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

大概是今年最爱的欧洲电影，它文学性的诗化表达，以及模糊了时间事件空间的艺术手法，都让人深深沉迷。

初看，它有着葡萄牙电影《一千零一夜》的神秘和荒诞色彩，在现代时慵懒的马赛，模糊了时间与空间，上演着二战时种族隔离屠杀前夕的恐怖大逃散。

细看，才发现，所谓历史会重复上演折射当今欧洲难民问题只是它浅显的竞赛片皮囊。

深入去体会，才发现这是一部弃时代不顾只关注人本身作为时代洪流下微不足道个体的电影。

它发出了三段式的诘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又将去向何方……剧中每个人都在迷失的身份中，徒劳地寻找着对自身的终极定位。

一趟驶向未知旅途的火车，一艘永远无法抵达dream land 的邮轮，人头攒动的大使馆，人们为一张船票一纸签证奔忙，每个人都在慌张地奔向未知的目的地。

这种个体关于身份的巨大迷失感，是非常令人绝望的，女主角试着用抛弃与被抛弃的关系来找出自己是谁的答案，却依然很枉然，因为最终她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抛弃了自己，她又抛弃了什么，才如此迷失于现在时。

还是这个反复折磨我的问题，在这世间，你我都拥有多重身份，是子女，是父母，是丈夫或妻子，是雇主或雇员……在一轮轮对身份的洗刷中，却遗忘了我是谁，脱离这一切外界赋予的道德和社会的身份，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还真是一时回答不上来啊。

故事:一个男人想要凭着假身份过境，最终经过思考成全了另一个男人及女人，反而这俩人因战争波及死亡。

背景将二战德国与犹太人的历史放在了现代;男主和作家一起偷渡，作家却在中途死亡，男主凭借作家的假身份可以过境，中途遇到了作家的妻子和医生，作家妻子在等待丈夫归来，而医生与作家妻子在这个背景下已心生爱慕，男主也爱慕作家妻子，男主想和她一起过境，最终战胜自己的念头，成全他们;没成想反倒害了他们，最终在酒馆了已经出现幻觉了，幻觉中作家妻子来找他，想必真实世界肯定没有生还了；男主已经不在意大清洗了，只是希望她最终会来到这里找她。

看过一些在二战这个德国与犹太人的背景之下的电影，人们做的一些违背道德的事，貌似已经感觉很正常了，男女之间的多角恋，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崩塌，最后再人类本善的觉醒；整个影评演的比较自然，故事不新颖，但是二战背景和现代衔接的很好。

开场通过两人对话带出大环境仅靠演技提出氛围，这是很厉害的功底侧面正反打，驶过的救护车，信的特写俯拍特写镜头出现了很多次，《逃脱者》的剧本出现在桌子上用厕所的一滩血液讲述死人的故事，导演一定有个穷剧组，全是这种侧面省钱的手法，点子王，不过这样似乎更能期待拉满，花钱少，效果好不过问题很大的就是布景了，那明显不是二战时期的布景……但是这种布景置身当代又会造成错位感，各有说法。

找作家，作家死了，送人，人死了，决定自己目的去向的人总是无故死亡，自己的命运被死人决定着果然是这样，另类的身份误认，最终他被当作死人，却因此捡了大便宜，连名字都很像《过客》。

谁会最先忘记，是抛弃的，还是被抛弃的，我很想知道一个作家对此的看法张力有，但明显可以更有戏剧性，布景始终是问题旁白，聋哑人，让电影文本化与小说化地极其明显，这也算是影片最大的亮点了，仿佛是在看一部动态小说。

不断遇到人，不断有新的故事，医生，音乐家，作家，很像生活，虽然平静，并不平淡，所谓故事，并不一定要波澜壮阔，或是惊心动魄。

就像《弗兰兹》，保拉的面庞似乎是“神秘”的代名词如果不属于自己，那么大可不要，最终的选择是自己不过境，抛弃本就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这似乎也是可选结尾中的上乘了。

不想破坏期许可以解释得通麽

《过境》展示了一种精准的艺术。

每个镜头的机位、运动、时长，镜头间的剪辑点，演员表演的强度都恰到好处地组构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一个自足的影像世界）。

