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故事的战争背景比较弱化。

只是，法国人也那么“恨”犹太人吗？

故事中的“背锅侠”，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就无辜被认定“卖国”。

看来，“卖国”这玩意儿，也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一个犹太人，在“举目无亲”的国度，被冤枉了也就被冤枉了。

故事里头也交待了，犹太人这个团体也竞相奔走，但是完全没用，该流放照样流放。

能拯救他的，落到了这位“一面之缘”的老师身上。

很多时候，变革都是源于阶级内部的觉醒。

身为老师，自然有着学院派的浪漫。

由于“机缘巧合”，这位老师接触到了当时的“机密”。

不过，这只是开始。

当接触到真相时，这位老师面临着艰难抉择。

首先，当时参与审判的就有自己，如果翻案，就得自己打脸。

自己打脸这事儿，老师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这可是打了“当局”的脸，这个问题可就上升到一定高度了。

更何况，这位老师，私下里也有点自己的“小秘密”。

在这方面，老外是相当“愚蠢”的，拿自己的大好前途去为了一个“犹太人”和“当局”死磕。

结局可想而知。

翻案没翻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不过，如果故事变成这样，也就没有了意义。

最终，“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总会到来，即便是迟到。

故事的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悬念，类似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就可以预见，倒是可以说说故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说说民众，当时的“叛国事件”，“当局”搞了个盛大的仪式，想把犹太人钉在耻辱柱上。

当局的这套做法可以理解，为了统治，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可笑的民众，群情激愤，到了今时今日，蜕变成键盘侠，俗称“喷子”。

再说说这位老师的“情妇”，很有意思。

难不成是法国人天性的浪漫？

以为是真爱，但是得嫁给身份，所以婚外情滚得理所当然。

可是当事情暴露，这真爱神奇般消失了。

最后说说这位犹太人。

沉冤得雪应该很满足了，竟然还要提要求，老师的面子实在是下不来啊。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

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

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

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

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补充：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

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

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

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

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

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

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

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

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

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

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

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

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

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

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

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

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

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

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

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

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

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

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

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

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

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

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

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

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

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

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

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

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

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

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

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

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

似乎是皮卡尔。

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

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

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

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

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

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

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

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波兰斯基，一个多次利用导演身份诱奸未成年女性的强奸犯，在自己已经认罪的情况下(虽然只认了最轻的那一项)，却长期以来受到法国的庇护，而免于美国司法机关的刑事处罚。

多年以来，波兰斯基一直以政治迫害、司法迫害为借口，蛊惑了大批业内人士为他摇旗呐喊。

2009年声援波兰斯基的名单里有大批业内知名人士，甚至包括著名导演王家卫，其中最为卖力的是同为强奸犯的韦恩·斯坦(顺便一提，韦恩斯坦劣迹斑斑，却只被判了23年)，一直到去年追诉时效已经过去，他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还是能继续拍电影。

而声援过波兰斯基的名单里，只有娜塔莉·波特曼等少数人在me too运动所带来的反思风潮下公开表示了后悔，还有很多人至今保持沉默，点名王家卫。

波兰斯基用所有人都喜欢小女孩来为自己开解，同时污蔑13岁的女孩发育成熟看上去像20多岁且性观念开放，波兰斯基的第三任妻子，法国著名演员艾玛纽尔·塞尼耶接受采访时声称波兰斯基无需强奸任何人，因为所有女性都想和那时的波兰斯基上床。

波兰斯基的好友昆汀导演为波兰斯基辩护，称其和13岁女孩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甚至连相当一部分公众都在才华滤镜下为波兰斯基辩护，将他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纳粹杀害和第二任妻子莎朗·塔特被邪教徒绑架杀害的过去和他实施的性侵行为强行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对于女性的伤害是因为他最亲密的女性家属曾经遭受过伤害，给他留下了心理创伤。

