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东亚双雄版煮酒论英雄文/荞麦花开

《走向共和》剧13集，甲午败后，李鸿章奉旨赴日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后进晚辈身份作私人拜谒。

座间，伊藤问：“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

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伊藤又问：“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闻言，眯眼一笑，拄杖站起，踱步道：“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又道：“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

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应声而答：“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双目直视李鸿章，一字一句最后一问：“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按，此段日版青梅煮酒，文字几于全袭梁启超《李鸿章传》。

梁氏在全著最后一节，纵论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就包括剧集这里提到的霍光、诸葛亮、俾斯麦、伊藤博文这四位。

1.李鸿章与霍光。

梁著写曰：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

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

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

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

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

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荞麦按：剧中李鸿章只有一句话：“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梁卓如忍不住插话：“你们还是有相同点的——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

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一章 绪论”）^_^）我理解剧集主创之意，也就是梁著中这句“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霍光历事三朝，两主废立，权过人主，政由己出；李鸿章固为大清第一臣，但权位、威望，视诸霍光，无疑远逊。

霍光执朝廷之政柄，权在天下；李氏持北洋之重器，职限方隅。

此诚不可比者也。

但不得不指出，剧中李鸿章这句话，剧集的意图、希望借李之口表达的意思我明白，是霍光负责全局，李鸿章则国务院的家一天都没有当过；但，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根本错误！

按汉代官制，西汉宰相制度以丞相、御史大夫为“二府”，丞相为宰相，御史大夫为副宰相。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虽实际握有中枢最高实权，但其官职性质，是“中朝官”，究其实，他并不是循名责实的“宰相”。

李鸿章则恰好相反，按明清两朝，名义上不设宰相，但朝野一般还是以大学士为宰相。

有清一代，大学士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无宰相之名。

唯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

但中国人传统上总是尊崇名分，在宰相这个问题上，排班论位，那就是“名大于实”，大学士这个“虚相”排位子是要在军机大臣这个“实相”之前的。

（比如朝廷有重典，如皇帝领大臣贺拜太后万寿，左右两列，便是满、汉大学士分别领头。

）而且军机大臣不“入阁大拜”（拜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例不称相；拜大学士，即便不为军机，人称“某相”，仍可捋须颔首，泰然受之。

李鸿章甲午败后，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唯独还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大学士属于定编定额，这边不开缺，那边想递补都递补不进来；是以《走向共和》剧中有一细节，袁世凯看李鸿章失势，去改换门庭，拜翁同龢，别时口道“翁相”，翁同龢递了一句“我不是什么相”，袁氏心领神会，这是只有“光杆”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想用他袁世凯这把枪指向李鸿章，怎样去诱使其上套，自请开缺大学士，好使我有机会“顺位递补”，成为真正的“翁相”。

（按剧中表现翁同龢想当真“相”，简直如饥似渴^_^皇帝看了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两本书，叹了口气：“贤士在野啊。

”身后随侍的翁同龢马上接口：“宰相之过。

”话儿是这么一说，但你究其实还不是宰相啊——师傅是在提醒朕这一点吗？

）——所以我们看清代官制，翁同龢哪怕什么都有了，一天没有“入阁大拜”，一天便不能称之为“相”；相反，李鸿章什么都没了，但只要大学士的缺还没有开，他就还是稳当当的“宰相合肥”。

所以《走向共和》剧编剧毕竟历史功底成色不足，稍一需要见真功夫，就露了短漏了馅儿。

要表达“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这个意思，这句话不该这么说“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据上所析，正名定义，实则“霍光不是宰相。

我是”这话才对），可以这么说：“霍光是枢臣。

我不是。

”或者再加一句：“霍光掌全国政柄，我职任直隶方隅。

不可比。

”——这样所言副所意，岂不妥帖！

2.李鸿章与诸葛亮。

梁著写曰：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

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

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

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

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荞麦按：剧中伊藤博文这句话“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全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此论，竟是剿袭伊藤氏^_^？

剧中李鸿章自评“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亦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论定文忠，毕竟同于传主自论^_^！

剧中李鸿章自论“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自视所业，难于诸葛。

按此论不从梁著中出。

梁著对比李氏与诸葛，各有臧否：认为总体来看，论“后此用兵之成就”，李氏“远过”诸葛；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则是重点点了李氏的命门：宰相合肥！

盖鸿章之不能尽天下人之器用、不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者，正在其持身不正，多为聚敛，“以豪富闻于天下”。

剧集虚构此段伊藤与李氏对话，于文忠与武侯比较部分，独略去合肥之“豪富”不表，得无“选择性无视”之嫌乎？

为尊者讳，似亦过矣。

3.李鸿章与俾斯麦。

梁著写曰：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

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

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

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

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

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

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荞麦按：梁任公这段话可谓痛快！

诚如所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学问则“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智术则“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其胆力则“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

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所引文句皆梁氏《李鸿章传》中论李之语，是为“以梁释梁”^_^）——剧中李合肥则可谓“老脸自厚”，于伊藤氏“东方俾斯麦”之面谀，泰然安受：“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试问爵相，还有半句没说吧：“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4.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梁著写曰：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

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

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

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

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荞麦按：梁任公论“伊非李之匹也”，“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恐非仅此！

诚然，相较李氏，在全球并世政治人物中，伊藤为后进晚辈；但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

即如袁世凯，于李亦是后进晚辈，但梁启超评袁有语，“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

”——确乎如是。

朝鲜甲申政变，袁氏当机立断，先干事，后汇报，果断定乱。

迟至九天，待到李中堂北洋来钧谕，却不过“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态度十分消极。

可以说，没有袁世凯的胆勇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而坐等北洋消极退让之谕，朝鲜早已沦入日本掌中，清国宗主权丧失，恐甲午一战，得提前十年！

而在甲午清日战争中，李鸿章亦是处处退让被动，屡失先机，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写曰，“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反观袁世凯在朝鲜，甲申定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相差无几，且敌方占了先手和地利，袁氏卒能“打逆风仗”，攻入王宫，打败日人，控制国王，镇安全局，其胆勇气魄，谋略智术，皆足惊人。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写袁氏甲申定乱：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

