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尕玉 问 队长 是否知道卖皮子是非法的？

队长回答：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管可可西里这片土地 和 我的兄弟（大意）很喜欢这种真实的人性，没有虚假、没有包装。

相比于霓虹灯中的采访，这样的对话更是直击心灵。

这样的答案真实的让人心碎，一切都需要编制，编制意味着富足和体面的生活，没有编制只是一个临时工。

但牺牲的都是临时工，讽刺啊。

好在最后看到了国家设定自然保护区，有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此时的藏羚羊，还是濒危的群体吗？

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

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

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

（赵汀阳，2005）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

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

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

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

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

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

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

南京！

》中没有再上演。

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

南京！

》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

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

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

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

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

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

南京！

》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

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

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

“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

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

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

”（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南京！

南京！

>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

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

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

南京！

》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

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

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

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可可西里>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

南京！

》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

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

南京！

》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

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

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

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

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

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

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

南京！

》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

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

而在《南京！

南京！

》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

南京！

》“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

南京！

》，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重看电影可可西里，里面的一帧一画都能带来触动。

当年看可可西里，只是一个喜爱野生动物的小孩，对盗猎者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在西藏的山路上奔波过，亲身感受过这美丽的青山，同时开始感受社会复杂的我，观影后的感受也更五味陈杂了一些。

影片中无私奉献的英雄，至情至性的小人物，坚定的信仰，令队员们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可可西里，都是该片的动人之处，而这篇影评的重点却是要放到盗猎，希望观众在被各种人性光辉感动的同时，用反思的方法，真正理解导演选择这一题材的初衷---将环保可持续的理念带上大银幕。

一个欧洲上流社会的贵妇，在欣赏自己衣橱里的那件复古藏羚羊绒小披肩的时候，是断不会想到在万里之外的可可西里，盗猎分子获得藏羚羊绒时的嗜血与贪婪。

这位贵妇也许白天刚刚出席了一次慈善活动，为世界上饥饿困苦的孩子呐喊。

所以藏羚羊的悲剧是她的错吗？

如果没有贵妇们对高级皮草制品的需求，就没有以后一系列杀戮买卖的罪恶链条。

所以她们罪孽深重，所以这个悲剧仅仅归结为“帝国主义的贪婪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资源掠夺”？

事情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她们也许在白天真心实意的为儿童筹款，但她们有爱心的同时也有虚荣心。

环保宣传的缺乏可以让她们在不经意间犯下助纣为虐的错误，而人心理的趋利避害心态使他们即使在知道购买藏羚羊绒会对环境带来一系列恶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性的只看到那件披肩的光鲜亮丽，并选择忘掉取羊皮的血腥场面。

所以她们罪大恶极么？

也许不，只因为人性弱点的驱使，而相似的故事也许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吃鱼翅的时候不去想断了手脚的鲨鱼；养宠物时只想到宠物带来的快乐却没有想到在他们病了老了麻烦一堆的时候为他们治疗，为他们终老；过度消费的时候不会去想城外五里的垃圾场垃圾堆成小山，蚊蝇环绕。

这些在法治之外，道德约束之下的灰色地带，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所替代。

可是如果单单有需求，没有供应，这一罪恶的链条就缺了关键的一环。

无情的盗猎老板，忘恩负义的马占山，看到他们很多人会恨得牙痒痒吧。

我也曾很恨他们，是他们惨无人道的杀害数千只藏羚羊，连怀孕的母羊都不放过。

他们还残忍的杀害了日泰队长和巡山队的队员，只因为他们挡了自己的发财路。

现在再看一遍，我仍恨他们心狠手辣，可这之余又多了悲哀。

巡山队挡住的只是盗猎者的发财路么，像马占山那样的盗猎者，被巡山队挡住的，分明是那条唯一的生路。

他曾是一个本分的牧民，然而环境的恶化让他没有办法再放牧下去。

为了生存，他开始为盗猎团伙剥羊皮，剥一个，五块钱。

初得好处的马占山叫了自己的儿子们和自己一起，多剥几个羊皮，就能多换几个钱。

环境恶化剥夺了他们最初赖以生存的牧场，而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谈可持续发展，在穷苦农民的眼中就是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在生命的基本需要面前，再多的价值观和普法宣传都是苍白，甚至适得其反。

可是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基本跨越了人民吃不饱饭的日子，马占山这样的人们越来越少，可持续宣传正当时。

