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

在武汉也许在湖北，很多家庭都是女强男弱的家庭，也就是俗话说的女方强势男方懦弱的家庭，究其成因，就会发现并非天生如此。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倘若这个男人总是不得力，这个好强的女人就必须被迫成长起来，从而形成颠覆人们普遍观念的家庭态势。

也许人们会在马学武偷情宝莉报警说有人在XX宾馆XX号房间卖淫嫖娼，从而让丈夫进了公安局脸面尽失时，恨死了宝莉！

可是没有人会同情她在宾馆外面伤心至极无限悲痛的样子！

也许人们会在马学武的妈妈搬进新屋，而宝莉和马学武吵架时，讨厌死了宝莉，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婆婆呢！

但是没有人会留意小宝将奶奶接回家里后，是宝莉张罗着给自己的婆婆铺床，而马学武只能窝囊地坐在客厅里。

也许人们会在宝莉三言两语不对头就严厉地对待小时候的小宝时，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怎么对孩子那么过分！

而没有扪心自问，自己对孩子是怎么样的，自己对父母公公婆婆是怎么样的。

宝莉虽然是城里人，但父母是卖菜的，没有文化，嫁给了有文化的乡下人马学武。

也许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这是一桩不合适的婚姻导致的悲剧。

还有，就是一个男人如何掏心掏肺地跟一个女人说会照顾她一辈子，这都是鬼话。

一个女人，也许如何沧海桑田，都会跟男人一辈子，就像《活着》中的巩俐；但是一个男人不会，你对他不够好你自己不够好，他就会觉得过不下去了，什么海誓山盟的话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离婚吧，出轨吧！

市井出身，让宝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然也不会在家里的男人懦弱地跳江后，不去期望闺蜜的资助，独自一人撑起全家，干体力活，与男人抢生意，无暇照顾儿子直至与儿子越走越远。

倘若宝莉是一个像她丈夫那样的娇小姐，我猜，也许，她要么改嫁要么卖身才能不让这个家散了。

而宝莉的市井出身也让她脾气太“冲”、斤斤计较，说话刻薄又嗓门大，在外人面前也不顾自家男人的面子，从而成功地骑到不敢反抗的丈夫头上，男人呢，只会不做声、摔筷子、逃避晚归甚至夜不归宿、最后出轨。

我想，性格的迥异和互不退让造成了他们婚姻的病态，补充一句，默不作声并比代表他不固执。

关于马学武的跳江，他们的儿子认定是妈妈逼死了爸爸，爸爸得知是妈妈报警使他丢了工作，于是他绝望地从二桥一跃而下！

而且在遗书中没有留只言片语给宝莉。

宝莉在丈夫要与之离婚时哭得稀里哗啦在发现丈夫偷情时哭倒在路边，但是在丈夫跳江后，一滴眼泪也没有留。

毅然决然地辞掉赚钱少的安逸的工作，做起赚钱更多却更累更苦的扁担工，也许一个骨子里倔强到死的女子才能如此吧！

马学武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需要的不是宝莉这样泼辣倔强的妻子，他需要的一个景仰他的贤妻。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他想离婚不得而选择偷情，结果被捅到公安局那里，丢了干部头衔，做普通工人又因为丑闻出现在第一批下岗人员的名单中。

是妻子毁了他的一切，在这个怨念中，他毅然决然地写好遗书，投入波涛汹涌的长江中，一了百了！

死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而活着则是最艰难的。

建建进局子十多年出来后都敢于豪气万丈地说：我要东山再起！

而马学武只会撇下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儿子，因自己婚姻失败而导致暂时的事业失败，就不想活了！

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关于小宝这个孩子，小孩子的情感观都是非黑即白的，妈妈报警，害爸爸丢了工作，爸爸感到很绝望，就自杀了！

是妈妈害死了爸爸，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了很多年，终于在遇见爸爸的情人后得到了证实。

于是，这小孩子还真隐忍，高考考完后，就摊牌让妈妈搬出去。

小孩子终归是小孩子，自己穿好衣服喝牛奶吃好吃的，从来不想一想妈妈在外面吃啥做啥，只记恨她害死了爸爸只记恨她总管他（在湖北话中，“管”含有管教、插手的意思）。

子女真的是父母的债啊！

宝莉伤心地来到长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坐着坐着，旁边来了一群年轻人开心地笑着、蹦沓着、玩耍着，想到自己的儿子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想到他对自己的看法，宝莉决然地转身走回家，将房子过户给儿子，打包自己的行李，搬了出去。

如果这个故事是一个悲剧，那么悲剧的根源是一桩错误的婚姻。

因为所有的性格都是无罪的，即使犟过了头，即使懦弱地让人悲愤。

实则，这只是现实无数对夫妻无数个家庭的真实写照。

所以，找一个对的人，也许互补是保持新鲜感的一个要素，但是类似+诚意也许才是婚姻能“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一、引言2012年上映的电影《万箭穿心》，由武汉女作家方方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来，由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王竞导演，金鸡奖、华表奖双料影后获得者颜丙燕扮演女主角李宝莉。

影片上映之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针对其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命运和女性主义的话题也多次被文艺评论者提及。

影片时间横跨二十多年，讲述了在上世纪90年代汉口市的一个普通妇女李宝莉二十年来的人生经历。

李宝莉为人泼辣，自从与丈夫马学武搬进单位分发的新房后，丈夫无法忍受妻子的强势，提出离婚。

李宝莉不同意离婚，并发现了马学武出轨的事实，一怒之下李宝莉向公安报警，揭露丈夫嫖娼，马学武因此从单位下岗。

从情人处得知这一切都是由李宝莉操纵的马学武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跳桥自尽。

李宝莉在丈夫自杀后决定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在汉正街做扁担[1]来维持家用，然而自己的辛苦付出却没能换得儿子小宝的体谅，在小宝高考结束的那天，母子二人多年压抑的关系终于爆发……自电影上映之后，对于影片的探讨多集中在女性主义这个领域中。

毫无疑问，李宝莉这个角色作为女主人公，她半生的命运成为了影片刻画的中心，她不仅与每一处戏剧冲突有关联，也是“万箭穿心”这个片名隐喻的客体，她的形象在小说的文本和电影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建构。

已经发表的影片评论认为影片“揭露了现代女性生存之痛的内在原因……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如何保持自我价值和尊严”（Li, 2012），作为一个泼辣、强势、硬派的妇女形象，她“自身的处世哲学造就了所谓‘万箭穿心’式的家变狂潮”（Liu & Huang, 2014），而李宝莉面对苦难仍能坚强面对“是一种现代女性新形象的启示”（Chen, 2013）。

在比较电影和小说二者的评论和导演王竞自身的访谈中，曾提及过原作者方方对于李宝莉人物形象的态度，“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任劳任怨的女性形象……基本采取了赞扬的态度”（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称赞她“纵是万箭穿心，也扛得住”（Liu & Huang, 2014）。

这些对李宝莉形象的探讨认为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她的性格，既令人对她心生同情又让人反思现代女性该如何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尊严与位置，而她面对苦难生活的人生态度和任劳任怨的品质又令她受人钦佩。

这些评论从李宝莉这个角色本身出发，“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追问女性生存困境的缘由和成因”（Sun, 2015），悲剧纵然有其社会文化背景，但更多的是人物本身的性格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而面对婚姻失败、亲情破裂等一系列打击，女性选择了坚强面对、不向生活低头是值得称赞的。

这一价值取向被多位评论者所赞同，而张瑶（2013）提到了悲剧形成的原因除了是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念和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之外，还有父权制对女权主义者所施行的“惩罚”。

这种父权观念的潜意识作用并没有被很多人注意到，而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角度看，《万箭穿心》尽管颠覆了传统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Sun, 2015），但仍未能把女性从一个被观看的客体中解放出来，李宝莉身上的女权特质为她招致的“万箭穿心”，实则是男权统治对女权力量崛起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电影中以宿命论的形式呈现，将李宝莉的悲剧命运寄托于风水不好的新房中，一切都仿佛不可避免、无法脱离，这背后隐喻着的实际上是对男权统治正统地位的辩护，带有一种“君权神授”式不容置喙——如果僭越了这个秩序，就势必要接受来自它的惩罚。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1970）中把父权制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而且“她进一步表明了父权制是人类压迫的首要形式，不铲除这一压迫，其他的压迫形式，如种族、政治或经济压迫都将继续发挥作用”（Thornham, 1997）。

