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

台湾电影会让我有一种不满足。

就算是大导演如侯孝贤，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小岛气象。

《悲情城市》我是不太满意的，它让人摇头，遗憾。

台湾电影的思考路径是从个人内部开始，像藤蔓一样将历史紧紧缠绕甚至绑在个人命运之上。

在这一点上，台湾电影驾轻就熟，甚至都没有什么更新鲜的挑战了。

这个视点固然很好，也很讨巧，它是一整套成熟的机制，不管是思考上的还是技术上的，但是不是缺了点刺激呢？

我期待的电影是能够摆荡于个人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间性场域，那个空间。

如果说个人是一个点，历史是一个点，那么要探讨的就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那条线，可以是直线（但很少情况是如此），大多数是弯弯的缠绕的曲线，像一窝乱头发那样。

强调个人在历史之中那种无奈的沉浮，个人命运被历史牵制着走，为了彰明个人在历史之中不容置辩的主体性还有尊严，为了这种确实正当的还原，不管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式，台湾电影在这么多年的探索中是不是规避了太多历史途中的风景呢？

我是说，这历史的风景确实是晦暗的，但风暴来临之前，个人有没有可能敞开怀抱？

我们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好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意识。

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么多年的规训下来，它确实成为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视点。

历史意识是不是虚假的，或者说灌输给我们的意识形态，连同宏大叙事和对个人奋斗的怀疑，对历史整体性的那种信仰，这些东西是不是虚假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但历史意识作为我们观物的一种方式，这个是真的，而且其实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大陆人探讨历史，就不完全从个人内部出发来谈，就算是《张思德》《沂蒙山六姐妹》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包裹着“正确”的意识形态，它处理的也还是个人进入历史的那个空间，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这样的问题。

这两部电影的心态更平和，不急躁，和主流意识形态跳华尔兹，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也遭遇挑战，也在变动，于是空间自然而然生成了，它驳杂的面貌需要细心的电影人一一去看个究竟。

再比如我最喜欢的一部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从甲午海战前夕（光绪如何在给慈禧过60大寿和锻炼北洋水师之间做出选择的那种摇摆和矛盾）开始讲起，一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当然把袁世凯之死作为共和得以完成的那个历史讫点，这个是值得再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个人处在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摇摆的空间中的暧昧、复杂和丰富的张力，表现得非常好。

台湾电影在处理历史的时候过于看重个人内部这一端，主体性的彰明是通过抗议历史而完成的。

这抗议如此显明地出现在《悲情城市》里，但更高妙的方法则是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青春与成长，这是台湾电影最擅长挖掘的资源，个人在成长里无声地抗议着历史，一如《童年往事》里在眷村家庭长大的男孩（为什么不是女孩？

）。

显然主体性在历史之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摧残和戕害，所以它以一种消解主体性的方式来重构主体性在历史之中的价值。

个人无法在历史之中延展开来，因为积怨太深了。

大陆也有相似的例子，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

抗议哲学像是延续了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那条小路，个人的痛苦遭遇铺张了整个屏幕，那段历史同样显明的复杂性被遮蔽了。

抗议，然后抗议失败，它要引发观者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戕害个人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它做到了，让我们同情、流泪、感同身受，并且把抗议的姿态也加诸于我们自身。

我不怀疑这个思考路径的真诚，但我质疑它的维度。

历史加诸于个人命运之上的力量，连同个人和历史之间的那种纷争和缠斗，它们如何在彼此关联的空间里展开，需要我们放平心态，审视自我，细水长流地去拨开那些迷雾般的细节，它需要相当的责任和担当。

田壮壮对历史的涉险过于“激流勇进”，他的探索显得粗糙，并且急于给出答案。

这不是一个思考成熟的导演应该有的姿态。

空间在《蓝风筝》里被压抑了，这是让我遗憾的地方。

但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却让我惊叹，看不出那种熟悉的可以辨认的小岛气象，而且处理的主题一向是大陆电影擅长的。

