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幕第一幕,片头半夜楼塌,是极为戏剧性的开场,奠定了全片基调——生活的变故就是这样突如其来,或说戏剧化,让人不及防备。
之后《推销员之死》排演首次出现,既交代了男女主人公演员身份,又暗示了电影的核心冲突。
激励事件为女主遇害(26分钟)。
女主拒绝报警,尝试回归正常生活,本幕以女主回归舞台失败结束,幕高潮为舞台上男女主对戏(43分钟)(老师认为高潮是邻居们在医院告诉男主详情,因为这里为男主设定了欲望主题)。
第二幕(45分钟起),男主在复仇中越陷越深,他继续寻找凶手,而女主随着剧组的呼唤和照顾萨德拉状况渐好,本幕以《推销员之死》威利与博巴克的对戏,威利候场结束,幕高潮为男女主和小男孩萨德拉共进晚餐,此处亦为全剧转折点所在(67分钟)。
第三幕(74分钟起),威利找到凶手的车,(偶然)二人对质(长达15分钟),凶手身份暴露,本幕以《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幕谢幕结束,幕高潮男主锁门,逼迫凶手露出脚上伤口(88分钟左右)。
第四幕(95分钟起),男女主及凶手家人纷纷出场,高潮为男主房间内与凶手对峙,及随后凶手再次病发,结尾二人返回舞台,幕高潮兼全剧高潮为凶手家人抵达,直至凶手二次病发。
(全片结束于117分钟)二、人物主要人物:男主,女主第一幕男主对素未谋面的前房客表现出善良,对朋友、妻子都温柔体贴,在学校也是开明且平易近人的教师形象。
女主则是对前房客表现得比较冷漠,顾家,做事干净利落的普通人妻形象。
第二幕女主遇害后的脆弱时期,表现出倔强与独立的性格,她拒绝待在家里,寻求依靠时面对发怒的丈夫也并不畏缩,而是独自走开。
男主带领学生观看影片(赛伊迪的故事改编的电影)(52分钟)时,电影中的主角被绑缚并惨叫,与小憩中的男主相呼应,暗示男主的痛苦与矛盾。
书被退还,教学理念遭到否定,刺激了男主,使其任性地要求扔书,并迁怒学生,当揭示其丧父经历时,男主的愤怒才被愧疚浇灭。
除课堂外他还将情绪带到了舞台,生活中处处可见其难以遏制的愤怒,说明了男主极易情绪化的性格。
面对妻子情绪的改善,和对其行为的质疑,男主在摇摆中仍然坚持寻找凶手,这是得有多执着,多放不下。
追捕凶手成为了他有些不可理喻的执念,这只能归因于男主异常执拗的性格。
但同时,男主对妻子发怒后又好言相劝,对学生发怒后又对其丧父的经历表现出愧疚,对年幼的萨德拉更是爱护有加,证明善良仍是其性格中不可动摇的部分。
正在本幕中(67分起),两人形象开始逆转。
餐桌上男主完全可以隐瞒钱的来历,却将事实说出,甚至阻止二人进餐。
女主的惊讶于男主过激的反应。
接着两晚没睡的男主还在听电话留言,从二人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女主开始放下,男主开始真正的复仇之路。
第三幕女主几未出场。
男主执着,冷静,对苍老的凶手又极为残酷,为凶手留灯的细节暴露了其善良的本性。
每次撒谎都信手拈来,感觉很聪明,不愧是演员。
第四幕女主好人无疑!
甚至用离婚威胁男主。
与第一幕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
男主悲剧好人无疑!
虽然善良的本性在最后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压抑的愤怒化作一记道是无情却有情的耳光,但为时已晚,观众已然移情更为脆弱的凶手。
同样的,其与第一幕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逆转,男主成为了凶手。
男主复仇火焰虽在最后关头被遏制,但观众叹叹:为什么不再少一点愤怒,为什么不再多一点善良?
就是这一点,造就了戏剧性。
三、主题主线其实是个复仇的故事,男主的动力就是对女主遇害一事的愤怒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自责,但他的愤怒对象总是飘忽不定。
他对妻子生气,对博巴克生气,对前房客生气,甚至对学生生气,最后终于找到凶手,便对凶手发泄愤怒。
而他复仇的手段也像是即兴的,视对方情况而定,想要毁掉对方的家庭幸福,以此来惩罚对方犯下的罪孽。
他就像在第一幕中对萨娜姆愤怒后的评价一样,像个神经病,没来由地对着所有人发疯。
他什么也不能挽回,对妻子受到的伤害也无能为力,他需要的其实只是情绪的宣泄。
正如与缝袜子的妻子对戏时的台词所说:“我从来不能让你开心,知道为什么吗?
就因为我是个推销员,我什么都不是,琳达!
但我还是一直努力……你现在哭什么呢?
”男主同样在责备自己,他的善良让他想要为妻子受到的伤害做出弥补,但无能为力的他还在努力做点什么,直到变成歇斯底里的复仇。
许多影评都赞同电影中道德困境的主题,甚至还延伸出了许多其他的困境。
道德困境是有的,但似乎并不典型。
道德困境的成立在于男主徘徊于是否要为复仇而毁灭凶手的家庭幸福,而不在于是否要拯救其心脏,蒼老凶手的死亡像是種任性,它沒有回報男主的善良。
由此困境失效了,它开始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时间的流逝让他最后的选择对应了不可预测的结局,从而导致这样的结论:他是善良的,只是不够及时。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应该归为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片头和片尾的舞台布景正与此主题相呼应。
此外,第一次课堂对白中,通过男主,电影创作者就首次表达了虚构情节人物与现实人物关联密切的观点。
其次,同学们鲜少提到的《推销员之死》的插入,作为戏中戏,这部剧的出现正体现了本片对现实的讽刺,以及”戏如人生”的主题。
此外其作用多变,包括暗示主角的情绪,象征现实中的人物关系,为后文伏笔,情节过渡,推动剧情的发展笔等。
以下重点分析该剧目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出现。
第一幕(9分钟起)是整部影片的缩影。
浴室里的邻居女人被推销员的儿子发现,作为全片故事的伏笔,暗示房屋前主人与凶手的关系,以及凶手与家人的关系。
此外,推销员(威利·艾马德),推销员之子,妓女三位扮演者的象征意义入手,我们可以读出更多信息。
首先,编剧让男主所扮演的角色处于凶手的尴尬境遇中,这一身份调换与男主之后对凶手的残忍惩罚形成了强烈对比,是对生活之戏剧性和人性之复杂的巨大讽刺。
其次,用推销员儿子的扮演者的嗤笑来结束这一幕的排演,也表明了创作者对全片所持的态度:戏如人生,非一笑不能置之。
这一笑,笑的是所执的荒唐,也是电影创作者的自嘲。
最后,妓女扮演者( 萨娜姆)的愤怒,可谓生活与舞台的混淆。
推销员之子的扮演者解释了嗤笑的原因,显然并非有意而为,而妓女扮演者对自身遭遇的态度及其对该角色身份的敏感才真正导致其迁怒于人。
我们来看台词:-“就因为我演了一个妓女,他就觉得他能为所欲为了。
”-“这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没有笑其他人?