在《万箭穿心》中，尽管我们并不能看到女性在就业、获得平等薪酬、掌握生育主动权等社会常见的女权主义议题中遭遇到明显不公正对待例子（李宝莉在影片中交代的她先于马学武下岗的事实，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有关，且丈夫随后下岗，不应当被看作是“女性就业歧视”的体现），但贯穿影片始终的，依然是父权制对当代妇女的期许和要求。

本文就将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探讨电影《万箭穿心》中，父权制是如何在一部女性为主角、阐述女性命运的电影中被建构起来并起到支配作用的。

重新分析导演和原作者对李宝莉人物形象的态度，提供解读本片的一个全新视角。

二、电影中性别话语的呈现1.两层叙事空间：矛盾的根源《万箭穿心》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行，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因此造就了一轮下岗热潮。

许多曾经拥有“铁饭碗”的工厂员工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单位”这层最为牢固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社会中成为无业游民。

他们大多已经人到中年，难以重新学习一技之长，于是依靠个体经济实现再就业。

影片中的汉正街正是个体经济的聚集地，女主人公李宝莉下岗之后，在汉正街批发袜子，家庭变故之后又在汉正街做扁担。

对汉正街的展现成为了影片建构汉口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贫富阶级的初步分化，物质生活水平高低成为了划分人们等级阶层的新标准（Zhang, 2013）。

这个新的标准以资本为衡量的尺度，而权力则成为了附庸，旧的等级伦理秩序因此遭到挑战。

加之互联网开始逐渐普及，全球化的进度在中国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的价值伦理体系与中国传统的价值伦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正在酝酿形成。

独立经济能力增强的女性，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影片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真空”阶段：传统道德维护家庭和谐的伦理规范已经失去效力，而新的男女平等、相互约定、彼此尊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没有建立（Zhang, 2013）。

李宝莉作为一个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形象的女性角色，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当时“追求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的一种极致放大，她完全突破了夫权的控制，成为家中最威严的角色，她与马学武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传统夫妻之间的性别关系来说，完全是颠倒的。

影片着重展示了两个叙事空间，这两个空间既是故事发展的舞台和背景，它们又各自具有其文化意义上的隐喻，而这两重空间之间的矛盾，也是《万箭穿心》故事里矛盾的根源。

第一层空间是汉口市，它代表着社会中大规模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取向，它背后承载的是传统的、父权制正统的意识形态，是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

它通过一系列的角色来得到建构。

比如在搬家结束后，搬家工人对马学武说：“我们虽然下体力、干粗活，但屋里老婆咧，还是蛮贤惠，那过得比你舒服多了。

我看得出来，在外头啊，你大小也算个干部，但那有怎么样呢，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罩一辈子，真的是蛮可怜。

” 这段对话使马学武重新反思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他提出离婚的契机，在电影和小说中均有重要的意义。

它建构出了外界与家中之间存在的女性地位的不同——搬家工人所代表的汉口市的大环境中，女性是“贤惠”的，满足了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标准，而马学武家中的李宝莉却不符合这个形象，这种不同造成了他心中的落差，让他对这段婚姻关系感到不满，直接地导致了他出轨。

第二层空间是新房内，它代表着全新的价值取向，它背后承载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是对绝对男权统治的挑战和批判。

另一层面，它又代表着封闭的亲情“屏障”（Liu & Huang, 2014），是父子联手为李宝莉建立的“情感监狱”，它最终让李宝莉落得“万箭穿心”的下场——丈夫自杀、儿子要与自己断绝关系并将自己赶出家门。

在这个空间内，同时上演着女性努力对抗困境和对“女强人”最极致的惩罚。

按照刘川鄂与黄耀芳（2014）的观点，这层空间始终是由三个人建构出来的，前十年是李宝莉、马学武和小宝，后十年是李宝莉、小宝和婆婆。

十年前的马学武和十年后的小宝扮演了相同地位的角色，马学武提出离婚和小宝将她赶走都对李宝莉构成了威胁，这个威胁就是男权对女权主义的警告，如果女性不遵从男性的权威，他就会褫夺走“赋予”女性的身份、地位和财产。

第二层空间是复义的，它一方面与第一层空间暗合，另一方面又与第一层空间对立。

在对立的层面中，两个空间代表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对立的、冲突的，这也是电影内在的根本张力，它讲述的就是一个男权和女权博弈的过程。

事实上，这种“一方强势、一方弱小”的家庭格局在电影中没有从根本得到改变，只是完成了一次角色互换，而这不禁让人思考：如果李宝莉恰好是一个温顺、贤良的妻子，这一切的悲剧是否还会发生，她的命运，又是否还是一样一波三折呢？

2.替代惩罚：父权制的根深蒂固（1）角度：绝对地位的暗示导演在电影一开始就用镜头的角度暧昧地暗示了他对男女地位的看法。

李宝莉和马学武第一次正面出场是在影片开头的搬家戏当中，这场戏里，李宝莉在楼下与搬家工人议价，而马学武则位于楼上，低头窥视着李宝莉，一个主观镜头在阳台边缘游离，俯拍到李宝莉气势汹汹的样子之后，又移了回去。

一个“男在上、女在下”的性别地位立刻被刻画了出来，象征着男性的权威凌驾在女性之上。

而这个“探出又缩回”的带着“窥视感”的镜头则带有更多的趣味：一方面，这可以被看作是男权对兴起的女权力量所投去的“不屑的一瞥”，俯拍的角度带来了地位上的压迫，而位置的游移又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含义——若是“我”不给予关注，“你”的力量于我而言也不存在；若是“我”给予关注，“我”的地位仍然凌驾于“你”之上，“你”只是一个被俯视的客体——这恰恰展现出了面对当前女权主义运动兴起，部分男权主义者所持有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窥视”的含义在精神分析流派中能获得新的解读，正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到的：女性影像,作为(主动的)男性注视的(被动的)素材,使这一争论在表象结构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它添加了父权秩序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正是在其喜爱的电影形式――幻觉的叙事电影中,父权秩序的意识形态完全地实现了它自身。

讨论又再一次转到它的精神分析背景上:女性作为指称着阉割的表象,诱发了窥淫癖或是恋物癖机制,从而战胜了她的带来的威胁。

（1975:9）在这里，主观镜头的使用令摄像机本身替代观众完成了窥淫的过程。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既代表了欲望的快感，也代表了阉割的恐惧（fear of castration），穆尔维认为消除这种恐惧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有罪的对象进行贬值、惩罚、或是拯救(这一方法的典型例子是黑色影片)来实现平衡”（1975：6-7）。

而在《万箭穿心》当中，这一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李宝莉这个角色经历了一系列的惩罚，而她在从事了十年扁担工作之后青春容颜的不再，则是从男性角度对其进行的贬值。

带有角度的镜头不止一次的出现在影片当中。

马学武和周芬第一次同时出现时，镜头也是从楼上的马学武移动到楼下正在排练舞蹈的周芬身上；李宝莉的情人建建第一次出现时，也是站在汉正街的楼梯上，而李宝莉则是在地上向上仰视。

在新人物出场的关键时节，导演无一例外的选择了用有角度的镜头来展示两性之间的地位关系。

因此，尽管意在描绘女性的命运，电影仍然没有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支配。

（2）“夫死从子”：不存在的“父亲”与父权制的无处不在传统社会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的标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剥夺女性一生各个阶段的自主权。

在男权思维模式下，强势的女性往往不会被社会普遍接受和欢迎。

作为妻子、母亲，女性要温柔、勤劳、包容、大度、慈爱、持家，而李宝莉泼辣、强势、独断、言语粗鲁、刀子嘴豆腐心，这些形象都与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要求不符。

在影片的前半段，可以明显看到李宝莉和儿子小宝之间的亲情裂缝是如何扩大的：李宝莉对马学武的严厉训斥引起小宝反感，她甚至曾利用小宝来作为维持婚姻的手段……这一系列亲情隔阂终于在马学武自杀后得到爆发，他哭喊着捶打李宝莉要她“还我爸爸”，他认定了是母亲的过错害死了父亲，并在此后十几年里将这个念头持续发酵，最终宣布要断绝母子关系。

一个旧的男权（马学武）的溃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男权（小宝）的建立，这种建立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如果单纯的认为权力是在经济能力之上形成的就太过简单。

李宝莉纵使拥有了房产，最后仍未能改变自己被赶出家门的命运，因为婆婆和小宝所代表着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力量才是压迫她的根源。

