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第七季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千里迢迢运抵长安的荔枝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命运，也串出了芸芸众生的悲喜。

千年之后，马伯庸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以及他在体制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

一个九品小吏的挣扎与抗争李善德，官场中最不被重视的统计吏。

在“大唐重文轻理”的时代，他这样擅长算计的“理科男”只配当个末流，无从施展才华。

虽有“铁饭碗”在手，却被同僚推诿、被上司漠视，每日疲于应付琐碎事宜。

若非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运送鲜荔枝进宫，他的人生恐怕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能体制内的运作模式古已有之，让现如今的我们看到也心有戚戚焉：领导拍脑门的一句话，执行的人跑断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领导只要求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导的随口一说，中层点赞拍马屁领命，遭殃的就是最底层。

要说社会终究还是进步了呢，这种命令放在现代，最不济也就是辞职“老子不干了”，但在唐朝，是要掉脑袋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累及家人。

面对部门领导的“拍脑门”决策，李善德被推到风口浪尖：若办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即便侥幸完成，功劳也不会归他。

他身为有家有业的普通人，为了妻女、为了按揭房贷，在杜少陵的劝说下，“死马当活马医”也生出一种豪迈之感，背负起这份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使命。

艰难路上的众生剪影李善德久在大唐的首都，自是没机会感受幅员辽阔的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

跟随李善德一路南下岭南，我们得以窥见大唐底层百姓的日常：驿站驿卒的奔波、乡野农人的辛劳、码头工人的汗水，乃至被当作货物的奴隶。

这些人，对曾经久居长安的李善德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根本不存在。

而这次他因为运输荔枝的使命，与这些人产生了交集，他们才被看到，他们才成为他生命之中真实的存在。

驿站父女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赠与的一张饼；林邑奴的“被看见”是李善德亲手倒的一碗荔枝酒；峒人阿僮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这个城人会向她请教关于荔枝的一切，与他们喝酒唱歌……

在之后，李善德所有的抉择之中，他的所有为难和不忍，几乎都是因为他曾经和这些“被看见”的人有过交集，他曾经和他们喝过酒、唱过歌、跳过舞、一同哭过笑过，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面对的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回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荔枝运输途中，他见证了瓮中果实被摔落、被践踏的一幕幕，每一颗荔枝背后都凝聚着农人的汗水、马匹的牺牲和无数税赋之下人们的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深深触动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小吏用心感受世界、同情众生的柔软与勇气。

高层的冷眼与权力的傲慢当最终寄托着无数人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几颗荔枝，被盛于一个小小的托盘之上，似是万众瞩目被献到贵妃面前，可惜，没有想象之中成为主角被品尝、被赞叹，相反，仅仅是被纤纤玉手触碰一下，随着镜头拉开便淹没在满桌的果品之中，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如此落差，让人产生巨大的空虚感——之前所有的撕心裂肺和惊心动魄，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这样的“巨额投入”于旁观者看来毫无性价比，却又无法拒绝，更无处说理。

上层政治斗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让多少人流离失所、让多少人丢掉性命？

为官者高踞九重，在他们眼中，黎民百姓不过是冰冷的符号，既不可见，亦不被承认——无关己者，犹如浮云散去。

李善德能跪在杨国忠面前几乎泣血诉说投入产出比，陈述人民被压迫的惨状，已属大不敬，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当头棒喝。

他可能以为杨国忠不知道这代价，所以要陈述，要质问。

但杨国忠真的不知道这代价吗？

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

是不介意，还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还是不屑？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而开创贞观盛世。

然而数代光阴流逝，至李隆基时，此古训已抛却脑后。

此次征调荔枝的劳民伤财之举，实为帝国动荡的前夜序曲；安史之乱的风声，早已在车马嘶鸣中隐隐酝酿。

权贵们所跪拜的“佛眼”高高在上，却不曾真正看见芸芸众生。

他们只对自己欲求和政绩负责，底层百姓仿佛不存在一般。

如此高低落差，正是权力结构对小人物命运的一次赤裸裸的剥夺和碾压。

你我同样渴望“被看见”透过《长安的荔枝》，我看到李善德拼命保全家人的勇气，也看到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若当时他们被看见，命运或许截然不同；而我们今日何尝不是在为“被看见”而奔走？