恰到好处，不可更改，不接受任何怀疑。

将二战的故事置入现代都市，讲述当下的难民问题，自然是高级伎俩。

但也无非是雕虫小技，只要能想到，便能得以实现。

相较于此，摄影机所模拟、投射的目光更显高级。

克制而隐忍，高级影像的来源。

这是一道处于界限之域的目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放弃了外视与内视的简单二分，跨步在两者的临界点，从而将影像表达导向一种既客观又主观的实在，而这正是小说“自由间接话语”的独特价值所在。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的摄影机投射出客观的目光，同时又引出角色的主观状态：这是通过在目光中加入导演的主观姿态（观点通过镜头的设计）实现的。

电影成了创作者和角色内心镜像交织的呈现工具。

一个证据在于电影中的画外音并非彻底是全知视角（类似于小说的作者），反而时常被角色自己的声音所打扰。

于是，我们徘徊在到底是作者（故事的知情者）还是角色（比如他在回忆）的两难叙述之间。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创造了小说影像化的新典范：不再是用影像复述故事，而是用摄影机的目光模拟腔调。

高级感来源：小说的真正价值是这股神秘的腔调（声音），同样电影的真正奥秘就在于这道目光。

故事如何不必多所顾及，关键是故事怎么被转述。

客观呈现过于老套了，如今是在意识的零界点上进行转录，于是取得神奇的体验效果。

导演以隐身的方式显露了自己，他既在又不在电影中，这实在高明。

终于看完，能够注意到这么多次吃饭场景，实在是因为，同一个餐厅同一个桌子，同一个杯子，同一瓶酒，你甚至可以怀疑说，这么都是一次场景，一切中间的流动场景都是虚化的想象。

第一次吃饭，从墨西哥大使馆拿到属于作家的资助，饥肠辘辘，下了个馆子。

在披萨店的靠窗第二张桌子，期间遇到了Marie。

第二次吃饭，遇到了建筑师，建筑师问能不能请她吃点什么。

第三次，医生给Driss看诊完，请Georg吃饭。

第四次带着paper路过看到医生/Marie，还是那家店那张桌。

第五次，建筑师在Georg找寻Driss无果后与其偶遇，请他吃饭，终于换到了一个更开阔的街区的露台座位，酒饱饭足，一根烟抽了一口，转身之间，建筑师已经跳了墙。

第六次，在街角遇到失落的医生Richard，是在城中室外（且怀疑还是同一个店），依旧是熟悉的酒杯。

第七次，Georg自己吃饭，Marie来找，说要一起走，还是那个熟悉的店熟悉的桌。

甚至左手边的手写小黑板还是那个熟悉的披萨菜单。

第八次，Georg坐在熟悉的餐厅，吧台位置，叙事者出现，原来是在这家餐厅当服务生/调酒师的眼镜叔叔。

Marie再次出现（此刻是Georg想象）第九次，得知沉船事件后再次回到餐厅，还是那个熟悉的位置熟悉的桌子。

看完了电影，餐厅里的红白格子桌布，和那个Rosé酒杯，已经在反复出现中，深刻的记住了。

和影片内容毫无关系的胡思乱想分割线- - - - - - - - “好像我的一生，我所有的经历，都只是为了写作的素材而准备的一样”除了Georg看护Weidel乘坐火车逃离的那一小段，整个影片都看不出来时代感。

就连火车上的那一段，除了被搜查时的紧张，让人感受到是战争时期外，剩下的只有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刺耳声，和小窗子外冰冷的景色。

火车呼啸而过，不为任何人做片刻的停留，只剩下历史奔涌前进的步伐。

没有弥漫的硝烟和轰鸣的机器，整个马赛都显得很平静。

空荡荡的街道，色彩鲜艳的建筑，好像和战争没有半点关系，除了偶尔的一声短促尖利的警笛，好像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

真的有那么平静么？

宾馆里带着高深莫测笑容的老板，走廊上眼神飘忽闪躲的“流浪客”，领事馆里焦急等待的人群，酒吧里那些仿佛不被影响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海军们，挤在一个小房子里的吉普赛人，他们真的安心么？

“我知道大家都在羞耻，为这一刻不敢站出来发声儿羞愧，可是我们只能把头低的更深”人性好像总在要危及性命的时刻爆发出光辉。

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我的爱情，为了我的责任，“人”的形象在这时候是这样的高大。

“我有十几个国家的签证”“他们带着去往美国的签证丢下我走了”“我想去墨西哥，住带花园的大房子”“我上周曾登上去往美国的渡轮，可是她走不了，我也要留下”失去国家的人，不仅仅失去了国家。

