓感。

这部电影在评论界和票房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可是有趣的是，冯•多纳斯马克的政治惊悚片是统一后为数不多的几部真正揭示斯塔西时代残暴的电影之一。

事实上，两德统一后制作的电影很多都把东德描述得很感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美好往昔”的怀念。

这部电影发生于柏林墙被拆除的五年前：在1984年，特工魏斯勒是一名技术娴熟、效率极高的斯塔西军官，也是东德执政党忠实的成员。

这位冷冰冰的“监听机器”在审讯方面才华横溢，充满热情。

在开场的片段中，魏斯勒正在教他的学生们如何辨别嫌疑犯是否在撒谎：“犯人如果无罪，会越来越愤怒，由于受到不公平对待。

他会咆哮，甚至暴怒。

如果有罪，不是越来越镇定沉默，就是痛哭流涕，他知道自己会来这。

证明有罪或无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停地审问。

“演讲的镜头与真实的审讯巧妙地穿插在一起，审讯的结果就是嫌疑人承认自己的罪行。

而这些罪犯往往都会收到“非人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一条警犬。

接着在他的前辈奥伯斯特南特·安东·格鲁比茨的邀请下，魏斯勒参加了格奥尔格·德莱曼（塞巴斯蒂安·科赫饰）创作的一出戏剧。

德莱曼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被许多人视为“忠诚公民”的终极典范，也是东德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与他的大多数朋友不同的是，他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忠于自己的艺术原则，又不让自己的作品被禁。

德莱曼是一个正派的人，在艺术界很受尊敬，因为他利用自己的安全地位，帮助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同行。

于是魏斯勒立刻有了一种直觉，认为德莱曼不可能像他看上去那样“干净”，他认为需要监视。

文化部长亨普夫对此表示同意，于是斯塔西可怕的机器就行动了：德莱曼的任何行动都被记录下来，包括他和他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娜居住的公寓。

魏斯勒在楼上的阁楼上设置了一个秘密监听站，在那里他记录下这对情侣的每一个声音、笑话、争吵等等过程。

等到下班后，魏斯勒回到他的小公寓，吃了一顿简陋的食物，然后看了国营电视台里的无聊节目，独自上床睡觉。

他的全部都献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是空虚的。

为了抑制自己的孤独，魏斯勒命令妓女填补他生活中的空虚。

当魏斯勒船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听着德莱曼和他的女朋友说话时，他开始喜欢上他们充满文学、音乐、友谊和爱情的丰富世界，这与他自己沉闷、孤独的生活截然不同。

他花在偷听上的时间越多，他就越在意他们。

魏斯勒通过对德莱曼的监听了解到了音乐和诗歌的人性化价值。

他被他们本质上的善良所吸引。

当魏斯勒发现调查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文化部长为了从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身上榨取性利益，从而让他的艺术家对手离开时，他的世界崩溃了。

如果这样的腐败和驱虫存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个好人，一个像他一样尽职的共产主义者，该怎么办呢？

面对这一无法预测的困境，这个曾经严厉的斯塔西特工开始尽可能地保护德莱曼他们，并在他的报告中省略大量的监听细节。

即使德莱曼第一次被卷入异见活动时，魏斯勒也会采取措施掩盖对他不利的证据。

随着扣人心弦的情节接近尾声，故事的固有悖论变得越来越不言而喻：艺术家和秘密特工似乎是真正相信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理想的唯一两个角色，但这个国家机器却在利用他们的忠诚与信仰获取不可告人的私人利益，那么他们表达忠诚的唯一方法就只有犯叛国罪。

尽管他们在整部电影中从未见过面，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有着必然相关的联系，因为他们都经历了一个道德觉醒的过程，迫使他们接受他们所生活的谎言，并最终投身于对残忍专制政权的斗争。