甚至李宝莉自己在面对现代法律和传统秩序两难境地时，她也倾向于对自己不利的传统秩序，放弃打官司而让出房产，保留已沦为空壳的“母子情义”。

小宝对母亲的仇恨程度已经超越了任何一种青春期叛逆，他在替父亲实施对母亲违背夫权的惩罚（Zhang, 2013）。

李宝莉既然没有完成“既嫁从夫”的使命，就由小宝来让她完成“夫死从子”。

正如前文中所论述的，在新屋这个叙事空间内，十年前的马学武和十年后的小宝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他们的存在都是要让李宝莉付出违背父权的代价。

他通过一次次摆上母亲不愿意看到的父亲照片，提醒母亲，她所犯下的是逾越性别等级秩序的滔天罪行。

他大度地包容了父亲的出轨，丝毫没有考虑父亲的行为是否给母亲带来了伤害，而他看到久已丧夫的母亲和她的情人同居却无法容忍，指责其“恶心”，“不要脸”，甚至大打出手。

（Zhang, 2013）导演王竞在访谈中讲到，方方在看完第一稿剧本之后唯一提出的一点修改意见，就是“儿子看到母亲和情人在一起的那场戏应该删除，对母亲的形象有一个伤害，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

可见原作方方期待的是一个所谓的没有“道德污点”的母亲形象，而这个形象恰恰也是男权话语所建构起的，对女性本身而言是一种束缚。

而导演最终选择保留这段戏，因为他认为“母子关系应该从多方面来探讨……母亲这个角色的价值观也不是完全让我认同的，有一部分女性‘自怜’的成分，一味地把她‘英雄化’，或是一味歌颂她作为女性的美德有些太单薄了” （Wang & Shen, personal interview, December 19, 2012）。

他认为李宝莉的形象在后半段十分“英雄化”，因为她一人承担起养家重任，体现了英雄式的女性美德，而与建建的这场戏其实是“反英雄化”的，让她的角色更丰满真实。

无论何种目的，他们都认为如果要保持一个完满的母亲的形象，被人发现她与情人相处在一起是不好的。

借用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对影片《鲁莽时刻》（The Reckless Moment, Ophüls , 1949）的评论：“这部片的哀婉之处来自于：母爱变成了女性不可能拥有情欲的一个符号”（Doane 1987:94）。

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再一次被潜在地剥夺，作为丧偶的女性，寻找新的感情依托竟成为了道德中的污点。

电影在改编小说的过程中，舍弃了“父亲”这个角色的存在，李宝莉和马学武的父亲均消失不见。

马学武的父亲在原著小说中承担的功能其实与其母亲相同，电影保留了其中一者，并弱化了婆婆和李宝莉之间的冲突，但婆婆本身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迎合、服从并依附男权的形象并没有因此消解：她在影片中后段与小宝一起，对李宝莉实施着违背夫权的惩罚，并提出要李宝莉转移房产至小宝名下。

而李宝莉的父母两个角色在电影中全部消失，这样的处理在后文关于宿命论的阐释中将会进一步分析。

但不论如何，李宝莉和马学武的父亲的不在场、马学武自杀后小宝父亲的不在场，这些父亲的缺席并没有带来父权制的缺席，尽管父亲失去了具体的形象，但“父权制的阴魂一直游荡在这个家庭中，从未离去”（Zhang, 2013）。

这种处理让人联想到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对“陈老爷”这个形象的刻画，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皆是将男性形象刻意隐藏，但又无处不在透露着父权制对于女性角色的控制。

因此，一个缺乏男性角色的电影也是可以被父权制思想所完全支配的，女性角色在很多时候也被建构成了父权制的支持者，践行并维护着这一契约，甚至代替男性角色去惩罚越轨者。

3.“万箭穿心”：女性悲剧的宿命论小说中，李宝莉的父亲和母亲都在情节中承担了一定的功能：李宝莉的父亲在小说的开端处参观完新房后，告诉李宝莉这里的风水是“万箭穿心”，住进去会“没得一个好结果”；李宝莉的母亲是李宝莉最钦佩的人，她勤劳要强，但在李宝莉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教育她要“忍”。

在电影中，李宝莉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全部消失，只由李宝莉自己提到了母亲很早过世，而提出“万箭穿心风水说”的人也从父亲变成了闺蜜万小景，时序也从小说中的开头移到了马学武去世后，在电影时长近一半的位置。

小说中的母亲所代表的是遵循传统秩序的女性形象，她缺乏文化，但明白要“依顺”才能熬过生活的苦难。

她告诫李宝莉要“忍”，直接促使了李宝莉人物形象的转变——从一个跋扈、强势的女性，变成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忍受悲剧命运的人。

电影中去掉这个角色后，李宝莉的人物转变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没有了母亲所代表的传统秩序对她的要求和指点，她完全自发决定去承担起照顾婆婆和小宝的重任。

这种自发被一些影评解读为“传统女性美德的继承与发扬是李宝莉获得超越自我力量的根本”（Li,2012），“在苦难中获得破茧和救赎，并以这种方式升华了自己的命运”（Sun, 2015），认为李宝莉践行这种美德就已经是一种救赎，实现了一个母亲的价值；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李宝莉获得救赎的方式依靠的是平等性别关系的重建（Zhang, 2013），是建建这个角色带来的强势男权和强势女权所达成的某种平衡，实现了在性别力量上平等沟通。

然而，第一种读解显然将传统女性美德认为是每个女性都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会在某些时刻被唤醒。

电影中，因为母亲角色的缺失，“继承”环节就不复存在，那么李宝莉身上的传统女性美德又是从何而来呢？

只能被认为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在社会中潜移默化习得的，这些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影片背后男权话语的支配：即使如李宝莉这样的带有明显女权特质的角色，都不可避免的要自发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甚至要依靠传统美德才能实现自我命运的救赎。

也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讲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

生物、心理或经济命运都不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形象，正是作为整体的文明导致了这种造物，处于男性和太监之间的中间物，这种造物被描述为女性。

只有他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个的人建造为他者。

（1988:295）第二种解读将建建这个角色看作是结束对李宝莉惩罚程式的关键，因为他与李宝莉的相处遵循了一种平等的、相敬如宾的秩序，由李宝莉打破了男女权势地位的平衡之后，再由建建将这种平衡重建。

在这段关系中，李宝莉赔钱给建建的情节显得至关重要，张瑶（2013）认为，“赔钱的行为表示出李宝莉对建建黑社会身份地位的畏惧，却也无形中将两人的亲密关系拉远……假意将两人的关系划定为利益交换，这使李宝莉伤心欲绝，她显然要求感情的对等”，而建建接受了这种感情对等。

但实际上，电影较小说对李宝莉和建建二人的感情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小说中，建建经营着酒吧，收入高，处于同万小景一样的社会阶级，在最后，李宝莉被赶出家门，直接奔赴了何嫂子的棚屋，自己又重新开始了工作，留下建建和万小景在汉正街寻找她；而电影中，建建出狱之后仍是地痞形象，用一辆二手车重新做起物流生意，李宝莉与建建吵架之后，被小宝赶出家门，而建建则“恰好”出现在她家楼下，与李宝莉和好，并接上李宝莉一起离开。

在结尾的处理上，电影中建建的形象在最后如同某种“救世主”，给了无处可去的李宝莉一个归宿，象征着被惩罚的女权主义者最终还是要回归传统女性形象，并需要男权社会的接纳才能获得一个新的立足之地，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此，李宝莉的救赎真的是依靠平等的性别关系重建的吗？

事实上，她是依靠重新被男性角色接纳来实现救赎的，她从妻子到母亲又重新回到某人的妻子，她的身份认同始终不能脱离男性角色而独立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的命运有着宿命论式的意味。

首先，“万箭穿心”的隐喻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它存在的功能正如同《红楼梦》中对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人物的命运都无法脱离它的预先设置，李宝莉与“万箭穿心风水说”之间也构成了这种关系，她的命运早已注定。

其次，不论男性角色的存在、消失与更替，李宝莉始终没能摆脱被动的地位，从马学武、小宝到建建，她只能被抛弃或者被选择，从未能真正意义上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李宝莉没有“获得救赎”的方式，不论是按照传统女性美德的要求顺从儿子、还是在结尾重新回到建建身边，她都背叛了自己身上女权主义的特质，选择归顺于男权的控制。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注定的悲剧。