这部出品于2011年，仅仅用18天就拍摄而成的小制作电影叫《到阜阳六百里》，导演原来是拍广告的，监制是侯孝贤（相关信息来自豆瓣电影）。

它处理的是大陆人春节回家的问题，在外打工谋生的安徽阜阳人在上海的生存状态，他们身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那种困惑、挣扎、游离，摆荡的人际关系、交往生态，还有两代人之间难以化解的代沟（在电影中，两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以一种看似柔弱的张力稳稳地维持着）。

他们脚不踏土地，也没法升入云端，他们游荡在空间之中的这种疏离的间性使得他们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片暗刺丛生的荆棘林。

历史就在此处发生，它变大或缩小，成为缠斗和干扰之地，它的开放生发无限可能。

这是我们需要寻找的那个状态，那个难以描摹和妄下判断的空无之所。

这部电影的尝试应该得到中肯，时代与人、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紧张的交错，容许历史强力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的那种傲慢，也安静地接受历史暂时的抽身而退。

更有勇气的地方在于，它触摸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一群陌生的人，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时代境况。

这使我们肃然起敬，并重新唤起对有所担当的台湾电影，它们的责任和无辜的爱，它们的期待。

2014.1.7

1.故事发生在上海。

主人公曹俐不顾家人反对，认识了小混混，怀孕后即被抛弃，父亲得知后愤怒绝望，把她赶出家门。

曹俐先是到了深圳做服装生意，却被朋友欺骗，血本无归。

无奈只能到上海投奔狗哥，寄宿在旧好友谢琴家。

狗哥有个哑巴兄弟叫九儿，为了攒齐弟弟的5000块钱学费，他在垃圾场中找到了一辆废弃的中巴车，并和狗哥商量把它修好开长途挣钱。

狗哥让曹俐张罗客源，并按乘客人数提成。

春节临近，眼看着进城务工的人们提着大大小小行李回家，父母早已双亡的曹俐却感到一阵孤独，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整个影片充满着世间苍凉和悲悯，源于贫穷带来让人窒息的痛楚。

农民工远离了田园农庄篷屋陋舍，来到灯红酒绿的都市，就是因为这里充满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金水平。

无论是为了与外出务工的家人相聚，或是见世面长见识，再或是改善下一代的生活，离开了钱，一切梦想化为泡影。

钱成为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料。

曹俐从深圳来到上海，是被人骗了钱；与谢琴差点反目，是因为怀疑被偷了钱；九儿放弃在街头散传单，是因为赚不到钱；找到废弃客车后兴奋得手舞足蹈，是因为觉得可以挣钱；狗哥在出租车肆无忌惮地打骂九儿，是想让他付钱；找来屠夫假扮警察把车开走，是为了省下修车的钱；无证运营的客车能拉到顾客，是因为能让他们少花钱；一个大姐听说没票立刻反悔，是怕被骗钱；谢琴和上海人闪婚，因为两人都想从对方那里捞钱；她当场发飙拒绝签字，是怕亏钱。

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牢牢绑缚动弹不得。

大家因钱而聚，因钱而散，因钱而争，因钱而乱。

即使是最普通的百姓，如果没有寄人篱下、工作碰壁的经历，也难以感受金钱对于底层打工仔的极端重要性。

钱是谋求幸福的最关键筹码，没有了钱，他们仅有的微不足道的生存空间也将失去。

向往财富，渴望金钱并不可怕，因为这也许就是从一贫如洗通往幸福快乐的起点，可怕的是，这个一厢情愿的起点，却经常变成从不惜福到不知足的自我折磨，从看不穿到绕不出的恶性循环。

2.跨江大桥对面就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高耸入云，车来车往奔流不息，无限繁忙的城市透露出无限活力和生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的主角们对这些景象早已熟视无睹，目不斜视自顾自地匆匆穿行，眼中全然没有对繁华世界的眷恋向往，只有紧张劳碌的疲惫和自我封闭的麻木。