身边的女性受到伤害不仅没有使他同情女性的境遇，反而还让他成为了加害者，这样的辩护理由简直是狗屁不通。

一名40岁的成年男性诱奸了一名13岁的未成年女性，并且这名男性还承认了自己与该女性强行发生了性行为，只看表述放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重罪，但是因为这名男性叫做波兰斯基，所以他的犯罪行为突然就变得可以"赦免"，而这种荒诞的事情至今仍在上演。

另一层值得反思的事情是，几十年间，媒体对于受害者的过度关注反而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伤害，甚至13岁的受害者本人表示，时至今日她已经原谅了波兰斯基，但媒体仍然在给她带来巨大伤害。

必须要提的是，尽管很多人用受害者的谅解来为波兰斯基辩解，但是性侵行为不等同于民事纠纷，并不会因为受害者谅解就能免于刑事处罚，更何况被波兰斯基性侵的未成年受害者并不只有一位，更多的受害者没有选择原谅。

受害者名单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曝光之所以会让受害者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害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因为其才华和强奸文化的盛行而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情，受害者在公众的眼中反而成为了想要借此损害波兰斯基名誉的投机者、加害人，承受了本应由加害者承受的负面舆论。

甚至不只是波兰斯基，在著名女演员阿黛尔·哈内尔指控导演克里斯托夫·鲁吉亚性侵案中，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身上时，尽管阿黛尔的控诉得到了社会公众广泛的支持，但是针对受害者的抨击依然不可忽视，甚至阿黛尔的父亲都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在"哗众取宠"，由此可见，受害者羞耻不仅仅只是个人的问题，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可能受此影响，成为阻碍受害者正当维权的阻力。

2024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吉赛尔事件给了受害者羞耻一次有力的反击，勇敢的吉赛尔女士在遭受前夫和至少72名男子骇人听闻的"酷刑"后，决定放弃匿名权，让审判公开进行，提出“羞耻必须改变位置”，《世界报》、BBC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吉赛尔表达了感谢，称她的高尚和勇气感动和激励了法国和世界。

必须要提及的是，法庭上，精神病学家洛朗·莱耶在审判中说，“你成为施暴者并不是因为你曾经是受害者”，指出两者在科学上没有因果关系“非常重要”。

吉赛尔事件或许能够启发更多的媒体，在今后对于性侵害案件的报道中，要选择更多地赞扬受害者敢于站出来维权的勇气，而非一味强调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将更多的羞耻交还给加害者们，不要给予该类案件的加害者任何同情，更不要试图用他们曾经的"悲惨"经历为他们辩解。

写在最后:在有关作品与艺术家私德的问题上，很多人担心劣迹艺术家被封杀会导致其作品被下架，我同意两者应该独立区分开，但是同样的，我们在关注其作品的同时，也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罪行，2019年，法国的雷洛比电影院在放映波兰斯基的新作《我控诉》前，增加了阿黛拉·哈内尔批判波兰斯基和强奸文化的一段3分钟的采访视频，借此提醒观众要对波兰斯基和其作品保持审视。

在强奸文化依然盛行，甚至作为艺术符号公然登堂入室的当今，类似的方式必须再多些。

波兰斯基来拍“我控诉”，仿佛是一场反讽的行为艺术。

不过手艺好到一定程度，让观众连反讽都忘了，于是乎只剩下艺术。

德雷福斯的世纪冤案，经过波兰斯基的讲述，居然成了一个与正义无关的故事。

十九世纪末，一个被腐朽的法国军队和一堆偏颇的种族主义者草草定罪的犹太人，背着不实罪名被流放多年。

而他当年在军校的恩师为了将真相公之于众而经年奔走，甚至于自己也锒铛入狱。

这听起来多么像一个为了还爱徒公道而倾尽全力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可拍电影的是波兰斯基，怎么可能。