”-“我没有笑你,我在笑你的衣服。
”-“行了,你闭嘴吧!
”推销员儿子扮演者又指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就说这是他爸爸的事”。
全剧萨娜姆都带着儿子(萨德拉)来剧场,而其丈夫一直没有出现,可以推断其复杂的感情遭遇。
甚至可以猜测出,她是认可自己与妓女身份的共同之处的:无依无靠,值得同情。
这是做戏的人本身与角色的胶着,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也许正是他们自己。
本幕以轻松愉快的手风琴演奏,加上工作人员闲谈的场景结尾,暗示着所有人对她的痛苦都只能作为旁观者,无能为力,甚至一笑而过,而生活终将继续。
随后便顺滑的切入男主的新家。
最后一幕(94分钟),音乐起,推销员已入殓,推销员之妻独白。
(学生在场,角色转换为观众,仿佛在说:观人如观戏,做人亦如做戏)剧目内容是推销员为家人而骗保自杀,映射现实:妻子已走出阴影,男主却还没有,暗示其要付出代价——背负道德的十字架。
红色人脸,钟声,象征对男主复仇之火的最终审判,暗示了悲剧结尾。
剧终,鲜红的色调下,灯光师将推子推起,钟声,掌声,灯光,充斥舞台,混淆了舞台与现实,讽刺现实的主题再次出现。
男主谢幕时跑步离场,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落下帷幕。
剧场中常用的镜头角度是从灯光调控室到舞台,玻璃上总有一个模糊的红色人脸,到第五幕,人脸最为清晰。
此人脸颇似导演的象征,他是人物的创造者,无论舞台还是现实生活都由他掌控,他冷眼审视自己的造物,看着他们喝彩,看着他们无法自拔。
四、美学分析首先是影片色调。
影片的现实生活部分基本是惨淡的白色,舞台部分则是极鲜艳的红色,营造出的鲜明对比区分了两个表现场景。
反观“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主题,颇有种讽刺意味。
音效上,影片的音乐全部用在了舞台,甚至也以环境声的形式出现的,一架手风琴,一只长笛,一个木箱鼓,一个歌手,非常现实主义。
另外笔者对第一幕中女主遇害前开门处的声音设计印象尤深:随着琥珀色的玻璃门缓缓打开,一阵阴风飒飒而来,让人不禁悚然。
现实生活部分的拍摄则大多使用了手持摄像,营造出一种暗藏危机般的真实感。
本剧总的来说在结构上中规中矩,节奏拿捏恰到好处,人物心理也挖掘地非常充分,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影片显得非常精致。
不同之处在于影片情节与戏剧的穿插,以及最初便给观众留下了两个自始至终都未揭示的谜题,包括女主浴室受伤过程,以及房屋前主人身份。
观众抱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期待,满足于导演一点一点挤出的蛛丝马迹,最终来到片尾。
而观众总是在尚未来得及责怪真相怎么还没出现之前就被新的情节所吸引。
这一设置保持了全片的神秘感,引发了观众持久的观影兴趣。
尽管最终两个谜团仍然没有揭开,影片的重点早已转移开来,谜团完成了使命而变得不再重要。
复仇和道德困境从来是小说和戏剧的宠儿,本篇使用了这两个经典的描绘人性的主题,加上两个神秘事件做调味,又将颇具冲击力和表现力的戏剧舞台搬上荧幕,为主人公的悲剧复仇故事增添了一件华丽的经典艺术外衣。
在《推销员》里,导演在点到为止的叙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没有过分夸张的去表现事态的严重,在通过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对白,画面的呈现,循序渐进的表达出,在意外发生后,人物心理的矛盾、困惑、挣扎与爆发。
即使到了最后时刻的真相大白,也没有太多的刻意渲染。
导演采用一种“平视”的角度,置身于事外,也没用道德制高点的审视,而是将电影中人与人之间的困惑,抛给观者。
将故事自然的表达,就像电影的最后,男主艾麦德和他的妻子拉娜,回到剧团,和以往演话剧前一样,在镜子前做着化妆准备。
在经历了这次租房意外后,虽然还是重复着以往的生活轨迹,但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能真的像他们彼此最后的眼神那样——空洞迷茫。
原发于2017年5月22日澎湃新闻“有戏”。
影史上向来不乏把舞台剧作为镜像勾勒主人公相似命运的电影。
西班牙名导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对她说》,一头一尾分别是皮娜·鲍什编舞的《穆勒咖啡馆》与《热情马祖卡》的片段,台上舞者用或阴郁或明快的肢体语言,诠释出台下心地柔软的男主角的不同情绪。
他另一部代表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多地公演的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贯穿全片,勾连女主角伤痛的起源和终结。
阿莫多瓦电影中的舞台剧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推销员》,“戏中戏”是阿瑟·米勒1949年写竣的《推销员之死》的排演。
法哈蒂在影片里对这部讲述美国梦如何吞噬小人物的剧作的“编排”,综合异国他乡的同行前辈在《对她说》和《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使用舞台剧的方式,既拿《推销员之死》首场与末场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呼应男女主角尹麦德和蕾娜由亲密至疏离的情感状态,又用该剧的正式演出侧写伊朗的当下,指出两人情感发生变化的必然
《推销员》海报电影伊始展示的是即将公演的《推销员之死》的舞台搭建。
脚手架构筑的酒店霓虹招牌,远比居家环境下的桌椅床榻引人注目,交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推销员威利常年行走在路上,预示正将一切推倒重建的伊朗,以男女主人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作为组建社会的中流基石,从外部的栖身之所到内部的成员之间,都存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而内里的摇晃,由外界的不稳造就。