影片讲的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影片发行之初距今也已有八年，这些年来，可可西里有了正规的巡山队，国家也立法建立自然保护区，并禁止藏羚羊及其他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的贸易活动。

希望这些动作能慰在可可西里长眠的英雄之灵。

这不仅仅是巡山队与可可西里的故事，这也是你我大家的故事。

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任何专注于眼前利益，将人与自然割离的行为，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几百几千倍的进行偿还。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

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

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

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

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

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

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

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

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

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

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

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

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

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

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

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

”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

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

”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

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

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

”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

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

”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扎多说。

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

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

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

”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

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

”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

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

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

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

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

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

最近在网路上看到许多对《可可西里》褒贬的文章，观点很多，所做的切入点也是各异的。

呵呵，整个晚上都再听《看红尘》和《沧海一声啸》。

关于中国电影包容的成分，实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在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地下电影的激愤来。

呵呵，至少现状看来，是决不可能。

正如贾樟柯面对法国记者大谈颠覆传统上层结构的问题，但央视的《人物》电视周刊里依然异乎寻常的乖巧；正如《安阳孤儿》的访谈里滔滔不绝地讲述戛纳参展如何绕过电审的……我们能苛求什么？

陆川是我个人认为很有见地的导演，不管是伪艺术还是真导演，毕竟他是烧着哥伦比亚的银子拍中国的电影，哥伦比亚耶！

奶奶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钱。

陆川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之路，这条路就是抄袭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电影。

《寻枪》与《野良犬》，还是《可可西里》的商业剧本模式，至少这种模式是极为原苏联式的，就是没有把名字改成《可可西里的黎明静悄悄》。

但以一种体制一种眼光发展的中国电影也只有用资本主义的银子丰胸膨大了，这种善意的抄袭也是中国电影日后发展的必经之路。

藏羚羊绒有软黄金之称，据说熟好的整张皮草能穿过一枚戒指。

就不套用马克思那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利益驱使论了，至少在当下的课本里你还是我都看不到马老爷子人本的一面，至于女佣人还是私生女与上了圣坛的神是不能搭边的。

只反映现状，说明现象似乎导演的本意，但要充分发挥票房的指引作用，您又能苛求什么。

《中国青年报》当年作《可可西里》的报道的初衷恐怕也是如此。

与“以暴治暴”无关。

在广袤的西部，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恐怕遵守的准则只有“社会达尔文学说”的生存理念了。

人，固然重要，但一味讲人基本的生存权，那么社会只有归宿到无政府主义的范畴内了。

简单地说就是，某某抢了银行并击毙营业员一名，此时罗家英同学应该一身黑装举着“不杀”牌子在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劝说不要伤了花花草草。

对于把握主题的问题，各有千秋。

那么把成品的《可可西里》摆在面前，我们又要期待怎样一个主题。

难道要戈优扮演的日泰队长抱着一条叫“卡拉”的藏羚羊在县局门口像被阉割了一般闲晃，还是再把张国荣从坟头里扒出来与日泰队长来段护山对的人本主义柏拉图意淫，还是要姜文演的刘栋踩塌二亩流沙地与网纹丝袜的女人美美整一哈。

不可能，残酷的主题表现残酷的现状，甚至必须用残酷的方式结局。

必须以包容的方式包容地看待中国电影的发展，若是以一个庞杂的纷乱的基本没有固化的体系约束导演的创作，恐怕中国的电影变成不伦不类的充气娃娃。

西方电影高亢的荷尔蒙指标中国膨胀不起来，韩国曲线救影的模式中国庞大的盗版老板围猎的是比藏羚羊更金贵的中国电影。

当然陆川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而且是骨子里的硬伤。

骂丫的骂的是殷切的希望，编剧与叙事发面基本作到了乏味。

但也就是如此乏味的情节叙事方式让大多数观众看明白了，而且是毫不费力地看明白了。

争鸣是好的，要不这帮孙子总觉得中国的观众都是容易圈钱的人棍。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可可西里》是优秀的电影，切合一种近乎平淡的冷酷，是符合中国的现状的。

《可可西里》值得借鉴的便是现实主义的选题，超现实主义宣传电影理念的高调，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电影票房与碟市。

(文/畅游四医院)