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

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

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

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

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

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

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李鸿章暮年暮气已重，以一垂老怠懦之翁，与新锐之日本陆海军争胜于疆场，固有勉为其难者矣；由是，笔者有一大胆揣想，若甲午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凯，陆军海军之编练皆严整，有新法，甲午战事亦由袁世凯为帅指挥，则鹿死谁手，或未可知？

虽然，历史焉有假设？

惟馀一叹。

上段文跑题了。

少壮可畏，安知袁慰庭不如李中堂；后生可畏，焉知伊藤氏不如李鸿章？

事实上，“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梁启超《李鸿章传》“外交家之李鸿章”），此则李氏不如伊藤氏者，正不止于梁任公所云不知“政治之本源”一事焉——外交上，李鸿章之不如伊藤博文，亦以夥矣！

除对朝鲜之外交，多落伊藤下风，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又堕伊藤彀中，约定日后朝鲜有事，中日共同派兵，“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于是“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梁著中写，“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吾人默察伊藤内心，恐亦未免无对李鸿章傲然自大之气之一句不动声色的默不作声：“咱们走着瞧。

”扮猪吃老虎，正是：鸷鸟之击，必匿其形；貌似谦恭，实为麻痹！

此正东亚双雄版陆逊破关公！

剧中伊藤博文问李鸿章：“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伊藤闻言，默然片时，仰天大笑，其状甚悦。

至于这笑的内容，恐怕后人也自有评测了！

荞麦花开写于成都2017年1月22日

太后的寿袍有点大文/荞麦花开

10集，太后：“李中堂，你来得正好。

看看我这身儿寿袍做得怎么样？

这是我自己画的样子。

”李鸿章一看，寿袍上绣的是龙！

这可是逾制了。

正名定分，太后再怎么也只是“后”，后世修史，慈禧端佑皇太后再怎么也只能以文宗孝钦显皇后进《后妃传》！

李鸿章儒臣，纲常名分，唯此是大，所以他微微一笑，躬身回话：“太后，是不是有点儿……大？

”太后自然懂得，转身也是微微一笑，若不经心地问随侍一旁的李莲英：“小李子，你说呢？

”李莲英忙回话：“不大！

挺合身儿的！

”太后一笑：“奴才就是奴才……李中堂说的大，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假不懂啊？

”李莲英：“奴才以为，太后就是把天上的云彩摘下来做衣服，也不为过！

”李莲英这儿的回答也是一个标准奴才的回答，就是甭管他听懂没听懂，什么名分啊礼制啊这些个东西，是你们那帮子读圣人书的文士儒臣的事儿，奴才我这里直接绕开这个，只从东西好不好弄这点儿上打马虎眼儿——太后别说把天上的云彩、就是把云上的星星摘下来做衣服，那都不为过！

按，名分纲常，立朝之本；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八佾舞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自昔社稷之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于名分上下，虽毫厘必争。

宋之章献明肃刘后，抚育幼主，明于决断，政事精明，权欲旺盛，一如清孝钦后之前代翻版。

然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社稷之臣，据理力争，断不容母后逾制，牝鸡司晨。

《宋史 王曾传》载王曾争一“权”字：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

……帝崩，曾奉命入殿庐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丁谓入，去“权”字。

曾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

称‘权’，犹足示后。

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邪？

”遂不敢去。

《宋史 范仲淹传》载范仲淹极言天子不可率百官上寿太后：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

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

”清代皇权专制集权，逾于历朝；更以部落入主中夏故，汉臣惮于放言无忌——是故抗言谠论社稷之臣如宋之王文正公范文正公者，不复现于大清朝廷矣。

虽然，李鸿章重臣也，儒臣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睹“八佾舞于庭”而诺诺不作一辞，乌见其为圣人之徒！

然剧集前边他教盛宣怀之言诸君曾记否——“身居庙堂，危乎高哉；谨言慎行，才是根本。

”大清不再是大宋，慈禧端佑皇太后也不再是章献明肃皇太后，我李鸿章又怎能以王曾范仲淹自期？

所以他的“谨言”是委婉地进一言：“太后，是不是有点儿……大？

”太后当然明白这些个汉臣读书人的腹内隐指，所以她微微一笑，明白告知：“李中堂，大点儿好，六十大寿，大点儿穿着气派！

”——这是大清朝可以说是最懂政治的两位九段高手在“搭云手”，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精髓奥义，尽在其中。

——他如大洋对岸彼邦米国之“纸牌屋”，小儿科耳。

算来我什么资格评价这部电视剧，因为我总共只看了前40集，并没看完。

但即使是这40回我也看得很不容易，是陆陆续续从天网下的。

没能用其他方式看的原因想来您也知道：因为它被禁了。

在这部电视剧里，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袁世凯的形象以及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的描述都与我们从官方的教科书和学术书籍或刊物中得来的印象相差极大。

但如果要说历史的真实，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部电视剧。

片中的李鸿章无疑是被着力塑造的人物，不同于以往的卖国贼形象的是，这里的李鸿章是一个讲求实干，精于世故，老成谋国，苦苦支撑国事的偏于正面的形象：他为北洋水师的军费与朝中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不解时艰、唯尚空谈的清流派争斗；耍了手腕，但顾全大局去争取本来敌视他的南洋大臣张之洞；视满朝的非议诋毁如过耳云烟；马关和谈时尽其所能与日本人周旋（看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甚至把自己在日本被刺后治疗所需的医药费都当作筹码，他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那一段拍得最为震撼，当然，也最让每个国人痛苦）；戊戌变法时聪明地自保赴欧考察而不参与帝后之争；义和团运动时一言看破慈禧意图而联合张之洞不奉上命，力求东南自保以为国家保存实力；但在签订辛丑条约这种找骂不讨好的差事找上头时又走向前台与列强周旋（剧中在正式签字时李鸿章拦住了一起主持议和的庆亲王，而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说：王爷还年轻，这种要背千古骂名的事还是由我这老朽担当了吧。