我们不知道他们爱好什么，欣赏什么，追究什么。

除了挣钱，也许他们自己也找不到生命还有其他的意义。

或许初出茅庐时，他们还怀揣着些许梦想，会由着性子和喜好挑挑拣拣，会趁着新鲜劲儿找点乐子聊点愿望。

但不断碰壁、失败、再碰壁、再失败，几番回合磨平了棱角，从此忘了爱好，戒了梦想，只能填空，不懂选择。

因为只有学会迁就和顺从，感受到的痛才会小一点。

迁就和顺从本身并非不幸的，但如果忘了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就极为可怕。

麻木不仁的思维惯性和淡漠如水的生活方式，会让他们迅速落后于飞速进步的时代，即便有一天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精神世界的空虚只会徒增迷茫和孤独。

说到底，挣钱无非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

自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内心的豁达、开阔的眼界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些看不见的特质，像根植内心的种子，看似微小却充满生机，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条件，便会发芽、抽枝、开花、结出自由幸福的种子。

这三个特质中，“对生活的热爱”是前两者的基础。

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似简实难。

为了能活下来，他们默默承受着压力、风险、劳碌、疲乏，甚至用健康来交换，实在谈不上怎样生活、去爱生活。

可这样是不是就注定无解？

秦海璐主演的另一部电影《钢的琴》诠释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同样是活在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陈桂林，始终怀揣着给女儿制作一架钢琴的梦想，他自己琢磨钢琴结构，收集必备材料，亲自设计制作，最终梦想成真。

同样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淑娴，却能时常把三两好友请到家中共享美味烤肉，一桌人的温情友情和豁达安逸融化在噼吧作响的烤肉声和清脆明快的碰杯声中，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滋味。

管他生活是生的、熟的、苦的、甜的，时常有意无意找点“小确幸”，给平淡生活撒上一把香料，不仅是生存所必需，也是生活之诀窍。

我并不倡导置现实于不顾，一味追求诗和远方。

那种架空情调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但无论是谁都有追求快乐、享受快乐并被快乐所激励的权利。

无论从事怎样的职业，只有向内觉察到自己所爱所思所盼，并为之追求时，生活热情和事业激情才能被激发释放，人们最心底的力量才会被唤醒。

参观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除了司空见惯的枪炮、劳具、课本等文物，我意外看到陈庚夫人傅涯留下的一个化妆盒。

开始我很难理解在兵荒马乱、缺衣少食、甚至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战争年代，有没有必要如此重视外在美，但有了一定阅历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也许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让遥不可及的革命理想变得切近真实，从而点燃了那一代青年不懈奋斗的热情。

3.更为可怕的是，贫穷会使人的眼界随之变得狭窄闭塞。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片段。

九儿把弟弟的录取通知书拿给狗哥看，狗哥扫了一眼，用非常自信的口气说道：“这六儿真不错啊，还真给考上了。

不过这最重要的是代表他有那个水平，至于上不上大学，无所谓。

”影院里传来一阵笑声，源于忽悠中透露着无奈的幽默感。

5000元学费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可对请客吃饭还要盘算着尽量素多荤少、为了打车钱而大打出手的这哥俩，确实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这笔钱到底是拿来读书作教育投资，还是“踏踏实实”地用它来打理生活，这不仅仅是对眼前和长远的取舍，更是对眼界和思路的考量。

一方面，他们因为没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没有机会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极端贫困又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无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哪怕能轻微改善现实处境的投资。

他们死死地落入“贫困、苟且、再贫困”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当今社会教育投资变现能力有限而干扰了当事人的判断，那么另一件真实的故事可能会让人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无助和悲凉。

国外一家餐馆，雇佣的女服务员时薪只有6-7美元，可她们却没有选择租房，而住在成本更加昂贵的胶囊旅馆里。

别人问其原因，她们却解释道：“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

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物质基础极为匮乏，致使他们解决当下问题后，没有任何投资未来的资本。