三、结语本文重新回顾了对电影《万箭穿心》已有的研究，对电影中的性别话语做了新的分析，认为《万箭穿心》虽然塑造了一个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但却是在男权话语下对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建构。

《万箭穿心》本身的悲剧事实上是一系列的惩罚，对李宝莉这个人物形象僭越男权统治秩序的惩罚。

她个性强势，颠覆了传统家庭中男女的性别地位，使得丈夫在失衡的男女关系中找不到理想的位置，于是出轨在另一段两性关系中寻找平衡。

李宝莉发现之后，决定对他实施报复，并以此为把柄将他留在身边，导致马学武最终自杀身亡。

在他死亡之后，儿子小宝替代父亲成为了家中新的男权力量，对李宝莉开始惩罚，首先要求她以传统女性的标准完成她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形象也被贬值，最终她被赶出家门，得不到任何承认。

直到被建建所代表的新的男权力量所接纳，才有生存的空间。

可以看到，尽管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有了关注女性身份、女性命运和女性力量的意识和敏感，但不论是方方的原著还是王竞所改编的电影，在根源上仍旧没能摆脱从男权的角度去建构整个故事。

事实上，《万箭穿心》宣传的并不是所谓的“当代女性的生存之道”，因为李宝莉这个角色被称赞和被钦佩的地方在于她恪守了传统道德对她的要求，并坚忍地将其发挥至极致——她因为独立和强势而备受惩罚，却又因为勤劳、慈爱、不知疲倦的付出得到了称赞，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尽管如此，仍不能否认《万箭穿心》是近年来国产电影的佳作，不论是完整和成功小说改编、导演精准流畅的视听语言运用还是颜丙燕贡献的一流的表演，都值得作为一个故事片的范本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但是，进行一部女性主义电影的研究，“需要从更根源处反思，要摆脱对电影的迷恋认同，看到电影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瓦解电影工业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Feng, 2007）。

认清摄像机背后的性别话语是如何运作的，才能更本源地了解当前银幕中的性别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

而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如何能拍出一部真正展现新女性形象、新伦理道德、新社会秩序的电影作品，仍有很多反思的空间。

参考文献[1]. de Beauvoir, Simone 1988(1949): The second sex. London: Pan Books.[2]. Doane, Mary Ann 1987: The desire to desire: the woman’s film of the 1940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3]. Millett, Kate 1977(1970): Sexual politics. London: Virago.[4]. Thornham, Sue. 艾晓明, 宋素凤和冯芃芃译. (2007): 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 (1997).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 陈维维.(2013). 论方方《万箭穿心》中的女性形象. 大众文艺. 2013年第09期.[6]. 方方. (2007). 万箭穿心. 北京文学. 2007年第05期.[7]. 刘川鄂, 黄耀芳. (2014).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 扬子江评论. 2014年第3期.[8]. 李静.(2012). 世俗环境中的痛楚阴影与美丽光芒——影片《万箭穿心》的女性主义阐释.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12年第06期.[9]. 沈祎. (2012年12月19日). 《万箭穿心》王竞的访谈. 迷影网. 2017年1月7日引自http://cinephilia.net/?p=16214[10]. 孙淑鸿. (2015). 电影《万箭穿心》的女性形象解析. 电影文学. 2015年第11期.[11]. 张瑶. (2013). 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人物的“万箭穿心”——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考量.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3年第01期. [1] 扁担：武汉话。

专门在汉正街用一根扁担替人挑货的人，俗称“扁担”。

马学武 – 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子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

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

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

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

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

（可能历来如此）•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

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

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

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

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

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

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

例如：•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

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

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

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

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

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

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

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

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

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

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

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

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

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

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

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

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

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

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

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

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

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

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

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

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

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

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

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

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

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

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

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

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

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

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

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

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

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

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

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

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

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

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

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

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

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

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

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

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

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

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

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

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

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

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

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

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

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

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

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

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

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

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

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

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

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

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

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

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

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

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

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

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

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

她还是不服不屈。

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

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

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

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

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

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

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

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

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

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

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

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

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

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

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

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

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

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

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

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

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

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

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

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

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

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

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

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

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

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

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

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

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

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

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

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

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

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

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

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

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

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

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

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

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

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

赶在这部万箭穿心将要下映的时候在武汉为数不多的电影院里看了。

总的来说，万箭穿心把武汉形形色色的老嫂子们描绘的栩栩如生。

对于出生在武汉，活了20多年的人，这部片子虽然是中年女性视角，但整个电影里浓浓的武汉味确实让武汉土著们表示很亲切，看的也很投入。

故事里的李宝莉活脱脱就是武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老嫂子们。

发起狠来是泼妇，斤斤计较，不肯吃亏，抖起狠了，也丝毫不比男的差，一口一个臭婊子养的，个板马说起来好不羞涩。

瞧不起乡里人，就算是卖菜的姑娘吖也自觉高人一等，对外来人口满是嫌弃，永远以一口标准的汉口话引以为豪。

但是就算她们有诸多的缺点，仍然是这个城市最有意思的人群，她们虽然凶狠，但是对待家庭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虽然一口一个婊子，乡里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个性要强，做事泼辣，这就是武汉那一辈老嫂子们的共同特点，全国闻名的汉骂也只有在她们的嘴巴里才最有韵味。

而武汉也就像她所包容的人群一样，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老嫂子。

她不像别的城市那么光鲜亮丽，而是对外来者摆出一副老子就是武汉，你要来就来，不来拉倒的姿态，拥堵的交通，极端的天气，灰蒙蒙的环境，强硬的方言，都让别人对她进而远之。

也无怪乎，全国省会城市里，被黑的最多的排行榜里，武汉绝对有一席之地。

但是武汉就是这样，在武汉呆久了你就会发现武汉的好，武汉有着无数隐藏在城市外壳下的美丽。

武汉人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个性爽快，讨厌做作的，屁的，裸脸的。

比起一些自诩文明的人而言，武汉人更加真实，更加本性。

武汉虽然满城拥堵，蓬头垢面，仍然坐拥东湖，长江，偶尔也会发现几许美景。

武汉是一座充满市井气的城市，这也许就跟老嫂子们一样，初次接触难以接受，久而久之就会与她们同化在一起，一起来一桌红中赖子杠。

活在武汉这么多年，有时候也会抱怨老嫂子在公交上总是一股不让人的气势，让人无奈，也会抱怨老嫂子不讲公德，说话大大咧咧。

甚至还和朋友们一起认为老嫂子们她们这一代是武汉人里垮掉的一代，但是每到最后，都还是会笑着说，说不到，过了几多年之后，我们也会变成跟她们一样的老嫂子们。

所以说武汉的老嫂子们是最丑陋的，也是最美丽的，武汉是最糟糕的城市，也是最美好的城市。

不得不说，整个电影还是有很多可以做好，但是没有做好的地方。

1、李宝莉的武汉话可以再差一点吗。

虽说她是一个卖菜的女儿，但也不至于话都说不好了吧，再怎么你也自诩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武汉人啊，完全可以弄个专业的配音，别的演员武汉话都还不错。

马学武的武汉话不标准可以理解，背景上是乡里人，但是他的老娘说一口标准的武汉话，是让我错觉了吗。

2、片中有很多露馅的地方。

不过像什么的士不是当时流行的红色夏利，这些都是原谅，毕竟也许不好找，但是剧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路牌，江汉路步行街。

按理说，那个时候江汉路还没变步行街吧，上海街和江汉路那片也没什么路牌。

这个镜头完全是没必要的。

3、时间问题，这点我倒是没发现，不过同行的发现了，高考改到6月是2003年，那么10年前，马学武跳二桥的时候，应该是1993年，但是1993年，二桥根本没有。

二桥是96年才通的。

最后，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武汉的，对武汉人而言很有亲切感。

建建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汉口的打牛的，演的很好，小景也演得很好，很像武汉一群没有事做，老公不管的富婆们。

整体而言，片子不至于被吹到神化，但是确实有诚意。

昨天父亲来电话，说他给我妈买了火车票准备下周来北京看我。

这件事情前不久我们商量过，我没同意，没想到我爸自己做了决定。

我猜到这是为了我前几天的失恋，但还是表示希望他们把票退掉不要来。

我爸的声音听上去比我还难受说，“你怎么能好呢，你都是报喜不报忧，在北京又没个说话的人。

”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让我抬高了声调，我说“我在北京自在的很，我妈来了管我这管我那肯定又要吵架。