当德莱曼坐在钢琴上演奏'好男人的奏鸣曲'时，我们了解到了一位因持不同政见，而被迫自杀的戏剧导演杰兹卡。

他是斯塔西常用的“分解”手段的众多受害者之一。

这种手段旨在系统性地摧毁个人的职业和社会生活，在一个人的社圈子里散播恶意谣言和恐惧。

这是一种心理折磨，有效地耗尽了受害者的生存意愿，是一种比任何酷刑都管用的工具。

演奏完奏鸣曲后，德莱曼转向克里斯塔说：“听过这首曲的人，我是说真正听过的人，还会是坏人吗？

”在这个问题中蕴含着电影想要传达的希望和人类尊严的信息。

这表明，无论极权主义政权采用多么先进的洗脑技术，它们永远都不会真正的成功，因为人类的灵魂、人性是抹不去也禁不住的。

也暗示出正在听这段音乐的魏斯勒也是好人，最起码不再是个坏人。

魏斯勒的转变是一个典型的证明。

即使是最冷酷的心也能感受到善良和同情心，即使是最没有人性的人，也能对突如其来的耳语，含蓄的优雅音符做出反应。

无论是在遭受压迫的，甚至是那群压迫他人的人中，总会有潜在的自由意志，来执行微小的、不可预知的反叛行为，并开始一次安静的抵抗直到有一天成长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电影撕开了斯塔西时代在德国那道沉痛的伤口，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全国性辩论。

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有价值和必要的杰作。

但也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不仅不尊重受害者，而且还担心这部电影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斯塔西代理人，它可能会促进一种新形式的专制，或最糟糕的是，它可能会为赦免罪犯做辩护。

许多评论家指责冯·多纳斯马克给了魏斯勒一丝良知的暗示，从而粉饰了斯塔西的残暴。

认为他的转变非常不可信，因为从来没有记录证明这些特工会同情或保护他们的监听目标。

然而，电影有它自己的使命，这不是一部纪录片。

冯•多纳斯马克在他的《导演声明》结尾写道：“最重要的是，《窃听风暴》是一部人类戏剧，讲述的是人类做正确事情的能力，无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

上映十余年之后，我们可以放心地说《窃听风暴》的初衷当然不是想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波对斯塔西的同情。

相反我们可以说它向许多观众暴露了这个系统的恐怖，新增了对这个组织的认知。

即使有些看起来不太切实际的描述，尤其是关于魏斯勒救赎。

但同样的，这部电影必须因其对人性的真诚表达和令人难忘的艺术价值而受到赞扬。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部关于普世人性的电影，它超越了时代与国籍。

毕竟，这就是艺术的本质：普遍性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影评最TOP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

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

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

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

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

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

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

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

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

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

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

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

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

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

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

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

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

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

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

他的妻子简妮？

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

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

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

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

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

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

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

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

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

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

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

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

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

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

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

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

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

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

《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

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

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

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

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

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

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

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

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

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

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

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

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

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

音乐何为？

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

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

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

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

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

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

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

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

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这部电影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

感觉和看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很像，总能感受到导演的悲哀和伤痛，却很难在电影中看到很好的表达。

是不是当太了解一个东西或太陷入其中的时候，反而很难讲清楚？

　　很多细节都能在其他电影中看到，对东德政府的描写，对腐败官员的讽刺，都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烈日灼人”。

同样都是内敛压抑的情感，“烈日灼人”给我的震撼要大得多，而“窃听风暴”却少了一个爆发点，总让人觉得不是味道。

斯大林的大清洗也是很多电影人不愿触及的伤痕，导演米哈尔科夫并没有正面尖刻的谴责什么，他只是平静的描述一个退伍将军归隐田园的生活。

那个如影随形的巨大火球，像噩梦般一点点吞噬这个家庭，隐隐的不安晃动着那个平凡的夏天。

很多时候，导演只是在拍风景，拍科托夫和小女儿在湖边嬉戏，拍那个拉着一车货物永远找不对方向的男人。

片中的最后逮捕科托夫的米迪亚很像“窃听风暴”中的女演员，虽然目的不同，却都不得已揭发了自己的亲近的人，最后引咎自杀。

我更喜欢“烈日灼人”的处理：米迪亚躺在浴缸中，暗红的火球从上方的窗口飞出去，导演似乎暗示着大清洗所到之处不留一丝生机。

还有，就是影片最后，科托夫被秘密警察带走时，天空中升起巨大的斯大林头像，其中的辛酸估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在“窃听风暴”中，导演的意图并不是要表现这样巨大的戏剧性的反差，反而是在暗示前东德的秘密档案中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甚至有些已经永远消失在1989年繁忙工作的碎纸机和焚化炉中。