放在当下，难民潮的去向，也是适用的。

“人们都说，被抛弃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那些离弃的人，没人相伴，谁会更快忘却”没有感情的旁白，无力挣扎的漩涡，好像命运只能这样安排，到了最后，像一个圈一样，回到起点，你又成为了那个寻找的人。

听着高跟鞋踩塌地面的清脆声音，推开门后璞铃作响的风铃，你回头，呼唤一声“Marie”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金熊奖呼声最高的影片影片是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的《过境》（Transit）。

被作为柏林电影节“嫡系”部队成员之一的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早在6年前就凭借二战影片《芭芭拉》拿过金熊奖。

今年，剧情讨巧的《过境》却与金熊奖失之交臂，最佳影片奖被罗马尼亚女导演阿迪娜·平蒂列首次执导的长篇《别碰我》摘得。

《过境》的落败可以说“成也历史，败也历史”。

影片《过境》改编自德国著名流亡文学家安娜·西格斯的同名小说。

为了逃避纳粹政权的审判，安娜·西格斯在1933年离开开德国，踏上流亡。

在流亡途中，安娜·西格斯写下了《人头悬赏》、《拯救》、《第七个十字架》等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小说，这给她带来了世界范围的声誉。

《过境》，是一部散文风味浓厚的作品，刻画了当时流亡者的生活及他们遇到的困难。

可以说，任何一部流亡小说都没有像《过境》那样，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在1940与1941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暂留在法国马赛的那群流亡者的境遇。

安娜·西格斯运用精确的表达和对现实生活艺术化的表现手法，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当时苦等船只的逃亡者的绝望和希望。

已经拍摄过《芭芭拉》和《不死鸟》等二战题材影片的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当然不愿意继续重复自己。

在《过境》中，他向影迷们展示了自己全新的叙事风格。

首先，他把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故事移植到了当下。

时空的错乱，让人恍惚之间穿越到了过去，当但众多现代化的物品出现时，又会猛的发现所谓的纳粹和二战竟然就发生在现在，只是替换了形式和内容，演变成了欧洲移民问题引发的新纳粹主义。

影片故事只是利用了小说中的人物结构和大致经历，讲述德军逼近巴黎，空袭随时可能毁灭整座城市，而城市内部的大清洗运动此起彼伏。

男主角，德国人格奥尔作为难民之一，从巴黎逃到了港口城市马赛。

他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当时的知名作家威登的亲笔信件和还未出版的小说原稿。

威登独自在旅馆中自杀，尸体被秘密处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于是逃亡到马赛的格奥尔半推半就的“充当”起了威登。

他成功的在大使馆拿到了逃亡的船票，十几天之后，他就可以逃避战火，去到墨西哥，过上平静安逸的生活。

可他与死去同伴儿子的“亲情”牵挂，

与作家威登妻子玛丽的“爱情”纠葛，

让他在“去或留”之间挣扎不已。

二战时期，德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不可一世的法国，早在占领前几年，德国本土的犹太人或者政治倾向不和的作家和科学家就开始了大逃亡。

作为港口城市的法国马赛就是大批流亡人士的聚集地。

作为其中一员的安娜·西格斯就是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将亲眼所见的纪实改写成了具有艺术手法的小说。

在欧洲难民问题引发的极右组织，新纳粹主义尘嚣而上的当下，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大胆的将两者搭上了关系。

将二战时期的故事全盘挪移到当下的欧洲背景里，年代错乱感起初让人感觉不适，但随着情节发展却又能从中看出不少对当下世界政治格局以及欧洲社会问题的讽喻，导演这种时空背景错置的实验性手法高明而奏效。

两个时代之间，能指与所指的互换，让主题意义不言而喻：战争和纳粹随时会卷土重来，现代明晃晃的日光下往日的幽魂并未溜走。

《过境》通过男主角格奥尔在马赛短暂的流亡经历，以他的眼展示了新纳粹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和压抑。