）。

在我看来，剧中的李鸿章是一个智者，他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之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苦心维持时局；他也是一个有着高明手段的政治家，在外交、内政、经济、军事、管理等各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天才；而且，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他洞悉官场的一切潜规则，并不把事情简单化地划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而是看到自己要达到的效果后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做：所以他虽然不喜欢还是去结交李莲英，在朝廷的谕旨与自己的判断冲突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又不正面对抗谕令，最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他是对的。

在这部剧中，不仅是李鸿章，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也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昏聩，无能。

须知他们能从布衣爬到极高的地位必然会有相当的才能，慈禧对义和团的看法是：“你以为我看不出他们那种刀枪不入是骗人的？

可那一条条汉子是真的，用好了他们就能对我有利”；而袁世凯在管理按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设防的天津时居然想起引进警察制度，让原以为可以在天津横行无忌的列强必须收敛自己的行径。

当那一队留着长辫，却配备着标准的近代警察装备的士兵跑步入场时，那两个洋人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帮签条约的怎么会这么笨，这么重要的一条都没想到。

”“不是他们太笨，而是袁世凯太狡猾了”看过张岱的《西湖梦寻》（抑或是《陶庵梦忆》？

不好意思记不清了）的朋友应该记得里边有一段提到贾似道指挥救火的场景，张岱的评价就是：贾虽是奸相，但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一段可以与我上文提到的袁世凯的事对照着看一下。

总结：走向共和最大的贡献是更新了国人久已被禁锢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构造的人物摆脱了过去脸谱化，程式化，正邪一看即知的窠臼，使历史人物比较丰满的呈现于观众面前，还历史以真实，是难得的佳作。

某位朋友在标签中将这部电视剧称为“中国电视剧之最”，我认为直至现在为止，它配得上这个赞美。

有点不足的是甲午海战那一部分，明显的偷工减料，而且减得很严重，也许是经费不足，也许是编导觉得具体战争过程对这部电视剧而言并不重要，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得了。

本来想认真评价一下这部电视剧，却发现仅一个李鸿章就写得够长，看来只好分开来评了，不过对一部长达59集的煌煌巨制而言，只用一篇文章写也是不公平的，想到这，我也就心安了。

第5集：李鸿章教育盛宣怀："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人若有了生杀之权，就嗜杀无忌，有了行政之权就作威作福，有了度支之权就为己敛财。

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比如说县衙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如果把权力都用的无所不用其极，那真的是国将不国啊……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什么？

不是运用权力，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啊。

" 第12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北京城大街上一个买馄饨的和小二对话：“小日本他打进北京城又怎么着？

咱该干啥还干啥，就小日本他那点儿操性，他能把咱们怎么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屋檐？

谁的屋檐？

咱们大清的屋檐，日本人就算来了，他也得在咱的屋檐底下”“可咱们毕竟败了啊”“败了？

败了又怎么着？

自打元太祖以来，咱不是一直败着吗？

可元人他待住了吗？

没有，不过100年，他不就乖乖地回草原放羊去了吗？

这后来呀，就是大清来了，开头还牛逼轰轰的，说什么要废科举啦，不许咱汉女裹脚啦，到头来又怎么着，咱的科举照旧，女人哪，还是小脚，谁败了，咱没败，谁来谁败。

就咱这馄饨，他满人不是也照吃照喝吗？

”“要说也是啊，表面上是咱败了，到头来他们总会随了咱，那还是咱赢啊”（看似这种奇葩言论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谁来谁败，败给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元朝不想被汉人同化，待了100年，就回草原放羊去了，清朝的满人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300年，是因为满族被汉族同化，满人成了汉人，到清朝中后期，会写满文，会说满语的满人没几个。

所以，谁来谁败，中国文化不败 ）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时说：“你们要瓜分中国，可以，不过你们要知道，你们瓜分之后，义和团会比现在多出数倍，大清将人人都是义和团，老夫也是义和团，你们要十万万两白银，可以，反正我大清没有这么多钱，我知道你们有枪有炮，不给钱就打死我们，那你们来吧，我大清子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

”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可敬，可惜，可悲，或许这三个词是给他最好的评价。

1.人思考一样东西，常常是使用自己熟悉的模式的，比如农民可能会想皇帝用的是金锄头，生日过不好就会在国际上丢面子，而面子很重要这种逻辑，在中国人的圈子中是存在的，但在国际政治中，列强们到底是更看重面子，还是更看重实力呢？

这真的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2.醇亲王代天阅兵，北洋水师受到检阅，却因此激起了日本国内部的警惕之心，国会通过预算，吉野号被日本采购。

但醇亲王作为皇帝的生父，虽然成功地举行了阅兵，却因为写的诗惹到了慈禧，被吓得一命呜呼。

阅兵确实是成功，但那三个死在炸药边上的官兵，真是让人有说不出的叹息。

3.孙中山在写《民权初步》的时候，就根据他的理解，用5万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议事，表决……可是，实际上他的苦心，根本很少或者从来没有被践行。

其实，这些需要融于行为习惯中的规则，比起一人一票的少数服从多数，才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4.那些自以为明白的振臂高呼的人，有的真是自以为明白，尚可理解。

可有的自己明明就是明白人，但故意选择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明白而对大家都认同的正确摇旗呐喊，反正最后自己是支持多数人意见的，批判不到自己身上。

出了错，甩锅走人。

这种明白人，就真是有点儿伪善。

5. 甲午战争的失败，惊醒了许多人，他们都开始更多的思考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

有人在体制内的夹缝中缓缓打造着自己的势力，有人在帝国核心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革新，有人则在体制之外开始了自己的尝试。

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在剧中所刻画的形象，一个是极有能力但不注重道德，信奉结果的实用主义者；一个是满腔热情，但经验欠缺，同时兼有旧时代知识分子忠君特质的热血中年；还有一个是思维超前，敢为天下先，却因为超前太多，没有人真正理解只当笑话看的，一个孤立无援的理想主义者。