紧接舞台布景的画面,是尹麦德夫妇居住的楼房的所有住户,半夜三更被迫从被窝中爬起逃生,楼下突然“造访”的挖掘机,正在动摇楼房的根基。
这一幕赤裸揭示伊朗民众的生活现状,正如美国昔日的威利们般,被轰隆的时代列车碾于车轮。
他们家中的现代化设施和手中的苹果手机,表明西方的物质观念已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伊朗生根发芽,但西式的文明与秩序望而却步,家中的林林总总甚至一大帮人的性命,皆有可能顷刻间埋在土里。
《推销员》里随时可能坍塌的住房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蕾娜在夫妻两人以为捡了大便宜的新住处沐浴,遭受陌生男性的暴力侵袭,心疼蕾娜,但同时像伊朗多数已婚男人一样,忌讳妻子的身体被施暴者以及救助她的男性邻居看到的尹麦德,逐渐陷入情感与道德的困境。
此种由伊朗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带来的行动上的两难,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一再出现。
聚焦少年犯罪与成人宽恕的《美丽城》,痛失爱女的父亲不惜倾家荡产,誓要依照法律让刚满18岁的杀人凶手血债血偿,却又无法回避继女身体残障的事实,谅解凶犯有可能拿到医治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的费用。
法哈蒂上一部同样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一次别离》,女护工面对纳德老年痴呆的父亲的如厕失禁,不知该从看护的角度伸手想帮,还是听从打小接受的教育不去碰触丈夫以外的成年男性的身体。
《美丽城》海报法哈蒂以往的诸多影片,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指导人物的行为,可是人物出于切身利益的考量,言行屡屡打破经典的教义。
《一次别离》里做事方式上已经相当西化的纳德,动手打了护工之后,尽管言之凿凿不知她怀有身孕,但并不敢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起誓。
可是护工的丈夫为了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金,不仅自己对着《古兰经》说谎,还要妻子违背经书旨意。
近似《一次别离》里人物要对《古兰经》起誓的画面经常在法哈蒂的电影里出现然而到了《推销员》,《古兰经》从银幕消失。
依赖用信用卡付款购物的尹麦德的困惑源起,是根植于身体里的伊朗血液,拖拽他的西式教养脚步。
尹麦德和其他中产人士一样,颇为不满今时的伊朗,但他为人善良正直,活得积极乐观。
眼看楼房就要倒塌,他一边拍门呼喊蕾娜起床,一边帮助弱势邻居;没法阻止蕾娜将前租客的物品清理出门,夜半落雨令他起身找来塑料布遮盖物品;作为中学教员,他课上接受学生们开的各种玩笑,邀请他们去看他主演的《推销员之死》,课下开导学生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蕾娜的遭遇,激活尹麦德心中的野兽因子,让他借由无端的宣泄,维护住作为伊朗传统男性的颜面。
当找寻施暴者的过程受挫,学校的学生和剧团的同事成为他转嫁恨意的载体,对前者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与后者的同台演出,更将米勒的台词擅自修改,“借题发挥”辱骂同事为他和妻子提供的住处,原是风尘女子的“会客所”,招来她的前“客户”,让他们捡小便宜倒了大霉。
《推销员》里尹麦德篡改米勒台词宣泄愤恨更为极端的,是尹麦德逐渐冷待妻子,把蕾娜慢慢愈合的心理创伤一次次撕开,同时不嫌事大,期望他被伊朗传统施加的痛苦,能够多倍奉还给加害者。
尹麦德确定凶犯是名患有心脏病的老年男性,无视他的身体状况,要他当着妻子、女儿和女婿的面说出事情原委,蕾娜极力劝阻,甚或以两人关系可能走向末路相胁,尹麦德不为所动,依旧用拳头试图为他的困境打出一爿出口,不忘变相告知老人家人真相。
《推销员》中的凶犯亦有情感和道德上的困境伊朗男性顾忌自身的所谓脸面罔顾女性的自尊,将她们推至难以负荷的境地,亦是法哈蒂电影的惯有主题之一。
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靠打短工过活的女孩之眼,串讲未婚、已婚、离婚阶段的三位女性婚恋观的《烟花星期三》,已婚一位疑心电视台工作的丈夫与家对门的离异美发师偷情,丈夫连连发誓阻挡不住她跟踪的步伐,换来丈夫当街对她拳打脚踢,但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丈夫的确把情感的重心,放在了如何与美艳的邻居长相厮守上面。
他对妻子的暴力相向,不过因为觉得面子受损。
《烟花星期三》海报法哈蒂另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关于伊丽》,更用混入一帮郊游聚会的好友中的年轻漂亮女孩伊丽的下落不明,道出伊朗当代被父母及婚姻夹击压迫的女性希冀隐遁的处境,而将伊丽带到队伍里的女性,在伊丽男友现身,谜团越积越多、事情难以收场之时,成为几位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男性指责的靶心。
《关于伊丽》海报此外,《推销员》也像法哈蒂的多部电影一样,除了讲述中产阶层的失落以及两性的不对等,尚融入这一阶层与平民一族的碰撞,完整绘制伊朗社会的浮世图景,其中的危机关联开放式的结尾,可能愈演愈烈,也不排除转危为安。
《一次别离》中与护工一家打过交道的纳德,多少明白生活并非皆由二元对立的元素构成,好与坏不过在一念间,对女儿随父或跟母的未知选择,也多了份释然。
《烟花星期三》里的未婚女孩面对深夜痴等的情人绽放开怀笑容,一天时间见闻的婚姻,对她难以形成启示,别人的婚姻难题她解决不了,她要走的婚姻之路别人也只能旁观。
《一次别离》海报回到《推销员》,假设老年入侵者的生命没有被尹麦德的报复摧毁,他与家人的关系能否完好如初?