” 我爸完全没料到我的反应，他失望的说别人父母跟孩子相见都欢喜的很，而我怎么脾气这么怪。

我在电话这边使劲揉着头发，通常烦躁的时候我就这么干，耐心的听父亲抱怨完，说了一句他大概这辈子都不能理解的话，“你们来北京玩，我招待，要是为了我，完全没必要。

”后来我爸因为我工作忙的理由被说服，我也很快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天去看了电影《万箭穿心》，女主角李宝莉的形象真实的让我头皮发麻，以至于影片倍受好评的地方都被我视而不见，我像复读机一样不断在心里默念，这活脱脱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我他妈的就是片中那个从小被压抑大的小孩。

在这样一类表现不开心的中国人的影片中，父母对小孩无尽的付出跟那些老式楼房中绿色的墙裙一样具有标志性。

《纺织城姑娘》中的李丽在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上班，却要负担孩子两百块一节的钢琴课，本片李宝莉在丈夫自杀之后靠一条扁担支撑起儿子从小到大的学费。

所有的影评都将矛头指向这个邪恶的时代，来惋惜这些普通人所历经的苦难，然而作为在这种“无尽的付出”下长大的下一代，往往都站立在父母的对立面去加重世人对家长们的叹息。

我的父亲很像马学武，乡下来的知识分子，勤奋老实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母亲跟李宝莉也有些类似，出身要好些，大美女，就是没上过大学，但在很多事情上透露出坚韧的智慧。

父亲关心我的方式就是舍得为我花钱，他并没有耐心真正坐下来给我辅导功课，有一次被母亲逼得紧了“你能教为什么不教她学习，别人家当爸的都。。。。

” 父亲就拿了本桥牌书坐在我旁边看，让我自己背单词。

然后就是给我买最贵的学习机、最贵的电脑、最贵的钢琴，其实在他给我的很多礼物中，我只喜欢他某次从上海出差回来带给我的一对大熊猫玩偶。

对，我还上过那种傻逼钢琴课，3到4岁的时候，跟本没有能力反抗，每年就练几首曲子去通过考试，为这没少掉眼泪，在上小学之前考过8级，父母觉得总算对那台当时价格不菲的钢琴有了交代就放我自由，实际上又不是我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凭什么让我交代出去那么多不能跟小朋友一块玩的青春，现在我一首曲子也不会弹，钢琴也年久失修，他们自然也舍不得扔，那对熊猫因为太占地方，母亲也想不要了却被我坚持留下来。

关于父母与小孩的关系，我一直有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论，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把小孩当成小孩看待，不要改造，更不要寄予什么希望，父母养育孩子是理所应当的，虽然父母这头不能退货但是小孩那边也没决定它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赡养父母也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这么多年大家相处愉快的仗义。

大部分父母如果把小孩视作自己的作品，首先就会出现一种不平等的对话。

就像李宝莉只会问自己的儿子“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她爱自己的儿子，却没有试图去了解他。

我母亲的智慧在于她知道她不了解我，很多荒诞的想法和决定她会试着去接受，我告诉她我可能不会结婚、不会要孩子，她都会默默等我自己观念的转变，而不是跟我争辩。

她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失去了了解我的机会。

以前，大部分我想试图去表达我的观念的谈话都会以“我是你妈”“我都是为了你好”收尾，我只能放弃谈论，直接告诉父母我的决定，即使我没有十八岁，我也愿意为我的行为负责。

在工作之后，我无数次告诉父母，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生活，不要再以我为中心，旅行、交友、打牌、养花什么都可以。

父亲喜欢养花，或者说他喜欢像其他有身份的人家一样养花，但他不会养，也不悉心研究，始终买一盆死一盆再买一盆，母亲老怪他，我说这有什么，他喜欢我就帮他买，这时候父母又会说自从我工作，家里的钱都不知道往哪花，完全用不着我掏钱。

听着我又觉得可悲，我害怕等他们老了玩不动了还是不了解除了我以外的世界。

李宝莉的快乐一定不是她为儿子付出十年的艰辛，而是有建建为她摇下车窗。

万箭穿心过誉了，要栽就栽在人物塑造和叙事安排上，说白了就是导演估计没有真正读懂《万箭穿心》这本小说的核心内涵。

《万箭穿心》的核心是什么？

是风水还是一个女人的艰难奋斗史？

其实都不是。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小说,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宝莉在本片一个小时以后的戏段里面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几乎成了个圣女样？

——谁吼她她都不接招，见谁都热情笑嘻嘻的。

如果只是看电影的话，我想这个答案是无解的。

而在小说里面，这一点几乎成了这本薄薄小说的核心。

一个字“忍”，说再多一点，就是“还债”。

在小说中，马学武跳江自杀以后，李宝莉的妈妈只给了李宝莉一个字：忍。

自后才有李宝莉贴心贴肺照顾一家老小的故事。

在开始的时候李宝莉忍的内心并不平静，她说：“除了忍，又还有哪个字对我更有用呢？

”而屋里一家老小一家亲独独把她排斥在外她又发问：“要我怎么忍？

” 店铺老板又告诉她：“有些人生来就是还债的，怄气想不开就会欠的更多。

”才有了李宝莉后来的解脱：我不就是还债么？

我还了就算了。

而在电影里，这些小的细节全都缺失了，在最后李宝莉搬家的时候还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宝，他那小就没有了爸爸，我也没时间照顾他，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想，别家的娃娃都疯啊笑啊，他心里就像是压了个石头，不像个伢。

他如果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叫我做什么都可得啊。

其实他要就紧他拿去，我哪个都不欠了。

” 这个“欠”用在这里就好像说气话一样没有分量。

小说中小宝与李宝莉吵完架她暗自神伤的时候对自己说的是“人生是有报应的。

”这才有了后面李宝莉的解脱。

电影仿佛把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塑造的极有母性光芒：孩子怎么样她都算了，只要他高兴，就行了。

这样显然是说不通的。

人都是有脾气的，宝莉这种骨子里面都像泼过辣椒水一样的人更是有脾气。

所以叙事必须要讲出个因果来。

你不给她一个改变的信条，仅仅是让她的行为上作出改变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电影的前一个小时李宝莉做尽了“坏事”，但后一个小时又做尽了“好事”（坏事都让人家做了。

）这种两极分化的安排实在是让人觉尽了假。

小说起码还知道写些她进茶馆吵得周围人头昏的行为，让人微微生恶。

电影里就让这女人软的像一只小绵羊，童话估计都不敢这样写。

实在是让人揣摩不透的。

与小说差别最大的人物塑造大概就是小宝的奶奶（原作里面还有一个爷爷），小说里的两位老人恨李宝莉是入了骨，而电影里的奶奶却好像还有几些人情味儿。

小宝的绝情不带一点迷茫和疑惑的成分，这就说明显然被“洗过脑”。

我也生在单亲家庭，但是只有我妈带我。

我妈脾气跟李宝莉差不多，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这些年来她的歇斯底里常常让我睡不着觉（还没出来读书的时候），但是母亲的努力我看在眼里。

一面她精神性发作对我深深造成折磨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不厌恶这个女人，她的伟大也让我知道我对她的爱是不能打折扣的。

往往这种爱呀恨呀是摇摆的，被暴打的时候心里恨死了她，但是好歹也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时候。

影评人木卫二提到的小说《家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家变》主要内容也是儿子对父亲从爱到恨到忘的一个过程。

小说的高潮是儿子对孝道的批判：父亲骗人、欺负下等人、穷的没了骨气、懦弱怕事、一副穷酸样……用词之狠使得在小说刚刚面世的时候遭受到了狼虎一般的批判。

但是在孝道的批判之后又是儿子自己的反思：是不是对父亲太过分了一点，他挺可怜的，我还是要对他好一点。

人心是肉长的，好歹都受着社会伦理的桎梏，很难想象有谁能爱的毫无保留亦或者是恨的毫无余地，而小宝对母亲的恨被表现得没有余地，这就必须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那么，还有人味儿，懂得体谅的奶奶貌似是没法子教出恨妈恨到骨子里面的小孩的。

小说里两老人带着头的孤立宝莉，孩子长大只跟爷奶亲也是有点道理的。

然而小说也不是滴水不漏，小宝在哭诉的时候引了爷爷的话说原来觉得是爸爸对不起小宝，自己下岗不行了就跳江。

如果爷爷奶奶真信这一点，定不会这样惨薄的对待宝莉。

不过，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没做好的一点就是对“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道理的深刻领悟。