　　电影中很特别的是窃听人员威斯勒的生活。

他总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简单而乏味的生活是他的全部。

领带总是黑色且打得紧紧的，直到勒的快要喘不过气来，回家也就是看看新闻，吃着一成不变的晚餐，这都不要紧，他的一生都将献给政府。

他没有家人，朋友，孤独的时候只能找来妓女，可是，没有钱她们可不会多陪他一分钟。

要说对于工作的热情，没人能大于威斯勒，他从不觉得自己不人道，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荣耀。

虽然连邻居的小孩都说国家安全局的人是坏蛋，这些都不重要，他的一生都属于政府。

　　直到有一天，那个他窃听的诗人德雷曼，让他体验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他们会为朋友挺身而出，而不是相互算计，攀附权贵，爱情在这里不是一纸誓言那么脆弱，他们为了彼此奉献生命。

一切美得像布莱希特的诗歌，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　　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　　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

”　　不知道在哪一天，在只有黑白的世界长出了一朵醉人的花朵。

德雷曼跟文化部长说过，如果对政府真的忠心耿耿的人，不会因为他的戏剧改变立场。

但是，人们总会不自觉地保护生命中遇到的美好的事物，毕竟这是一个缺少奇迹的世界，为生活所苦的人们需要梦想和希望。

当上司给威斯勒念那个什么《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研究》的时候，没有任何矛盾挣扎，威斯勒决定让生命中多些美好的东西。

比如有人称赞他是好人，这个他从没想过，但是那一刻，是不大不小的震撼。

　　1989年，柏林墙倒塌。

那些高官继续做他们的高官，这些卖命的窃听人员流离失所，更悲惨的也许会被人寻仇。

他们只是做自他们生下来，人们就教给他们的所谓正确的事情。

威斯勒的眼神总是毫无波澜，平静坦荡的绿色，或许有落寞，或许有寂寞。

他曾活着的证明也许就是那个代号：XX/7。

　　不过，如同他的头顶曾飘过那朵白云，就有些东西注定永不会被忘记。

总会有一天，他路过一家书店，拿起一本畅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HGWXX/7　　亲爱的，那是一个不逝的美梦，我看到了他淡绿色眼中闪耀着纯洁的颜色。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416685/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

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

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

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

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

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

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

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

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房间的主人已经离去，他举起宝丽来相机，对着书桌按下快门。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许是宝丽来历史上最完美、也最邪恶的应用。

“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这句话我们都在书中见过，但显然老大哥不会只满足于看你。

随着东德史塔西档案的解密，人们终于有机会窥见老大哥究竟在看什么。

一名史塔西间谍在执行任务时对着镜子自拍。

在此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史塔西。

这是东德人民带着强烈不屑、厌恶以及恐惧而起的外号，它真正的名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简称MFS。

成立之初，史塔西的业务范围仅包括“为祖国收集情报”与“反情报被他国收集”两大部分。

但随着其业务的不断扩张，它所监控的对象转为了东德国民。

在这一监控过程中，相机充当了老大哥无孔不入的眼睛。

德国摄影师SimonMenner研究了史塔西的照片档案，整理出版成一本名为《TOP SECRET》的画册，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超越常识之外的影像世界。

被监控的东德民众。

冷战时期的间谍之都史塔西的故事，从德国的分裂开始。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迅速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冷战。

德国作为被两大阵营分别管辖的国家，被分裂成了东德与西德。

在核武器的威慑下，无论哪个阵营都不愿意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于是，双方对抗的重心转移到了更为隐秘的情报战中。

在苏联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前身）的帮助下，东德迅速组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

潜伏在林中的监视人员。

建立初期，史塔西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搜集情报。

然而在二战结束后，近300万东德民众移民西德，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16%。

为了遏制这股汹涌的移民潮，东德当局在1961年8月19日开始兴建柏林墙，三天后就初具规模，一周后全部竣工。

东德人民这种“用脚投票”的行为，对当局而言无异于颠覆政权，也促使了史塔西的业务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开始了大规模针对本国国民的监视与监听。