当他们习惯于用未来的发展换取眼前的生存，便会渐渐忽略对贫困根源的思考。

谢琴谈了个上海男朋友，试图成为新上海人过上好日子，可终究被算计，甚至屋内的手机也被偷走。

谢琴努力挣钱，为了孩子能有个好未来，但因为与孩子交心沟通得太少，孩子误入歧途成了小三，毁了自己，也毁了母亲继续奋斗的勇气。

九儿努力挣钱，想出了开长途汽车的赚钱的招，却离阜阳20公里的地方被查罚，还因反抗而被拘留，不知他的亲人在接受恩惠后是否会因此蒙羞。

“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只管低头看路，从不仰望天空，失去的是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遇，收获的是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悔恨。

4.影片的最后，曹俐没有跟着老乡坐车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2平米的小屋，当她打开天窗，让冬日的暖阳照进来，让街头的喧嚣传进来时，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恬适。

无家可归不如不归，与其在节日的嘈杂中颠沛流离继续迷失自我，不如坐下来沉淀心绪用心感受思考，这样也许会找到让心灵栖息的地方。

很多人以为这部片子讲的是回家，表面上是，其实不是。

内核上其实讲的是父辈与子女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此而来的相生相杀。

为什么？

听我慢慢道来。

在说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电影的故事叙事。

叙事其实比较简单，线性叙事，没有太多的花哨套路。

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一辆废弃的大巴拉老乡回家来展开。

主要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赚钱。

几个人物都是缺钱的主，曹莉生意失败缺钱，狗哥KTV底层，九儿弟弟上大学也要钱，矛盾设置比较充分，怎么解决矛盾？

九儿发现了废弃大巴，接下来修车、卖票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在整个影片中，开大巴回家的故事本身，仅仅是个工具，像是一辆车，那么承载的是什么呢？

是千百年来父辈与子女间的隔阂，互相不理解的难题。

这个可以从两个主角的设置来一窥究竟。

曹莉，子女辈的代表，当年父亲以断绝关系来反对她和混子的感情，而曹莉一意孤行，结果被混子骗，生了孩子，还被抛弃，父亲到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谢琴，父母辈的代表，含辛茹苦自己一个人打拼吃尽苦头，做钟点工，二婚，为争拆迁款被打，只是为了给女儿多弄些钱，口头上说着不想让女儿知道为她吃的这些苦，可心里怎么会不想呢？

在看到女儿居然被别人包养，根本不需要她了，她存在的意义和心理的防线彻底崩塌。

她所吃的所有那些苦，也化为鸿毛，随风而逝。

两个人物，两个群体，彼此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诉求。

父辈们总是拿自己几十年积累的人生经验，教导、管制、限制子女们要走的路。

而青春期叛逆的子女们总是会不走寻常路，把父辈们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勇敢地撕破父辈们经验所密织的罗网与牢笼。

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好，儿孙自有儿孙福。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烟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与驱力，像是不同的烟花，有的是钻天猴，有的是二踢脚，而有的则是彩珠蛋，大地开花，滴滴金。

生命开始燃烧的那一刻，就有了自己的驱力，而父辈们总想改变他们的路线，驱力小的还好，驱力大的，那基本上属于螳臂当车，被子女气的丢了半条命也是常有。

而该升空的就会升空，该爆炸的也会爆炸，在夜空中绽放自己生命的绚烂与惊响，噼里啪啦燃烧过后，化为星星点点的灰烬，尘归尘，土归土。

而永恒不变的，只是那深邃暗蓝的夜空。

四年前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离家有839公里，火车需要坐13个小时；现在我在北京离家1534公里，坐火车需要坐20个小时。

我们常常会用时间来衡量距离，甚至发明了光年这个距离量词。

似乎对我们而言，回家的路有多么远已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模糊到占用了你多少时间才能更准确的表达。