孩子想用听话和优异被家长表扬；学生渴望以成绩赢得老师与名校的肯定；职场人希望以才华与创意获得上司的赏识；创业者要让品牌为世人熟知，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夫妻之间更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独特，渴望被包容，确认自己被爱。

我们渴望被看到，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记住。

从而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长安的荔枝》用一场荔枝的远征，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悲欢与抗争，也让我们反思：在体制洪流中，谁在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又如何成为自己人生主角，让世界真正“看见”自己？

千年之后，这些疑问依旧鲜活，正等待着每一个渴望被看见的人，书写答案。

如何用电影勾勒一首唐诗？

动画片更容易一些，看看《长安三万里》，李白的将进酒被动画片的想象力具现化了。

我觉得这次大鹏把唐诗进行的具现化，要比长安三万里的形式要好而真人电影如何表达唐诗的形意呢？

大鹏在《长安的荔枝》里做了一次大胆且成功的尝试。

影片末尾高潮处，历经劫难的李善德，身负最后一罐荔枝，策马冲进了长安，此刻，他的包袱散开了，里面是他答应妻子带回来的岭南的木棉花。

木棉花红似火，在飞驰的马上，木棉花从李善德的包袱中飞散出来，一道红帐，随着马儿的前进，在他的身后延展而出。

下一个镜头里，以荔枝为第一人称视角，它被摆上了圣人和贵妃的桌前。

荔枝上桌，贵妃面靥轻翘，她笑了。

飞驰的骏马，身后的红色木棉花，贵妃的面靥——一骑红尘妃子笑，就此在影片里达成。

而影片里，这一骑，这红尘，其中包含的点滴，全部都在这一幕之前酝酿出了味道。

这一骑，毁了百亩荔枝园，背叛了朋友，荒废了村庄，白了头发。

影片想讲述百姓苦和帝王的奢靡这红尘，是妻子拜托自己从岭南带回来木棉花，这一家子，是他愿意拼死一搏的动力。

大家莫忘了，这一句共七个字，不要以为大鹏眼里的妃子笑，就只是那面靥的轻翘。

又是下一个镜头，圣人讨好地跟杨贵妃说，这是鲜荔枝，是国忠弄来的。

贵妃的手伸向了荔枝。

但又停了下来，她被安庆宗的舞蹈所吸引。

荔枝就摆在那里。

只有妃子笑，没有荔枝的甜。

讽刺的味道拉满了。

这一句诗，构成了整部电影。

如果说一骑和红尘所做出的牺牲，是为了家国天下、黎民苍生，这部电影不过是一部乏味的古装剧情片，就算大鹏再怎么用神来之笔，也会透着平庸。

但马伯庸的原著神就神在，让这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奋战，都建立在一个荒诞的终极目标上。

妃子笑。

大鹏，则在原著主题之上，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笑了，但是荔枝没动。

整体这一段，大概10分钟，真是及艺术性和讽刺性于一身，堪称全片精华。

但是很遗憾，这最杰出的一段是在影片的末尾，它无法解决影片前半段的平淡和乏味。

假如这片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自然可以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在前半段加入打打杀杀；假如这片以武则天时期为背景，那自然可以放一些鬼狐仙怪，弄个无头案，幽灵案啥的，增加猎奇度。

可惜作者选择了安史之乱前一年，仿佛还是四海升平，还是圣人的天下。

此时的烦恼，也就是城里的房价太高，城外的白役太频繁。

李善德在接到任务后，影片展现给我们什么？

没有阴谋、没有历险、没有高手。

他遇到的是官场的推诿、技术上的难关，和穷。

其实在本片里李善德遇到的问题和《年会不能停》里胡建林，《胜券在握》里白胜他们两人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

而后二者将其放在了现代，做为职场戏，它是符合时代的，符合观众认知的。

而古装戏，观众们更想看的是什么，或者他们更习惯看什么？

就是我上面曾经提到的，鬼狐仙怪、武林高手、断案清官、喜剧小丑。

职场戏，还是西服革履比较适合。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在影片后半段，李善德面对阿僮的荔枝树被砍，面对苏谅的食言，这种变化和《年会不能停》里，胡建林后半段的变化很相似。