以下几张来自史塔西档案的照片，展示了当局对本国民众的通讯监控 ——

邮箱监控。

一名被监控的女子。

该女子在邮箱前被叫住。

女子被要求出示手中的明信片。

柏林墙修成之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在柏林的间谍战投入。

同样的，苏联与东德也展开了反制行动。

冷战时期的柏林由此成了“间谍之都”，是东德史塔西、苏联克格勃与美国中情局等机构的主要战场。

据统计，1961年底，一共有70家来自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在柏林龙盘虎踞，这种密度旷古未有。

监控美国大使馆。

老大哥正在拍你在现代德语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缩写 —— IM，专指为史塔西工作的“非官方告密者”。

截至1995年，光是确认身份的IM就有17万人，占东德18岁至60岁总人口的2.5%，其中未满18岁的IM高达1万人。

有人形容，在东德时期，“丈夫告妻子的密，儿子告父亲的密”。

史塔西档案：一名青少年的房间。

据一位曾在史塔西服役的上校估算，加上临时性的密探，整个东德，在四十年间，一共有200万人次曾作为告密者为史塔西工作。

面对这样一个致力于监控本国国民的庞然大物时，连知名的纳粹猎人Simon Wiesenthal都不得不感慨：“比盖世太保还邪恶很多很多！

”据历史学家统计，在纳粹时期，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的人数为4万人，负责监视8000万人。

而苏联克格勃拥有48万全职员工，负责监视2.8亿人。

相比之下，史塔西的数据极为恐怖 —— 最鼎盛时期，平均每6.5个东德公民里，就有一个告密者。

跟踪一辆红色汽车。

这些密探中不乏社会名流，比如海因里希·芬克，他是神学教授，担任东柏林洪堡大学副校长一职，自1968年起担任史塔西密探，直到身份曝光，旋即被炒鱿鱼。

这个由相互监视、自我监视组成的复杂的视线网，构成了东德统治国家的基础。

而相机，便成了老大哥最为得力的眼睛，被广泛使用于史塔西的监控工作之中。

更吊诡的是，史塔西的首脑深谙相机的强大，反而刻意规避镜头 ——史塔西长期的二把手从不拍照，从不以实名出现。

西方国家都只知道他的代号是“Mischa”，外号是“没人知道长相的人”。

举着相机的间谍。

东德间谍指南除了针对国民的监控及拍摄，《Top Secret》一书还收录了有关间谍们如何贴假胡子、如何格斗、如何比划秘密手势、如何逮捕犯人、如何偷拍跟踪对象、如何收集证据的示范照片，堪称“东德间谍指南”。

画册的封面，便是一个身穿貂绒大衣，头戴貂绒帽子，眼戴深色墨镜的男子 —— 这张照片来自一本史塔西间谍培训手册，用于指导间谍伪装自己，以便在出入各种公共场合时不引人注目 —— 显然，这位汉子正将自己装扮成一名穿貂的土豪。

《Top Secret》封面。

培训手册：伪装还有一名史塔西间谍示范了如何打扮成西方游客，以高度浓缩的方式折射出上个世纪的诡异历史。

想象一下，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间谍，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资本主义国家游客的模样，目的是监视本国同胞与这些游客的接触。

这几乎是一件在形而上学上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培训手册：打扮成西方游客最吸引人的是一组宝丽来照片。

画面中全是没有人的空镜头，比如一张书桌，充满了神秘气息。

而这张照片存在的目的，是间谍们在搜查书桌前，先将它的样子拍下来，待搜查完毕后，再根据照片按原样摆放回去，不留下一丝痕迹。

这或许是宝丽来相机历史上最完美、也最邪恶的应用。

其余教学还包括 ——

近身格斗。

逮捕嫌犯。

发送暗号。

如何贴假胡子。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些目的性没那么强的照片，比如史塔西密探的自拍，以及他们拍摄的小鸭子、小猫、小松鼠等。

拍下这些照片的也许是间谍中的文艺分子，作者认为这跟人们拍摄自家猫咪的动机一样。

时过境迁之后，这些照片难免显得滑稽，但正如作者SimonMenner所说：“决不能忘记这本书的内容是完全严肃的，它的照片是彻彻底底被用于压迫民众的。

想笑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感到如鲠在喉。

”毕竟，这一切并没有真正的时过境迁。

可以回家洗洗睡了1989年11月9日，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Egon Krenz在广播及电视直播中颁布了新的旅游法，允许东德国民前往西德旅游。