毕竟，走过的路还能走回来，而丢掉的岁月却找不到真正的小偷。

到阜阳六百里，其实应该有另一个名字，阜阳人在上海。

电影绝大多数的篇幅是在讲述这样一群远离家乡的人们在上海的生活状态，准确的说是生存状态。

他们做小时工、当服务生、发传单、开黑车。

他们要忍受这个国际大都市光鲜外衣下的阴晦，用自己孤弱的肩膀承载着一座城市带来的沉重。

久而久之，也许自己都麻木了，如同谢琴在片中那般天蒙蒙亮就得起床，骑着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越过黄浦江，将自己甩进几千万陌生人之中，堙没在时代滚滚的轰鸣声里。

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挟裹着离开家，正如纪录片《归途列车》中那个纺织女工坐在回家的轮渡上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没得办法。

每一个人离开家乡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谢琴），有的是为了让别人有更好的生活（小九），有的则是为了逃避不好的生活（曹莉）。

背井离乡无外乎好与不好而已，每当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地图上画直线，那条线是你离家的距离，也是你心里最隐蔽的地方。

当我们在外面遭遇到背叛、欺骗、污蔑和最常见的失败之后，心里头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说，回家，回家。

导演邓勇星是台湾人，监制是侯孝贤，当用台湾特有的人文角度来扫描这样一个外来群体在上海的点点滴滴，好比在一杯苦咖啡里添上一小包糖，让整部电影不时透着一股阳光的暖意。

而这束暖意如同片尾秦海璐在送走所有人之后，一个人回到阁楼，打开天窗后，那道照射进心里的光。

据说导演是看到了春运图片后萌发拍此片的想法，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冲着春运去的电影，有人说它秉承了台湾电影的小气，完全没有戴立忍拍《不能没有你》时那种对社会刻骨的描画。

可是这种浓浓的乡愁只会在我们每喝一杯酒每抽一根烟每吵一次架每掉一次泪的时候默默散发开来，它寄托在我们的足迹和字里行间，寄托在一条条报平安的短信和一通通长短不一主题是“我很好不用担心”的电话中。

当狗哥劝曹莉回家的时候，总是在说当年深圳太远，现在上海离阜阳不过六百里，转眼就到了。

可是回家的路哪里是这样的计算，这段路程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跑表了。

离家时间越长，路途就越发遥远，家渐渐成了一个符号，而距离却再也无法计量。

那辆非法改装的中巴就像一个关于归途的载体，带着所有人不同的念想开往回家的路。

而曹莉始终没有上车，她拿着老乡塞给她的麻绳一步步朝自己的方向走着。

片尾曲响起：当我踏上归途，熟悉的路会让我却步。

而镜头中那辆巴士踉踉跄跄驶出上海市区的场景是作为曾在上海呆了四年的外乡人看来那是上海滩最柔美的画面。

看完电影后和朋友去新疆驻京办吃饭，看到排的长长的等号队伍，心中不由一暖。

想起我经常横跨一个北京城去吃的赣菜馆。

乡愁是味觉是一切和你心里那个符号有关的事物。

每一次靠近它，都是为了让自己离家的距离再近一些，都是为了让自己回家的脚步不再那么匆忙。

PS：想起前段时间铺天盖地的“蝗虫贴”，我只想说，当你们受了委屈遇到挫折，你可以回到家大哭一场，而我们在电话里还是只能说，我很好，不用担心。

所以，都彼此宽容一点吧。

我来评价下这部电影。

说实话没有看完，感觉一般。

首先这部电影描述的在上海阜阳打工仔回家的故事，上海到阜阳是500多公里，接近600公里，不是600里。

其次，这部电影里的阜阳人你可以说普通话，可以说上海话，但是你为啥说芜湖话，说合肥话呢？

阜阳是中原官话，合肥是江淮官话。

至于芜湖，那更是吴语了。

在这些安徽人一看就完全不能理解的细节上导演没有把握好，那可能也只有对安徽完全不理解的文艺小清新会说这部片子好看了。

反正我作为一个阜阳人，听到影片里的阜阳人都用带有浓重合肥味、芜湖味的普通话交流感觉实在别扭，更感觉导演没有诚意。

昨天陪长根去取票，看到他是到阜阳的票，突然想起以前收藏的这部片子。

有幸，在《小时代》在中国银幕上狂风作浪鲸吞票房的时候，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看了这样一个同样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安徽人。