因此没有了刀光剑影，意境的高潮又只存在于最后一段，就使得前100分钟类似于流水账。

对人物的塑造上，大鹏我不想多说啥，李善德就是穿着唐装的胡建林，从始至终始终是在以耿直忠厚展现在观众面前，估计是大鹏也觉得不能一成不变，因此在外形上，李善德是有变化的，时而破衣烂衫，时而风尘仆仆，尤其最后一段在最绝望的时候，愁得满头银发双眼血红，当时的确让我心头一颤。

相由心生，此刻谁都能看出来，李善德的心力交瘁但是从人物性格变化来说，却是没有太大亮点，要我说，没有他之前在《第八个嫌疑人》里的表现好，那部电影我觉得是大鹏的演技天花板了。

白客扮演的苏谅，我认为是本片最成功的角色，因为他贡献了全片仅有的幽默，而这种白客本色式的幽默，丝毫没有不协调感，很好的融合在了这名胡商身上。

杨幂除了扇巴掌，我实在记不起她干什么了，刘德华扮演的杨国忠戏份太少，不值得点评。

另，本片大批量使用了米未和单立人的喜剧人，多到应接不暇，多到一个人两句词就结束了，多到感觉是硬塞。

在高潮之后，潮水散尽，李善德被发配岭南，他知道了长安陷落的消息。

李善德哭了，一边哭，一边吃着荔枝。

苦涩的眼泪，和香甜的荔枝汁水混到了一块。

哭的是曾经几十年的奋斗和人生目标毁在了战火里；甜的是，他幸存了，他的亲朋好友都幸存。

苦乐相伴，才是生活。

到底是被忽悠进去说是喜剧 啊啊啊啊啊 但是貌似有时代性错误，杜少陵青年时期，李白在儿童时代说长风破浪会有时？

（如有不对别喷我 只能解释在背诗 但后面长辈的赞扬是在？

给五分的原因是真的沉重，情节设置暂且不提。

如鹅毛飞散的几十年，一辈子就过去了。

如鲠在喉完全哭不出来，一家人团聚甚至成了奢求。

真是应了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像甜只甜了一瞬，苦却苦了很多年。

你说大傻子老李幸福吗，虽然有算数才能却不受重用，满腔热血却堪堪一介小官，置办房产还要借贷佛庙，但是在那无限接近的，开满桂花的明天，一切都是有盼头的。

说到桂花，树的意向很多，木棉，朴素的名字，却有艳红大体量的花，白头的赤子从客乡赶回有妻女的“客乡”，木棉遍地。

寄托着父母传承的荔枝树，被逐棵砍掉真的很可惜，想到之前外公辛苦了半辈子培养的园子拆迁没了，因为总是觉得可以拖，可以等，等到一年的桃子熟了，也没有去找讨树的谈个好价钱，一个煮碗面都要向外婆寻求夸奖的人，将高过房檐的黄杨草草交与别人，扛着自己亲手种的树移到车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最终也没有等到那年的桃子成熟，园子没了。

影片自认为最好的一段感觉就是从老李抵达长安开始的。

从未想过，一生被冠以沉郁底色的杜甫也能有如此豪情之时，长镜头推远几颗荔枝被抬上，没有出现杨贵妃的整张脸，一个红妆的嘴角，一只精致的巧手，抵在荔枝上，又轻轻放下，我个人认为这里缺掉的一个是被杨国忠吃的，祸国的妖妃从来是为无能的统治者专门定制的华丽遮羞布，但是正因艳丽，你的所作所为更无处遁形。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长安的荔枝”是个偏正词组，遵循常规的语法结构，它的主体成分是荔枝，长安只是作为修饰的前缀。

但看过这故事的人都知道，荔枝，其实原本与长安无关。

试图改写这份无关的、试图在无关里强行建立相关性的，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与其说是荔枝受宠若惊地趋向和靠拢了长安，不如说，是长安偶然看见和想到了荔枝，是长安蛮横地占有和收编了荔枝，是长安不可遏制地要把荔枝纳入自己野心四溢的餐盘，是长安妄图用违背天然的方式、持久地保留荔枝的天然。