导演时不时穿插倒叙，观众这才看明白了：这位叫皮卡尔的军官这多年奔走能掀起这些波澜，多半是因为熟识媒体大佬——克莱蒙梭和左拉，岂是凡常人可随意上达的天听？

从一开始，他拿到的怕就不是一个重感情的小人物的剧本。

而曾经作为军校教官的他其实也讨厌犹太人，他那坚毅，执著，苦行僧一般的求索，说到底是为了那个逍遥法外的叛徒，和那个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的法国。

所以当特赦来临，皮卡尔“义正言辞”地说德雷福斯不应该接受，因为正义的宣判就要到来，而他们已经走了漫漫长路，怎能在这一刻轻言放弃？

他记得自己这一路奔忙，却忘了那个承受了这所有不公的人已经多年未见妻儿。

你皮卡尔为了信仰受苦，几乎甘之如饴；可孤身一人日复一日在绝望中坚持的德雷福斯，他究竟是为什么而等待呢？

德雷福斯还是接受了特赦，与妻儿团聚。

而腐朽的法国军部也终于在左派的胜利中仓皇离场，正义之士皮卡尔成了新任将军，坐在了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曾多少次为了德雷福斯冤案来到这里，手握铁证据理力争，却一次次灰溜溜地离开。

而这一次，是德雷福斯走了进来。

他想向这位为了他的自由而多年奔走的恩师，讨要另一份公正：那些流放的岁月理应计入他的年资，所以他应该得到更高的军阶。

答案是“不”。

皮卡尔甚至带着愧意说，自己能当上将军还“多亏了”德雷福斯的这一桩冤案，可是作为将军，却实在不能开这种特殊照顾的先例，即便他也知道，这样的补偿其实很公道。

犹太人眼中泛泪，失落而去，从此师生不再见。

其实对观众而言，这伤感的结局在情理之中，甚至都不在意料之外。

从皮卡尔劝德雷福斯拒绝特赦起，他的态度就再明确不过了：我为了心中那个秩序井然赏罚分明的法国可以倾尽所有甚至不惜性命，可你的痛苦，本与我无关。

再说的无情一点，为了你的自由而大声控诉毕竟让我在万象更新之后当上了将军，可作为一个将军开一个特例给犹太人，于我何益？

不知那最后一次对谈之后，德雷福斯会不会记起多年前在军校走廊上他与皮卡尔教官的对话。

德雷福斯问他的老师是不是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压低了分数，皮卡尔神色坦然地回答：“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犹太人，答案是不喜欢；但如果你问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评判，那我向你保证：不会。

”这第二个“不”，才是我这多年奔走大声控诉的原因。

而这第一个“不”，则注定了我这多年的控诉，都与你的苦难无关。

几年以前，他们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

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

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

……只有少数人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

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

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

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

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

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

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

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

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

也没有。

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

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

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

（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

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

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

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

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

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

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十岁的小女孩，天啊。

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

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

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

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

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

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

我还能怎么办呢？

”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

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

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

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

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了奖却无法领奖的波兰斯基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

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

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

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

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

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

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

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

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

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

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

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

罗曼·波兰斯基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

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

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

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

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

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

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历史上&电影中的德雷福斯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

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历史上&电影中的皮卡尔上校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

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

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

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

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

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

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

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

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

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

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

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

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

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

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

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

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

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

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

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

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

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

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

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

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

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5星，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

作为一部已历史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情节高度还原，功过是非已经盖棺定论。

仅拿这部电影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影片里无处不体现着拍摄精致的质感，人物场景精心的考究，透露着艺术气息的匠心。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观感极佳，并带着一股70年代胶片电影的古典风。

至于人物，只能说殊途同归，都是想维护国家的正义，军队的荣耀。

有的人想排除异己，遮羞蒙弊。

主角则想伸张正义，公正对待。

但还是保留了个人看法。

我能同时理解双方的做法与出发点，只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结局也不可能完美。

即使才华横溢如本片导演的人，也无法掩盖污点，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