6.维新派政治经验和手段有限，没有拉拢中间派比如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从中斡旋，而清王朝本身因为慈禧和光绪一个有实无名，一个有名无实，权力架构相对复杂，所以这个被大家所寄予厚望的维新变法，就变成了烈士谭嗣同的鲜血，康有为和梁启超赴国外待将来再来的船票，和光绪在瀛台常常的悔恨。

7.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自大，真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无知。

有时候觉得，如果慈禧太后能够真正地巡游一遍欧洲，了解一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她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是此时，大清的当权者仍然被无知的自大蒙蔽了眼睛，做出了看似正确实则愚蠢的决定。

直到战败的事实把自己打醒，才明白自己和每日向自己跪拜的臣民相比，并没有太多不同，仍然会贪生怕死，企图苟且图存，全然忘了自己开战宣言的第一句就是不要苟且图存。

李鸿章等人洗白史。

可以夹杂私活，但也不能这么私吧。

还踩多捧一。

热知识：李鸿章家族在当时的资产有4000万两白银。

高度贪污腐败。

李鸿章在与俄国人签约时曾收取300万卢布的贿赂。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中俄密约》。

这个条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从1875年开始筹办舰队，1888年正式成军，一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20年里总共给了近2亿两白银。

20年建的海军，甲午海战就打了5个小时。

一生求和，一生卖国，骨头太软，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

张之洞，一生做大事，一生清廉。

所以抖音某些人不要对张之洞的头像说：年少不知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

教科书都已经用极其客观的历史给李鸿章定了性了。

整部电视剧不能因为投资人有他后人，就给这瞎洗白吧。

“宰相合肥天下瘦，李二先生是汉奸”，“不怕倭寇来，只怕中堂反”，是当时的老百姓对李鸿章贪婪和卖国的真实评价。

整部剧却硬是拍成了高大伟岸的大英雄。

曾经朋友问过我，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中最认可谁，我当时回答慈禧，她还挺疑惑为什么不是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统治时期为大唐辉煌盛世时期，谁当都能做的不错，慈禧当政时期为积贫积弱的危机时刻，太难当了。

但现在我的看法完全变了，评价一个统治者不应该只考虑外部环境艰难与否，还是应该具体去看她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

慈禧我自己看下来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担当，她既要牢牢握住最高权利，又不想背负历史的罪责。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把光绪和李鸿章推出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义和团和大臣们丢出去，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做了错误的决策还是无力阻止错误的决策都是一样的，逃避其实不改变任何问题。

第二个是她是现实评估有重大偏差。

主要体现在两点，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她却仍然坚持要高规格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认为她代表大清脸面，不风光别人就不会尊重我国，和那种认为“我挎了个名牌包别人就会尊重我”的虚荣想法本质上没有区别，实力才是博弈的最大筹码。

第二次鸦片战争，明知道打不过，却因为西洋人要求她还政而咽不下那口气非要宣战，美其名曰为历史的新仇旧恨而战，以至于全面战败。

她总把个人荣辱等同于国家荣辱，但事实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清朝的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如此不分，到底是制度性问题还是历史理解偏差。

从慈禧角度出发，这个观点当然是合理的，这有助于为她以公谋私提供合法性正当性，但这是极需要警惕的很危险的观念。

当然我也不认为那段历史的侮辱是她一人的责任，这是另外一码事。

李鸿章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但史实知道和电视剧细节演出来给人的冲击力差异还是太大了。

看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觉得他好难啊，想要干点儿实事怎么那么难，大环境国家预算有限，年年赤字，争取军费很艰难；双头领导，慈禧和光绪都要搞定，沟通成本高，效率低；领导一意孤行，有限的预算非要用到修颐和园；同朝官员各种互相牵制斗争；外国列强时刻关注，伺机侵略。

看电视剧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真的好累啊，干脆放弃了算了，但他没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各种勉励坚持，然后我想每一个做大事的人应该都具备这种品质吧，无论多艰难，他们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有很多烦恼的地方，唯独放弃不在自己的选项里。

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前，李鸿章各种办法筹措军费需要购买炮弹更新设备，但预算一降再降也没能到位。

居安思危是一种很难获得的能力吧，慈禧和大臣们都会觉得眼下又不打仗，不如先把日子过舒服，军事嘛就先拖一拖，等有钱了就给你，也担心李鸿章掌握的权利过大。

但钱代表的就是资源分配，资源总是有限的，每时每刻都是稀缺的，顾全一方就必然要有其他方面的牺牲。

看剧的时候因为开了上帝视角，就会很生气，你们怎么这么天真这么无能，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但事实呢，打仗的时候你北洋舰队必须冲锋，没有武器也得上，仗打输了，北洋舰队全员包括负责人李鸿章本人都是第一批需要负责的人。

慈禧和其他大臣不会因此反思早知道不修园子了，早知道把钱都拨给军队了，早知道听李鸿章的建议只守不攻了。

都不会，他们只会责怪你让我大清倾力打造的舰队付之一炬，你无能才没能打赢。

毕竟甩锅是历史传统。

那么，最后到底是让谁好看了？

让北洋舰队全体士兵好看了，让李鸿章好看了，让百姓好看了，慈禧和光绪也好看了，那些大臣第二次最后也好看了，但那又如何了？

当大家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没有他法，只能尽力说服领导做对的事，尽力平衡同僚利益可以共同促成对的事，意气的去证明你错了吧，I told you，没有任何意义，后果都是大家一起承受。

电视剧里详细描述了两次丧权辱国的谈判过程，感悟各不相同。

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作为清国代表去日本进行停战协议谈判。

然后日本的狂热爱国主义公然在大家上对他进行了枪击，没致命但重伤。

然后李鸿章在日本首相及王公探访时，就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有心理准备，我来之前大家告诉我不要来日本，日本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不一样，是很奇怪的。