影片并没交代。
最后的镜头同样留待回味,《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场演出前的化妆间,尹麦德和蕾娜各怀心事分化威利及其妻子的舞台妆,台上联合演绎夫妻的“相伴相守”的两人,卸妆回到不带观众的家中,该如何继续经营婚姻?
任凭观众想象。
当年的米勒写实了威利从事业到婚姻、家庭的名存实亡,今天的法哈蒂并无这般“直面”的勇气。
《推销员》中的夫妻关系变化
像片中男主一样,我来讲理了。
1、女主没有被强暴!
证据1:老奶奶邻居的证词:“听到有男人的哭号,以为是夫妻打架。
“说明老头当时也在受着良知的折磨。
假设是强暴,为什么要嗷嗷喊?
证据2:老头脚伤。
一地的血脚印,邻居大叔的证词,以及后期证实是老头脚割破了。
如果是强暴,老头好毅力,怎么最后还是受不了良心谴责犯病呢?
证据3:桌上有钱。
原本以为是猖狂的强奸犯留下来的嫖资。
不过上面有个安全套,应该是老头儿先把钱和套放在那里等肉体治疗师,结果干等不来,去洗澡间看,发现进错屋了,落荒而逃。
证据4:遗落的车钥匙。
处处出错,如果是强奸犯,我实在是无语了。
证据5:女主的表现。
第一没有大声呼救,可能是吓坏了失去意识(从打扫卫生和后期振作感觉不像,给人女强人的感觉),可能是直接撞到了玻璃晕倒(照应证据2,说明老头已经受伤)。
第二不让事后追查,可以说是怕名誉受损,勉强可以佐证没有收到性侵害。
2、剧中剧《推销员之死》很好的映衬了剧情第一段:剧中剧饰演妓女的人因为一个演员的笑就羞愧难当的罢演,而笑她的人只是觉得明明穿着衣服却说自己裸体很好笑。
预示了女人被看到裸体是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加上演出布景,引出女主后期的惊慌与崩溃。
第二段:剧中剧女主自怨自艾,男主牢骚满腹。
演出了人物生活中女主已经难以支撑,男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三段:剧中剧男主辱骂老板。
没啥好解释的。
第四段:剧中剧男主之死,之后还没谢幕完就跑去看老头。
说明男主也非常担心老头心脏病发作死掉,以及一切终将有个了结。
好了,说完这两点,或许已经可以充分驳斥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老头老奸巨猾的,评判女主圣母婊的,和评判男主矫枉过正的键盘侠了。
有人说导演用力过猛,有人说伏笔很刻意。
在我看来都还好,一部好的戏剧,不过是在人们原本无比平淡的生活湖面上抛下一粒石子。
再将自身带入每个角色,计算稳态经过扰动后的实时状况。
只要这些足够自然,演员表现到位,细节描绘突出,然后观众在其中各取所需就好。
而我在这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男女主之间绝对的矛盾。
男主倾向于达理,倾向于维护世间的公理。
既然作恶了,就要施以罚,原本是为了妻子出口恶气,最终虽然听从了女主的劝诫没有高发,却还是情不自禁的给予最低程度的报复。
女主倾向于通情,事情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声誉,其次是苛责男主,最后是原谅老头。
除了老头的冲动,或许真的是没发觉搬家,只是撩起头发看看是不是肉体治疗师,每个角色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女主希望尽快平息伤痛,重新步入正轨。
男主选择不退缩,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还相当于是家庭的捍卫者。
老头编造一个一个谎言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也为了别人好过。
邻居在是非面前要摆明立场,抢占道德高点。
总体来说,我认为本片非常精彩。
伊朗《推销员》——带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次别离》,有知识的家庭,生活困境,生活在社会中的困境,很淡然旁观的叙述方式。
果真,原来是同一个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的作品。
婚姻的无趣,相对无言的夫妻,与人接触,与邻居接触,尤为困难,尤其是当自身发生一些自认为羞耻事情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是别人抓住了自己的把柄,一些流言蜚语四起,总觉得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已经成了另一幅样子,她想要装作无事发生,不要遇见一个人都要问上一句,“你没事吧?
”“我好得很。
”可是却忘不掉,在别人看似温暖的问候下也装不下去。
不能坦然面对这些事情,感觉头巾都是压抑自我的体现,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榨,对于女性的约束,让她们羞耻,让她们不敢说出来。
婚姻就是在一天又一天的隐瞒中破灭的,别提什么善意的谎言。
当然距离产生美,不过这要在两人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前提下才成立。
蛇鼠一窝,人的本性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难不成你觉得隐藏了一时,以后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
我只是顺不下去这口气。
你是想学你的《一次别离》式的开放式结局吗?
学得不怎么样啊。
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不怎么样,或许是这个题材实在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将人放到了一种不是人的角度去谈论,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就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本来可以报案去寻求正义,如果探讨的是与警察之间的矛盾倒也罢了,那样或许只是个平平淡淡的片子,可是现在,因为各种社会因素,他们不愿意报案,然后自我挣扎,终于选择自己去“复仇”,可是找到了仇人之后,看到了他们的困境,又心疼了。
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
我搞不懂。
难不成你想要表现在平和的外面之下,十分挣扎的人类?
挣扎来挣扎去,只觉得挣扎了个寂寞。
《一次别离》当中还能说他们有生活的困境,可是这部影片,怎么说呢,难不成在你看来欺骗与强奸是同一个性质?
前者影片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可是这一部呢,除了男女主反反复复自我纠结,考虑要不要寻找真凶之外,好像别无其他。
老头真是一副可恨的嘴脸,不要以为有个心脏病就能洗白。
《一次别离》当中带着孩子的妈妈是可以理解的,她不是个坏人。
可是这部影片当中的老头完全不可理喻,全凭借的是男女主的一丝善意才将他们放过。
性质不一样的事情,又怎么能拿出来一起讲呢?