一小时内，1.5万人涌入西德。

四周之后，东德当局重新开放勃兰登堡门，民众开始自发拆除柏林墙。

那一年的圣诞节，有240万东德民众前往西德旅游，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统一，东德并入西德。

史塔西也一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史塔西首脑合影。

史塔西解散后，其头目Erich Mielke没有获得流亡苏联的机会，他的老大哥克格勃在最后关头没有做到不抛弃、不放弃，Erich Mielke最终被判入狱6年。

针对东德前政权的清算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困境，这一过程甚至到今天都没有完全结束。

这其中涉及汉娜•阿伦特提出的著名观点 —— “平庸的恶”，一种难以在量刑中体现的邪恶。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史塔西的正式雇员中，只有一人被判入狱 —— 他叫Werner Funk，在史塔西某个城乡结合部的分部当看门大叔，某天因为喝了太多伏特加，开枪误伤了两位路人。

史塔西档案：向电话监控部门职员颁发勋章。

1990年5月31日，是史塔西最后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

它对着整个西德广播：“任务结束。

”让间谍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此前一周，东德军方情报部也对西德进行了一次广播，同样是让自己的间谍中止任务，但方式更加隐晦。

播送的是军官们的合唱，曲目是一首儿歌，描述了一只在湖上戏水的天鹅。

据说歌词的含义是，“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史塔西档案：天鹅之墓*文中图片均来自《Top Secret》，作者SimonMenner。

撰文 / Sticker编辑 / 胡令丰

很喜欢魏斯勒这样的人，像小动物不管做坏人，还是做好人，都是打心底里相信的。

不投机。

不投机的人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无所留恋机会主义者什嘛的最讨厌了，比如魏斯勒的同学+上级偏巧中国现在这样的人最多了，他们恶心别人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多少恐惧啊当然，现在的中国，魏斯勒这样的人一定也有很多，毕竟中国人口多嘛第一次看魏斯勒被贬职跟开玩笑的小男孩一起拆信封，心里还难过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大作家坐好车，魏斯勒只是个邮递员后来想想做邮递员也未必是坏事对魏斯勒这样做事专注的人来说，行走坐卧无不是禅说不定再过十年大作家因为长时间伏案写作腰椎间盘突出送医院半身不遂而魏斯勒则因为经常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而健康如昔所以很不能理解女演员和老导演为什么不能搞艺术就要死在我看来不搞艺术搞点别的都可以高高兴兴的嘛还有总理在酒店的大床上坐着发呆等人的样子，蛮可怜的老年人需要关怀和照顾啊，哪怕是大官又怎样呢人已经老了，又胖，女人不会喜欢的但是又像所有人一样喜欢漂亮的女演员只好恶狠狠地威胁别人了，其实心里面是寒战的吧这样不仅老，而且胖，还凶，漂亮的女人就更不会喜欢了虽然威胁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对的但是想想也是很可怜的男人们哪，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得到女人，起码是女人的身体不如此，女人们就只爱年轻漂亮有趣的人了虽然是奔着Sebastian Koch去的，但他在这个片子里的表现的确乏善可陈。

当然Koch还是很欲感的，就算跟老头见面，嘴巴一抿的样子也好像马上就要跟老头热吻了一样。

想必这只是他本人的习惯，不是角色的需求，这样一来就更加想暑假去汉堡找他了。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口述稿， “我”即戴锦华老师。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者叫《窃听者》，这是我们中文所选择的翻译。

它实际上那个德文的原文篇名叫做《他人的生活》，听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原文的篇名，更能够表现这个导演的意图。

这部电影在欧洲，乃至世界得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对这部影片有着最狂热的反响和表达了最深切的热爱的刚好是我们中国观众。

也刚好是通过豆瓣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次年它横扫了那一年的德国国家电影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同时它获得了2007年的欧洲电影奖的这个三项大奖。

欧洲电影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奖，是在于这个奖项出现是以欧盟的出现同时发生的。

换句话说，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就是它要授奖给那些能够代表欧洲文化、代表欧洲精神，或者直面欧洲问题的影片。