秦海璐饰演了一个从深圳回上海打工的打工妹，她哥弄到一辆大客车，于是她联系在上海的安徽老乡一起买车票回家过年，这便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了。

导演从一个点出发，勾勒了这群在上海底层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风格朴实，镜头语言也是十分严肃冷峻，十分配合故事发生在冬天的时间设置。

虽然有的地方显出导演的稚嫩，比如太过刻意的煽情和结尾配乐的失败，但是把这部电影放在当代中国电影环境来对比，是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佳作的。

尽管秦海璐算是中国文艺电影界的女王级演员，她自己的演技也十分优秀，可是在这部电影中，饰演与她同租的母亲的上海演员唐群却实实在在地贡献了卓越的表演。

片中她饰演一位单身中老年母亲，与女儿在上海，为了女儿能有个好人家好将来操碎了心。

她自己做着保姆的工作，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骑着自行车翻过大半个浦东去客人家里做饭，还惦记着给在洗发店里学洗发的女儿送小馄饨；回到家里还要和前夫家里的人大吵大闹，因为她到上海时曾经和一个上海人有过短暂的婚姻，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为了她的一个住房补贴，离婚后上海人的家人在她楼下找到她，几个人一起逼她签字，一个中年妇女独自对抗着几个人的逼迫而不愿给女儿讲，怕女儿担心。

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是电影里被塑造的最丰满最可信的一个角色，甚至比秦海璐这个女主角还打动观众。

但是最后，当这个母亲来到一个新的需要保姆的豪宅时，却看到开门的是穿着睡衣的女儿。

唐群不用一句台词，只是用面部表情表现了心里各种复杂的心情：震惊，诧异，失望，心疼，难过还有绝望。

表达情感极为准确，不愧是上海歌剧院的副教授级别的演员啊！

凭借这部电影，唐群击败了《让子弹飞》中的刘嘉玲，《倩女幽魂》中的惠英红和《最爱》里的蒋雯丽三位影后，一举夺得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同样是在上海，郭敬明把镜头对准了高层社会的奢华浮夸，而《到阜阳六百里》的导演邓勇星却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生活不易。

但是观众显然更喜欢去影院享受两个小时的白日梦时间，而像是《钢的琴》《万箭穿心》以及今天的《六百里到阜阳》确是无人问津。

这真是中国电影的一种病态，社会缺乏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取向的引导，就算中国电影票房再高，只凭贾樟柯蔡明亮侯孝贤这些艺术片导演再努力，中国电影艺术还是差着欧洲甚至美国一个世纪。

影片里那些安徽老乡们回到了家，不知道中国电影什么时候才能摒弃浮华回到上个世纪那种淳朴的创作环境。

冲“阜阳”二字才看的，结果除了那个修车的讲的有些像阜阳方言外，其他的没有一个说方言，甚至连个带点阜阳口音的对白都没有。

失望啊！

和各位老乡一样，我是想听一下阜阳方言才来的。

讲农民工嘛，就算你不长篇累牍的说方言，至少应该有小部分吧。

呵，这倒好。

情节就不说了，纯粹是在记流水账！

为了叙事而叙事，为了煽情而煽情，空洞、勉强、浅显，完全没有说服力。

看题目还以为说的是路上发生的人间冷暖，结果等到最后，也就是几个看不清的字幕。

名不副实！

而且挂阜阳这个羊头，却不着一点阜阳的调，完全没有看到和阜阳半毛钱的关系，那随便换个其他地名也可以嘛，没有必要非得叫什么阜阳600里，信阳、涡阳、南阳、贵阳、沈阳都可以嘛……