俄国皇太子四年前不也是在日本遭到暗杀。

但是英法美告诉我，日本现在已经进化为现代化国家了，不会再那么野蛮了。

现在看来，大家还是不够了解日本啊。

”那个刺杀者以爱国之心做出的自我牺牲奉献之举，其实是在给这个国家形象抹黑，虽然他也受死了，但代价也得国家付。

当然站在我国立场上马关条约依然极度屈辱，但这是甲午战败以及东北不停失守导致的。

最后签署的条件比原本日本可以谈到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了，少了一万亿两白银的赔款，山东也未在主权上让渡，因为日本担心因为此事，其他列强各国会介入谈判，故而需要迅速谈定做出让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一样，义和团成员当街杀害德国驻华大使，后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的那段谈判让我热血沸腾，让我见识到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味自我抬高没用，一味妥协也没用，谈判的核心还是要基于事实，摸准敌我底线和核心诉求。

他先是让联军统帅介绍各国将领，不卑不亢，然后介绍期间三两句模糊点出俄国日本来找我国私下有商谈，细节一律不给机会，各国心里一定会犯嘀咕，他们之间利益如何分配也是需要争夺的。

然后开始谈判，首先承认现实，西方大获全胜，我方军事实力相差甚远，理论上西方可以为所欲为，对方就不会认为你接下来的话只是在逞口舌之快。

然后告诉你们瓜分中国可以，但你们绝对守不住，四亿中国人都会奋起反抗，大家也不得安宁，然后拿出少有的娘子关胜仗举例，深入内陆联军一定会深陷其中讨不到好处。

赔款十亿不是我方不愿意付，但逼到绝境的话，我国经济全面崩溃，你们一分钱都没办法拿到。

最后明确提出诉求，慈禧不能杀，赔款我赔不起你们可以自行调整，但一定以我可承受为主，最后地不能分。

提完就走，多争辩无意义。

最后，联军考虑到实际情况：和美洲等国不同，中国人口众多且聪明，又一直是统一国家，要么放过慈禧勉强维持一个稳定政权，要么弄成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状态，还是前者更符合各国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他们无力全面殖民。

赔款也按照人均一两降到4.5亿，接受把锅甩给义和团和“奸臣”身上。

谈判当然非常精彩,但核心还是对大局看的足够清楚，敌我各自的痛点在哪里。

然而，支撑晚清最重要的大功臣李鸿章却承担了百余年的骂名，因为他签署了马关条约，他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世界就是这么讽刺。

梁启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议和前，去找李鸿章的一段谈话也很有意思。

大家在不同位置，但彼此却都很尊重，可以敞开了聊，非常君子，只是各自政治主张不同罢了，非个人恩怨。

梁启超说如今有上中下三策，上策，率兵北上除掉保守派，完成君主立宪（康梁维新派）；中策，联合孙中山等革命势力推翻清政府，李鸿章做总统；下策，继续代表清政府议和，勉力维持清政府统治。

李鸿章自然是选下策，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忠诚，他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我其实也是蛮认同的，从历史进程来说，李鸿章自己应该也清楚这不能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统治力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他是清朝大臣，他不能“谋反”，他只能促进改革。

人与人的身份和背景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事只能有些人来做。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滚滚向前的吧。

纵观这几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不知道西洋科技已经如此进步，战败后努力改革。

但保守力量依然强大，康梁维新变法，看起来似乎是改革派过于激进导致变法失败，但我理解，冒进的问题固然是存在的，但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双头领导，太后希望光绪能扛起国之大事，用新领导去推进改革，但她又无法真的放弃权利，一个国家要做大的变革，势力斗争必然不会是和平的，一定会很惨烈，但她又无法坐视这种惨烈，那就只能功亏一篑了。

其实我不认为慈禧是保守派，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支持改革的，无论是重用李鸿章还是让光绪来主导维新，都是在默许改革。

但她又是矛盾的，他不希望步子迈得过快，也不能忍受权力失控。

光绪励精图治的决心是有的，也没有慈禧那么重的人情负担（和大臣王爷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他缺乏政治经验，有点心急走极端。

但我觉得无论是慈禧亲自主导维新步子慢一点，还是光绪一人主导维新碰点壁都比双头领导要好。

甲午战争不自量力，不客观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只一味瞧不起日本小国，受不了挑衅冒犯，就擅自出海迎战，太幼稚。

但这种幼稚还可以理解，毕竟中日还有得打。

但义和团逞匹夫之勇，杀掉德国公使，慈禧反而借助义和团去和联军打，就是天真了。

两次战争前动员都无比正义，可歌可泣，但是仅凭着爱国之心卫国之志是没有用的，只有再文学作品中才可能仅凭这些逆风翻盘。

这些精神当然值得歌颂，但现实中力量对比才是最重要的，看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打的时候真的太痛心了，比看任何其他惨烈的战争还要心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散兵拿着落后的冷兵器去和手持枪炮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打仗，这根本不是战争，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只能叫屠杀。

逞口舌之快，还一时屈辱都没有意义，只有发展自己变得强大了才有真正的尊严。

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慈禧被迫远避西安，真的痛了，所以回来之后下定决心要革新。

一个人可能不是真的痛，是很难走出当前的舒适圈的。

慈禧回銮两年后，第一次前往天津视察革新成果，对变革的速度和成果都很不满。

从戊戌变法到巡视天津这时少说也有4年，而康梁变法总共也就103天，如果当时光绪和康有为不那么急迫，能够更循序渐进一些，会不会接下来的100多年就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路线。

当然，从孙中山的理论来说，无论如何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保皇改革路线最终也会失败，因为革命和保皇必然是冲突的，革命动员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指导思想不自洽，二者必须择一，革命必须要彻底。

袁世凯虽然投机分子，但确实还挺有能力。

可是越看到后面确实越觉得只有革命才可以，主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迫于外界的改革才可能推进。

慈禧的改革必须在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损才愿意，比如光绪的维新一开始是支持的，但发现光绪不用他的了，就不允许了。