那么好，真正的主角浮现，真正的主角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主动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主动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控制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控制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长安试着用荔枝来证明自己的盛大和不朽，但最终，电影拍的是荔枝所烛照与透视出的长安，是被小小荔枝所戳破的、所揭穿的长安。

荔枝像一个钻孔与一把尖刀，足以破开与窥探出所有关于长安的昏聩、傲慢、虚伪、狰狞和凶残。

但操作钻孔和尖刀的依旧是长安，是长安亲手启动了对自己的戳破和揭穿。

它带着一些很商业化的基因、一些肉眼可见的卖座元素，比如屌丝逆袭，比如废柴联盟，比如异域风情，比如闯关打怪，比如倒计时的紧张和无中生有的破局，比如政治斗争的棋局上小人物的缝隙求生，比如前倨后恭，比如快意恩仇，比如最后一分钟营救，比如深藏功与名的远走。

但这样的电影，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自我庸俗化，就是主动上赶着拍成了“机智勇敢、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抱定信念和时间赛跑、把不可能变成奇迹与荣耀”的励志剧，拍成了“今天我充当替死鬼孤身远走，明日我总揽大权王者归来”的复仇爽文，拍成了算学小吏到荔枝大使的盛唐版杜拉拉升迁记。

甚至，拍出大鹏最擅长的职场黑色幽默，拍出甩锅、顶缸、踢皮球、层层加码、“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的当代社畜魔幻体验大全，也是不够的。

这个电影必须拍出的，是这一切背后的荒谬、绝望和虚无，是只求片瓦安身的良民如何被卷入了九死一生的腥膻，是官僚系统的乖张、冷血和愚蠢，是帝国的内耗和自欺，是一个灵魂怎样被体制所异化、扭曲和蚕食蜕变，是无限扩张毫无约束可言的权力肌体、怎样玩火自毙。

千顷良田、万里烽烟、百条人命、十方征敛，最后只是桌角一枚捻起又放下的谈资。

“我尝了一颗，也就那么个味儿”。

别忘了，最开始，也不过是偶然有个谁，向圣人说起了岭南的荔枝。

圣人其实没有当回事，圣人肯定没有当回事。

那些曾让无数人万劫不复的事，最初，都没有被当回事。

第一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天真地以为，自己代表的是长安。

虽然他那时候很矬、很穷、很low、很弱，但他的心理结构是与长安同构的。

他来寻找、购买和运送荔枝的理由动机，也是希望能够在长安真正地证明自己，希望能让长安真正地接纳和收留自己。

不仅是他，那一刻岭南的大多数人，都抱有对长安的向往、至少是敬畏，苏谅在投资一个为朝廷效劳的机会，林邑奴想要去传说中人人平等的京城再喝一杯自由的酒浆，哪怕是热力四射无拘无束的蛮族少女阿僮，也天真地以为，荔枝园一旦变成皇庄，就能具备一个永恒生效的护身符。

第二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已经理直气壮地，被赋予了代表长安的资格。

所有曾经能囚禁和摧毁他一生的东西，所有他曾经敬畏和奉行一生的东西，现今都会被他腰间那枚令牌击作粉碎。

但他目睹了这枚令牌的潘多拉魔盒效应，他目睹了令牌下的民不聊生与家破人亡，不对，他挂着令牌亲自开启了民不聊生，亲身参与了家破人亡，谁的家破人亡？

天下人的家破人亡，也是那些帮助过他的岭南人、那些曾经向往和敬畏过长安的岭南人的家破人亡。

当他发现，被长安所承认和加冕、被允诺成为长安代言符号的他，并不真正地快乐与满足，他的内心，已经从长安，位移向了荔枝。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总以为自己来自长安、奔向长安、服从和效忠长安、最终能够回到长安、并被封赏于长安，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荔枝。

你的格眼账本里装不下长安的计划，在那更大的格眼账本里，你自己也只是一条要被删除的烂账。

长安是圣人和贵妃的，长安是杨国忠和鱼内侍的，长安是刘署令和招福寺典座的，长安甚至是远居岭南的肥胖节帅的。

长安唯独不是我们的。

长安有时会偶然想起我们、用我们去装点自己，但更多时候，长安只是在践踏我们，砍伐我们，丢弃我们，嫌弃我们。

所以那一路上的夺命狂奔、赴汤蹈火、浴血相搏，与其说是李善德要把荔枝运向长安，倒不如说，他是在长安设置的关卡和长安安排的杀戮跟前，保护着他的荔枝、保护着和他一样微渺却拥有新鲜生命的荔枝。