无论李宝莉想的怎么样开，她那种市井的，令人厌恶的小家子气都不应该缺了断了。

前面她知道跟服务员叫骂十八块的茶水，后面也该知道做事情斤斤计较。

凡事都该有个连续性，不能好的东西“源远流长”，差的东西说没就没。

拍接地气的东西就要把人拍得像个人，而人最human being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

我想，也就是对这一点的考量使得电影最后发不动车李宝莉骂着“婊子养的”下来推车的镜头如此动人也如此具有生命力了吧。

在中国，母亲往往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有时候社会对母亲高大全的要求把母亲们也“教唆”成了只看得到自己身上“高大全”的部分，觉着自己担了天下所有的担子，却全然不理自己身上烂脾性对后代和周围人的伤害的人。

这种潜在的声音在各类电影、小说、文艺节目不断回响，赚足了女性的眼泪。

我和我妈曾一起去看过《大地震》，面对徐帆神一般的演技，编剧狗血的剧情，我妈眼泪哗哗的。

事后我妈说我怎么那么冷漠一滴眼泪都不掉，我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电影假的很，特技花了那么多钱做的还是那么假。

”就把我妈气的在公车站跟我大吵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好笑啊。

望以后各位电视剧导演、电影导演要接手这类女性题材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尺度，更要主要断章取义要有度。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虽然难听但是一点儿都不假。

忙着被刚强女性打动的逻辑都不要了之前，还是用这句话打个底儿，免得自己再造余孽。

万箭穿心这部电影，犹如其名，看完之后，内心如同被席卷过一样，百感交集。

大学时读池莉，读武汉人每天坐着渡轮去上班，女作家笔下的生活稀疏平常，主人公浸润生活的气息，不，应该是主人公被人世烟火熏得面目全非。

太活生生了，太能引起生活的共鸣了。

这部由方方原作改变的电影，讲的是生活平常事，看起来却触目惊心。

看完之后心里头久久不能平静，每句台词每个表情每个人物背后，仿佛都是浓缩了千百个家庭的悲喜剧后幻化而出。

精彩，精炼。

宝莉个性鲜明。

最开始我对她很反感，虽然她结婚生子，但感觉情商极低。

只长年龄不长脑子。

其实这说到她的根本问题，宝莉文化少又生性倔强。

影片一开头，面对搬家工人的坐地起价，宝莉双手插腰喊着老子和几个男人谈价。

只说这等母老虎的气势，要我是肯定没有的。

马洪武和儿子躲在家里，旁观这场战争，略带惭愧。

惭愧不是在老婆被人欺负时没出头，惭愧的是家有悍妻，当街叫骂。

编剧真是厉害，短短三分钟人物的基本个性就现形。

女强男弱，女文盲和男知识分子。

搬家工人那几句话，很有意义不是吗？

他们说”虽然我干的是苦力活，但好在老婆贤惠。

“男人们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家后要的不是给他脸色吆五喝六的悍妇，要的是温柔体贴嘘寒问暖的贤妻。

哪怕女人赚不了多少钱骂不过一场架，只要温温柔柔男人自然觉得家里温暖。

搬家工人那些话，虽是外人中的外人说的，但可见在马洪武的同事朋友眼中，马洪武怕妻出了名。

车间主任算什么，管不下家里的老婆于男人而言是天大的没面子的事。

宝莉始终意识不到这一点。

她看不起马洪武，从马洪武生前到马洪武死去，宝莉都看不起他。

当初还是卖菜人家小女儿的宝莉，长得几分姿色不乏追求者，为什么选中了马洪武呢？

我想，一是宝莉自己知道自己没多少文化，虽有武汉户口但想攀上条件一点的武汉人肯定也有困难，何况自己一副火爆脾气没几个男人能忍耐。

而马洪武却是真心实意补足了这些个缺点。

他有文化，他从乡下来，他脾气好，他跪在她妈妈面前发誓会好好照顾她一辈子。

难说当年他的誓言不是真心，只能说每个人都在变化，不可能拿一时的爱套用一世。

她知道，她吃得住这个男人。

女人和男人在婚姻里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中国，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女人随着婚姻而贬值，男人则在不断增值。

宝莉是有姿色但她只是帮人贩卖袜子的售货员，她生了孩子每天操持家务，可是小知识分子马洪武慢慢坐上了车间主任的位置，单位还分了套房子给他。

他在领导面前吃得开，一整套说辞把小姑娘哄得一愣一愣的。

在外面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家里却依旧被老婆打压，心理上的不平衡显而易见。

可女人还只是拿多年前的誓言骂他”狗日的“。

他说”你别逼我。

“可她还是逼他，她依旧学不会温柔，学不会适时地低头。

她做不到晓静说的”把他留在身边“。

马洪武在年轻的周芬面前赚足了面子。

姑娘睁着大眼崇拜地看着他，娇羞动人。

全然不像自己的妻子一般泼辣世俗，她低声说”马主任，生日快乐。

“这世间追求心仪的人，说难也不难。

你只需投其所好便可。

马洪武是读书人，戴副眼镜说话文绉绉，虽然结婚了，但也有颗文艺男子的心。

一水灵的姑娘从你身边走过煞有介事地说一句”生日快乐“，估计他的心都酥软了。

他是喜欢她的。

两个人去小巷子里开房。

宝莉跟在后面，看见一向老实的丈夫也出轨了，想必痛不欲生吧。

颜丙燕把这心如针扎演得恰到好处。

看到这一段我其实好难过。

是不是真的没有可能一辈子对你好？

是不是男人不偷吃就不是男人了？

那些肆意开房的人，不管你是抱着真爱还是玩玩的态度，你们有没有想过另一半知道后心会碎成渣子。

宝莉很聪明编了个理由把两人开的房间号问到手。

她气冲冲地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的呻吟声，气急了拿起灭火器准备砸门。

可是她想到了儿子。

假如这一砸，家大概也散了吧。

何况，有几个女的愿意看见丈夫和别的女人赤裸在床呢？

她出门报了警，卖淫嫖娼。

马洪武这个角色，至此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婚外遇被抓进警察局，名誉扫地车间主任瞬间打回车间做苦力，老婆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把自己领回家。

可是，可是自己再也抬不起头了。

“自尊越少，活得越好。

”后来的他，像一只驯服的小狗，任人差遣，毫无男人的尊严。

宝莉拿这件事当说辞，言语里明着暗着讽刺他，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就把丈夫出轨拿出来说，威胁伤害无处不在。