立宪必须要做，那预备期就12年，不管身后事。

袁世凯是改革派，但光绪恨他，所以绝不能让光绪上，哪怕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维新改革的各种势力阻扰每一桩每一件摆在面前都好难，身边的太监、庭前的大臣、天下的科举考生，每一个时代向前都要牺牲一大批人，一个没有情感纠葛的新的领导群体还好办一些，至少少了情感牵扯。

慈禧离去之后，建立的内阁，皇族占主导，所以民众失望。

所以好多看似某个事件偶然造成了历史的转折，但纠其本质还是挺必然的。

如果慈禧没有活那么久，光绪的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吗大概率也不会，因为他无实权，很可能根本控制不住局面，可能更早就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孙中山之所以像袁世凯妥协，也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

袁世凯之所以无法统治，是因为他没有清晰的统治理念只会办事，不能给人民希望。

他只适合二把手，不适合一把手。

杨度对孙中山的一番评价真的精彩，袁世凯看不懂孙文，不认为他有改朝换代的实力。

杨度说他起义了十次全失败了但他就是一直坚持，为什么那么多能人强人愿意跟着他干，因为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心里大大的一个诚字，所以很多人追随。

袁世凯不能理解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他笑称一回国就就任临时大总统就不能说他没私心。

杨度反问说曹操完全有称帝的实力却不称帝是私心还是公心？

是私心，因为他害怕背负篡位的骂名。

但是孙文却不，他一心想要实现共和的理想，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抓住不会放弃，其他的都不在他的考虑，这是为公，可以说他没实力也可以说不合时宜，但不能说他有私心。

这段话和我前面对慈禧的感觉很像，她这一生都是不肯放权却又害怕背负骂名。

看完走向共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的统治会不稳固，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完全是在顺应国际去专制向民主的潮流，不像其他的朝代更迭都是通过艰苦的战斗才换来的，中华民国更多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胜利。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体制机制是一群率先开化的革命先行者和有志之士用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方式创设出来的，完全没有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那时的民众和官吏普遍都没有觉醒，一下子用最彻底的民主方式去统治势必会非常的脆弱。

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全盘学习美国，所以才会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一系列曲折，一个国家要改变总不会一蹴而就。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处理真的很值得深思。

宋教仁刺杀案直接指向是赵秉钧，但赵秉钧到底是袁世凯指使的，还是真的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这个不好下结论。

但无论如何，当大家开始要调查赵秉钧的时候，袁世凯表面上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把赵秉钧的职务解除了，并且让这些议员们放心大胆的去调查赵秉钧，但背地里呢？

他非常不愿意他去接受调查，因为怕扯出很多其他的以前的历史的问题。

所以，就让他死掉了，这个其实真的还蛮恐怖的。

赵秉钧去找袁世凯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他还以为袁世凯真的要保他让他先去做直隶总督躲一阵儿之后再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那就是末路啊，对方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你了。

这种例子在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经常看到在查重大的贪腐案之类的，突然那个人就自杀了。

要么是真的自杀，保全家人，要么就是被迫自杀。

必须让线断到他那里，不能牵涉到更高层面的人。

所以假如真的遇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清醒的判断，要站在更高那个层面的人的角度去判断，他到底留你还是杀你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保全自己了。

在我国整个共和实验的阶段中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都很有意思。

曾经在清政府里面袁世凯是改革派，但是到了真正的共和的阶段，他反而成了保守派。

当然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他一开始走向共和也是因为那是大势所趋，但是真正到共和他发现他身为大总统却没有什么实权的时候，他对这个制度就产生特别大的怀疑。

权力有很多种体现啊，除了个人意志没有办法得到贯彻以外，确实是你想为国家半点事儿，也办不成。

他的心态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化的，执政越来越寸步难行，每一天都在制衡和讨论，实事儿却没办成什么，就越来越觉得共和这个制度不好玩了。

袁世凯说的一句话很对“民主，我也渴望民主，但民主是个过程，总要先集中力量建设，把国家富强起来，这个国家积重难返，最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民主，而是保守的民主。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很有意思，袁世凯称帝前也犹豫再三，他也很怕，身边的人分为两派，以杨度和袁世凯的儿子为主的一派主张君宪制，以梁启超徐世昌为主的支持不改变政体。

杨度一直以来都主张君宪，君宪有好的地方，但前提是君主没有变更，比如大清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变革成为无实权的君主可以，这有利于政权交替的稳定性，和袁世凯推翻了清廷又自己称帝虽然都是君宪，但本质已经截然不同。

梁启超曾经也是君宪制的倡议人，但他清醒的认识到国体不可频繁变更，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儿戏似的随意更改。

一开始如果是帝制专政进步到君宪，这是进步，但一开始无论基于什么考虑走上了共和，这时再退回君宪就成了退步。

这个关键点袁世凯和杨度忽略了。

此时袁世凯只愿意听他想听的。

国力孱弱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选择外国列强的表态很重要，袁世凯的儿子每天给他送假报纸，全是列强赞成中国实现君宪的报道。

可以说是他儿子出于私心想要蒙骗袁世凯进而获得君宪制下继承权利的资格。

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小心求证各国态度，就轻率的相信了几分假报纸，这似乎很不可思议。

这是人性中很值得反思的一面，我们都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观点的正反面都有支持的理由和证据，如果只选择性的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消息会造成严重的信息确认偏误，想要提高理性决策能力那就必须要抛弃主观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各种讯息和观点。

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称帝，虽然他最后放弃了帝制可国家已经乱了刹不住车了。

想来也可笑，集权人治的反噬谁也躲不过，袁世凯军政大权于一身，逼退了清朝，段祺瑞黎元洪也逼的袁世凯一病不起。

袁世凯死前有一句话说的对“如果他都掌控不住这个国家，那就没人可以掌控了。

”，袁世凯退位后，的确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

袁世凯如果没有走称帝这一步，历史对他的评价应该会正面很多，他干了很多实事，和平的从帝制过渡到共和他也功不可没。

然而就这一步，他就从推动历史变为历史的倒退了，功再也没办法抵过。

孙中山这边的心态变化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捍卫自己共和的理想，但客观来说，孙中山他还是把自己和其他所有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区分。

