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4.17第二集更新。

4.12更新：《觉醒年代》分集解读第一集有了视频去哪了呢？

_哔哩哔哩_bilibili《觉醒年代》第一集深度解读：13个细节，9...期待各位同仁来小破站捧场。

来自导演采访的盖章，希望喷我的人，可以道歉（战术后仰

不对，即使没有导演的盖章，也不应该乱反对。

影视批评本就是创作，在逻辑顺畅的基础上，这样的创作，它丰富了影像的层次，让它更具内涵和意趣，多美的事儿，为什么要反对？

9、10集更新。

《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前作《军师联盟》系列，是一把擅长在拍摄里藏细节，细节里藏隐喻的好手。

可以说，在这位导演的作品里，没有多余戏和镜头，背后都有深层含义。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导演这次又给我们埋藏了多少惊喜。

不可能出现的骆驼商队在剧的开篇，一队骆驼商队“与两个穿得像还珠格格剧组在逃群众演员”似的清朝女人擦肩而过。

然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满清无外交，它的外交政策是“闭关锁国”。

丫都别来，我天朝上国独自美丽。

（文章最大的争论就是骆驼。

说说我的个人理解：骆驼引入于丝绸之路，代表的开放。

是讽刺闭关锁国的最佳意象。

我错以为导演虚构了骆驼，而实际上他借用了本来就有的骆驼。

后面骆驼戴清朝官帽那个镜头，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车不同轨接着，驼队又遇到了独轮车、双轮车。

奇怪的是，双轮车并不适应道路，它只能被翘起来推过。

导演这样安排意义何在？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了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的众多举措中，有一条“车同轨”。

因为古代多为土路，马车日积月累走过之后，会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轮印。

而国家统一之后，各国马车车轮轴距长度却各不相同，因此交通就变得很困难。

为了交通方便。

于是国家颁布“车同轨”交通法，统一全国马车轴距。

所以，导演在这里想要表示的，就是“车不同轨”，既国家分裂，以“及不可能出现的驼队”所代表的落后。

来奏响内忧外患，革命势在必行的前奏。

黄昏末路

袁世凯的府邸的天空，一片末世景象，暗示着他的完蛋。

大白天打灯

因为“太黑暗了”。

驴唇不对马嘴

袁世凯的客厅摆设，驴唇不对马嘴，有中有西，滑稽十足。

像极了他的革命立场，帝王梦想。

封建的狗腿子随后，又出现了三队人马。

送葬队伍，迎亲队伍，袁世凯军队，三队相交而过。

送葬队伍里的法师（装神弄鬼），迎亲队伍里的媒婆（媒妁之言，婚姻不自由），代表的是腐朽的封建思想。

军队本来是来推倒封建思想的，但就像剧中所表现的，袁世凯的军队和这些封建队伍沆瀣一气，和平共处，完全沦为了前者的狗腿子。

这样的景象不止是戏剧，而是当时的国家现实。

彼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妄图复辟做皇帝，要将真正的革命者屠杀殆尽。

剧中这一幕，讽刺至极。

路过

巡捕是干什么的？

维护治安的，那为什么不管打架斗殴。

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归国轮渡上的抗日战争在主角从日本回国的轮渡上，两个中国人被船上的日本人欺辱，女生甚至被脱衣羞辱，外国人作壁上观看热闹，一些中国人也在看热闹。

最后在主角的武力出手下，和周围中国人的声讨声中，日本人迫于压力鞠躬道歉。

导演太犀利了，这不就是一出关于“侵华战争”的隐喻吗？

中国人在内斗，国共在内战，资本家和长官的夫人们在打麻将，外国人看热闹。

最后“拳头里出对不起”。

导演真的太犀利了。

放生

塑造人物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故事去反映人物的品格，通过他人的台词去讲述人物的性格。

而《觉醒年代》处理的方式，很妙，轻拿轻放，此处无声胜有声。

陈延年放生蚂蚁，一个心怀慈悲的青年，一下立在了观众心上。

不在井底之蛙

导演为什么要给一只青蛙镜头？

井底之蛙的典故，是个中国人都了解。

而陈独秀丢出的这只，却不是井底的，而是走出井底的，就像陈独秀本人一样，他的思想是超前的，视野是开阔的。

浓墨重彩

不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这部剧的色彩饱和度很高，并且有水墨的过场动画，这不得不让人往“浓墨重彩”上想。

就像《觉醒年代》将要讲述的故事一样，是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叶鱼祝《觉醒年代》，也在国产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

打死不往右剧中，陈独秀先生在上海震旦学院发表《新青年》创刊演说，表达自己对于未来中国之青年之期望。

镜头里一只蚂蚁，爬上爬下，惹人注意。

这只蚂蚁最大的特点，就是打死不往“右”。

是一只“左”的蚂蚁。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都了解，左右除了是方向，还是政治话语。

而“左”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的革命方向，既维护中下层利益，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秩序，开展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革命执牛耳者接下来，在一片风雨飘摇中，未来中国革命执牛耳者，毛主席登场。

这里被拽耳朵前行的牛，代表的就是中国之革命，而执牛耳者牵牛人，就是在剧中首次亮相的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人要饭，有人卖儿卖女，有人穿着体面，臭不要脸，坐在车里大口吃肉。

直指彼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如鱼得水特写镜头里的鱼在水中好不畅快，谁是鱼呢？

毛。

谁又是水呢，当然是他怀里抱的代表先进思想《新青年》！

以上。

明儿见。

——废话不多说，咱们书接上回。

三顾茅庐“蔡元培三请陈独秀”这段戏的设计，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这里的三顾茅庐，它有两个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个有趣的地方：蔡、陈两个人通过《三国演义》的典故，进行了文人之间的互动，意趣不俗。