词曲：深白色演唱：黄端妤如果明天愈来愈清楚回忆是否就开始模糊如果在远方找到了归属对你的思念会否失去温度离开是为了重逢的幸福重逢却忘了该如何相处我没有想过 当我真的踏上归途熟悉的路会让我 却步当我再次回到你的怀抱是否还会怀念记忆中味道你那不变的美好我从不曾忘掉却开始无法走出相同的 步调当我再次回到你的怀抱是否还能像孩子般的依靠世界是一个笼牢我努力的奔跑何处是我最后的 落脚

对部分艰难挣扎在打工阶段的安徽人来讲，上海既是衣食父母，充满机会和人道；又像是个敌对的大围城，本土人对他们报以YP滚出的怒吼。

阜阳对安徽的意义，有如驻马店对河南的代表，使得子民每次提起出身便难免惹来变样的目光。

每厕身于饭馆，每穿梭在里弄，每挤上辆公交，你便负上故乡千疮百孔的荣辱和某角键盘上愤怒的指尖进击。

对于松散的集体来讲，忍受偏见已经像蝗袭一样平常，难以对具体的指责群起作出有力的反击。

忍辱负重摆脱穷三代的命运深深扎根在一代代迁徙的浮土上，粗糙庄重的使命掠过每波互联网的涟漪激浪，唯一能阻挡的只有各自自保的命运走向。

讲到电影，拍得真不是一般的水性，流于表面。

只见盲流忙生忙心，不见情怀伸出地平线多少。

就算你在那辆破大巴上寄托多少苦涩的超现实寓意，也逃脱不了对贫乏艺术内涵的指责。

很久以前知道这部电影就产生了好奇，很想一睹究竟。

澄澈的蓝色天空下，一辆破旧公车，几个歪歪扭扭稚拙的字体。

那时候兀自以为，是一部描写乡愁和归途的影片。

时隔两年，有了另外一种认识。

对于宏大的或者遥远的主题，也许我们往往更能用庞大的篇幅、极尽华丽的辞藻描摹自己的观后感。

比如关乎战争，和平时期的我们可以极力描绘战场的血腥残酷，人性的崇高光辉。

然而，当眼前的故事是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包含种种为我们所不齿的辛酸和污秽，也许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表现是沉默，是不语。

《阜阳》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像贫穷的人总会遇上让他们更贫穷，更不幸的事情。

连饭都吃不起的家里，总有一个傻儿子或是残疾的孩子，又或者不知道哪天就突然被告知家里有人患了重病或者瘦了重伤；被感情欺骗玩弄的女人一定会生下个孤苦的孩子，好不容易想方设法终于谋一点生计，又一定会被欺诈等等。

不一而足。

说到底，这是一部描述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影片。

这里面有一些人熟悉的经历，有一些人不了解的故事。

其实故事里没有刻意放大任何一个人的苦难，每一个变故每一个冲突都是因果顺联自然发生的。

投机的小商贩。

外来的打工妹。

我们每天都会以各种形式接触这样一群人，并且大多数时候对于他们，我们并未给予尊重和理解。

我们忘记了他们的苦难。

好像在这个麻木而冷冰冰的时代，同情是一种可耻的情怀。

为了女儿做了一切能做的，却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然而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怒吼嚎哭，甚至没有一句话。

贫贱剥夺了说”不“的权利和勇气。

于我，那个场景是整部片子里悲哀的极致。

当曹俐走上逼仄的木楼梯，窝进狭窄阴暗的破旧阁楼，我想起小时候住过的破平房，想起租住过的有小强壁虎作伴的筒子楼。

但在故事的最后我明白，"家“这个满含温暖的名词，是区别我的安定和曹俐的漂泊的最终证明。

所以最终她在空落落的房间坐立难安，而我们可以依偎在亲人爱人身边甘之如饴。

”回家，算我一个。

“沧桑落尽，生无所盼，有个能回去的地方，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和最后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