所以你固然可以抒情说，比长安更不朽的，注定是荔枝，因为李善德远遁归隐种植荔枝的日子里，长安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安史之乱的灾殃，李善德手植的荔枝成熟的那刻，也是长安沦陷的消息传来当日。

荔枝似乎赢下了时间、赢下了历史的审判。

但这终归是创作者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打赏，因为长安沦陷后，还会有新的长安。

而荔枝再次成熟后，除了等待来自新的长安的新的征召令，再没有其它命运。

我们都爱荔枝，我们都爱那些远离长安的荔枝，但只要长安想起了荔枝，荔枝就始终只能是长安的荔枝。

一骑妃子笑，万古无人知。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着实愣了好一会儿，不知从何下笔写电影日记。

这种踌躇并非源于影片本身难以评述，而是片中岭南荔枝转运的层层困境，与我作为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时亲历的种种体制困境产生了惊人的共鸣，那些年我奔波于五六个城市之间，与各管理部门周旋时遭遇的结构性难题，与片中"荔枝使"面临的官僚困局相似的有点吓人！

更令人唏嘘的是，我们最终都选择了同样的"出路"：就像主角李善德被迫贬谪岭南却意外觅得桃花源，我当年无奈转行离开那片让人窒息的职场丛林，如今看来竟成了一种命运的馈赠。

这部看似讲述盛唐传奇的电影，实则是穿越千年时空的职场寓言，将中国职场文化的深层密码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一个摸爬滚打十一年的"老江湖"，我想从主流影评未曾触及的角度，解码隐藏在"荔枝转运"这个历史典故背后的九条职场生存铁律。

长安的离职：9条潜规则《长安的荔枝》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天是，2025年7月20日，这篇电影日记关于《长安的荔枝》。

1.会议、面子与出头鸟规则1：大事不开会，开会无大事。

电影里同事们一片热情洋溢，可能协助李善德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哪儿呢？

是在驿站？

在岭南府？

还是田间地头？

会议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它就是个舞台，各路牛鬼蛇神在上面装模作样，表演对上级的忠诚，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互相勾心斗角。

就看李善德转运荔枝成功前后，那些同僚和领导态度变得比翻书还快，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正关键的较量和交易，都在推杯换盏的饭桌上呢。

记住了啊，“开会就是唱戏，酒桌才是动真格的地方”。

在饭桌上可得管好自己的嘴，一不小心放松警惕以后说出的真心话，一不小心被捧杀以后飘了的心态，一不小心醉了以后签的字，说不定就会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器。

规则2：面子比里子重要。

“面子”可是维持权力结构的关键。

电影里杨贵妃的生日庆典，看着是给杨贵妃过生日，实际上就是为了向四方展示国力，震慑那些外族，就是个面子工程。

哪怕为了这个耗尽老百姓的力气，也不在乎。

现在的职场也是这样，就像《年会不能停》里讽刺的那样，企业就算再困难，对外的面子，比如年会也绝对不能停止举办。

“长安的荔枝”就好比那个时代的“PPT大法”，核心技术，水路联运、保鲜运输可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故事千里送鲜荔枝必须讲得精彩。

记住了，不管实际情况咋样，表面上得营造出繁荣的景象，这可是获取更多资源的关键。

规则3：枪打出头鸟。

电影里最让人觉得冷酷又悲伤的，就是李善德跑去跟杨国忠说荔枝转运这事儿耗费了多少民力，对国家根本有多大损害，他还天真地以为说出真相能让杨国忠良心发现。

结果呢？

差点当场就丢了性命。

先不说这件事李善德心里其实是有一丝荡气回肠下，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自恋感觉，我们就只看看那些处在高位，还做出疯狂决策的人，还有改变的可能吗？

他们的想法早就被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自保的想法给固化了，你想去改变他们，就像拿鸡蛋碰石头。