有弹幕说，“这样会不会显得陈独秀面子太大了些”。

说说我的看法，并不会，为什么？

因为“三顾茅庐”它夸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诸葛亮智绝天下，所以刘备三请。

但同时也说明，刘备待人诚恳，眼光不俗，所以三请诸葛亮。

你是英才，我是明主。

这不是一个不给一个不给面子的故事，而是双方互相给足面子的故事。

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场戏和演员昔日作品进行了梦幻联动。

炸弹

在蔡元培与陈独秀一番争论中，导演的镜头给到了炸弹。

意义何在呢？

全在蔡先生的台词里。

陈独秀和新文化就是这个炸弹，目的是让沉寂的北大热闹起来，炸起来，新文化与旧文化互相碰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炸出一个新的时代。

人雪馒头

这个比喻我们太熟悉了，出自于鲁迅先生小说《药》，药丸的要。

蘸囚犯的雪治疗绝症，愚昧无知，将利益的获取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丧心病狂。

只消打开手机便能常常见到。

更讽刺的是，这雪，不是小偷的雪，而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的雪。

之所以是叫小偷，是因为，他们刽子手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明知自己干的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只好向民众宣称他们在做正义的事情。

但民众是明白的，所以才说“这刀不如戊戌年的快了”。

但这样的明白，并不影响他们的麻木，是了，与我何干呢？

我只是一个看戏的。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李大钊先生的笔让张勋们着急得掏出了枪炮，但先生已经做好了准备，宁为China（中国，又译瓷器）玉碎，不为腐朽瓦全。

欲另其灭亡，先使其疯狂

张勋复辟闹剧上演，在辫子马队进城时，一队卖唱爷孙惹人注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他所演奏的曲调不是哀婉博取同情的，而是狂想曲。

好像在为封建王朝和他最后的狗腿子送丧一般。

欲另其灭亡，先使其疯狂。

猴戏

龙旗戏猴，谁是猴呢？

张勋们。

活着

第9、10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么多集过去了，这么多事情发生了，它还活着。

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Ok，下次见。

我是叶鱼，记得关注。

公众号「叶鱼影评」，感谢鼓励。

《觉醒年代》：十个细节，十个隐喻 qq.com

最近在看觉醒年代。

看完之后对陈独秀心里由衷敬佩。

记得上学的时候他在历史书里还是一个“反派”，而胡适则受吹捧。

现在好像突然反过来了。

历史上，胡适间接导致了陈延年被国民党残忍杀害，让人愤恨。

而陈独秀作为探索救国之先驱，其晚年境遇也让人唏嘘。

后来了解到，陈独秀其实抛弃了糟糠之妻，和小姨子私奔到上海，这才有了后续的故事。

这让我意识到，英雄也是普通人。

我的狂热开始变得清醒。

从历史书，到文学作品，都是反应了当时官方的某种意识形态。

学马哲知道要抓主要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错误而否认他们的杰出贡献，也不应该对其进行片面的神话。

研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塑造信仰。

信仰是什么？

是每天支撑你起床，对新的一天有盼望的力量。

但如果只择取他们好的一面，则容易犯理想主义错误。

政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普通人能做到前两点就不错了。

在时代的浪潮中被裹挟着前行，心中怀有梦想，但是眼光要清醒。

——附胡适间接导致陈延年被害，及各路英雄对胡适的评价：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江浙区委所在地烧毁文件时意外被捕。

他化名陈友生，辩称自己是受雇于人的茶房。

由于陈延年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党内有名的“六不”(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干部，加之陈延年又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伙夫没什么两样，故敌人也信以为真。

陈延年被关在上海龙华监狱。

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被捕后，立即组织营救，因为他机智沉着，并未暴露身份，营救本该很顺利。

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与陈家世交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

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日可讯明释放。

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

”此信署名陈友生，但汪孟邹从字迹上认出信是陈延年写的。

汪孟邹心急如焚，赶到南京找到胡适，托胡适救人，胡适是陈独秀老乡，又是故交好友，他看到信后，便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

你知道我生平不听‘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营救他。

”汪告诉胡适：“写信人就是陈延年。

”胡适表示：“好吧，我找吴稚晖营救他。

”于是，这封信被胡适送到了吴稚晖手上，这位早年二陈的“吴伯伯”，因为积极反共，如今已经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的大红人。

他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此时他恨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入骨，因为陈延年在法国不肯从他搞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列，在大革命期间，陈延年在广东比其父陈独秀更为强硬，反蒋立场更为坚定……于是，他成了吴稚晖和蒋介石的眼中钉。

吴稚晖直接落井下石，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指出“他就是陈延年”……1927 年7月5 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一封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憨》，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这老贼居然还有脸“庆贺”。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秘密处决，刽子手要斩他的头，陈延年不肯跪下受刑，在搏斗中，被乱刀砍死，尸体被剁成数块，年仅29岁。

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陈乔年被捕，6月6日被枪杀，年仅26岁，牺牲之前，他还在鼓励狱友：“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首先要祝所有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今个咱们要聊的，是一部当下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

我们今天能欢度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等等节日。

都和这部剧里描述的历史息息相关。

为了刷这部剧，我还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剧中出现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角色；以及《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事件，单拎出名字，个个家喻户晓。