这大概是中国女人的通病。

表面上她们宽容大度，女人们在丈夫出轨后大多不会真的离婚，为了孩子为了自己贬值的青春她们通常选择原谅丈夫保证家的完整。

可是，如果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不如就果断分开算了。

过不去还要勉强自己过去，从此生活中充斥着对他的不信任与指责。

利用他的愧疚获得补偿，遇到点事就拿这件事说事。

真的原谅了吗？

祥林嫂的阿毛死得再惨，每天念经一样逢人就说也再得不到同情。

自己的悲伤不是炫耀，不能挂在嘴边。

别人的短处是雷区，不要时时提起。

如果做不到原谅，就放手吧。

像她最后说的“如果当初他要离婚，她同意了，那事情会不会都不一样了。

”人死了，哪来那么多如果。

因为丑闻，他被列为第一批下岗名单之列。

他打电话给周芬，想见见她。

周芬说，马主任是很好的人，只是不太懂女人。

这个当时还有些羞涩的姑娘，大口大口吃着热干面，一副前程往事莫再提的样子。

周芬告诉他，报警电话是宝莉打的。

马洪武很绝望吧。

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尊严都被宝莉毁了，被泼妇宝莉毁了。

挣不脱闹不得说不出，唯有，写了一封遗书跳江而亡。

遗书里提到老娘和儿子，就是没给妻子只言片语。

仿佛他和她，从不曾认识。

周国平说，爱的反义词是冷漠。

唯有忽视才是对一个人死心了的表现。

有怨恨有祝福都不是死心绝望，唯有冷漠与忽视，唯有将你从生命里除名才是真的不爱了，也不恨了。

宝莉对奶奶喊“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

”她还是执迷不悔不肯反思。

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她骂死人马洪武没用。

骂完之后她扛起生活大旗，支撑起整个家。

她辞了工作，挑起扁担，每天和男人抢生意、对客人赔笑脸、讨价还价、赚十块是十块。

她站在街边等生意，让儿子小宝喝牛奶吃苹果。

她惟一的希望就是小宝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样她就熬出头了。

十年里，宝莉老了好多。

头发发白，皮肤打皱，穿得又土又便宜。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她的讨厌在减少。

生活啊，是那么难。

可是她就是靠着自己一点点撑过来。

养活了自己、儿子和亡夫的妈。

你能说她不了不起吗？

没有文化的她，生活再困难，也没有丢下孩子丢下老人，也没有出卖肉体。

她出卖苦力挑扁担，早出晚归讨生活。

工友的儿子出了意外，她从牙缝里拿出1000块，什么也没说把钱塞到同样命苦的女人手里。

她是个好心的人。

只是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爱。

她爱儿子，但只会问作业做完了没。

她爱丈夫，却用尖酸的言辞逼死了丈夫。

并非除了黑就是白，还有好多人好多事，无法定性。

她不是个很优秀的女人，脏话心计固执显而易见。

可是她也有她的优点。

看美剧的时候，总觉得一部美剧就是一个世界。

《生活大爆炸》里是宅男的喜剧世界，《尼基塔》里处处暗藏杀机一不小心被人跟踪被人取命。

国产婆婆妈妈电视剧，总是把家庭矛盾写得狗血又脑残。

这部电影让人动容之处就在于其很真实。

我小时候在一个很大的厂里生活。

一到下班时间，长门一打开所有人都骑着自行车回家。

也有单位分房，简单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刚刚好。

夏天很热的时候打开电风扇，每天晚上伴随电扇转动的声音睡去。

工作服，饭盒，广播，一切都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演员演得很节制，哭和笑都那么真实。

丈夫死了之后，她没有要死要活，也没能遇到生活的贵人，一切照着常人会经历的经历。

辛苦养大孩子，自己老了，和一个坐了十年牢的男人凑成生活的伴侣。

影片最后一幕她坐上新男人的小面包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车发动了又停下来。

宝莉下车，她不是和儿子煽情告别，而是车坏了。

她边推车边骂娘，车子发动后赶紧跑上车。

到最后，编剧用一个车子熄火下来推车的动作告诉观众，生活还是一如既往不如意，尤其是底层人的生活。

她还是骂人，泼妇一个。

不泼妇，她就不会逼死丈夫。

不泼妇，她也无法坚强生活下来。

性格决定命运，万古不变。

想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李宝莉，不是因为她遥远到不可捉摸，而是因为她太真实了，真实到仿佛是隔壁三大妈或者对街五姑姑，每天和你擦肩而过，大大咧咧灰头土脸，带着一张贱嘴和一颗不屈的心。

马学武和李宝莉的结合真是一段奇葩的故事，一个是有文化却懦弱小家子气的乡下男人，一个没文化可有着漂亮脸蛋儿和“作死”的性格的贫民女人，不知道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彼此是不是就是这个“死样子”。

那时大概应该是这样一种情景吧，一个是温柔有才的穷小子，娶了一个活泼热情的同样贫穷的小美女，结果落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上，温柔变成了懦弱，有才变成了和别的女人偷情的小九九，活泼变成了大大咧咧没有形象的蛮横，热情变成了口不择言的市侩。

李宝莉给马学武的，从来都不是马学武内心真正渴望拥有的。

其实李宝莉一直都搞错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看不上他，那么今后的日子里，你只能越来越看不上他，因为生活总是把一个人光鲜亮丽的那一面一层一层的剥掉，暴露出更多的不堪与丑恶。

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结了婚就好了，是不是那些自己看不上、看不惯的东西，结了婚对方就会改了？

嗯，你想多了，结婚从来都只是开始，各种各样问题的开始，而根本不是问题的结束。

小景来吃饭那一段，李宝莉冷嘲热讽，小宝拖着爸爸去玩，马学武离开饭桌的时候，依旧故作淡定地招呼小景慢慢吃。

他是一个要里子也要面子的人，可惜李宝莉从来领悟不到这一点。

小宝说爸爸知道你不看书，所以把那人的照片放在书里……这是对李宝莉的无视，甚至是侮辱。

书本象征着马学武的事业，情妇的照片象征着他的爱情，这两件事，都和李宝莉无关，甚至还都是因为李宝莉的存在而变得遥不可及。

当马学武面对着情妇温柔崇拜的眼神，抹抹满嘴油光，滔滔不绝的讲着“咱们厂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他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在李宝莉面前几乎从未有过。

接二连三的打击，失去了像样的工作和温柔的情妇，马学武选择了用死来表达自己的抗议，用这个可能是有骨气也可能是没勇气的方式来向世人昭告自己最后的尊严，而且用最残忍的方式惩罚了李宝莉，那就是视而不见。

不打你不骂你不和你对峙不再提出离婚，可是就是不理你。

哪怕到了写遗书的份儿上，都不愿意多写一行字，哪怕心里恨李宝莉千百遍，恨不得把李宝莉碎尸万段，都能淡定的摆着那张“我当你是空气”的脸，完全忽视你的存在。

不知道马学武跳江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奶奶和小宝今后的生活？

奶奶一把年纪，小宝还不满十岁，这都是需要照顾的人，可是他仿佛一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是因为足够了解李宝莉、知道她拼命也会撑着这个家吗？

还是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把一切俗事的烦扰都丢给李宝莉，你不是市侩精明、卖袜子一卖一个准儿吗？

你不是精打细算、死抠着过日子吗？

你不是大嗓门吼了一个又一个吗？

你不是强势到连你丈夫都不放在眼里吗？

好吧，你去吧，你去养活这个家，这些我该负的责任你都去负吧。

谁的心不曾柔软过，谁他妈没被生活欺负过。

那些原来你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以后才会发现，这件事太大不了了，哪怕自始至终，这件事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然而马学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哪怕都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依旧通过儿子，阴魂不散的打击着李宝莉的生活。

小宝说正式因为你和爸爸最近，才最有可能伤害他。

那么小宝之于妈妈，不是这样的吗？

李宝莉没有文化，根本搞不清楚功课，唯一问得出口的问题也只是你作业做完了没有？

不然呢？

问什么？

问圆锥曲线还是洛伦兹力？

李宝莉爱儿子的方式就是你负责写完作业，我负责挣钱给你买作业本。

小宝对着情妇问出“你爱没爱过我爸爸”……在这个孩子眼里，马学武背着老婆和有夫之妇偷情就是爱情，可是李宝莉和建建这俩单身的温存就成了“恶心”“不要脸”。

建建和宝莉是一国人，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嘴巴贱，心肠热，拉的了脸，吃的了苦，一个失去丈夫孤苦伶仃，靠着挑扁担这样的方式也能把儿子养大，一个进了监狱丢了人生最美好的十年，出来了照样重整旗鼓，拾掇着破败的生活。

自作孽不可活也好，性格决定命运也罢，不支撑着凑合着活下去，难道去跳江吗？

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人物，他们不起眼，他们不高大全，但是他们总是在努力地活下去，不管到底遇到了什么，不管自己以前遭遇过什么，自己犯过什么样子的错，总之，得想法儿努力活下去。

生活，本身就是生下来，然后活下去。

有时候活着比死去更有勇气。

李宝莉没计划过自己的生活，没想过趁着年轻说不定还能嫁个更好的，没想过像个泼妇那样找厂子大闹一番多讹点儿抚恤金，只是直来直去的挑起扁担，以自己能想到的、能接受的最快方式挣钱养家，努力不让这个家散掉，努力造就更好的物质生活。

她没有文化，除了出力气，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她没想过，我也没想过。

生活不是电影，不是一个黑幕说十年后那就是十年后了，不知道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女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儿子高考完毕，宝莉以为可以弱弱的松口气，可是更大的灾难突然来了，这个生活中的全部指望，突然翻脸不认人，要和自己断绝关系。

宝莉愤怒了，对着小景哭诉，可是还是不接受小景的“万箭穿心”的说法，那个硬撑着要让自己光芒万丈的女人，佝偻着脊背，一颤一颤的走在丈夫离世的桥上，被一群中学生喊“婆婆”……漫天绽放的礼花，映出了她奔涌而来的泪水，这样苦难的生活，到底是因为什么？

到底是为了什么。

宝莉孤独的在江边坐了一夜，第二天突然想通了，她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她觉得是自己给了小宝一个不完整的生活，让他没有爸爸，让他一直都很沉重很压抑，让他没有同龄人的放肆和快乐。