但是导演偏偏将这部影片的风格无限接近《一次别离》,也就别怪其他人将它们放到一起;
艾马德在学校教文学,也和妻子拉娜一道参演剧团的戏剧《推销员之死》。
借住剧团朋友一套房,因为上一个女租客造成的错觉和妻子会错意,一男进屋,走进拉娜正在洗澡的浴室,抱住她,但发现不对头,便扔下车钥匙和一沓钱仓皇而逃。
出院后的拉娜陷入创伤和惊恐之中,没有安全感,也不愿报警。
艾马德明显对拉娜的态度发生转变,冷对。
他采取自己的调查方式,最终查到是一个有心脏病的老头儿。
他逼着老头儿坦白。
老头儿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也就是他当初要留下一沓钱的缘故。
艾马德非要让他把妻子女儿和女婿找来,当场公开他的行为。
老头央求,他与妻子几十年感情了,女儿马上也结婚了,求放过一马,他当时就知道错了,所以急匆匆跑了。
艾马德却先将其软禁在一小黑屋内。
老头病犯,晕倒,经过他和惊慌的妻子的救助,醒来。
拉娜不让丈夫在老头妻女到来时说事,不然就离婚。
但老头一家临走时,艾马德把他单独叫去房间,关了门,给了他一耳光。
老头出房间,艾马德转身哭泣。
老头更加内疚,尤其面对原谅他的心善的拉娜,再次晕倒,气喘吁吁的老妻和女儿慌了神,不停哭喊,等着救护车来。
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改变着夫妻的关系,艾马德和拉娜关系日渐疏远和糟糕;改变了一个人温文尔雅的一面,如艾马德起初对学生给予充分自由,开玩笑也没事,甚至因为坐出租车被一女士不友好还劝一同的学生换个角度想问题,但妻子出事后,愈加冷漠,对学生也很粗暴,对朋友不信任,借助戏剧对妻子发泄。
可见,仇恨对一个人的戕害,即使你最终“手刃”仇人,你自己也就变成之前厌弃之人了,本欲伸张正义除恶,但是先得保证自己不变成魔。
故事本不复杂,事件也是司空见惯,编剧却也是精巧。
朋友推荐的电影作品,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
故事内核很简单,一对感情挺好的小夫妻,丈夫是教师,在一次搬到新家之后,妻子突然遭到袭击和强奸,丈夫独自破案,最后却酿出了两人无法承受的后果。
在电影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小夫妻过着普通但还算甜蜜的生活,可以算作一对文艺青年吧。
不过,他们刚刚经历了有点混乱的搬家。
就在刚住进新居不久,妻子突然在洗澡的时候遭到袭击被强奸。
这一段拍得很真实,妻子被邻居发现,丈夫在医院才见到妻子,听到邻居的描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去面对的就是受了创伤的妻子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
让我来分析一下两人的心理吧。
妻子作为受害者,在创伤后表现了典型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害怕一个人独处(不安全感),内疚(觉得自己开了门有过错),面对丈夫的冷酷和疏离表现出愤怒,对生活不复从前而心伤。
而丈夫的表现有点令我吃惊。
可以看出来伊朗是一个比中国更保守的国家。
被强暴是一种羞耻,甚至整部电影里没有人直接谈到这部分,似乎小夫妻周围人都知晓并有意回避这一点。
而丈夫有一种利益被伤害的愤怒,有为妻子感到羞耻的心理(因为觉得妻子羞耻,这羞辱也是自己的)。
他以愤怒来表现自己的力量,从而掩盖了而在愤怒背后,他的悲伤和没能陪伴妻子保护妻子的无力感。
而生活有个规律,躲避痛苦会比原有的痛苦更加痛苦。
这里夫妻二人都回避了报警,回避了心理帮助,甚至回避两个人之间的深层沟通这样的势必会谈到事实的途径,尤其丈夫,表面上他不动声色,私下里却一直在通过追寻罪犯和报复来转移心里的痛苦。
这些,都因为他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视野狭窄,只看到了自己的痛苦,没有看到妻子更大的伤口。
他也没有看到那位老头在35年的婚姻结成的稳定的家庭里,在知道自己犯下错误时候也有受到折磨。
老头说自己没有数多少钱,因为他给的钱不是仔细衡量后的“报酬”,而是一种因为内心受到的良心的折磨而产生的补偿意愿。
没有看到他人,没法和他人联结只能让自己陷入孤独,而孤独让他更加陷入内心的困境,这陷阱越挖越大,丈夫越是执着地行动,他离幸福越远,甚至最后铸下大错,夫妻离心离德,他还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关键的一瞬,他没有放过老头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他原有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还在叠加,而且他对妻子的情形非但没有帮助,反而对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一切,都因为走错了方向。
而妻子则在老头生命遇到危险的一刻,跳出了受害者的角色,对老头和他家人施予帮助,显示了她的同情心以及和他人的链接。
这是勇者才有的行为,我觉得她可能会更快速的走出这份痛苦。
布琳.布朗在《脆弱的力量》里说到,勇气来自于暴露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羞耻感和恐惧会因为人与人之间强烈的联结而消退。
另一方面,只有让他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体现自己的仁慈心。
而最后,只有兼具勇气、仁慈心和联结,一个人才能全心全意地生活,从而获得平静。
这部电影真的是太厉害了。
用的是电影的手法,但内容结构更接近于舞台剧,125分钟里面没有水分,处处是喷薄欲出的戏剧张力。
第一个镜头是危楼居民撤离,这第一场就有三个点值得一提。
1、应激场景会调动观众的肾上腺素吸引大家的注意力;2、塑造角色。
在这个紧急环境中,丈夫依然可以保持镇定关心他人说明他是个温柔的人;3、危楼也是丈夫和妻子关系的象征物,遇到外部冲击之后不会倒下却也岌岌可危。
人(爱)都离开了。
当然第三点是全片看过反应过来的,伏笔埋的深哈。
电影用第一个危机作为引子推进剧情。
丈夫妻子要找住所,做房东的朋友愿意帮忙安排,但安排的房间里有个前任神秘女房客留下的东西。
这些遗留物,一种关系不清的滞留,带来影片第二个应激点,卫生间遇袭事件。
遇袭事件一闪而过,镜头给到了房间走廊上的血迹、给到了邻居的只言片语,我们就好像丈夫自己,知道大事件发生了,但却不能知道所有,有种信息焦虑。
隔天丈夫发现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报警妻子不愿意,不报警邻居冷嘲热讽,他又有了行动焦虑。
两种焦虑让温柔的他好像微波炉里的玉米粒,慢慢加热下就要炸了。
他必须找个突破口释放下压力。
他不能当个不作为的丈夫,他开始积极寻找到嫌犯车辆、找房东朋友别扭、课堂上批评学生、发动一切关系找到嫌犯车辆主人、发现袭击者是个虚弱的老人之后依旧坚持复仇,要曝光袭击者的行为,摧毁袭击者的家庭。
他原本是一个温柔的人啊,拼车被嫌弃也一笑了之还和学生说被这样,误会没什么。
一个那么温柔的人却做了这些强硬的事儿,人物内心转变一气呵成。
厉害。
剧中原本温柔的丈夫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是邻居的闲话吗?