稍微冷门一点的辜鸿铭、章士钊、邓中夏、易白沙等人，你肯定看着眼熟。

有些小伙伴估计这些年网上冲浪，也看过他们的故事。

图片为辜鸿铭但真的讲清楚这些人，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还缺少佳作。

以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更热衷于1921年乃至1937年之后的故事。

毕竟，里面可以穿插大量战争内容和我们熟悉的那批革命元勋，更容易吸引观众。

但这也造成了自辛亥革命到建党元年之间出现了一段历史留白。

而《觉醒年代》的出现，巧妙的填补了这块空白。

整部剧，横跨了19151921六年多时间。

以《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草创诞生为契机，引出了之后的一票历史大事件。

相比较后来连绵数十载的战乱，当时的中国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未来在哪里？

”所以，本剧的一开头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讲起。

正如《茶馆》里的那句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对“共和”从希望到失望的落差，让所有人陷入迷茫，也让当时的中国变成一滩浑浊的死水。

《新青年》的出现，则如同深潭中落下的一颗石子，体量虽小，却激起一片涟漪。

因为它为中国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迷茫的中国犹如倒卧的狮群，潜力巨大又死气沉沉。

但终究会有人率先醒来，他也许孱弱，也许不值一提。

然而，他打破了寂静的黑夜，他站了起来。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这批人，正是第一批站起来的雄狮。

这是向迷茫宣战的开始。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很热血，可听上去不还是说教嘛！

”在我看来，这正是《觉醒时代》在剧情处理中最成功的地方。

我管它叫“有大道理，更有小生活”。

在面对大事件时，我们能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元勋拍案而起的伟岸。

可下一个镜头，褪去伟人光环的角色，又会变成一个嬉笑怒骂的普通人。

大笔一挥便翻云覆雨的陈独秀，却偏偏搞不定家庭关系，站在台上有多风光，见到儿子就有多狼狈。

严肃英勇的李大钊，也会为了没钱吃涮肉，在孩子面前编出“吃肉塞牙”这种蹩脚瞎话。

北大校长蔡元培那句：平时冶游，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直接给我看笑了，这不就是我自己嘛。

而倡导“新文化”的胡适，恰恰是包办婚姻的“旧人”，每天被辜鸿铭、黄侃等保守派“带恶人”编排段子。

“新文化”与“旧势力”在北大这个舞台上缠斗厮杀。

他们各持己见，围绕《新青年》明争暗斗，乃至磨牙吮血。

大家似乎都在寻找对方破绽，逮到机会便要推塔拿头破高地。

可在外敌当前时，他们又枪口对外。

面对英国大使朱尔典的步步紧逼，打出撒手锏的，恰恰是留着辫子的辜鸿铭。

可等外敌退散，继续编排段子大谈“新文化”幼稚的，还是辜鸿铭。

到此为止，我没有看到太多口号和说教。

也没有看到通篇英勇无畏或者挥斥方遒的大格局。

甚至觉得某个地方、某个角色、某个行为非常“没品”和“懦弱”。

可转头细品，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和思辨，已经浓缩进了讲台、餐桌、卧室、街巷这一方方小天地里。

对比不少传统主旋律作品宣讲道理的“泰山压顶”，分分钟梦回高数课堂。

《觉醒年代》也在宣讲，却更偏向“润物无声”。

就像剧情多次提到的“新旧之争”，各家泰斗各执一词公开辩论。

冲突和争论连珠炮一样摆在观众面前，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金句破解杂乱如麻的逻辑。

这时候，“真理”和“道理”就成了推进剧情的核心，没它抬一手，大家就只能困在死局里。

此时，再把早已准备好的理论，或言辞激昂，或娓娓道来。

这才叫“顺理成章”、“上下而求索，终得之”。

剧情矛盾得到了解决，爱国主义情怀也在观众最轻松也最亢奋的时候印在了脑子里。

用这种方式得来的结果，还是简单的说教吗？

不，这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在很多近代正剧里，对于旧时代的背景刻画很好，却总难以引起我的共情。

我琢磨了很久都不得其解。

但看完《觉醒年代》，或许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些表现都过于突兀。

要么，就是直接展现旧时代高层的腐朽，再用战斗夺取胜利。

要么，就是某地又出了一个“周扒皮”，它如何鱼肉乡里，又如何被“天降猛男”推翻。

虽然历史上，穷苦大众确有这样的遭遇，但看多了，总有股“套路”之嫌。

而《觉醒年代》换了一种新思路。

前面提到，它的背景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最混乱也最黑暗的时代。

它在控诉袁世凯的窃国、张勋的倒行逆施、军阀拿国器做赌桌……很多人知道这些事，但也仅仅停留在“知道”。

而《觉醒年代》在保留主线之外，又时不时的会穿插“街景”。

比如毛泽东同志登场时的这个场景：

没有任何多余的台词，一组不到五秒钟的镜头，已经把旧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展现的淋漓尽致。

再比如“张勋复辟”回目。

闻听“皇上回鸾”的遗老遗少挂着假辫子弹冠相庆、黄龙旗漫天飞舞、“辫子军”横冲直撞。

似乎“重回帝制”才是民心所向，共和完犊子了。

但下一场，张勋倒台，满街都是“99新马尾巴和补子服大甩卖”。

这种荒诞，配上每逢大事必出场的猴子，两组镜头一碰。

观众欣然一笑：又是一场好猴戏。

一场场混乱的时代闹剧凑在一起，很容易就把观众代入那个变革的年代。

然后像我一样开始自动思考“旧社会真的会吃人”。

再然后，即便已经“剧透”完历史趋势的人，也会忍不住多想一下“怎么办”。

好的，尖锐的问题通过细节的刻画被抛出，后面自然是解题的思路：从《新青年》开始，一群有识之士站了出来。

他们用自己的学识、知识和认知不断探索新文化、新思想。

而他们所总结出的观念、逻辑，又被不断精进改良，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崛起的理论基础。