当然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最为熟知的一个奖项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奖项，但又是它最强的奖项，那么就是它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奥斯卡系列当中一直占有极端特殊的地位，它和奥斯卡的主要奖项，同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

它经常是更偏向艺术的，同时也更具有政治性的，那么同时也带有某种和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那样的一种姿态和位置的这样的影片。

但是这个所谓最弱奖项是因为它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奖，说它是最强奖项是因为一旦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就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影院和覆盖全球观众的电影。

那么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而这个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导演的处女作，一个导演以它的处女作风靡了整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奇观，本身是一个奇迹。

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对这部影片做一点深究，做一点分享，我也必须首先向这部影片的热爱的朋友们做一点道歉，就是因为我也许会破坏你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观影的那种美好的记忆。

那么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在我们的中文世界当中，对这部影片的那种热爱，那种激情都来自于，大家一致的认为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崇高，向我们表现了人性战胜暴力，人性战胜机器，人性战胜戕害人性的、摧残人性的这种政治霸权、特权的这样一种光辉。

好，那么我们来对关于这个伟大的人性故事，做一点深究或者细读，那么我们先从影片的片名入手，它叫做《他人的生活》。

当这个片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故事中的东德秘密警察，也就是缩写为史塔西的这个重要的雇员，显然是非常得力的一位雇员，叫威斯勒，因为非常有趣的是，主角是威斯勒，但是故事中的英雄，或者说故事中的那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把视听时间的主要的时段，放置在那一对才华横溢的、迷人的、正派的、美丽的艺术家伴侣身上，那么也就是作家德莱曼和天才的艺术家克里斯丁。

所以所谓他人的生活是相对于威斯勒而言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艺术家们的世界。

但是我们很快在电影当中，大家都看到这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将是成为所谓真正的人。

而有趣的是，影片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因为以威斯勒为主角，以威斯勒这个心中的，（我专门用心中，因为原本应该是他耳中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却是眼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的剧目和主要的剧场。

它完成了一个由德莱曼所象征的这种人性的高度，人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威斯勒的黑暗的、乏味的、变态的、丑陋的警察世界.然后，最终是威斯勒出而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影片的故事，但是我们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的话，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有趣，影片的中文片名译为《窃听者》或者《窃听风暴》，因为它的主导是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的生活，监视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摧毁艺术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

可是在影片当中，对于我来说，相当遗憾的，或者说在我观影的时候让我相当失望的是一个窃听故事，却不是一个尝试发掘、发展电影的声音潜能的故事，不是一个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当中的听觉语言来主导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反复强调，所谓电影艺术是建筑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之上，就是“视听时空”，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常说电影是视听艺术。

但是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因为视觉语言不断地被开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

那么，一个窃听者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显然导演从编剧到整个设置过程，丝毫没有想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契机，发觉这个机会。

每一次我们看到窃听者威斯勒戴上耳机，银幕上立刻切换为他所听到的声音发生的那个现场，也就是画面。

那么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效果，就是对于威斯勒来说的他人的生活，是在我们观众面前展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却是威斯勒完全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看到的生活。

那么如果说这不是威斯勒所看到的生活，那么他是德莱曼所看到的生活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代表人性高度的作家德莱曼，被设置为一个充分的、天真的、纯洁无瑕的，几乎来自于异世界，异次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备受重视的当红艺术家，似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境况，政治结构近乎一无所知。

同时在故事当中，他对于自己被监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两德统一、冷战终结，他才被告知自己被监听，而后他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监听器，他才去查阅史塔西的秘密档案，换句话说他对自己被监听以及自己被出卖，自己被拯救的全部事实是浑然不觉得、完全无知的，因此他也不是故事当中的一个观看者。

同时在故事当中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围绕着克里斯汀的遭遇，围绕克里斯汀的背叛和克里斯汀的悲惨死亡，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发生在德莱曼的任何可能视野当中，他也许感知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中的两条主线都不发生在他的视野当中。

我们知道，对、对于一个故事片来说，即使主人公不仅仅是故事的主线，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最重要的他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

这个视觉的中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经由他的心里的，和物理的或者叫生理的，也就是他的视线和他的那个全部的关注所在来结构完成的，同时意味着他将成为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的中心人物，他也是被看的那个重点或者被看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影片，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人公：威斯勒，德莱曼，克里斯汀都不是观看的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的主导的出发者。