是妻子的压力吗?
还是自己雄性的天性?
把自己放到丈夫的位置也做这些事情吗?
非常有趣。
虚拟作品的力量就是能把读者或者观众放到一个真实世界难以体验的场景中过不一样的人生。
这部片子这一点做得真是太棒了。
不单单是丈夫,如果你是在妻子的位置呢?
我们遇袭第一反应都是报警对吧。
妻子为什么选择不报警?
剧中妻子的回答是“无法接受警察一遍遍的询问,无法一遍遍叙述自己的遭遇。
”如果你没有概念,那么不妨假设你要在全校或者全公司面前讲一个你最难堪的事情,还要一遍遍的讲。
嗯,我感受到妻子的心情了,这时候更重要的是安全感,而不是任何可能带来二次伤害的尝试。
妻子更需要信任的人(丈夫)陪在身边,和身处一个熟悉的安全的环境,施暴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不重要。
而这些丈夫没注意到,他只不想做个无作为的丈夫,他被种种压力推着行动,最后酿成悲剧。
再跳跃一点,如果你是那个施暴者呢?
遇到诱惑你都能忍住吗?
还有丈夫的房东朋友,一起参加话剧演出的女同事。
种种角色都是一个个代表性的人生。
这样的电影,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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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仓山写过两句声势堪比火山爆发的诗:“两脚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
”初读时顿觉层云荡胸、气冲牛斗,摩拳擦掌地准备把生活虐成狗,浑不知自己刚刚被生活虐成狗。
罢了,罢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从来不缺自我陶醉的豪言壮语,要么先天下之忧而忧,要么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不肯站到当中直面生活的一地鸡毛和人生的苦难真相。
因此,眼前的苟且尽可以不闻不问,心心念着诗和远方,两脚却仍深陷在生活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人生啊,既不潇洒,也不豪迈,潇洒含着泪,豪迈染着血。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停止“为赋新词强说愁”,真诚地说一声“天凉好个秋”呢?
什么时候呢?
这部《推销员》所说的无疑正是“天凉好个秋”。
什么是“天凉好个秋”?
就是面对生活、面对人生的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就是怎么弄都不行,怎么弄都会失败!
与真假无关、与是非无关、与善恶无关,随便哪条路都是死路。
既然如此,出路在哪儿?
出路就在于“好”。
“好”是承认,是接受,是忍耐,是寂静,是欢喜;“好”是中国人无力说出的另一个字——爱。
有人说,这是个典型的伊朗叙事,说它只能诞生于伊朗。
是吗?
人生的本质既没有国家形态,也没有种族形态。
长江限南北,人生有什么南北可言呢?
风土人情只不过是长在人生这块土壤上的作物而已。
伊马德这样的人,中国没有吗?
巴巴克这样的人,中国没有吗?
拉拉这样的人,中国没有吗?
有,但是我们看不见!
我们都会为人生预设一个标准,不说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也是按照标准略微起伏。
可是,人生就是会偏轨,甚至与预想的背道而驰。
伊马德为自己设立的标准是做个好人,做个好丈夫,好老师,好演员。
他可以临危不乱冒险救人,可以循循善诱通情达理,可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具备了社会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但他也会变“坏”。
那个肇事者也为自己设立了好人的标准,他是妻子眼里的好丈夫,是女儿眼里的好爸爸,但他也会变“坏”,用他自己的话说:“没忍住”。
“没忍住”意味着没能把人性、欲望关进笼子,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报警有什么用呢?
法律关不住人性。
沉默有什么用呢?
道德关不住人性。
伊马德扇向肇事者的一巴掌,其实也是没忍住。
人性没关住,人生就彻底脱轨了。
不论人多么严密防范,人性总能找到驰骋的空隙,所以也就无法防范,无路可走,结局就是失败。
失败中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对失败之痛的领悟。
换句话说,人生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如果我们对失败之为失败感到麻木,那我们就彻底败了,我们唯一成功的可能就是知道我们失败了。
失败的人生靠谁来拯救?
我们靠谁挺过这注定失败的人生?