再后面，便是金戈铁马血与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恰如历史向前，曲水流觞，水到渠成。

作为一部党政献礼片，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点播出，《觉醒年代》肩负“纪念建党大业”和“弘扬爱国传统”的责任。

毫无疑问，它做的非常好。

但于我而言，《觉醒年代》又有另一层深意：疫情笼罩下的2020，让中国蒙受苦难，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来自美国的狙击、印度的挑衅、BBC和CNN的谎言，加上国内个别跳梁小丑的狺狺狂吠、对岸某伪政权菠萝凤梨傻傻分不清的xx行为……加之当下正处于改革开放转型的关键时期。

《觉醒年代》很多人应该看，并引起反思，和振奋进取之心。

尤其是这样的浑人更应该好好看看如今的我们，有能力反击图谋不轨者！

也有能力享受本该是我们享受的权益，以及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祖国。

《觉醒年代》现在已经逐渐更新至高潮部分，我也会继续追下去。

小伙伴们如果还想继续看我讲主旋律影视作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播。

提醒一下，《潜伏》也算主旋律剧哦，我一直在等机会做解说。

这就看大家留言点赞了。

大家快动动小手指吧！

一个赞，就是一颗红心！

快让我知道有多少人爱看这种正能量爆棚的好剧！

拜了个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阿翟

（本文刊载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原文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35159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

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可以更细致地把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与细微处的社会众生相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

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

”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

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

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

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

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

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

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

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

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

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

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

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

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

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

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

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

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

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毛泽东的出场竟然是两分钟的奔跑。

在央视一套播出重大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以“跑男”的形象步入该剧的历史画卷中。

在这两分钟中，毛泽东在雨中跑步穿过长沙街头，浑身淋着雨，却把怀中的几本《青年杂志》紧紧护住。

矫健而沉稳的身姿，非常符合年轻观众对于“毛教员”（这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年轻网友对于毛泽东的一种昵称，亲切、平和而不失敬意）的想象。

雨中长沙街头呈现出的众生相，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整个画面又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隐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转场镜头，重点要讲的是《青年杂志》出版以后，对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剧情会直接打上字幕：长沙，然后是人物在谈话，《觉醒年代》这种写意的表达在同类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不得不说，这两分钟的“奔跑”，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能够将今天的观众拉回到历史情境中，并且更加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

这是艺术表现手法所独有的魔力。

也因此，尽管这段戏不长，却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觉醒年代》中扮演毛泽东的是青年演员侯京健。

在过去的10年中，侯京健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但比起唐国强和王霙，侯京健这个名字显然还不够出圈。

1、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双雄”世界上本没有“特型”，演得多了，就成了特型演员。

在世的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王霙与唐国强最有名望。

王霙从1991的电影《开天辟地》开始，演了30年毛泽东，唐国强从1996年电影《长征》开始，也当了25年特型演员。

作为一个严肃的类型，演员与角色过于离谱的年龄差，显然是重大革命历史剧所排斥的。

《开天辟地》因而，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在不断迭代中。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献礼剧展播年”。

作为标配，“伟人剧”在献礼剧占据很大比重，2021也成为毛泽东特型演员“八仙过海”的一年。

从作品体量来看，侯京健与王仁君毫无疑问是青年毛泽东的首选。

2009年，侯京健参演了电视剧《铁肩担道义》，首次扮演毛泽东，这是一部李大钊的传记剧，发挥空间有限。

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由他主演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献礼剧《毛泽东》。

在该剧中，侯京健与唐国强一起，完成了青年毛泽东、中年毛泽东的接力。

相比之下，王仁君就属于“后起之秀”了。

2019年，他在电影《古田军号》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

事实上，在此之前，王仁君也与“伟人剧”有渊源，他在电视剧《毛泽东》中客串了光绪帝，在电视剧《中国1921》中扮演萧子升。

王仁君和唐国强相似，在扮演毛泽东之前，戏路很宽，已经有不少作品——当然，作品的经典性不可相提并论。

近年来，王仁君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军师联盟》中的曹植。

除了《古田军号》，在今年最重磅的献礼片《1921》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合作演员还有黄轩、倪妮、刘昊然、王俊凯等。

相比起电视剧，电影在选角上就要在“特型演员”与“明星制”中做到平衡。

在《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中，刘烨扮演了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种策略之下的选择。

然而，已经43岁的刘烨再扮演青年毛泽东，显然说服力不足，于是新人就出头了。

侯京健与王仁君的“江湖地位”，也表现在一个“同题竞争”上。

电视剧《红船》由总台央视出品，王仁君主演；而电影《红船：开天辟地》由中央党校与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侯京健主演。

2、唐国强为什么难以超越？

中生代演员两头占，同一个角色，既可以演青年，也可以演中年。

但不管是黄海冰还是保剑锋，两人在特型演员路上都不够深扎。

当市场“需求量”大时，他们就演一把毛主席。

佟瑞欣是近年来新杀出来的一位中年毛泽东特型演员。

在2016年，他一下子在电影《难忘的岁月》《遵义会议》《勇士》，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中四次扮演毛泽东。