而自己呢？

她没有想过自己如今的境地，该要怎么偿还。

挑着扁担，走出这个万箭穿心的地方，建建又不晓得从哪里冒出来，嬉皮笑脸的说自己就是嘴贱，可是言语间分明已经流露除了对宝莉的不舍和怜惜。

宝莉沮丧的把行李放在地上，抬头看了看，决定离开。

她扛了十年的扁担，支撑她过生活十年的扁担，是建建拿起了它们，也拿起了宝莉以后的生活。

建建进监狱的时候，李宝莉还是那个伶俐的少妇，有着与年龄相称的风情。

等建建出狱时，李宝莉已经是个有着白发、穿着邋遢的扁担，相遇之时没有客套，寥寥几句话，朴实真挚，俩人都是简单的人，没有那些花花肠子，不打虚的招呼，不嘲笑对方的生活方式。

也许建建一个没文化的小混混，貌似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归宿，但是生活是过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更不是打着算盘一分一厘计算出来的。

活在当下，总归还有个人心疼自己，总归还互相心疼。

每当建建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宝莉的身边，摇下车窗探出头喊着宝莉宝莉！

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那是一种普通平凡的感动，混了半辈子，哪个也没比哪个强多少，凑合着过吧。

小人物有着小人物的韧劲儿，没什么天塌地陷的事儿，有一顿咱就过一顿的日子，怕什么，这顿先吃饱了再说。

第一次发生关系以后，李宝莉有点躲着建建，建建跟在后面说莫不是这世界已经开放到了完事以后就跟啥都没发生过似的？

也许建建在决定和宝莉发生关系之前，就想好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其实已经做好了为宝莉负责的准备，可是宝莉有点躲躲闪闪，而自己因为嘴贱，还伤了宝莉的心。

但是有什么呢？

谁也不嫌弃谁，相依为命，相濡以沫，这样的人应该生活在一起，也必须生活在一起，吃着便宜的盒饭，住着简陋的出租房，开着婊子养的车，幸福到神仙都嫉妒。

其实个人认为一部电影算不算成功的评价标准很简单，那就是能不能讲一个好的故事，而这电影明显做到了，导演的视角很平静，仿佛就是一个静静注视着世界的路人，只是记录下看到的东西，不做评价，不贴标签，至于观众怎么想，那是观众的事情。

颜丙燕奉献了神级的表演，她真真是一个超级实力派，举手投足之间，让人不得不承认，这活脱脱的就是李宝莉，不不，这不是李宝莉，分明就是刚刚从我身边走过的那个卖茶叶蛋的妇女，这分明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有些可怜的，却其实很可爱的人们。

她们明明善良，却很少对亲近的人展现自己的温柔。

她们不知道什么是捷径，一辈子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她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有着让很多局外人觉得不可理喻的行为。

她们固执地犯着笨拙而可笑的错误，不过时不时也有着灵光乍现的聪明。

她们偶尔带着一脸迷茫和诧异，思考着怎么自己的命这么苦……不过无论如何抱怨，却从来都不会放弃继续活下去的念头。

陈刚也演得很好，第一次知道他是《九九归一》那部电视剧，恍惚间十几年了……希望这电影的票房好一点，不要复制《钢的琴》的票房悲剧，我们需要这样的好电影，不为了别人，恰恰只为了自己。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结尾处，张大民跟儿子说，如果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

如果没有人枪毙你，你就好好活着。

不管万箭穿心，还是万丈光芒，好好活着，就行。

-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灵异事件，客观事实是12月7号8号那两天我的五篇影评全部消失不见，为此我还哭了 - - 然后求助客服也什么都没有找回来，各种郁闷，但是今天无意中打开豆瓣发现居然又回来了是什么情况！！

但是之前各种朋友的回复全都找不回来了%>_<%，很遗憾，这是最大的遗憾。

不过不管怎么样，也算是新年第一个大惊喜了吧，好知足。

直到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最可贵。

果然是真理。

但是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等待着自己。

这也是真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箭穿心影评万箭穿心这个题目在电影中说的是李宝莉的新家在路口，各个路口都经过这里，从风水上说是万箭穿心，住在这里的人都不会好。

出自李宝莉从小的朋友之口。

说这么几个人物吧。

马学武为什么自杀：从我的理解看，马学武从结婚到想要离婚这一段时间一直是被妻子管的很严，俗称妻管严，长时间情感压抑，被妻子控制，从一开始妻子要求同房而丈夫不情愿，我觉得其实到这个阶段，丈夫对妻子的爱已经没那么深了。

马学武在家里缺少男人的自尊。

后来爱上同厂里的员工周芬，后来马学武自杀的一天去跟周芬表白，可是周芬说你很好，可是你不了解女人。

这句话好像是在说，马学武，你不知道谁真的爱你，其实是拒绝了马学武，就我个人理解，周芬不爱马学武，跟马学武上床是因为他是马主任或者她只想上床，仅此而已。

马学武有了真情，周芬却没有。

马学武一开始下决心与妻子离婚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可这个东西也破灭了。

他觉得自己没人爱，在偷情被抓事情发生之后，马学武在家里更是抬不起头来，直到自己因为这件事情下岗之后，他觉得，李宝莉毁了他的人生，彻底毁了，他选择了自杀。

但我觉得如果周芬说爱他的话，事情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再说李宝莉，宝莉很爱他丈夫和孩子，从马学武说我跟你离婚，什么都不要，可是她却不答应，拼命想保住这个家，从后来10多年的努力和自己对自己说，我一个人要撑起这个家一样。

说明宝莉是爱这个家的，在她要捉奸在床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孩子跟母亲下楼，她觉得一旦自己冲进去就是离婚，孩子可能要跟爸爸，为了孩子和这个家，但她又咽不下这口气，她想让马学武回到以前那个马学武，于是做出了后来看来不怎么明智的一个选择，报警。

10年之后，孩子不认这个妈妈，她最终也想通了，孩子想要什么，就让他去吧，她一开始展现的很强烈的控制欲也逐渐消退下来，她知道，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她是能选择的。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选择，跟建建走，她也说，如果跟马学武离婚，可能也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她太想要家，想要爱，越想要，就失去的越快。

小宝：太爱爸爸了。

觉得爸爸的死在客观上是妈妈造成的，造成最后赶妈妈走。

说一个特别的人，建建，他在里面戏份不多，可是我觉得他是爱李宝莉的，收保护费，就不收李宝莉的，如果只是玩玩，最后也没必要去接李宝莉，他把情感放在心里那么多年，从牢里出来之后也还喜欢她，就我觉得，建建在感情上也是特别缺乏安全感的。

直到李宝莉的道歉他才做出选择剧中的人物都有一个特点，太想表达抓住一个东西，却给自己的伤害最深。

李宝莉太爱这个家，马学武太想要自由，小宝太爱爸爸，建建太想成功，当老大打人过猛进监狱。

万箭穿心给我们几点思考，一个女人如何对一个男人表达爱，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妻子与婆婆之间的关系，一个男人该如何处理妻子和自己爱的人之间的关系，学校那么多年的教育为什么没有教给小宝如何爱。

在一个性还是一个敏感话题的社会时代，是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些所谓品德跟工作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如何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无意在一个抱怨婚姻不如意的帖子里看到这部电影，看完后看了一些评论，大部分女性评论者都是为保利说话，还有的讨论的无外乎是性格不适，贫贱夫妻百事哀，出轨，等各种角度，我身边就有和保利很像的女人，我深感作者更多的是想表达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这样的女人，没接触过的会认为是外在因素导致，从而想要理解和同情她们，可事实是她们这类群体低智商，缺乏共情能力，进而带来的自私，不懂表达爱的能力，这些是像心脏跳动和呼吸一样是天生就有的，她们大脑里缺乏这样的功能，这类人群中类似的性格特征男女都有，我有幸接触过一男两女，他们的特点是这样的，智商偏低，明显比普通人理解能力差，脾气不好，对周边的人心里抱有恶意，有严重的迫害妄想症特征，永不认错，并且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错，严重缺乏共情能力不会考虑他人感受，经常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情感，情绪波动大，通过我的观察了解我发现这和家庭，经济条件，环境因素，成长历程完全没有关系，这类人无论事业爱情家庭都没有好的结果，他们自身也是一直痛苦的，对了，动物当中狗和猫中也有性格类似人类群体中的这种特征，注意观察会发现明显的与其他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