靠爱,靠慈悲。
有了爱与慈悲,人才能挣扎着去摘苹果树上的灯,而不是去摘苹果。
刚刚结束的8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的奖项颁给了《推销员》,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借该片第二次摘得最佳外语片得奖项,这则消息在最佳影片的颁奖乌龙的所引发的舆论关注的衬托下显得略为黯淡。
由于特朗普签署的穆斯林七国禁令,法哈蒂无法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而他本人也拒绝出席的新闻在前段日子就已引发不小引起波澜,因此《推销员》的获奖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好莱坞以及以学院派自居的奥斯卡向特朗普保守激进政策的一次“呛声”,甚至是好莱坞又一次为了体现“政治正确”做出的选择。
回到电影本身,《推销员》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伊麦德是教授电影的教师兼职话剧演员和同为演员的妻子拉娜的遭遇,。
二人正在为美国经典话剧《推销员》进行排练,因为旧居濒临坍塌,不得不求助于剧组成员巴巴克向他临时租借房间入住。
前房客所遗留的物品还存留在房间迟迟未来领取,拉娜和巴巴克擅自决定将她的东西搬出屋内,却因此收到了前房客出言报复的恐吓电话。
在某个演出结束的夜晚,伊麦德因话剧审查的事宜被耽搁,于是拉娜决定先行回家整理房间,而悲剧就此发生。
误以为是丈夫按门铃而没有进一步确认,拉娜直接打开房门就进卫生间开始洗澡,陌生男子乘机闯入。
邻居听到了拉娜的呼叫和哭泣最初不以为意,最后听到撞碎玻璃的声音才察觉事情不妙,于是前来施救,期间陌生男子仓皇逃走,留下货车在原地。
伊麦德回到家后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和大片血迹,而拉娜已被邻居送去医院救治。
遭到袭击后,头部受到挫伤的拉娜精神上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不愿报警也不愿一个人呆在家中。
她极力想要抹去这段记忆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坚持在剧场演出却因为精神恍惚而失态离场。
处于邻居同事流言蜚语和拉娜精神受挫的夹击中的伊麦德则不断地想要找出袭击凶手。
在邻居口中,他得知前房客是个行为不端的女子,通过出卖身体换取钱财,而袭击他妻子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嫖客,而屋主巴巴克甚至也是她的客人之一。
他甚至发现了凶手在家中留下的避孕套、嫖资、手机和车钥匙。
通过这些线索,他找到了凶手留下的货车,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货车所属的一家面包店和使用者。
追随着这辆货车,伊麦德以搬家为借口引诱货车司机前往他的旧居进行审问。
没想到最后前来的是货车司机的未来岳丈,一位白发苍苍、女儿马上要出嫁的老人。
在谈话中伊麦德发现老人恰好就是袭击妻子拉娜的凶手。
逼问过后,伊麦德得知老人并非受到他人指使,而是误入他家见到正在洗澡的拉娜以为是前房客,而拉娜则受到惊吓,在挣扎中撞到了镜子。
此刻伊麦德心中被复仇的念头所占据,他将老人囚禁于房间,带拉娜前来一同指认凶手,同时要求他在妻子、女儿和女婿面前坦白忏悔。
不想再次承受伤害的拉娜以分手要挟伊麦德不要向老人的妻女说出真相,而老人则因心脏病发倒地。
仓皇之中,老人的妻女和女婿赶到,他年迈的妻子以为伊麦德夫妇救了她丈夫而连声道谢。
伊麦德在尴尬中最终未向其妻女吐露真相,而是把老人单独叫到房间,把车钥匙、手机、钱和避孕套还给他,用一个耳光将所有羞辱一并还给老人。
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老人在下楼过程中再次心脏病发,生死未卜。
故事也在拉娜的出走中,走向终结。
“后真相”的奥斯卡:情绪太多 而真相不再重要在我看来,《推销员》获奖,远非其背后的政治局势那么简单。
无论从内容主题、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来说,《推销员》都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
虽然它所讲述的故事更多反映了伊朗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其中所包含伦理道德冲突更多地与宗教和习俗有关,但法哈蒂电影所一贯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恰好指向与当今社会所焦虑的问题:情绪太多,而真相不再重要。
“后真相”是牛津字典2016年的年度关键词。
它的含义是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
标志性的事件是让传统媒体大惊失色的”意外“——英国居然脱欧,特朗普居然当选。
在电影中,妻子被袭击的事件给男主人公伊麦德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社会,非婚性行为被视为违法,而女性在除丈夫之外的男人面前裸露身体都被视为不贞洁的行为。
因此无论究竟在卫生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妻子是否真的遭到强暴,对于伊麦德来说他所受到的名誉损害都没有区别。
邻居闪烁其词的问候,无一不流露出对于拉娜乃至伊麦德的同情,在和沙纳萨利夫人的对话中,伊麦德不经意得知最初发现拉娜的是她的先生:“你如果当时在现场,看到你妻子在卫生间时的遭遇就不会觉得无所谓了。
沙纳萨利先生打开卫生间门的时候,差点以为她已经死了”,这更是无形中放大了对他男性尊严羞辱。
思想保守的邻居在问候伊麦德夫妇的同时,也激烈地表达出对于买春卖春行为鄙夷和指责,某位太太就言辞激动地说道:“警察应该把那些人统统关进监狱,好好惩诫。
” 这句话的指涉对象并不仅仅是施暴者,同时也是针对行为不端前房客。
好事邻居的流言蜚语传到了剧组成员巴巴克那里,于是整个剧院都知道了拉娜的遭遇。
伊麦德身边社交圈子里,无论是目睹事情经过的邻居、或是仅仅道听途说同事,无一不认为拉娜的遭等同于被强暴无异。
被诉诸于个人情感和信念所引导的舆论困扰,伊麦德逐步释放出内心中被知识分子面具所隐藏的男权意识,愤怒和复仇情绪进一步升级,因而才会一意孤行,酿成之后囚禁、审问以及羞辱的导致老人心脏病发的悲剧。
《推销员》的故事中,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而服从于情感和偏见。
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相比较于相信真相,人们似乎更相信感觉 ,相信自己的愤怒和耻辱,相信自己的受到伤害。
而这些被情感和观点所左右的流言,反过来作用于伊麦德本人,只愿意去听 、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他不愿意相信老人是无意闯入他家,不相信老人没有发现家中陈设的异样,对老人的家庭和困境熟视无睹,并拒绝将此事诉诸司法而执意要通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私下解决。
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尽管不牵涉网络时代、媒体和公众,但它所刻画的人性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情感重于真相的失衡特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谎言、绯闻、留言广泛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而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
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后真相”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推销员》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事件。