他自己在临时政府里面实行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的权力很大，但是当他要把总统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就成了内阁负责制，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极大的约束。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建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民国这就是绝对的第一大党，竞选局面是即将在议会里面占绝大多数。

而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党魁，他理所当然可以控制或者是施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制度下，其实孙中山可能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掌控者，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可能他才愿意让袁世凯去做这个总统，他不去竞选总统。

表面上看似大公无私，但实际上还是牢牢的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上，并非我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孙中山，但袁世凯一定会怎么想。

所以在这一步的博弈后袁世凯就彻底的不信任国民党和孙文了。

在宋教仁刺杀案之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但孙中山他自己本身确实不擅长于军事也没有什么军事力量，没有办法跟北洋抗衡。

除此以外，国民党的党员所担任总督的那15个省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他的起义，所以孙中山感到非常气愤，他作为一个党魁，却无法对他党的党员施加足够大的影响力，孙中山认为这是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核心原因。

所以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修改党章的时候和黄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因为孙中山意识到了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他甚至希望把效忠孙中山写进党章里，也因此和黄兴等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这个心态的变化就很有意思了，我不认为说，孙中山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贪恋权力的人，我不想这样去揣度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认为我如果来集权是不危险的，因为我本身不眷恋权利，我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共和，和袁世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所谓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就是不要赋予任何一个个人过大的权利，要有一整套机制去制约。

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孙中山的政治理念的主张和他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逻辑不自洽的地方了，因此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根本的区别吧。

当后来国民党的统治也开始出现腐败，几大家族开始垄断经济又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道德优势丧失的同时也没有过硬的统治实力，共产党后来取而代之也就不会很意外了。

当然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大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再也不是独立演化的了，是融入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大争斗之中的。

我党可能在一开始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什么逻辑不自洽的地方。

他没有举着共和的大旗，在当时我们的国民没有养成民权思维，最起码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

并且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集权统治上千年，环境又特别复杂，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不集权的话一定会乱。

但同时又一定不能是封建的帝制的那种集权，我们依然要民主，我们要制衡权力，所以我们就选择党内制衡，选择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没有唯一的统治者，也不能传递权利，但同时我们又是一党执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会沦为空谈主义。

看了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种种矛盾，我觉得我非常理解民主集中制就是最适合我们的，而不是要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你又想专权，或者真的完成了共和，但是又没有办法维持国家的稳定或者没办法真正推动国家的硬实力进步。

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曲折前进是必然的。

我党能稳定统治这么久，是找到了博弈的最佳结合点，不完美，但民主集中制确实是现阶段最适合我国的统治模式了，我以前只是学了也记了，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现在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并敬佩。

03年《走向共和》在央视播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偶尔周末的晚上打开电视机看了一些片段，当时就觉得很不错，梁启超在广州劝谏李鸿章的那段我若干年后还是记忆犹新，抱着对于那个时代的兴趣，大三的寒假开始断断续续地补完了《走向共和》，59集的电视剧在看完之后并没有让我觉得酣畅，更多的是沉重，今日之中国何来，明日之中国何去，这样的思考一直伴随着观剧过程的始终。

太多那个时代的人名在剧中如走马观花般地出现和离开，名气小一点的，如盛宣怀，邓世昌，瞿鸿畿，离开那个剧情便再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即便他们在曾经的那些故事中显赫一时。

名气大一点的，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也只能长袖起舞若干年草草下场，即便他们在曾经的中国叱咤风云。

历史承载了太多人的努力和奋斗，也见证了太多人的泪水和失意，但无一例外地让我记住了他们在那个国家民族前途未卜的年代里的所作所为，也许在电视的荧屏上，他们都只是戏子，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都是人物。

剧终之后对于那个时代的那些中国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开始关注他们曾经的经历，他们为了什么会在那个时代走向前台，又为什么以失意告终，也算是《走向共和》对我起到的历史科普启蒙吧。

《走向共和》为我们观众稍稍整理了一下近代史那笔理不清的糊涂账，翻开了中国历史最沉重的那一页，古代中国的强盛没能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国被列强鱼肉，被邻国觊觎。

也就是那个年代，那些有志之士面对当时的困境开始设想，规划，付诸实践，洋务运动，君主立宪，走向共和，他们的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只是，今天的中国是他们曾经憧憬的那个么，想到他们的努力，不禁自问，要今天我们怎样的幸福，才能对得起昨天他们的牺牲。

如果不是，我们这代人又该肩负起怎样的责任，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不把这份责任再留给后人。

剧中的描述让我留下了一些对于历史凌乱的思考剧中的人物不再是曾经无聊的教科书上冰冷的人名，刻上那些被意识形态强加上的定论，慈禧也忧国忧民，不仅仅只是专权乱政，破坏变法，太后收拾维新派更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支持皇帝要弄掉太后，面对统治更迭之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放任改革的进行，自古亦然，放在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的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实际统治者，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又岂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内部改革举步维艰，外部改革必然带来动乱和不安定，如何才能走出这条艰辛的政治改革之路，也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李鸿章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小时候书上说他卖国，长大后觉得这种事情应该却也是无奈之举，看完《走向共和》就更觉得李中堂不易，两袖清风高谈阔论自是容易，譬如翁同龢这类腐儒，但却是于国无用之人，李鸿章的确聚敛了些钱财，的确任人唯亲，但如果不是他在历史的车轮前，在列强的炮火下螳臂当车，清朝早就亡了吧，只可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李中堂再多的努力也只是让这个腐朽的朝廷有了些许光鲜的外表，含沙射影也好，借古讽今也罢，那个时代的中国，和现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袁世凯的皇帝梦终究做了100多天还是破灭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用在他身上应该是恰如其分，前半生的袁世凯小站练兵，推行洋务，建立中国的现代警察制度，南北议和避免了流血牺牲，光鲜亮丽，后半生说是糊涂也好，昏聩也罢，专制独裁的帝王梦只是昙花一现的泡影。