《长征大会师》在总局牵头的重大题材剧《光荣与梦想》中，青年毛泽东由侯京健扮演，而中年毛泽东则花落佟瑞欣。

那么，为什么不像8年前的《毛泽东》，使用侯京健+唐国强的搭配呢？

因为唐国强很忙。

近期，唐国强除了当总导演，自导自演了献礼片《开国将帅授勋1955》之外，还有《跨过鸭绿江》《大决战》《香山叶正红》《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四部剧。

其中，不少项目都是疫情之后开工的，唐国强显然分身乏术。

每一个重大献礼节点，都会新出一两位毛泽东特型演员。

比如，在建党90周年的2011年，是黄海冰（《开天辟地》）与谷智鑫（《中国1921》，谷智鑫之前也演过红色偶像剧《恰同学少年》）。

今年则是王雷。

在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百炼成钢》中，他起用了合作过很多次的演员王雷扮演了毛泽东一角，这是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的新面孔。

让我们回到开篇，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管如何迭代，新出现的特型演员都没有唐国强那样的国民认知度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只是唐国强演员道路的一次拓展。

在扮演毛泽东之前，他已经留下不少传世角色，其中尤以诸葛亮、雍正两个角色最为经典。

第二，唐国强得到了“重大革命历史剧”高手王朝柱的认可，由他编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太行山上》《换了人间》等剧，都由唐国强主演。

而这些剧，基本上都上过央一。

在王朝柱与唐国强合作早期，央视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播出平台，这也增强了唐国强作为毛泽东特型演员的民间认可度。

第三，长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剧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

一般拍了也就拍了，播了也就播了，这种“内循环”逐渐让主旋律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从2020年开始，官方对于主旋律剧的定位变了。

主旋律不仅要拍，而且要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

在《在一起》《石头开花》《山海情》等剧中，我们开始看到主旋律剧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嬗变。

这一现象的表象，是市场型创作者都来拍主旋律，更深层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要重新争夺在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领导权”。

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主流的声音。

这种声音，不仅是上面在“对牛弹琴”，更要的是被下面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

从传播学来讲，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宣传策略。

或许这样，大银幕和小荧屏上的“毛教员”会更加鲜活，而特型演员这条路也更有了奔头。

文/杨文山

《觉醒年代》中途我弃了很久，再拾起来看是陈氏兄弟（陈延年与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一段，没想到一点开就被这一段蒙太奇颤到发抖，导演，你好狠的刀法！

很喜欢这一段镜头语言，延年跟柳眉告别之时明明上一秒他们还在阳光炽热中依依东望，镜头一转便到了阴森泥泞的刑场，他们赤足淌过血河；这边兄弟二人满怀救国之志意气风发，下一秒他们却戴着沉重脚镣，龙华的桃花凋零在了他们正盛开的年华。

冷暖画面交织，简单二三行的文字交代了结局，却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感官。

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他们义无反顾，他们心向黎明。

他们用生命撕破民国的黑暗，实现共产主义是他们永恒的浪漫。

脚步

他们义无反顾

作为今年最具话题度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高口碑、高收视率显然不能只用“献礼”两个字加以解释，其火爆的原因反倒在于放下了献礼剧的身段，用近乎谄媚的态度去投合当代人的兴趣取向。

除了个别不能褪下光环的特殊人物，《觉醒年代》几乎是根据当代人的口味与前理解重新塑造了一批历史人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根据生活逻辑在还原历史，但其实电视剧所呈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其中不乏扭曲与误读。

这也源自制作团队摸准了这个时代观众的脉，高大全、伟光正的人物，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情节在娱乐至死的大背景下注定没有市场。

今天的观众想看的是段子，是金句，是微视频、是表情包，是贴近生活的宝藏男，是轻松惬意的小故事。

而这些，在《觉醒年代》里几乎应有尽有。

观众可以看到陈独秀外出吃饭不带钱被儿子刁难，可以看到胡适反复强调妻子定下的“家规”，可以看到蔡元培光着脚在家里大声唱戏，可以看到鲁迅在《新青年》的编务会吃着茴香豆，甚至那个年代的先生们也会像当代人一样，不时地出去约个涮羊肉。

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确乎是将历史人物从教科书里请了出来，但走出了教科书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是被请到了饭桌上，我们以为这些不再满嘴口号的教授先生被赋予了人性，可事实却是，人性真的那么简单吗？

人性只是同事间父子间忽远忽近，夫妻间相知相伴，同事间互相扯皮？

人性不是一方书案便是一个饭碗？

至少，人性不该脱离时代，真实的人性，反映的是人与时代的二律背反。

所谓“觉醒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满是枪炮和饿殍的时代，是一个激荡与惨痛并存的时代，人活在那样的时代不可能不被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体现于重大关头的命运选择，也可以体现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从前者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艰难，从后者中则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人的艰难。

但是这种艰难作为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底色却在《觉醒年代》中被毫无保留的抽空了。

剧中有这么两段。

其一是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经历汪孟邹创办《新青年》遇上了资金问题，陈独秀便叫汪孟邹请来了他两个有钱的朋友，以每幅二百大洋的高价卖出了自创的苦体字，并对两个朋友说以后每月都要买一幅，两个朋友欣然答应。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艰难这里不必细说，光是寻找金主的过程就是几经周折，如果陈独秀有本事拿自己的字换来上千大洋，那么《新青年》的问世时间恐怕要提前不少。