换句话说电影作为一个主要以视觉艺术来主导的艺术，或者我们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人公都不是视觉得主导，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极端奇特的情形。

我们说当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在看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追问：谁在看？

因为我们会反复的重复这个观点，故事片的最大的秘密就是隐藏起摄影机，而隐藏起摄影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机位，伪装成这个现场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观看世界的位置，观看世界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视点镜头成为电影最基本的讲述、言说和叙事的方式。

因此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三个人物都没有在看，都没有去看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谁在看？

一个可能会直接引申出来的回答，答案是秘密警察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黑客帝国》当中所说的叫Matrix is watching you，这个矩阵在看着你，当然一定会引申到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因为在这部电影它非常清晰的选择它的被述年代是1984年，那么当然它就会联想到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1984》年，而这部电影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政治寓言和政治故事，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故事非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直接引申的是说秘密警察在看，但是真的是秘密警察在看吗？

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纯真的人性，战胜了那个暴政的黑暗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这样一个视点，这样一个场景，显然不是秘密警察所能看到的。

那么谁在看？

好，我会给一个非常理论的回答，叫做“大他者在看”，当然，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可笑。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在故事语境当中的，但是弥散在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力量，那样的一种立场，一种关于“何为人性？

何为人？

”，关于人与机器，关于人与权力，关于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

而在我看起来，这一系列常识和信念，本身是1989，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新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好，我现在已经开始伤害大家的情感了，但是我不能不延续下去这个讨论，是因为在我感知当中确实如此。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几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德莱曼，被史塔西给定了一个代号，他的代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代号，可以是ABCD，可以是甲乙丙丁，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给定的暗号，给定的这个代号是“勇者”。

我很难想象秘密警察会愿意给一个人一个代号叫勇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当然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因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威斯勒，而威斯勒才是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

而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背叛正是对20世纪的回荡的背叛主题的背叛，因为我们称20世纪是一个背叛的世纪，而之所以称20世纪是个背叛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充满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势群体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为这个边缘人群，为低等级的人们而战斗，相信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为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

这是20世纪的背叛。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背叛，那么就是德莱曼，最终背叛了，他曾经拥有的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而朝向、认同了他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的敌人。

于是这就有了明镜周刊的那个专号，那个由一个绞刑架上的绞索，所形成的这个封面。

而威斯勒完成了一个背叛，是他最终背叛了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而朝向了真理。

讲到说背叛，二十世纪的背叛主题及其故事中主人公的背叛，事实上，当然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背叛，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当中，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背叛，那么就是克里斯汀。

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不能充分的认同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克里斯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着整个剧情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但是对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只能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来概括，叫作“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十足的弱，给这个人物设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她尽管誉满天下，但是她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她没有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乃至把握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始终处在一个最古老的女性的命运位置上，就是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

她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但是像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人物欲望的善恶是由他的身份的善恶所决定的。

因为德莱曼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勇者，所以他的欲望也是纯真的爱。

而另外一个，他是故事中的那个文化部长，那个肮脏的、邪恶的、代表权力机器的这个人物的肮脏的欲望的这个客体，而他的欲望的肮脏是因为他的人性的肮脏或者人格的肮脏来确定的。

那么当然，整个世界的起点是在于它是威斯勒欲望的客体，因为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段落是真正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由视觉的关系、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目光所构成的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影片开始的时候那场演出。

在那场演出当中，只有坐在高高的包厢上的威斯勒，拿着望远镜的威斯勒是真正的观看者，他观看的对象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进而他发现了侧目的剧作家德莱曼，那么两个人物是处在一个浑然不觉地被看的位置上，而显然在这个相互观看的场景当中，他设立了威斯勒，显然对克里斯汀产生了强烈的同时不变态的欲望，因此诱发了整个的窃听行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讲述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原本由那个代表着绝对的邪恶，肮脏，强权，暴力的文化部长与威斯勒的那个心理位置的高度重叠之上，而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是威斯勒逐渐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于是他的欲望或者说他的爱也因之而升华。