若你不被這些照片刺痛，不對這些照片畏懼，若你不因而設法中止造成這些殺戮災劫的遠因近由──凡是欠缺這類反應的人，吳爾芙視之為無道德良心的禽獸。

而她認為，我們並非禽獸，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一群。

我們的不足之處是想像力或情感上的無法投入，我們無法在心智上掌握這現實。

(Susan Sontag 蘇珊．桑塔格 《旁觀他人之痛苦》)活電影以赤棵的捕殺鏡頭為始──藏羚羊被活生生打死，然後盜賊直接把藏羚羊的皮剝下來。

一片荒涼的可可西里(中國西邊的一個大高原)上，鋪滿了藏羚羊的皮，為的是滿足外國人的需求，說到底，中國大地上的人民是為了生活。

電影的開首清晰地表現在可可西里中矛盾的兩幫人，一幫是盜賊，他們為了做外國人的生意，而大量捕殺藏羚羊；另一幫人是由當地居民自發組織的巡山隊，日泰為巡山隊的首領。

他們以捉拿盜賊為己任，保護藏羚羊。

而電影則以一個北京來的記者朵玉(張磊飾)的視覺展開。

但電影開展了大約五分鐘，已經告訴觀眾，導演要說的不是一個善惡分明的故事，更加不是一個兵捉賊的故事──當來自北京的朵玉問當地小孩日泰在哪兒的時候，他們紛紛逃跑；當朵玉走到日泰的住處的時候，他看到閣樓上都是藏羚羊的皮。

可可西里不是一個找尋道德的地方，在貧瘠的高原上，生活與大自然，才是他們的挑戰，也是他們的生命。

可可西里是一個美麗的名字，是指美麗的青山、美麗的姑娘。

導演陸川用了大量廣闊的鏡頭表現可可西里裡壯闊的山川、雲海、江河和星空。

可是與此同時，導演亦捕捉了可可西里的恐佈：大風沙、大風雪、結冰的河流、高原缺乏氧氣、流沙等。

因此，巡山隊每次上山，離別的時候，也可能是死別的時候。

因此他們有了一種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每一次分別也痛哭擁抱。

導演也著力刻劃巡山隊成員之間深厚的情誼，並以舞蹈、擁抱等原始自然的身體語言去表現巡山隊之間情感的純樸。

而北京來的朵玉表面上並沒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好像瞬間便走到他們的生活當中，直接感受他們的苦與樂。

生活在可可西里的人都愛這個地方，他們保護藏羚羊，實際上是保護可可西里純樸的靈魂。

即使，這可能需要以生命作為代價。

收入呢？

簡單的衣著、短缺的糧食，華夏大地的悲情，都是在一個「活」字上上演。

禱文在如此嚴峻的生活環境當中，成為了最佳的潔淨心靈的工具。

凝視活，是中國電影的恒久主題，然而如何提升「活」的深度？

《可可西里》的精彩之處在於電影中充滿凝視。

也因為電影中充滿著超我的凝視，令《可可西里》的高度大大提升。

一、旁觀者電影的敘述角度是從北京記者朵玉展開，他以一個他者的姿態進入可可西里當中。

即使他對可可西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搜集大量剪報資料)，但他對於可可西里的內心，還是陌生的。

也正是因為如此，他需要以採訪去尋求可可西里的真象。

所以電影的切入點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去看/觀察他人的痛苦。

生活在可可西里的人，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生於可可西里，也註定要死在這裡，他們逃不了，也不會逃。

而朵玉的家在北京，即使他跟隨著巡山隊走進可可西里的內心，也只能拍到一些照片。

相機的凝視是平面的，沒有聲音的，遺下來只有影像，於是表現了同情的局限、情感的格格不入。

遠方的災難能敲擊出怎樣的迴響？

朵玉無法完全感受盜賊與巡山隊──首先他同情被捉住的盜賊馬占林，朵玉給他一個包子；他忍受不了巡山隊對俘虜的屈打招供，最後俘虜原來真的是隱瞞真相，於是，他與可可西里之間的距離再一次被證實。