《觉醒年代》给人的感觉却是陈独秀云淡风轻地就帮《新青年》度过了危机，世人对文人的本事常有夸大，可文人求爷爷告奶奶时的苦楚却也因此被漠视了。

同样的还有李大钊。

李大钊自日本回国任北京《晨钟报》主编，路上遇到了长辛店的工人葛树贵及其妻子，李大钊欲慷慨解囊，结果苦于无钱，就把葛树贵带到了当铺，当了自己的衣服皮鞋，结果钱还是不够，又把葛树贵带到了报社编辑部，提前预支了自己的工资，而后又将自己的衣服皮鞋赎了回来。

先不论剧中人能提前预支工资，为什么还要到当铺走这一遭，几十大洋，随手就能预支得到，李大钊这个早稻田大学的肄业生果真是赶上了时代红利。

可历史上的陈独秀、李大钊并不是活在一个有红利的时代，他们各自不愁吃穿是进入北大做了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之后的事，且在那期间，二人也亲身参与过面向教育部的讨薪。

但《觉醒年代》让人感觉好像在那个时代搅弄风云的知识分子都不缺钱，薪水高倒是事实，但如鲁迅一般多收入的先生还要在日记里算算小帐，只因钱既不能安稳地赚，也难安稳地花。

先生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学生。

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开场本来是工厂苦力，没过多久变成了街边报童，卖着《新青年》，没过多久又变成了《新青年》编务，在今天完全可以算作白领阶层，生活改变得就是如此轻松。

而以长沙教员为代表赴京筹备留法事宜的青年学生，经过多少次门路不通，捱过多少饿，受过多少冻，电视剧更是只字不提，教员出场一身干净白袍，看样子也没吃过多少苦。

这是剧中隐去的个人之难。

若说时代之难，在剧中不是被隐去，而是大量缺席。

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旁白和漫画就会占据荧幕。

在讲到五四运动之时，中学历史教材里的字句更是在人的耳畔萦绕，火烧赵家楼这些标志性的事件也只是存在于学生们事后的回顾，既说觉醒，为什么不直接表现这些？

资金不够？

场外因素？

还是其他？

原因难说，但因为少了历史上确存的暴力和流血，电视剧的整体风格却是更加浪漫写意了。

从观众的口味来看，学生暴动当然不够好看，还不如把时间交给陈延年和剧中女友，让他们在军警的枪托下抱一抱，刺激那些爱嗑CP的观众贡献点弹幕。

素材的选择往往间接表明了电视剧的制作本位。

不能说《觉醒年代》完全以流量为本位，但流量绝对是全剧的重要关照对象。

想要流量，就不能太沉重，因为当代人追求着安逸，想要流量，也不能太深刻，因为当代人习惯了肤浅。

可那个“觉醒年代”终究不是安逸的，活在那个“觉醒年代”的人也终究不是肤浅的，他们的沉重与深刻业已化作文本跃然纸上。

《觉醒年代》则是将这些文本局部地抽离出来，比如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演讲，李大钊《庶民的胜利》，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甚至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在电视剧里被情境化。

问题在于这些文本中终有些东西是不便情境化的，需要人耐心咀嚼，电视剧便将这些一刀割下，把局部当作整体，而最后被割得变质的不只是文本，更是文本所代表的历史。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

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是以，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可以是赞颂，可以是娱乐，可以是质疑，也可以是批判，关键在于人心。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想看到什么样的历史都不过是在反映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些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以“觉醒”之名审判当下，所见的似只有昏沉。

地区 人员 逝世时间 逝世原因 逝世地点 去留情况 备注 上海 李达 1966.08.24 病逝 （北京） 脱党，1949年12月重新入党 李汉俊 1927.12.17 牺牲 武汉 脱党 武汉 董必武 1975.04.02 病逝 北京 \ 陈潭秋 1943.09.27 牺牲 新疆天山 \ 长沙 毛泽东 1976.09.09 病逝 北京 \ 何叔衡 1935.02.24 牺牲 福建长汀 \ 济南 王尽美 1925.08.19 病逝 青岛 \ 邓恩铭 1931.04.05 牺牲 济南 \ 北京 张国焘 1979.12.03 冻毙 加拿大多伦多 1938年4月5日叛党——北大 刘仁静 1987.08.05 车祸 （北京） 1929年被开除党籍，1948年完全投靠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回归——北大 广州 陈公博 1946.06.03 枪决 苏州 1922年6月脱党，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北大 旅日 周佛海 1948.02.28 病逝 南京 1924年9月脱党，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总结：一大代表共12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三人牺牲，一人早逝，两人脱党，一人叛党，一人开除，两人沦为汉奸，最后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站在了开国大典上。

中共一大代表去留情况统计

湖南长沙的大雨倾盆而下，他一向是喜欢雨的，曾经和自己的好友蔡和森一起夜游雨中的麓山脚下。

但是此刻，他没有什么心思在雨中作诗填词，那是李后主等人爱干的事情，他曾经鄙夷之。

不单单是他，长沙城中的很多人，大抵都是不喜欢雨的。

所谓的细雨潺潺，春夜喜雨，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是顾不上的。

他也顾不上，这雨无法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此刻正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得好好护着身上所捧着的至宝，也得尽快赶到好友家里去，那里正有许多人在等待着他。

而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劳苦大众在雨中，也有着各自的事情要做：在他出现的那两分钟镜头里，一开始，镜头扫到了街上各自形色匆匆的行人。

地上有一个乞丐，衣衫破烂到难以避体，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正从身前的碗里掏出一丁点的蚕食。