所有流亡者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归属感的缺失导致安全感荡然无存。

格奥尔替代了小说家的身份，可这个对他有利的身份，却煎熬着他的心。

帮死去同胞的孩子修好了收音机，可即将远走他乡格奥尔无法提供长久的陪伴，小孩不愿吃下，最终化掉的巧克力圣代是亲情的瓦解，良心的无奈垮塌。

玛丽一次次的介入格奥尔的生活，一袭红裙、一抹倩影、让格奥尔一丝心动。

可当谜底揭晓，原来玛丽是在寻找丈夫，就是被格奥尔顶替了身份的作家威登时，格奥尔的良心再遭重创。

他先占有玛丽，却因身份的问题备受煎熬，且离去的时间越来越近，这场爱情注定短暂，还未开始，即将结束。

还有那位唠叨不休的逃亡指挥家，那位沉默寡言，带着狗流浪的女人，以及格奥尔失去同胞的哑巴妻子，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现代浮世绘。

他们衣冠楚楚，却个个内心凄苦。

那位医生踏上了远去的游轮，却不想最终还是撞到了历史冰山。

看吧，没有人可以逃离，或者，逃离的只是身体，灵魂和心，始终遭受放逐。

《过境》带着历史的遗产，移情今天，让二战的疑云，纳粹的恐怖穿越时空来到了现在。

可怕的是，一切不是电影上的妄语和拟像，他们正真实的发生于现在的欧洲大陆，刺痛着一个又一个不安的心。

《过境》借用了历史，加倍了现代人的焦虑。

影片在时空上的错乱，虽然提高了影片的文本厚度，为主题闭合减少了叙事上的繁琐，但过于松散的结构，以及电影元素之间故意寻求的“断裂”和“距离”，又让普通影迷觉得乏善可陈。

时空错乱带来的新奇感，很快在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纠葛下消耗殆尽，变成弃之可惜的鸡肋，化为一场噱头。

另外，格奥尔在处理小说与电影的文本转译时采用了第三人称旁白的手法。

大段的旁白叙事，揭露了角色的内心，同时负责解读潜文本，有时甚至会推进剧情，这种游离在外的叙事方法，值得商榷。

虽然拉开了观众和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保持中立，以旁观的态度避免共情带来了的理性塌陷，为观众能够更好的思考影片内核提供了空间；但冷冰冰的旁白又稀释了故事的浓度，将戏剧性冲突降到了最低，影响了影片的观感，令人有“出戏”之感。

旁白几乎完全解构了潜文本的存在，让角色失去了需要隐藏起来的内心世界，令对白本来需要提供的求知欲和情感共鸣完全丧失。

这种讲出来的台词，与演员演出来的行为，同时并行的手法，大胆且反叛，虽然新颖，但肯定会引来大批观众的不适，以及传统电影人士的不屑。

《过境》是充满挑战且颇具意义的艺术电影，它邀请观众追随角色一起在原版小说和当代新纳粹主义、反难民情绪上升之间建立联系。

几十年前的社会问题现在仍未过时。

只是如今的我们普遍患上了失忆症，或为自保的选择了缄默不语而已。

但结局必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就像那场餐厅里的再度重逢，旁白解读围观人充满嫉妒，男女主角深情相拥，可最终还是抵不过命运的作弄，良心的拷问，注定只能分道扬镳，阴阳相隔。

对于习惯了看电影一定要看一个清楚明白的故事的观众而言，《过境》显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电影。

它的故事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甚至于也完全不按照叙事电影的基本逻辑去走。

它忽左忽右，沿着两条叙事路线同时行进，不分主次，令人捉摸不到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主线故事。

但对于《过境》这部电影而言，讲一个什么故事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哪里讲。

甚至于在哪里讲也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所有的人物都处于同一个时空下，彼此交互、彼此相聚又分离，不追问过往，也没有未来。

从这一点上，《过境》倒可以看做是对阿伦雷乃的一次继承与创新，绝少有人能将这种风格完成得十分精彩。

特别是在影片的最后，男主格奥尔坐在咖啡馆，一直等待着玛丽的归来，此情此景令人惆怅万千，联想起《广岛之恋》结尾处两人在酒吧分别，更添几分致敬的意味。

《过境》中故意的模糊了影片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背景，使得整部电影的发生环境变得无足轻重，以此让我们更能够关注到整个事件发生的空间。

一如《广岛之恋》中模糊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背景，将一个关于相遇、相知、过去、未来的故事演绎得情绪丰沛。

《过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背景，德军兵临巴黎城外，男主格奥尔伪装成另一个人带着一位作家出逃，但却在出境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作家不幸去世。