二、旁觀旁觀者電影以他者的目光──朵玉，凝視可可西里的苦痛，而身在電影院的我們則以旁觀旁觀者的姿態去看遙遠異地的人們的苦痛。

影像本身──別人的創傷，激起了我們的同情之心，可是經過多重的媒體翻譯，別人的苦痛變成了什麼呢？

成為了吸引觀眾的元素，成為了珍惜美好富裕生活的勵志格言。

然而，顯然易見地，我們在旁觀他人苦痛的時候，就只是有純粹的「旁觀」，不論是我們的身體，還是心，也是無力的。

三、禿鷲的凝視人是站在地上的兩足動物，可是天地是一個三維空間。

漫天禿鷲，成為了《可可西里》整部電影的最重要的鏡頭。

電影直接捕捉禿鷲啄食藏羚羊的一刻，以多個特寫鏡頭表現禿鷲凝視的眼光。

巡山隊的隊員死了，需要以天葬的形式回歸自然，電影其中一幕把屍體斬開，以供禿鷲進食；也有一大片血紅色的藏羚羊屍骨，滿佈高原。

充滿生命力量的禿鷲的凝視便是死神的凝視，當牠們大批湧至的時候，也是死神降臨的時候，而這個充滿「生死有時」味道的宿命凝視是在一個最高點俯瞰可可西里這片大地，生活在這裡的人，誰都不能逃過禿鷲的目光。

2005-4-29

万恶的月考结束了，晚上组织看电影。

原以为会给我们放些打打闹闹的电影来慰劳我们这些可怜人一下，不想放的是《可可西里》，把我们的情绪推到了压抑与沉闷的最高点。

去的晚，于是靠着报告厅的后立柱把电影看完。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样才能表达我对它的敬畏。

也许电影讲了些让人很难想清楚对错，或曰无法简单的分辨对错的事情。

巡山队固然可敬，他们失去了家庭，一年都没有发过工资，缺人缺枪缺钱，可他们无奈地卖羚羊绒来当资金，这是犯法的。

队长说的朴实“宁愿我坐牢，也要保护羚羊和兄弟们。

”是县里的问题吗？

可巡山队没有编制，理应没有下拨的资金。

于是，巡山队没权，抓人罚罚款，连逮捕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只能尴尬地生活、工作在罅隙中。

还有刘栋，用一个三陪女的钱，去做保护藏羚羊如此“高尚”工作。

孰是孰非？

翻过来说，那些捕羊人就该是反派了。

高占西是拨羊皮高手，自己说起剥皮“又快又好”都有几分自得。

抓了一次又一次，罚了一次又一次，又逃了一次又一次。

可他真的那么坏吗？

当他回忆起自己种田、放羊也是一脸甜蜜。

可无奈的是，土地沙漠化，牛羊饿死。

他面对或自然或认为的变化，毫无力气。

可重要生存啊！

于是走上了剥羊皮的道路。

说起剥张皮才五块钱，很多人都笑起来。

可我心中却掠过丝丝寒意。

对于这些人，单纯的告诉他们捕藏羚羊的危害，或是罚罚款是没效果的。

相反，他们要生存，这是他们面对大自然变化的本能啊！

他们承受着自然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理应被同情，被接济，却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队长抛下高占西一行时，说，“走不出这山，就是你的命。

”还不停地拥抱着，说一帆风顺。

他们本来就不是对立方，他们的命运本来就相连。

只是，面对自然，他们选择的路不同。

殊途同归。

说不清的还有自然。

它生养人类，却又粗鲁地吞噬生命，毫不留情。

当刘栋陷入流时，他先是奋力挣扎，可当他越陷越深时，他不再拼搏，而是以一种无比虔诚，听天由命的姿态，一点一点，下陷，下陷，直到面庞，鼻子，嘴巴。

他就这样离开，不留痕迹。

说自然可怕吗？

可没有他，人类又从何而来呢？

活着，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相互制约。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突然想到繁星满天，一个队员说：“你在这儿踩的每个脚印，都可能是人类第一个足迹。

”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缄默的宇宙吧！

不断轮回，自明分晓。

上次观看还是在中学时代，记得当时被片中，一个巡山队员送回受伤队员，补备粮草二次进山途中，不经意陷进流沙中的一段影像所震撼，不足一分钟刻画出一个人在在生命线上的垂死挣扎、挣扎后的绝望和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整部影片没有蓄意煽情，没有刻意爱情，剧情简单朴素，画面冷峻萧瑟，但打动人心的力量非同寻常。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动物 包括大动物小动物都非常喜欢，就连凶猛的老虎狮子都觉得它们很可爱，每次看到偷猎者杀害动物我都非常心疼，在这个世界上人和动物并存，都属于地球的一分子，所有的动物存在既有存在的道理，我们人类说白了也是动物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而已，有什么权力去伤害地球村都同居者，如果有一天地球只有人类居住，想想该有多么可怕，爱护动物人人有责。