回到我们关于那个背叛的故事当中来，我说故事中的背叛是对20世纪的背叛主题的一个背反，是因为在故事当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主导价值，或者说它是对今天的作为共识，作为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的背书和印证，所以这个背叛已经不具有一个作为正面的反叛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因此而显现，那么就是我们说像德国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大家会知道他，因为他是《铁皮鼓》的导演，对吧？

而《铁皮鼓》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施隆多夫曾经说，说冷战尽管是冷战，但是它像所有战争一样，当它终结的时候就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下面不是施隆多夫的话了，是我的话，我说也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它就会面临着一个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地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述，而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表述，始终保持着有保留或者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是我也因此高度重视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胜利者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居然是敌手阵营当中最丑陋的敌手，也就是史塔西。

是史塔西的这个秘密警察代表了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有趣之处。

那么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去追究这个电影的视觉构成，究竟怎样成功的，流畅的，迷人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多重背反之后的主流叙事效果，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置，都没有看的能力，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因为他们没有看，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所以他们不能，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它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也极度流行的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叫做“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

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的这个挤压和碾压。

那么同时强化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效果的是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威斯勒作为一个窃听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角，他始终处在一个被看的视觉结构当中。

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窃听，就是在地下室当中窃听的场景当中，威斯勒的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的机位，大量的画面是从他的背后拍摄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场景都是从挂在天花板上的俯拍镜头，就是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

那么同样在威斯勒那个自己的公寓，那个整洁但是毫无人味儿毫无生气的那个公寓的场景当中，它都使用从门外，从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这个画面构图来拍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面会造成画框中的画框，在多数情况，画框中的画框会凸显那个人物成为一种电影的重音符号，电影的标注法，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更突出的是观众可见的前景，对主人公构成了遮挡，因此也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的视点镜头的可能。

那么非常清晰的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会记得也是剧情或者威斯勒心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一个小男孩。

对吧？

他那个小男孩的对话调动了他全部的秘密警察的本能，但是他却成功地把它压抑了，然后一个对话就变成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和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

以致小男孩很轻蔑的说：“傻瓜，球有名字吗？

”这个场景是摄影机放在这个电梯门之外，然后这样，电梯的电梯门、电梯框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前景，也就先在的取消了威斯勒作为观看者的这个视觉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监听者，但他同时作为一个被看者，所以他也不是权力的轮子，他只不过最多是权力轮子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果我们展开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造型空间当中，从第一个场景，威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的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那个场景当中，它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造型体系，这其实刚好是极为清晰的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当中去想象非西方国家或者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造型体系，而威斯勒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是灰色调、而这个灰色调的服装始终带有一种工装效果，换句话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么相当的浅显的，或者说相当基本的是导演并不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影片当中设置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那么也就是德莱曼的空间当中的暖调，和窃听空间当中的冷调，那么这样就是暖色调和青蓝调之间的这个对照。

一方面形成是对切镜头的视觉调节，一冷一暖，让观众看起来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有错落的一个、有快感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感觉，但它当然同时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

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这个情感的、爱的、原创的空间和迫害的、挤压的、权力的空间，那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叙事特征，它在整个影片叙事过程当中，成功地使用镜头语言、使用摄影机机位、使用构图、使用场面调度来完成了一种对历史中的人质的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

同时，之所以它囊括横扫的那一年德国电影奖，是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影片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要弥补、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恐怕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和解的时刻。

而我对这个影片中的叙述和影片达成的社会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的组成部分，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对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但是这种暴露和揭示的单一性，以及尤其是德莱曼故事的那个叙述的这种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那个特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必然达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它遮没了，在整个冷战年代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是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地迫害着人，迫害着社会，催残着社会。

因为我说当我们为《窃听风暴》感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忘记了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德国电影，改编自诺贝尔获奖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它的导演刚好是施隆多夫，在那部电影当中他讲的是在西德社会当中一个少女怎样因为一夜情而被西德的警察所逮捕，被整个权力机器所迫害，所诬陷。

所以我说，电影永远不单纯是娱乐，在我们消费，在我们娱乐的同时，我们必然的在经历着某种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如果不说是教化的话，至少是轻声细语地告诫。

而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地说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什么都没学到。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的意义刚好应该是让我们记忆，所以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历史真实的机器，那么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如此。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更多精彩解读，请戳https://douc.cc/2Bya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