记住这个道理，揭露这些人的真相，想去劝他们回头，不仅没用，还可能给自己招来大祸。

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一般非蠢既坏，坏的话，要么是早就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你说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麻烦；蠢的话，要么就是特别爱面子，绝不能容忍在你面前显摆你的信息量。

遇到这种可以拯救大局的时刻，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太自恋了，这么大的摊子，轮到你来拯救吗？

2.能力、管理与利益分配规则4：说你不行，就不行。

职场上对一个人能力的评判标准，永远不是真实的成果，而是管理者嘴里的判定。

就像李善德运荔枝这事儿，“别人要是觉得你行，你就算不行也会被说行；别人要是觉得你不行，你行也得被说不行”。

更麻烦的是，有时候你在绝境中拼死拼活成功了，结果却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大危机。

“荔枝鲜运长安”这事儿，本来就是权力斗争中杨国忠，给鱼公公挖的坑。

鱼公公想的是怎么止损避祸，要是李善德搞砸了，他就把李善德当弃子；可李善德偏偏成功了！

这不仅打破了权力斗争原本的平衡，让杨国忠虽然表面风光却暴露了更多问题，还彻底得罪了设这个局的背后主谋。

所以说啊，有些所谓的“功绩”，完成了反而可能变成罪过。

该不行的时候，一定要怂。

规则5：有技术当不了管理。

可别对领导抱有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你擅长的专业领域，领导的认知水平一定不如你。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很多都因为各种繁琐或者要命的规则，根本爬不到权力的高位。

在职场里，多看看那些话不太多，时不时还帮你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的老员工，说不定才是本来应该当管理的人。

所以实际情况下，你头上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那种“混日子等退休”的人，他能坐到那个位置，关键不是他有多懂，而是他敢接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敢在更大的管理者面前吹牛，然后把自己的前途都押上去赌，赌赢了，就能飞黄腾达；赌输了，就像电影里一样，有李善德这样的人给他兜底。

所以说，管理者的位子是赌出来的，而你就是他豪赌的筹码。

规则6：别让手底下的人喝不到汤。

李善德没能把荔枝运好，有个问题就是在各个环节都没有给别人“留点儿好处”，像驿站的人、漕工、地方官员这些“底下人”，要是都能从他这儿捞到点油水，不至于最后只有苏凉和佣人帮他。

当然这些油水，要可控，千万不能超过管理者给定的原则。

职场可不是个干干净净的真空环境，利益的流转很正常。

要是你太刻板，一点好处都不给别人，上面的人可能觉得你不懂事儿，反而把你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让出一些不影响根本和原则的小利，就好比古代新朝重建皇城，看着好像浪费，实际上能让工匠有活儿干，盘活经济，巩固根基。

水太清了就没鱼，人太计较了就没朋友。

当然，这水要浑浊到什么程度，能保证里面的鱼的活力，以及整个鱼缸不要崩掉，这就是管理的艺术了。

3.成功、助人与家庭规则7：想成功的都是傻子。

李善德的悲剧就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在长安城出人头地。

这种盲目相信的“长安梦”，其实是管理者编出来，然后在民间到处传播的“成功学神话”。

这类故事为啥能吸引人呢？

就是用少数人的“奇迹”，让大家不停地付出，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知足常乐才是真。

电影里，李善德心态一直非常蓬勃向上，甚至被贬到岭南的时候，还想靠自己的力量救活被砍掉的荔枝，直到电影结尾李善德在荔枝林里疯狂吃荔枝，那一刻，才是他心态崩了。

他奋斗一辈子的目标，原来只是权力游戏里的一个虚幻道具。

所以啊，大家得看清成功学的本质，它就是个概率游戏，别被那些宏大的说法忽悠了。

有时候，自己脚下实实在在的地方，比那些像海市蜃楼一样的“长安梦”靠谱多了。

规则8：别帮助弱者。

电影结尾，商人苏谅让他哥哥找岭南的荔枝姑娘，再让她告诉李善德长安陷落的消息，这其实就是暗示让李善德避难。

但苏谅自己没直接出面帮忙，这可不是苏谅无情，而是一种智慧。

对于一个曾经因为误会和你反目，甚至在你看来背叛过你的人，他要是直接帮你，很容易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慢慢地你就会依赖他，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最后变成一个没担当的人。

记住，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直接帮他其实是在伤害他的灵魂，也会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