在袁世凯死后的数十年中，北洋的那些军官依然在中国的政坛叱咤风云，当我看到小站练兵时的那些营长的名字都是那些熟悉的北洋军政首领时，还是挺震撼的，用人选材，袁公的确高人一等，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成也好，败也罢，这样的人物无法简单的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来评价，历史上最多的，也正是这样的人。

孙中山是近代史为数不多的几乎全面倾向正面评价的人物，国共都非常尊敬，一生为了理想奔走呼喊的民主战士，面对大总统的位子可以让给袁世凯，只要中国可以共和，中国千百年来尔虞我诈的政治故事中怕是鲜有这样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正因为理想，他不计失败，百折不挠，他的声音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何谓民主与自由，让一切想复辟帝制的人成为了历史的笑柄，明年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了，先贤们的热血早已干涸，不知他们曾经的理想是否还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心中，不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看着中山装袖口上的三粒纽扣时，是否会想到孙先生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向往，想到共和国司法立法执法的独立，想到中山装暗袋所代表的弹劾。

《走向共和》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思想，孙中山倡导的共和国虽然让人憧憬，但即便是百年后的我们也不能给他答案，只怕习惯了官官相护尔虞我诈的中国人玩弄起政治来依然如鱼得水，三权分立到最后演变成三权勾结。

杨度倡导的君主立宪虽然被历史上写进了代表落后的那类内容，但对于民智未开的中国社会而言，开明的专制未尝不是更加稳妥的手段。

不论如何，百花齐放的思想和冲击比一言堂要好的多，有思考的可能才有进步的可能，历史的每一次进步无不是从思想的碰撞开始的，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才有走出现状的可能性。

国父的共和梦，我依然憧憬着，《走向共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剧，只是当做解闷的电视剧来看未免有些奢侈吧，它在历史的角角落落敲打着我们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思考，走向共和，这条路还有走多久，如果不是走这条路，我们又应该往哪儿走。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一定要给出一个答案。

2010年4月15日凌晨于大学宿舍

李中堂，真是强大清第一裱糊匠收卢布，卖边疆苏州城外还杀降签条约，亲列强避战保船丢北洋兴洋务，办工厂倒闭收割千万两阿古柏，进新疆吓得中堂直发慌冯子材，打胜仗转眼中堂卖精光学外语，去西方自比铁血俾宰相俾公听了心发慌还好我不是李鸿章去日本，中一枪号称少赔一亿两要是真的能这样，为啥不多中两枪？

俄英法，美日德，个个都夸李中堂。

中堂签字最爽快，不多BB不抵抗。

胡雪岩，左宗棠一个逼死一个亡大清朝廷记住了，惹谁别惹李鸿章！

中堂治国安天下，赔完银子赔边疆。

粉丝听了大不服，我中堂背锅太冤枉，大清王朝不姓李，怎能怪我李鸿章。

上有妖婆传懿旨，下有百姓来骂娘。

内有朝臣多掣肘，外有列强来复枪。

中堂听了微微笑果然一代不如一代强东南互保不听令，平叛屠城杀光光。

朝臣不死就流放，中堂唯怕各列强。

两袖清风为官去，死后遗银近亿两。

安徽李府千顷田，上海别墅叫丁香。

字画古玩不计数，五代子孙未败光。

时人百姓多亮眼，两句评论心中藏。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中堂粉丝多奇志，论我洗脑太张狂，不问史料不问书，只问！

走向共和，看过吗？

导演有美学追求有人文追求，就是历史追求差了点，自己构架了一个北洋大清，但真是好戏，极其有诚意，部分穿越情节，只怕是作者自己想问，想起来，那个时代也真是历史的高光时刻。

争取看到了50多集，实在没法看完，开始对李鸿章慈禧的美化尚属能够接受的范围，后来越来越偏离历史，这样花了力气拍出来的大片和抗日神剧有什么区别。

理解作者试图用历史观表述在当时的历史中，历史人物不像后面书本上那样脸谱化，那样不堪，每个人都有历史局限性，后人不能只用结果去否定历史人物的贡献。

但是把历史局限性表述为伟光正，这样也不对吧？

慈禧李鸿章历史自有公论，有历史局限性的一幕，也有自身的昏庸反动的一面，替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史人物翻案是要有史实做基础的。

部分美化与穿越（比如甲午海战击毙日本亲王的事明明发生在台湾的中日战争，而且也不好说是击毙），使得作为正剧的存在基础动摇。

可以看得出本剧拍摄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急于颠覆史观而主观臆测太多，这何尝不是一种失败？

站不住脚吗。

试图对主流史观做颠覆，其实更应该谨慎。

当然，全剧花了很大力气，在当时应该也会引起很多思索，这是其进步的一面，在中国的电视剧历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用心之作，只是如果出发点错了，那怎么拍都难称上乘。

说起神剧，《大明》和《走向》一直被豆瓣所推崇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受此影响，看了两部剧，拍摄制作方面基本是无可挑剔，绝对的高质量但是也仅限于此了《大明》还算比较好一点，因为主要是在权谋，即使过于在意刻画权谋，而失去了真正的治国理政，眼界有些窄小，但是影响不坏而《走向》这部剧，影响过于恶劣我之前还打过五星的高分，现在看起来真是年轻了因为当时对晚晴的历史没有过多了解，加上受大环境影响，对教科书的偏见天真的以为真的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当我真正了解那段历史之后，才觉得这句话的搞笑“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情”，是看结果的，而不是过程李鸿章办了一辈子洋务，结果是水军全军覆没、陆军大败，赔款割地直接让日本崛起左宗棠收复新疆，保住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内地的战略缓冲区李鸿章死后，各大银行存款上千万两，“宰相合肥天下瘦”啊左宗棠死后，存银几万两李鸿章真的配不上“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这句话，他只是一代人捞了几代人花不完的钱而已其间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跟沙俄谈判他就卖国得了300万卢布才过去不过一百多年，就有人急着翻案了，这部剧也是几个历史学教授联名要求停播的，现在看来。

真是史学家的良心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剧，拍的越好，影响只会越坏，毫无可取之处