人们更愿意相信,《推销员》获奖是因为其政治意义而非出于艺术的考量,是为了向特朗普政府显示自己自由平等的姿态,而忽视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和价值。
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尽管《推销员》本身无关政治,但奖项的归属仍然引起了一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每一部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评委们有可能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
”如此暗示好莱坞在评奖过程中从政治角度考虑取代了艺术判断,但我认为将《推销员》获奖归因于“政治正确“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并没有对电影本身给予足够的尊重。
戏中戏的镜像:推销员文本的互文意义《推销员》用较大的篇幅表现男女主人公一同参与演出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一方面,导演法哈蒂向这部他早年多次排演经典作品致敬。
另一方面,用角色教授电影、排演戏剧的情节,隐喻自己的导演行为,这就形成了一种戏中戏的三重镜像结构:表现美国大萧条时代小人物悲剧的《推销员之死》隐喻电影中两性关系和中产阶级的自由梦想的破裂,电影中排演戏剧的伊朗知识分子则隐喻导演自身在伊朗的处境艰难。
从结构上来说,这样的戏中戏的编剧手法非常巧妙和精致,打通内外,联通现实和虚构,相互映照。
但从文本意义上来看,同样表现中产阶级悲剧的《推销员之死》与《推销员》本身的互文显得刻意而有失准确。
通过《推销员》,导演明确想表达的是伊朗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危楼的濒临倒塌、陌生男子闯入袭击是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而和话剧被审查、街坊邻里同情之余流露出的微妙情绪、拉娜不愿报警坦诚受害以及伊麦德无法放下芥蒂对妻子愈加疏离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枷锁。
这种意识形态的枷锁也体现在“性”的不可言说上,从头至尾不曾出现的前房客实则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电影中,伊麦德扫过她衣橱时髦暴露的服装、轻佻花哨的凉鞋时流露出不悦,邻居讨论及她时流露出蔑视和巴巴克在电话录音中的言语调戏,无一不是以隐晦地方式暗示她妓女的身份,但除了“不检点”之外,从没有人真正点破这一点。
拉娜在卫生间的遭遇也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痛,拉娜自己希望将这段遭遇抹去,伊麦德的耿耿于怀,巴巴克的旁敲侧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直言道破那天晚上的事实真相。
尽管受到良好的教育、食用西方式的食物、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伊朗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与传统完全断裂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话剧剧场才是一个真正与外界割裂的孤岛,在虚构的语境里女性可以假装不用头巾遮面,妓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场。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建构在凌空创作上的世界,返归到生活中,他们一个个仍然囿于宗教习俗、社会法则,在逼仄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中处处碰壁,伤痕累累。
而这和《推销员之死》在内容上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关联和共鸣。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的一部两幕剧。
作品描写的主人公是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事业能力的推销员,把自己的一生都执著于他所认知的“美国梦”,并不懈地为之付出,然而梦想和现实生活的断层使得威利最后自杀,为了死后的保险赔偿给家人带来福利。
电影中着重植入的是《推销员之死》中妓女与哈皮的对话、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对话和威利葬礼的桥段。
话剧本身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也许熟悉阿瑟·米勒和话剧剧本的法哈蒂对这部剧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但以威利和琳达夫妇对应伊麦德和拉娜则显得意义不足,对应年迈的老人和妻子则意义过剩。
美国梦的破碎背后是大萧条的时代背景和美国梦的夸大和欺骗成分,从文本意义上并不能准确地和伊朗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危机衔接得上,因而戏中戏的镜像设置在结构上虽精巧,但在用意上未免有刻意和生硬之嫌。
看完觉得我果然对奥斯卡误会很深……这片这些套路怎么还没用腻
道德与惩罚,羞辱与救赎。看过导演的第三部电影,不如《一次别离》也不如《关于伊丽》。★★★☆
节奏慢得要死,说了一堆没用的剧情,什么舞台剧跟现实发生剧情联系,难道我看一部电影还需要先看推销员之死吗,那我就把分数拉低
太琐碎了不过很真实
伊朗的家庭片
沉闷
法哈蒂依旧探索人类困境,两难的处境的选择折射不一样的人物性格。一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改变或者不改变都是伤害,人类思想的复杂性是导致很多问题无解的根源。
女人裹得严严实实,还会受侵害,不讽刺吗?我对老色鬼真是同情不起来。
法哈蒂的作品一如既往的细腻,慢慢展开的故事情节,夫妻之间的矛盾碰撞,剧情缓慢却颇有味道的一部电影。
婚姻的另一种可能。3.5
thought-provoking
道德焦慮的作品最擔心就是兩邊情感不對稱,這裡明顯的問題就是肇事老頭那邊的篇幅和側寫太弱了,觀眾沒法產生移情關係,所以只能用「老年疾病」這個設定了,但設計感太強。另外就是劇作推銷員之死的潛文本與影片內容關聯太弱。不過最後半小時的戲份拍得還算抓人
脸盲+晦涩的对话,看到三分之二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在纠结面子问题。。。。
剧本扎实工整,伊朗的社会风气和人情冷暖在法哈蒂的强大编剧能力下渗透的非常细致入微。人物形象饱满,演员演绎精彩,侯赛因的层次化表演细品方能知其滋味。戏中戏的手法有些隐晦但贴合紧密,剪辑很连贯。比“一次别离”克制,戏剧性效果仍然很足。法哈蒂正常发挥。
在一个“羞耻文化”浸透的国家里,两个家庭因一次意外入室猥亵案被逼入死角。妻子身心受创却自然而然地自责,丈夫因邻居的议论而失去分寸。最后的报复,就是让对方亦受辱。“人是怎么变成野兽的?”“逐渐地”法哈蒂标志性的生活语言和细节。但是《推销员之死》的花招用得不好,施害者的形象太薄
吐了,这是最佳编剧?唯一能看的是出片名之前的部分。
这个电影有种和「关于伊丽」一样让我讨厌的气质。名字叫推销员,其实和推销员没啥关系。冲突也不激烈。插叙排练「推销员之死」和故事主线没什么联系。我看不明白,这男主怎么认定这个老头就是那人呢,还要他脱鞋,脱完又没有前因后果的联系,很突兀。还有前面课堂上没收手机,叫家长,同学说他父亲去世这个小片段,也和整个故事主线没什么关系。太多这种没什么强因果关系的剧情堆叠在一起,看着好没意思。
丑闻背后的伤痛感与道德困境..
虚构中的虚构,真实里的想象。爱与罪、罪与罚,谁又真的分得清呢?
报复之殇,夫妻关系转变极其微妙,和话剧互文的方式不太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