规则9：跟家人说实话。

李善德为了给老婆孩子弄个“长安户口”，差点把命搭进去。

现实里也一样，家人常常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被拉进和邻居的物质攀比里，这就会让职场上的人更想冒险去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

解决办法就是，跟家人说实话，把风险讲清楚。

就像电影里李善德老婆那句“我嫁的是你，不是长安”，为啥能说得这么通透，就是因为她经历了那晚，百辆马车最后死到只有丈夫一匹白马的时候，她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

当家人知道风险和收入到底是咋回事，他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安稳，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虚荣。

家是让人安心的港湾，可不是用来争名逐利的地方。

但千万不要再崩盘的前一天晚上，再跟家人说。

《长安的荔枝》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美好外表剥开，是权力像机器绞碎个体理想，让人性的温情变了味的残酷现实。

它用荔枝的红色，染红了李善德，也染红了从古到今每一个在职场里艰难前行的人的路。

好的，以上就是《长安的荔枝》。

大鹏很聪明，他深谙观众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以及很懂得投其所好。

从《年会不能停！

》的票房和口碑就能看出来，完全戳中了观众的心窝子，毕竟站在山峰仰望天空的人还是少数，多数是那些受制于上级的压榨，受困于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并日以继夜埋头苦干想要努力攀上高峰的纯牛马们，把无数人咽进肚子里的苦水和无处宣泄的愤懑情绪，一股脑倒出来，爽快、过瘾。

想要名利双收，需要对生活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懂得站在观众的视角看问题的诚意。

到了《长安的荔枝》，金三角的权力结构体系变得愈发明确和直白，大鹏这次甚至有点投机取巧，让观众又共情了一把。

身为牛马的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自个的影子，上级一发号司令，不管你是能干还是不能干，不管你的死活，踏马必须完成。

讽刺的是今天刚经历完暴风雨般的战斗，晚上看完深觉这不就是我吗，差点没笑死。

临危受命，在相当紧迫的时限内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需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怕干不死你。

昨天两个人苦战了十一个小时，十分钟吃饭，两分钟撒尿，腰干断，脚站麻，手干折，只不过沦为阶下囚的李善德是因为一些水果，而挨批需要扣钱的我们是因为一些面包。

怒吼一声劳资不想干了，潇洒走人的画面这两天在脑海里浮现了一万次，但还是忍了，要命的点还不敢和老板叫嚣，自觉真的太孬种了，就是个怂包。

李善德一脸苦相和无能为力的样子，仿佛就是我俩的写照，是真苦笑了一天，大家只不过挂个名号，实际根本没啥权限。

最搞笑的是这个月发工资，财务相当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你现在已经到另一个级别了，我顿时眼前一亮，瞄了一眼工资条，累死累活踏马就涨了一百块， 这饼画得已经大到于无形了，一个字：绝！

成了最近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话，好比最后李善德捧着的“施舍”。

说白了只不过换了个背景，亘古不变的体系依旧能与当下的格局划等号。

大鹏讨巧的点在于用盛唐的外包装讲了讲与时俱进的牛马不易和讽刺以权谋私的官僚体系，以及极权主义的残忍和腐败。

实话说这片绝非烂片，但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体系架构有些单一和片面，人物塑造也有些单薄，只是很多点累积在一起让观众觉得对味，例如打感情牌，提供情绪价值；背着房贷在一个位置苦熬，做人不圆滑基本没出路还容易得罪人；每天加班加点好处占不到倒霉事第一个想到我，锦上添花的人大有人在，雪中送炭的人少之又少，没落井下石就该偷笑了；想办个事，到处踢皮球，不给点好处还真难办；好在职场无情，人间有爱，但些许美化成分明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牺牲了多少财力和人力，甚至拼上老命的一路折腾送来的鲜荔枝。

只不过是上面的人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是不是离谱，一道令下，弱势的你就必须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劳民伤财，到了最后味都没尝，太奢侈，太讽刺了。

为了点荔枝，有的人没了家，有的人没了命，牺牲太大，上面中饱私囊，纸醉金迷，下面累死累活，民不聊生，垮台是早晚的事。

这片让我有点想到了电影《生之欲》，作为没啥权势的牛马实属不易。

曾经怀着单纯的想法和美好的期盼来到心仪已久的大城市，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节节高升，干出一番事业，结果事与愿违，碌碌无为，鸭梨山大，回归小地方轻松点过活，也是当下的一种趋势。