男主却在出逃过程中，遇到了假身份的真妻子，于是上演了一出爱恨别离。

影片前面的故事线和后面的故事线彼此并没有必要的逻辑关系，甚至于砍掉任意一个故事，另一个依然合理，这就令人怀疑这个故事本身的逻辑问题是否成立。

但诸如阿伦雷乃这样的表现主义导演，则不会这样认为。

他们更倾向于营造出一种时空，来展现这个时空下所有发生的事，即使他们并无明显的逻辑关系，但这个时空依旧是成立的。

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营造出一个“过境”时空，现代的人、过去的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空里，在这个时空里不断重复过往的爱恨纠缠。

这样的表现方法，更可以看作是对“左岸”派导演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扬。

区别于以巴赞的影响本体论为基础的“新浪潮”电影，这一派导演更着重于电影的文学性，他们经常通过大量场景的对话和哲学思考去完成一个文学性浓厚的主题表达。

但不同于《去年在马德里昂巴德》中人物走走停停，反复叩问记忆存在的必要性，《过境》对伤痕、记忆的呈现更趋向于表现记忆的痛楚与撕心裂肺。

《过境》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对过往的流连忘返，正如影片中反复叩问的“到底是谁先遗忘了谁”一样，导演的心中，搞清这个顺序无比重要。

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只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不愿离开，只愿意停留在原地去寻找丢失的过往。

基于故事但不着力于渲染故事，反而去通过故事去发掘潜意识里记忆的要素，正是“左岸”派艺术的表达方式。

他们融合了布莱希特体系、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和潜意识学说。

所以我们在《过境》中看到了布莱希特体系的史诗剧特征，但着力点却不在社会，而在于深刻挖掘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

相比于去解读《过境》的表达主题，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次对“左岸”派导演的回眸一笑。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过《广岛之恋》、《去年在马德里昂巴德》多年以后，会觉得《过境》如此的似曾相识但又不尽相同。

《过境》尊重电影的文学性，但又不局限于故事本身，向内开掘出潜意识的天地。

不追求前因、不追究后果，只重当下，只重内在。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目的，也是所有“左岸”派导演的美学诉求。

本文首发于锐影Vanguard，版权属于锐影

德国军队就在巴黎城外。

格奥尔在最后一刻逃到了马赛。

他的行李中带着一个叫Weidel的作家的遗产，这个作害怕遭受迫害而选择了自尽。

这些遗产中有一份手稿，一些信件，和墨西哥大使馆对签证的一份担保。

只有这些才能证明他们已被允许从这座港口城市离开，离开这里意味着还需要一份来自潜在东道国的入境许可。

以Weidel的假身份，格奥尔试图获取船上的一些稀缺通道。

难民之间的会谈在他小旅馆的走廊上，领事馆的等候室里，以及港口边上的咖啡厅和酒吧中进行着。

格奥尔帮忙照顾着他已逝战友海因茨的儿子，海因茨在逃亡时不幸过世。

但他的计划在遇见那个神秘姑娘玛丽时改变了。

《过境》基于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撰写的二战同名小说改编，电影以现代马赛为背景，来自过去的人们在这里四处出现。

因此，过去的难民会与今日的难民相遇，历史与今生相遇，他们所有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永恒的过境空间。

　　火车的百叶窗，酒吧的门窗，佩措尔德的灵魂又回来了。

　　在法国的德语，是那个人们心中已变味的美丽语言。

执着于一个死去的丈夫，是不是我们对于身份和过去的最后倔强，是不是我们对于一切错误的后置解释。

　　过境，是为了再启程。

当铁轨已到尽头，海遥遥无边时，或从身一跃，或随遇而安。

放空和填满心的过程，那就是“transit”。

在过境中，我们可能都心照不宣的等待着那样一个时刻，平静沉入海底，故人推门而入。

　　现代的警笛声在街道上回荡，这是更文明却更可怕的暴力。

　　看待一个人一生的尺度究竟是什么。

在单个生命的限度中，“政治”的确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事物，甚至是影响一切的庞然巨物。

很多人的一生时刻受到其影响，或许被限制，被迫害，被狂热，被操控…… 尺度的大或者小，可以改变什么呢？

我们作为一个体，去思考超越个体的东西，意义在哪里?是因为有可能伟大而不朽吗?是因为这种行为更加高级吗? 或许，不论每个人的尺度如何，“过境”状态是我们终究摆脱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