泥泞的道路上，有小商贩、牵着老牛走过的农民，还有声势浩大的军阀队伍穿过。

街头一侧有三个小孩子，眼睛里空洞而又迷茫，看不到对未来的一丁点希望。

在这些小孩子身旁，还有人在吆喝着：“卖孩子啦！

多乖巧的孩子。

先生要不要看看。

”顺手就拦起路边经过的一位赶车伙夫。

镜头又一转，落脚到了另外一位少年身上。

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吃着三明治，悠然地坐在一辆西方车辆里，看着雨天街上所发生的一切。

楼上还有鲁迅笔下的看客正在目睹着这一切，其中不乏资产阶级的少爷和小姐。

那几位正在被贩卖的小孩，此时难掩泪水，哭了起来，可是泪水无法改变任何结果。

车里的小孩吃三明治，车外的小孩正在被贩卖。

这一切的一切，不公、压迫、富贵、罪恶、穷苦、迷茫，都被他尽收眼底。

他抱着手里的至宝正在赶路，可是眼神却又分明了看到了眼前的种种。

也许从那一刻，或者在那之前，他便已经看到了，并决心拯救他们。

镜头同时好几次又落脚到了他手里的至宝，用油皮纸包着，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东西，像这点雨，根本不至于让他用如此脚步赶路。

他一向热爱下雨天。

他所认为的至宝，便是《新青年》杂志。

好友萧子升笑着说：“你这几本东西倒是好，可是你这几个月怕是只能喝西北风了。

”

在《觉醒时代》里，他出现的那两分钟，已经有了未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走向的雏形了，而他后来的孤独，其实从此刻也已经开始蔓延了。

曾经跟他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在这两分钟镜头以后，便已经开始陆续分道扬镳了。

有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有的对君主立宪则情有独钟。

即使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志同道合者也更倾向于去法国学点什么，只有他自始至终都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身处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看的更为透彻。

在这之后，陆续开始有人牺牲，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和亲人，甚至导师和伴侣。

即使有活着的，也终身旅居海外，即使1949年他站在了那里，这些几十年前，因为信仰之争和理念之争离他远去的朋友，也没想过再和他重拾曾经的那段友谊佳话。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自然也不会有假设，如果蔡和森没有牺牲得那么早，他的晚年未必会如此孤独，孤独到有的时候连个谈天说地的朋友都没有，但对于那些正在被贩卖的小孩子来说，对那些乞丐来说，对那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们来说，对那些生活里没有出现过希望的人来说，这种假设甚至从来不会提起和谈及。

苦难了那么久，不公了那么久，幸亏在那一刹那，他抱着几本《新青年》杂志从雨中的长沙街头疾走了过去，幸亏那些雨中的景象都被他看到了，否则，大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有一丝改变的机会。

多少人对民国常怀向往，觉得大师层出不穷，名伶佳话频出。

可如果真的投胎到了那个时代，成为在雨天坐在洋车里吃三明治的少年的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呢？

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街上赶路的行人，甚至会是被贩卖的小孩和路边的乞丐。

对他和那一代的志同道合者来说，从1921年开始，已经习惯了牺牲和离别，有些离别更是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永别。

而尤其匪夷所思的是：现在的很多已经具备话语权的人，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钱有权，他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没钱没权。

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有钱有权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还需要控制的思想，妄图让别人永远安稳地停留在贫困的阶层，这样自己才可以在俯视的角度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自己得到的金钱和权力，才不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

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说阶层的话，他的父亲毛贻昌曾经是发达过的，他也曾经是米商的儿子。

可是当粮食被抢的时候，他关心的反倒不是自家的利益是否受损，而是别人的粮食够不够吃。

再说后来的离别与牺牲，原本也是没必要体会那些痛苦和无望的。

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为了街头的那些乞丐和孩子，如果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随便拿出两三分就足以活得足够潇洒了。

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大V，或者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就可以让自己过上优渥的生活。

士农工商，他早在20岁就体会过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成果。

他本可以成为像坐在西洋汽车里吃三明治那一类的人，衣食无忧，但偏偏选择了他的对立面，并且甘愿承受这种选择所给予自己的沉重代价。

为了这种选择，他背负了一生的代价。

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有过深度的误解，而且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过这个阶段，后来真的明白的事情多了些，能看到更多事物背后的本质了，终于长呼了一口气：他不完美，但他依旧伟大。

（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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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这部剧由曾执导过《虎啸龙吟》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张永新担任导演，曾操刀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龙平平担任编剧。

汇聚了于和伟、张桐、张晚意、马启越、马少骅、朱刚日尧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主创团队相当过硬。

大隐者认为，这部剧非常适合喜欢历史的影迷去观赏。

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一大批热血青年，忠于他们的理想，不畏牺牲，为国家的强大积极探寻道路。

我也将和朋友们一起，边看电视剧，边品味精彩的民国史。

第一篇文章，大隐者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内容，先写写因为日本的21条不平等条约出场的袁世凯。

1、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的历史观饱读诗书有用吗？

我的答案是，既有用又没用。

引用教员的一句话，方向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个势力小人，那么他读的书越多，你汲取的负面营养越多。

历史上，有弑父的，有杀兄的，有篡位的，有争家产的，做每一件缺德事，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支持，你说这书，倒不如不读。

所以，历史的问题，没有必要争论，每个观点的背后，都是一个人格局的体现。

2、袁世凯，实干派的楷模大隐者对袁世凯的印象，要远远好于孙文的。

孙文就像年轻的大学生对待爱情，永远激情满满，永远斗志昂扬。

说不完的情话，道不尽的相思，让你春心荡漾，让你流连忘返。

他认真地畅想着你们的未来，要为你修十万公里铁路，哪怕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告诉你他在美募集了美金千万元，可为你所用，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