从小到大，我从未像今天看《可可西里》一样如此的投入，如此的震撼，看到28分钟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当然也不是因为枯燥，那种无形的压抑感让我喘不过气来，到影片结束我已几近崩溃。

刚开始，日泰的巡山队的队员被杀，实行天葬时，所谓天葬是藏人对逝者最高的礼数，秃鹫吃着一块块的碎肉，在他们心里这位队员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死后归天，不做地下鬼，一切好轮回。

开出一段路程，一位巡山队员阿旺在无人区一呆就是三年，日泰说：“阿旺在，盗猎的不敢过来”，是要有多么大的信念让一个志愿者孤独的守候三年我更不得而知，临别之时，阿旺伫立挥手道别，飘扬的五星红旗让我热泪盈眶。

五百多只羊被杀，我此刻无比压抑无人可诉，想必尕玉和所有的巡山队员亦是如此，日泰在向渔民追问打羊人的去向的时候一无所获，他拿出公章罚款，这是恶，渔民无言语，以懦弱面对一切，无人区向来是以暴力解决问题，懦弱必定受欺负。

随后日泰和队员将五百多只羊骨埋葬焚烧，这是善。

想想93年我们国家正值经济转型的蓬勃期，国家放开政策不久，民营经济方兴未艾，国外市场对皮草需求量增大，尤其是野生羚羊皮，越稀少的东西越显得尊贵，国家正在拼尽全力支持大陆的发展，但显然忽略了这片荒凉的土地。

无人区地广人稀，贫穷落后，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当警察，政府同样不愿意批钱给这里，不愿意花钱在打击偷猎者的人身上，只有一群有信仰的人组成巡山队默默守护着。

先前对藏民我不算太有好感，穷乡僻壤出暴民已经深深扎入我的心里，两年前去藏区，扎西大哥告诉我，有时候别给藏人讲道理，你讲不通的，总觉得因为落后，只会用武力解决问题，寡言少语，这些都是我难以接受的，直到我看到日泰这些人便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没有义务，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能力去保护可可西里，有的只是对于现代人的我们可有可无的所谓极其虚幻的信仰，这里杀人不犯法，荒野里没有人在意你的死活，更别说几只藏羚羊。

自认为三个形象较为丰满的人物是日泰，刘栋，马占林，无一不诠释了人是善与恶的统一体，尤其是到了最绝望的时候，根本已经毫无善恶之分了。

日泰，组织巡山队，打击犯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无人区何止法律的黑色地带，完全无法律可言，这些违法行为所代表的社会意义和冲突本身都振聋发聩。

他的心里是纠结的同时也是果敢的，纠结在是否该知法犯法，果敢在为了信仰，为了可可西里可以放弃一切，他卖羊皮看着队友死亡却无能为力，他说：“见过磕长头的人吗？

他们的手和脸脏的很，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我卖过皮子，可我没办法”。

最后近乎孤军奋战了，面对人数众多的偷猎者还是有尊严的说出：“把枪交出来，跟我走”。

他无疑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英雄必须一切都是高尚的这种自我意淫的烂俗套路中。

刘栋，巡逻队的志愿者，他的人物设定也是较为复杂的，年轻的他嫖娼，卖皮子，对性欲和爱情的渴求，但同样的同日泰一样是一个坚毅的战士，他可以五天不睡觉把伤员拉回卫生所，想起自己的队员困在无人区，找妓女要钱买些补给急忙上路，他的死是最触动人心的，这也是戈壁滩的险恶，这里到处都是吃人的流沙，当陷入流沙后他的挣扎显得那么疲软无力，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实在太过渺小，最后他看着自己一点点被掩埋，无声，不过我好像听到了他心里发疯般的嘶吼。

马占林，偷猎者里剥皮子的，当他说出：“我是剥皮子的嘛，我剥的是最快的。

之前放羊的，现在草地变成了沙漠，牛羊都死光了。

”前半句他轻松的态度，仿佛不知道这是犯法，让人咬牙切齿，后半句，迫于生计的无力感又对他产生深深的同情。

在队员受伤时他说：“让我儿子给你看看，他以前当过医生”，在最后日泰死后，他又悄悄告诉尕玉如何出山。

每个人在绝望或压迫的时候都是复杂的，这也才最真实。

这里的人朴实善良却迫于生计，这里的人老实木讷却趋于诱惑。

于人，终究是善与恶的统一体。

可可西里的意思事美丽得女人，他夜晚事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美丽洁白无瑕的地方，杀戮与死亡如此真实，生命如此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