时过境迁，抬头一望依旧还能听到欢声笑语，低头一看你我依旧还在拼死拼活的干，而且越来越难干，越干越憋屈，大环境不好，当下真不敢轻易离职，上头的各种吩咐只能照单全收默默接受，没有反抗的余地和底气。

最后李善德吃着荔枝流着辛酸泪，我啃着报废的面包看得我心酸，竟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李善德是幸运的是理想的，即便捅破了窗户纸还能保下条小命，还能和妻女归园田居。

而我们只能在电影院里享受两小时的轻松，一觉醒来还得回归牛马生活，不知何时是个头，做人真特么难啊！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平时兢兢业业上班，就因无法脱身之事请了半天假，一个会议没参加，就被塞一个谁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领导笑眯眯，拍着你的肩说 “这是我对你的偏袒和照顾，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只是完成了个人风险和责任丝滑转移。

当李善德发现，“荔枝煎”的任务变成“荔枝鲜”，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五千里外的长安，大概就是这种窒息感。

从突然被塞任务到无人兜底的绝境，对应现代职场中 “临时接锅” “孤军奋战”的荒诞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如此相似的职业困境。

李善德的职场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打工人的日常。

先是背锅式接活。

长漂十五年，终于落户安家，贷款买了房，只求在体制内安安稳稳上个班，妻女陪伴，一生平淡如常。

没想到，锅从天上来，既然左右都是个死，那就作死了干。

后又陷入“资源困局”。

他拿着 “荔枝使” 的空衔，想要撬动岭南到长安的全流程资源，被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地方官当皮球踢，老油条不留痕迹式的“懒政”行为，不拒绝，也不承接，只是互相推诿，拖延流程。

像极了手里没权、没预算，却要做出业绩的基层打工人，在推动跨部门合作时的寸步难行，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无奈。

一个项目磨下来，产生的结果是KPI考核对人性的异化。

品品一个荔枝的背后，隐藏着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的顶端，是圣人不经意提起的一个小想法。

唐玄宗一句 “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无需制度论证，不必考虑成本，甚至不用顾及 “荔枝三日而色变” 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执行的 “最高指令”。

权力的中层，以杨国忠、鱼内侍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荔枝转运视为政治工具。

他们不在乎李善德的死活，更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只在乎能否借 “荔枝到长安” 巩固自己的权力。

权力的底层，李善德作为最大 “工具人”，利用“心算”业务优势，拆解不可能的任务。

丈量五千里路，把 “五千里长路” 拆解成 “多少里换一次马”“多少时辰换一次冰”，这种 “标准化操作手册”，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是打工人在项目管理时做的甘特图吗？

三层权力结构，层层压迫下来，形成了对基层工作人员个人价值的异化。

就像现代职场中被 KPI 绑架的打工人，个体价值被简化为 “任务完成度”。

当打工人天真的认为，可以用技术对抗荒诞。

这种执着，让其荒诞更富有悲剧性。

总以为‘专业能力’是职场的保命法宝，却忘了职场的规则从来不止‘技术’一条。

李善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 “工具人” 的命运困死。

面对累死的驿马、被盘剥的百姓、高高在上却不近人情的指令，险中求生疲惫不堪的自己突然惊醒 ，为了这几个荔枝，牺牲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命，真的值得吗？

这一刻，这个小人物终于从 “任务执行者” 变回了 “人”。

我们为什么会共情李善德？

因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都在经历相似的挣扎，都在为我们心中的那点“不可能”而狂奔。

既要在庞大的系统里求生存，又要努力的在生存里维系人的尊严和底线。

拒绝那份畸形的沉重，守住心里那点不肯弯腰的执拗，便是给自己的灵魂松了绑。

就像李善德最终卸下官帽，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在烟火人间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结局，给了打工人一个出口。

也许我们偶尔推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会得罪人，但在深夜里，疲惫的自己，能松一口气，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

原来对抗的尽头，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较量，而是给 “做自己” 留一条温柔的缝隙。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