他执著，却给不了你幸福，就像大学的学生一样，给你的美好，都是想出来的，尽管是认真想出来的。

袁世凯则不同，就像一个中年男人，担起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家，他的每段履历，都是干出来的，从没有想出来的。

二十几岁就扬名朝鲜，杀伐决断，足智多谋。

他缺点毛病一身，却能解决问题，也许解决得不漂亮，但不能否认的是，他在撑着这个家。

1910年6月，孙中山前往日本，宋教仁与他商量整顿同盟会事宜，孙中山却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

”于是宋教仁等一怒之下，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宋教仁本身也是《民立报》主笔之一，该报遂成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

在中部同盟会的促成和推动下，武昌起义很快爆发。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就有如前所述外电以孙中山为新政府总统的猜测，但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谭人凤、宋教仁等都“大不慊于中山”，认为他“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不希望他来当领袖，所以借助《民立报》对相关报道进行辟谣，并且有意无意仍用“孙汶”名字来强调他曾经的海贼身份。

3、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来龙去脉觉醒时代，每个风流人物都在为这个国家寻找药方，能让国家富强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提到袁世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恢复帝制，开历史的倒车，破坏gonghe，但这只是果，你知道这种尝试的因吗？

大隐者来给你扒一扒历史的真相。

话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德国与威廉二世请教强国之策，威廉二世向袁克定强烈推荐君主立宪制：中国若想强大，就必须要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家手中。

要知道，当时的德国可是列强之一，是迅速崛起的强国，威廉二世的建议，也是一种强国之路。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袁克定的私心，但这和君主立宪不冲突。

如果说威廉的建议，只是一种方法，那么民国大才子杨度的理论支持，可就深刻得多了，间接给了中国的君主立宪理论支持。

杨度评价当时的国人（可以对比现在，看看有没有变化）：国人之思想，局限于具象化，表面化和形式化。

何为具象化呢？

就是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必须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何为表面化呢？

就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思考问题无法深入本质。

比如有拉车的和坐车的，他们就觉得世道不公，他们就想废除人力车，以为这样，富人就不能坐车来压迫穷人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最终没饭吃的还是拉车的。

杨度曰：如此之国民，断不会重视人的能力。

见到真正有能力的人，就极力去污蔑打压。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别人比自己能力强的现实，所以要君主立宪。

杨度的故事先写这么多，杨度一家之言，看官自行揣摩。

接下来说说袁世凯的态度，恢复帝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袁世凯本人。

在大隐者看来，替袁世凯说几句话，根本不是要为了袁世凯翻案。

只是把历史看多了，就会发现，都在泥池子里面打滚，谁比谁干净呢？

论实力，北洋军在当时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冯国璋都带兵都快打到武汉了，同盟会根本没有和北洋军掰手腕的力气；论贡献，武昌起义压根就与孙中山同盟会无关，是武汉当地的几个派别的策划。

反观袁世凯，在朝堂上与反对变革的势力据理力争，不惜与满清勋贵决裂。

有一次，载沣一怒之下差点要打死袁世凯。

如果以上还是纸上谈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那么，举事成功后，同盟会的一些做法就让人不齿了。

孙中山起事之初，政体设计方面欲模仿美式总统制。

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政体设计也是美式总统制。

可是后来，无论是哪方面，资历，威望，实力，外国政府认可，中国真正的大总统非袁莫属，孙中山不得不让出总统之位。

孙一派心有不甘，于是赶紧制定《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于动机不纯，所以这个文件制定得非常匆忙，把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

内阁制，说白了，大总统成摆设了。

张国淦时为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团参议，他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

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

因人立法，无可讳言。

”

大隐者不知道朋友们看着这段历史，作何感想。

如果我是袁世凯，我会在心里大骂几句。

一群打嘴炮的祸害，口号喊得响，一到分蛋糕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无耻。

合着这个大公司，钱是我出的，事是我办的，结果我就当个名誉主席，你们这些喊口号一群人来组阁呗？

“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任责。

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

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

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

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 孙中山到最后，袁世凯既不是美式总统，也不是法式总统（可以解散议会），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几乎全都是议会的。

内阁总理能管总统，议会能管内阁总理，议会，谁也管不了。

居心不良，心怀叵测，大隐者忍不住为袁世凯说句话：你们这些人，真坏。

“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

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

--- 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等人的联名通电我们回到那个时代，以袁世凯的眼光，看到的是什么景象？

总统权力处处受限，议会权力大的没边，这些同盟会的大佬们，理论缺少常识，行动缺少理性，道德缺少底限。

这些人没做过实事，他们只知道激进，他们党同伐异，为了反对而反对。

民国长此以往，何谈富国强兵，哪来的高效稳定呢？

结果就是，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元首换了9个，内阁组了大约50个，内阁最短的就坚持了6天。

“东西洋留学青年，学实业者寥寥，大抵皆法政家，谋归国而得官，于是政党多、报馆多。

无官者借党而可得官，有官者因党而不失官。

不得官者借报以詈官，既得官者倚官而办报。

政党也，报馆也，有谩骂者，有狐媚者，无非欲得官而已。

”以上就是大隐者对那段历史的还原。

历史，从来只有观点，没有真实。

我个人崇尚实干精神。

所以，观点也是带着某种偏见，写出来，与朋友们探讨、交流。

原创不易，谢谢您点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